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反反複複的朝代更迭，多數都是一個朝代末年苛捐雜稅民不聊生導致大規模農民起義。表麵上曆史學家都分析是幾大原因，吏治腐敗，苛捐雜稅沉重人民難以負擔，土地大量兼並導致農民流離失所，形成大量遊民，等等。但是實際上曆史上各個朝代末年也都是這一朝代國民人口總數經過長期和平年代達到人口最高峰的時刻。在眾多導致一個王朝衰敗滅亡的因素裏，吏治腐敗，土地兼並，賦稅沉重，和人口過剩，這幾個因素裏哪一個絕對會導致國家動蕩？
先說說吏治腐敗，很顯然一個王朝的吏治不是到了最後一刻忽然腐敗的。當然比較起開國時期的吏治，晚期肯定會更差一些。但是明初朱元璋就經常活剝貪官的人皮以儆效尤。可是貪汙者前赴後繼，駱驛不絕。說明大明朝自開朝第一天起就存在吏治腐敗問題。而明末被認為有巨額貪腐的大太監魏忠賢，其實抄查所獲贓款相比清朝中葉的和珅實在是小巫見大巫。而和珅大肆貪汙的時期還是清朝的康乾盛世時期。
土地兼並，被認為讓農民失去田地，流離失所。這些並不假。加上第一條裏的吏治腐敗，一些地主官吏豪門使用權力完成土地兼並，讓一些小農從自耕農變成雇農。這是事實存在的現象，但是絕不是土地兼並過程的普遍現象。更多情況是小的自耕農由於家庭經濟狀況變差，最終不得不變賣田產。而有錢買地的當然是地主。地主通過買地進一步變富有，再去買更多的田產，進入家庭經濟的良性循環。自耕農經濟破產促進加劇了土地兼並。而導致自耕農破產的原因，一方麵是政府的賦稅，一方麵是家庭人口的增殖。比如清初的一家兩口，如果生六個兒子（不要質疑，這是俺根據家譜得來的實際數據），那麽等老爺子歸西那天，60畝的田產就可能變成6個每戶10畝的農家。而這六家再繼續繁衍後代，田產繼續攤薄，就會有家裏薄田一畝難以養家糊口的情況了。所以就算一個朝代吏治清明，輕徭役少賦稅，光是人口增殖到最後農民也會破產，土地還是會兼並。被兼並的土地還需要有人耕種，並非荒蕪下去。隻不過從地主方麵講會盡量使用最少的雇農來完成生產，土地兼並的實質就是讓過度增殖的人口失業。
賦稅其實剛才已經講了，會推波助瀾。但是就算沒有賦稅負擔，隨著人口增殖，在類似古代中國這種自給自足的閉環經濟體係裏，必然會出現人均財富越來越少的情況。等到窮到一定程度，社會遊民大幅增加，對政府的不滿情緒積累到一個閾值，好了，陳勝吳廣李自成洪秀全就要出來了。特別要說的是雍正，這個至今被曆史學家定義為暴君的皇帝，其實在執政期間反而提出了非常英明的新稅務製度，攤丁入畝。說白了就是收稅不以人頭稅為基礎，而是轉向所得稅。這樣收入多的多繳稅，收入少的少繳稅。所以明末兩億人口國家就開始動亂，農民起義不斷。而清朝末年人口達到了四億才開始出現大規模農民起義，還是因為大清被世界列強敲詐的太狠了。
中國人口，在中共建政的時候說是四個億。而到了文革開始已經達到六個億。而當時的中國受到西方經濟封鎖製裁，社會主義陣營又都是一群窮光蛋沒法做生意。在當時的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下，人口，尤其是即將出現的大量城市無業人口，逐漸顯山露水的形成一個明顯問題。當時老毛做的一個決定就是讓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鍛煉改造，在大有可為的廣闊天地裏茁壯成長。其實說白了就是把這些未來的城市盲流無產者都趕到農村去，在城裏除了滋事和使社會更加不安定，無事可做。下放到農村，雖然吃喝了農民的，至少也還幫把手，不算完全吃閑飯。當然，這也隻是權宜之計。就這麽一直不停的下放農村，農民們自己也要生活生育，早晚也有遭不住的時候。所以老毛晚期也開始采納馬寅初的計劃生育建議。大膽假設一下，如果中國沿著毛路線一直不變，而且還可著勁兒生，可能我們這一代就會親眼目睹現代的陳勝吳廣了。
老鄧可以說是一個中興之主。在他的大力倡導改造下，中國現在號稱世界工廠。有了工廠就需要工人。而世界級的工廠則需要大量的工人。老鄧不但召回了以前下放農村的知青，更加吸收了農村的過剩勞動力成為農民工。這些後來都是中國產業工人的基礎。老鄧打開了中國的閉環經濟，也避免了上麵說的那種因為人口過剩導致的惡性循環。現在這些被很多專家津津樂道為人口紅利。而且說中國要是沒這些人口就沒這些好事兒。這是典型的馬後炮。如果當年不開放，這些人口對國家就不是紅利，而是噩夢。
現在印度終於要超越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了，這印度人有啥值得慶幸的？中國十四億人口至今還是個絕對的壓力。更何況當年的紅利人口，那些青壯年現在都變成退休人口了。未富先老，人口過剩什麽時候讓我們好過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