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跑了 1600多個縣，如果當地生活落後，胡總是不開心。而看到當地農民生活不錯，胡高興地抱起身邊的孩子，喊秘書說，“有什麽吃的，給孩子拿點來！”
——在女兒滿妹的回憶中，胡曾經打算“成為黨內首先自覺退下來的一個”。
——有人給胡帶話說，“理論問題要慎重”，胡當場反駁說，“理論問題要勇敢。”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為副主席。他在會後跟中央委員們談話時說，“我有責任向全會說明，有兩條沒有變：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平也沒有變。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那個胡耀邦。”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耀邦麵臨著即將到來的權力頂峰，他被鄧小平和葉劍英提議，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以接替時任主席華國鋒。
經過十幾次的拒絕後，胡最終接受了這一職務，但有一個條件：“這個主席，隻能當到十二大召開，作為一種過渡。如果要繼續幹下去，要改主席製為總書記製，以確保黨的集體領導和團結統一。”
從“文革”中走過來的胡，希望中國今後能避免類似的災難。“集體領導”，是他所支持的，另外還有“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在女兒滿妹的回憶中，胡曾經打算“成為黨內首先自覺退下來的一個”。
回顧胡耀邦在改革開放前後的作為，更多的時候，是使這個黨以及這個國家能夠“正常”起來。他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希望能 改變中國不正常的“運動整人”的政治邏輯並破除“思想迷信”和“個人崇拜”，這為改革開放掃清了道路。而他此後對改革的種種觀點，更多的是尊重常識，從人 出發，回歸正常。
解放思想，解放人：到中組部上任，有人放了鞭炮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這並不是一個特別引人注意的職務，不過要胡複出的葉劍英說，“在那裏是可以搞出點名堂來的。”
此時的中國正籠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幫”被打倒了，不過政策並未為之一變。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以維護毛澤東的權威。這年初夏，胡對朋友說，諸如“一句頂一萬句”這樣的話，禁錮了民族的創造力。
混沌中才有縫隙，這個縫隙被胡抓住了。
此後的過程在日後被反複追憶：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率先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第二天，《光明日報》發表此文。
胡是有準備的，《光明日報》的總編輯是此時已為中組部部長的胡調任過去的楊西光。胡為了避開因審稿帶來的阻礙，還讓《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此文。
反應比胡耀邦預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說這是公然提倡去懷疑毛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給胡帶話說，“理論問題要慎重”，胡當場反駁說，“理論問題要勇敢。”
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討論，另一些人則被徹底激怒，爭論最終演變成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地方上紛紛表態，不過是站在胡的一邊。
葉和鄧也表態支持，精神“枷鎖”打開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錯的，那麽改弦易張就是必然。
胡並未停歇，他正忙於打破另一個“枷鎖”，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
胡到中組部上任時有人放了鞭炮，這自然是一種“有聲”的鼓勵，因為胡確實太難了。當時中組部的統計說，全國脫產幹部有1700萬，因為政治運動的“無情打擊”，立案受審查的約17%。
胡耀邦說，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過來。有人說，那毛主席批的案子呢？胡回答，隻要證明是錯的，都應該平反。
到1984年底，中國最終平反糾正了300萬幹部的冤假錯案。
胡同時“改正”了“反右”運動中的55萬“右派分子”。有人說改正得太多了，胡回答，當初抓的時候，為什麽不嫌多？
人們日後評價胡的上述兩個舉動：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對胡來說，他所做的，是讓這個國家的人們能正常地思考，且不會因此被冤案所係。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終匯成了改革的洪流。
政治生活正常化：“黨內不許殘酷鬥爭”
和鄧小平一樣，胡同樣是橋牌高手，而且叫牌積極，從不猶豫，這與他的處事風格類似：敏捷，明快。
此前的1980年，剛剛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就在思考如何避免“文革”這樣的災難，“這就要從我們黨和國家的製度上想辦法……盡可能堵塞漏洞。”
他決心建立一套完整的黨內生活製度，防止正常的黨內意見分歧演變成不正常的黨內政治鬥爭。這年11月，他作了《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報告，對個人崇拜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在當年的宣傳工作會議上說，毛的功績要講透，錯誤也要說透。
1981年的春天，在胡的推動下，《關於黨內生活的若幹準則》正式公布，重點在於“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
《若幹準則》中一些針對“文革”流弊的條文在現在看起來依然“觸目驚心”：“黨內鬥爭，不許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反對某個同誌的某個意見，不等於反對這個同誌……更不等於反黨”。
然而這還不夠，另外緊迫的是，如何實現正常“交接班”的問題。胡的目光放在了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和加緊選拔年輕幹部上這也是鄧的主張，在1979年，鄧便說，“老同誌要讓，要認真地選接班人”。胡堅決地支持了他。
胡耀邦說，中央書記處的11個書記加起來718歲，歲數太大了。他還說，“幹國家主席幹一輩子，幹到最後一口氣，怎麽能不產生個人崇拜……”
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被明確地寫入黨章。興奮的胡準備自己去實踐它，“十二大一散會，他就跟我說，十三大後，他就退下來。”胡生前的秘書李漢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也是在這次黨代會上，中共有步驟地實現了高級幹部的新老交替。在當時選出的348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112人年齡在55歲以下，其中有江澤民、李鵬、李瑞環、尉健行、羅幹等等。而最年輕的胡錦濤，隻有39歲。
胡想讓老人們放心，在十二大結束的當天，39位年輕的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們被特意安排和鄧小平、陳雲等元老見麵。胡在旁邊鼓勵說，“膽子大一點，站到前麵來。”
“左、右”周旋：推動小平視察特區
1979年，安徽搞“包產到戶”的生產責任製，當時主政安徽的萬裏壓力頗大，胡耀邦在一次會議上說，“要吃米，找萬裏”，以此作為支持。1980年2月，中央書記處重新成立，在醞釀人選時，胡推薦了萬裏，他說，“讓他來管農業，是農民推薦的。”
回顧改革開放初期的曆程，胡以總書記的身份將黨內外的改革意誌變成行動並不斷促進，他也對地方的改革派給以中央的支持。這份承“上”啟“下”、“左”“右”周旋之功，實屬難得。
此前的1978年11月，中央發布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這份“討論試行”的文件說，要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的責任製。
“幾個月後的1979年，胡表態說，既然文件是‘草案’又‘試行’，那麽就可以在尊重生產隊自主權的情況下，‘允許有所突破’，這實際上是在鼓勵‘包產到戶’。”胡曾經的秘書高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其時胡到江西考察，見到當地一位因為搞“包產到戶”而受批判的地委書記，對方匯報說，當地的自留地有20%，胡笑說：“不多嘛。”三個字，態度鮮明。
胡對當時主政廣東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項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幹將，亦是不遺餘力的支持。1984年之前，關於特區的批評甚囂塵上，有人說特區是“租界”，胡回應說，“主權在我，怎麽是租界呢”。
“後來耀邦對王震說，是不是陪小平去深圳轉轉？”胡生前的秘書李漢平說，胡想以此來促進小平及早表態。1984年初，小平“南巡”視察了幾個經濟特區，回京後鄧評價說，“特區是窗口”。
1983年1月，胡耀邦說，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胡的講話實際上是包含著鄧小平之前和胡談話的思想，想將改革從農村引入城市。然而有人說，這和十二大提出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不符，“全麵改革”由此擱淺。
直到一年多之後，胡主持製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全麵改革”再度開始。上述《決定》最大的進步是，承認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一舉突破了此前“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觀點。
鄧在中顧委會議上高度評價這一《決定》，說現在的中央“是個成熟的中央，各種問題處理得比較妥善”，這無疑是對胡的肯定。
“鄧小平當時對胡耀邦說，‘現在有人跟你配合得並不好。’另外，胡經常不拿稿子講話，有人便在背後非議他，小平也對他說：‘你是總書記，言多必失。要少講。’”李漢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小平是在幫他樹立威信。”
那幾年，身為總書記的胡開始了全國範圍的奔波，他跑了1600多個縣。在身邊人看來，胡的喜怒都在臉上，如果當地生活落後，胡總是不開心。而在迪慶，胡耀邦看到當地農民生活不錯，高興地抱起身邊的孩子，喊秘書說，“有什麽吃的，給孩子拿點來！”
尊重人的需求：帶頭穿西裝唱流行歌曲
“文革”前，胡在陝西任省委書記，他在大學裏講話說，“男女關係問題怎麽能是階級鬥爭呢？男女就是有關係啊，我們反對的是生活腐化墮落。”
終其一生，胡耀邦都在努力讓自己尊重常識以及常識下的規律，實際上，這也是中國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開放初，很多地方還在“以糧為綱”，而江西贛南都是丘陵地帶，種糧食收的沒有種子多，胡耀邦說，種柑橘吧，退田還林。他視察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當地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被稱為“盲流”，有人主張“清走”，胡回應說，人口流動是正常的，堵也堵不住。
在胡看來，一個社會，應允許正常的人的需求，比如生活的多樣性，比如對美好和快樂的追求。
1978年12月，胡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他說，文學藝術是精神生產，不能統得太死，“我們的生活、事業是無比豐富多彩的，為什麽要限製隻能寫這樣，不能寫那樣呢？”
1980年的劇本創作會上，胡甚至在講話時激動地站起來，“堅決不允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位至總書記後，胡曾專門表態說，“我們要適應現代化生產的發展”，他說，“在生活方式上不要怕改革”。
其時人們對穿著和發式還很敏感，曾經出現過糾察隊員滿大街剪喇叭褲的情況。滿妹回憶說，自己的二嫂燙了頭發，回家吃飯時問：“頭發理得好不好？”全家都愣了一下，隻有胡耀邦回答說：“可以嘛。”
“他提倡女孩子化妝，穿裙子。”胡的秘書李漢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為了做表率，胡帶頭穿西裝。
當流行歌曲剛在內地流傳時，有人頗有微詞，就像率先穿西裝一樣，胡又在中央率先表態，“什麽叫‘流行歌曲’？我看概念有問題……是歌曲就要流行，在群眾中能流行說明群眾喜歡。”他在火車上把當時的流行歌曲《我的中國心》的歌詞抄下來，回家教自己的孫子孫女們唱。
1983年，中國曾開展了短暫的“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當時女孩子穿高跟鞋也是‘精神汙染’，有人發現了一張袒胸露背的照片，後來發現是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照片。”胡曾經的秘書高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胡聽聞後說，“清除精神汙染”不能把美化生活給搞掉了。
胡召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人談話，要求“不要幹涉人家穿衣打扮”，“節假日應允許青年人跳集體舞”，“對繪畫、雕塑，不能禁止表現人體美的作品”……多年後，這些都已經變成中國最正常不過的認識。
胡對知識分子也有著發自內心的尊重，1981年，他給一位詩人回信說，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中，將不再提“思想改造”的口號。幾年後，胡參觀長沙嶽麓書院，題詞時，有人提議寫“千年學府”，胡沉吟片刻說，還是寫“尊重知識”吧。
人們還記得在那個乍暖還寒的1975年，在中科院紀念長征40周年大會上，其時正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說：“我們再幹一件大事，進行新的長征，把中國建設成四個現代化的強國。”
胡和大家相約25年後再次聚會，“假如我能掙紮著活到那一天，我沒有別的什麽請求，就有一條，我來坐在一個角落裏，隻要給我那麽一兩支煙，就可以了。我想那個時候，坐在台上的是為我們偉大祖國的四化貢獻了力量的人，我向他們表示祝賀……”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胡耀邦秘書高勇、胡耀邦警衛秘書李漢平、原中聯部部長朱良，胡耀邦曾經的下屬和朋友黃天祥、李蓉以及統戰部研究室研究員林京耀，在此謹致謝意。本文參考了《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鄧小平年譜》、《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