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密電”是中共黨史、軍史中的一大公案,有人把它比作長征中類似“遵義會議”的大事件。
1960年10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時,對方提問:“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麽時候?”
毛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麵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而這一切的起因是一封來自張國燾的密電。
1.中央紅軍方麵的說法
第一個透露“草地密電”信息的是張國燾的同縣老鄉、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 - 凱豐。
紅軍到達陝北後,凱豐在《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裏?》一文中寫道:“因為國燾自己對黨與紅軍的關係,都是這樣糊塗,所以他下麵的幹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在國燾給徐、陳的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鬥爭。”
凱豐的話透露出兩個重要信息,一是“武力解決”的話出自張國燾“下麵的幹部”,二是張國燾曾發出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鬥爭”。
1937年3月,在延安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張國燾)一到毛兒蓋就反了,要用槍杆子來審查中央”,他“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如果稍不慎重,那麽就會打起來的。”
在目前的資料中,毛主席隻有兩次談到張國燾密電的內容,除了上麵這一次,另外一次是在1971年8月28日。在71年8月的那次談話中,他說:“張國燾搞分裂,發個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裏麵說,要堅決南下,否則就要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誌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我們才走了的,不然就當俘虜了。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
毛的這兩次談話,雖然時隔30多年,但大意卻是一樣的,即張國燾當時要以非正常手段解決與中央的分歧。而且其中也都涉及了一個關鍵人物 - 葉劍英。
在《葉劍英傳》中,葉劍英是這樣回憶的:9號那天,前敵總指揮部開會,新任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講話。他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譯電員進來,把一份電報交給了我,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我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我心裏很著急,但表麵上仍很沉著,把電報裝進口袋裏。過了一段時間,悄悄出去,飛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電報後很緊張,從口袋裏拿出一根很短的鉛筆和一張卷煙紙,迅速把電報內容記了下來。然後對我說,“你趕緊先回去,不要讓他們發現你到這來了。”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35年9月9日,張國燾從阿壩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並轉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並稱‘左右兩路決不可分開行動’。另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看到張的電令,趕到中共中央駐地巴西向毛澤東報告。
當天晚上,毛澤東在紅三軍的駐地與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等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率領紅一、三軍(即紅一、三軍團)連夜單獨北上。
1979年5月1日,時任沈陽空軍副司令員呂黎平應《解放軍報》之約,發表了回憶文章《嚴峻的時刻》,其中提到張國燾“密電”一事,因時間久遠,呂黎平對個別詞不確定,其中“武力解決”一詞,就參考了徐向前在1977年9月19日文章(見後)裏的提法。通過《嚴峻的時刻》這篇文章,大家第一次看到了造成紅軍草地分裂的“草地密電”具體的內容。
1982年3月12日,葉劍英傳記組把呂黎平文章中所述的密電內容用大字謄抄了一份,帶到軍科院2號院請葉劍英確認。葉劍英看後表示,意思是這樣的。
不久,呂黎平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 5 期發表《對〈關於張國燾要 “武力解決” 中央密電的質疑〉的回答》,堅持這個“密電”是存在的。
呂黎平先是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聶榮臻等領導人的講話肯定密電的存在,接著說徐向前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寫的《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一文中,就用了“武力解決” 一詞。
2.四方麵軍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位當事人張國燾的回憶。1937年3月,毛澤東在延安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後,輪到張國燾發言時,張國燾並未承認自己發出過這封徹底鬥爭的密電,他的說法是:“發展到陷害總司令和武力解決革命同誌,如果這樣做便是反革命了。”他並不承認自己下達過要求“武力解決”的命令。
據時任四方麵軍電台總台長的宋侃夫回憶:“有人說張國燾給陳昌浩發過一個電報,說對中央要‘武力解決’。當時我主管機要電報,收發報都要經過我,我不記得發過有此內容的電報。”
此外,還有兩位重要的當事人,也就是徐向前和陳昌浩。
徐向前元帥的態度前後不一。
1977年9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徐向前元帥的署名文章《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其中寫道:張國燾對於中央的多次指示,充耳不聞,擅自命令左路軍停止北上。並且發出密電,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圖裹脅黨中央和一方麵軍全部南下,如果黨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決”。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同誌發現了這份危害黨中央、毛主席的密電。在這千鈞一發之際,葉劍英同誌立即把它送到毛主席手中。
前麵提到的呂黎平的文章就引用了徐帥上麵的說法。
而1993年,廖蓋隆發表了文章《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其中記錄了他在1982年采訪徐向前時的談話。徐向前元帥說:“1935年(左路軍)南下時,張國燾是否發過“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問題。1977年的文章說有這樣的電報,是不對的。我沒有看過這樣的電報。”
“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張國燾)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
而陳昌浩作為當事人之一,晚年通過他的妻子孟力放話,說壓根兒就沒這回事兒,還給出了兩個理由:
理由一:壓根沒收到過所謂的草地密電。
陳昌浩給出的第一個理由十分直接,他說自己和徐向前根本就沒見過什麽草地密電。他表示,在1935年9月8日晚上,張國燾確實發來一封電報,內容是要求他帶領右路軍南下,至於什麽草地密電、武力解決中央的說法,完全子虛烏有。
理由二:更狠,陳昌浩直接搬出了曆史檔案。
他指出,如果真有這麽一封電報,而且內容還如此嚴重,要求武力解決中央,那在批判張國燾的時候,這肯定是重罪。可事實上,延安的文件裏壓根兒就沒提過這事兒,這一點著實耐人尋味。
4.如何解讀雙方的意見分歧
按照目前中國官方的定位:毛澤東、張國燾同屬黨和軍隊的創始人,隻是後來一個成了偉大領袖,一個成了叛黨者;徐向前和葉劍英,不同於林彪,同屬十大元帥中的正麵人物。
幾個好人在如此關乎黨和軍隊前途的重大事件上,說出了截然相反的“真相”,這個確實難以解釋。
中共黨史、軍史中如此重要的一封“密電”,一方說“有”,另一方說“無”。而且說話的雙方同屬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軍隊的締造者。那肯定有一方說了假話,那是誰說了假話?這就成了黨史中最大的公案之一。
“草地密電”原件沒能保存下來,有研究者認為,出於保密的目的,當時收發電報原稿均按要求被銷毀,銷毀前會將內容抄錄在電報本上。這就存在著張國燾對內容敏感電報下令直接銷毀不抄錄的可能。
也有另一種說法,長征中的電報保存得非常完整,因為在長征中怕遺失發送電報的底稿和接收電報的抄稿,所以當時都是用本子記的,不是一張張的紙。四個本子,左路軍發給右路軍的電報和左路軍接收右路軍的電報各兩個本子。這些本子中,所有的編號是挨著的,沒有一個缺號。這四個本子的電報中沒有“草地密電”。
按照現在國內外法律界通行的說法,所有證據中,直接證據是最重要的,不管何種原因,缺乏直接證據,隻靠“人證”,是不可靠的,很難定罪。
而徐帥前後兩次的說法不一,也可以解讀為,迫於形勢需要,第一次違心地說了假話,因為那時剛剛粉碎四人幫,葉帥在政壇的地位如日中天,僅次於華主席。
毛澤東和張國燾作為創黨元老及內鬥高手,雙方可能都沒說實話。“草地密電”隻是政治鬥爭的一個工具,存在與否並非最重要的事情。非常可能的是,張國燾沒發過“密電”,但的確實動過“武力解決中央”的念頭;毛澤東可能編造了“密電”,但他對張想用武力並吞中央的判斷並不離譜。
著名學者馮勝平曾以一個結論,就是“查無實據,事出有因”。“草地密電”可能是子虛烏有,是毛葉編造的,但是當時的情勢,毛澤東所擔心的張國燾下毒手,又確實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張國燾的八萬多精兵強將,一旦翻臉,對付毛的七千叫花子一般的疲兵,那結局不言而喻。
毛澤東三十六計走為上。這麽逃之夭夭總得對全黨、全軍交待個說得過去的理由,“草地密電”於是橫空出世,張國燾也冤也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