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易中天
世故，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現實中的中國人，是不能一點世故也沒有的。不過同為世故，也不盡相同。大體上說，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來的，上海人的世故則是算出來的。
在北京，沒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沒有悟性，會不會悟。會悟的人，渾身都是機關都是消息。眼皮子微微一抬，眼角不動聲色地那麽一掃，周圍人的尊卑貴賤、遠近親疏、善惡好壞，就能猜個八九不離十。然後，該熱乎的熱乎，該冷淡的冷淡，該應付的應付，總不會吃了虧去。這正是一個禮教社會的世故，也是一個官僚社會的世故。官場上那些老謀深算或老奸巨猾的不倒翁們，都有這種察言觀色的本事。即便是再愚鈍的人，如果久曆官場，也多半會磨練出來。
北京人雖然並非都是官，但官場既為“場”，就有“場效應”。北京既然是一個大官場，則場效應也就小不了，北京人生活在這樣一個官氣彌漫的世俗社會裏，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隻要在皇城根下轉個圈，聽聽那些街談巷議飛短流長，那世故也就幾乎用不著學。
在這樣一種氛圍裏啟蒙開悟的北京人，首先學會的是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一個人，在官場裏混得好不好，靠的是什麽？是人緣。隻有上司賞識、同僚捧場，才混得下去，並獲得升遷和提拔。
其實，不但官場，其他地方也一樣。所以，學會世故，首先要學會“處人”，而處人之道，又無非麵子人情。北京人最懂這一套。比方說，溜彎兒時見了熟人，都要請安問好。“老沒見您哪！多謝您哪！回見您哪！多穿件衣服別著了涼您哪！”
這就叫禮數，也叫和氣，因此不會有人嫌囉嗦。這種禮數也是胡同四合院裏訓練熏陶出來的。老北京人都講究“處街坊”。街坊裏道的，誰家有個紅白喜事、婚喪嫁娶，都要隨個“份子”，道個喜或道個惱。自家有個什麽新鮮好吃的，也願意街坊鄰裏嚐一口，“是個心意，也是個禮數”。
雖然有時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濃濃的人情味來。這禮數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這裏原本是俱為一體的。
“您來點什麽？”
“您猜怎麽著？”
“您在這兒聽是不？”
“您又棒錘了不是？”
都說北京人說話委婉，其實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因為隻有這麽說，才顯得對對方尊重，而且尊重裏還透著關切，透著親熱。這就是人情。
同樣，也隻有這麽說，聽的人才不覺得突兀，也才聽得進去。即便說的是不同意見，也不會惱怒，說的人也就不會得罪了對方。這就是世故。
畢竟，“拳頭不打笑臉”，“禮多人不怪”，多點兒禮數，沒什麽不好沒什麽錯。
所以，老北京人是不作興像上海人那樣直呼其名，也不作興像上海人那樣直統統地問人家“儂幾歲”的。隻有對懷裏抱著的小娃娃，才可以這麽問。即便問這樣的小娃娃，語氣也不會是直統統的，而多半會笑眯眯地問：“小朋友，告訴爺爺，幾歲啦？”如果是問上中學的孩子，就得問“十幾啦”？問中年人，得問“貴庚”；問老年人，得問“高壽”。
這裏麵講究大。這講究，也是世故。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尊老的社會，最怕的，是把人家說“小”了，同西方人生怕被說老了正好相反。“幾歲”，是“十歲以下”的意思。這麽問，豈非把人家當成了“毛頭小輩”？長輩對晚輩尚且不可有此一問，如果晚輩這樣問長輩，那就真是沒大沒小。
沒大沒小，也就是不懂禮數，而不懂禮數，也就是不會做人。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禮數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歸禮數管著，包括說話，也包括別的什麽。
所以，即便發生衝突，也不能罵人，隻能“損”。比方說，騎車撞了人，在外地，就會罵起來：“瞎眼啦！”或者說：“不會騎車就別騎！”北京人就不會這麽說，而會說：“喲，別在這兒練車呀！”
都說北京人說話“損”，或說話“藝術”，卻不知這藝術是禮數造就的。因為禮數規定了不能罵人，可不罵心裏又憋得慌，於是“罵”便變成了“損”。或者說，變成了罵人的藝術。
的確，禮數這玩意，是多少有些藝術性的。比方說，懂禮數的人，都有“眼色”。所謂一有眼色”，也就是懂得什麽事可做什麽事不可做，什麽話可講什麽話不可講，以及什麽事該什麽時候做，什麽話該什麽時候講等等。掌握其中的分寸，是一門大學問，也是一門藝術。
北京話的特點，就是分寸感特強。蕭乾先生在《北京城雜憶》中就曾談到這一點。比方說，“三十來歲”和“三十幾歲”就不是一碼事，和“三十好幾”就更不一樣。它們分別是二十七八、三十出頭和三十五六的意思。
同樣，勞駕、費心、借光、破費，雖然都是“文明用語”，都用於向人道謝或道乏，用處和用法也都不一樣。這種細微的區別，就是分寸感。
實際上，人情世故，都要適度，才合於禮。過度的客氣顯得生分，過度的關切則難免諂媚，而恰如其分則是一門生活的藝術。這就要費心思、勤琢磨，還要有教養。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然後可著尺寸做人過日子。
顯然，北京人的這種生活藝術，是有他們的人生哲學來打底子的。這種活法講究的是心眼兒活泛，心裏麵透亮。活泛就不死心眼兒，透亮就不缺心眼兒。
當然，也不認死理。老北京人相信，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沒有一個人吃得完的飯，也沒有過不去的橋。無論好事壞事，還能一個人包了圓啦？所以，露了臉，用不著揚鈴打鼓；背了時，也不必蔫裏巴嘰。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老黃河還興改道兒呢，人世間的事，哪有個準數？風水輪流轉，沒準明幾個轉到哪，瞎折騰什麽消停些吧！就是瞪著兩眼數星星，也比折騰那沒譜的事兒強。
別折騰，也別較真。較真，就是死心眼兒。天底下，哪有“真事兒”？不過“湯兒事”罷。所以，不管幹什麽，也就是個“對付勁兒”。北京人有句口頭禪，叫“混”；還有個常用的詞，叫“不賴”。
在他們看來，人生在世，也就是個“混”字。比方說，混日子、混事兒、混口飯吃等等。所有的人都是混，所有的事也都是混。
要說有區別，也就是“一個人混”還是“哥幾個一起混”，混得好還是混不好。混得好的，能混個一官半職；混得差點，也能混個肚兒圓。但不論好歹，能混下去，就不賴。難怪北京人吃喝不講究，活得那麽馬虎了，對付嘛！
顯然，這種世故，是古都的智慧，也是農民的智慧。農業生產周期長，要能等；京城官場變故多，要能忍；而麵對風雲變幻、世事滄桑，要能對付。京都之中，帝輦之下，人們看得最多的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險惡、天威難測、官運無常。
今兒個，新科狀元金榜題名，“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明兒個，菜市口人頭落地，大觀園底兒朝天，“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樓塌了”。這就不能不讓北京人世故起來。
北京人的世故是他們久曆滄桑的結果。這種久曆滄桑使他們“身居台風眼處而能保有幾分超然”，使他們在靜觀中養成了“多看兩步棋”的世故和通達，也使他們學會了忍耐。
體製畢竟太強大，這種體製下的小民也畢竟太微不足道。強大的皇權要消滅他們，比碾死隻螞蟻還便當。他們不能不學會忍耐。忍耐，正是老北京式的世故的要害和精義。“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眯著。”有這份世故和耐力，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兒，也沒有活不了的人。
正是這忍耐造就了平和，而平和的背後是信命和認命。老北京人的信條是：“命裏隻有八尺，就別攀著一丈。人，還能大過天去——既然“命裏有的躲不掉，命裏沒的求不來”，那麽，就沒有必要去爭、去搶，也沒有必要因為別人怎麽怎麽了而自己沒能怎麽怎麽，就渾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別扭。這就是自個兒和自個兒過不去。
要知道，“一個人能吃幾碗幹飯自己清楚，別人也清楚”，而“和年頭兒叫勁，簡直是和自己找別扭”。再說，就算怎麽怎麽了，又怎麽樣也不怎麽樣。“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當老板，來錢多，事兒還多哪！還是混吧。
顯然，正如趙園所說，正派北京人的世故裏，有著“閱事太多見事太明的悲憤沉痛。看透了，又無可奈何”。於是，無可奈何到了極點，反倒變成了平和。
平和也造就了幽默。
詼諧幽默，幾乎是北京人的標誌性品格。誰都知道，北京人說話特“逗”。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話，到了他們嘴裏，就可笑、可樂。比如臉上有雀斑叫“灑了把茶葉末”，就又形象又生動，怎麽想怎麽可樂。難怪有人說聽北京人說話就像聽相聲要論說話俏皮，北京人可真是沒得比的。
北京人為什麽特別會說話？這就說來話長。我想，除了北京是個古都，曆史悠久積澱深厚，宮廷語言和市井語言雅俗兼備外，長期保持著和周邊農村以及少數民族的聯係，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知道，農村語言、民間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往往比官方語言和文人語言更生動鮮活，而這也正是北京話的特點。比如，說“窩心”就比說“難受”好；說“蒙席蓋井”，就比說“隱瞞”生動得多；說一個人不愛回家是“沒腳後跟”，就不但生動，而且俏皮......
如果說生動鮮活是向農民和少數民族學習的結果，那麽，詼諧幽默則源自北京人的世故與平和。幽默是要以平和為前提的，浮躁的人就幽默不起來。因為幽默是不緊不慢的。它需要鋪墊、打底子，“包袱”才抖得開。
會說笑話的人都知道，說笑話時，不能緊張，必須他急你不急，他笑你不笑。如果別人還沒笑，你自己先笑起來，那就叫犯傻。如果心急火燎，打機關槍式地把話一口氣說出來，別人聽不清楚，反應不過來，又怎麽會笑。
更重要的是，幽默是一種心態。這種心態，就是平和。隻有心平氣和，坦然麵對人生，才會產生幽默，也才幽默得起來。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整天愁眉苦臉的人會幽默，無法想象一個事事斤斤計較的人會幽默，也無法想象一個時時處於提防狀態的人會幽默。
說到底，幽默也是一種“大氣”。隻有大氣的人，才能微笑著看待一切，包括苦惱和不幸。同樣，也隻有大氣的人，才能含笑向自己的過去告別。總之，隻有大氣才會幽默。北京人大氣，所以北京人幽默。
其實，北京式幽默中的大氣是不難體會到的。它往往表現為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滿不在乎，甚至沒大沒小。
比方說，稱鄧小平為老鄧，稱戈爾巴喬夫為老戈，就像稱呼自己單位上同級平輩的同事；稱倒騰商品的小販為“倒爺”，稱騎平板車拉客者為“板兒爺”（其車則被稱為“板的”），就像稱呼“王爺”“萬歲爺”。這可真是“掉了個兒”。
如果說，前者和天安門廣場上打出“小平你好”的標語一樣，多少表現出一種“民主意識”和“平民意識”，那麽，後者就多半是一種調侃。
但，不管怎麽說，這種不合禮數的“倒錯”，都隻能是北京式的。它表現的正是北京人什麽都無所謂、什麽都敢說的“氣度”。而所謂“什麽話都敢說”，則是不但包括“說什麽”，也包括“怎麽說”的。
事實上，正是在這種調侃中，北京人消解了神聖。禮數不是最神聖的，如果禮數可以消解，那還有什麽該在乎？
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這裏麵還有苦澀、無奈和世故。
北京人的幽默，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三種類型，或三種手法，即調侃挖苦、裝傻充愣、玩世不恭。
前麵說過，北京人是很會“損人”、“擠兌人”的，比如“別以為全中國三分之二的男性都憋著娶你，多晚你走在大街上也不會出事”等等。然而問題在於，他們不但損別人、擠兌別人，也糟踐自己。比如葛優就曾說自己“脫了衣服跟一條反動標語似的”。
最典型的還是楊東平講過的一則笑話：一個小夥子因為犯規，被警察扣住不放，情急無奈之中，竟冒出這麽一句話：“您就把我當個屁給放了吧！”結果，圍觀者哄堂大笑，警察也隻好放人（《城市季風》）。
另一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故事是：一個平時怕老婆的人，偶然和老婆頂了起來。老婆大怒：“反了你小子？”該人馬上賠不是：“哪敢呀！這兩天，也就是有了兩個臭錢，就像耗子腰裏別了杆槍，起了打貓的心思。”老婆也隻好一笑了之。
顯然，在這裏，兩個當事人都表現出一種裝傻充愣、自我作踐的態度。這種態度，用王朔的話說，就是“千萬別把我當人”。
這就是世故。
事實上，隻有世故的人，才能裝傻充愣。因為裝傻充愣的背後，實際上是玩世不恭：人生在世，也就那麽回事。誰也別太當回事，誰也別叫真。所以，誰也別太把自己當人。何況，我不是人，你也不會是人。當我不把自己當人時，我其實也沒把別的什麽人當人。
想想看吧，一個連自己都不看作是人的人，還會把別人當人看？就拿前麵那個笑話來說，便推敲不得。表麵上看，那個小青年是在作踐自己，仔細一琢磨，卻又不知道是在作踐誰。因為“我”固然是個“屁”，然而這個“屁”卻是警察“放”的。說了歸齊，還是“警察放屁”。結果，誰都挨了罵，也就誰都不吃虧。
因此，當一個北京人（尤其是王朔式的北京人）在你麵前“*****”時，你可千萬別上當，以為你真是“大爺”
當然，這個小青年當時也許並沒有想那麽多。他的話，不過脫口而出。但，他的脫口而出，又顯然有北京人世故的耳濡目染和長期熏陶作背景。而且，這種世故也完全是平民的。咱一介平民，沒權沒勢的，誰也糟踐不了，那麽，自個兒作踐自個兒，還不行？
於是我們就品出苦澀來。北京平民的幽默中，是不乏苦澀的。就拿把雀斑說成是“茶葉末”來說，便透著苦澀。因為隻有貧窮的小民，才喝這種末等茶葉。
其實，就連北京平民的幽默本身，也是“苦惱人的笑”。平民嘛，一無所有，要啥沒啥，既沒什麽可樂和的，也沒什麽可得意的，就剩下一張嘴，再不讓它快活快活，那日子還能過？
再說，耍貧嘴又不要錢，也就不說白不說。即便不能損別人，拿自己開涮總是可以的。隻要嘴巴閑不下，就不賴。
顯然，正如“長歌當哭，要在痛定之後”，苦澀也隻有經過平和的過濾才能變成幽默，而平和的背後則是世故。也就是說，隻有一切都看穿看透，才會滿不在乎。於是，無奈到了極點，反倒心氣平和。因為一切都無所謂。
比方說，不就是找不到單位，找不到工作？那就“練攤”唄！順便說一句：“練攤”這兩字，也表現出一種世故和人生哲學：哥們不過是操練操練，玩一把罷了，較什麽真呀！
正因為不必較真，所以，在北京式（尤其是王朔式）的幽默裏，越是正兒八經的東西，就越要弄得荒唐可笑；而越是不當回事，則越要一本正經。
比如，在王朔的一部小說中，一個名叫馬青的人就這樣“語重心長”地對他的“哥兒們”說：“你就別一個人混了，咱們還是一起混吧！人多力量大，敢教日月換新天。人心齊泰山移，螞炸還有四兩肉，一個蘿卜一個坑，咱們怎麽就不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王朔《一點正經沒有》）
這種把豪言壯語和俚詞俗語揉在一起混說，而且說得不動聲色的說法，最得調侃之神韻。而且，這段話，還非得葛優來說，才能說得風味純正，說出王朔式的“語重心長”來。
總之，北京人的幽默，表麵是風趣，內裏是世故，這才有了如張辛欣所說的那種“經蹬又經拽，經洗又經曬”的韌勁兒。
這種幽默上海是沒有的，也是不會有的。
如果說，北京人的世故表現為穩健平和、苦樂隨緣、安貧樂道，外加一點幽默詼諧作調劑；那麽，上海人的世故就表現為精打細算、討巧賣乖、明哲保身，外加一點可能範圍內的積極進取。
上海人的確一門“檻精”。他們深知“老虎胡須摸不得，刺毛毛蟲惹不得，沒幹的生漆碰不得，過時的皇曆翻不得，六月的扇子借不得”等道理，並牢記“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因此決不亂吃，也決不多言，不惹是生非，不沒事找事，當然也就既不會油嘴滑舌挖苦別人，也不會裝傻充愣調侃自己。
挖苦別人會得罪人，自己也沒什麽實際的好處；而裝傻充愣則無異於醜化自己給別人當笑料，那才叫“戇”呐！精明的上海人，哪有當“戇大”的道理？於人不利，於己無補，這種“不合算”的事，上海人才不會去做。
的確，合算不合算，是上海人決定自己行為的價值取向。上海人的行動是經過精密計算的，他們的世故也是經過精密計算的。凡是不合算的事，即便有趣，他們也不幹；凡是沒有用的東西，即便好看，他們也不買。
當然，他們買東西，並不隻考慮有用，也要好看。因為一件東西既然可以又好看又有用，如果隻買了有用的部分，同樣是不合算的。那麽，裝飾品之類“沒用”的東西，就不買麽？買的。因為它們也有用，或被看作有用。比方說，可以提高檔次、表現品味、附庸風雅、顯示氣派等等。
總之，上海人的思維方式是數學的，行為準則是實在的。
所以，上海市民和北京平民一樣，都不作“非份之想”（這也是中國人的共性），但理解不同。北京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命裏沒有”，上海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不可操作”。隻要做得到，而且有實惠，他們就會去做。做的時候，也有個尺度，就是不能惹麻煩。
他們的目的很明確：現有的生活秩序能不破壞就不破壞，現有的生活水平能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但是，這種提高有個前提，就是不能失去已有的好處。因此不能革命，隻能改良，不能“大破大立”，隻能“小打小鬧”。這便是上海式的世故。
出於這種世故，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樣，也能忍（這同樣是中國人的共性），但忍而不受。如果說北京人的人生哲學是“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眯著”，那麽，上海人的態度則是“窮不忍，富不耐，睡不著就想發財”，發不了財就到鄉下人那裏找平衡。
這話也許說過分了一點，但至少，在忍耐中，他們會積極地想辦法，以便在絕境中找出路，在夾縫中求生存。比方說，開不了源，就節流；小腳褲和喇叭褲都不準穿，就發明直筒褲。這便正是上海式的乖巧。
顯然，同為忍耐，也不相同。北京是忍，上海是磨。北京人越忍越懶（甚至“懶得離婚”），上海人越磨越精。上海的世故比北京的積極。
上海的世故也比北京的可取。因為它為人的欲望開了個小口子，使之能在不危害社會的前提下得到適當的滿足。有此滿足，上海人心理也就平衡。
北京人沒有這個口子，就隻能強忍；而一旦忍不住，禮數什麽的，就不再談得上。結果，不愛錢的北京人一旦伸出手去，便黑得厲害。所以，小貪官全國都有，大貪官卻隻會出在北京，不會出在上海。上海人沒有那麽大的“膽”，也沒有那麽“壞”。
上海人的做法，總體上是“利己不損人”；即便壞，也“小奸無大惡”。他們是在上海的空氣中熏陶出來的，而上海的世故教給他們的，則是這樣一條原則：在為自己謀利益的時候，應以盡可能不犯規、不損害社會和他人利益為前提，因為那隻會最終導致自己利益的喪失殆盡。這當然並不合算。
其實，上海的這種世故不能叫世故，隻能叫精明。同樣，上海的幽默也不能叫幽默，隻能叫滑稽。
滑稽和幽默不是一回事。幽默是一種人生狀態和境界，它需要一玩“深沉”；滑稽則是一種膚淺的、一次性的搞笑，不必費太多的事（成本較低），就能立竿見影地快活一下，還能反襯自己的精明。因此，它最對上海人的胃口，也最讓北京人看不起。
不可否認，這裏確有境界之別。
如果說，前述上海人感覺到的，主要是生活的窘迫 （上海人的典型說法是“拆了棉花當大褂穿”） ；那麽，前述北京人體驗到的，便多少可以說是人生的苦澀 （北京人的典型說法是“有牙的時候，沒有花生仁，好容易有了花生仁，又都沒了牙”） 。
感覺和體驗，是層次不同的兩種心理；而生活和人生，更是大小不同的兩個課題。感覺總歸是暫時的，可以改變的，何況我們的生活正在一天天變得好起來。隨著生活的蒸蒸日上，相信務實的上海人，自我感覺也會一天比一天好。總之，他們的問題，似乎相對比較好解決。
北京人的問題就麻煩的多。對人生苦澀的體驗及其超越，似乎是屬於所謂“終極關懷”一類的問題。當然並非所有的北京人都是哲學家，但北京作為世紀老人，卻似乎總是和哲學脫不了幹係。那種曆史的滄桑感和人生的變幻感，總是無法躲避地會伴隨著北京人；而關懷文化的演進和國家的命運，也無可避免地會是北京這類城市的宿命。
因此，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學的，也是詩意的。因為中國哲學是一種人生哲學。它並不來自邏輯推理，而來自人生體驗。體驗隻能用詩來表達，生活也隻有詩化以後才有藝術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滿藝術性，就因為他們總在做詩。或者說，總在做夢。
做詩和做夢，有時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說有區別，也就是夢有惡夢，而詩則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夢和史詩之中。這使他們雖然難免不切實際，但也確乎大氣磅礴；雖然難免自以為是，但也確乎圓潤渾成。
北京人是有點油，但不淺薄。他們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話，也有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層的市井小民，也顯得（當然也隻是顯得）相當有智慧有學問。
甚至就連他們的世故，也因為是哲學是詩，以至於最世故處反倒顯不出世故來。豈止是顯不出世故？沒準還有幾分天真可愛。北京人畢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傳者。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怎麽也掉不了價。
上海人就兩樣。他們的生活是世俗的、實在的、精打細算和穩紮穩打的，是埋頭做生計和精心過日子的，是“螺螄殼裏做道場”的。他們生活在一個職員和市民的社會裏，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謹小慎微的。
他們直統統地問人家“儂幾歲”，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來表示他們的選擇。當他們斥責別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時，絲毫也不掩飾自己對貧窮和鄉氣的蔑視。他們把交朋友叫做“軋朋友”，把不負責叫做“拆爛汙”，把看重外貌叫做“吃賣相一“，把假冒偽劣叫做“開大興”，世俗氣十足，一點也不高雅。
他們罵起人來也不好聽，不像北京人損人那麽藝術，讓人忍俊不禁。他們的娛樂也充滿了市民氣，而偌大一個上海簡直就沒有什麽好玩的地方，隻有密密麻麻的樓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許許多多的上海人，和許許多多手裏拎著大包小包不得要領地竄來竄去的外地人。
總之，上海是一點詩意也沒有的。上海從來就和詩“不搭界”，上海的詩人也從來就成不了什麽氣候。
上海現在刮起了一股濃濃的懷舊風。老房子、老公寓、老門牌，裏弄門口AD1930的字樣，有著牽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聲機，黑色的密紋唱片，美人頭月份牌，裝生發油的玻璃瓶，老上海鹽汽水，沙利文小圓餅幹，這些東西都牽動著上海人的情絲。
甚至就連上海有線音樂頻道的廣告，都做成了三十年代的風格，中間是周璿的著色相片，下麵寫著“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麵展示都會時尚”，隻不過是簡體字。
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樣開始做夢了，而且是“鴛夢重溫”。但我並看不出這裏麵有什麽詩意，不像北京一懷舊就詩意盎然。
上海有多少舊好懷？能懷的又是什麽舊？甚至就連他們的紳士風度、淑女風範，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這就顯得底氣不足、眼界不高。
以我說上海是有風度無境界，有教養無底蘊。上海畢竟隻有百多年的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歲月！
但，我卻並不認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關係有點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覺良好的。他們幾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獨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則是比較寬厚的。他們並不特別看不起外地人，卻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於一個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評價，竟是“你不像個上海人”。
北京人的這種態度很沒有道理。
不錯，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沒有麽？北京人是很大氣，但這大氣常常變成霸氣；北京人是很平和，但這平和可能變成平庸；北京人是很達觀，但這達觀往往成為不思進取的托詞；北京人是很幽默，但這幽默弄不好就變成了油嘴滑舌。
北京人，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比方說，你在北京問路，如果不先叫一聲“大爺”，得到的回答使很可能是：“自個兒找去吧，您哪！”沒什麽無私奉獻熱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為自豪的禮數和豪爽，也可能變成虛套和假模假式。一個朋友這樣向我描述他對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熱情很豪爽麽？見麵三分鍾，如果你們很投緣，他立馬就會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們”。
如果你到他家裏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勁，他會堅持留你吃飯。如果你要走，他會生氣說：“哥們別走！我鍋都給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來吃飯，那就麻煩“喲！哥們，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連鍋都刷了”“鍋是刷了，可麵還沒買哪！”
上海人就不會這樣。上海人確實不會輕易和別人成為朋友。他們在和陌生人接觸時，甚至會很冷淡，至少是“敬鬼事神而遠之”。彬彬有禮客客氣氣的後麵，是可以感覺到的警惕和疏遠。所以，同上海人成為朋友並不容易。但一旦成為朋友，就相當可靠，甚至終身可靠。
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時我們“相忘於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們答應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個朋友（準確地說是朋友的朋友），為了幫我一個忙，三次和我約會，每次都準時到達。
這種守時守信的作風，也是大多數上海行業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這與商業社會重信譽守合同的傳統不無關係。
上海人甚至還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氣。一般地說，上海人是比較膽小怕事，但並不等於說他們就沒有正義感。事實上，由於上海人精明過人，他們對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隻不過多半不願意說罷，然而他們會通過其他方式來表示。
十年動亂中，我因為同林彪死黨了盛一夥的走狗唱對台戲而遭批鬥。每次批鬥會回來，都有一個人立即打來一盆熱水給我洗臉。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許繼助。平時，我們來往不多。
而且，據他後來說，他先前對我是很有些不以為然的。然而，在許多人對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時候，他卻用一盆盆的熱水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曆來是謹言慎行不問政治的。
二十多年後，他對我說：“你當年其實是替我們全體知青在受難。一也就是說，他對我的幫助，並非出於個人恩怨，而是出於正義感。
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則是：趁“革命群眾”看電影受教育（牛鬼蛇神無此資格）時，偷偷溜進我房裏通報一些秘密情報，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誰說上海人不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方式不同罷。
實際上，上海人有很多優點是和北京人一樣的。比方說，素質好、品味高、有文化、有教養等等。上海和北京畢竟是中國最大的兩個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籌。
何況，上海人還有許多北京人沒有的優點，比方說，節儉、勤快、守信、守時、講效率，有敬業精神、契約觀念和職業道德等。再說，上海人雖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惡名，但至少不會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並沒有道理。
比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優缺點，將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北京人最可貴的，是他們的貴族精神。什麽是“貴族精神”？依照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說法，“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顯然，所謂“貴族精神”，指的是一種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貴的精神氣質和高雅的審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為重要。
所以，貴族精神其實無關乎門第和血統，也無關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的曹判，雖無官銜爵位，卻有貴族精神；而那個在俘虜營裏“樂不思蜀”的劉禪，雖然是鳳子龍孫，卻與貴族精神無緣。
然而，貴族精神既名之曰“貴族”，也就並非輕易可以養成。它多半是在優勢的文化教育環境中熏陶出來的。所以，它不大可能產生在鄉村，而基本上隻會是城市文化、上層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對應物。北京是中國最大最高貴的城市，北京當然會有貴族精神。
事實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氣，貴族精神也可以說是北京的靈魂。正是由於這種精神，北京才成為中國最大氣的城市。
北京從來就是一個敢於獨立思考同時也敢於發表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會成為五四運動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才會有那麽多熱血青年在天安門廣場為真理而獻身。就連所謂“北京人什麽話都敢說”，也有這種精神在內。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貧嘴不那麽讓人討厭，反倒有時會有幾分可愛。
同樣，正是這種精神，使北京雖有粗俗粗鄙卻不致沉淪。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丫挺”、“傻礦”之類的“市罵”）。它往往表現為北京特有的一種痞氣，我在下麵還要講到。
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氣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誰更痞，相信沒有人比得過。但，北京卻不會因此而變成一個“痞子城市”。因為貴族精神是北京的靈魂。所以北京人即便痞，也痞得帥、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藝術性，甚至幹脆就痞成藝術品。
無疑，貴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產生。它需要長時間的培養、積累與熏陶。尤其趣味的培養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堅實的文化基礎和雄厚的精神資本，否則就隻會產生“偽貴族”，就像上海那些“貧血”的紳士一樣。北京恰恰有這樣的條件。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為有資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
北京人看上海，確有英國人看美國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發戶的味道（現在的上海人則以同樣的態度和眼光看深圳）。畢竟，上海雖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論曆史悠久積澱深厚，總不敢望北京之項背。
不過，貴族精神可取，貴族派頭則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學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氣，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現實態度。一方麵，這種士大夫氣總是不免半農村文化和遺老遺少的味道。北京某學人刊物就有很重的這種味道。
傳統當然是寶貴的，田園詩也很美，但不要忘記它們和“封建社會”總是有著不解之緣。另一方麵，正如下麵將要講到的，北京現在也少有田園詩般的情調，北京的學術界現在也相當浮躁。由某些特別浮躁的人來提倡士大夫氣，便不免讓人懷疑其中有什麽“貓膩”。
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築給人以穿西裝戴瓜皮帽的感覺，北京某些人的貴族派頭和士大夫氣，也讓人覺得是孔乙己不肯脫下長衫。如果那長衫竟是為了把“尾巴”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維。（ 尾巴，典出曹聚仁先生《續談“海派”》一文：“知道不能掩飾了，索性把尾巴拖出來，這是‘海派’；扭扭捏捏，還想把外衣加長，把尾巴蓋住，這是‘京派’。”）
這也未必就是杞憂。事實上，“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沒有永遠的貴族，也沒有什麽永恒不變的東西。從莊子到阿Q，有時也隻有一步之遙。事實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腫臉充胖子”，就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前麵已多次講過，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虛，喜歡擺譜、講排場、充胖子和誇誇其談。就連他們最看重的禮數，也透著一股子虛氣。所謂“倒驢不倒架”，便很可能驢沒了，隻剩下架子；貴族精神沒了，隻剩下派頭，而且還是塑料紙包裝的。
無疑，矛盾對立的雙方，總是會轉化的。崇高會變成滑稽，勇敢會變成粗魯，巧智會變成油滑，大度會變成馬虎，貴族精神也會變成痞子作風，此之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與北京相反，上海人最可貴的，不是紳士風度，而是理性精神。盡管上海人很看重他們的紳士風度，但這種風度多少有點來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偽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點飄忽，遠不如他們的理性精神來得實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無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車來說。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後由售票員在車上大聲嚷嚷：“哪位乘客給這位大爺讓個座兒！同誌們，一個人做點兒好事並不難，隻要站起來就行。”有沒有用全靠自覺。
上海的做法則是在起點站設“坐隊”和“站隊”，請退休工人當糾察隊員，誰坐誰站，全憑先來後到，一視同仁，人人平等，個別需要重點照顧的殘疾人、老年人則安排到“坐隊”的前麵。
顯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科學。前者基於人情禮數，後者基於理性精神。
又比方說，自行車帶人，這本來是違反交通規則的。可如果上下班時不讓帶孩子，則孩子和自己都得遲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
北京的做法是睜隻眼閉隻眼。成都的做法則是鑽政策的空子。交通規則隻規定“不許帶人”，沒說“不許背人”是不是？那我們就背著。成都人本來就有背孩子的習慣，現在則讓孩子站在自行車後座上，再拿根帶子綁在自己身上。你說是帶人，我說是背。
上海的做法顯然明智得多：幹脆規定在某些時候、某些路段可以帶學齡前兒童。這就既保證了交通安全，又解決了實際問題，無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務時井然有序，並能盡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說，隻要有排隊的事，上海人或者就會有上海人主動出來維持秩序，按照先來後到的次序給每個人發號，隔三差五還要點名核實，以保證每個先來而又認真排隊的人享有本應享有的優先權，不管是買股票，還是辦簽證，都如此。這實在是比憑力氣往前擠和靠關係走後門合理的多。
上海人的這種理性無疑是一種“實用理性”。它是基於實用價值並為實用服務的。這就使上海人能獲得更多的實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務和關係都泛實用化，則理性也就會變成算計。這也正是上海人頗遭異議之處。
上海人給人的感覺，是什麽事都講實用、講實惠、講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說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覺。如果感覺好，對脾氣，那麽，不管你是什麽人，也能成為“哥們”。上海人則多半會要講實惠，即要看交你這個朋友有沒有用。如果有用，則交，甚至不惜鞍前馬後。如果沒用，則多半會客客氣氣把你打發。
不過北京人也犯不著因此就特別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氣、市儈、算計、不仗義、不可交（其實並不盡然）吧，又礙你什麽事？上海人又沒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實，北京人對上海人的這種態度，在我看來，似乎主要是基於一種陳腐的傳統觀念。依照這種概念，人與人是有差等的。這個差等，就是“士農工商”。北京是士農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這本身就有高下之別。士當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當中，地位最低的是販。
北京冠蓋如雲，而上海小販成堆，北京當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員“待見”職員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廣州（一個更是市場的“市”）那樣，悄沒聲地躲在天荒地遠自說自話，倒也罷，可上海偏偏又成了“大上海”，處處都和北京較勁，這就不能不讓北京人心裏有點那個。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氣的來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