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議論日本的人或事的時候，總能遇到有一些知識的人拿《菊與刀》來分析解釋日本。注意讀過一些，最終被他們幹澀繞圈的詞語套住，不知其所雲。我懷疑說話人也沒搞清思路。用《菊與刀》說事的人為了增強說服力，往往還要附加一句：這本書影響了美國占領日本時期的政策。
《菊與刀》原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作者是美國人類學家Ruth Benedict(1887.6.5 - 1948.9.17)，Benedict沒有到過日本，靠閱讀資料、采訪僑居美國的日本人寫出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史上第一部日本文化論。
該書1946年在美國出版，日本1948年就翻譯出版了，那之後一直受到日本學術界的重視。之所以重視，是因為它是第一部外國人介紹日本文化的書。學術界對該書的批判多於稱讚。但是，批判派與稱讚派都對作者能夠在有限的條件下對日本文化作出如此全麵的總結給予高度評價。
不同年代的人讀《菊與刀》有不同感想，我覺得它掌握了日本文化的關鍵詞，如“恩”、“義”、“分”等，但結論有些牽強，它所舉的事例都是幕府末期的社會現象，對現實的說服性差一些。
據說，作者本人不讓自己的學生讀這本書。
二戰中，美國政府為了戰後順利占領並統治日本，授意Benedict寫一本介紹日本的書，就是說《菊與刀》是受美國政府之托而完成的。1945年9月，聯合國(美國)占領日本時這本書還沒有問世，研究日本占領政策的書中也沒有提到該書對日本政策的影響。
世人都知道美國在廣島、長崎扔的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了，但是日本學者稱，真正摧毀日本人的是下麵這張照片。
1945年9月27日昭和天皇訪問美國大使館時與聯合國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時的合影 。
日本對外擴張侵略的同時政治上強調“國家神道”，宣揚天皇是神的化身，日本國民是天皇的臣民，學校的道德課給學生灌輸這樣的思想，國家神道成了日本國民的精神支柱。
國家神道教育出來的人，用現在的話講就像“打了雞血”。一介農民、一個剛剛畢業的高中生，隻要穿上軍裝就是“皇軍”，就可以去普及“皇道”，自豪感與責任感集於一身，那麽矮小的身材、困乏的資源、跨洋過海占亞洲襲珍珠港，精神力量到了發狂的程度。
宗教的精神作用在貧困的半開化民族身上能夠轉化成巨大的行動力量和責任感，近年的“聖戰”，文革時的中學生隻要戴上紅袖章就成了“毛主席的戰士”，就有了生殺予奪的權利、“解放亞非拉”、“把紅旗插遍全球”、“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中國當時如果把革命的能量用在對外上，紅旗至少可以插到釣魚島了。
美國充分掌握了日本國家神道的實質，將麥克阿瑟與天皇的合影登在各大報紙的頭版，日本人看到自己信奉忠誠的天皇竟是如此矮小無力無奈的“人”時，神力頓時消失，精神支柱一下子垮了。
精神垮了，身體沒垮，要吃要穿。廢墟裏找不到吃穿時美軍送來了，戰時日本一直稱美英為“鬼畜米英”，領吃穿時發現美國大兵很有人性，仇恨很快變成了好感。
聯合國占領軍(GHQ)對戰後日本的國家規劃有兩套方案：蘇聯案和英國案。如果當時采取了蘇聯案，遠東就有一顆社會主義的新星了。務須冗言，由美國主掌的聯合國占領軍不會采用蘇聯方案。
大正時期(1912-1926)，日本曾經發生過“大正德莫克拉西(民主主義)”運動，應該說這個時期的多黨政治體製是日本戰後展開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礎。
總之，在戰後處理過程中沒有看到有些人說的《菊與刀》的影響。即便《菊與刀》寫得無懈可擊，但她參考的多是幕府末期資料，對解釋今天的日本有欠缺。如果你一定要拿《菊與刀》的觀點看現在的日本，就如同外國人把中國的“國防部長”說成“兵部尚書”一樣，不能算錯，但太好笑。
注：
①日本1948年出版的《菊與刀》(長穀川鬆治譯)有諸多錯誤，2008年日本又出版了(角田安正)新譯本。2013年又出了越智敏之等的新譯本。
聽一個通曉中日兩國民俗學的國內名牌大學的教授說，中文版的《菊與刀》與日本版的《菊與刀》錯誤之處相同，由此推測中文版的《菊與刀》不是從英文版，而是從日文版翻譯的。
願精通英文的有誌者早日為中國翻譯一本準確的《菊與刀》。
② 日本學者把戰後日本發展歸結為：求同、競爭、家 (似是而非儒教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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