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L比大L小兩歲，個頭略高於其兄，但身體不似其兄壯碩。他那時才十七歲，或許為了顯得老成些時或在鼻梁上架一副黑框大眼鏡。小L從性格興趣到說話方式及行事風格都與大L南轅北轍大相徑庭。但兄弟倆在自信這一點上頗為相似，此外，兩人個性和自尊心都很強。
他們兄弟二人彼此不以為然，大L時或當麵嘲笑小L，小L說不過他，但心裏並不服氣，不止一次對我說：那家夥“戇萊西咯”（上海話“傻”的意思），有啥了不起，我又不買他帳（不佩服意思）。小L當麵或背後都不稱呼其兄為“哥”。他們初到日本時為節約房租住在一起，房間的牆壁上橫貼著一張書法是他們父親寫的，勉勵他們兄弟倆同舟共濟和睦相處，但他們在一起很短時間後，小L便自己另找房子搬出去住了。
小L在家裏呆不住，總往外麵跑，他的行蹤飄忽不定，有點神出鬼沒。有朋友給他起個外號叫“飛虎隊”，說他像鐵道遊擊隊：來無影，去無蹤。他說話做事有點神神秘秘，我到日本後偶爾與他一同坐電車，在電車裏他要我不要說中文，說日文；說他不想讓人知道自己是外國人。但我剛去日本時日語根本無法會話，他比我早到日本兩三個月，那時日語也是半斤八兩，所以兩人隻好各自沉默無語。
剛去日本那會兒，他有時會一陣風似地去我住的地方找我。有一次，晚上九十點鍾光景，他忽然來到菊富士莊我住的房間，說他在一家電器店門口看到店裏丟棄的一台大彩電不錯，要我幫忙運回他屋裏去。我與他帶了一隻折疊式小行李車一同去後，他卻不立刻拿走，在那附近溜達轉悠著。我問他磨蹭什麽，他說一旁街道上還有行人，再等等。我說那電視上不是貼著字條說“自由”嘛（可以隨意取走意），又不是偷，行人有什麽關係。他說：給人家看到拾垃圾太戇（傻），沒麵子。我說誰認識你啊，還麵子不麵子的。於是他瞅個行人稀少的空擋，趕緊與我將那電視放上小行李車運回他家去。到他家裏一看，小小的四貼半房間裏堆放著好幾個彩電冰箱還有電風扇之類的，那景象讓人想起老古玩店。我問他不是已經有彩電了嘛，幹嘛又弄一個來，他神秘兮兮地說：我有用處，有用處。
還有一次他突然去我那裏說有事想同我商量，我要他說。他挺神秘地說他隔壁房間裏新搬進了一個女的中國人，他覺得有點喜歡那女的，想去搭訕，但沒頭緒，問我如何才好。我說你才十七歲，那女的肯定比你大不少，恐怕沒戲。他說：她又不知道我多大。而且她也是一個人，肯定很寂寞；女的想男的，男的想女的，我去就同她說‘大嘎適宜，大嘎適宜（大家都舒服意）’嘛。我聽了不禁哈哈笑了出來，他有點不好意思，也跟著一起笑。但後來“大嘎適宜”計劃的後續發展情況未再聽他提起，或許是胎死腹中了。
小L覺得這世界上機會到處都是，關鍵要肯跑肯試。他認為像大L那樣除了打工上學便呆在屋裏不出去是“懶得要死”，完全不足為取。他說他從小與大L反其道而行之，從不喜歡懶在家裏。小L在小學裏也是跳級生（但不似大L“三級跳”），讀中學時是班裏年紀最小的，他那時是班裏的地理課代表，喜歡海洋學（？），有一回他獨自一個人跑到一個海洋學（？）領域的權威教授家裏去請教問題，據說那教授與之交談之後，對這個從未謀過麵的小不速之客很是欣賞和喜歡，結果後來他就成了一個什麽上海市青少年海洋協會（？）之類的組織裏的會長，那個頭銜使得他在同學裏很出了點風頭，也讓不少老師對他刮目相看。
去日本後他依然對各種“頭銜”情有獨鍾，印了些名片，在名片上按上些自封的子虛烏有的諸如“東京留學生聯合會會長”之類的頭銜。他的名片經常換，名片上的頭銜跟著變，越變越大，由“東京”這樣的地方性頭銜，變成“日本”這樣的國家性頭銜，進大學後好像還有過類似“世界大學生聯合會”之類的世界性頭銜。那些個頭銜開始一看便知都是他“架空”（杜撰）出來的，但後來漸漸就有些真假難辨，並非都是自封的了。比如，他還在讀大學期間便搞到了一張國內某外地大學的特聘名譽教授的聘書，那聘書就如北大頒發給金庸大俠的名譽教授證書一樣據說是有案可查難以作假的。小L的父親是名教授，有很多著作，他從前常勸勉小L，說他精力充沛，而且勤勉，這些是優點；但不夠腳踏實地，雖然有很多個“零”，但“零”的前麵沒有個“1”，再多的“零”也還是“零”。小L成了“名譽教授”後，回去對他父親說：你做了一輩子學問，也不過是個教授；我什麽學問都不做，不也照樣成了教授。
小L與大L行事風格不同，這一點從下述事例也可以看出。他們倆當初在日本的保證人是他們父親的日本友人，一個創價大學的教授。那個保證人希望他們兄弟二人加入“創價學會”，並參加學會活動。“創價學會”是日本的一個帶宗教性質的組織，大L對加入宗教組織十分抵抗，說：我一生清白，忽然參加個“不二不三”（“不三不四”的上海話說法）的創價學會，算什麽名堂。於是一口回絕了保證人。但那以後他看到保證人便多少有些別扭。小L不同，他很幹脆地接受邀請，成了創價學會的學員，那自然使得保證人十分高興。但小L隻在剛入會時參加過很少幾次活動，後來就神隱找不到人了。但他隻推說太忙，沒有時間參加活動，如此幾次，保證人似乎死了心，並不沒完沒了地糾纏。而小L偶爾見到保證人時，是也並不尷尬的。
小L到日本後的初期目標之一是要解決身份問題，就是要拿日本的永久居住權。日本不似歐美國家，當時對外國人的永久居住資格控製很嚴格。大L考上京都大學的同一年，小L考進了東京的一個不算太好的私立大學。讀大學期間，有一次他去我家告訴我他已經解決了身份問題，而且變成了日本人。他取出一本日本護照在我麵前晃晃，我拿了翻開看看果然是他的，但他名字已改成日本名，叫某某某太郎。我問他如何搞的身份，他閃爍其詞說是“內緒”（秘密）。後來從大L那裏知道，原來他找了一個大他許多的日本女子結婚了，婚後改性日本太太家的姓氏，取名為某太郎。那個“太郎”使得大L感覺頗不自在，因為日本人隻有長子才能取名“太郎”的。
小L變成“太郎”君後，有一次我有事回日中學院（那時我已離開日中學院兩三年了），在學校休息廳牆上的告示板上看到一張某日本會社的“募集”（招募）女辦事員的廣告，幾個女學生在廣告前邊看邊議論工資待遇之類的事情。我湊前看看那廣告，赫然看到電話聯係人後麵的名字是代表取締役社長某某某太郎。那個某某某太郎不是別人，正是“太郎”君小L。
“太郎”君後來越來越忙，越來越神秘，我們很少再有機會見麵，但每次見到他，發現他總有些新的“花樣”和發展。
到我移民去加拿大時，東京的一些朋友給我送行，在新宿的一家飯店一起吃飯，有中國人朋友，也有日本人朋友。大L小L兄弟倆也都去了。小L那時已離婚，恢複“王老五”身份。他基本隻說日語，他那時的日語已經說得與日本人並無二致。他拿出一些相片給大家看，大家看了都難掩驚奇表情，那是他與一些日本名人的單獨合影，其中有幾張是他與剛下台不久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的握手照。小L的長相與羽田孜很有幾分相像，我們之前就曾經開玩笑說他可以冒充羽田孜的兒子，看到那幾張相片，我開玩笑說他終於“父子相見”。席上的日本朋友不認識小L，信以為真，瞅個空子悄悄對我說：你真有臉麵啊，連二代羽田桑都來給你送行了。
我去加拿大數年之後，有一次大L和小L去加拿大，到我家裏做客。那時他們都已經成家，並各有一個小孩。小L是第二次結婚，太太是北京姑娘，給他生了個大頭娃娃的兒子。他那時已經三十出頭，有些發福，肚子腆起，身體比原來放大一圈，他坐在客廳的沙發裏環顧一下房間，對我說：你可以把這個客廳隔成八到十間，然後租出去，收房租。我笑他異想天開，他很一本正經地告訴我：這不是什麽異想天開，而是很好的賺錢方法。他說他在日本就是這樣做的。接著他告訴我他在日本的做法。他說他從銀行收買了一些拍賣的不動產，有些是原來的倉庫，有些是住宅，都是因為原來的擁有者破產還不起貸款而被銀行沒收的抵押品，那些抵押品拍賣價格低於市場價，但一般日本人害怕法律上有麻煩，不敢買。他將那些不動產買來稍事改造，並隔成許多小間，然後出租給在日本非法滯留的打黑工的外國人。那些外國人因為非法滯留，在日本很難租到房屋，所以不愁客源。他收的租金去除貸款仍有不少多餘，於是他用餘款做首付，用已買下的不動產作抵押又不斷收買新的不動產。以此方法重複翻滾在短短數年裏他在東京收買的不動產數翻了好幾倍。我問他萬一收不到房租怎麽辦，他說那些租客都是“黑戶口”，短處捏在他手裏，而且他下麵雇有道上的小混混，收租金時毫無障礙。我正聽他神侃時，家裏電話鈴響，接起聽時，電話那頭說的是日本話，竟是東京打來的國際長途，說麻煩請叫某某社長聽電話。那個某某是日本姓，我稍愣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是找小L的，原來他與前妻離婚後，依然沿用著前妻家裏的日本姓。小L在電話裏嘰裏咕嚕說一通後，掛了電話對我說：日本人就是“戇”，腦子不轉彎，什麽小事情都要請示匯報。
2000年前後，我從加拿大回上海探親時，去看望大L小L的父母。他們那時在蘇州河畔的一棟高層公寓裏剛買了房子不久。那房子很好，裝修的也很漂亮。他們父母很滿意那新住宅。說話之間，他們父母說起小L在上海北京都買了不止一處房產，其中一處就在附近，他們父親領我到窗邊指著不很遠處的一棟高層建築說就是那裏。那時的房產大概市價六七十萬元，時過境遷，上海北京房價如脫韁野馬狂奔亂跑了十幾年，現在都已上千萬。成為“金持”（有錢人）是小L當初的一大人生目標，這個目標他現在應該已經實現了吧。（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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