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八十年代末我在東京時，認識了一位華僑老者。他是保定人，我的老家也屬保定地區，他認我作老鄉，十分親熱。
老人60多歲，滿頭銀發，身形矯健，很健談。抗日戰爭勝利後，盟軍占領日本，中國也派出軍事代表團駐在東京，他當時是代表團裏的一個青年軍官。
他說：那時候中國人在日本可威風啊！我穿一身軍官服，從地鐵通道一過，其他人全都閃到兩邊去，給我讓道。年輕漂亮的姑娘，一邊挎一個，有的還說，“我還有個妹妹，請您也一起關照吧……”因為當時日本太窮了，連吃的東西都沒有。
他退役後，一直住在日本，成了僑民。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有一家小貿易公司。有一天我們倆在新宿的咖啡館裏聊天，之後，他說他的辦公室就在附近，邀我去看看。那是靠近新宿車站的一棟大樓的一層，隻有一個房間，臨街一扇木板玻璃窗的拉門，門很舊了，木頭變形，費了一番工夫才拉開，關也無法關嚴。我說：“您也不鎖門呀？”他說：“不鎖，日本沒人偷東西；偷，我這裏也沒值錢的。”的確，辦公室狹小淩亂，一張寫字台上堆放著亂七八糟的紙張文件，唯一有點用的，隻有一台傳真機。
那正是日本房地產泡沫的最巔峰時期，新宿車站周圍是黃金地段，他這間房子寸土寸金。他說，這是他幾十年前買的，當時很便宜，如今貴得嚇人，現在老有人找他要買下來，“我就是不賣！”
他的母親一直生活在大陸。他和他的家人至今拿的是中華民國護照，因為日本不是移民國家，對外國人入籍的要求極為嚴格，他的子女都出生在日本，卻仍然是“民國人”。
在兩岸還沒有實現“三通”時，他的老母親仙逝了。他雖然幾十年沒再見過母親，卻無法回大陸奔喪，而且他有著國軍軍官的個人曆史，那時也不敢回去。於是，他決定讓女兒代他回去給老人辦喪事。方法是，女兒去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放棄民國護照，申領了大陸護照。順利回老家！
“這下可壞嘍！我女兒到現在還埋怨我。你們這個大陸的護照啊太不好用了！到哪個國家辦簽證都難，去趟泰國旅遊都麻煩。去法國，要邀請函、要住宿地址、要存款證明，要這個要那個……把我女兒給搞得啊！過去用民國護照，什麽都不需要啊！”
2.
我在東京時，曾與當時的社民黨委員長土井多賀子的秘書有過交往，可惜現在記不住名字了。社民黨多年來是日本最大的在野黨，左翼。這位秘書1940年代生人，也是左派，而且可能是相當激進的一個，因為她告訴我：1966年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時，她與一夥日本青年專門趕去北京，也參加了接見。這件事對我很覺新鮮和好奇。
有一天，她給我打電話，說台灣作家陳映真是她的好朋友，現在在東京，想和大陸的年輕人見麵聊聊，問我能不能抽出時間與陳見見？
陳映真名氣很大，我知道這個名字，但對他基本沒有了解，在北京時讀過他的一篇小說，是寫在台的外資企業裏工人與資方鬥爭的，沒有留下特別印象。
我們三人在澀穀（或池袋）的一家咖啡館裏，談了一兩個小時。
陳映真高高大大，花白頭發，說話底氣足。我首先震驚於他的日語，說得非常純正，而且使用極為禮貌的敬語說話，詞尾總是用“狗砸一媽斯”結束。由此我想到，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那時台灣人從小學起就學日語，像陳映真這個年齡段的人，日語也是他們的母語。
陳映真，圖片來自網絡
令我感到奇怪和不服的是，陳先生老教導我要讀馬列的書。讀馬列，這不是我們大陸人的專長嗎？還用得著你來提醒？當然，這種想法是錯誤的，與趙家人說阿Q“你也配姓趙”如出一轍。可當時我被陳先生反複刺激，一逞能，脫口說道：“我高中的時候就看了《反杜林論》和《哥達綱領批判》。”陳先生聽了，笑容燦爛，是發自心底的愉悅，拍著我的後背說：“好青年！好青年！”
臨別時，他望著我，語重心長地說：“中國是第三世界窮人的希望啊！”
後來一位大陸作家給我講了他和陳映真的一件小事。八幾年時，他和陳都在愛荷華的寫作坊訪學。陳對大陸作家很感興趣，要對他做一個訪談。陳映真拿了一個小錄音機，打開，開口就問：“××，你對人民大眾怎麽看？”××回答：“我就是人民大眾啊。”陳映真聽了臉色一沉，半晌不說話，然後哢嗒一按開關，關上錄音機，中止了談話。大概這位××的回答，未在他預期的答案範圍之內，讓他失望。
3.
一九九七年，好萊塢開拍一部電影，招募大量的華人演員。我也前去應聘，參加了一個多月的拍攝工作。在好萊塢，演員是演員，群眾演員是群眾演員，薪酬和待遇都不一樣。隻要在影片裏有台詞，就算演員，而不是群演。我演一個警察，說了一句“吃吧”——就靠這句話，我成了“演員”。
在拍攝場地，每個演員都擁有一個房車的車廂作為個人休息室，室內有長沙發（打開是單人床）、有衛生間和淋浴設備。一天中午，戲拍完了，我從攝影棚裏出來，走向自己的休息室，一開門，隻見長沙發上坐著兩個濃妝豔抹、穿著暴露的陌生華人女子，把我嚇了一跳。這時，老朋友保羅閃現出來，趕忙說明情況，我才知道是他帶來的人。也隻有保羅這麽熟的朋友，才會在我不在的情況下，擅自進入我的休息室。
電影《不見不散》裏葛優的房車
保羅說，這兩位是女演員，都來自中國大陸，他帶她們來參觀拍攝現場。至於我，他說我是作家。聊了幾句閑話就開飯了，其中一個女演員要了我的電話號碼。
女演員？看著可不像。二位的穿戴打扮和言談舉止，幾乎一望即知是風塵中人。後來保羅帶他們進餐廳吃飯時，劇組裏那些美國人場工、助理等，也都好奇地直看他們。
保羅所在的公司是給好萊塢找演員的，因此接觸的人非常雜。過後我跟他開玩笑，說你怎麽把倆妓女帶到片場來了？他渾然不解，說沒有啊，人家是來我公司找工作的。他還問：你怎麽看出來是妓女？
怎麽能看出誰是妓女呢？我說不好。一條齊大腿根的小黑短裙可能是標配，其他就憑直覺了。
我的拍攝工作結束十幾天後，忽然接到了那個“女演員”的電話，問我還記不記得她了？說想請我吃飯。
我很好奇她找我究竟有什麽目的？肯定不會是性交易，因為如果甲乙雙方在交易場所以外的地方吃飯的話，也應該是甲方請客，還沒有乙方在交易進行之前，先自個兒掏錢請甲方撮上一頓的，而且是在大白天兒！那麽，是Dating（約會）嗎？更可笑了，我還沒傻到這種程度……我猜不到她葫蘆裏裝的是什麽藥？
第二天中午，我們在山穀大道上的全統廣場的一家餐館見了麵。她是沈陽人，年不到30歲，身高近170，身材很好，長得不漂亮，談吐粗俗。她說她有個兒子，跟誰生的我已經記不準了。她說她有過一個美國人男友，男友如何有錢，他們一起去非洲旅遊過，“非洲那叫美呀！你有機會一定要去一趟。”她是怎麽到美國來的？我也不記得了，總之是短期簽證。現在她帶著兒子住在海邊的一套高級公寓裏……她的故事庸俗老套，一聽就是假的。
飯快吃完時，重點終於來了。她說，現在在美國辦身份（綠卡），有一條途徑是正治庇護，一胎化政策長期以來為西方所詬病，因此，中國人如果因為生二胎而遭到迫害，就是申請庇護的很好的理由。現在，她已經找了律師，就想以此理由來申請庇護、取得綠卡。
不過，她實際上並沒有懷過二胎，自然也無從受迫害，這就需要編造一個很好的故事。“你是作家，編故事那絕對能編得精彩。我想請大哥你幫忙，給我寫這麽個材料，不用多長，具體時間地點人名我提供給你……”
我哼哼哈哈，未置可否。站起來要走，她趕忙結賬跟我一起走了出來。
“我的車就停在那兒，你來看看，奔馳敞篷，今年剛買的。”
她把我拉到了奔馳敞篷旁邊，讓我摸座椅的皮麵，“你摸，意大利真皮，手感好吧？”
幾天後，她又來了電話，我沒接，她留下錄音：“大哥啊，我那事拜托了啊！你有傳真嗎？我先把資料給你傳過去……”
又過了兩天，我踏上了早已預定的飛往北京的航班，再也沒聽到“沈陽人”的消息。
老子自二十幾歲拿起筆寫東西時，即發誓不寫遵命的、歌功頌德的、虛假的文字，寫了這麽多年，寫得好壞另說，大節從未有虧！我警惕的主要是大的方麵，對權力的影響尤其敏感，哪想到要把我當槍使的，卻是一個服務行業的自由職業者，真令我哭笑不得。我的筆雖輕，誰要是想從我手中奪走，那是做夢；因為對我來說，它有千鈞重。我有意識地不去歧視她的性工作者的身份，結果，她卻在無意中侮辱了我的職業。
我這是自取其辱，沒什麽好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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