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是中國教育界的重鎮，培養了大量人才，曆史地位、學術貢獻，口碑相傳。本文僅就武漢大學培育的傑出人才——查全性、劉道玉、劉西堯在1977年“恢複高考”中所作貢獻作節點式梳理，而“恢複高考”在中國教育史上的深遠影響，以及為改革開放所起的先鋒作用已載入史冊。
01
查全性“揚劍出鞘”
查全性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知名的電化學家。然而其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恰恰在副教授職稱上，即他在1977年8月那次著名的“科教座談會”上，作了語驚四座的發言。
鄧小平1977年7中下旬複職後，分管積習甚重的科技教育界。據《鄧小平年譜》1977年7月29日記載：“聽取方毅、劉西堯等匯報教育工作。指出：最近準備開一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的，不是行政人員，在自然科學方麵有才學的，與‘四人幫’沒有牽連的人參加。”
那時工作效率之高，從開會日期可見一斑。1977年8月4日，來自全國各地的33名教育科技名家就匯聚北京。查全性作為武漢大學唯一代表全程參會。
8月6日上午，查全性就大學專業設置過窄發言：“我們（大學）專業分得細是抄蘇聯的。但是，蘇聯還是注意基礎課的。我們這幾年又削弱了基礎課。變成取人之短，危害很大。”
同日下午，查先生更是開門見山，認為當前的大學招生方法存在嚴重問題，應采取堅決的措施改進，以使新生的質量得到切實保證。
查全性說：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就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的質量沒有保證，其原因：一是中小學的質量不高，二是招生製度有問題。但主要矛盾還是招生製度。不是沒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行製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們改進了招生製度，每年從600萬名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和大量的知識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萬合格的學生是完全可能的。這裏所謂的20萬，是因為國家計劃每年招收20萬大學生。
查先生繼續說道：“現行的招生製度，有四個嚴重弊病：（1）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而那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卻占去了招生名額，這是極不合理的。（2）從階級路線上看，現行招生製度卡了工農子弟上大學，他們如果沒有特殊關係是上不了大學的，這一點比‘文化大革命’以前還嚴重。群眾反映說：‘新中國成立前上大學靠錢，十七年靠分，現在靠權。新中國成立前，我們沒有錢，現在沒有權，靠分還能有份。’（3）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而且越演越烈。據我所知，今年招生還沒有開始，但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製度不改，走後門不正之風刹不住。（4）嚴重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現在，甚至連小學生也知道，今後上大學不需憑文化，隻要有個好爸爸。”
查全性提出改進招生製度的設想：
招生的總原則，應該是在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前提下，要從製度上保證錄取政治上、業務上優秀的青年，要不拘一格選人才。應當建立全國統一的報考招生製度，並體現以下精神：
（1）名額不要下到基層，由省、市、自治區掌握。現在名額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後門很嚴重。“多的撐死，少的餓死”。
（2）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並要嚴防泄漏試題。考試要從實際出發，重點考語文和數學，其次是物理、化學和外文可以暫時要求低一點。從語文和數學的成績，可以看出學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維能力。
（3）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和誌願選擇專業。學生可以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也可以從社會青年中招。有些人沒有上過高中但實際上達到了高中的程度，可不受資曆的限製。各級領導、各單位，對於確有培養前途的優秀青年，要支持他們報考大學，不得阻撓。
查全性認為隻要采取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質量，就會大為改觀。他再三強調：我們一定要當機立斷，隻爭朝夕，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
這番發言直指廢止高考以後帶來的嚴重後果。
然而其時推薦上大學又是另一番風光。且是根據前任最高領導批複的中央文件實施。而科教座談會期間，新領導的“兩個凡是”風行其時，影響力進一步加強。在這樣高端的場合，查的發言猶如出鞘之劍，顯然有很大風險。
回家後，他把會議的情況跟家人說了，他的大兒子擔憂地說：“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頭號大右派了。”
02
劉道玉“重劍無痕”
劉道玉到教育部工作也隻有四個多月時間。此前，劉道玉在武漢大學任職。1970年秋季，武漢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對於工農兵學員進校、在校的情況，劉道玉感受頗深。
1977年4月15日他到教育部工作後，旋任教育部黨組成員、高等教育司司長。劉道玉本以為是借調參加籌備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對突然任命有點抵觸，為此他請求收回任命，但以服從組織安排理由被打回。
其時教育部有黨組成員9人（一說11人），其中正副部長6人，但這些人當中隻有劉道玉一人在大學第一線工作過，其他都未接觸過大學教育。因而涉及高等教育的工作，都落到劉道玉肩上。劉道玉自己也說：“工作非常繁重，擺在我麵前的是三多：黨組會議多、文件多、基層上訪要求落實政策的多。為了完成這些任務，我白天開會，接待來訪者，外出調查研究；晚上閱覽文件，起草文件。我每天大約工作16個小時，有時是通宵達旦。”
眼下百廢待舉，但教育必須打開局麵。劉道玉先後去了遼寧、天津和北京郊縣調查，其中在順義縣調查時，該縣分管領導薑副主任告訴他：“雖然大學恢複招生了，但按照‘十六字’招生方針，工農子弟仍然得不到上大學的機會，其實就是四個字‘領導批準’。這是以權謀私的方針，走後門的方針。我們要求恢複文革前的統一高考，農民子女不怕考，你們查一查文革以前上大學的還是工農子女占多數。”
劉道玉說，他很受震撼，再聯想到工農兵大學生文化程度差異懸殊，不恢複統一高考，就無法保證教學質量。深感高等教育撥亂反正的迫切——但突破口在哪裏呢？
曆史的機遇與劉道玉相遇。
1977年7月底，鄧小平辦公室通知，8月上旬，鄧小平要安排一次科教座談會，並告知與會人員條件，讓教育部據此提出教育戰線參會名單。
日期緊迫，會議重要，教育部黨組委托劉道玉負責挑選參會人員。劉道玉回憶，這次參會15人名單，是他和人事司吳鎮柔處長一起初選。參會的15人是：
周培源（75），北京大學革委會副主任、教授
沈克琦（56），北京大學物理係副教授
何東昌（54），清華大學校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
潘際鑾（50），清華大學機械係副教授
蘇步青（76），複旦大學數學所領導小組組長、教授
吳健中（49），上海交大八室革委會副主任、教師
楊石先（80），南開大學校革會副主任、化學係教授
史紹熙（62），天津大學機械係教授
唐敖慶（62），吉林大學校黨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化學係教授
苗永寬（45），南京大學天體測量教研室主任
查全性（52），武漢大學化學係革委會副主任、副教授
程廼晉（54），西安交大動力二係革委會主任
沈其益（67），北京農業大學校核心組成員、教授
宗永生（50），中山醫學院腫瘤所副所長、講師
溫元凱（31），中國科技大學化學係助教
參加這個會議科技戰績18人。共計33人。
這33位專家是會議主角，而胡喬木、於光遠、鄧力群等中央部門領導以“工作人員”身份與會；劉道玉與劉西堯、雍文濤、李琦、李琦濤5位教育部領導，也是以“工作人員”參與會議；與會的還有科學院領導方毅等人士。
會議具體操辦，教育線是劉道玉，科教線是中國科學院政研室主任吳明瑜，兩人是會議秘書長，組成秘書組負責會議記錄、會議簡報和生活後勤。
查全性8月6日下午的重磅發言，引起滿堂響應，特別引起了鄧小平副總理高度重視。劉道玉在《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著作中，提到過這番話：
“會議已進行三天了，來自武漢大學的一位代表一直沒有發言。4日晚上，他找到我說：‘會議開了等三天了，聽了其他人的發言很受啟發，但是我本打算講的，別人都已講了。你看我講點什麽為好？’我作為會議的工作人員，對會議的進程很關心，通過簡報把會議的內容陸續地報送到中央政治局。出於我的職責，連日以來，我一直在思考‘十六字’，即“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招生方針，如果不推倒這個方針，大學招生質量就得不到保證，也不能在廣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讀書風尚。於是，我向這位代表建議說：‘代表們的確講了很多意見，但是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講，那就是由遲群一夥在北京兩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針。會前，我在天津、順義縣作過調查，廣大群眾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開後門的方針，強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針，恢複統一高考，而且廣大工農子弟說，他們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講這個問題，明確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針。’聽後，他說：‘好，這個題目好，我明天就講這個。’”
8月7日《科教工作座談會簡報》（九）登載了查全性的講話。劉道玉去世未幾，這期“簡報”的手寫件在網上流傳，說這是劉道玉的手跡，但因不是正規渠道所見，不敢判定是與否。
劉道玉對恢複高考深有感情，曾對77級新生說過：“你們是知青的末班車，但卻趕上了恢複高考的頭班車，是不幸之中的幸運兒。你們是從岩石縫中蹦出來的一代人才，所以生命力特別強。”
03
劉西堯“軟劍藏鋒”
劉西堯1934年考入武漢大學，在校時就是一個活躍分子。建國後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第二機械部部長等職。1977年1月到任教育部部長。
劉西堯坦言很不想搞意識形態方麵工作，加之教育戰線“文革”中受難最深重，原教育部的領導都靠邊了，領導班子需要重新建立，工作難度可想而知。對新的部級班子構成，劉西堯有回憶：其中的雍文濤是李先念推薦的；李琦、周林是國務院政工組推薦的；高沂是“文革”前教育部的副部長；李琦濤、劉仲侯、劉道玉從江西、湖北調來。
7月29日，劉西堯會同科學院副院長方毅向剛複職的鄧小平匯報工作。鄧小平對他們說，我可是不客氣的。當劉西堯提出教育戰線“兩個估計”時，鄧小平明確告訴他們，暫時避開“文革”，對“兩個估計”是要否定的。
劉道玉對恢複高考深有感情，曾對77級新生說過：“你們是知青的末班車，但卻趕上了恢複高考的頭班車，是不幸之中的幸運兒。你們是從岩石縫中蹦出來的一代人才，所以生命力特別強。”
03
劉西堯“軟劍藏鋒”
劉西堯1934年考入武漢大學，在校時就是一個活躍分子。建國後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第二機械部部長等職。1977年1月到任教育部部長。
劉西堯坦言很不想搞意識形態方麵工作，加之教育戰線“文革”中受難最深重，原教育部的領導都靠邊了，領導班子需要重新建立，工作難度可想而知。對新的部級班子構成，劉西堯有回憶：其中的雍文濤是李先念推薦的；李琦、周林是國務院政工組推薦的；高沂是“文革”前教育部的副部長；李琦濤、劉仲侯、劉道玉從江西、湖北調來。
7月29日，劉西堯會同科學院副院長方毅向剛複職的鄧小平匯報工作。鄧小平對他們說，我可是不客氣的。當劉西堯提出教育戰線“兩個估計”時，鄧小平明確告訴他們，暫時避開“文革”，對“兩個估計”是要否定的。
幾乎同時，也即8月12日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於18日結束。劉西堯作為上屆中央候補委員和本屆黨代表參會。這次大會有諸多正麵積極推動，但會議還是肯定了“文革”的某些理論、政策和作用。全局性的政治動態必然反映到正在舉行的第二次招生工作會議上，劉西堯作為黨代會參加者更有感受。顯然，恢複高考就是推翻“文革”中的某些政策、推翻“兩個估計”，與這次黨代會精神相頡頏。
所以在招生會議上，爭論激烈，反對恢複高考的聲浪也不低，會議久拖不決。這當中主持者劉西堯搖擺不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招生會議的情況鄧小平是了解的。9月19日，他召劉西堯等談話，嚴厲批評教育部工作被動，患得患失，沒有擔當，明示今年必須恢複高考，否則就調整崗位。在重錘敲打下，招生會議終於在9月25日結束。劉西堯對此提供了細節：
在起草新的招生工作報告時，“由於個別同誌的堅持，寫了一大段毛澤東的教育思想，並把毛澤東教育思想的核心概括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和當時教育戰線麵臨的形勢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不符合。這樣，我們起草的報告第一稿被鄧小平退了回來。他指定了胡喬木、鄧力群等同誌幫助我們重新起草，那位堅持寫一大段毛澤東理論的同誌稱病不參加了。經過胡、鄧的指導、研究，我和李琦與來幫助的吳明瑜等熬了幾個通宵，總算寫出了一個像樣的報告。”
劉西堯終於拿出了像樣的招生工作意見上報鄧小平。中央決定恢複高考的消息，由新華社1977年10月20日發出電訊，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公布。
劉西堯的猶豫不決，可能與他的經曆和當時政治背景有關。
“文革”中，劉西堯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聯絡員。毛澤東發出了“大學還是要辦的”指示後，劉西堯奉令籌建“國務院科教組”，又參與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形成。這個“紀要”，1971年7月16日以中央文件名義發出，上寫“毛主席批示：同意”七個紅色大字。
劉西堯出任教育部長次月，“兩個凡是”出爐，4月，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會議在太原召開。招生方針濤聲依舊，仍然是“推薦入學”。且事先征得華國鋒、葉劍英同意，並據此形成招生意見上報國務院。這顯是落實“兩個凡是”的典型體現。鄧小平複出，高校招生問題上與這“招生會議”意見相矛盾，因為鄧小平反對維護“推薦入學”這種“兩個凡是”方針。
“兩個凡是”是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推出。鄧小平時未複出，即對副總理王震說：“兩個凡是”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又對“兩個凡是”提出異議。此外，鄧小平在同汪東興、李鑫談話時也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5月24日，鄧與王震、鄧力群談話，又告訴他們，我已同汪東興、李鑫講了“兩個凡是”不行。談話部分內容形成了《“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一文，《鄧小平文選》第二卷收錄。
恢複高考與“兩個凡是”顯是兩個方向。鄧小平也知華國鋒已同意“推薦入學”，但還是毅然決定今年立即恢複高考，在反對“兩個凡是”上毫不避諱。
事實證明，華國鋒在恢複高考上也沒有堅持“兩個凡是”，應時收回了他原來繼續推薦入學的意見，並主持走完了行政程序。正因為如此，在評論恢複高考功績上，也有不同聲音。對這，《新三屆》主編陳生有一番評述：“總有人提出，恢複高考華國鋒是首功，畢竟他時任一哥。同樣的邏輯，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也有功勞，他們也劃圈同意。其實這是論官計功的不確之論。簡單說，鄧小平是個人一等功，其他領導是集體三等功。”可謂生動形象。
劉西堯的地位、識見及形成的思維，奠定了在恢複高考上是被動接受，而不可能主動出擊。因為他清楚老人家要“推薦入學”，新當家要“兩個凡是”，特別是他參會的“十一大”，依然肯定“文革”。作為主管部門領導有些無所適從，其來有自。直到鄧小平9月19日嚴厲批評，點出他是“心有餘悸”，才考慮到事情的嚴重性。於是“恢複高考”的招生文件很快出爐。劉西堯在《攀峰與穿霧》中反思：去教育部之前，他未能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到教育部後也一錯再錯。其實，在鄧小平談話後，劉西堯積極推進，統一了與會人員的認識，並連熬幾個通宵，形成了像樣的招生意見。所以，劉西堯對“恢複高考”是有貢獻的。
這個過程促使了他自己是“半路插進來”當教育部長的認識，因而1978年底，正式向中央提出辭職報告，未久調到四川任職。
04
三人的“量子糾纏”
查、劉、劉當年協力推動恢複高考，功在千秋，但在複原恢複高考節點上，有些分歧無意中產生，主要是：
一、查全性重磅發言是自己心聲，還是劉道玉策動？
前已引述，劉道玉表明，查全性關於立即恢複高考這番講話，是會議期間他與查全性交流中，鼓勵策動查大膽講出來的，而兩人一拍即合。
然查全性認為劉道玉所講不確，《新京報》2007年3月27日發表《查全性，我發了言，鄧小平拍了板》一文，作了如此申述：
“發言之前，我沒有和任何人商量講什麽，也沒有任何人建議我怎麽講。我估計，雖然個人有點風險，但風險也不大。其實，我知道大家心裏對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樣的。我講的這些內容其實也並沒有什麽新奇，大家都是這麽想。果然，我的建議得到了幾乎是所有人的讚成。”
劉道玉也看到了查全性的回應。2017年第3期《教育與考試》，發表劉道玉《芻議恢複統一高考的得失與對策》一文。在文中，劉道玉對原先有些回憶節點有所糾正，但對策動查全性發言之事作了強化。劉說：那次會議“3天時間很快過去了，來自武漢大學的一直沒有發言，5日晚他找到我說：‘會議開了三天，聽了其他人的發言很受啟發，我本想講的，別人都講了，你看我講點什麽好？’我說：‘你來得正好，我打算把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針作為高等教育撥亂反正的突破口。’於是，我向這位代表建議，希望他明天發言就講這個問題。他說：‘是呀，大家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這的確是一個重要問題，我明天就提出恢複全國統一高考問題。’他當晚作了認真準備，8月6日上午他就這個問題慷慨陳詞，得到了汪猷、吳文俊、王大珩等代表的支持，最後鄧小平充分肯定了他的發言。”
兩人的說法顯然不同，分歧點也明顯。研究恢複高考人士私下也有討論，也各有觀點，可未見過有公開評述。
劉道玉去世後，浙大文科資深教授劉海峰在2025年11月12日《科舉學與考試研究》公號上，發表了《我與劉道玉先生的交往》一文，其中談到：2012年4月22日北京“研討會下午結束後，我專門到劉道玉先生房間，就恢複高考的關鍵細節向其請教。1977年8月初鄧小平召開科教工作座談會期間，查全性在作重要建議發言的前一天晚上，到底有沒有谘詢劉道玉，才決定次日座談會上作恢複高考的發言？因為劉道玉先生在《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與一些關於恢複高考的訪談中說有，而媒體報道說查全性否認。我認真看著劉道玉先生很自然地陳述，基本相信他的說法。”
由於這事隻有兩人知道，沒有旁證，有點類似楊振寧、李政道1957年獲“諾獎”後產生的各抒己見。查、劉建言之事也許難有最終答案，第三者也隻能是分析推理，隻有兩人的“心靈拷問”才是實情。好在向鄧小平建言內容上，兩人回憶基本一致，隻不過“直達天聽”的源頭可能是“模糊數學”了。
二、關於劉西堯“今年恢複高考是否來得及”的表態。
教育部長是否當場表態今年立即恢複高考，顯是本人讚成與否的關鍵點。劉西堯回憶，當鄧小平征求他今年是否來得及高考時，明確回答：“若推遲開學還是可以的”，鄧小平聽了他的意見後，才下了“那就立即恢複”的決斷。
認同劉西堯這個說法的還有查全性、龍平平、張曙光、楊學為等。
但劉道玉和其他人另有一說，劉在《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中寫道：鄧小平說：“‘十六字’方針必須推倒，恢複統一高考從今年開始。劉西堯說：‘今年恢複高考來不及了，招生工作會議已開過了。’鄧小平說：‘今年就改，看準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開一次招生會議就是了。’”
與劉道玉這個說法大體相同的還有沈克琦、溫元凱、王誌綱等。
按照常理，恢複高考的時間點屬於技術性程序，鄧小平會尊重主管部門的意見，況且鄧原本也有推遲一年恢複高考的打算，如果劉西堯說來不及了，真有可能推遲恢複。
曆史的節點多由偶然構成，武漢大學“三傑”匯聚一堂，建言獻策就是一個偶然。1977年初，劉西堯出任教育部長，教育部班子重建，劉西堯上任不久，就把劉道玉從武漢大學調入教育部任職，並分管高校一線，證明用得其所；而那次科教會議之所以選擇查全性與會，劉道玉起了關鍵作用，他有回憶：“我當時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和同事商量後決定從高校挑選代表……武漢大學代表查全性，當時還是副教授，按規定沒資格參加會議，但我是武大出來的，有點偏心，就讓他去了。”頗有破格提攜之意。而查全性也不負眾望，在高端平台上發出了切中時弊、高屋建瓴的建言。一根時空鏈條將三人串連一起，三人的心聲適時呈現在高層麵前。
鄧小平複出後要恢複高考是必然的，但什麽時間恢複？需要一個切入點。科教會上眾多專家誠摯懇切，憂國憂民的發言，使鄧小平更明瞭現狀，因而在會上就拍板了今年立即恢複高考。
就此而言，武漢大學出身的這“三劍客”，對恢複高考是有大功的。雖然對功績的大小，有可能成為“公共議題”，但這改變不了他們共同推進恢複高考這一曆史事實。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和相關說明：
1. 陳侃章著《冬季裏的春闈——1977年恢複高考紀實》，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
2.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3. 劉道玉著《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4. 劉西堯著《攀峰與穿霧》，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2月修訂版。
5. 查全性《我發了言，鄧小平拍了板》，《新京報》2007年3月27日。
6.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決策恢複高考講話談話批示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7. 楊學為編《高考文獻》（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8. 陳侃章《恢複高考追憶中的分歧與辨正》，《教育與考試》2019年第5期。
9. 劉海峰《我與劉道玉先生的交往》，《科舉學與考試研究》公眾號2025年11月12日。
10. 劉道玉《芻議恢複統一高考的得失與對策》（《科舉學與考試研究》2025年11月8日重發），劉在文中回憶有小小失誤。根據文獻資料和研究文章，在33人參會名單中，教育戰線是15人，“劉文”所說16人中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黃家駟是科技線提出，而非教育部。當時教育部、中科院各提15人。開會第一天，鄧小平在會上問童第周來了沒有？中科院第二天就請童第周參加會議，如此中科院成16人。加上科技線的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金善寶、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黃家駟，這樣組成了33人參會名單。會議地點是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而非四川廳；方毅其時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副總理是後來之事；查全性那番重磅發言是8月6日下午，而不是上午。因涉本文內容，故而順帶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