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掠奪文物陰謀反黨
第2版()
專欄：
江青掠奪文物陰謀反黨
鍾史聞
王、張、江、姚“四人幫”，是一夥典型的吸勞動人民血的貴族老爺。北京市文物管理處保存的一部分文物和工藝品，使他們眼睛發紅。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多次竄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搶掠侵吞了大批珍貴文物。其中用心特別惡毒，情節特別嚴重的是反革命陰謀家、野心家江青。
在幾年裏，江青親自或者派人到這個單位掠奪達九十四次，劫走金表、玉器、瓷器、硯台、圖章、筆墨、書畫等共一千零八十七件，各種圖書（包括極端黃色的舊小說）四千六百多冊。其中，有不少是價值很高的珍品。
江青劫走的全部文物和工藝品，粗粗估價，約值十三萬一千二百元，江青付的全部款項是二十元六角四分，相當於原價的六千三百五十分之一。
江青一夥明明是憑借特權，白晝行劫，偏偏還要留下幾分錢，換走一張發票。你說沒有付錢嗎？我是付了錢的，有發票為證。例如，她拿走明代吳天章所造墨一錠，付款二分。搶走象牙杆狼毫筆一枝，付款一分。這種買賣的記錄，翻遍古今中外的帳本，無論如何是不能找到的。
江青一夥掠奪文物幹什麽用呢？當然，資產階級的腐化享樂和政治暴發戶的冒充風雅，都少不了用一些古代文物來做點綴裝飾。但是，事情的實質決不僅止於此。江青自己招供說：“我不是玩古的人，我要實用的。”這個招供倒還老實。
在江青掠奪的一千多件文物和工藝品中，有三方圖章。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江青親自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勒索了一批東西，隨即命令在一方白壽山石上鐫刻“製怒”二字，在一方虎皮青田石上鐫刻“君向瀟湘我向秦”七字，在一方田黃石上鐫刻“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十四字。
圖章上刻一點古人的詩句或者格言，用來寄托自己的某些思想感情，過去叫做“閑章”。江青成天忙於搞陰謀詭計，上竄下跳，東跑西顛，“閑”是未必有的，但可寄托的情感卻多得很。那麽，江青在這三方圖章裏寄托了什麽樣的思想感情呢？
江青所刻的這三方印文全是抄來的。“製怒”二字，出於她所深惡痛絕的十七年中所拍攝的一個曆史故事片《林則徐》。“製怒”，就是克製怒氣。喜怒哀樂，是人的感情。在有階級的社會裏決沒有超階級的感情，這一點，在今天已經屬於馬克思主義的常識。江青要製的怒包含了什麽樣的階級內容呢？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義憤嗎？“天兵怒氣衝霄漢”，“怒向刀叢覓小詩”，這樣的怒好得很！對此，無產階級不但不需要克製，而且通過種種宣傳教育，來進一步激發廣大人民這種對於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憤恨。江青此人雖然喜怒不定，然而在不定之中卻又貫串著一根固定的黑線。她對一切反動派和腐朽沒落的東西喜愛備至，頂禮膜拜，從為蔣介石“購機祝壽”義演到精心炮製林彪“認真讀書”的巨幅彩色照片，都使足了全部的力氣；而對一切革命者，從偉大領袖毛主席、敬愛的周總理和老一輩的革命家到普通的勞動群眾，則無不懷著敵視和仇恨。
江青與叛徒、賣國賊林彪完全是一丘之貉。在林彪實行“韜諱”計，大書特書“克己”、“忍耐”這些條幅以後，江青刻了這個“製怒”的圖章，告誡自己要控製住內心的反黨怒氣，等待機會，再求一逞。這種驚人的相似，決不是出於偶然的巧合。
革命者之所快，必然是反動派之所怒。江青雖然竭力拉緊製動閥，但總不免有所宣泄，這種泄露出來的怒氣，就化為上述的另兩方圖章。
“君向瀟湘我向秦”，是唐人鄭穀送別友人一首七絕的末句，原意是說離別分手，各自東西。這首唐人的名詩，形象地表現了依依不舍的離情別緒。江青割裂全詩，取其一句，就使原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其意若曰：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這一回是掉臂而行，決不回頭了。在這裏，江青想要和誰分手而各自東西呢？是不是忽然心生悔改，要和林彪一夥“決裂”了呢？不是的！絕對不是的！江青和林彪一夥的反革命勾結是“剪不斷，理還亂”的，那張為林彪攝製的“認真讀書”的照片，時間就在鐫刻這方圖章之後，並且是和葉群反複商量，得到林彪點頭拍板之後，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拋出來的，這是一個鐵證。既然要分手的不是林彪，那就隻能是被她誣蔑為“頑固保守”的廣大革命老幹部。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瀟湘”兩個字。古詩中的瀟湘，指的是湖南，江青的矛頭所向十分明顯，這是毒蛇吐出的信息，她在怒氣衝衝的表態，狡猾地然而也是清楚地向毛主席、黨中央表示了死不改悔的頑抗態度。
“可憐夜半虛前席”兩句，是唐人李商隱所作《賈生》七絕中的後兩句。這首《賈生》是被江青作為歌訣一樣經常在嘴裏念念有詞的。早在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江青就講過一段耐人尋味的黑話，她說：“唐朝的李商隱不隻是一個寫愛情詩的人，而且是一個寫政治詩的詩人，他的‘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就是諷刺漢文帝的。”到了一九七五年初，在毛主席直接關懷和領導下，我們黨勝利召開了十屆二中全會。這次會議的一項重要內容，是確定了國家機構的人事安排。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洞察“四人幫”的罪惡打算，“四人幫”的“組閣”奪權陰謀未能得逞。一月十日深夜，會議閉幕，反革命野心家江青一離開會場，就氣急敗壞地竄到解放軍某部一個連隊，以“看望”“關心”為名，行宣泄怒氣之實，大放厥詞，肆無忌憚地對毛主席、黨中央進行惡毒攻擊。在這次談話中，江青忽而別有用心地大談提拔青年幹部，忽而心懷叵測地大吹西漢的賈誼，指桑罵槐，搖頭晃腦地反複吟誦這首《賈生》詩。她首先肯定賈誼“代表的基本是法家”，接著話音一轉，就大罵漢文帝劉恒沒有重用這個年輕有為的法家人物。她念完《賈生》詩，就惡狠狠地說：“文帝沒有采用賈誼的政策，他也不能采取。”唯恐別人聽不出弦外之音，她又補充說：“李商隱的無題詩是很有名的，政治詩更好，是挖苦他們的。”
賈誼是西漢初年的一個年輕的政論家和文學家。他在從政的十數年間，寫了不少政論文章，向漢文帝劉恒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漢文帝也曾對他破格提拔，一年間由博士越級升至太中大夫。賈誼自負有才，總想青雲直上。然而他缺乏實際經驗，同時他畢竟是剝削階級的一員，對權勢懷有很大的興趣。西漢的開國老臣如周勃、灌嬰等人，當時就批評他“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正如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賈生之言，乃頗疏闊”，盡管文章寫得才華橫溢，“而沉實則稍遜”。漢文帝後來采納了周勃等人的中肯意見，把賈誼調離京城，派到長沙去擔任長沙王吳差的太傅。賈誼的願望沒有達到，感到“逢時不祥”，在長沙怨天尤人。一年之後，漢文帝又召見賈誼。當賈誼進見的時候，正好漢文帝在做祈禱，就順便問起了鬼神之事。賈誼對答如流，吸引著漢文帝不斷向他靠近（即所謂“前席”），促膝而談。
李商隱是晚唐人，一生仕途坎坷蹇滯，長時期過著寄人籬下的幕僚生活。有感於自己的身世和當時的政治形勢，他的確寫過不少政治詩，其中那首《賈生》詩，感歎賈誼雖然再被召見，終不被委以國家大事，詩的鋒芒直刺漢文帝。
詩言誌。李商隱借用賈誼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表達了自己的憤憤不平。那麽，一千年之後的江青煞有介事地宣揚這首詩，居心何在呢？
“四人幫”和林彪集團是一對孿生的反黨怪胎，唱一樣的調子，幹一樣的勾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都以反對“舊政府”的“新生力量”自命。他們妄圖搞得天下大亂，混水摸魚，以售其奸。他們的罪惡矛頭始終對準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敬愛的周總理。江青頭一次講到《賈生》，時間在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兩個月，第二次下令在圖章上刻上“可憐夜半虛前席”等十四個字，是正當林彪密謀炮製《“571工程”紀要》的同時，第三次再講《賈生》則是在十屆二中全會開完的當天晚上，這一個時間表本身已經充分地說明了問題。看一看江青的陰謀活動，想一想曆史上的賈誼是因為漢文帝采納了周勃等人的意見而未能青雲直上，聯一聯江青所慣用的以曆史比附現實的手法，事情就更加水落石出了。江青自己招認，李商隱這首《賈生》“是挖苦他們的”，挖苦誰們呢？不正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麽？不正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麽？不正是一大批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老一輩革命家麽？其實，“挖苦”二字哪裏夠用，從林彪的《“571工程”紀要》到“四人幫”在毛主席逝世前後的篡黨陰謀，出現的是一派刀光劍影、血雨腥風，刻幾方圖章，念兩句古詩，不過是刀兵未動，輿論先行而已。
〔原載《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一期，本報有刪節。〕
專欄：
江青掠奪文物陰謀反黨
鍾史聞
王、張、江、姚“四人幫”，是一夥典型的吸勞動人民血的貴族老爺。北京市文物管理處保存的一部分文物和工藝品，使他們眼睛發紅。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多次竄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搶掠侵吞了大批珍貴文物。其中用心特別惡毒，情節特別嚴重的是反革命陰謀家、野心家江青。
在幾年裏，江青親自或者派人到這個單位掠奪達九十四次，劫走金表、玉器、瓷器、硯台、圖章、筆墨、書畫等共一千零八十七件，各種圖書（包括極端黃色的舊小說）四千六百多冊。其中，有不少是價值很高的珍品。
江青劫走的全部文物和工藝品，粗粗估價，約值十三萬一千二百元，江青付的全部款項是二十元六角四分，相當於原價的六千三百五十分之一。
江青一夥明明是憑借特權，白晝行劫，偏偏還要留下幾分錢，換走一張發票。你說沒有付錢嗎？我是付了錢的，有發票為證。例如，她拿走明代吳天章所造墨一錠，付款二分。搶走象牙杆狼毫筆一枝，付款一分。這種買賣的記錄，翻遍古今中外的帳本，無論如何是不能找到的。
江青一夥掠奪文物幹什麽用呢？當然，資產階級的腐化享樂和政治暴發戶的冒充風雅，都少不了用一些古代文物來做點綴裝飾。但是，事情的實質決不僅止於此。江青自己招供說：“我不是玩古的人，我要實用的。”這個招供倒還老實。
在江青掠奪的一千多件文物和工藝品中，有三方圖章。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江青親自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勒索了一批東西，隨即命令在一方白壽山石上鐫刻“製怒”二字，在一方虎皮青田石上鐫刻“君向瀟湘我向秦”七字，在一方田黃石上鐫刻“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十四字。
圖章上刻一點古人的詩句或者格言，用來寄托自己的某些思想感情，過去叫做“閑章”。江青成天忙於搞陰謀詭計，上竄下跳，東跑西顛，“閑”是未必有的，但可寄托的情感卻多得很。那麽，江青在這三方圖章裏寄托了什麽樣的思想感情呢？
江青所刻的這三方印文全是抄來的。“製怒”二字，出於她所深惡痛絕的十七年中所拍攝的一個曆史故事片《林則徐》。“製怒”，就是克製怒氣。喜怒哀樂，是人的感情。在有階級的社會裏決沒有超階級的感情，這一點，在今天已經屬於馬克思主義的常識。江青要製的怒包含了什麽樣的階級內容呢？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義憤嗎？“天兵怒氣衝霄漢”，“怒向刀叢覓小詩”，這樣的怒好得很！對此，無產階級不但不需要克製，而且通過種種宣傳教育，來進一步激發廣大人民這種對於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憤恨。江青此人雖然喜怒不定，然而在不定之中卻又貫串著一根固定的黑線。她對一切反動派和腐朽沒落的東西喜愛備至，頂禮膜拜，從為蔣介石“購機祝壽”義演到精心炮製林彪“認真讀書”的巨幅彩色照片，都使足了全部的力氣；而對一切革命者，從偉大領袖毛主席、敬愛的周總理和老一輩的革命家到普通的勞動群眾，則無不懷著敵視和仇恨。
江青與叛徒、賣國賊林彪完全是一丘之貉。在林彪實行“韜諱”計，大書特書“克己”、“忍耐”這些條幅以後，江青刻了這個“製怒”的圖章，告誡自己要控製住內心的反黨怒氣，等待機會，再求一逞。這種驚人的相似，決不是出於偶然的巧合。
革命者之所快，必然是反動派之所怒。江青雖然竭力拉緊製動閥，但總不免有所宣泄，這種泄露出來的怒氣，就化為上述的另兩方圖章。
“君向瀟湘我向秦”，是唐人鄭穀送別友人一首七絕的末句，原意是說離別分手，各自東西。這首唐人的名詩，形象地表現了依依不舍的離情別緒。江青割裂全詩，取其一句，就使原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其意若曰：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這一回是掉臂而行，決不回頭了。在這裏，江青想要和誰分手而各自東西呢？是不是忽然心生悔改，要和林彪一夥“決裂”了呢？不是的！絕對不是的！江青和林彪一夥的反革命勾結是“剪不斷，理還亂”的，那張為林彪攝製的“認真讀書”的照片，時間就在鐫刻這方圖章之後，並且是和葉群反複商量，得到林彪點頭拍板之後，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拋出來的，這是一個鐵證。既然要分手的不是林彪，那就隻能是被她誣蔑為“頑固保守”的廣大革命老幹部。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瀟湘”兩個字。古詩中的瀟湘，指的是湖南，江青的矛頭所向十分明顯，這是毒蛇吐出的信息，她在怒氣衝衝的表態，狡猾地然而也是清楚地向毛主席、黨中央表示了死不改悔的頑抗態度。
“可憐夜半虛前席”兩句，是唐人李商隱所作《賈生》七絕中的後兩句。這首《賈生》是被江青作為歌訣一樣經常在嘴裏念念有詞的。早在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江青就講過一段耐人尋味的黑話，她說：“唐朝的李商隱不隻是一個寫愛情詩的人，而且是一個寫政治詩的詩人，他的‘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就是諷刺漢文帝的。”到了一九七五年初，在毛主席直接關懷和領導下，我們黨勝利召開了十屆二中全會。這次會議的一項重要內容，是確定了國家機構的人事安排。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洞察“四人幫”的罪惡打算，“四人幫”的“組閣”奪權陰謀未能得逞。一月十日深夜，會議閉幕，反革命野心家江青一離開會場，就氣急敗壞地竄到解放軍某部一個連隊，以“看望”“關心”為名，行宣泄怒氣之實，大放厥詞，肆無忌憚地對毛主席、黨中央進行惡毒攻擊。在這次談話中，江青忽而別有用心地大談提拔青年幹部，忽而心懷叵測地大吹西漢的賈誼，指桑罵槐，搖頭晃腦地反複吟誦這首《賈生》詩。她首先肯定賈誼“代表的基本是法家”，接著話音一轉，就大罵漢文帝劉恒沒有重用這個年輕有為的法家人物。她念完《賈生》詩，就惡狠狠地說：“文帝沒有采用賈誼的政策，他也不能采取。”唯恐別人聽不出弦外之音，她又補充說：“李商隱的無題詩是很有名的，政治詩更好，是挖苦他們的。”
賈誼是西漢初年的一個年輕的政論家和文學家。他在從政的十數年間，寫了不少政論文章，向漢文帝劉恒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漢文帝也曾對他破格提拔，一年間由博士越級升至太中大夫。賈誼自負有才，總想青雲直上。然而他缺乏實際經驗，同時他畢竟是剝削階級的一員，對權勢懷有很大的興趣。西漢的開國老臣如周勃、灌嬰等人，當時就批評他“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正如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賈生之言，乃頗疏闊”，盡管文章寫得才華橫溢，“而沉實則稍遜”。漢文帝後來采納了周勃等人的中肯意見，把賈誼調離京城，派到長沙去擔任長沙王吳差的太傅。賈誼的願望沒有達到，感到“逢時不祥”，在長沙怨天尤人。一年之後，漢文帝又召見賈誼。當賈誼進見的時候，正好漢文帝在做祈禱，就順便問起了鬼神之事。賈誼對答如流，吸引著漢文帝不斷向他靠近（即所謂“前席”），促膝而談。
李商隱是晚唐人，一生仕途坎坷蹇滯，長時期過著寄人籬下的幕僚生活。有感於自己的身世和當時的政治形勢，他的確寫過不少政治詩，其中那首《賈生》詩，感歎賈誼雖然再被召見，終不被委以國家大事，詩的鋒芒直刺漢文帝。
詩言誌。李商隱借用賈誼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表達了自己的憤憤不平。那麽，一千年之後的江青煞有介事地宣揚這首詩，居心何在呢？
“四人幫”和林彪集團是一對孿生的反黨怪胎，唱一樣的調子，幹一樣的勾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都以反對“舊政府”的“新生力量”自命。他們妄圖搞得天下大亂，混水摸魚，以售其奸。他們的罪惡矛頭始終對準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敬愛的周總理。江青頭一次講到《賈生》，時間在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兩個月，第二次下令在圖章上刻上“可憐夜半虛前席”等十四個字，是正當林彪密謀炮製《“571工程”紀要》的同時，第三次再講《賈生》則是在十屆二中全會開完的當天晚上，這一個時間表本身已經充分地說明了問題。看一看江青的陰謀活動，想一想曆史上的賈誼是因為漢文帝采納了周勃等人的意見而未能青雲直上，聯一聯江青所慣用的以曆史比附現實的手法，事情就更加水落石出了。江青自己招認，李商隱這首《賈生》“是挖苦他們的”，挖苦誰們呢？不正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麽？不正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麽？不正是一大批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老一輩革命家麽？其實，“挖苦”二字哪裏夠用，從林彪的《“571工程”紀要》到“四人幫”在毛主席逝世前後的篡黨陰謀，出現的是一派刀光劍影、血雨腥風，刻幾方圖章，念兩句古詩，不過是刀兵未動，輿論先行而已。
〔原載《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一期，本報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