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建校初期的顯著教育成績，是與蘇聯（俄）顧問在教學實踐中的幫助分不開的。初建時的黃埔軍校深受蘇聯顧問的影響，無論是辦學方針、編製體製,還是政治教育、軍事訓練，都深深地打上了蘇軍的烙印，蘇聯顧問對黃埔軍校建設的影響可謂巨大。黃埔軍校創辦時，蘇聯顧問幫助製訂教學計劃，提供蘇聯紅軍的最新資料，規劃各科教程，在教學中親自示範和教練，贈送武器和經費，給予人力、物力、財力上的支持和幫助，為黃埔軍校培養出大批軍事人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
（1）蘇聯軍事顧問幫助籌備和創辦軍校
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準備北伐。8月，孫中山寫信給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熱切表示要加強同蘇俄的聯係，學習蘇俄革命的經驗。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中國，和孫中山在北伐大本營桂林桂王府舉行了多次秘密會談。馬林向孫中山提出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建議，其中特別提到了“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的基礎”。
1922年8月，蘇俄特使越飛來華，先後與孫中山、廖仲愷舉行多次會談，並進一步商討建立革命軍隊的問題，所發表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指出：“中國當得俄國公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靠也。”當時的蘇俄政府忠誠實現了宣言中關於援助中國革命的許諾。12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成立，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
1923年8月，孫中山派出由蔣介石率領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問蘇聯，考察軍事、政治和黨務。代表團著重考察了蘇軍的組織、訓練和裝備，參觀軍事院校，會見蘇軍各級指揮員，並與之進行交談。蘇軍的組織、製度和訓練等方麵的經驗，成為後來創立黃埔軍校、組建革命軍隊的原則和模本。與此同時，蘇聯政府任命鮑羅廷為蘇聯駐國民黨的代表前來中國，具體負責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和籌建軍校。10月6日，鮑羅廷到達廣州。10月18日，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鮑羅廷投入國民黨改組工作，幫助起草由孫中山審定的國民黨組織法及黨綱黨章。
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專門討論創辦軍校問題。通過了一個“建立陸軍講武堂”的提案，擬定孫中山為校長，明確讓蘇聯顧問鮑羅廷與廖仲愷等人負責籌辦及選定教職人員。11月19日，鮑羅廷出席孫中山召開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會，深入討論了“組織國民黨誌願師和創建軍官學校”等問題，初定名為“國民軍軍官學校”。1924年1月，孫中山命名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國民黨“一大”閉幕後，鮑羅廷把應邀到黃埔軍校工作的第一個蘇聯軍事顧問小組成員介紹給孫中山，幫助設計黃埔軍校。這時，蔣介石雖然被任命為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但因他鬧情緒回了家鄉奉化，軍校的實際籌備工作則是由蘇聯顧問設計，由廖仲愷、葉劍英等加以完成。
1924年1月，蘇聯政府應孫中山的要求，為黃埔軍校派來了以弗·波裏亞克為組長的第一個軍事顧問小組，參加軍校的籌建工作。軍事顧問小組成員有：亞·伊·切列潘諾夫、雅·格爾曼（又譯作捷爾曼）、尼·捷列沙托夫、斯莫連采夫、波良克等10多人。孫中山在百忙中接見了軍事顧問小組的全體成員，他闡述說：“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按照蘇聯式樣建立一支軍隊，準備北伐的根據地。”殷切希望蘇聯顧問把“在反對帝國主義者武裝幹涉、並把他們趕出本國的鬥爭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傳授給我們的學生——革命軍隊未來的軍官們”（亞·伊·切列潘諾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第91頁）。
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顧問的幫助下，孫中山在很短時間內相繼完成了國民黨改組的準備工作和黃埔軍校的籌建工作。總顧問鮑羅廷鑒於軍校缺乏大批有政治覺悟和豐富經驗的軍事幹部，受孫中山的囑托，於1924年4月和加拉罕一起聯名向莫斯科求援。5月，蘇軍的軍團司令帕威爾·安德耶維奇·巴甫洛夫到達廣州，他在中國使用的名字是高和羅夫，受聘孫中山首席軍事顧問、黃埔軍校軍事總顧問兼軍事顧問團團長。巴甫洛夫原是蘇聯紅軍軍團長，屢建戰功，榮獲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授予的二級紅旗勳章。他在了解了當時廣州的軍隊情況後，提出了一係列改革方案，並於7月8日給蘇聯政府發電報，要求立即援助孫中山政府，運送急需的武器裝備。次日，蘇聯領導人就對巴甫洛夫的急電做了安排。同時，巴甫洛夫還建議孫中山成立國防委員會，將廣州地區分散的地方軍閥部隊改編為革命軍隊，以便集中指揮。7月11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接納巴甫洛夫的建議，成立軍事委員會，並聘請巴甫洛夫為該委員會的軍事顧問。
7月18日，巴甫洛夫偕同其他蘇聯軍事顧問及航空局飛機師數人乘坐廣九列車赴增城考察前線情況。當晚，在石龍河麵電船上勘察時，巴甫洛夫不慎失足落水，不幸溺亡。孫中山參加了巴甫洛夫的葬禮，稱他為“俄國為中國自由而捐軀的第一位先烈”。8月4日，黃埔軍校舉行追悼大會，孫中山由大本營乘江固艦又親往參加，並手書“急鄰之難”條幅以誌哀悼。
10月，蘇聯政府又派遣由軍事政治幹部組成的軍事顧問團來華協助黃埔軍校工作，以加倫將軍為軍事顧問團團長，接任巴甫洛夫的工作。加倫將軍率領40多位蘇聯軍事專家到達廣州後，被任命為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原名瓦西裏·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或譯作瓦·康·布留爾，瓦西裏·布留赫爾），他是在蘇俄國內戰爭時期成長起來的將星，曾創造過用一個步兵師打垮裝備有大量坦克、裝甲車的機械化敵軍的奇跡。1918年獲得一枚紅旗勳章，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將軍。莫斯科應孫中山的要求，派遣布柳赫爾來華，但由於蘇聯政府不願與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發生正麵衝突，便讓布柳赫爾等人以“流亡白俄”的身份來廣州。為隱匿行蹤，布柳赫爾借用妻子的姓氏，化名為“加倫”。
黃埔軍校開學後，涉及各門學科教育的蘇聯顧問都陸續來到軍校工作。
蘇聯顧問團是黃埔軍校的一個特殊教官群體。黃埔軍校早期的這些蘇聯顧問大多數是軍事教官，有名可查的蘇聯顧問多達40餘人，分布在政治、炮兵、步兵、工兵、軍需、交通、通訊、衛生、交際等各個教學崗位上。他們都是優秀的軍事將領，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作戰實踐經驗，許多人獲得過蘇聯政府頒發的勳章。蘇聯顧問根據列寧、斯大林的建軍經驗，為黃埔建校、建軍工作繪製藍圖，並根據蘇聯紅軍的經驗，幫助軍校製定教學計劃，修訂各種教程，親自參加教課並作示範。所以，黃埔軍校教授的是當時最新式、最先進的軍事技能。
在黃埔軍校指導和任教的蘇聯顧問先後有：政治總顧問鮑羅廷，軍事總顧問加倫，首席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軍事教練顧問長蔡爾帕諾夫（又譯作蔡納比拉夫、契列帕諾夫），政治顧問喀拉覺夫（又譯作格拉覺夫），步兵顧問兼顧問長白禮別列夫，炮兵顧問嘉列裏，工兵顧問瓦林，炮兵教練官捷列沙托夫、梁道夫，通訊顧問科丘別耶夫，後方勤務顧問羅戈夫，戰術教官波利亞克、格爾曼、亞科夫列夫等。
1924年10月，隨蘇聯運送支援黃埔軍校槍械船艇到廣州的有：羅加喬夫（又譯為羅嘉覺夫，第二次東征軍事顧問）、別夏斯特諾夫、吉列夫（炮兵顧問）、波洛（機槍顧問）、格米拉、澤涅克、齊利別爾特、馬米伊利克等。
1925年5月，蘇聯政府再向黃埔軍校派來200人的教官團。
此外，蘇聯顧問團還根據孫中山的邀請，派出軍事顧問率領有關各該方麵的教官和技術人員，參與了大元帥府空軍、海軍、裝甲車隊的教育和整頓工作，有不少蘇聯顧問在不同時期加入黃埔軍校的師資隊伍。知名的有：斯米諾夫（又譯為西米諾夫），1924年10月被聘為大本營直轄海軍局局長，1925年7月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海軍局時被解聘。李糜，1924年10月被大元帥府聘為航空局的顧問，任代理航空處處長兼航空學校校長，1925年7月國民政府正式成立航空局時被解聘。季山嘉，1925年6月來華負責顧問團工作，1926年2月27日獲悉蔣介石、汪精衛要解聘自己時，自動請辭。伊文諾斯基，被聘為大元帥府軍事顧問，1926年4月14日，隨被解聘10餘人歸國。還有沙菲為鐵甲車隊顧問，等等。他們都曾在黃埔軍校任教。
蘇聯軍事顧問中還有女顧問。據黃埔畢業生覃異之回憶，派到廣州桂軍軍官學校的蘇聯顧問中，有一名女顧問，是蘇聯紅軍中的女英雄，可惜未留下名字。
在黃埔軍校中的蘇聯顧問究竟有多少人，迄今未見確切數字。一般認為，黃埔軍校開學時，初有蘇聯軍事教官4人，後增至30人。1925年春軍校學生參加第一次東征時，有加倫率領的20名蘇聯軍官參加。1925年，除了由24位高級軍事顧問組成的顧問小組派駐廣州協助國民黨政府之外，蘇聯駐華軍事代表團的文武官員總人數已經約多達1000人。1926年1月，廣州地區約有140餘名蘇聯軍官。關於蘇聯軍事顧問的人數，各種資料記載不一，頗大出入，無可置疑的是，蘇聯在這期間派遣了數目可觀的軍事顧問人員，參與了黃埔建校與協助黨軍訓練作戰，這是不爭的事實。據黃埔軍校早期學生回憶：“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召開會議時，常常有五六十位蘇聯顧問參加，可見陣容之大。”原黃埔軍校教育長兼入伍生部長、代校長方鼎英在《我在軍校的經曆》中，提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對蘇聯顧問團亦以與中山艦事件有嫌，同樣興問罪之師，蘇聯總顧問鮑羅廷感到蔣之派兵監視顧問團住宅是極其嚴重之舉，因而讓蔣明白提出意見，蔣便將其不滿的顧問列一名單，請其撤走，一次便有300餘人被撤回國”。可見當時蘇聯顧問團之龐大。
（2）“以俄為師”的建校辦學方針
孫中山從蘇維埃俄國革命迅速成功的事實中，認識到要建立真正的革命軍，就要參照蘇聯模式，以蘇軍為榜樣，從而形成了其建軍、建校思想。1924年1月，孫中山在接見派到軍校的第一個蘇聯軍事顧問小組時說：“在現今的革命鬥爭中，十分需要學習俄國人”，“如果今後我黨在革命鬥爭中不學習俄國人，那麽它肯定不會成功”。“我們要按照蘇維埃的軍事製度來組織革命軍隊。”孫中山的這些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建校建軍目的和以蘇軍為榜樣的建校建軍方針。6月，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演說中指出：“辦這個學校，就是仿效俄國，……組織革命軍”（《孫中山選集》，第923頁，人民出版社，1981）。黃埔軍校以孫中山提出的“創造革命軍，挽救中國的危亡”為宗旨，學習蘇聯軍校的一些做法，實行軍事與政治並重、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教育方針，為國共兩黨培養造就了一批軍事政治人才。
當時負責籌建黃埔軍校和招生工作的張申府回憶說，第一次國共合作後，孫中山在蘇聯、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著手籌建黃埔軍校。軍校完全是按照蘇聯紅軍的原則和製度建立起來的。孫中山請來幾名蘇聯教官作為軍事顧問參加軍校的籌建工作，他們中間有人講英語、德語，由我給校長蔣介石當翻譯。那時我一麵在廣東大學教書，一麵參加籌建黃埔軍校的工作，具體負責第一期學員的報名、入學考試和錄取工作，並負責安排課程表。不久後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軍校招生簡章在報上登出之後，來自全國各地的報名學員十分踴躍。初試合格的各地學員需要到廣州再通過複試才能最後被錄取。第一期學員的試題，是我同幾位蘇聯顧問事先商定的。
黃埔軍校在開辦之初，仿照蘇軍的製度，建立了黨代表製度和政治工作製度。為了在黃埔軍校內設立政治委員製度，加倫和其他蘇聯顧問同蔣介石進行了多次交涉，這項提案終於獲得國民黨中執委的通過。軍校在設立黨代表製度的同時，配置了政治部，後來在建立的國民革命軍中師以上單位都設立政治部。從軍到連隊普遍設立黨代表，並賦予黨代表與軍事長官同等領導權力。1925年東征時期擬定的《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共3章26條，開篇即指出：“為灌輸國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戰鬥力，鞏固紀律，發展三民主義之教育起見，於國民革命軍中設置黨代表。”（《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第139頁）黃埔軍校仿效蘇聯紅軍的政治委員製度，破天荒地在中國軍隊中設置了黨代表製度。這一製度的確立，對於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防止軍隊成為個人獨斷專行的工具起了組織上的保證。
在黃埔軍校設立黨代表與政治部的製度，標誌著一支新式革命軍隊建立的開始。政治顧問鮑羅廷在製定和完成這一方針的實現上起了重大作用，其他顧問也起了傳播經驗、具體指導的作用。顧問斯他委諾夫專題介紹了蘇聯紅軍的黨代表製度。軍校的蘇聯政治顧問除對全校政治工作全麵指導外，還對一些單項的政治工作進行具體的指導。1926年2月，軍校特別黨部宣傳委員會，聘請政治顧問6名，其中就有蘇聯顧問加羅覺喬夫具體負責指導宣傳工作。通訊顧問科丘別耶夫僅用半個小時就教會了學員唱《國際歌》；加倫將軍在東征戰鬥間隙發表演講鼓舞士氣，在黃埔同學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中情不自禁地高呼：“黃埔同學團結起來！黃埔同學萬歲！”（《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續篇，第452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黃埔學生還從蘇聯顧問那裏學會做群眾工作的方法，爭取人民群眾的支援，這也是黃埔師生在東征、北伐中克敵製勝的重要原因之一。
按照當時傳統的學製，培養一個初級軍事指揮員，一般需要三年左右時間，但是，當時的革命形勢急需軍事人才，絕不能再按常規辦事，必須革新教學方法，打破常規，縮短學製，走一條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新路。軍校在鮑羅廷和第一個軍事顧問小組成員的積極參與及指導下，根據蘇聯紅軍建設的經驗，確定了每期半年的學製，還根據修業期限詳細安排了各項軍事課目的教學大綱、課程設置和具體進度，並針對各科的具體內容及特點，擬定了實施辦法。
黃埔軍校突出政治教育的特征，是孫中山“以俄為師”辦學方針的具體體現。從黃埔軍校開設的政治課中，也可看出深受蘇聯的影響。在蘇聯顧問的言傳身教下，黃埔軍校的政治教育借鑒蘇聯紅軍的建設經驗，製定了切實的教育內容和多樣化的教育方法。軍校開辦了內容豐富的政治課，教育內容著重於基本的革命理論和革命知識，特別是采取兼收並蓄的方針，允許在校內公開傳布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軍校的政治教育大綱規定的政治課多達26門，其中包括社會主義、三民主義、帝國主義、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蘇聯研究等方麵的課程。如：《社會主義原理》、《中國農民運動》、《中國職工運動》、《軍隊政治工作》、《三民主義淺說》、《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等。在廣州的蘇聯顧問除了參與製定軍校的政治教育內容和方法之外，還經常給學員作講演。總顧問鮑羅廷多次來校，介紹十月革命的經驗、蘇聯紅軍的生活及政治工作。加倫將軍對軍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也很重視，強調要注意對學員進行政治教育以及軍校在整個廣東省政治形勢中所起的作用。
蘇聯顧問重視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指導思想，黃埔軍校學員的很多科目是在實踐鬥爭中完成的。從第一期開始，學員們始終堅持一麵學習，一麵戰鬥，在鬥爭中學，在戰爭中鍛煉成長。從前4期學員在校的情況看，沒有一期學員是安安靜靜地在校學習的，都是邊學習、邊戰鬥。射擊科的教學計劃，是在戰爭這個大課堂裏完成的；術科的教學工作，如距離測量、地形知識、偵探勤務、行軍警戒、行軍宿營等項目也是在實際學習和實踐中完成的。在東征、北伐期間，蘇聯顧問上自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下至各科的顧問及教官，都和學員一樣隨隊出征、英勇戰鬥，利用戰鬥間隙進行教學，邊學邊用。攻打淡水時，顧問斯捷潘諾夫、別夏斯特諾夫、德拉特文和帕洛，帶著機槍，冒著敵人的炮火，衝鋒陷陣，占領高地。
加倫將軍為了加強黃埔軍校的教學工作，親自給學員上課，積極參加學員分隊的演習，並針對學員在演習中存在的問題，結合演習總結及時給學員指出。他身為國民革命軍和黃埔軍校的軍事總顧問，盡管工作繁忙，軍務甚多，每次出征打仗，都和士兵一道，親臨前線，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影響學員。東征戰役中，加倫將軍親率10餘名蘇聯顧問，隨同左路軍出發作戰。戰鬥中，蘇聯顧問“均背衝鋒槍徒步行進，參與第一線行動”。在攻打淡水城的戰鬥中，因雲梯不足而久攻不下。軍校首席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冒著敵人密集的槍彈，親自到城牆下給戰士示範搭人梯的辦法，使部隊勝利地攻占了淡水城。1925年3月底，東征軍打垮了陳炯明的主力3萬人，取得了第一次東征的勝利。此後，“黃埔學生軍”和“加倫將軍”也就名聞遐邇，備受中國人民的尊敬。與此相反，軍閥陳炯明對蘇聯顧問卻十分惱怒，失敗之餘，竟致電北京蘇聯使館，對蘇聯顧問參與作戰提出“抗議”。
（3）施予世界最先進的軍事教育
大革命時期，蘇聯顧問在廣州的工作中心就是創建黃埔軍校。這些傑出的教官大都身經百戰，戰功卓著，有的指揮過大兵團作戰，有的從事軍事教育多年。他們是一批優秀的軍人，身在異國他鄉，忍受著生活習慣、飲食、文化上的差異和語言溝通上的困難，全力以赴投入軍校的創建和教學活動。他們不僅為黃埔師生帶來了蘇聯紅軍的優良傳統，提供建議和協助訓練，把蘇聯紅軍的經驗介紹給軍校，同時用革命思想去培養學生，開展政治工作，還帶來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軍事思想、最新式的軍事技能。這些教育，都直接或間接地為創建軍校作出了貢獻，受到孫中山的讚賞和認同，對國共兩黨軍隊都影響深遠。這也是黃埔軍校培養革命軍事人才能在短期收效的一個重要原因。
蘇聯顧問重視軍事示範教學和形象化教育，親自執教。他們根據蘇聯紅軍的新鮮經驗和中國軍隊的特點，重新修訂了典（步兵操典）、範（射擊教範）、令（各種條令條例）及4大教程（戰術、築城、兵器、地形）。教官們經過刻苦的自學，認真的備課，對教材領會深刻，運用自如。蘇聯顧問多采用“沙盤教育”，用石頭和樹枝擺在地上來代替沙盤設備，這種新的教學形式在當時國內軍校中還很少見，深受學員歡迎。在術科訓練中，他們尤其重視射擊和戰術演習，射擊課完全按照蘇聯操典進行訓練，每次射擊時，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總要親臨靶場，現身說法，教授示範。每教一個術科之前，都將各級隊長集中起來先學一步，然後回各隊去教學員。對各班隊的步兵操典和射擊教練，蘇聯顧問每次都必親臨現場與靶場，現身說法，就地示範。
戰術訓練場上，軍校教官們站在一旁觀摩，蘇聯步兵顧問舍瓦爾金，一身戎裝，站在隊列前。舍瓦爾金講道：“單兵戰術，是一門完全以複雜動作示範為主的課程，單兵戰術水平的高低，可以明顯地反映出單兵戰鬥力的水平。下麵我給大家單兵示範，請注意看！”他拿起一支蘇式步槍，從起點開始，便身姿矯健地在一百多米長的戰術訓練場上運動了幾個來回。塵土揚起中，他做著各種姿勢的隱蔽前進：火力封鎖下凶悍、敏捷的翻滾、跳躍；運動中的舉槍、射擊等十多個高難動作。場外的教官和學員們看到精彩處，都熱烈地鼓掌。連驕氣很重的戰術總教官何應欽在一旁看了，也不停地點頭稱讚。
戰地通訊是軍校在蘇聯顧問幫助下開設的新科目。這是運用近代新技術的一個學科，技術性很強，在國內教官中通曉通訊知識的人極少，無力獨立完成這個學科的教學。為了盡快幫助中國培養出通訊人才，蘇聯派來了一批通訊教官，在黃埔軍校開辦了第一個通訊班。通訊教官科丘別耶夫，在通訊班的教學中克服了語言不通、器材缺乏等各種困難，在短短的時間內，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批既懂業務技術，又相當熟練地掌握通訊戰術的通訊幹部，在以後的東征、北伐過程中，充分顯示了這個新型兵種的作用。
（4）經費和武器裝備的援助
蘇聯政府在黃埔軍校的建設中，不僅在人員和經驗上給予了重大幫助，而且還在經費、軍械上給予了無私的大力援助。在當時軍閥把持廣州財稅、革命政府經費匱乏的情形下，黃埔軍校宣布成立後即麵臨著多方麵的困難。由於經費拮據，武器奇缺。孫中山曾批準發給黃埔軍校300支毛瑟槍，但兵工廠隻能發給30支，勉強給衛兵作為守衛使用。這時，孫中山最想要的就是蘇俄的軍事援助。為此，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給予慷慨援助，在物力、財力等方麵施以無償支援，援助軍校一大筆經費和許多槍械、彈藥和物資，幫助黃埔軍校渡過難關。
經費援助：1925年蘇聯第一次撥交黃埔軍校10萬盧布作為維持費，並在同一通知上告訴加倫將軍，隻要黃埔軍校提出具體的預算數字，蘇聯政府可以根據實際需要繼續撥給。同年，一次又給廣東政府45萬盧布，作為編練新軍的費用。1925年至1927年，蘇聯先後無條件地撥交黃埔軍校的辦學經費共達250萬盧布。當時蘇聯派出的顧問人員，包括在中國雇用的翻譯、秘書、事務工作人員，都由蘇聯支付工資薪水。西米諾夫任海軍局局長時，國民政府未能如期發給該局工作人員的工資，蘇聯顧問團還墊發了一些官佐的工資。蘇聯對於黃埔軍校的經濟援助，雖因資料不全，很難作出正確的計算。但從各方麵的記載看，對經費籌措十分困難的黃埔軍校而言，蘇聯的確提供了如雪中送炭的巨大幫助。
武器援助：1924年10月初，蘇聯第一次運給軍校的步槍8000多支（全部配有刺刀），子彈400多萬發，以後還逐年增加。同時運來的還有10支小手槍（《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第72～73頁）。1925年運到廣州2萬支步槍，100挺配備子彈的機槍，以及足夠數量的擲彈炮和手榴彈武裝軍校教導團，軍火價值達56.4萬盧布。1926年分4批將各種軍械運到廣州，第1批有日造來福槍4000支，子彈400萬發，軍刀1000把；第2批有蘇造來福槍9000支，子彈300萬發；第3批有機關槍40架，子彈帶4000個，大炮12門，炮彈1000發；第4批有來福槍5000支，子彈500萬發，機關槍50架，大炮12門。蘇聯政府先後6次為軍校運來的大批槍炮彈藥，計有步槍51000枝，子彈57400萬發，機槍1090挺等。蘇聯還決定援助中國飛機10多架，後隻運來數架，由蘇聯飛行員駕駛，參加了東征和北伐戰爭。蘇聯的大力援助，從根本上保證了軍校之訓練、建軍及其軍事鬥爭的順利進行。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後，在華蘇聯顧問團全部撤走。
黃埔建校、建軍是孫中山在晚年作出的最重要的決策，當時的蘇聯政府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尤其是向中國派出了一大批非常優秀的軍政顧問，他們為創辦黃埔軍校建立了豐功偉績。蔣介石評論說：“本黨不改組，蘇俄同誌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辦法，恐怕國民革命至今還不能發生。”1926年初，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蘇共中央委員布勃諾夫（化名伊萬諾夫斯基）率“蘇俄觀察團”來到中國，對蘇聯顧問在華的軍事、政治工作進行考察並作過評價，既指出了存在的錯誤和不足，更充分肯定了顧問們對中國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中國革命軍的崛起與發展，蘇聯顧問們起到了關鍵性的影響和作用。當然，我們也必須曆史地客觀地看到，這時的蘇聯政府還沒有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有建立自己武裝的必要，更沒有提出過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的問題，表現在把派來的蘇聯顧問加強國民革命軍，把大量的武器和經費撥給國民黨。因此，執行援助中國革命具體任務的顧問，隻能與在軍校工作的中國共產黨員和睦共事，卻不可能在軍事上援助中國共產黨。
1922年8月，李大釗在上海與孫中山會談的地點——莫裏哀路29號孫中山寓所
孫中山在韶關宴請蘇聯顧問
蘇聯顧問在東征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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