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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豆子收了眼淚（1）
現在的人，很少有人能體會到挨餓是個什麽滋味。
而我和不少同齡人，還有上一輩的人，一提起“挨餓”這個字眼兒，便會心照不宣地想起那三年。1960年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二年，正是最難熬的時候。
“自然災害”，自然有之，蘇聯人逼債也無可否認，但我們自己的冒進浮誇，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吧。我曾在電影“加映片”（注：這是共和國幾代人熟知的名詞，大概新的漢語詞典不會再收錄了吧）——新聞簡報中見過一片結穗兒的稻田，密密的稻子上躺上一個人，硬是掉不到地上。地頭兒插了塊牌子，上書“畝產萬斤糧”……當然其中的荒謬，都是後來我們才知道的。
我那會兒還小，哪裏曉得這些，隻知道餓肚子難受。好在不是我一個人餓，我爸媽妹妹也餓，認識的人都餓。中國人自古“不患貧，患不均”，俗話說：“天塌大家死，發水也不淹我一家子。”於是餓得無恨，餓得坦然。
後來讀到毛主席的警衛寫的回憶，那年月，共和國第一家庭的聚餐，那細節也是寡淡得很：老人家眼見自己的小女兒用一小塊兒饅頭蘸碟子裏剩下的菜湯吃，故意用手中報紙遮住臉不忍看，而一旁的江青已潸然淚下。
不過那時普通老百姓難得有饅頭吃，我們家能吃菜團子是幸運事，更多的時候是高粱麵——不同於高粱米麵的是，它是帶著高粱殼兒磨成的，產量是提高了，但極難消化。於是，常聽到如廁的人哼哼唧唧，痛苦的景況不忍回睹。我依稀記得那年非體力勞動者每月糧食定量是27斤，重體力勞動者42斤，而其中絕大部分是粗糧。要是現在，恐怕吃不了那麽多。可當時，除了糧食，再少其他，魚肉蛋甚至蔬菜皆憑票證供應，於是這點糧食就成了人們攝取蛋白質維生素等營養的最主要來源。
如今見麵兒說誰“胖了”，尤其對年輕女士說這話，她會不安。而在那個年代，你想胖也胖不起來。胖了鬧不好會遭人猜忌。那時若有誰胖了，多半是“胖”（讀陰平音）了，即浮腫了，小腿一按一個坑，那可不是好事，是病。
我那時瘦得可以，瞅著跟“人燈”似的，和後來從熒屏或雜誌上見到的非洲饑民相差無幾——我媽抱著我妹領著我在長春勝利公園拍的那張照片，後來讓我撕了。原因是我的第一個戀人要看我兒時的影集，我嫌那模樣丟人。
現在想來有些後悔，我的少年“風采”，王剛困苦童年的時代見證，就這樣被虛榮心給*了。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毛主席這條重要指示，當年真起了重要作用。麵對“帝修反”的高壓和封鎖，加上“自力更生”的氣概，真個是“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我們一家人也“自己動手”了。
城裏人也知道農曆的節氣了，那年“穀雨”前後，一家四口兒，按照爸爸事前踩好的“點兒”，天蒙蒙亮，便奔了長春西郊的一片廢棄的煉鐵工地。那是舉國“大煉鋼鐵”時遺留下來的，遍地疙疙瘩瘩的耐火磚，蒿草叢生。我們撿去磚頭，拔掉蒿草，幹到太陽偏西，手指磨出血來，才清理出巴掌大的一塊地。
又一個禮拜天，又是全家動手，將那片“未開墾的處女地”挖了，鬆了，一垵一垵撒下種子。那是一粒粒黃豆，平時絕對舍不得吃的“高蛋白”，爸爸說不能多撒，一垵隻準下三粒。
種豆子收了眼淚（2）
整個夏天，我心裏總掛念著那塊地，有空就往那兒跑。眼看地上躥出了芽兒，眼看小苗分了蘖，眼看長出一片片葉子……那一小片綠色成了我和我們一家人最大的希望所在。
接下來，要間苗。拔掉的苗也沒丟掉，拿回家來煮湯喝。大約是自己種的緣故，感覺那味道別樣鮮美。還要除草，要滅蟲，要澆水，要施肥。
所謂“肥”是漚過即發酵的糞便。我在地頭兒專門挖了一個小小的糞池，從附近的農村大道上拾來馬糞牛糞，倒進地中，再和上些水與土，有時趁四處無人再補充點兒自產的肥料。總之，我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農業生產八字憲法，即“水、肥、土、種、密、保、管、工”，全心全意地侍弄著這塊寶地。
初秋，豆子結莢啦，綠綠的，玲瓏可愛，上麵還有一層絨毛。這時的豆子就叫“毛豆”，若放上花椒大料加鹽煮了吃，是很難住嘴的，非吃到肚子發脹、不停放屁不可。這份兒口福我已久違了，眼下我們又舍不得。爸說，一定要等豆子完全成熟了才能摘，那才有分量，有營養。那年月，黃豆是稀罕物，是人們攝取蛋白質的主要來源。
過了國慶節，算算該去收豆子了。這天，又是一大早起來，又是一家四口，懷著迎接收獲的喜悅奔向西郊。
行前，我從鄰居家借了一條大麻袋，爸笑嗬嗬地提醒我說“用不了那麽大，那塊地收不了多少豆子”。可我還是擔心，怕麻袋小了裝不下。媽還準備了三雙線手套，除了妹妹——她還太小，不到五歲，每人一雙。她說：熟豆莢和豆秧紮手。
一家人先乘3路電車，再換6路，到了終點站，又步行。為什麽我會記得這麽清楚？因為這次“收獲”對我來說太刻骨銘心了。
這一路，爸媽輪換抱著妹妹，媽還不時哼上幾首歌兒。一向不苟言笑的爸爸，竟如醉了般哼起京戲來。我上躥下跳，跑前跑後，猛然覺得自己很像西天取經的孫悟空。於是靈感來了，我手搭涼棚，擠眉弄眼，逗得妹妹王靜嘎嘎直樂。
說說笑笑，蹦蹦跳跳，不知不覺到了我們家的這塊“飛地”，寶地，自留地。
還有一段距離呢，我就停下腳步，把那條大麻袋撐開，手套也戴上了。正要跑上去大幹一場，這時候，走在前頭的爸爸回過頭來，快樂的神色蕩然無存，換成一臉的——怎麽說呢？——我永遠記得，那臉色是那樣地可怕。
爸張口結舌了一會兒，猛地蹲下去，將攥在手裏的手套摔在地上。他雙手抱頭，我再也看不見他的臉，爸爸肩膀似在抽動。
真的聽到了哭聲，可那是媽媽的哭聲。
我幾步躥到地頭，第一感覺：我一定走錯了地方。可很快發現，我挖的糞池還在，我們清理出的耐火磚還在。
而我們的豆子沒了，我們全家種的，全沒了！連豆秧都沒了！
一家期盼了半年多的豐收果實被人連根兒拔了！
一粒都沒剩，一棵都沒剩，隻留下一片空地，和壟台兒上一個個的坑兒。
這一幕的刺激，這一下的傷害，至今仍耿耿於懷，到今天寫下這一段還感到無比地難受。
整一個冬天，我都在詛咒偷我家豆子的人。
父親的巴掌（1）
1961年的春天來了。人民廣場一片新綠，杏花綻開了粉紅色的蓓蕾，但我卻感受不到多少暖意。原因嘛，一則那年春寒，二則還是經常填不飽肚子。
4月29日的晚上，我早早躺下，卻怎匆菜?蛔擰Ｄ塹共皇且蛭?觶?羌ざ???一?盍誦砭玫腦竿??魈煬鴕?迪鄭?乙?雷猿嘶鴣道爰以緞辛耍?/p>
現在看來，目的地實在稱不上“遠”——九台縣的飲馬河，離長春也就一百多裏地。可我那年還不滿13歲呀！
我失眠了，一直聽到隔壁媽媽和妹妹的房裏那架老式掛鍾敲了三下，才蒙矓睡去。
夢中我見到了爸爸。他正駕著康拜因——聯合收割機，行駛在金燦燦的麥田裏，特像我們常在蘇聯電影裏見到的情景。
我向他招手，他也向我招手。
他停了，我飛跑過去，一跳就跳進了駕駛室——一間玻璃小屋。
爸爸朝我笑，我也朝他笑。
爸爸的臉又黑又亮，胳膊上的肌肉疙疙瘩瘩的，雪白的背心兒上印著鮮紅鮮紅的四個大字：勞動光榮。
“爸爸，讓我開吧！”我嚷著擠進他的懷裏。
我緊貼爸爸的前胸坐穩，後背能感覺到爸爸的體熱，鼻子能嗅到那熟悉的卻又久違了的“爸爸味兒”。
轟——康拜因開動了……
丁零零——鬧鍾把我吵醒了，睜眼看到的卻是媽媽的臉。
“寶兒，起床了。”她輕輕拍了拍我的腦門兒。
“媽，我夢見爸爸了，他可棒了！”我邊說邊從被子裏伸出雙手，做駕駛狀，好像還在康拜因的小玻璃屋裏。
“好了，好了，快起來吧！”媽媽有點不耐煩了。
我忙捂住被頭，故意板起臉說：“別介，媽，你要閃著我呀！”
“眼瞅著要自個兒出門了，還這麽嬌氣！快點兒，再磨蹭就趕不上頭班火車了！”
媽媽說完回身又進了廚房。我轉頭一看床上的鬧鍾，六點多了！忙一骨碌爬起來，穿上媽媽早已為我備好放在椅背上的幹淨衣裳，也趕到外屋，胡亂洗了把臉，一屁股坐到飯桌邊上，擎等著吃早飯了。
媽媽端上一碟醃蘿卜，一碗高粱麵粥，還有仨窩頭。
我風卷殘雲般吃著，當我伸手抓起第二個窩頭時，又撂下了。
一直坐在對麵看著我的媽媽挺奇怪：“怎麽不吃了？”
我說：“還有您和妹妹哪！”
媽媽欣慰地看著我：“我們還有。要出遠門了，下頓飯不定什麽時候吃呢。全吃了吧。”
媽媽用紙包好那兩個窩頭，塞在我的包裏。
來到火車站，擠在“盲流兒”（指當年外出逃荒討飯的人們）的隊伍裏，登上了開往吉林的火車。
一路上，我一直站著，也沒有地方坐。我始終緊緊地抱著我的包，生怕被擠在我身邊的麵帶菜色的“盲流兒”偷了或搶了去。
這種事，在當年司空見慣。前不久，家裏偶然做了一回白麵饅頭。為了把那甜美的滋味品得時間長一點，上學的路上，我邊走邊吃，一小口一小口地，細細咀嚼。不料，被一位穿著還算整齊的叔叔一把搶過去。他先啐上兩口唾沫，連跑也不跑，就站在我的身邊大吃起來——我永遠忘不了他的那副表情，凜然，淡漠，接近麻木，還有幾分譏諷的笑意。不知道他是嘲笑這個世界還是嘲笑他自己。
嚴酷的環境讓人學會像動物那樣“護食”，這本身就是觸目驚心的。
車到飲馬河，我下了車。摸摸我的包，圓圓的，鼓鼓的，那兩個窩頭還在。
邊走邊打聽，我大約走了十裏路，總算來到了爸爸下放的那個屯子。
屯子不大，也就二三十戶人家。該是開午飯的時間了，卻看不見哪家的煙囪冒煙。
父親的巴掌（2）
屯子裏很靜，一條瘦狗蹲在村口。它冷漠地看著我，一聲不吭。城裏的孩子沒有不怕狗的，但我是個例外。我也友好地看著它，它大概覺得有點無趣，噴了噴鼻子，轉過頭去。
終於找到了爸爸住的房東家。我打開門，喊了一聲：“爸——”
東屋出來一個老大娘，打量了我兩眼，露出笑容，說：“你是老王的兒子吧？你爸給我看過你的照片。”
大娘要接我手裏的包，我卻死死抱著不放。
大娘把我帶進屋裏，屋裏光線很暗，一股混雜著爛土豆、芥菜疙瘩的黴味撲鼻而來。大娘用襖袖擦了擦炕沿，讓我坐到炕上。
我問：“我爸呢？”
“你爸呀，還早著回來呢！他和老董下地去了。”老董是跟我爸爸一起下放鍛煉的叔叔。
我覺得很失望。大娘又問：“還沒吃晌午飯吧？”
我點點頭，又搖搖頭。爹媽囑咐過我，不要吃別人家的飯。現在誰家都不易。
大娘走到外屋去了，剩下我一個人在裏屋閑坐。
我側身靠在牆上，這才感到好累好累，不久，我就打起盹來。
半睡半醒之中，忽然聞到一股香味，我睜開眼，貪婪地吸著鼻子。
這時，外屋傳來大娘的聲音：“孩子，把簾子掀開。”
我下了地，掀開麻花布的破門簾子。
大娘端著兩個大海碗進了屋。她把碗放在炕沿上：“快吃吧。”
我愣在那裏，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那是一碗白花花的大米飯和一碗油汪汪的雞蛋羹。
我不知道是該吃還是不該吃。
大娘一把將筷子塞在我手裏，說：“趁熱快吃吧。”我又咽了一口唾沫，實在抵不住這飯菜的誘惑，大米飯和雞蛋羹真的是好久好久沒有見過了。我怯生生看了大娘一眼，端起飯碗狼吞虎咽起來。
飯吃到一半，外屋響起了腳步聲。
我急忙放下飯碗，掀開簾子跑了出去。
“——爸！”
爸爸一臉的驚喜。
可轉瞬間，聞到了什麽味道，爸爸的臉色變了。他快步走進東屋，我想跟進去，可爸爸轉頭又出來了。還沒等我反應過來，爸爸一巴掌扇掉了我嘴邊的大米飯粒。
我的腮幫子一陣火辣辣的疼痛，眼淚緊跟著流了出來。
大娘一臉愧疚地護住我：“是我讓他吃的……”
旁邊的董叔叔一把拉過爸爸，大聲對他喊：“老王，你這是幹什麽，孩子大老遠來看你，你一句話沒說……房東也是好意嘛！”
爸爸看了大娘一眼，臉比我還紅。躊躇半天，他擠出三個字：“謝謝了！”
此刻，我真的有點恨爸爸了。倒不光是因為他那一巴掌，還有他說“謝謝了”口氣的淡漠和不通人情。董叔叔把我和爸爸推進西屋，我擦幹眼淚，從一直挎在肩上的包裏拿出一個硬硬的窩頭：“爸爸，董叔叔，你們還沒吃飯吧……”
我看見爸爸和董叔叔的眼圈紅了……
半年之後，爸爸回到了長春，我打聽那位董叔叔，爸爸說：他死了。為了撈菱角，淹死了。
等我真正長大的時候，爸爸才告訴我：當年那家房東成分是富農，所以……唉，你這孩子……
少年“下海”賣香片
記得1961年，長春的冬天特別地冷，我之所以感到特別冷，大概是因為我們肚子裏油水太少的緣故。
當然，也不是絕對沒有好吃的東西，可是太貴了。一般人買不起。所謂“議價”，在我記憶中，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比如，有一種議價糖，拇指大小，外麵包了一層薄薄的巧克力，裏麵就是白砂糖，卻要賣到4塊多錢一斤。而那個時候，城裏人凡上班做工的都堪稱工薪族，人均月薪也就40塊左右。我還記得，一條又瘦又小的羊腿，可以賣到20塊錢。我媽媽曾帶我到長春西安大路一家清真飯店，咬牙買了一盤燒羊肉，比玉米粒大不了多少的羊肉塊，我數了數，不到20塊。至今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那盤菜13塊6角。
從那時起，我深深感到：錢還是很重要的。起碼能使我填飽肚子，甚至解解饞。
爸媽工資有限。我家的鄰居，同學的家長似乎也沒誰更富有。那時候如果聽說誰的爸爸一個月能掙100塊錢，我們就推測，他爸爸一定是個大官。
有一天，鄰居劉家的老二突發奇想，要拉我們一塊去掙點錢。因為要過年了，而爹媽是不會給多少壓歲錢的。怎麽掙呢？劉家老二說，咱們胡同拐角有一家小商店，賣香片，一盒100張，賣3塊錢；而市場上零售，5分、6分都有人要。所謂香片，也就是煙盒大小的卡片，上麵印著各種花鳥人物，散發著一股香味，人們可以用它當書簽，或當現在的賀年卡用。
在我們的眼裏，這無疑是一種奢侈品。當然，現在的人們是沒誰瞧得上眼了。
據劉家老二探得的消息，現在來說就是商業情報了，這種香片似乎隻有這家小商店批發著賣，別處根本見不到，真是奇貨可居嗬。於是我們定下來要做這筆生意——賣香片。
做買賣得需要本錢呀，可上哪兒弄呢？萬般無奈，我跟爸媽撒了一個謊，說下學期的學雜費要提前交納。媽就給了我3塊錢。
3塊錢正好買一包香片。
劉家老二要帶我們去附近的五商店街邊去賣，我卻堅持要奔二商店，因為那兒離我家和學校都較遠。何以舍近求遠？這是怕同學和熟人看見。
那天，天早早就黑了。還沒吃晚飯的小哥四個，急忙奔了二商店，在一個大櫥窗前麵，一字排開。地上捕了一張破報紙，我把那100張香片鋪成一個扇麵。
我壓低帽簷，低著頭，袖著雙手，蹲在地上看一雙雙來回走動的腳。
盡管我有些心跳，但我還是盼望著有一雙腳在我麵前停下來。可是沒有，人們在我的麵前匆匆而過。
我始終一聲不吭，而我兩旁的小夥伴們卻大聲地叫賣起來。
“快來買嗬。噴噴香的香片，隻賣5分錢一張了……”
這時我發現，他們的叫賣真的產生了效果。有一兩個人在他們跟前停下腳步，我側目而視，眼見著人家的買賣開張了。報紙上的一張張香片越來越少，錢越來越多，我眼紅了，心裏很難受，可我還是張不開嘴。
當人家報紙上隻剩下十幾張香片的時候，我的肚子開始咕咕叫了。一陣陣冷風卷著小清雪向我襲來，我的身子開始發抖，連牙齒都在打顫。我終於忍不住了，大叫了一聲：
“快買香片啦，3分錢一張！”
轉瞬間，眼前一張香片也沒有了。我撿起一堆毛票，揣進兜裏站了起來，這時發現，我已經走不動道了，兩條腿不知是凍得，還是蹲得，已經完全麻木了。
有人在我後麵踢了一腳，回頭一看，是劉家的老二。他的眼睛瞪得老大老大，嘴裏大口大口地呼著白氣，說話聲哆嗦著：“你想幹啥呀？你他媽的，不說好5分錢一張嗎？”
我沒回嘴，隻嘟囔了一句：“我想回家。”
走在回家路上，老有一種做了一回賊的感覺，像偷了誰家的東西，又僥幸沒被人抓著。
僥幸得太早了，當晚，我挨了爸爸一頓胖揍，因為爸爸聽鄰居家的同學說，學校根本沒讓交學雜費。
爸爸問我拿錢幹什麽去了，我心力交瘁，隻好實話實說。我把所有的錢都交了出來，卻對不上數了，差了好幾毛錢。
我想，大約是我急於回家，沒有收淨，或者被某些顧客給坑了。
這便是我一生中頭一回做買賣，也是唯一的一次。
差點隨劇團離家出走（1）
那是一個匱乏的年代，然而對我來說，精神生活還是挺富足的。
出了家門往東不到100米，就到了胡同口。左邊是朝陽劇場，說是劇場，卻經常放電啊Ｏ衷諢叵肫鵠矗?磯嗟纈岸際竊諛嵌?吹摹Ｏ瘛斷牟?簟貳讀心?謔?隆貳讀心??918》《祝福》《三毛流浪記》等等。當然，也看過很多戲，其中大部分是京劇和評劇。
許多外地劇團也常來此演出，像天津建華京劇團、麒派老生劉漢臣的《四進士》《徐策跑城》，著名武生董文華演的《美猴王》，甚至連秦腔《火焰駒》《三滴血》，還有福建泉州木偶戲團演出的傀儡戲《水漫金山寺》和《解放大陳島》，等等，我都在這個劇場看過。不是我多麽想看這些戲，關鍵是不花錢，全是蹭戲看。但耳濡目染，我漸漸地看出了一些門道，進而喜歡，然後開始模仿。
為了學麒派演唱，我曾喊啞了嗓子，弄得在課堂上無法回答老師的問題。後來我明白，我那是東施效顰。麒派鼻祖周信芳先生原本就是個啞嗓，他把這不利的條件變成自己獨特的演唱風格，輔之以頗具韻味的念白，灑脫帥氣的身段，獨樹一幟，另創一派，成為我國四大須生之一。而我全學了一些“末節”。
說來可笑，麒派沒學成，我改學馬派。一段《借東風》剛學到“倒板轉回龍”，懂行的人說，我唱言派更合適。於是，我終於學會了一段《讓徐州》，至今還算得上我的拿手好戲。
對於京劇的癡迷，加上在各種戲班裏混得臉兒熟，許多行家前輩便逗我，要我今後就吃他們這碗飯。
那時節，我簡直變成了一個“戲癡”，成天介隨著劇團，甘願當“苦力”——幫著叔叔阿姨們搬行頭拿道具。那一次，劇團要離開崇智胡同了，卡車緩緩啟動，我情急之中，竟然登上了汽車的踏板。
心裏話說：他們去哪我跟到哪兒。
劇團的人開始還跟我嘻嘻哈哈：“對啦，甭回家啦，跟我們去天津吧！”我興奮得不能自已，以為汽車真的要把我帶向遠方。
車開得很慢，因為在胡同裏，不能加速。我攀著車窗，在踏板上驕傲地左顧右盼，胡同裏的孩子們向我投來羨慕的眼光。
可惜這個“少小離家出走”的夢幻也就維持了兩三分鍾——準確地說，也就幾十米的路程。汽車到了胡同口，停了下來，劇團的叔叔把我抱下車。他們友好地朝我搖搖手，汽車絕塵而去。
隻留下我，傻站在原地。
其實，我也沒有認真考慮過這碗飯是否能吃一輩子，隻是覺得好玩，過癮。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所謂“理想抱負”談不上，出發點也僅限於此。
小學快畢業前，我真的偷偷報考了戲曲學校。
初試時，一個剃光頭，紮板兒帶，穿燈籠褲，腳蹬一雙灑鞋的老師聽我唱完了一段《讓徐州》，便從考桌後走到我的麵前，撩起我前額上的頭發。我本能往後躲，這是我平時最忌諱的舉動，因為從小我的前額就出奇地大，我最怕小夥伴們衝我念叨那句順口溜：锛兒頭，锛兒頭，下雨不發愁。而眼前這位老師還拍了拍我的前額，驚奇而讚賞地說道：“這孩子，勾臉兒，帶盔頭，都不用剃光頭了。”
緊接著，他扯開嗓子唱了一句：“勸嫂娘，你休流淚，免悲傷……”這是《赤桑鎮》裏包公的唱段。他讓我跟他學，我隨口跟他唱：“……百年之後，弟就是你戴孝的兒郎。”末了，這位老師一聲“好”——竟嚇得我一哆嗦。老師又拍了拍我的大腦袋說：“你有腦後音呀，唱什麽言派？改學銅錘花臉吧，過兩年，準是一個小裘（裘盛戎）嗬！怎麽樣，就跟我學吧。”我傻笑著點點頭：看來，言派又要改裘派了。
差點隨劇團離家出走（2）
初試順利通過。正當我躍躍欲試、滿懷信心要進入複試的時候，這事讓我爸媽知道了。他們批評我不務正業，沒幾天我三姑也知道了。我萬萬沒有想到，別滴腋改福?土?胰銜?恢弊釤郯?搖⒗斫饢業娜?靡艙境隼春峒幼櫪埂?/p>
這一天，三姑突然出現在我家，一反平時和藹可親的神態，和爸媽一唱一和，軟硬兼施。
究竟說了些什麽已經不怎麽重要了，隻一句讓我刻骨銘心：
沒出息的東西，你幹什麽不好。卻要去當戲子！
命運使然，從更為寬泛的意義上講，我還是當了“戲子”——如果三姑還在世的話，真不知道她該作何感想。
無論如何，終於沒能上成戲校。按著三姑的教導，我還是靜下心來學好功課，爭取今後做一個有出息的人吧。
從此，我便很少再進劇場了。沒事兒出了胡同口，往右便是吉林省博物館，節假日就在博物館裏打發時間。這裏有固定的展覽項目，一是社會發展史，二是物種起源。另外一些不斷更換的展覽項目就五花八門了。
博物館往西，不過200米，就是我說的圖書館。它隸屬於朝陽區文化館，其實稱它為閱覽室似乎更合適。但對於當時的我來講，進了這座小小的圖書館，等於遊進知識的大海洋。
在這座圖書館裏，我知道了魯迅、巴金、郭沫若；在這裏我讀到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在這裏，我還結識了托爾斯泰、果戈裏、車爾尼雪夫斯基、高爾基、莫泊桑、雨果，我甚至還偷看了當時幾乎被列為禁書的“三言二拍”。
要知道，一初中學生，很多生僻的字是認不得的，我經常左邊放著一本書，右邊放著一本《新華字典》。看一會兒書，查一會兒字典。書看了不少，字也認得越來越多了。
記得1961年的冬天，是我在圖書館裏度過的最漫長的假期。學校沒有煤來燒暖氣，寒假放了近兩個月，我差不多天天待在圖書館裏，往往成為閱覽室裏最後一位離開的讀者。
那真是一段美妙而神奇的時光啊：時而與關張趙馬黃為伍，時而和一百單八將結伴……閱讀改變了我的形態——準確地說，大家看到的戴眼鏡的王剛，就是從那時“煉”成的。開學後，我的座位又換到了頭排，倒不是因為我調皮搗蛋需要監控，而是因為我戴上了一副近視眼鏡。
那年月，我還有兩大業餘愛好，一是集郵，二是裝半導體收音機。於是有空就往長江路跑。長江路口有個大郵局，旁邊還賣半導體組件。三極管、二極管幾毛錢一個，電容、電阻一塊錢一大把，雖然次品廢品居多，但總能挑出不少好用的。記得我由礦石收音機裝起，沒幾個月就能裝四管超外差式收音機了。當年也算個時尚，就像眼下的孩子們玩遊戲機，玩電腦，甚至自己攢電腦差不多。暑假一到，我往長江路跑得更勤了，或用錢買，或用幾張郵票換回一些半導體組件。
自覺比同齡人“先覺”“早慧”，可能跟這些經曆有關。
1966年，我讀高二。樓上是即將畢業、麵臨高考的師哥師姐們。
那年春夏之交，我總往二樓跑，看那貼滿走廊牆上各個大專院校的招生簡章。雖然考大學還是一年後的事，我已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了。
幾番比較，幾番斟酌，我定下了自己的升學誌願：第一，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係。第二，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係。第三，吉林大學外語係……
我抱定了誌願，盡管是偷偷地，但心勁兒十足。時至今日，其他老師的名字，包括班主任，大多忘記了，唯有英語老師記得很清楚：郭雪芳，馮連珍，祁梅，陳四維，沈繼湯……這中間也有沒在課堂上教過我的，但我也沒少求教於他們。比如祁梅老師就曾給過我一本大學英語本科二年級的教材，那裏邊選了不少外國文學名著的段落原文，比如狄更斯的《雙城記》等，我竟看得比讀中文小說還上癮。
隨著“三年自然災害”的結束，隨著各項政策的逐步落實，大環境比前些年寬鬆了些。由於誌願已定，在加倍努力學習英語的同時，我也開始盡力關注國際局勢的發展變化，開始“放眼全世界”了。
從1964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我現在還留有印象的大事有：南非的“非洲之矛”司令納爾遜?曼德拉被判終生監禁；剛接任被謀殺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之位不久的約翰遜下令出兵越南；二戰同盟國三巨頭之一的丘吉爾去世；美蘇宇航員首次在太空對接成功；蒙博托推翻剛果現任卡薩武布政府；印度尼西亞發生排華事件，蘇加諾總統將權力移交給陸軍司令蘇哈托，中國印尼斷絕外交關係；南越（這個名詞也早已成為曆史）一個僧人在街頭點火*，抗議吳庭豔的專製統治；美國無人駕駛的航天飛行器“測量者1號”在月球軟著陸，並將珍貴的照片傳回地球……而這些風雲變幻的信息，大都是從自己組裝的半導體收音機裏獲得的。
到了1966年的年中，我便無暇、也沒那個心思繼續關注國際風雲變幻了——原因很簡單，大風暴來臨了。
我們欠他們一個反省
這十年的記敘，可以從這兒開始。
這十年的畫麵很多，記得好多人聚集在長春人民廣場，我騎個自行車到蘇軍烈士紀念塔那兒，把車子架好了，站在後座上看造反派攻打長春市公安局。極其強烈的印象：造反戰士用的是冷兵器，空心的鋼管，一頭兒斜削下去一截，就是一杆紮槍，一紮，血順著鋼管的空心流下去，人就完了。搭著雲梯往上衝，攻打巴士底獄，還是巴黎市政廳？我那時候年輕，隻懂得看熱鬧，覺得挺刺激。
接著我也進入了這片紅色風景。
6月起，開始“停課鬧革命”。原以為鬧上幾個月，還能重新走進課堂，誰知從那時起，我就永遠告別了課堂生活。更冤的是那些高三學生，誌願都報上去了，拉開架勢要參加高考了，一紙通知下來，便一頭紮進了革命的旋渦。精力最旺盛的這一代人，就這樣丟掉書本，拿起毛筆，寫起了大字報，戴上了紅袖標。
“*”風潮席卷全國，學校的“運動”也是如火如荼。
校長被鬥了，書記被鬥了，許多教師，尤其老教師和英文教員幾乎無一幸免。他們或多或少都能查出些“曆史問題”，罪名也是五花八門。例如，“崇洋媚外”是外語老師的。最“經典”的案例，一位名叫陳四維的老師，他的帶有封建色彩的名字犯了“破四舊’的忌，當然沒什麽好果子吃；馮老師，一位自尊敏感的女性，挺不過連番批鬥，跑到化學實驗室，喝了硫酸，結果沒死成，燒壞了食管和大半個胃。
而這種傷痛，是可以表述的，是可以要求歲月補償的。絕大多數人，在時代的狂飆下，無力地前行。大多數人，收獲的是失落，是一種價值的折耗。一個民族，為此付出代價。
悲劇就在於此。
回想起碰到莊老師那一幕，我至今還在想，為什麽我會同時湧起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體驗？
這莊老師教了三十多年書了，在學校堪稱*，據說早年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念過書，他是老師們當中唯一總穿西裝的。以往無論是站在講台上，還是走在外邊，總是昂首挺胸，派頭十足。有學生背地裏叫他“莊鬼子”，他隻要遠遠地走來，總有人哼著電影《平原遊擊隊》裏“鬼子進村”的那段著名進行曲為他伴奏，這效果實在是滑稽，惹得大家一陣亂笑。那時的我早已不“淘”了，我尊敬莊老師，他課教得好。有時背地裏我還稱他“莊先生”，他聽了似乎特別高興。
此刻，這位莊先生就跪在我眼前，被弄得如馬戲團的小醜一般，但我一點兒都不覺得這模樣可笑，隻是有點不知所措。
我掃了一眼空空的教室。我明白準是那些造反派們將莊老師鬥完了，又去幹別的——這麽熱的天兒，多半是遊泳去了，留下他自己在這裏繼續反省“罪行”。
而多會兒回來，能不能回來，全由他們的興致而定。
好半天，莊老師一直沒有抬頭。他雖未看到，但肯定聽到教室裏進來人了，他大約以為還是那些剛才批鬥他的人。
我用很小的聲音衝他說：“這兒沒旁人，你起來吧。”
他抬起頭，和我的目光隻對視了一下，就又低下頭去。那對視也就一瞬，但我看見了他滿眼的淚花和一臉的羞愧，沒有悲哀，更沒有憤怒。
猛地意識到，此刻，他不求誰來憐憫他，“搭救”他，他還想保持最後一點的可憐的“顏麵”，根本不願意讓我看見他這副樣子。
我轉身跑出了教室，好像羞慚的應該是我。
30年之後主持“東芝動物樂園”，有這樣的體味：動物王國的“生物鏈”細琢磨也蠻殘忍的，但那是自然規律，舍此無法維持平衡。人與人是同類啊，何必如此相殘“相煎”？
那是一個隨時都感覺到敵意的時代，然而傳播學意義上的仇恨，和現場感的體驗又是兩回事。
多年後，演播《夜幕下的哈爾濱》，裏邊曾提到“知恥近乎勇”，意在為自殺者開脫。一天，借著酒勁兒，我曾問小說的作者陳璵一個頗為唐突甚至有點殘忍的問題：“陳老，您‘*’時被鬥成那樣，沒想到自殺嗎？”
陳老坦然回答：“想過，褲腰帶都解下了，可一想到老伴和孩子，又係上了。”
同樣的問題，我也問過在部隊文工團當過團長的老焦，焦老師笑著說：“第一次挨批鬥，懵了，被塗了一臉的墨汁走回家去，低著頭怕見人，就這麽一直往前走，結果不知不覺又從大院的後門上了街，一幫小孩兒朝我扔石頭，我才轉頭回了家。那一宿沒睡，真不想活了，可第二天，我見挨鬥的人越來越多，也就不想死了。”
然而終有挺不住的，那年夏天，老舍先生便投了太平湖。
不管是死了的，活著的，我都尊敬愛戴他們，因為，在那個特定的年代，活著，死了，都需要勇氣，都是大丈夫。
當然我也會憐憫另一些人，那些逼得馮老師喝了硫酸的人，那些給莊先生戴紙帽掛牌子的人，那些逼得陳璵老師差點上吊的人，那些往焦老師臉上塗墨汁的人……
有人辯解說那是“革命需要”，那是“大勢所趨”，那是“被政治熱情衝昏了頭腦”，那是因為“年輕不懂事”……但起碼我當年沒“熱情”到那個程度，盡管我也年輕。我自然也參加過不少批鬥會，也跟著喊過口號，但我終不曾動過別人一手指頭。我至今也說不清，我當年為什麽沒那麽做。按照我愛出風頭的脾性，這樣做似乎也符合邏輯，而我沒有。我還為此“自得”過。
巴金後來回憶那個年代時寫道：“那些年我口口聲聲‘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為什麽呢？我不用自己的腦筋思考，隻是跟著人舉手放手，為了保全自己，哪管犧牲朋友？起先打倒別人，後來打倒自己……想想可笑，其實可恥！甚至在我甘心徹底否定自己的時候，我也有兩三次自問過：我們的文化傳統到哪裏去了？我們究竟有沒有友情？我們究竟要不要真實？”
讀過巴老以上這段話，我那幾分“事不關己”的自得感沒了，代之以深深的思索：一個曾受過嚴重*的人還在譴責自己，而那些*過他人的人何以就處之泰然？
“狗崽子，滾回去！”（1）
真沒想到，電腦的字庫中竟有“串聯”這個詞，對當代青年人來說，這個詞是陌生的，怪異的。而對我這一茬人，這個詞卻能勾起許許多多值得回洌?踔量梢源笫樘厥櫚耐?隆?/p>
“串聯”又叫“大串聯”，或“革命大串聯”。它的表麵意義可以理解為：全國大中學生紅衛兵小將串通聯合起來，統一部署，統一行動，同仇敵愾，向資產階級司令部及一切牛鬼蛇神作堅決的鬥爭。
而它的實際效果，用一句話便可說明——免費旅遊！
記得1994年的春運報道，突然令我不合時宜地回想起那一段“免費旅行”曆史。那年春運期間，車站碼頭，萬頭攢動，擁擠不堪，有報道說：定員108位的車廂竟擠著四五百人，而廁所裏硬是塞進14個人。
這記錄也許絕後，卻並非空前。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這陣勢，我見得多了。
我的第一次“串聯”實在是毫無準備。
那是1966年的8月，即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首次接見紅衛兵後沒幾天。
接近中午時分，在吉林大學數學係讀書的表哥來找我。他們班幾個同學約好了要去北京，問我去不去。
去！我二話沒說，推上自行車就往外走。
表哥說：“你要先騎車回家，再去車站，可就來不及了。”
“那就直奔火車站！來，上車！”
我馱著他，飛似的趕往長春車站。
到那兒都快1點了，開往北京的60次快車應該發車了。可那列火車顯然還沒有準時出發的跡象，因為仍有不少旅客擠在進站口，絕大多數是青年學生，最容易區分的特征是：他們不像其他旅客那樣手中高舉著車票。
把自行車停在票房子旁邊，鎖好了，我轉身拉著表哥朝車廂衝鋒……
完了，人山人海，隻能遙望車廂。
我掉頭就跑：“疤哥，跟我來！”表哥臉上有塊疤，所以我這樣叫他。
一口氣跑到了貨運站口。那兒隻有一位穿深藍製服的鐵路工作人員在那兒把著，我上去央求。這位叔叔用奇怪的眼光看著我，用例行公事的口氣回答：“這是貨運站，客運在那邊。”
說完，便不再理我。
我急得不行。這時，客運站口那邊隱約傳來有節奏的口號聲，細聽，是“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
不知為何，我真的激動起來，跨前一步，拉住那位大叔的手，緊緊握住，還拚命地晃動著，丹田運氣，筋肉也隨之抖動：“大叔！行個好吧，我們要去北京，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呀！”
我說到“毛主席”的時候，眼淚奪眶而出，大叔顯然也被這現場效果震撼了。他露出了百感交集的樣子，抽出手，在我的背上拍了一下，抽抽鼻子，顫聲說：“進去吧！”
我和表哥邊喊“謝謝”，邊往裏飛跑。
我突然想起什麽，又折回頭跑到大叔的跟前，從褲兜裏掏出那把車鑰匙硬塞到他的手中：“大叔，麻煩你！打個電話讓我爸爸來取車，就放在票房子旁邊，是輛鳳凰28的。我爸的電話是……”
我胡亂摸索著，大叔攤開手：“寫我手上吧。”
我也沒時間客套了，在他手心兒上寫下我爸單位的電話號碼和我爸的名字。
寫完我就追表哥去了，耳聽背後傳來那位好心的大叔的喊聲：
“替我們工人階級向毛主席問好——”
現在想來，那時候“左”，但那時候的人又真好，那般單純質樸，像這位鐵路大叔的情感絕不是做出來的，更不是誰逼出來的，他是真心熱愛毛主席，真的以為我們能把“問好”捎給毛主席，而我也真打算這樣做，以此來報答他。
“狗崽子，滾回去！”（2）
我和表哥是從窗戶鑽進火車車廂的，小桌麵上好幾個鐵路專用的大白瓷缸子全讓我們碰掉了，而進得車廂才意識到：裏麵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我荒蓯謅?判欣羆蘢櫻?挪仍諦∽郎希??弊煲裁幌凶牛??糯蠹也歡細吆艨諍擰?/p>
“毛主席萬歲！”“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響徹車廂。
火車開動了，旅客們經過一番自我調整，重新排列，我總算有了落腳之地，心情也漸漸平息下來。
車過了公主嶺，連午飯都沒吃的我開始感到餓了。
我捅了一下緊挨著我的表哥：“餓不？”
他搖了搖頭，沒再說什麽。他來找我之前大概已吃過飯了。
等過了四平站，不爭氣的肚子一個勁兒地叫，我實在挺不住了。我想等下一站停車時，一定通過窗戶從站台上買點吃的。至於餐車，是休想擠得過去的。我開始找錢，可周身上下裏裏外外搜了個遍，才湊出1毛2分錢。這點錢雖說不多，但那年月買倆燒餅或一個麵包還富餘。
可轉念一想，不行，得留著，到了站下了車，要去四姑家，得乘公共汽車的。這時，我才想到，北京還有四姑這家親戚呢，而且我還知道，四姑住東四前炒麵胡同。
就這樣，不吃不喝，一直挺到天黑。也多虧不吃不喝，再加上出汗，要不沒地兒撒尿去——早聽人講，廁所裏都擠滿了。
不吃不喝能忍，可不睡覺真難熬。聽到最後一聲報站好像是“唐山”，過後便再不記得，顯然我是睡著了，站著睡著了——站著能睡著覺，我若不親身經曆，打死也不信。
突然，響亮的樂曲聲將我驚醒，那是車上的廣播在放《東方紅》。平素幾乎每天都聽，但今天的感覺就是不一樣。從車窗望出去，正是東方泛紅的時候，火車正駛進北京站。我們真的到了北京！我們就要見到毛主席啦！
我和表哥，不，應該說全車的人，困頓全無，個個興高采烈。
口號聲複又響起，我隨著人流向車門口走去。沒走幾步，感覺腿已經不是自己的了，沉得很，木得很，隻是被前後左右的人夾著往前移動……出了車門，便跌坐在站台上。
表哥也坐下了。我們揉了半天腿，才互相攙扶著站起來。
往前邁了幾步，又覺兩隻腳疼痛難忍，低頭一看，原來已經腫了，塑料涼鞋一條一條地鞋麵和鞋幫都勒進肉裏。
索性將鞋子脫掉，我光腳向出站口走去。
還沒走出地下道呢，前麵的人就自動排上了長隊，還不止一條。細問方知，出站口的大廳裏已設了好幾個接待站，分別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我這時才知道，當時還不接待中學生。
此時，表哥也找到了他吉林大學的同學，我便混在了他們的隊伍裏。
我們算“東北方麵軍”被分到了西郊馬神廟的北京商學院。
我們被專人引導著，井然有序地登上了等在站外的大客車。我注意到，引導我們的顯然也是個學生，與我們不同的是，他穿了一身草綠色的軍裝，左臂上戴了一條紅色的胳膊箍兒，上邊印了三個黃色大字，毛體的三個大字“紅衛兵”。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紅衛兵。
在客車上坐定，我才有心思看看北京站這座建築。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貼滿牆上的紅白相間的一條條標語，我印象最深的，一條紅色的寫的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一條白底黑字寫著：“狗崽子，滾回去！”
所謂“狗崽子”指的是“地富反壞右”的子女，他們想加入革命陣營，但認出他們身份的紅衛兵不買他們的賬。我雖不在此列，可心裏也有幾分不舒服。我下意識地看了看四周，真的有幾個人神色不自在，默不做聲低著頭，與情緒激昂搶著往外看的大多數人形成鮮明的對比。
莫非這堆人裏就混有“狗崽子”？想到這兒，我立刻收回眼光。我對他們似乎有幾分同情。他們剛來，就要“滾回去”，天知道將是什麽樣的命運等待著他們。
客車一路向北開。原本以為要經過天安門的，誰料穿過長安街竟進了一條小胡同，從幾乎擦車而過的小門小戶的門牌上知道，我們走的叫“朝陽門南小街”。
第一次來北京，最想見到的建築便是天安門，聽車上的人議論，也都一般心情。可眼前卻是鱗次櫛比的一座座小廟似的房子，而且全是灰色，看著了無生氣。
左拐右拐，車子開進了北京商學院。
一個教室住二十人，打地鋪睡。表哥和他的同學安頓下來就去吃早點啦，我則不管這麽多了，倒頭便睡，一覺到天黑。
醒來渾身軟綿綿的，一天半水米未打牙。我暈暈乎乎地去了學生大食堂，如流民被舍粥般排隊領來一份兒飯菜，狼吞虎咽，風卷殘雲。不一會兒，盆兒幹碗兒淨，又重新排隊領第二份兒。好在吃白食不花錢，我那一毛二仍揣在懷裏。
混飽了肚子，我才想起，該去四姑家看看了。
大風暴下，我“裏通外國”（1）
那天來到東四前炒麵胡同表姐家已經晚上8點多了。
四姑家四口人：四姑、四姑夫、表姐、表姐夫。四口人住三間房，雖撬暮顯旱摹暗棺?印保?匆菜憧遝ā?/p>
正所謂“姑表親，輩輩親，砸斷了骨頭連著筋”，四姑見到我格外地親，加上她隻有一個獨生女兒，待我便如親兒子差不多。而我卻覺著很不好意思：大老遠來的，竟然兩手空空。當時，我手頭隻剩2分錢，那一毛給了公共汽車的售票員。
表姐仍如我前幾年見過的那樣好看，大眼睛，白皮膚，一頭的自然卷發。而表姐夫乍一看，卻實在配不上她——表姐夫身材矮小，貌不驚人。更令我吃驚的是，一個在北京教語文的，講起話來還有點地方口音，後來得知，他原籍是河北農村的。
我開始有些納悶兒：表姐怎麽這樣沒眼光？再一想，我似乎找到了原因：表姐“家庭出身”不好，我那四姑夫偽滿時當過軍官，算是“曆史反革命”。忽又想起北京站關於“狗崽子”的那條標語，表姐能嫁出去已屬不易，還能住在北京，更是值得慶幸的事。於是我也就見怪不怪了，更何況經過一番長聊，表姐夫給我的印象相當不錯。
表姐夫雖有點“怯口”，卻特別能說。他先誇我講話沒有東北口音，又說來北京這麽多年，他的普通話一直說不標準。由此我看出：他很敏感，也很聰明。他心裏非常清楚他的弱點，於是他來個先發製人，把你的第一印象自己先抖摟出來，感覺是自謙，其實透著自信。
這一招兒給人印象很深，多年後我也使過。比如，一次主持晚會，我的搭檔是位名模，她身高1米83，再穿上高跟鞋，整高出我一頭，並肩一站，觀眾就樂了。
我沒樂，隻是無聲地側臉仰視著她，心甘情願地讓反差效果多停留一會兒，觀眾笑得更歡。
一直等笑聲沒了，我才開口：“有誌不在年高，有才不在身高，我就喜歡和高個兒女孩子在一起，因為人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樣的女孩兒能願意和他在一起，這小個子必是有什麽特別的本事。”
觀眾哄堂大笑，掌聲如雷。我輕鬆而自信地主持下去。
自信當然不能盲目。當年表姐夫的自信是有理由的。對我這麽一個高中學生而言，畢業於北師大中文係的表姐夫真是個大文學家，大學問家。文學是他的本科，自不必說。聊起曆史乃至政治經濟國際形勢來，他也能引經據典，口若懸河。他似乎特鍾情於魯迅及其作品，講起來更是如數家珍。我倆談得興起，話題自然涉及現實。
我冷不丁問了他這樣一個問題：“要是魯迅活到今天，會怎樣？”
他張了張口，好半天沒說出話來。
最後他苦笑了一下，說：“時候不早，睡吧。”
第二天，四姑給了我兩塊錢，我自己去了天安門廣場。
《我愛北京天安門》，這是當年流行的一首歌，也是我多年不散的情結。這個“結”從那個夏日開始總算是係上了。
那天我把天安門廣場和周遭地帶足逛一通，又信步走進中山公園。在“五色土”旁邊，我碰見一個穿襯衫還打著領帶的年輕人，是黃種人。中國人現在還有這打扮？隻在爸爸早年的照片上見過類似的裝束——還有遭到批鬥的莊先生，就是因為一身洋裝惹的禍。
那陣也不懂盯著人看是欠缺禮貌的，我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看，發現他也正在看我，還向我走來，招呼道：“你好。”
他的發音聽來很別扭，洋腔怪調的。外國人！朝鮮戰友？越南的“同誌加兄弟”？哎呀，該不會是“蒙修”（“蒙古修正主義”簡稱）吧？……我無暇細想，也回答：“你好。”
大風暴下，我“裏通外國”（2）
他又開口了，這回講的是英文，我聽懂了：他是個日本人，首次來中國，來北京。希望“多加關照”……
我也用英語作了自我介紹。
我為我能聽懂他的話而興奮不已，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與外國人用英語對話。
他似乎也為能在這兒遇到一個能交流的對象而振奮，忙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硬紙片，雙手遞給我。
到現在我仍記得，那上邊印的是“東京某某株式會社，北原武彥”。“武”字被鋼筆劃掉，上邊填了個“一”，其他的字很像我們20世紀50年代中期學過的老漢語拚音，可又不是。許多年後才明白，那叫“假名”。更是許多年後才知道，那張硬紙片叫“名片”。
他指著名片上的字向我解釋：他爸爸叫“北原武彥”，而他叫“一彥”。顯然這是他爸爸的名片。
我當然不懂得交換名片的禮儀，即使懂得也沒有——直到今天也沒有。更可笑的是，我甚至不懂得名片是贈給我的，心想這麽金貴的“卡片”，他怎麽會隨隨便便送人呢？
幸虧多了個心眼，沒有在“國際交往”中丟醜。聽說直到20世紀80年代，還有人不懂名片的功用，別人遞過來，他看了，又恭恭敬敬還回去，把對方搞得很尷尬。
記得接過名片時我還冒出一句日本話：“阿裏嘎叨（謝謝）。”這還是我媽教給我的——經過偽滿那段的東北人大都會幾句“小鬼子”話。
北原聽了更是欣喜異常。接著我們邊走邊聊，大多用英語，間或蹦出幾個中文或日文詞兒來。
直到臨別，他熱情地請我寫下我的住址以便今後聯係，我猶豫了，隱約覺得：不能留。但看著北原那期待的目光，又不好意思不留。
最終我在他遞過來的另一張名片上瞎寫了一個住址和姓名。
回到四姑家，隻有四姑夫在，我大大咧咧地把剛才的經曆講給他聽，還把那張名片拿給他看。
多少年後我都會清楚記得那場麵——我真了不起啊，我一個不經意的“壯舉”能把一個人嚇成這個樣子！不記得哪本古典名著寫的：臉像“成了精的冬瓜”，一會兒青一會兒綠一會兒白。毫不誇張地說：我四姑父當時就這模樣！
他拿著名片的手直哆嗦，如風雨中的樹葉，他猛地爆發了出來，表情還帶著幾分凶狠：“小剛啊，你！你，你膽子也太，太大了！你這叫，叫裏通外國呀！”
我忽然想起他的“曆史問題”，後悔不該跟他炫耀這段兒。
我轉過來安慰他：“沒事兒，誰也沒見著。”
“你這個傻小子！那可不一定啊——”四姑夫說完又將名片塞回我手裏，輕手輕腳走出房門——估計他是去了院門口，看看有沒有人盯我的梢兒。
沒一會兒姑父又轉回來，擦著一腦袋的虛汗說：“把名片給我！”
“幹什麽？”我不懂事地抗拒。
他瞪著眼拖長了聲調：“不能留著！”
見他如此認真的樣子，我老大不情願地把名片刖斷成兩半兒，賭氣地丟在地上。
四姑夫又把名片撿起來，劃了根火柴燒了。
他不知叮囑了我多少遍：這事兒千萬不能告訴別人啊，可千萬千萬……
姑夫變了一個人，整天蔫了吧唧的。看到姑父受到如此大的刺激，我才湧起一股悔意，並跟著惶惶不安起來。
同時慶幸多虧沒給北原留下我的真實地址和姓名。
第二天，四姑夫到了中午也沒起床。四姑輕聲告訴我他病了，我當然知道這“病根兒”。
我有點愧疚，決心不在四姑家住了。
晚飯後，我提出要回商學院。四姑、表姐、表姐夫真心挽留，連四姑夫都在裏屋緊著喊：“小剛別走啊……”但我還是走了。
快出胡同口兒了，表姐夫追上來，塞給我10塊錢，說：“有空就來，我挺願意和你聊的。關於魯迅的那個問題，下次你來，咱們再探討。”
我由衷地點點頭，心想：姑夫麵無人色的那一幕，真的能加深我對這個“魯迅假設”的理解。
以後，我又去了四姑家幾次，每次又必同表姐夫一通神聊，但誰都沒再談起這個話題。
再以後，聽說表姐夫進了魯迅研究所，也不知這個問題他研究出來沒有。
我見到了毛主席（1）
那一天，我終生難忘。
那是1966年8月31日。
天剛亮，我們這些睡在大通鋪上的外地學生便被叫起，抖掉滿身的幹草——也許還有虱子跳蚤，我們叫它們“串聯蟲”，匆匆吃過早點，便由當時還算北京西郊的馬神廟步行趕往天安門廣場。
來自“五湖四海”的紅衛兵聚集在那裏等待毛主席的檢閱。
這是他老人家第二次接見紅衛兵。而第一次是在8月18日。就是那次，他把“紅衛兵”的袖章戴在了胳膊上，並親口對一個叫宋彬彬的女學生說：要武嘛。後來那女生真就改名為“宋要武”了。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如火如荼，進而由“口誅筆伐”發展為“文攻武衛”——多少革命小將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獻出了年輕的生命。這是後話。
剛進廣場坐定，我就發現這次和上次不大一樣。“8?18”的場麵從報紙上見過，毛主席隻在天安門城樓上遠遠地向密密麻麻的紅衛兵們揮手。而這次廣場上卻留出了車道，道兩旁由解放軍戰士組成人牆，將學生們隔成了一個個方陣。
莫非毛主席要下來？我猜測。
若真如此，我可不能傻坐在這裏。
想到此，擠在方陣中間的我便開始一點點往邊上蹭，一直到我能嗅到眼前一個戰士的臭膠鞋味兒。
直到下午2點左右，“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炸雷般響起，原本席地而坐的我們“呼啦”一下全都站起來，向前擁去。戰士們手拉手，如抗洪搶險般堵住洶湧的人潮。
毛主席真的從城樓子上下來了。他的車離我越來越近。
主席高高站在那輛檢閱車上向我們招手。
車緩緩地走著，漸漸駛過西邊的華表。
偉大領袖的敞篷吉普車離我隻有四五米的距離了，我一下撲向我前麵的解放軍警戒線。緊接著，後麵幾個紅衛兵也跟了上來。秩序一下就亂了。
戰士們拉了這個，跑了那個。我拚命掙脫了一個緊抱住我的戰士，一個趔趄跌向主席的車前。
車停了。
我發現我的雙手正扶著那輛嶄新的北京吉普的右前燈。
我抬起頭來，目不轉睛地望著“我們心中的紅太陽”。那一刻如同印在我腦海中的照片，至今難以忘懷。
多少年後，我聽曾同在沈陽軍區文工團的黃宏說，當年他才七八歲，老聽人講“韶山升起紅太陽”，於是真的以為每天早晨太陽都是從韶山升起。我雖不至於如此天真，但對能親眼見到毛主席，我曾設想那必定是感受溫暖、沐浴陽光、揮灑金色、無上榮耀、莊嚴神聖的一刻。
然而當我親臨這一刻時，我不能不說，感覺有些異樣。
我看到的是一張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樣的臉，比我在新聞紀錄片中見到的顯得蒼老疲憊得多，甚至略有些浮腫。解放帽下，那明淨的前額滲出滴滴汗水，一片汗光晶晶，下巴正中那粒有名的痦子也黯然失色。肥大的綠軍裝依然遮掩不住微駝的背，還有頂在車護欄上的肚腹。
老人家神色莊重從容，卻也流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焦慮。
那一刻，我盼他能看我一眼，毛主席果然看了——不，確切地說，是瞥了我一眼。
我想向他匯報關於我的一切，真想對他講：我小時候曾給您寫過信呢！還郵了我的照片！黨中央還回過信呢！這您一定知道……
他隻瞥了我一眼，那眼神是漠然的，似乎我並不存在。
我渴望這幸福能夠多延長一些時間，我期盼他老人家能再看我一眼，我更奢望能麵對麵地聆聽“最高指示”……
我見到了毛主席（2）
一隻手拽住我的後脖領子，死命地往後拉，舊軍裝的領勾兒勒得我喉結生疼。
我終於跌坐在警戒線的後麵，頭撞在一根燈柱上。
等我的滿眼金花散盡，我才看邐疑肀叩囊幻婧炱焐閑醋牛荷蕉?Ψ堆г漢糊辣??/p>
過後，我怎麽也想不起來，我，一個中學生混進大學生隊伍中去怎麽就那麽容易。
這些今後要“為人師表”的我的大哥哥大姐姐們似乎比我更具有革命朝氣和造反精神，加上多數比我力氣大，盡管解放軍戰士拚命地拉扯，他們仍有不少擁在主席車的周圍，有節奏地高喊著“毛主席萬歲”……
我雖然站起身，但實在無力再衝過那道“綠色長城”，隻能通過不斷變幻的人牆的縫隙看到主席。他好像對他旁邊的一個同樣穿著綠軍裝的人說了一句什麽。那人比他矮且瘦，手中揮動著一本小紅書（《毛主席語錄》）。我這才意識到，那是“林副統帥”。
忽然間，口號聲小了，一個略帶嘶啞卻十分高亢的聲音回蕩在耳邊：“紅衛兵小將們，同學們，請散開，請注意主席的安全……”
我連連跳起，終於看清，那是周總理在喊。他已經從第二輛車上走下來，走到學生們中間。
很快地，學生們退回到各自的隊伍中去。
主席的車緩緩啟動。老人家又高揚起巨手，副統帥小紅書揮得更加起勁兒，口號聲複又響起，多數人熱淚縱橫。
車子一輛輛開過，我依次看到後麵的康生、陶鑄、朱德、江青、陳雲、*、劉少奇……當時我能將名字與長相對上號的也就這麽幾位。有點兒納悶兒：在此之前，多年來總掛在口頭上的“毛劉周朱陳林鄧”，為何打亂了原有的排列順序？我隱約感到“革命形勢”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而“路線鬥爭”才剛剛開始。
那滿載革命統帥部成員的車隊，恰如一列戰艦在海上駛過，那是百萬紅衛兵在這世界上最大的廣場鋪就的人海。它卷起人浪，蕩起人潮，喚起人聲，聚起人心。
那一刻，不，應該說那前前後後很長一段時期，人作為個體不存在了。無論是誰，他首先是群眾的一員，是集體的一員，是某組織的一員，就如綠地的一棵草，大海的一滴水，甚至是大地的一抔土。
當年的外國人乃至如今的年輕人很難理解那段時期中國人著裝色彩的單調：要麽是綠，要麽是藍，要麽是灰。而這三種顏色恰巧又是草、海與土地的主色調。
這是外表，而不知是可貴還是可悲的卻是人的內心或曰靈魂的統一。那時講“靈魂深處鬧革命” “要狠鬥私字一閃念”；主席更教導我們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而一旦脫離了“群眾”，那後果恐怕就不僅幼稚可笑，簡直大逆不道，其罪當誅了。於是人人自危，於是人人都怕脫離群眾。
如果說，紅衛兵小將們、工農大眾們真的是出於一種革命熱情而自覺地成為某個革命組織的成員，那麽其他很多人，包括幹部、知識分子則大多基於一種本能，一種生存的需要了。
那天，直到太陽偏向人民大會堂身後時，紅衛兵百萬大軍才陸續散盡，廣場上遍布踩落的鞋子。
沒過幾天，我也回到了長春。
一進校門，便有同學興奮地告訴我：你上報了。
有一張報紙印著：長春二中紅衛兵小將幸福見到毛主席。裏邊有關於我的一段報道。
這是一個嘲諷意味十足的人生插曲，王剛居然是以這種形式第一次進入“公共視野”。
在革命大潮的裹挾下，隻能說：我是半清醒半糊塗地往前走著。如今，我頗為慶幸的是：我既沒成為革命的先鋒，也沒成為革命的對象——這慶幸帶著幾分自私，有種明哲保身的味道。
至今仍耿耿於懷的是：“*”將我理想的翅膀折斷了，我沒能升上大學，沒能圓“外交官”之夢。好像不僅這些，我的所謂“理想”和“誌願”裏更深層次的東西——對未來美好的向往，對生活乃至生命的認知，總之，關於真善美的憧憬——似乎一切都被攪亂了。
一個人的“串聯”（1）
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古往今來，被認為是想成就一番事業之人的最佳途徑。
這話不無道理。
然而真能做到，著實不易。
古人將二者等量齊觀，囿於交通之落後，一生能行萬裏路者可謂鳳毛麟角；今人則相反，坐上飛機便可日行八萬裏，然而若談及讀書，即便是做學問者也不敢誇口“萬卷”。
當然，此處之“萬”，僅指多矣，並非局限於數字。
自小時候起，這八個字便在心裏紮了根，但我從不敢也不願狂想讀什麽“萬卷書”，那該多枯燥乏味，還不把人愁悶死。“行萬裏路”卻是我的一個夢想。年輕人，尤其是男孩子哪個總願意守在家裏？哪個不想到外邊的世界闖一闖？
我多少次麵對牆上的地圖發呆，幻想著去這兒去那兒，甚至還琢磨過：自造一條小木船，由伊通河（我家鄉長春的一條河）下水，到鬆花江，進黑龍江，經阿穆爾河，最後漂入鄂霍次克海，再掉頭向南，那便是地圖上最大的一片藍色——太平洋。
想啊，盼啊，即便做夢都沒想到，有朝一日我的夢想竟得以實現啦，“革命大串聯”讓我實現了隨心所欲的旅遊。
那年的9月10日，我先奔了大連。去那兒，就是為了看海。
在星海公園那一站，我從有軌電車上下來，終於看見海了，我竟旁若無人地大叫起來，惹得周圍的幾個人趕忙將自己的衣物挪得遠遠兒的，想必他們以為我是個瘋子。
我全然不顧，三下五除二，脫掉衣服，又是一陣狂跑，撲向水中。
離大連，回長春，沒幾天，我又去了北京，但這次是為轉道去南方。
不知為何，火車到了天津南倉站，我們這些手頭沒票的全給攆下來了。攆，我們毫無怨言，而最早“我們要見毛主席”也不成其為理由了，“革命小將”已經變得讓人討厭了。
眼看別人成群結夥地離開，有的進了票房子休息，有的幹脆步行沿火車道奔了北京，最後隻剩我一個呆坐在站台上，我不免自怨自艾起來。
那是9月末的一天的後半夜兩點多，本打算去南方穿得又很單薄，我饑寒交迫。
又一聲汽笛長鳴將我驚醒，天還沒亮，我仍坐在站台上，隻是眼前多了一列火車。那是一列貨車，敞篷的。我四顧無人，硬是爬了上去。我翻過車幫兒一屁股坐到裏邊，撲地一下，軟軟的，一點兒沒跌疼。我發現這是拉煤的車，確切地說拉的是煤麵子。
我瑟縮在角落裏，隻怕誰看見，盼著車開。
沒一會兒，車開了。貨車總不如客車穩，一個勁兒地晃，像個搖煤球兒的篩子，而我就是煤球兒。
走了一個多鍾頭，停了。我探頭向外看，燈箱上寫著——豐台。
我慶幸離北京不遠了，這列貨車肯定不能進北京站，我該下車了。
我自然不敢走出站口，從站邊兒繞出去了。
天漸漸亮了，我仍在車站四周徘徊。我實在沒那個能力步行進京，我想等一列客車，哪怕是買票上車。
路上人多起來，奇怪的是，看見我的人不是笑就是躲。我忽有所悟，忙對著街邊一所房子的玻璃窗照了一下自己，這一照，我先是嚇了一跳，緊跟著，我也笑了。玻璃上映出的簡直就是個黑人，除了眼邊兒和牙是白的，剩下全是黑的，渾身一抖還直掉煤末子。
這副模樣甭說進北京，豐台也沒法待，哪兒也不成，見不得人啦！
我得洗個澡，連衣服也得洗。
我找了個旮旯兒，又是四顧無人，便撕了牆上的一張大字報——那時候，這東西隨處可見，胡亂抹了一把臉，再找個玻璃窗照照，嘿嘿，能認出是我了，便又去尋澡堂子。
一個人的“串聯”（2）
離車站不遠就有一個，可把門兒的不讓我進，嫌我太髒。我磨破了嘴皮子，他總算讓我進了。他隨後也跟了進去，他要盯著我先淋浴再進池子。
那年頭，澡堂子就有洗衣服的服務了。等我出了池子又美美地睡了一大覺，衣服也幹了。出了澡堂子，已是中午時分，我又找了一家清真館子，要了兩大碗羊湯、四個火燒。我洗去一路風塵，睡了個四體通泰，吃了個腦滿腸肥，買票上車，大模大樣理直氣壯進了北京城。
進京在四姑家隻住了一天，和姐夫聊了半宿，隻記得我對他謅了一句：“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姐夫又一愣，沒接我的話茬兒，隻是催我睡。
次日，我便登上南去的列車奔了武漢。
真不愧是“大武漢”。站在蛇山之上，雖無“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感慨，卻定能體味“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的恢弘氣勢。
長江、漢水將其割為三鎮：漢口繁華熱鬧，雖不是盛夏酷暑，走在江漢路上，兩邊的人氣兒烘得你直冒汗；漢陽小而舊，但墨水湖畔那低矮的屋簷下賣蓬蓬的姑娘像一副水墨丹青，令我想入非非；武昌自然人文景觀最多，光一個東湖就讓我流連了一整天，還爬上珞珈山頂的一個鐵架子，用小刀子刻上了幾個字：“王剛到此一遊”。
此後多少年，每每想起，此舉著實令我汗顏，卻又總想有機會再去看看，那幾個字是否還在？而每次再到武漢，又總是來去匆匆，始終沒得閑兒。話又說回來，有空兒也不好意思再爬了。人還是年輕好，少有顧忌。
離了武漢，又繼續南下到了廣州。
等我再轉頭北上，經郴州、衡陽、株洲到了湘潭，我終於病倒了，發起了高燒。病因是在火車上站得太久，腳腫了，又被硬塑料鞋磨破感染。眼看一條“紅線”（淋巴發炎）順著腿往上“爬”，我真的害怕了，我覺得我要客死異鄉了，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就聽人講過，說這紅線一旦爬到心髒，人就徹底玩兒完啦。
外地學生接待站（當時鐵路沿線大中城市都設有這樣的機構）的人將我抬到了醫院，打點滴，灌流食……
死亡的恐懼消除了，三天後我又能走了，我去了韶山。
我拖著疲憊的身子，隨著參觀的人流在毛家大屋裏無聲地魚貫穿行。大部分屋子陰暗潮濕，牆上掛著發黃的老照片，家具農具陳舊不堪。但我相信人們的心一定都是暖的熱的，無限愛戴無限崇敬的，因為偉大領袖就生於斯、長於斯，因為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就從這裏升起。
我在一個國家的整體狂熱氣氛中，盡情地實現自己的“自由行”。廣州：不知是累了，還是被南國的花香熏得醉了，竟躺在中山大學的草坪上睡了多半天；杭州：西湖“平湖秋月”，1毛5分錢一杯龍井，由於不斷地添水，最後見不到一點綠色，想起孔老夫子帶著弟子吃元宵也要不斷加湯的笑話，心中還挺美；錢塘江：英雄蔡永祥塑像，茅以升設計的鋼鐵大橋，江中暢遊，可愛的孩子幫我照看衣服；上海：花3毛5分錢（半斤米飯加一大碗咖喱牛肉粉絲湯），竟可以“吃吃國際飯店”……
一個人的心境與大時代的肅殺氣氛如此不熨帖，說起來有點“沒心沒肺”。但殊不知，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自己創造的最後的自由。直到今天，以後的個人空間，再也不曾有那種率性而為的感覺。
送妹妹當兵，把自己也送進去了
如果說，40年前的社會風俗也能叫做“時尚”的話，那麽，可以說，那個時代頂時尚的是穿上“國防綠”的軍裝。綠色的外衣遮掩著昂焐?筆抵剩杭蓋?蚓??昂糊辣?薄捌撲木傘薄按蟠??薄拔墓ノ湮饋鋇難ё用牽?笤際翟謔欽厶誒哿耍?錈?で槿占?淶?Ｓ行募頻募頁っ牆ソタ?伎悸且桓齪芟質檔奈侍猓何業暮⒆詠窈蟾墒裁茨兀扛錈?先弧安皇喬肟統苑埂保??錈??荒艿狽鉤浴?/p>
狂熱年代後，是億萬青年人陷入人生困惑的階段。繼續求學不成，隻有找個工作。而那時是沒有擇業自由的，隻有靠國家分配。就我們中學生而言，除極少數“根紅苗正”者當了工人，邁入人人羨慕的“領導階級”行列，更廣大的人群，便隻有上山下鄉去“廣闊天地煉紅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了。
更有這“極少數”裏的極少數，穿上了軍裝。例如，“68入伍兵”中大者20歲，小者14歲；這些“紅小鬼”大多是軍人子弟，近水樓台，子繼父業，參加革命可謂早矣。
說是“革命”，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得到了一份可心的工作。最起碼三年複員之後，可以進工廠當上個“二級工”；若再手持一張“黨票”，許多便可進入地方某單位的政工部門，焉知今後不會在仕途上平步青雲？
那時節，誰家孩子當了兵，比戲文裏的“金榜題名時”還要光彩，簡直可以“光宗耀祖”了。在當時的曆史社會條件下，“當兵”確實被看做擺脫實質上的失業狀態的光輝出路，且是實現人生命運轉折的理想“職業”。就大形勢看，兵營，也是無休無止的“階級鬥爭”的避風港，雖然並非世外桃源。
當然，也正是囿於時代的局限，當初我可不是（也許是不敢）這樣看的。
1969年年底，整整下鄉了一年，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悶徘徊的我，竟然喜從天降——我當兵了！
其實，本沒我什麽事兒，我是送我妹妹王靜當兵，沒想到把自己也“送”進去了。
記得那年的12月28日，我媽幾經輾轉把電話打到了我所在的生產隊的隊部。我媽說，她和爸爸要去“五七”幹校了。他們老了，無所謂。隻是妹妹太小，舍不得讓她遭那份兒罪。前幾天省軍區招文藝兵，妹妹初試過關。現盼我回城，全家團聚一下，然後就各奔東西。
當晚，我步行20多華裏，趕回家中。
次日，陪14歲的妹妹去參加複試。
妹妹進了考場，我在走廊裏等著。
聽妹妹在裏邊唱毛主席的《沁園春?雪》。那“萬裏雪飄”的“萬”字拉得老長老長，聲音又高又亮。後來聽妹妹講，那叫“High C”（高音C）。
再往下，聽裏邊好像是在問答，但聽不大清。
門開了，一個年輕的幹事將我喚了進去。
一個長得很文氣的中年軍官問我：“聽你妹妹講，她的文藝才能是受你的影響。你會朗誦，也會唱歌，能不能讓我們聽聽？”
於是，我朗誦了一首陳然的“囚歌”，唱了一段“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接下來則是幾句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對話。
“想當兵嗎？”軍官是個痛快人，邊拿出誌願表邊問。
“跟我妹妹在一塊嗎？”我還有點“托大”。後來想想，我真是不懂事兒。要換了別人，早就開始響亮表態了。
“能啊。”
“好，我想當兵。”
命運在短短的時間裏又一次被改寫，短得連回一趟插隊的地方都來不及。那天兄妹倆一起穿上軍裝坐電車回了家，父母親也高興壞了。
我當兵了。就這麽簡單，簡單得讓人難以置信，不是嗎？
新兵連：白饅頭與黑牛糞（1）
雖然我當的是文藝兵，可也得和義務兵一樣，先到新兵連參加訓練。
妹妹去了208醫院，我被發送到了長春市郊的坦克學校。
開始我很興奮，以為要學開坦克呢。可到那兒一看，坦克學校裏，愣見不著一輛坦克。原來，*期間，一切都亂了套，軍校也不例外。也是，萬一“造反派”們開著坦克進城“文攻武衛”，那還得了？於是坦克都被鎖在庫裏。
我們隻發了一支蘇式步騎槍，又叫“七斤半”。打一槍得拉一下大栓，性能比不得正式連隊配備的國產的“半自動”。但這也足以讓我們興奮得不得了。
說來現在還覺得臉上發燒，剛進新兵連的頭一天就挨了罰，原因是“搶飯吃”。
新兵連編製人數往往超出正規連隊一倍還多。我們六七個長春兵，加上吉林懷德和山東某縣的農村兵，共有260多兵員。
比“開坦克”更令我興奮的是，新兵連的頭一頓飯竟是大米飯！
當飯車還沒推到我們這一桌時，我和幾個長春兵，早已按捺不住，衝上前去，撥開眾人，每人盛了一大海碗，幹脆圍著飯車不動地方，往嘴裏劃拉。頃刻之間，一粒兒不剩，又轉頭盛了一大碗。飯車空了。
許多山東兵拿著個空碗呆在那裏，不敢闖過我們幾個圍著飯車的“人牆”。
新兵連長過來了，詫異地問：“幹嗎愣著？吃啊！”
一個山東兵撇著怪腔說：“飯，沒（讀mu）啦……”
兀自埋頭大嚼的我，耳邊響起連長炸雷一般的喊聲：“立正——”
哐當！我手中的碗掉到地上碎了，撒了一地的大米飯。我心說：“好可惜呀！”
連長繼續下達命令：“齊步走——”
我先邁左腳，很規範地向前走去。
連長沒喊“立定”，我一直走到了門外。
“立——定！”
我站在了雪地上。
連長轉頭又進了飯堂，再不出來了。
好家夥，我這一站可就是一個小時，但我心中無悔。
我下鄉苦幹了一年，親手種下的十坰稻子，沒分給我們一粒；雖然分了12斤麥子（能磨出8斤白麵），可沒吃過一頓大米飯哪！為一頓大米飯，至於嗎？想我在知青點當“頭兒”那會兒，每到一個集體戶搭夥，眾人必然吆喝：“王剛來了，咱們烙餅！”最奢侈的一次，是把七八斤白麵統統烙了餅。
而我從農村知青點裏帶來的自由主義和“遊擊作風”，在新兵連裏，第一次遭到“整肅”。
不就是在冰天雪地裏站個把鍾頭嗎？哈哈凍僵的雙手，摸摸滾圓的肚子，心說：“值！”
沒想到，等分到正規連隊——哲裏木軍分區警通連，我又由“搶飯吃”到怕吃飯了。因為這個劉連長“直腸子”，吃飯像往嘴裏倒飯——《西遊記》裏的話：“這位老爺的嗓子磨磚砌的”。
連長身先士卒，十分鍾吃完。他放下碗，我們也得撂筷。那叫戰備觀念強。
盡管如此，吃得快，總比沒飯吃強。過些日子，也就習慣了。
別的不敢誇口，軍事訓練我可是頂呱呱。有一年的農活兒墊底兒，再苦再累的軍事科目，我權當遊戲了。
隻一樣別扭，不能戴眼鏡。因為生怕戰友對城市學生兵有成見，於是便整天“如墜五裏霧中”，視力的一對兒眼睛大而無神，逢人遇事大約總是一副懵懵懂懂的表情，顯得傻乎乎的。
部隊規定，下級見上級要主動敬禮，而我這半拉瞎子實難分清誰是誰，又深怕怠慢了任何人，反正全連全分區我是最新的兵，於是幹脆來個“牛犢子拜四方”，見誰敬誰。
新兵連：白饅頭與黑牛糞（2）
正所謂“禮多人不怪”，我估摸當時沒誰對我心存芥蒂。現在也是這樣，不管在部隊還是地方，誰要是在人前總顯得十分厚道或曰“傻乎酢鋇模?幟敲醋鄖??嗽刀?喟氬淮懟?/p>
我兒時飽嚐過被“群眾”孤立的滋味，長大後更感受到一個人若脫離了“群眾”——管你是主動還是被動——那後果該是何等地可怕！“群眾”，多少罪惡假汝名而行！
我的近視眼，應了“塞翁失馬”的古訓，禮多人不怪，在軍分區小半年，我的“群眾關係”不錯。
但我還是願意獨處。
在部隊這樣一個武裝集團裏，獨處的機會恐怕唯有站崗了。
白天崗不行，軍分區門口，總有首長出出進進，我必須不斷地“立正”，精神不敢有絲毫懈怠。
我鍾情於夜班崗，特別是“倒二班崗”，即天亮前的那一班。
凡當兵站過崗的都有體會：這是最難熬的一班崗，因為按正常人的生物鍾，這本該是睡眠最香最沉的時候；若趕上冬天，這也正是我們東北人稱作“鬼齜牙”的時候。“鬼”尚且凍得“齜牙”，何況有血有肉之人？
可我偏愛站這班崗，因為再不會有誰進出，再不用我頻繁地“立正”，我可以凡人不理，我可有個機會“脫離群眾”了。
這班崗，從接班到交班，一共是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這是難得屬於我自己的時間。
我可以戴上我“久違”了一個白天的眼鏡，恰如鏡頭對焦，轉瞬之間，周圍的一切由虛到實，由遠及近，那感覺是成天看得清清楚楚的人永遠不會有的。
抬頭看：或滿天星，或雲遮月，任我縱情遐想。側耳聽：萬籟俱寂，但時不時總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聲音傳來。
直到近處家屬院嬰兒的夜啼，或遠處糧倉裏的幾聲狗吠，才把我的遐思由天上扯回地上。
於是，我把它當做“音樂會”的場間休息，脫掉皮手套，揉化胡子眉毛上的霜花兒，繞著崗樓子跑上幾圈兒，再端槍四周尋摸尋摸，確定沒什麽“敵情”之後，便又進入虛無縹緲的另一個世界了……
這班崗對我真是一種莫大的享受。但也有遺憾，那便是時間太短。
也有長的一次。那是1970年早春的一天，我們班奉命去看守分區農場的冬小麥。
好大一片麥田啊，真的是一眼望不到邊。
地多兵少，十坰地配一個流動哨。
班長諄諄叮囑：除了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破壞、家畜野獸啃食麥苗之外，每個流動哨也要互相監督，千萬不能將站崗變成坐崗。
我黃昏上崗，“流動”了不到一個鍾頭，天全然黑了下來。遠處幾個剛才還依稀可辨的戰友，此刻已消失在夜幕之中。
“嘿——”我喊了一嗓子。
“嘿——”有人應聲兒，足見戰友平安無事。
在一個武裝集團裏，一個人再有個性，也終究是這個集團裏的一員。你是拿著槍的，周圍戰友也都是拿著槍的。戰士之間有一華裏的距離，又冷，草原上還有狼，要是一個人，能不害怕嗎？戰士一會兒喊一聲：“哎，大李？”這麵應著：“哎，王剛。”這就放心踏實了，黑天了，戰友還在。
所以我特別理解：當你的戰友犧牲了，那種對敵人的仇恨，再懦弱的人到那節骨眼兒上也變得無畏了。作為生命個體，戰友之間的互相依賴和那種高度默契，才是最權威的“集結號”。
這種感受刻骨銘心，穿透歲月。
我走近一棵獨立樹，將背包放到地上，小聲而堅決地給自己下了一道命令：“槍靠右肩——坐下！”
新兵連：白饅頭與黑牛糞（3）
我完全按照動作要領，像每次集體看露天電影那樣，坐在了背包上，後脊梁正好抵住樹幹。
啊，*，好愜意呀！
又見星光，比平時更多更亮；又聞天籟，比平時更美更響。
又是我一個人了，愛想什麽就想什麽：
想爸爸，想媽媽，想妹妹，想過去，想未來，想今後會娶個什麽樣的媳婦，想我守著的這十坰麥田能磨出多少白麵來……
如今，聽說在職場裏，提倡“減壓”和發泄。如果真有這一門子功課，盡可以請王剛來教習——某種意義上，本人可是“減壓療法”的“先驅”啊。
“減壓”手段就是盡情發表平時不敢表露的情緒，自說自話，沒人打擾，沒人反駁，想說什麽就說什麽：
“連長，你吃飯幹嗎吃那麽快？你要吃出胃病來，對戰備有什麽好處？”
“班長，你領著我們學習，讀報時愣把‘革命運動如火如荼’念成‘如火如茶’，你渾然不覺，沒人糾正你。可我知道，你讀錯了，我隻是不敢當麵提出來罷了。”
“還有司令員，你平時倒沒什麽架子，挺聯係群眾的。可一講話就滿嘴髒話。官大就可以罵人嗎？可再有比你還官兒大的一到場，你的髒話何以就銷聲匿跡了？一次開批判某幹部犯生活錯誤的大會，台下有男有女，你竟指著那幹部的腦袋說：我讓你小頭兒舒服，大頭兒受苦！弄得台下哭笑不得，那幹部回家差點兒尋了短見……你也太缺德了吧？”
想夠了，也說夠了，再來個自娛自樂：
哼一曲“滿江紅”，來一段“讓徐州”，唱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直到肚子也咕嚕咕嚕唱起來——餓了——才停。
雖是初春，氣溫仍在零下。何況已是半夜，真是饑寒交迫。猛想起周圍老鄉平時燒牛糞取暖，何不試試？於是站起身，可天黑看不清，便又趴下，滿地爬著找起牛糞來。
風幹了的牛糞都成了糞餅，一抄一個。橫七豎八堆起來，底下留個空兒，將早就備好的一張報紙撕成幾塊兒，再團成團兒，放進去。最後用火柴一點，紙著了，黑黑的牛糞邊兒上漸漸發紅。等紙燃盡，那牛糞竟冒出絲絲藍火兒，如煤氣火一般，硬著呢。抽抽鼻子，無一點兒異味。牛糞原來是不可多得的“綠色”燃料哇。
然後，該吃我的“宵夜”嘍——
從挎包中變戲法般掏出另一張報紙，鋪在地上。接著，又“變”出四兩一個的大白饅頭，一小包醬牛肉——這是司務長照顧我是個回民，出發前偷偷塞給我的，還有兩個茶雞蛋。
最後把軍用水壺的蓋兒擰開，一股酒香頓時撲鼻而來。這酒可是我自己偷著灌的。雖是散酒，卻是老鄉“燒鍋”裏出的真正高粱酒，足有70度呢。
我心明鏡兒似的：站崗飲酒，無異於酒後駕車，乃大忌也。
可是，此時此地，隻有天知，地知，我知，連“你”都不知，顧不了那麽許多了！
咬口饅頭，又冷又硬，門牙差點兒锛下來，凍得！
放火上烤烤？斷然使不得。那牛糞雖是“綠色”燃料，可總歸是糞哪！
躊躇片刻，有辦法了。這燒酒如酒精一般，滿可以用來消“毒”嘛。我急不可耐地喝了一大口，含在嘴裏，朝那堆燃得正旺的牛糞噴去。那火苗“呼”地躥起老高，驚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緊跟著又爬起來，使出吃奶的力氣將饅頭掰成幾瓣兒，放在牛糞火上，再將也是硬邦邦的醬牛肉一塊塊搭在饅頭上……
那可真是一頓美味佳肴啊，是我吃得最美的一頓“宵夜”。許多年後想起來，還直流口水呢！
酒足飯飽，倦意襲來，就地打開背包，蓋上皮大衣，抱槍而臥，不知不覺，酣然睡去，天明方醒。
再看朝陽下，湛青碧綠的麥苗直挺挺地立著，一宿的工夫，似乎又長高了許多。有的頭上還頂著殘雪呢。
邊防舊事（1）
一望無際的森森樹木，莽莽野草，蜿蜒起伏的山嶺，東北林子，以它的深遠和廣袤著稱。隻有到了那兒，你才能體會到滴水成冰的寒冷，和經久不化皚皚積雪的壯觀，真可謂是雪嶺冰峰，綿亙千裏。
20世紀70年代，我們頻繁下部隊演出。在大小興安嶺的森林裏，在茫茫白雪中，時時見到一個個手持步槍、裹著綠色的棉衣棉褲皮大衣皮帽子披著白色披風的戰士，遠遠望去就像一棵棵挺立的白樺樹……
26年間，由於經常下連隊慰問演出，東北幾千公裏的邊防線我幾乎都走遍了。更有趣的是，當時我們這些老兵幾乎可以從中國和蒙古、蘇聯及朝鮮當時的邊境狀況，看出他們與我們之間的微妙關係。
我第一次下邊防是中朝邊界。那是20世紀70年代初。
中朝邊境主要是由三段組成：圖們江、鴨綠江，以及圖們江和鴨綠江中間陸路交界的地帶。
到了江邊，感受到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邊防線可謂戒備森嚴，在我們這邊相對寬鬆，在他們那邊，絕少見百姓在江邊溜達，偶爾看到的卻是一隊隊巡邏兵。
雙方實際處於一種戰備狀態。這與當時中蘇對峙，原“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之間的“變數”也不無關係。
當然，隨著國際形勢不斷變化，中朝之間的關係也會隨之而變化。如1970年4月5日周總理訪朝，與金日成首相握手言歡；當時，有一部朝鮮紀錄片《中國人民的友好使者》在國內放映，就反映了那個美好的時刻。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複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朝鮮投了中國一票），這裏便感受到了一種鬆動，在邊境線也能見到朝鮮的老百姓了。
1970年5月，我剛從基層調上來不久，在吉林省軍區宣傳隊主演一部話劇《一秒也等不得》，在劇中我飾男主角，一個邊防團真名實姓的模範人物——王大彪。劇情大意是說王大彪為了加強戰備，一秒也等不得，隻爭朝夕刻苦訓練的故事。
我原以為這是取材自中蘇邊境的真人真事，後來才得知這王大彪乃駐守在中朝邊境的邊防團的一位班長。
該劇演了沒幾場便收攤兒了，原因自然是周總理訪問了朝鮮。
當年出國的機會絕無僅有，尤其對軍人而言。於是能到邊境線上走走看看，便是難得的機會了。記得不知有多少次，我們曾在雙方邊防部隊視線以外，扶著界碑攝影留念，順便繞著界碑走上一兩圈，權當過了一把“出國癮”。
說實話，那個年月，蘇聯和朝鮮邊境城市的建築都比我們強得多。比如在圖們江邊，我方一側是長白縣，對麵是朝鮮的惠山城。那一排排高聳的樓房，就像十幾年後我們北京“前三門”的現代建築（那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最高檔的民居）一樣。遠遠地還能看見城市街道上，有一隊隊穿著非常整齊的製服的隊伍走過。開始我們以為是士兵，但拿望遠鏡仔細看，是朝鮮的學生，穿著統一的校服，手裏拿的是那種學生用的塑料板。可一到晚上，他們那些漂亮的樓房許多卻都不亮燈，再問一些到過彼岸的朝鮮族老鄉，方知對方電力缺乏。
也有早年過去再也休想回來的。我記得在防川一線，圖們江對岸的一大片菜地裏就曾看見過兩個人，從衣著看就知不是朝鮮人。
遠遠地，我朝他們喊：“哎，你們好嗎？”
沒想到，對方竟聽懂了，還衝我招手回答：“你們好嗎？”
邊防舊事（2）
說話還帶著明顯的山東口音。
細一問，那倆人果然來自山東。記得他們好像是日照縣的，二戰前由海路到了朝鮮半島南部，又輾轉去了北方。不料1948年夏天，朝鮮半島一分為二，再加上隨之而來的戰爭，山東老鄉就隨著冷戰的形勢沉浮。這兩位山東同胞雖然是種菜的普通農民，卻也算華僑，也許還是“朝籍華人”，從此也就定居在異國他鄉，難返故裏了。
按照以上說的同樣的“出國”方式，我當年也算到過蘇聯。
中蘇邊境有7000多公裏，東北占了大部分。這裏同樣見證了兩國關係的變遷：從兩國結盟友好，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開始出現分歧，再到20世紀60年代兩國關係徹底破裂——至今，那“一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緊接著“二評”“三評”，直到“*”仍猶響於耳。同時我也知道了兩個響亮的名字：葛蘭與夏青。在播送“*”時，他們那鏗鏘有力的聲音曾鼓舞了多少中國人，盡管當時我們缺衣少食。
到了我國“*”開始，對外亮出反對“帝修反”的旗幟，連蘇聯駐華使館所在的北京東城的揚威路也改成“反修路”時，中蘇已將對方視若仇敵，邊境線上劍拔弩張。終於在1969年3月，冰封雪凍的烏蘇裏江上的一個小島上，爆發了一場震驚中外的戰爭，即珍寶島之戰。
我有幸兩次登上這座明顯處於主航道中心線我方一側的島嶼——蘇方是侵略者無疑。當然，那都是我方重新奪回“珍寶”之後的事了。更何況，70年代初中蘇關係又發生了微妙變化：
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總理與蘇聯總理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麵；10月20日，中蘇副外長就邊界問題在北京開始談判，這是自兩國關係破裂後的第一次高層接觸。
中蘇關係又有緩和的趨勢，否則，哪有我們登島的份兒？
那些年，中蘇邊境線我去得最多。我們演出隊一到黑龍江或烏蘇裏江邊，就愛爬到大架子上。所謂大架子，就是為監視敵方沿邊界搭起的高高的瞭望塔，頂上有個小木屋。那上麵通常站著一個或兩個哨兵，用40倍的望遠鏡眺望對方，而經常看到的是蘇聯哨兵也在用望遠鏡看著我們。
他們的武器裝備要比我們好一些，冬天還有取暖設備。據說，我方也曾出於對戰士的愛護，一度曾想在那高高的小木屋裏生起爐子，可某處大架子不慎失了火，半夜燒將起來，遠遠望去，如點了天燈一般。為了維護國威軍威，從此，戰士寧可挨凍，也不再生火，甚至一根火柴也不能帶上大架子。可謂苦煞。
我印象最深的還有：我們的巡邏艇及民用船比起蘇聯的要慢許多。那時候，走在江上的蘇聯快艇就有氣墊船了，我們叫它水翼艇。這水翼艇真如長了翅膀一般，常常是“嗖嗖”地從江上飛馳而過，濺起的波浪打得我方船隻東搖西晃。
大約在1974年，我隨黑龍江省歌舞團和曲藝團到撫遠慰問，由同江順流而下。我們坐的是一艘民用客輪，船幫一邊一個碩大無比的輪子，很像昆明湖邊那個石舫，但卻沒它漂亮。好在我們這艘船能動，可走起來嘩啦嘩啦的，比老牛拉車快不了多少。
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船竟叫做“東方紅”號。
說來也怪，盡管兩國關係時鬆時緊，但在邊境線上，兩軍的士兵始終還算友好。
哨兵站崗是一種寂寞難耐的事情，盡管對方可能是潛在的敵人，但是總比和周圍經常出沒的野獸好交往。因此有時候雙方也打著手勢，或用一些相通的隻言片語來聊聊天，解解悶兒。
在中蘇雙方戰士之間常問的一句話是：“你是哪兒的兵？”——一般是打著手勢，指著遙遠的地方，同時做出一臉疑問的表情。
通常來講，蘇聯士兵好像都能如實地回答。他們有的來自基輔，即烏克蘭加盟共和國的首都；有的是遠東哈巴羅夫斯克人；個別也有從莫斯科入伍的；海參崴、赤塔人也不少。因為音譯大體聽得懂。
而我方戰士呢？不知處於什麽心態，是自豪？還是上級的指示？反正通通回答“我來自北京”，弄得“老毛子”莫名其妙。
不知這些“老毛子”是太實在還是“太不把自己當外人”，他們經常伸手向我方戰士索要東西。用手比劃著要煙啦，或一仰脖“咕隆咕隆”表示要酒呀。我方戰士一般都很大方，就把自己抽剩下的煙、喝剩下的酒，送給他們。特別是酒，如果能甩過去一瓶沒開封的高度酒，對方恨不得把手中的槍丟過來。
禮尚往來，他們有時也還給我們一些煙、酒，但是特別地難抽、難喝。那些煙大多臭烘烘的，那酒全是劣質伏特加，那味兒，如酒精摻了水，喝了還上頭。
雖然算不上什麽好東西，戰士們多半還舍不得自己享用，往往把這些“禮品”珍藏起來，帶回家去可以跟家裏的人吹吹牛：“你看，我這裏還有蘇聯人給的東西呢。”因為這畢竟是進口貨，上麵印著洋文，當年是極稀罕的。
這種情況上邊大約沒有想到，人作為個體相互交往實在是難以控製的。
當然了，一旦遇到緊急情況（比方說像那年珍寶島戰爭爆發），彼此都必須收起溫情脈脈的一套，真槍真刀地幹，那就必須超越人性，各為其主。祖國至上，才是軍人本色。
在邊境上有一種感覺很奇妙，就是通過表象上的所觀所感，你總能些許體會到當時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不同的政治、外交、軍事方麵的關係。例如，不知為何，我在中朝邊境總有一種如履薄冰的感覺，但在中蘇邊境上卻很少有。盡管是在中蘇兩國那麽敵對的時候，可我經常想到的卻是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果戈裏、契訶夫、高爾基、柴柯夫斯基、肖斯塔科維奇……
而中蒙邊境又不一樣了。
中蒙邊境，比如阿爾山、伊爾施一線，從呼倫貝爾大草原或科爾沁草原邊上向西北望去，從來沒有見過一個蒙古兵甚或一個老百姓。偶爾隻是在很遠的地平線上看到疾馳而過的騎兵巡邏隊，頗有幾分不想跟我們“親密接觸”的意思。
在這裏感受到的，可以說是與這三國之間最“輕鬆的”一種關係。
昔日無衣，與子同袍（1）
在東北邊哨層層疊疊的印象中，有兩個人，一個是姓金的司機，一個是俄文翻譯，姓王，至今想起，都會讓我百感交集。
我至今還記得小金的模樣。
這是一個憨厚、活潑的朝鮮族小青年，皮膚黑紅，四方的臉膛，頭頂上扣著一頂顯得略擠的皮帽子，一笑，雪白的牙齒*了出來。看他那股子精神勁兒，我想他也就是個兩年的兵。
那次我們是奔赴呼瑪一帶演出。小金是某邊防連的誌願兵，負責給我們開車。
我還記得，當時的天氣異常寒冷，滿天的大雪，就像天要塌下來似的。沒經曆過東北尤其是黑龍江北部的冬天的人，沒法想象這幾近恐怖的境界。
我們都裹得嚴嚴實實的，一早就從黑河出發了。小金駕駛的吉普車在前邊，車上有範隊長和六位隊員。我剛剛被提升為副教導員，負責帶第二輛車押後。
小金開的是蘇製的“嘎斯六九”，我們叫“大屁股吉普車”的。一般的吉普車後邊隻能坐三人，這種車是臉對臉的雙排座，可以坐六人。範隊長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後邊坐了六位女演員。
範隊長是出奇地胖，有230多斤，再加上棉襖棉褲皮大衣，把個司機小金擠得夠戧。
前麵突然有一個急拐彎，小金一個輪兒沒打過來，車一下子滑到溝裏去，打了幾個滾，最後四腳朝天，戳那兒了。
我們的車幸虧與他們有段距離，但也嚇出一身冷汗。我拉開車門就往下跑，心說：千萬別出事！
我急匆匆地趕過去一看，就見車頭已紮進雪堆裏，四個輪子還在那兒空轉著。車裏幾個人又喊又叫，正試圖打開車門。這時，我們車上的其他幾位隊員也已趕到，大家手忙腳亂地，總算把車門搗鼓開，將他們一一拉出。我記得，拉那個老範時，著實費了半天勁，兩個人都拉不動，最後好歹把他拽了出來。
所幸，車裏人倒還完好無恙。因為他們個個穿得球一般，與車子已是渾然一體，翻幾個個兒也沒遭磕碰，隻是虛驚一場。
然而，等我們把車翻過來，就發現麻煩大了：車的前擋風玻璃碎了。
我們想找點東西把它給擋住，但這樣，司機的視線也會擋住。
這時，一臉愧疚的小金擠到我跟前說：“教導員，沒事的。不要再找什麽東西了。我保證安全把你們送到目的地。”
我開始還不同意。因為當時氣溫至少有零下20多度，在這樣的天氣裏步行一段路也是無法忍受的，更何況迎著風開車呢？在東北凍掉耳朵、鼻子不是沒有的事。我當然不能答應。
小金一個勁地磨我。我也知道翻了車他心裏不是滋味。後來實在也沒別的辦法，如果繼續站在這冰天雪地裏，前不著村，後不著店，輕者凍傷，重者……凍死人的事不是沒有過。
我隻好同意了。
就這樣，小金又開了將近一個小時的車，在天黑前趕到了駐地。
一下車，我就趕到小金的麵前，隻見他原本紅通通的臉變得烏青，嘴大約已經凍麻，已然說不出一句整話了。
我拿出一瓶一直掖在大衣口袋裏的“北大荒”塞給他，小金哆哆嗦嗦地從嘴裏擠出幾個字：
“教……導員，對不起……讓你們……受驚了。”
我握著他的手，眼睛一陣發熱，鼻子發酸。
任何時候遇到類似的這種情況，我總是禁不住想起小金被凍得烏青的模樣。這麽多年過去，仍留戀軍營的生活，也就是因為這裏有著許多這樣的戰友，他們總是讓我的靈魂純淨明朗。每當我意識到自己變得瑣屑、狹隘和怨氣連連時，我總是願意到連隊去，去接觸這樣的戰士，去衝刷自己的胸懷。
昔日無衣，與子同袍（2）
隻能說：我，深愛著他們。“愛”，在這個年代顯得那麽泛泛，那麽公式化。而我想不出，還有別的什麽詞，能夠承載我的感懷，我的惆悵，我的憂傷，隻芩擔何野???/p>
邊防戰士的艱苦，是老百姓甚至很多內地兵所無法理解的。也許，許多人從各種媒介的大量報道，尤其是電影電視中，能對邊防戰士的生活有些感性了解。可問題是，很多人是用“驢友”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環境，主觀臆想出一些“浪漫”和“雄奇”。不身臨其地，你無論如何也體驗不到他們真正擔當了什麽。我這麽一個文藝兵更不例外。
一個雨雪霏霏的日子，我們幾個演出隊的演員爬上了一座不是很高的山頭，準備去給一個常年駐守在山上的年輕幹部演出。這對我們是常有的事情，到一個偏僻的哨所，為一名士兵開“專場”。
該連連長介紹：這位姓王的同誌是某部的一位翻譯，是專門培養部隊外語人才的一家外語學院畢業的高才生。他獨守在這個山頭已經有三年了，他的工作就是每天監聽敵台的廣播，並及時寫出報告來。
我還記得他戴了一副眼鏡，那軍裝髒得不成樣子，油漬麻花的，一眼望去，絕不會和“翻譯”之類的知識分子應有的外形和氣質聯係在一起，倒像個炊事員，充其量也就是個司務長。
一鑽進那間半地下的房子（東北叫地窖子），他就像是見到久別的親人一般，高興得不知所措。
他在地上轉悠了半天，忽然趴下來。這個動作把我嚇了一跳。隻見他從床底下抽出一個一個破紙箱子，又從裏邊翻出幾個沾滿灰塵的罐頭，和一瓶沒有標簽的白酒，拿了一塊抹布擦拭著。我想，這些東西他一定存了很久。
我注視著他清臒文弱的麵孔，心有所動，問道：
“您家鄉是哪兒？”
“蘇州。”他一張嘴，依然是一口吳依軟語。
“習慣這北方的氣候嗎？”
“嘿嘿……”他隻笑笑，沒正麵回答我。
環顧這間低矮的小屋，顯然，這即是他的住房也是他的工作間。屋裏一張單人床，一張很破的書桌，上麵有一部在當時來講還算比較高檔的收錄機，他解釋說：
“這就是我每天用來聽廣播的。效果還好，因為是在山頭上。”
我想象著他每天俯在桌子上，邊側耳傾聽邊翻譯記錄的樣子。
這間房隻有一扇窗戶，因而房間裏的光線顯得異常暗淡。窗戶是兩扇玻璃窗，玻璃已是烏蒙發黑，外麵又蒙了一層塑料薄膜，光線自然難以射透。窗欞鏽跡斑斑。為了防凍防潮，估計這窗戶很少打開過。但是，在窗台上，我意外地看見了一盆綠色的植物。窗外的陽光，稀稀落落射在它長長的葉子上。它的枝葉向室內蔓延生長，懶懶地宣泄著一種生命的瀟灑。。
我不記得我倆是怎樣拉開的話匣子。就記得他拉著我沒完沒了地聊，聊他讀書時如何刻苦發奮的事，聊他的許多同學眼下如何如何地春風得意，還有他有病的父親已臥床兩年，以及他上大二時就交上的女朋友在他蹲山頭兒的第二年就吹了……
我倆邊喝邊聊，真有點“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勁兒。
講高興的事，他手舞足蹈；說到工作，他是慷慨激昂；講起業務，特別是談到俄語，他更像遇到了知音一般，還不斷糾正著我的發音；而說到父親和女友，則滿臉愁雲，唏噓感歎。
在交談中，他莫名其妙不合邏輯地不斷插入“謝謝”二字。“謝”得我挺別扭，心想：這人沒事吧？老“謝”什麽呢？
昔日無衣，與子同袍（3）
但我漸漸地理解了：隻要我在聽著，他就高興，就痛快，就滿足，就心存感激。
我們要給他演幾個節目，他忙擺手，紅著臉說：
“不，不，弧??苡腥撕臀宜鄧禱埃?揖汀???/p>
他一時語塞，忽地轉過臉去。
很快，天要黑了，屋子裏已經黑了。
該下山了，我拔不動腳，我實在不好意思說出道別的話。
王翻譯已有幾分醉意，他說話真有點像講俄語，或幹脆夾雜著俄語，打起了“嘟嚕”：
“好了！達哇利什王（俄語：王同誌），好久了，沒這麽痛快地聊天了。斯巴細巴（謝謝），達斯維達尼呀（再見）！”
我忽然覺得，他那一口的吳依軟語此刻竟變得幹脆硬朗多了。一束燭光將他那原本十分瘦削的身影投射到牆上，模模糊糊，卻又很大很大。
一瓶老白幹，讓我們倆喝了個精光。下山的路上，我的腿直打晃兒。紛紛揚揚的雪落在臉上，一點都不覺得冷，隻感到分外地清爽。
後來聽團長對我說，王翻譯非常熱愛他的工作，也忒能吃苦。一個南方人，對於這裏本來就有著諸多的不適，可他從未因此講條件打退堂鼓。在山上一蹲就是三年。而他的許多同學，當初功課都不如他的，現在卻在大機關或總部工作……
我問：為什麽不讓別人替換他？
團長一臉的無奈：哪有人呢？我這個團倒是有幾個搞俄文的，可誰的業務也不及他。沒法子，隻苦了他一個人。
我太息世事之不公平：難道就因為他業務好，就該著吃苦受罪嗎？可再一想，如果我是這位團長，也隻能如此。
隻等上級再分配給我們一個業務好的啦，團長最後這樣感慨道。
下山的路上，我一言不發。隊員解娟忍不住問：“頭兒，發什麽愣？”
我板著麵孔，解娟不再說話了。路上少了我這個話匣子，大家都覺得有點鬱悶。
但我就是不想說話。我，這樣一個挺有表現欲的人，突然被一種孤獨情懷所籠罩，無語，木然……在以後多少次的演出或采訪中，很少再目睹到那種苦行僧式的堅守。
多少年後，再看到電視劇《暗算》，看到裏麵701單位獨特的氛圍，不禁浮想聯翩：孤獨的戰士是不需要任何人去憐憫的；孤獨的戰士，隻能被一種敵人打敗，那就是自己。
這位堅守在一個人的“701單位”的王翻譯，不知後來怎樣？有時候，我在翻看一份報紙或是聽到廣播裏的一條國際新聞時，我就想，這其中就有他翻譯提供的吧。
多少年了，我走南闖北去過無數地方，而今已然脫去了軍裝，可在我的記憶裏，東北幾千公裏邊防線上永遠有小金，永遠有王翻譯，永遠有那麽多我已不記得名字的戰友。他們或老或小，或胖或瘦，或高或矮，或這樣或那樣。
但他們有一點相同，他們都穿著綠色的軍裝。
一條綠色的邊防線，一道有著濃烈生命色彩的精神風景，靜靜地在我心裏流淌。
一級戰備（1）
東北林子，以它的深遠和廣袤著稱。尤其到了冬天，隻有到了那兒，你才能體會到滴水成冰的寒冷，和經久不化的皚皚積雪的壯觀。它每每令我想起北京人民大會堂掛著的那幅“江山如此多嬌”。
然而這“詩情畫意”有時也會給人帶來諸多不便。
記得是1975年的隆冬，在離黑龍江東部一個叫“東方紅”的小鎮不遠的林子裏，乘車去珍寶島的我們下車做短暫的休息。
來到公路旁，陽光映著白雪，刺得我半天睜不開眼。
終於適應了，想四周遛遛，找個僻靜處方便一下，剛邁出路麵一步，便深陷在雪裏，沒膝深的雪簡直使你寸步難移了。
俗話說得好：“冷尿熱屁”。天兒越冷，越容易“內急”。
幾個大概和我一樣感覺的戰友此刻也像楔子般被“釘”在雪地裏，任你掄胳膊，扭身子，使出渾身解數，卻休想拔出腳來。
說實話，如果沒有異性在場，我們也便就地解決了，可文工團下部隊偏偏有那麽多女演員。雖然部隊在拉練行軍需要“方便”時有個不成文的約定俗成：男左女右，分別在道路兩旁，找隱蔽處自行方便，可光天化日之下，白晃晃的雪地上麵，實在是不方便了。
正在我們著急無奈又尷尬之際，一直蹲在路旁抽煙的、負責領路的邊防部隊的幹部朝我喊了一嗓子：
“王剛同誌，別著急，你試試這個法子。”
說罷，他把煙頭兒一甩，就勢坐在地上，再往後一仰，雙腿蹬直，使整個身子與地麵平行。總之，他仰麵朝天躺那兒了。
正在我們對他這一異乎尋常的舉動大惑不解時，他雙手一捂臉，猛地朝路旁的雪地滾去。
我恍然大悟：這道理再簡單不過了，不就是在同等壓力下，盡量擴大著力麵積，以減少壓強嗎？這在中學物理課上學過的。
咱也來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唄！我如法炮製，仰麵輕輕倒下，大腿稍一用力——嘿，小腿真的拔出來了！再抱臉一滾，真就沒再陷下去。
我哪敢停啊，就勢玩兒命滾將起來，直到被一棵大樹擋住才停下。
好大一棵樹啊，足有兩抱粗！
我又以這棵樹為軸，滾了90度，終於藏到了它的後麵，再掙紮著站起來……
啊，那感覺，真叫痛快淋漓呀！
過後，我們都對那位幹部感激不盡。如果沒有他出的這個妙法，真不知道會是怎樣一個結局。
1月往往是東北最冷的一個月，而1976年的1月更是冷得邪乎，更何況當時我一直在黑龍江邊上轉悠。
那年新年前夕，剛從北邊兒回到家沒三天的我，與另一位老同誌又領受創作任務，從沈陽出發，一路北上，乘火車，倒汽車，折騰了兩天兩夜總算到了此行的第一站——黑河。
現在黑河通火車也通飛機了。其實五十幾年前就曾有火車直達那裏，可東北“光複”後，這很長很長的一段鐵路生是讓“老大哥”給扒了，據說連鐵軌帶枕木全被運到蘇聯去了。這也許是對“老大哥”出兵東北的“回報”？
當我們坐著“嘎斯六九”，在冰麵一樣溜滑的公路上向黑河慢吞吞行進時，於是也就更惦記那段記憶中的鐵路。尤其看到它的遺跡——隆起的路基，高聳的橋墩，破敗的小站——時，那感覺愈加強烈了，最後簡直就“憤憤然”了。
這種情緒倒符合我們要創作的作品主題，那就是“反對霸權主義”“反對修正主義”！
黑河待了一天，接下來，去愛輝，再逆江而上，呼瑪，歐浦，依西肯，開庫康……幾乎一天換一個地方，8號中午到了被叫做“中國北極村”的漠河。
一級戰備（2）
漠河倒真對得起“北極村”這個稱號，我雖沒能有幸看到極光，卻著實領略了她的寒冷。
像這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樣，冷熱也是相比較而存在的。
那地方冷得可怕，而人卻極熱情。由這惹櫬?吹模?紫缺閌前鹽頤親〉姆考淶幕鵯交鸝簧盞錳淌痔唐ü傘Ｎ堇鍶鵲麽┎蛔〕納饋Ｔ倏瓷角繳係奈露燃啤??閔?3攝氏度！
室外多少度不得而知，隻聽說有溫度計也得凍炸嘍。我實在難以設想那些邊防戰士在戶外站崗巡邏該怎樣抵禦這超常的寒冷。
搞創作講究“體驗生活”，於是我便向連長提出站一次夜班崗。
我倒要親身體驗一下這地方能冷到哪兒去！
連長幾番婉拒，我幾番請求，最後他說：“等天黑再說吧。”
也搭著午飯開得晚點兒，吃完還沒“一袋煙”的工夫，窗外光線就有些模糊了。這月份兒，漠河的白天頂多能挺四五個鍾頭，而到了夏至前後又會出現“白夜”現象。
趁天沒大黑，想著先去趟廁所。
黑龍江一線連隊駐地的廁所幾乎全蓋在了院子的一角，而且不知出於何種考慮，由“蹲坑兒”到底部的距離出奇地長，估摸著能有丈把深。
我住的房子正好與這連隊的廁所處於院子對角線的兩端。
我從露天進來不過幾個小時，自然知道外邊有多冷。於是套上絨衣，穿上棉襖棉褲，蹬上大頭鞋，扣上皮帽子。本當再穿上皮大衣的，但考慮一會兒蹲下不方便，也就罷了。
“包裝”停當，便拔步往外跑，因為在這暖窖一般的屋裏，穿著這些待上片刻簡直能捂成“汗包”。
推開房門，穿過走廊，站到直通外麵的最後一道門前。
我運足了勁，屏住呼吸，繃緊周身肌肉，猛地推開那扇門……
我實在難以形容那一瞬間的感覺，隻記得好像開門又撞著了一道無形的屏障。那大約是冷凍了的空氣吧。
我被這似乎凝成固體的空氣“撞”得往後仰了一下。我不敢停留。我撒腿朝“對角線”的另一端跑去，一路緊捂著臉，隻露出兩隻眼睛看路——後來我相信了：人體所有的部位，隻有眼睛是最經凍的。
終於到了。
我站在合適的位置上，哈了半天凍僵的雙手，好歹算解開了褲子。
我咬牙蹲了下去……
當我再回到我住的房間時，無異於從北極轉瞬之間又來到了赤道。這熱——冷——熱，溫差達六七十度的大反差，一下子把我撂倒了。到了開晚飯的時間，躺在熱被窩兒裏的我，渾身打著哆嗦。司務長端來了臥了四個大雞蛋的熱湯麵，我呼嚕呼嚕全吃了下去。老於給我捂床被子，說：“發發汗、睡個覺，就好了。”
迷迷糊糊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一陣刺耳的哨音將我驚醒。緊接著，走廊裏響起一陣雜遝的腳步聲。我立刻意識到：緊急集合！
當年部隊曾流行過這樣的兩句話：“老兵怕號，新兵怕哨。”這裏所謂的“哨”指的是一種特製的綠色塑膠小喇叭，專門用來吹“緊急集合”哨的。那聲音短促，尖銳，獨特，睡成“死豬”，也能很快被吵醒。新兵初來乍到，自然不適應；至於那老兵何以“怕號”，便不得而知了。
我強睜眼睛看了看表，不到8點，心裏嘀咕：是例行演習？還是真有什麽情況？我猶豫著，不知該不該起來。正這時，老於從外麵闖進來，神色緊張嚴峻。我剛要問，他斷斷續續從口中蹦出四個字：“一級戰備。”
一級戰備，僅僅預示著一段非凡曆史的開始。
這是1976年初，龍年，共和國的非常之年。我雖一個小小的連職，也照樣被融入這段激蕩的曆史。
周總理離開了我們
1976年的年初格外地冷。沈陽，都已是冰雪封門。
新年剛過，我和文工團的相聲名家於連仲老師一塊兒到黑龍江一線采訪，準備寫一篇參加全軍文藝匯演的作品。
1月8日那歟?頤欽?美吹僥?擁囊桓霰叻懶?印０滋歟?頤欽伊肆?擁募父穌絞苛牧肆模?砩希??幼急噶艘蛔啦凰惴崾⒌?咽薔×俗佘笈?ψ齙姆共耍?比唬?雷由嫌凶瘧夭豢繕俚陌拙啤Ｔ詼?保?緩染頻暮鶴右燦校??歡唷Ｔ謖飫錚?萍饒苡???幟芘漚狻懊ǘ?鋇募拍??/p>
正當我們一桌八人端著酒碗準備一飲而盡時，屋裏的廣播響了。哀樂從牆上的喇叭裏一傾而下——廣播裏傳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沉痛而肅穆的聲音：周恩來總理逝世了。
大家全都愣了，端著酒碗一時間竟不知所措。
這噩耗來得實在突然，事前連點小道消息也沒有。凡是經過那一段時光的中國人，回想起來，都覺得很突然。盡管，那陣的新聞紀錄片出現總理形象時，都會有個“在醫院”的特別說明：“×月×日，周恩來總理在醫院會見……”但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說，總理的年齡不算老耄，就是在醫院，他也保持著必要的風度和雍容的氣質。每一個人都覺得，總理不久就能出院，回到為“四個現代化”而操勞的工作崗位上。然而這噩耗傳來，又不能不信，這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我隻覺得心中堵得慌。
聽了一會兒，我木然地把碗裏的酒灑在地上，其他人也如此做了。
哀樂聲中，大家彼此無言。
忘了是誰，下意識地舔了一口碗邊兒。連長一巴掌掃過去，當啷！那碗掉在了地上，摔個稀碎。
軍人習慣於服從命令，可下一步我們能做什麽？上級沒任何指示，隻有先回房間待命了。
悲愴感、如喪考妣的孤獨感充滿了我的內心，仿佛是跟我關係很親的一個人突然離開了我。難受，無力，世上最深沉的痛苦，是那種難以用言辭描述的痛苦。
但我的眼睛是澀的，始終沒有淚水。呆坐片刻，我披上軍大衣，戴上皮帽子，穿上大頭鞋，獨自一人走了出去。
我踩著積雪，向江邊走去。
空中沒有一絲風，似乎覺不出怎麽冷，然而我記得在我的采訪本上曾記著：那晚當地的氣溫是零下32度。
白白的積雪，肅穆寂靜，遠處濃密的森林漆黑地印在了暗藍的夜幕上，腳下我的大頭鞋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
江邊一個人也沒有。
我站著不動，腦子裏似乎一片空白，又間或湧出許多雜亂無緒的經曆。
我見過周總理，就是我在前麵提到的毛主席檢閱紅衛兵那次，而更多地是從新聞紀錄片上看到他。
印象最深的是1972年2月，那個寒冷的冬日，尼克鬆來了，總理在機場迎接。他的微笑，他的握手，他那始終挺拔的身姿都充溢著泱泱大國之風，卻又不失謙謙君子之禮。我曾為我們中國有這樣的總理而覺得臉上有光。
在那個時代，國人心目裏的周總理，是理性的象征，是鞠躬盡瘁的光輝典範。
我從心裏敬仰他。
站在江邊，不知過了多久，等到感覺鼻子發癢，才醒悟過來。我知道要壞事了，剛才急急地從暖和的屋裏出來，在氣溫這麽低的空氣中又待了這麽久，是會把裸露在外的臉、鼻子凍傷的。而這在寒冷的東北是常有的事。我想起了邊防戰士教我的急救辦法：抓起一把雪拚命地擦拭自己的鼻子和臉，直到覺得臉熱了，皮膚紅了。與此同時，我跑回宿舍。
回到屋裏，老於已經躺下。見我走進來，問：“到江邊去了？”
和老於共事已有多年，他了解我的脾性。
我點點頭，把眼鏡摘下放在了桌上。眼鏡上已布滿了霧氣。
我匆匆擦了一把臉，脫掉衣服，迅速鑽進了被窩。老於把燈關了。屋裏一片漆黑。
“唉——”老於歎氣的聲音。
我沒說話。兩隻手放在腦後，枕著頭，望著黑洞洞的屋頂。
“王剛，沒睡著吧？”
老於見我沒出聲，知我擰勁兒又上來了，再不言語了。
借著黑暗，溫暖的氣息一點點襲過來。
淚水一點點滲出。
好久了，不曾這麽痛快地流淚。
誰也別想汙蔑我（1）
3月末，沈陽軍區文工團代表團到蘭州參加一年一度的全軍文藝匯演分片演出，我和老於的相聲《反修哨兵》被選上了。這是一個取材於中蘇邊界“反修鬥爭”的相聲作品，不乏邊疆情調和對北方鄰國的嘲謔挖苦。今天看來，當然時過境遷，但在當時，題材還算新鮮，演出的效果還算不錯，可以說“載譽而歸”。4月4日的早晨，我們代表團一行人坐火車到了北京。
下了火車，總政已派了一輛大客車在站口接我們了。不知是我們的人囑咐了司機，還是司機師傅有意讓我們看看這將載入史冊的一幕，車沒有按照正常路線走，而是特意經過了天安門廣場。
東單、北京飯店、南河沿，再過去就是廣場了。
司機很理解我們，有意地把車開得很慢很慢。
廣場已是一片海洋，一片白色的海洋，花圈挽聯、標語旗子，還有就是密密麻麻的人群。
有很多人在演講。我看見了一個穿綠色上衣的青年在揮臂喊著什麽，周圍是一圈人。
車子開過了廣場。
一路上，不斷有許多以單位為組織的隊伍，抬著花圈或大幅標語，向天安門方向走去。他們有的戴著白花，有的戴著黑箍，打著各式各樣的標語，臉上全是罕見的肅穆表情。
到了西直門馬相胡同的總政招待所，剛安頓好住處，我們就接到上級指示：一律不許去天安門廣場。我隱約感到事情真的有些不妙了。
但越是禁止，越禁止不住，住下後，文工團的團員彼此心照不宣，嘴上說“出去走走”“看朋友”，其實都去了天安門，到了那兒照了麵，都裝著互不認識。我是先去總政文工團找到王靜，兄妹兩人一起去了天安門廣場。
那真是時代風暴的旋渦地帶啊。
32年後的2008年，北京華辰拍賣公司拍賣一件獨特的作品，一位攝影家在1976年4月5日那一天拍攝的人民群眾在天安門自發悼念周總理的360度全景照片。我在照片前凝神看了小半天，看什麽呢？想從密密匝匝的人頭中找到我和王靜的影子。我說，如果能找到，不管多大代價我都要把這件紀念品拍下來。
找到最後，眼都看花了，還是“眾裏尋他”，莫衷一是。我不甘心，纏著主辦人，要了全景圖的小樣。我說，回家用放大鏡照著看。
這是一次多麽難得的“親曆”，至今想起，還激動難平。
4月5日那天，我和妹妹在廣場整整待了一天；印象最深的詩詞：“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若有妖魔興風浪，人民奮起滅豺狼。”
晚上9點的車票回沈陽，7點前我回了招待所。一問，方知大部分人都去了天安門。
人終於到齊了，再乘總政派來的車去北京火車站，已經有指示不讓車輛再經天安門，而走地安門西大街。車窗外，氣氛已經大變，一路隻見一輛輛卡車載著係毛巾穿工人服拿著棒子的工人民兵，朝著廣場方向呼嘯而去；從朝陽門南小街到北京站時，我依稀聽見西邊傳來廣播聲——後得知那是當時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勸導“不明真相”的群眾離開廣場……
進站時，氣氛突然無比緊張起來，混亂，惶急，我們一行人，就像逃難一樣奔向列車。
火車21點10分準時開出北京站。
車廂裏就像開了鍋似的熱鬧。
臥鋪車廂裏，大家一放好行李，就在一起聊起來，認識的，或不認識的，因為天安門抗爭這一共同話題而一下子近乎起來了。乘客們都七嘴八舌大談特談廣場見聞和“政治秘聞”，直到夜裏熄燈了還在那裏聊。
誰也別想汙蔑我（2）
人們都預感著，圍繞著中國前途，將發生更大的爭鬥。
我是一夜沒睡，憋悶了一天的話全釋放了出來，精神抖擻地一路聊到了天亮。
沈陽到了。
當日，便有一些同事、親戚朋友向我詢問天安門的事情。我是口無遮攔，有什麽就講什麽。整個沈陽都是處於這麽一種亂哄哄的狀態中。
然而到了7日早晨，人們全傻眼了。廣播、報紙裏全都明明白白地說：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是“反革命政治事件”。
沒過幾天，根據上級有關精神，各單位搞起了“查謠言”活動。這次清查，雖然不像以往運動那麽大張旗鼓，但也弄得人心惶惶。
終於有一天，單位的政工幹部找我談話了。
那天，我正在辦公室閑坐，接到電話：“你馬上到政辦來一趟。”著一疊紙。
他沒有理睬我的熱情招呼，隻是用那隻拿鋼筆的手指了指前麵一把椅子：“你坐下吧。”
這不是要審人嗎？我心裏“咯噔”一下，看了看椅子，往外拉了拉，坐下了。
我仰臉看著他，原本的笑容也換成了一臉肅敬，等他發問。
“今天找你來，是想問你一個問題。”他打量著我。我抄著兩手，眨巴著眼，毫無表示。
“這兒從地方上轉過來一份材料，你的一個親戚揭發你散布了不少謠言，這些話是你說的嗎？”他用滑稽的腔調把那些話轉述了一遍，然後全神貫注地看著我的反應，又補了一句：“希望你本著對組織忠誠老實的態度，說了什麽？從哪聽來的？為什麽要散布？原原本本匯報清楚。”
“我沒說這話，這份揭發不是事實。”我幹脆抵賴。
心裏話說：何謂謠言？親眼所見的事怎麽變成了“謠言”？——當然，我也沒有傻到去痛痛快快承認這件事。
他冷笑一聲，開始喋喋不休地說上了，還一口一個“王剛同誌”，無非是要讓我認清形勢，放下包袱，對“右傾翻案風”反戈一擊，諸如此類。
時鍾在一分一秒過去，我有點心煩，但沒有發作。
心想：今兒個，不說點啥，我是出不去這門了。我撓著耳根，假裝思索，搜腸刮肚半天，突然想起什麽似的，“嘿！我約莫記起來了，那天是順嘴說了那麽一句……”
我強調：這句話是在火車上聽旅客說的。
他進而追問這個旅客長什麽樣子穿什麽衣服。
“……長什麽樣？嘿，黑燈瞎火的，光顧聽聲了，至於什麽樣兒？我記不清了。”
“你再想一想。”
突然間，我心中一股無名火在升騰，覺得這一切也未免太荒唐了。
“我到哪兒給你找這人去？”終於，我態度生硬地說，“你跟上邊這麽交代不就可以了嗎？”
政工幹部支棱個脖子瞪著我：“王剛同誌！事關階級鬥爭動向的大事，你怎麽可以這樣不嚴肅呢？你今天的態度，很不老實！避重就輕，還為反動言行開脫，找借口……”
我差點脫口而出：“你在這兒跟我裝什麽大頭蒜……”可忍了，壓了，我理解這是他的職責，或許出於無奈。可平時大家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說好聽點兒，還算“同一戰壕的戰友”，出了問題可以攤開談，又何必板起麵孔來？
在這關節點，我的“壞勁兒”又上來了。我悠悠地開了口：“其實剛才說的，與其說是給我自己找借口，還不如說是給你找借口。”
他一愣：“你這話是什麽意思？”
“什麽意思？你忘了嗎？6日回來，我一進辦公樓不就碰到了你嗎？那條‘謠言’，不是聽你親口對我說的嗎？”我一臉的無辜，扶了扶眼鏡，透著很凝重很為他著想的樣子。
誰也別想汙蔑我（3）
他頓時急了，聲音都變調了：“王剛同誌，你不能這樣啊，你不能這樣開玩笑的啊……”
“這麽嚴肅的事情，我怎麽會開玩笑呢？你現在就把這個情況如實地記錄下來，我可以簽字。”
我一臉的真誠，坦然——甚至還有點“友好”地看著他。
他像打量一個不認識的人那樣看著我，那神情，說不上是痛心疾首，還是憤怒到極點，或許，還透著幾分恐懼。總之，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人在刹那間臉上會掠過這麽豐富的表情。
我也似笑非笑看著他，心裏話說：別怨我，這可是您自找的。
終於，他坐不住了，蹭地站了起來，在屋裏走來走去。
最後，他坐回在椅子上，臉色要多難看就有多難看，他搖著頭：“我沒想到你竟當著我的麵造這個謠言。”
我也一字一頓地回答他：“我也沒有想到，你忽然板起麵孔來調查所謂謠言。”
最後，他讓我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向上麵作的匯報。反正以後再沒人找我談過關於這個所謂“謠言”的問題。
粉碎“四人幫”後，一次開會，我倆又碰到一起了。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故意板起臉問他：“還記得那次的談話嗎？”
“王剛，王剛，你可真行啊。”他哈哈笑了起來。
這一年的夏季，天兒特別地悶熱。大家都說，一定有什麽事要發生。果真，這一年從夏初到秋末，接二連三發生了一係列的事，當然全是大事。人們的心都是慌慌的。
7月6日，朱德委員長逝世了。作為一位老兵，我在心裏悼念總司令。
那個月，我正好又來京參加全國調演，打聽到朱老總的吊唁活動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
那天一大早，我就趕到那裏。我是坐1路公共汽車去的。車上都是上班的人，大都一副昏昏欲睡的神態。車裏彌漫著汽油味兒夾雜著被窩味兒，連售票員報站也是無精打采。我想，這就是現實生活。經曆了周總理逝世，體驗了“四五”事件，北京人似乎累了，麻木了。
到了文化宮，才7點多鍾，太廟大殿前卻已經來了不少人，大部分都列著隊，顯然是單位組織來的。隻見一些戴黑袖章的人臉上毫無表情地東跑西奔忙乎著。
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人越來越多。
吊唁堂設在二殿，我從大門外擱置的幾個裝滿白花的大簍子裏拿出了一朵，小心翼翼將小小的白紙花兒別在了胸前。
等了一會兒，終於開始了。我隨著長長的吊唁隊伍，慢慢地往前走著。
我站在了朱老總的遺像前，深深地鞠了三個躬。麵前的朱老總，就如同在電影新聞片裏一樣的慈祥敦厚。
一切都那麽平平淡淡，沒有悲痛欲絕，更沒有慷慨激昂，那感覺，隻像鄰居過世了一位老人，一位平素很受尊敬的長者。他的去世很像某個流程中的一瞬，既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直覺告訴我，還有更大的事情將要發生。
普遍的怨憤，已經從周圍的信號中清晰地感覺出來了。忘了是哪一個政治家說的，大致意思是：人民，其實是可以忍耐某種程度的壓製的，然而，如果最溫柔敦厚的民眾都覺得日子沒法得過且過下去，那麽，火花必然會引發燎原烈火。1976年夏季的形勢，到處顯示著極左派越來越不得人心的跡象。那次，我們坐著大客車去參加匯報演出，演出的地點在民族文化宮。載著我們的大客車經過長安街的時候，車速突然減慢，要為“首長”的車隊讓路；這時候，司機師傅搖下了車窗，朝著外麵駛來的小臥車破口大罵：“牛×什麽呀孫子？擎等著吧，有你拉清單的那一天！”
我們聽得一激靈，好大的膽子！居然公然辱罵“首長”？
我挨著師傅最近，小心翼翼地問：“跟誰呀這是？”
“劉慶棠！這孫子，也不看是什麽時候？還在這兒臭擺譜！”司機半個身子探出去接著罵，“你丫不就是個跳舞的嗎？還能蹦躂幾天……”
原來，所謂“首長”就是政治新貴劉慶棠之類，司機肆無忌憚地罵著這個靠著跳“洪常青”而躍身為“文化部領導”的得意小人，嘲笑著他逢迎“紅都女皇”調戲女演員的各種劣行。聽著這些，我們又興奮又新鮮：首都人民的政治覺悟就是高啊，硬是什麽都敢說啊！而且透著痛快，透著解氣！看來，“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隻是一些人的一廂情願，“四人幫”和極左勢力確實“失道寡助”，離末日不遠了。
演出的時候，鈴響燈暗，魚貫而入的於會詠、劉慶棠、浩亮等方悄悄入座，又引起一片議論聲；普遍的反感和濃厚的敵意，籠罩在劇場中。我和於連仲在相聲裏諷刺“蘇修”統治下民不聊生、*人怨的笑料，也好像達到了“移情”效果。
還記得那笑話裏，小朋友回答外賓的問題，一糊塗把順序搞亂了。於是出現了這樣的對答：
——每天吃飯，湯盆裏盛的是什麽？
——星星月亮。
——晚上仰望天空能看到什麽？
——牛奶麵包。
……
英雄救美，有緣無分
有時候，莫名其妙地愛上一個人，真是挺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我的真正的戀愛，起始於部隊。
我，捫心自問，在青壯年以後，是一個心存浪漫的人，按照男女之淶耐嫘λ搗ǎ?安皇鞘∮偷牡啤薄Ｄ鞘焙虻奈遙?扔小拔囊掌?省庇鍾械汨鈰癲謊薄⒆宰鵜舾校?慚謔尾蛔∧諦牡惱鞣???詡?逯饕逋秤??襠?畹哪甏??疑砩係惱庵幀白暈搖狽炊?嵋?鶓?緣暮悶嫘摹５蹦甓鐐夤??樾∷擔?錈胬鮮淺魷忠桓齟剩?“驕傲的人”，大概在某些女兵眼裏，我屬於這種類型的吧。
說說我在部隊的兩次戀愛。
看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幸福像花兒一樣》，甚至看到濮存昕呂麗萍主演的《來來往往》前半截，看到那些軍服，那個時代的男兵女兵的風采，會讓我湧起對戀愛的回憶——這麽說是不是有點“另類”？我的青春，初戀，都與那些色彩渾然一體。那些深夜的行軍，“車轔轔馬蕭蕭”的拉練，固然是最雄渾的軍旅風景，然而另外有一種婉媚曲折，也是部隊文藝工作者忍不住要回望，要謳歌的。不然，為什麽要誕生“凱旋在子夜”的異性擁抱？出現“雷場玉蘭花”的神秘芬芳？
她叫解梅，小名小華，有時候我又叫她婉華。38年過去了，現在，對很多人來說，可能名字這種東西已經“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了。然而對我來說，這些稱謂，是我此生某個階段，勾連那些色彩、氣味和形狀的符號。
20世紀70年代初，演出隊來了一個唱歌的北京女兵，黑眼睛顯得有幾分憂鬱，白白淨淨，一塵不染。對比聽慣了的東北姑娘粗聲大氣的講話，她的嗓音顯得格外輕柔悅耳。
聽說她是一個部長的女兒，難怪，我能感受到她身上的幾分傲氣。
我們怎樣牽手的？隻能簡單閃回——
說起來就像電視劇的拙劣劇情安排，那一次軍訓投實彈，這個名叫解梅的女兵給了我表現的機會。她投彈時，犯了一個力學上的致命錯誤，用力過猛，手榴彈甩在了身後！靶場響起一片“不好”聲。我，眼疾手快衝上前，撿起投了出去，驚魂未定之際，發現卻是個啞彈，原來這個傻姑娘根本沒拉弦兒！
我以最小成本充當了回“救美”英雄，贏得了她的愛慕。
這是一次遵循“嚴格流程”的戀愛，來來往往，心底默契，互相關心，偶有笑鬧，“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也符合這個時代的韻律。
終於有機會“上門”了。這一年，到北京觀摩學習《杜鵑山》，曾去她家造訪。她家位於虎坊橋前孫公園，是一所三進大院。那次造訪未見到其部長父親，隻見到一個麵部陰沉穿將校呢大衣的男子，是她的哥哥，很入定的樣子，對外界事物，顯得無謂，漠然。我心想：大概“高幹子弟”的氣質都是這個味兒吧。
我的另外一個印象是，她家客廳牆上盡是名人字畫，其中一幅是郭沫若的，上書“某某某補壁：十月完成於大會堂……”
造訪“高幹之家”，嗅到的那種氣氛，讓我隱隱約約感到了某種不祥的趨向。
果然，以後的路徑，在我半文半白的歲月流水賬中，甜蜜與憂愁、不諧、紊亂、折磨、煩躁和令人心酸的關節點比比皆是——
……冬天，聞我上調沈陽軍區，約去208醫院旁的大草堆，令我脫掉手套，執伊冰涼素手，廝磨溫存，吻別；到沈陽，常通信；……去牡丹江演出，來信稱檢出乳腺腫瘤，要我“慎重”，當下向組織請假，允我途中在長春探女友病；伊阻我去醫院，自來我家相會，饋我《英語900句》；輾轉再回牡丹江，伊信又稱腫瘤經積水潭醫院檢察切片是良性，然又告：伊母堅不允“找個演員”，故矛盾苦悶，聯係平素觀察，委蛇搪塞，行狀躲閃，非光明磊落女子也！孰能再忍？大怒回信絕交；同年夏，伊來信稱病，哀婉乞見，否則“永不複見矣”；又請假歸長春；伊瘦弱憔悴，令我心摧腸斷！追問，伊哭訴來曆：本非高幹之女，生父小資本家，其母與部長有交往，婉華似又為部長公子女友；經部長戰友吉林軍區某首長介紹，以部長之女名義入伍；而今某首長上*賊船，實情敗露，伊亦被隔離審察，四麵楚歌，原來逢迎拍馬者多避之唯恐不及，乃至落井下石；……夜深，伊淚眼顧盼，楚楚可憐，有留宿之意，吾母慈悲，亦憐之，我堅不允，強送回醫院；後來信婉責我竟何等肺腑：“當6路電車開來時，我真想紮到車輪下……”終處理轉業，任兒童醫院護士，勞頓異常……
1980年接她最後一封信說：“聽了你的長篇《牛虻》，那富有磁性的聲音勾起多少美好的回憶……”
唉，想來何苦？這份彼此的不忍和遲疑流連，隻能徒增煩惱。這時我已結婚，為這封信，家裏大鬧一場，我的狼狽可想而知。後來，她終於嫁給一名美籍華人去了洛杉磯。但這也非安然了局，她的生活之路後來仍是坎坷不平。
回思往事，隻覺當時已惘然。
我的第一次婚姻
我剛調到沈陽軍區時，我們幾個剛從基層調來不久的文工團員，其實都是所謂的學員，在一個樓角裏抽著煙。
這時候從二樓蹦蹦跳跳的一個女文工團員下來了，很不屑地瞥了我們一眼，飄然而去。這時候我發現所有的人，剛才互相聊天的人，全都看著她，走神了。
她是那麽漂亮而高傲，可奇怪，越是高傲，我還真越要看看了。
眾人收回拉長的脖頸子，又互相望了一眼，不知道誰說了一句：“知道這是誰嗎，是前進歌舞團一朵花……”
於是一幫壞小子就互相打趣兒，“你別惦記著”“沒咱什麽事……”
還有人說，“這今後肯定是哪個高幹家的兒媳婦啊！”
聽他們逗悶子，我就不言語。
有人看我不言語，便問：“王剛你說呢？”
我記得我狠狠扔掉了煙頭，說了一句：“不要妄自菲薄！我才不信那個邪呢。”
以後發生的，就是這樣：輾轉在邊防部隊慰問的時候，都坐那種敞篷卡車，我們倆居然挨在一塊兒了。沒話找話，我也忘了具體說了什麽，總而言之越說越投緣呢。
第一感覺原來她是北京的呀，我不知道怎麽跟北京這麽有緣。
這份戀愛，遇到的阻力是來自組織上的。
下部隊一個多月回來，我就被批評了。上麵有規定學員戰士不能夠在一個單位裏談戀愛，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倆好了，於是兩邊分頭談話，一通嚴厲的批評。
還記得我們教導員跟我說，不僅是因為部隊的規定，戰士在一個單位裏是不能夠談戀愛的，還有重要的一點，你知道她的家庭出身嗎？她父親是右派，跟這種政治背景的人處對象，後果你掂量過嗎？
我當然不服這個理兒，大聲抗辯：“既然通過政審了，都當了兵了，怎麽還能算在政治上有問題，怎麽還能算是家庭出身有問題呢？你那有政策，我這兒怎麽就不行啊？”
教導員就差點拍桌子了：“不行就是不行！我們是為了愛護你，你小子怎麽那麽不懂事啊？”
你越不讓，兩個人越往一塊兒湊。那時候，一個是在三樓，一個是在四樓，卻很難見麵，我們就用走廊的電話聊天，衝破重重“阻力”，就是要戀愛。
就那樣，還是被幹部發現了，又挨頓批評。
但是，最後我們兩個人還是提幹了，終於曆盡磨難，走在了一起。1978年5月4日，在五四青年節那一天，我們結婚了。
1979年9月6日，我們有了個女兒。當時沈陽軍區很多人都知道，在文工團裏有這麽一對兒郎才女貌的夫妻。
我們在沈陽結婚，回長春看爸爸媽媽。在南湖公園，我們想自己去玩兒，我爸爸還悄悄跟我說，你要小心一點，這女孩子長得太紮眼了，會惹麻煩。
果然如此，我們在南湖劃船，好多不三不四的人把船劃過來，撞我們的船，她嚇得夠戧，後來我們倆就不大敢出門了。
這段婚姻維係了13年。所以，網上還有各種雜誌，都說這個婚姻在孩子一歲的時候就結束了，也就是隻維持了兩年時間，都是瞎掰，不知道他們哪兒聽說的。
離婚的時候，孩子跟了母親，生活費由我出。再後來，女兒跟她媽媽轉業回北京了，一直在北京上學。我經常來北京做節目，特別是到電台錄音什麽的，每次一定去看女兒。拍《宰相劉羅鍋》的時候，我有了我的第一輛車，二手的紅色福特。有了這個車，第一個想法就是接我女兒去玩兒。我開著車，她住在她媽媽那兒，就把她媽媽也捎帶著，一塊兒直奔十三陵。
那時候，我不能天天像她媽媽那樣跟她在一起，但孩子所有經濟上的花銷，都是我來負責，一直到送她出國留學。
我盡量讓孩子感覺到爸爸還是爸爸，媽媽還是媽媽。
女兒在國內舉辦婚禮的時候，她的媽媽身穿中式服裝，和我一起坐在女方父母席上。我們——我和女兒的媽媽，慈祥地看著她和他恩愛地結合。我沒有覺得這樣有什麽不自然，隻是隱隱覺得我們是在刻意彌補什麽。
對女兒來說，這是美好記憶的延續，是歲月遺憾的彌補。
她一定明白：我們對她的愛一如既往，我們也知道，她給予我們的，是一種歲月釀就的寬容和諒解。
我與成方圓——慚愧與感恩（1）
1997年，我又再次登上春節聯歡晚會的舞台，在微型音樂劇《天長地久》中，扮演了一位能歌善舞的照相者。
那裏麵有首歌，多年以後還被不少人掛記著：
你從東邊，我從西邊，走到一個相約已久的地點。
你從南邊，我從北邊，走到一個期待已久的時間。
你在我的左邊，我在你的右邊，手牽手心連心永不分開。
天知道，地知道，我的愛會讓歲月知道，讓歲月把承諾變老。
你知道，我知道，隻有相愛的人才知道，什麽，是最真最好。
那時候，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和東方歌舞團的成方圓組成了一個新的家庭，開始了第二次婚姻生活。
我們很低調地處理兩個人的事情，包括喜酒，就是兩家人，簡單地吃一頓飯。
但畢竟，兩個都屬於“公眾人物”，真的想低調，那也是很難的。這段婚史，在當年見報率挺高的，媒體歡迎這種素材呀，所以當我的“緋聞時代”降臨時，很多人的腦子還固化在這個時期。
大家對我的失望可想而知。
隻能說：對不住，對不住善良的人們了。
在1998年，我們攜手排演的經典音樂劇《音樂之聲》也獲得了空前的成功。
說到圓子（圈中好友都這樣叫她），我挺佩服她，她真的是一個事業心很強的女人。
那時，她台上是主演，台下是總管。音樂劇頭一輪在保利大廈要演十場，我天天下午還要到北京電視台主持兩場《東芝動物樂園》，完了之後我自己開著車到保利大廈已經5點半了。圓子就在我們倆共有的一個化妝間，提前把凳子、椅子鋪好，讓我睡上二三十分鍾。
雖然累，但是每天演完以後那感覺特別好。最後謝幕的時候，大家還跳著舞，向中間的觀眾、兩旁的觀眾還有向樓上的觀眾敬禮。觀眾也不走，因為舞台劇它就有這樣直接的反饋，它不像演別的。哎呀！那感覺真的很美好。
與圓子共同出演《音樂之聲》的時候，是我們最幸福的時候。我們每天會收到很多鮮花，然後兩個人抱著鮮花鑽進車裏。
往家開的時候，我記得成方圓說了一句非常發自內心的話：“天天這樣多好啊。”
圓子曾說：“我和王剛有一種互補性，王剛屬於傳統的老派男人。”
可是，和圓子在一起的日子，我“縱酒使性”也到了一個高發期。
我的“酒史”，是從知青點——特別是26年的部隊生涯中延續下來的。有美好，也有負麵的插曲。
例如，我曾經在一個下雪天，在山海關某賓館，把一個白天跟我鬥酒的香港商人從被窩裏拽起來：“起來接著喝！”搞得對方的下屬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說起來，很不好意思。
我這個德行，給了周邊人，給我的家庭，給我妹妹王靜，給了圓子不少的困擾。
有一次我喝多了，忘了為什麽事有點生氣，便跟圓子拌起嘴來。她開著車，到三元立交橋上時，我竟要拉車門跳下去……幾番折騰終於到了家，一進大院卻又不進樓門，還高呼：這不是我的家！至今也不明白，我怎麽會說出這樣讓圓子傷心的話來。
夫妻隨團去歐洲演出。在法國的時候，當地華人非常熱情，一連串的酒場酒局。得意忘形之餘，壞了，不行了，身子靈魂都在墜落了。他們把我送往楓丹白露的急救中心。
路上，我覺得自己挺不下去了，把眼睛閉上了，心想：死了算了，太難受了。
這是一次瀕臨死亡的體驗。
記得成方圓掐著我的人中，酸痛酸痛的。終於躺在病床上，當兩個洋人的臉朝我俯下來時，我徹底昏過去了。
我與成方圓——慚愧與感恩（2）
經過近一個小時的急救，我醒了，下地了，出去了。當時我覺得踩的那個草坪就像踩雲彩一樣，身上一點勁兒都沒有了。在湖邊?箍醇?歡苑ü?那嗄攴蚋駒諗幕檣湊鍘７愕ぐ茁隊瀉芏囁茲福?以誆萜荷希?謔鞔嶽鎰摺Ｕ媸僑縭?緇?哪侵指芯酰?孛饋Ｐ履鋟⒊齷犢斕男ι???鵠匆蔡乇鷯蒲铩?/p>
我真的是夢裏、雲裏、霧裏的那種感覺，自己暈暈乎乎的。真的是從死亡線上繞了一圈回來。
我能記住圓子每逢出門前的叮嚀。
我能記住圓子提醒我的：當我在外麵，難以控製自己脾性時，一定要理會一下她的暗示。
能記住，盡管多數時間很徒勞。
能記住，那曾經的甜蜜，及在甜蜜中的一份“苦緣”。
近些年在網上看到過一些東西，特別是關於我和圓子離婚原因所編的“情節”，讓我不得不在這裏花筆墨澄清：比如說我們是因為孩子去英國留學的學費而分手的，這個事情實屬子虛烏有。
其實，我跟圓子都是很低調的人，不管當初結合也好，離了也好，都是不願意讓大家知道，因為這純屬是個人的事情。人家說了什麽，你又不能去反駁，因為你反駁將會掀起又一波波瀾，於是我們倆就什麽也不說。
話說回來，這種事情一發生，我覺得對圓子特別不公平。離婚對兩個人都有傷害，但是對女人的傷害尤其大，十之*都是如此。
但是由於種種因素，兩個人想白頭偕老卻不是那麽簡單、容易的事情。真的，在這兒我不知道該說什麽。
三年前某日要飛上海，正候機呢，忽接到東北摯友吳學剛電話，披頭蓋臉就數落我：“大哥，這就是你的不對啦，前嫂子剛從你麵前走過，你咋理都不理呢？！”啊？我急忙站起四顧，沒她呀？我回頭又問：“學剛，我一直在低頭看報紙，真沒看見啊。”吳學剛說：“人家說你裝沒看見，剛才給我打電話，老氣憤啦！”——天地良心，可我真沒看見啊！
如果允許我客觀地發表一些意見的話，我想說，兩個人好了在一起，不好了分開，這中間肯定有它的原因。並且，可能存在各種各樣的原因。我跟圓子之間也是這樣，我們在一起，然後又分開了，其中有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列位看官們大可不必理會八卦雜誌上的“故事”。無論如何，我們以一種成熟理性的方式分開了，也許愛情不在，但是那種感情，那種對以往婚姻生活的共同記憶，還珍藏在我心間。
我是過來人，對感情也算有些經驗及教訓，所以對於主張兩個人在一起最重要、夫妻一出現裂痕就拿孩子做阻攔分手的小“人質”的年輕夫婦，我想說的是，如果兩個人經過理性的考慮和長期的試驗後發現在一起並不快樂，或者說兩個人一直不在一個“頻道”上——請記住這個重要的前提，分手未必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一言以蔽之，如果真想避免這種局麵的出現，最重要的不是果決離婚，而是在結婚前就持審慎的態度，想好了再結。
年屆花甲，愛獲新生
2008年夏，一些媒體和網絡上冒出了我跟某個女主持人的婚訊——我的緋聞終於也鋪天蓋地了。我至今也不知道這是怎麽弄出來的，而且對這個消息，我這個當事人卻是最後才知潰和?舷?⒍家丫??旆閃耍?一姑稍詮睦铩?/p>
還有傳我跟袁立怎麽怎麽的。袁立在她那個《正午時分》裏還寫到我：傳我們倆緋聞，怎麽可能呢？王老師那人特暴躁。她就講一個細節：我們兩個共用一個化妝師，但女孩子化妝慢，比如說好6點半她化，7點半化完，然後就輪到我。我守時來了，或者我晚5分鍾，給人留5分鍾，推門一看她還在那兒化妝，咣，門一摔我就走了。
那天去昆侖飯店會幾個藏界朋友，剛步入咖啡廳，就聽耳邊一聲高喊：“嘿，我的緋聞男友！”聽聲兒耳熟，回頭一看：袁立！
在這個對娛樂圈極盡八卦之能事的年代，沒承想到，盡管我年屆花甲，也沒逃得了這個編排。
對於這事兒本身，我倒沒有說惱火得不得了，因為我也看到許多類似的事情，這事兒攤到自個兒身上，我也隻能自我解嘲。新浪網還找我證實，說王老師你應該出來以正視聽。後來，有一天，忽然誰告訴我說，《知音》雜誌載有關於你戀愛整個過程的文章。好奇買本回來，一看不禁啞然失笑。除了人的名字單位等“硬件”外，所有的過程，全是跟寫小說一樣編出來的，太逗了。
但是你又沒得反駁，為什麽呢？沒有一句貶低你的話。那文章內容簡而言之就是：
2006年11月8日，我和她結了婚。2007年底，她懷孕了。2008年8月25日，喜訊傳來：愛人剖腹產下一個重達公斤的大胖小子。小家夥嗓門極大，就連醫生都誇：嗓門很亮，以後可以像他爸爸一樣當主持人！我這算是老來得子，自然喜不自勝，馬上給“鐵三角”的另外兩人——張國立、張鐵林等好友發去短信：“我添了一個男孩，祝賀我吧！”雲雲。
看看，全是好話、好事兒啊！你再去反駁澄清，你也忒不識好歹啦！
那以後，出於保護家人的原因，我極少在公開場合講兒子的事，孩子也一直沒有曝光過。
說到這裏，有個小插曲。在遇到小鄭之前，我一個人做“老光棍”的時候，有一次做《藝術人生》節目，在場很多觀眾得知我當時是獨身的時候，紛紛對我的寂寞表示理解與同情。有的熱心觀眾甚至還自告奮勇要做我的紅娘，讓我非常感動。
不過，最近網上一些言論卻讓我生出黑色幽默的感慨：我娶了小媳婦兒，又得了個寶貝，這是老天給我的恩賜。另一些人卻覺得沒必要逢迎你這個老家夥，於是王剛“老牛吃嫩草”啦，“成功老男士枯木逢春泡小蜜”啦，此類言論紛紛出籠，甚至更難聽的說辭也有。
這讓我不禁對人性的複雜感歎一番。我想：匿名時代的網絡狂歡，總有時代背景的原因，也有“娛樂經濟學”的因素，這不是你不喜歡就能抗拒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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