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華軒
自1924年5月黃埔軍校建立，黃埔軍校一直由孫中山任校總理，廖仲愷任校黨代表（廖仲愷遇刺後，由汪精衛繼任），蔣介石任校長。在校本部主要的部門和負責人有：
教練部主任李濟深，副主任鄧演達；
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副主任葉劍英；
入伍生總隊長鄧演達、張治中；
軍需部主任周駿彥，副主任俞飛鵬；
管理部主任林振雄；
教育長初為胡謙，後為鄧演達、方鼎英等；
政治部主任先有戴季陶、邵元衝，周恩來、邵力子與熊雄；
政治教育官主要有惲代英、蕭楚女、聶榮臻（兼任政治部秘書）、高語罕、張秋人、於樹德等。
軍事教官主要有何應欽、劉峙、顧祝同、錢大鈞、胡樹森、徐培根、張元祜、沈應時等。
黃埔軍校開學後，效仿蘇聯實行政治與軍事並重、理論和實踐結合的教育方針，設立政治部，在校黨代表的直接領導下，負責全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而政治教育也就成為黃埔軍校區別於舊製軍事學校的一項重要標誌。
政治部從1924年5月25日成立到1927年4月15日蔣介石背叛革命殺害革命人士，存在近三年，前後有戴季陶、邵元衝、周恩來、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七人任政治部主任。他們都是時代的風雲人物，但各自的經曆和人生，卻是十分不同的。
第一任：戴季陶
1924年6月16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舉行開學典禮。然而，就在開學不到一個月，軍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辭而別。戴主任戲劇性地失蹤，於是，流言蜚語頓時在軍校傳播開來。一些右派學生乘機造謠，說戴的離職是革命背後搗鬼，想排擠、打擊國民黨。其實，戴的離職是由國民黨右派間的矛盾引起的，與革命毫無牽連。
戴季陶又名傳賢。早年曾追隨孫中山。辛亥首義時，衝鋒在前；在以後的護法鬥爭中因口誅筆伐袁世凱而被捕下獄，一時名噪江南。
可以說，在推翻封建帝製的資產階級民主鬥爭中，戴季陶是一員革命的幹將、馬前卒，因而深得孫中山的賞識和信任。他追隨孫中山左右，因將孫中山的一些重要講話記錄下來，進行精心整理，輯成書。在孫中山去世後，他便以全權解釋孫中山理論的權威麵目出現。
"五四"時期，戴季陶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時，曾參與由陳獨秀倡導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翻譯出版了一些關於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方麵的著作，介紹蘇俄政治製度和傳播。1927年，戴季陶積極參加與策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曆任南京國民政府要員，長期充當蔣介石的謀士。1949年2月，正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之時，戴由於對蔣介石政權的絕望，在廣州服毒自殺。
第二任：邵元衝
戴季陶神秘失蹤後，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衝代理。邵元衝，浙江紹興人，1906年加入同盟會，一直追隨孫中山，參加反袁鬥爭，並擔任過孫中山大元帥府的機要秘書，深得孫中山的信任。
邵元衝是舊派文人，不會做政治工作，工作打不開局麵。他把政治部主任一職當成一個官來做，既不接近學生，也不接近教官，和黨代表廖仲愷很少打交道。邵元衝給自己安排的工作任務是每個星期由小汽艇送到島上來作幾次政治演講，講完後夾上公文包匆匆離去。每次演講內容，不外乎從孔孟的忠孝禮義聯係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闡述三民主義的基礎來自孔孟的仁義、仁愛之道。
他所演講的這一套學生十分反感，時常起哄，趕他下台。久而久之，以後每當邵主任作政治演講時，學生們要不就酣然入睡，要不就隨意聊天。因而大家戲稱他為"催眠術主任"。在邵元衝所主持的政治部，其實是個空架子。對此，全校師生極為不滿，一致強烈要求撤換邵元衝。情況反映到廖仲愷黨代表那裏，廖接受了師生們的強烈要求，經同蔣介石校長、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將軍會商，決定請中共方麵推薦一位適當人選接任政治部主任。
1925年，邵元衝參加國民黨右派召集的"西山會議"，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1936年12月，邵元衝應蔣介石電召入陝。西安事變發生時，被士兵開槍擊傷，不久死去。
第三任：周恩來
周恩來於1924年8月底從法國回國後，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當廖仲愷提出希望我方麵能推薦一位適當人選接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時，經過認真考慮，決定派周恩來去軍校接任這一職務。
周恩來到黃埔軍校任職後，將政治部從廣州市遷進軍校，並著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製度，開革命風尚，清除陳腐汙垢，使軍校政治麵貌大為改觀。周恩來從第一期學生隊中選調了李漢藩、楊其綱、蔣先雲、李之龍等革命員到政治部工作。
針對蔣介石在軍校大搞曾國藩、左宗棠治兵那一套，周恩來重新訂立了政治教育計劃，加授《社會發展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各國革命史》等課程，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分量，豐富了政治教育的內容。一時間，在軍校師生中形成了研讀政治書刊，注意社會潮流的極其活躍的政治局麵。周恩來也贏得了廣大師生的敬重與愛戴。
1925年l月下旬，廣東國民政府決定將組建起的黃埔學生軍投入東江戰役，徹底消滅陳炯明軍閥部隊。為了保證戰役的勝利，協調各方麵的關係，周恩來被任命為東征軍政治部主任，協助蔣介石、加倫將軍在前線指揮作戰。
第四任：卜士奇
周恩來被任命為東征軍政治部主任後，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便由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翻譯卜士奇掛名代理。
卜士奇，湖南人。留俄甚早，留俄同學都稱他為"老大"。曾任加侖將軍的翻譯。東征陳炯明時，他和加侖將軍及邵力子、蔣介石生活在一起。蔣經國在俄期間曾得到他的照顧。抗戰時，任張衝的副手；張衝逝世後，接任顧問事務處處長。後在台灣去世。
第五任：包惠僧
卜士奇掛名政治部代理主任期間，由於其他工作繁忙，很少到軍校來，軍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鬆弛下來，軍校的孫文主義學會與青年軍人聯合會對立情緒日趨嚴重，直到個別人開槍行凶。在此情況下，中共廣東區委應廖仲愷請求，派包惠僧接任軍校政治部主任。
號稱"棲梧老人"的包惠僧在1921年7月曾代表陳獨秀出席 "一大"。此人工作一向四平八穩，小心謹慎。包惠僧接任軍校政治部主任後，首先極力與當時軍校的教育長錢大鈞搞好關係，想通過他做好國民黨右派師生的工作。對政治部的工作，職員還是照舊。包惠僧把政治課程安排得很緊，天天兩次至四次，每次兩小時，這樣把學生逐日的時間把握得很緊，使他們除了吃飯、睡覺和軍事課程以外，其餘的時間都在課堂上聽政治課。
就這樣，在包主任的竭力維持下，軍校內這段時間裏，既沒有什麽新的變化，也沒有鬧出大的亂子。隨著第二次東征戰爭的進行，前線急需政治工作職員，經周恩來與蔣介石商量，包惠僧被調任東征軍第三師黨代表。從此，包惠僧離開了黃埔軍校。建國後，包惠僧曾任國務院參事等職。1979年7月，在北京病逝。
第六任：邵力子
包惠僧調任東征軍第三師黨代表後，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便由當時軍校秘書長邵力子代理。
邵力子，字仲輝，他早年加入同盟會。邵力子代理政治部主任時，仍是一名革命人員。雖然如此，但他與國民黨的關係也很深。每天上午，邵力子都要到軍校轉轉，除了作一些非講不可的政治演講外，其他的一些事情全都推給政治部副主任熊雄處理。他處理與軍校師生們的關係時常采用"中庸"之道的方法，打著"哈哈"。邵力子在軍校沒呆多長時間，北伐戰爭興起後，他便離開了軍校。以後，隨著形勢的變化，他於1926年11月退出中國革命，追隨蔣介石去了，後來，並任國民黨高官。
1949年4月，參加以張治中為首之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在北平與周恩來為首之中國革命代表團談判，通過《國內和平協定》細則草案。後因國民黨拒絕在協定上簽字，和談失敗，邵力子遂與張治中等宣布脫離國民黨政府，留在北平。
1956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和平解放台灣委員會"，張治中任主任委員，邵力子任第一副主任委員。邵力子以其同國民黨的曆史關係，經常通過廣播、通訊、發表講話等方式對台灣軍政人員進行爭取工作。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
第七任：熊雄
熊雄原名祖福，早年參加反袁鬥爭，失敗後逃亡日本，加入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1919年11月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3月離法赴德留學，並在柏林加入德國革命，後又與周恩來、劉清揚、蕭三等人發起籌建旅歐中國少年革命（後正式改名為共青團）。
1925年6月，熊雄奉命回國，就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在廣東革命政府舉師東征時，熊雄任東征軍總指揮部政治部秘書長，協助主任周恩來工作。東征勝利後，熊雄調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雖說主任一職由邵力子代理，但實際上，軍校政治部工作由熊雄主持。邵力子隨蔣北伐後，熊雄接任政治部主任。
熊雄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間，孜孜不倦地教導青年要分清敵我，熱愛工農，團結群眾；要做到不貪錢財，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拋棄個人功名利祿觀念，為被壓迫民族的利益和工農的利益而奮鬥犧牲。
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收到成效，熊雄還創辦了《黃埔日刊》，並通過定期舉行各種討論會、組織宣傳隊、參加民眾運動等多種形式，對黃埔學生進行生動活潑的革命思想教育。
曾是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生的許光達大將在回憶錄中說："熊雄，不高的身材，和藹的容顏，吃苦耐勞的精神。他指明了我們瞄準的方向，鼓舞我們沸騰的熱情，使我們一直打到武漢、南京，消滅了武器比我們優良、力量比我們強大的吳佩孚、孫傳芳，收回了漢口、九江租界，使帝國主義者膽戰心驚，這就造成了我們黃埔的光榮，震動了亞東。"
1927年夏，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公然背叛革命，對革命人和革命群眾進行反革命大屠殺。他們懾於熊雄在廣東和軍校的威望和影響，不敢公開下手，於是便采取欺騙手法，將熊雄逮捕並秘密殺害。熊雄英勇就義時年僅35歲。
這就是黃埔軍校在廣州時的七位政治部主任，每個人都有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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