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地研究胡耀邦 ：紀念耀邦106周年誕辰

如何更好地研究胡耀邦 ：紀念耀邦106周年誕辰

白澤財經 3 days ago

胡耀邦是中國現當代史的一個重要人物，關於胡耀邦的研究，是全球當代中國研究的一個“顯學”領域之一，大致來講，胡耀邦是海內外當代中國研究中位居“第一序列”的重要人物。胡耀邦之所以能被學界納入視野，倒不是因為他當總書記時間有多長，權勢有多大，而是因為他所代表的政治理念的特殊性以及他身後的種種潛在影響力，使得他是成為觀測中國動態的一個重要風向標。
關於胡耀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胡耀邦去世後，對他的回憶研究一度是禁區，1994年，《炎黃椿秋》雜誌率先發表了張江明（原廣東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念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1995年，在胡耀邦誕辰80周年之際，一些報刊又陸續發表了於光遠、戴煌、吳江等人的紀念文章；1998年，第一本研究胡耀邦的專著《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由新華出版社出版，這些作品的問世推動胡耀邦研究逐步突破禁區，讓胡耀邦日漸回歸公眾視野。
總體來講，這一時期直到2005年是第一階段。這期間關於胡耀邦的文章雖然少，但是份量都非常重，絕大多數是出自名家之手，作者包含張愛萍、胡啟立、費孝通、田紀雲、李昌、杜潤生、於光遠、任仲夷、閆明複、龔育之、伍精華、何載、李普、吳象、曾彥修等人。他們多數是與胡耀邦有深刻交集的高級領導人，並且思想解放、理論素養高，所以他們的文章既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又具有很強的思想性，至今仍是研究胡耀邦及80年代的重要經典著作。

2005年中央召開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誕辰紀念會以來，對胡耀邦的研究幾乎全麵“脫敏”，成果一下子豐富起來，每年都有上百篇成果出現，還有不少專著出現，胡耀邦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時期表現出兩個特征，一是對胡耀邦從回憶紀念，變為研究思想，比如原中宣部部長朱厚澤的《胡耀邦的全麵改革主張》，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的《胡耀邦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二是研究力量從與耀邦有交集的黨內幹部，擴展到學者層麵，不僅王占陽、王海光、蕭冬連等知名學者開始涉足耀邦研究，還出現了數十篇研究胡耀邦的碩士博士論文，其中華中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鍾德濤教授指導的最多。
在諸多胡耀邦研究著作中，筆者認為以下幾部最值得關注。
1.張黎群、張定、嚴如平、李公天和唐非合著的三卷本《胡耀邦傳》（內部稿）。幾位作者除了唐非外，都曾經在團中央工作過，其中張黎群曾任共青團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國青年報社長兼總編輯。他們對胡耀邦的思想既比較熟悉，在寫作過程中因為又身份特殊，有機會查閱中央存檔的原始檔案，因此，這套書非常有內容深度，全麵介紹了胡耀邦的曆史貢獻及思想發展脈絡，屬於中共領導人傳記中思想性最強的一部。2005年人民出版社曾經出版過這套書的第一卷，全三卷也在2015年胡耀邦誕辰100周年之際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不過刪除章節太多，尤其是第三卷。
2.盛平的《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盛平長期致力於胡耀邦研究，他掌握的資料是最全麵、最權威的。《胡耀邦思想年譜》是集所有研究耀邦的資料之大成，內容非常翔實，達130多萬字。這些年，他又搜集了很多資料，可以再拓展100萬字。這本書也是研究改革年代的一本重要資料，傅高義先生寫《鄧小平時代》很多是參考了這本書的內容。後來傅高義先生為了寫胡耀邦傳記，幾乎每天都翻閱這本書，書頁都被翻地發毛。
3.中央黨校沈寶祥教授的《胡耀邦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在專著裏麵也是水平很高的。沈寶祥教授曾經在胡耀邦的領導下參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後來做過《理論動態》主編，既是曆史親曆者，又是水平很高的理論家，所以他的專著深刻翔實的還原了胡耀邦在中央黨校時期的經曆。
4.胡耀邦子女胡德平及李恒回憶父親的著作。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德平著的《  中國為什麽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這本書轟動效應很大，成為當年的暢銷書之一。由於胡德平本身就是一位經濟領域的學者型高級領導，所以這本書並不是一本常規的敘事型回憶錄，更是一個以政治家的視角研究胡耀邦思想的理論型著作，為我們從專業角度揭示了過去所不知的胡耀邦對消費、國有資源管理體製、環境保護、反對封建主義等思考，這些思考都非常具有現代價值，堪稱政治家子女研究父輩的一個深刻而客觀的著作。
而李恒在香港出版的《回憶父親胡耀邦》，並沒有局限於個人與父親的交往，而是從家人的視角全麵闡述胡耀邦的人生經曆，由於作者能夠掌握眾多一手史料信息，毋寧說是現在市麵上可以見到的最翔實的胡耀邦傳記性著作。
5.曾誌、薛暮橋、杜潤生、穀牧等人回憶錄關於胡耀邦的記錄也非常有價值，這些領導人並沒有為了出版方便，而隱去耀邦的有關事跡，而是如實還原曆史真相，這種精神是很可貴的。
6.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哈佛大學原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Ezra F. Vogel）對胡耀邦的研究，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中就對胡耀邦著墨很多，在這寫作過程中，他意識到胡耀邦的很多改革思想是超越鄧小平的，因此對他產生了興趣。傅高義的晚年一直在致力於搜集胡耀邦相關資料，希望寫一部胡耀邦傳記，但是天不假年，僅完成部分章節，去年突然去世，成為耀邦研究的一個遺憾。另外，傅高義的另一位哈佛同事，同樣也是費正清弟子的Goldman夫人（曾任希拉裏導師），她對胡耀邦也有專門著述研究，不過沒有被翻譯成中文，往往為人所忽視。
（傅高義於2018年底在清華大學甲所賓館采訪中央黨校沈寶祥教授，了解胡耀邦在撥亂反正時期的曆史，王明遠拍攝）
從總體來講，經過20多年的積累，思想界目前胡耀邦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可觀，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積累並不是像其他領袖思想研究那樣，是官方組織的，投入了巨大人力財力資源，有豐富檔案為基礎的。而胡耀邦研究都是個人出於情感和道義自發的，他們以高級幹部和知名學者為主，既麵臨檔案缺乏的困境，又沒有資金支持，但是由於研究隊伍思想學術修養較高，是使得這些研究成果在一個相當高的水準上。這一切都為未來更高水平的胡耀邦研究奠定了基礎。
（部分胡耀邦研究專著，王明遠拍攝）
但是，作為一個接觸耀邦研究多年的一個後進生，筆者並不覺得我們對胡耀邦的研究做的有多麽完善了，已經達到多麽高的水平了，突出的表現是沒有高水平傳記、係統性的思想研究專著或高水平研究論文問世（像在西方，一個重要曆史人物，往往傳記就有數本、數十本，各種成果爭芳鬥豔），目前的研究還是初始階段的，並且有點類似社會啟蒙的味道，這與胡耀邦本身在改革開放中的地位和價值，是不相稱的。對於如何更好研究好胡耀邦以及80年代，筆者有一些粗略看法。
第一，完整梳理胡耀邦思想發展脈絡，重視對撥亂反正之前的胡耀邦的研究。目前對胡耀邦都是聚焦於1978年他登上曆史舞台之後的經曆，然而作為一個思想“先知”的胡耀邦，並不是橫空出世的。他的思想可以說是源於延安的新民主主義實踐，頓悟於對“大躍進”的反思，成熟於60年代在湘潭、陝西兩次地方任職。到“文革”前，胡耀邦的對“左”傾錯誤以及當時政治經濟體製弊端的認識就已經非常全麵了，他在1964—1965年陝西擔任省委第一書記時的“百日新政”，可以說是撥亂反正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村改革的提前預演。
1969年中共“九大”前，胡耀邦給毛澤東上書，毫不隱晦指出完全意義上的全民所有製實質是“全民所無”，是貧困之源，這是何等超前的認識，其目光穿透力不亞於當時正在牛棚中沉思的顧準。所以，研究胡耀邦要把目光放在1978年之前，這也是他精彩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正確理解中國為什麽會發生改革的一個窗口。僅就事實本身來講，“文革”前的覺醒探索者，不僅有鄧子恢、曾希聖這些人，還有胡耀邦，這也是個值得研究的曆史現象。
（1964年，胡耀邦陪同毛澤東、周恩來接見青年代表）
第二，避免道德化，更應該聚焦於研究他的思想。現在很多人研究胡耀邦，喜歡研究他的道德和不平凡人格，社會上也深受此影響，人們對胡耀邦的了解也往往局限於道德側麵，懷念他隻是因為覺得他是一個道德高尚、清正廉潔的好人。道德品質縱然是胡耀邦很重要的方麵，但是中國曆史上清官、好人常有，而胡耀邦不常有，這就是因為胡耀邦不僅人品好，還具有超越時代束縛、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體係。胡耀邦之所以在曆史關鍵時刻做出為人所稱道的選擇，不僅在於他的道德使命感，也在於他的思想的洞穿力，能敏感察覺曆史潮流。所以，胡耀邦的道德價值值得我們重視，但是他的思想是更值得挖掘的財富。
第三，完整梳理他的思想。目前對胡耀邦思想的研究，仍舊是集中在思想意識形態、政治改革這些傳統層麵，而忽略了他在經濟、外交、民族宗教等方麵的思考與貢獻。長久以來，改革史的書寫以鄧小平為中心，隱晦了很多曆史細節，忽略了胡耀邦等其他一些領導人的作用。
比如，在經濟方麵，胡耀邦是農村改革的核心推動者之一，萬裏自己曾經說，聯產承包一開始隻有耀邦在堅定支持，如果沒胡耀邦事情不可想象；胡耀邦還主持起草了1984年的經濟體製改革決定，這個決定提出了中國要實現商品經濟，告別計劃經濟；胡耀邦是最早提倡發展民營經濟的領導人之一，他的光彩講話（《怎樣劃分光彩和不光彩》），是中央第一篇係統明確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的講話，今天中國最著名的企業家慈善組織——中國光彩促進會，就是紀念他的這篇講話的。
再比如，他率先對教育和科技體製改革破冰，促進教育和科技去行政化；提出了保護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思想，主導製定《民族區域自治法》；在外交領域則率先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論斷。如此等等，都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原點，這也可以理解，為什麽現在海外中國研究談很多領域的問題，都還得從胡耀邦談起。
第四，重視胡耀邦與80年代主要人物的關係研究。80年代是英才輩出、群星璀璨的輝煌年代，光能夠為大家耳熟能詳的政治人物就好幾十位，他們都是才華和能力非常突出的佼佼者，胡耀邦幾乎都跟他們有交集。尤其是80年代政治核心的胡、鄧、葉、陳、華、趙、萬、李等之間的關係非常有研究價值，可以解決很多曆史謎團或認識誤區。
比如，認真研究胡鄧關係，可以解決很多改革史謎團。很多人認為胡耀邦是鄧小平的門生和代理人，其實胡耀邦更多是與葉劍英具有長時間的上下級關係，“文革”前與鄧小平談不上有什麽私人情誼。胡耀邦發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以及平反冤假錯案，完全是出自良知和責任自發行為，而不是受鄧領導或指使的。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他實質上有相當的獨立行使權力的空間，80年代改革，並不是人們習慣認為的那種鄧決策——胡執行的模式，而更多是胡決策——鄧認可的模式，胡鄧雖有權勢高低之分，但是他們更多是推動改革的合作者或同誌的關係，而不是庸俗的代理人關係。
（1981年華北大閱兵典禮）
再比如，很多人想當然覺得胡耀邦與華國鋒是政敵，其實早在“文革”之前他們就一起共事，並且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文革”後，華國鋒主動啟用胡耀邦，促成他的複出，基於對胡耀邦長期積累的信任，華國鋒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並沒有采取強烈的壓製措施，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胡耀邦也一直反對讓華國鋒辭職，希望他可以繼續擔任中央主席，即便後來胡本人不能左右權力安排，也依然盡可能尊重照顧華國鋒。了解胡華真實關係，可以解開曆史轉折時期很多事件的原委，他們的交往史也給我們呈現出政治家之間難得閃耀人性光輝的一麵。
另外，胡耀邦還是一個承上啟下政治人物，他對中國日後二三十年的政治格局也有深刻影響。內行的視角來看，中共曆史上最善於選拔人才的伯樂有三位，分別是周恩來、胡耀邦和朱鎔基。建國初的治國經略之才多數是周恩來在不同時期的老部下；改革前期的人才，其中以胡耀邦在團中央期間培養發現的最多；新世紀的財經界高級主管，多與朱鎔基有關。雖然胡耀邦日後淡出政治舞台，但是他所啟用的幹部卻以後領導中國，他對身後中國的影響亦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第五，研究視角。其一是立足於中國轉型高度的視角，胡耀邦並不單純是人物史、專門史的一個領域，胡耀邦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時、將來時，胡耀邦研究的更大價值是為中國未來發展轉型提供一些借鑒。
其二是專業化的視角。正因為胡耀邦所麵對的問題，仍然是當下社會發展轉型仍舊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對很多領域胡耀邦的思想及改革措施的研究，單靠傳統國史黨史的研究模式是不夠的，需要專業化的視角去梳理。這方麵不是沒有先例，何方先生（原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中國社科院日本所長）及夫人宋以敏對胡耀邦外交觀念的研究，著名三農問題專家趙樹凱對胡耀邦與農村改革的研究，人口學家陳劍對胡耀邦與計劃生育政策的研究，經濟學家張文魁對胡耀邦經濟思想的研究，讀起來都讓人耳目一新。
其三是全球比較的視角。鄧胡開啟的中國改革，是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及社會主義改革運動的一部分，中國的改革與世界有什麽關聯，80年代的全球社會主義改革運動，為什麽隻有中國成功了，這些都值得我們去思考。
（胡耀邦1986年訪問英國，與撒切爾夫人會談）
一位著名學者曾經說過：“研究胡耀邦是件很幸福的事情”。的確，對胡耀邦及80年代改革史的研究，不僅可以在觀察波瀾壯闊的曆史變革中獲取智慧，他閃耀的人性光輝和真知灼見，亦給人無窮的正能量。中國的知識界有責任把胡耀邦等老一代改革家研究好，這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也是對未來改革事業的鞭策與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