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東洛杉磯的湖街(Lake Ave.)上住了十三年。那是一個帶兩間臥室的公寓,西窗外的湖街有四條車道,很寬闊,是條長長的坡道。往北再過六七個紅綠燈,就是山。往南過了210高速路,有科羅拉多大道,熱鬧繁華的帕薩迪納“老城”商業區就在這條大道上。
剛住沒多久,就給我來了個下馬威。1992年洛杉磯南區暴動,非裔攻打韓國人社區,使整個大洛杉磯地區擾攘不安。我們這裏離南區很遠,比較安靜,隻有南方的天空烏塗塗的,那是建築物燃燒騰起的黑煙所致。我每天在家看電視新聞,就像看劇情片,十分過癮。韓國人都武裝了起來,腰上別著手槍,許多人上了屋頂占據製高點,提的是長槍,見黑人就摟火兒。“誓死保衛家園”,對高麗棒子來說絕不是打口炮。中國人就膽兒小多了,唐人街離南區不遠,許多商店餐館被洗劫,人早跑光了,連個影子也見不到。墨西哥人趁火打劫的多,人家雙方撥火交戰方酣,他們跑到商店裏去搶東西,我印象深的是一個老哥從商店裏抱著一摞耐克鞋出來,對著鏡頭笑成了花。還有一位搶輪胎,他不是把新輪胎搬了走,而是將自己的破車停在商店前,用千斤頂支起底盤,拆下舊的裝新的,像度假一樣安閑鎮定。據說,暴亂平息後,警察根據電視新聞很快找到了這小子,抓進監獄,那可是證據十足啊!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吃了碗麵條。吃完,到廚房去刷碗。廚房的北窗外就是一個加油站,我一抬頭,隻見加油站烈焰熊熊、碎玻璃劈啪作響。在這麽近的距離看到這麽大的火,我是第一次,真有點驚心動魄,而且加油站起火,是會爆炸的。當時我媽媽在。我跑到客廳,腦袋裏隻有一件事:找到護照,馬上逃!
此前可能已經有人報警了。我剛對我媽說著火了,一個高大的警察就破門而入,急切地對我們說:“走!走!快走!……”我低著頭轉腰子,嘴裏隻念叨一個詞:“護照!護照!……”猝臨危局,我的潛意識居然把個人身份證明當成最重要的,很有意思。警察急得對我大吼。所幸護照很快找到了,警察保護著我們下了樓,讓我們坐進警車裏,然後迅速駛離火災現場。向南開了大約半英裏,停在路邊,警察說這裏是安全的,你們就在車裏坐著吧。從這兒,仍能看到大火衝天。
消防車來得晚了些,有四五輛,很快就把火撲滅了,我們最擔心的爆炸沒有發生。這是在暴動的末期,如果再早幾天,正值高潮期間,警力和消防十分吃緊,真不一定能及時趕到。這是一起人為縱火案,後來是否破案就不知道了。
暴動平息不久,有一天我去城中心辦事,隻見各主要街道的路口,仍然停著國民兵的裝甲車,穿迷彩服的民兵端著槍,逡巡在四周,一派戰時景象。
(湖街公寓,阿城攝)
2.
1993年9月顧城謝燁夫婦在我這兒住時,目睹了一次“醉駕事件”。
一天晚飯後我們仨出去散步,走在街上,忽聽身後傳來隆隆的音樂聲,像有一支龐大的樂隊由遠而近。回頭一看,是一輛奔馳敞篷車,後座拆除,裝了兩個巨大的音箱,聲音就是從那裏傳出的。司機是個30多歲的白人男子,車開得忽快忽慢,畫著大S形向前駛去。
十幾分鍾後我們走到家門口,隻見加油站停了五輛警車,車頂大燈賊亮,都射向一個中心點,就是那輛奔馳敞篷車。司機已經被警察控製了,車上音箱像兩塊黑色巨石冰冷沉默。司機說著胡話,警察都不理他,仨一群倆一夥在聊天,比較放鬆。有一個警官用公用電話在通話。
不一會兒,一個女人牽著一條大洋狗走來了,金發碧眼、短背心、短褲,很年輕,非常漂亮,像個模特。她應該是司機的太太或女友,被警察通知來取車的。這麽快就能步行過來,說明家在附近。一個警官跟她交談了幾句,然後把司機雙手反背,戴上手銬,打開警車的左後門。在按住他的腦袋往車裏塞時,他忽然掙紮了一下。女人一見,立刻走過來,湊近他,在眾警察的簇擁中,來了個深情吻別。女人始終冷靜,不多話,風度翩翩。
載著酒駕司機的警車先開走。女人坐進奔馳,大狗也跳了進去,她甩甩長發,打著火,箭一般離去,輪胎嘎嘎作響。其他警車也紛紛開走,加油站安靜下來,漆黑一片。
醉酒駕車的人要在警局拘禁24小時,罰款另算。
加油站在火災之後,進行了改造。四個加油機換成了三四十年代的老款式,隻是擺設,不能加油。原來收款賣東西的商店,變成修車廠的車間,經常有勞斯萊斯一類的頂級豪車停在這裏。有一次一個朋友來找我,走時車出了毛病,去他們那裏修,他們居然不收,說隻修豪車。後來阿城搬到我隔壁,因為愛車,常和他們打交道,說是一幫子亞美尼亞人。
懷舊的加油機吸引了好萊塢,不時有攝製組來這裏拍電影或拍廣告。好萊塢的攝製組都很龐大,工作人員眾多,集裝箱大卡車最少三四輛,有的裝器材,有的裝服裝道具,還有專門裝載食品的:水果、麵包、點心、冰激淩,應有盡有。
1993年10月,洛杉磯多地發生山火。一天早晨6點多,我在夢中被電話鈴炒醒了,是朋友尹樸的父親打來的,他清晨散步,見我家那個方向濃煙滾滾。我們兩家相隔十餘英裏,很遠,黑煙遮住了天空,料想火勢不小,所以趕緊提醒我。我起來一看,北麵的山果然燒了起來,黑色的煙灰從天上大雪般飄落,已在我的車上積了一層。據報道,這場大火是由一個無家可歸者在山中點火取暖引發的,警方已經找到了他,是個華裔。這場大火有兩個例外,一是一般洛杉磯的山火都是樹木自燃,極少是人為造成;二是華裔個個勤奮自強,流浪漢非常罕見。
正是在這個月,顧城謝燁夫婦在新西蘭雙雙殞命,成了世界性新聞。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一個記者不知從哪兒找到了我的電話,深夜從北京打來要采訪我。我堅決拒絕了。他軟磨硬泡看不行,忽然想起了洛杉磯火災,“您家附近著火了嗎?”“著了。”“采訪您這個行嗎?”“行。準備好錄音我說了啊——現在火勢正盛,從我家往北的第三個紅綠燈,已經被警察封鎖,除非是那裏的居民,其他人一律不準通行……”
不久,端午大師來洛杉磯,給我批了個八字,說我命中缺火,因此要穿紅衣戴紅帽開紅車,宜於從事與“火”相關的工作,電影就屬火。我在湖街住了沒多久,竟經曆了兩場大火,照端午的說法推衍,這不正是旺我的地方嗎?後來我果然“觸電”了,在兩部大片中演了兩個小小小角兒,一個是獄卒甲,一個是人販子。還寫了不止一部電影劇本和不止一本小說,其中一本小說被我拍成電視劇。
3.
那些年,已數不清有多少朋友來湖街我家住過。凡北京的哥們兒,一律炸醬麵伺候。事實上,基本都是北京人。
我雖然從小就會炸醬,但論手藝,是到了美國才有那麽點兒意思。這是因為思鄉。一個人什麽都可以入鄉隨俗、美國化,隻有胃口永遠變不了。小時候吃慣窩頭的,讓他頓頓吃麵包,吃不了一星期就得吐。我在炸醬麵裏嚐到了故鄉的味道。對故鄉的執念,使我把精力投射在炸醬麵上,手藝就提高了。
當時,華人超市裏的醬大多是南方的,隻有一種台灣產的黃醬和甜麵醬是北方口味,最正宗。我把黃醬甜麵醬混在一起,找到最佳比例2:1。做法是:先將油燒熱,蔥切碎,在油裏炸出香味兒來,然後大火炒肉丁或肉沫,加料酒和少許鹽,最後按比例放兩種醬,用文火慢慢熬,以不糊鍋為原則,熬的時間越長越香。起鍋前,放入大量切碎的生蒜,香氣噴薄而出。
食之者沒有一個不大呼過癮的。
有一年陳小東和守林來,先在我這兒住一夜,然後奔拉斯維加斯。到他們回來的那天,我想搞豐盛些,做了炒豆腐和排骨燜豆角,當鍋裏飄出豆角的香味時,他們破門而入。守林進來就問:“做什麽呢?”“排骨豆角,香不香?”守林說:“不吃不吃!我要吃炸醬麵!”“沒有啊。”“我們來那天的不是沒吃完嗎?”“剩了幾天,不好吃了。”“剩的我也吃!”說著自己動手從冰箱裏把剩的炸醬拿了出來,又四處找幹麵條。
(右起:北島、顧城、我、陳小東,北京郊外,1985)
許小年是我的大學學兄(他是研究生),當時在美國東部的一所私立大學當教授。在北京時他家住複興門汽車局宿舍,我去過。有一次他來洛杉磯,我照樣煮了麵條。我家吃麵用白瓷大海碗,別人都是捧著碗啼哩吐魯,可小年呢,用筷子頭夾起麵條,一根一根吃。我一看就不對勁兒,故意問他:“你丫是北京人嗎?”小年笑了,說:“阿拉上海寧。”原來,他是在上海出生的,5歲時全家搬到北京,幾十年來,家裏一直保持著南方人的習慣。由此我意識到,雖然都是北京人,“南方移民”和“北方移民”的家庭,有相當差異,越是精細的地方越不一樣。
北島的情形與許小年類似,他對炸醬麵也不是多感興趣,他父母是浙江人。但他能做一手好菜。豆豉清蒸鰱魚,就是他教我的:買來活魚,將炒好的豆豉澆在上麵,上鍋蒸,幾分鍾就好了,又簡單又好吃。
九十年代,北島就是一個周遊全世界的行吟詩人,幾年內睡過一百多張床。他是在我家住過次數最多的客人,但每次都很短。當時他每天淩晨三四點就醒了,起來工作幾小時,還能再睡。
有一次我們倆去看成龍電影《紅番區》,我笑點低,不斷高聲大笑。北島製止了我好幾次,說:“你小點兒聲啊!”還有一次逛購物中心,我穿了一件褐色獵裝上衣,是又厚又硬的帆布作的,地道的打獵人的裝備,與環境的確不協調。北島一個勁批評我,說太難看,讓我買件西裝換上。我不聽。他走進服裝店強行給我選衣服,說送我一件。這我可就不好意思了,隻好自己買了一件,當場換下獵裝。坐滾梯上樓時,一個墨西哥婦女站在我們後麵,嘰裏呱啦衝我們說話,我們聽不懂,她指指我的左衣袖,我抬胳膊一看,商品標簽還掛在袖子上呢,滴裏當啷一大串。這回該我批評北島了:“你丫讓我漏這麽大怯,你好意思嗎?”中午約了胡金銓吃飯,胡導演一見我就樂了,說:“嗬!扮上了啊!”我不愛穿西服,這件衣服沒穿過幾次,到現在還像新的。
芒克和唐曉渡來的那年,我的朋友山姆剛買了個房子,空著,隻有他公司一個員工住,是越南華僑。山姆好客愛熱鬧,讓我安排芒克去那裏住。我每天一早接上他們出去玩兒,下午送回來。晚上高朋滿座,有芒克的崇拜者,也有阿城、原凱、山姆、“越南人”和其他朋友,大塊吃肉大碗喝酒,談笑至午夜。有時候是在外麵唱完卡拉OK,回來再接著喝。
曉渡是個正人君子,話不多,酒量深不見底。老芒克像愛詩一樣愛酒,阿城概括他喝酒的程式是“喝一口酒,點三下頭,然後說‘不錯、不錯’。”他走遍世界,到哪裏都隻說中文。我陪他一起去過洗衣店,老板是韓國人,他把牛仔褲往櫃台上一放,指著上麵的汙漬說:“你看啊,這地方髒了,得好好洗洗,其他倒沒什麽。謝謝!”韓國老板帶著驚奇的微笑,連連點頭。進商店,營業員都紛紛打招呼,問有什麽需要幫助的?老芒克目視對方,用中文回答:“謝謝!我們就隨便看看,謝謝!”她們似乎都懂了,再不會上前打擾。孟悅告訴我:有一次他們在瑞典開會,一個瑞典人是芒克的粉絲,拉著孟悅當翻譯,跟芒克交談。中間孟悅要去洗手間,急急忙忙地跑去,急急忙忙地跑回,生怕那二人冷場。可當她回到現場,隻見芒克與年輕女粉絲一個說中文一個講英文,聊得熱火朝天,比她隔在中間當翻譯,要順暢得多了。
(右起:唐曉渡、芒克、我,加州聖莫妮卡海灘,1996)
芒克有感染力,在那兒住了幾天,把“越南人”教化得上了個大台階。“越南人”會說粵語,但講國語很困難,詞匯簡單,還大舌頭。他從芒克那兒學了一個詞“刺激”,覺得很好使,經常掛在嘴邊,但說出來,就成了“記雞”,比如酒烈好喝,他就說“好記雞”。山姆是台灣人,對大陸了解不多,更與詩無緣,接觸了芒克,被迷住了,以為所有詩人都像芒克這麽好玩兒。
4.
小澱夫婦與薑文是1997年3月來的,以此為界線,我在湖街的日子劃分成前後兩段。前半段是坐地戶一動不動,後半段經常回國。
小澱夫婦住主臥。我讓薑文住客房,我在客廳睡沙發或打地鋪。他說什麽也不肯,堅持自己睡在客廳,還開玩笑說:“我就要讓別人看看,我到顧曉陽家,他就讓我打地鋪!”我隻好很過意不去地睡在了客房。
自然還是炸醬麵招待。有一天中午我們剛吃完,來了個他們認識的北京女孩,進門就吵吵:“啊?你們怎麽都吃了?我還餓著呢!”我說:“別急呀,再下麵不就得了嗎?”她一個人捧著大碗拌麵條,我們一圈人圍著看。小澱說:“這可是蛔蟲啊!想好了再吃。”女孩說:“我才不吝呢!你愛說什麽說什麽,我就愛吃蛔蟲!”呼呼一碗麵就吃下去了,我們高聲叫好。她很小就來了美國,丈夫是個白人。丈夫的父親是美國左派,讚賞毛的教育方針,在兒子上高中時送他到中國東北讀書,因此兒子說一口流利的東北話。
薑文的廚藝比我強,他做一種湯麵,看著清湯寡水,吃起來極香。怎麽做的、有什麽配料?可能屬獨家之秘。最近我在他北京的家裏又吃了一次,還是那麽香,還是沒弄明白作法。
一天晚上,好多人來我家,得知王朔剛好在洛杉磯。薑文一聽,犯起了壞,策劃了一個“愚人節”騙局。坐中有個薑文的美國朋友叫傑爾蓮,曾在北京電影學院留學,他讓傑爾蓮假冒白宮助理,給王朔打電話。
“哈羅,請問王朔先生是在這裏住嗎?”
接電話的是王朔的朋友小沈。“是啊,你是哪裏?”
“我是白宮助理辛迪。請王朔先生聽電話。”
“白、白宮、助理?……王朔不會說英語,你有什麽事?”
“對不起,請問你是誰?”
“我是王朔的朋友沈……”
“你是從哪裏來的?你的名字和姓?出生日期?什麽職業?社會安全號碼?”傑爾蓮有表演天才,像極了美國一板一眼嚴謹冷漠高度專業的女秘書腔調。
小沈報出了自己的個人信息後,傑爾蓮還假裝要核實身份,讓他別放電話等著。然後她用手捂住話筒,衝我們眨眼睛。我們早就笑翻了。
“哈羅,沈先生,”她一本正經地說,“我奉命通知你,克林頓總統現在在洛杉磯,他要會見王朔先生。”
“克、克……在哪兒會見?”
“到你們的住所。”
“我們的住所!”對方幾乎嚎叫起來。“什麽時候?”
“一個小時以內。從現在起,在你們住所的周圍,會出現一些可疑的車輛和人員,請不要擔心,那是特勤局在排除安全隱患……”
當傑爾蓮要掛電話時,小沈趕忙攔住了。
“喂,喂,等一下!王朔先生不會英語,我能不能也參加會見,給王朔當翻譯?”
“我們有自己的中文翻譯。”
“是嗎?可我更了解王朔先生,他說的是北京方言。”
“稍等,我請示一下。”
我們大笑了一陣,答應了小沈的請求。然後湧出“客棧”,鑽進每個人的車裏,大概有六七輛,向王朔的住處進發。
他們住的是一棟獨立屋,前麵有院子。大概為了迎接克林頓總統,小沈把房簷上掛的聖誕節彩燈都打開了,忽閃忽閃的。我們把車在院子前停了一片,然後紛紛下車,蜂擁而入。
屋門一開,王朔笑著走了出來,大聲說道:“我就知道是你們丫這幫壞人!”
(右起:薑文、我、馮小剛,北京,2017)
5.
幾天後,在那裏辦了個大party,有二三十人。後院很大,有個遊泳池,人們聚集在後院,喝酒聊天吃烤肉。
薑文告訴我:他和王朔第一次見麵是約在北京飯店,那時王朔才三十上下,名聲鵲起,紅遍全國。他到得晚了些,隻見一個小孩兒雙臂支在北京飯店外的欄杆上張望,就是王朔。他說王朔靦腆、仗義、很單純,“是個人物兒”。
那天晚上我們幾個坐在一張桌子前,正聊得熱鬧,忽聽遊泳池那邊噗通一聲,有人掉進去了。大家一片忙亂,把落水者拽了上來,裹上大浴巾,原來是老朋友小張。小張後來告訴我:她大部分人都不認識,又喜歡安靜,所以獨自一人站在泳池邊上吃東西。一位熱情的大姐端著烤肉跑過來,要她吃。她說吃飽了,但大姐的熱情帶有強製性,非要她拿一塊。她一邊說謝謝不要謝謝不要一邊往後退,大姐卻舉著烤肉盤子步步進逼,結果一腳踏空掉進遊泳池。
一天晚上,我和薑文、小穆、俞飛鴻等在我家喝酒聊天。9點多,王朔和導演張元來了。我本來就已經喝多了,人一多一熱鬧,喝得更多,說了不少胡話。站起來去衛生間,腳底下拌蒜。進了衛生間想洗把臉,一個沒扶穩,整個人栽倒在澡盆裏,後腦勺碰在牆壁上,咚地一聲大響。幸虧牆是木板,沒磕出什麽事來。小穆聽見響聲,急忙跑來救援,把我從澡盆裏攙了出來……
今天回想,這都是些多麽令人嫉妒的青春荒唐事啊。
“湖街客棧”,從來沒有過這樣一個稱呼,這是我在寫此文時才想出來的。多少朋友在他們的人生旅途中,在此與我短暫交集,彼此在對方身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跡,看起來微不足道,而且大部分已在記憶中完全湮滅了。但它們並沒有真的消失。我們的生命,就是由這些大部分被遺忘的點點滴滴組成的。因此我格外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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