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蓮的一紙荒唐言把新疆的問題一股腦兒的推給胡耀邦，這是極為簡單幼稚的。比如說：1980年7月胡耀邦明確提出讓新疆“充分自治”，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公正的說，這盒子不是胡耀邦打開的，至少，是跟著蘇聯學樣，把新疆省改為“自治區”就開始了。胡耀邦的幼稚在於，既然黨中央決定自治，那漢族幹部就走人唄——他沒有學會政客說一套做一套的秘訣。
事實上，在胡耀邦主政之前，新疆就沒有太平過，東突獨立運動比之後有過之而無不及：
1950年7月24日至8月16日伊犁叛亂、1954年和田暴亂、1956年3月墨玉暴亂、1956年5月洛浦暴亂、1956年5月莎車暴亂、1957年4月和田暴亂、1962年伊寧、塔城地區暴亂、1968年-1969年的"東突厥人民革命黨"策劃暴動、1969年8月南疆暴亂……
對比胡耀邦當政時期，沒有發生一件恐怖暴力事件。
說“胡耀邦參照他的西藏模式，提出讓漢族幹部調出新疆、實行少數民族管理少數民族。”那麽為什麽西藏政策出台後沒有發生新疆這樣的暴亂？
沒錯，胡耀邦在西藏提出“西藏六條”，之後出台“新疆六條”，但是被王震鄧小平否決了。可見胡耀邦沒有能力一手遮天，憑一己之力搞一個“兩少一寬”的紅頭文件。所以兩少一寬的始作俑者不是胡耀邦，而是彭真，也是中共政治局首肯的。
你說“新疆隻聽鄧和胡的”，那麽在鄧胡之間，誰說了算呢？
或許雪蓮太年輕，不太清楚中共的曆史。對於少數名族的寬鬆，早在瑞金時期就開始了。中共建政之後，1953年10月18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國慶觀禮團時說："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進行工作"，（《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11頁。）定下了對少數民族實行特殊政策的調調。
1954年，毛澤東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一文中，更加明確地指出："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點。少數民族問題，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適用共同的條文，特殊的就適用特殊的條文。"（《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8頁。）
鄧小平主政西南局時也曾指出："我們對少數民族地區確定了一個原則，就是在漢族地區實行的各方麵的政策，包括經濟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數民族地區去，要區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數民族地區研究出另一套政策，誠心誠意地為少數民族服務。"（鄧小平：《關於西南少數民族問題》（1950年7月21日），《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67頁。）
這一時期，中共規定了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從寬處理的原則。例如，1952年海關總署製定的《有關查禁走私幾項具體政策》第4條第3款，就有"對少數民族，尚應結合少數民族政策從寬處理之"。
1958年國務院批準的《關於處理走私案件十項原則》第7條規定："對少數民族的走私……情節重大的．應同樣按照上述有關處理原則嚴肅處理．但是處罰尺度應該比漢族為寬。對未改革地區少數民族走私的處理，可以再稍寬一些。對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的走私，應該聯係民族事務部門處理。"
1957年6月28日《刑法草案（第22稿）》第91條和1963年10月9日《刑法草案（第33稿）》第87條，都作了這樣的規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據其實際情況，依法製定對刑法的變通或者補充規定（馬克昌主編：《中國刑事政策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1頁）。
1959年3月，西藏發生武裝叛亂。在如此危急情況下，中共西藏工委製定了《關於捕、關、管、訓政策界限的幾項暫行規定》中，仍然確定了少殺的政策精神。
1961年，平叛結束，毛澤東提出："無論在西藏內部還是在社會上都要堅持貫徹少捕、少殺的精神，減少社會管製"
胡耀邦還是那個打開潘多拉盒子的人嗎？
退一萬步，即便胡耀邦是罪魁禍首，現在拿出來鞭屍也沒有意義。我們需要的是杜絕此類一拍腦袋出台的“紅頭文件”，就要從根源上下手，促使中國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而不是一張大字報和一個紅頭文件就能淩駕於法律甚至憲法之上。這個政治體製才是真正的“荒唐言”，而不是文件本身。
人治社會，即便沒有“胡亂邦”，也會有“李亂邦”，“王亂邦”。
真不敢相信，作為新疆人，雪蓮竟然相信王震在新疆的濫殺是在“剿匪”。不錯，王震是剿過匪，但是王胡子名聲在外，可不是因為剿匪。兩個簡單的問題：
1. 王震為什麽被撤銷一切職務調離新疆？（連習仲勳和毛澤東都看不下去了）
2. “老子殺得新疆50年出不了一個反革命”——這句話是誰說的？（注意，是‘反革命’，不是土匪）
對了，還有’八千湘女上天山‘（包括近千名上海妓女），也是王胡子的”功績“之一。
一個小建議：如果我們都能跳出”文革受害者“與”新疆漢人受害者“ 的框框，或許能更公正更理性的看待曆史和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