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訊 題:變了質的香港民主運動?作者∶劉乃強（香港），全國政協委員，時事評論員
??·香港“反對派”是爭民主還是爭政製發展主導權？
??·“泛民主派”的背後有無美英的努力推動？
??·“反對派”29234;何“逢中必反”、“逢董必反”？
??·殖民地專製的港督緣何高唱“還政於民”？
??最近由香港特區官員帶頭，把自稱為「民主派」、「泛民主派」的議員們，正名為「反對派」。這一名稱，將陸續在香港主流傳媒中普及，因為他們多年的行徑，都證明他們隻不過是穿上印有「民主」兩個字的T恤衫的反對分子而已。
??“反對派”與美英關係非同一般
??反對派的起源，要回溯到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這事件經香港傳媒渲染，成了坦克屠城，把數百個熟睡中的和平示威學生全部輾死於天安門廣場上，總共死人數千的事件。麵對這 樣的信息，港百萬人上街，一方麵表示極端的憤怒，同時也兔死狐悲，害怕香港回歸之後，難保不會遭受同樣的命運。這時候，香港的社會運動界，迅速產生了三個組織，分別是支聯會(支持內地異見分子)、港同盟(政黨)和職工盟(工會組織) ，形成了「民主派」的大聯合。這三個組織人事嚴重重疊，這在後來大部份團體脫離了支聯會之後，更加嚴重。幾乎支聯會的常委，曾經長期就是港同盟的中委；而職工盟的首腦劉千石和李卓人，在好一段時期，也是港同盟旗下的政客。根據公開材料，職工盟財政的可觀部份，是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簡稱NED) 。對此，職工盟直認不諱。
??香港所謂的「民主派」，就是在「六四」陰影底下，在反共、拒共的情緒中產生的。「民主派」的旗艦是港同盟和其後與匯點合並後的民主黨，黨魁是在社會運動之外從天而降，從來都與民主無關的英國禦用大律師李柱銘。他公開宣稱要「英為我用」、「美為我用」，實行「民主拒共」，「不怕做」。之後每逢中美衝突，包括美國炸我南斯拉夫大使館、海南島碰機等，他的回應永遠都跟隨著美國國務院口徑，完全一致。回歸之初，有一位美國女士離開了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掛在李柱銘議員辦事處，免費全職為他工作兩年。之後這位女士回國，當了新保守主義旗艦「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簡稱PNAC)的總幹事，是鼎鼎大名的Ellen Bork。PNAC核心成員包括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全麵入主布殊政府的軍事、外交和國際商貿部門，主導有關政策。美國極右份子對民主黨和李柱銘的厚愛，於此可見一斑。
??港同盟在開始時，囊括了除了匯點和民協之外的所有社運組織成員，縱使是匯點，連它當時的主席楊森也帶了不少會員過檔，他自己並且當了新成立的港同盟創會副主席。因此，從一開始，「民主派」就是一盤大雜燴，成員中間有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惟一的共通點，就是背後的恐共和拒共，以及公開的「民主」旗幟。在一九九一年首次立法局直選中，港同盟作為當時最有組織實力的參選者，於市民普遍處於恐慌和迷茫的心理狀態中，在全部十八個直選議席中，以壓倒性姿態，取得十二席，成為「民主派」的旗艦。在這旗幟之下，各級選舉，「民主派」幾乎戰無不勝，占了三級議會中絕大部份的民選議席。甚至於一九九二年愛國愛港力量重組，創立民建聯之後，直到回歸前夕，一直都未能扭轉這一麵倒的局麵。
??因為在九零年代初，經「六四」震蕩之後，香港人心長期未能平複，中產階級大舉移民，趁香港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揚，而加拿大和澳州等熱門移民地區的房地產卻處於低潮，新移民於兩邊的買賣都得益，「食息行mall(商場)」，優悠生活，移民遂成潮流。當時流行的說法是「有錢有辦法，無錢基本法」，隻有跑不掉的窮人才被逼接受《基本法》對「一國兩製」的保障。當時港內的氣氛，大都不相信中國能繼續發展，更加不相信回歸之後，真能落實「一國兩製，港人治港」。
??殖民地專製的典型代表
??彭定康竟然高唱“還政於民”
??英國末代總督彭定康於九二年來港就任三個月之後，便在十月初迫不及待的公布其既違是反《中英聯合聲明》、又是違反《基本法》、又違反中英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和諒解的「三違反」政改方案，通過代議政製，「還政於民」。
??由於「還政於民」這口號，反對派沿用至今，所以這裏需要介紹一下背景。早在一九八四年，英國政府一方麵與中國就九七問題進行談判時，另一手推出「代議政製」白皮書，以標準的英式非殖民地化方式，「還政於民」，強調要建立「一個權力植根於香港的代議政製」。英國管治香港一百多年來，一直實行的是由港督說了算的英式殖民專製統治，在中英談判期間，卻突然要啟動民主，其司馬昭之心，已路人皆見。對中國來說，英國於九七年要還政於中國，而不是像其他殖民地那樣，直接還政給香港市民，讓港人自決。中國從英國手上接收了政權，再通過《基本法》，授權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行高度自治。因此一開始，中方已清楚表明反對英國在香港建立一個民主代議政製，以免香港發展成為一個權力來源植根在香港的獨立政治實體。於中方提出抗議之後，代議政改一度急凍，至八七年再浮現，到九二政改的爭論中，這 個主題更加突出。
??對英國來說，重要的是她怎樣在非殖民地化的過程中獲得最大益處，並企圖透過一些表麵上「還政於民」的措施，目的其實在於培植一些代理人，在九七後延續其影響力。對於中央人民政府，重要的是如何確保香港在名義和實質上都不是獨立實體。在名義上，中國要從英國手上取回香港的主權，所以不容許「還政於港人」的非殖民地化企圖。在實質上，香港要從殖民統治轉為在中央人民政府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對於中國來說，彭定康搞的政治民主化，目的在於妨礙中國政府對未來特區的控製。
??這種恐共、疑共、拒共、反共的情緒和九十年代初的政治氣氛，就決定了當時開始進行民意調查有近七成港人，以及「民主派」一麵倒地支持彭定康的政改。(兩年之後，這支持度下降至兩成五左右。)影響所及，九二年底，「民主派」大聯合主流以外的匯點中，包括我作為會長的一批創會會員，便在這問題之上，與以張炳良為主席支持彭定康政改的主流分裂，集體退會。兩年之後，匯點與港同盟合並，成為民主黨。當時除了民協之外，一統「民主派」天下。
??香港政製進一步民主化，本來是本土民主運動的政治期望。在八十年代，民主抗爭的對象是港英殖民政府、中國政府和本地的保守力量（包括親中力量）。但是這次的民主化方案，卻由殖民地總督作旗手，港英殖民地政府一下子變成民主推動者，而在政改爭論中，「民主派」也由政府的反對派變成支持者。與此同時，在其非殖民地化過程中，為了維護其統治權威和認受性，在政治上采取了異常開放的態度，製訂了比歐盟還要進步的《人權法》，淩駕在所有法律之上，並以此檢查其他法律，是否有違《人權法》，大大開放言論自由，連黃色刊物也因而解禁，警權大削，更不在話下。在民生方麵，彭定康政府在其導演的房地產泡沫中，財政充裕，采懷柔政策，大灑金錢，增加各種福利，以爭取支持。這些多年來以爭取本港民主和民生為己任的政治領袖，一夜之間便成為夕陽殖民政府的徹底 的忠實支持者。
??「民主派」主導的港英立法局，不但通過了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的動議，更要求讓他以香港代表身份，參與中英談判，被中方指為「三腳凳」而拒絕。「民主派」更因而認定中國政府不聽港人聲音，反民主，更加深其對中國政府的成見。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在中英還在談判當中，彭定康單方麵把政改方案刊登憲報，正式進入立法程序。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在三月十七日向記者宣布，中方會「另起爐灶」。十二月底，中方宣布按彭定康方案產生的香港三級議會於九七年將全部推倒重組。
??“逢中必反”的政治社會背景
??九七前夕，中方籌組臨時立法會，「民主派」抱遺老心態，予以杯葛，集體不參選。至九八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時，才改變主意重新參選。選舉結果，民主黨再度成為立法會中第一大黨。但是根據《基本法》規定，以及選舉的安排，「民主派」在好一段時期已經完全沒有執政的希望，所以更加變本加厲，在議會內外，都以“反對”為其唯一的任務，“逢董必反、逢中必反”。
??事實上，時至回歸八年多之後的今天，恐共、疑共、拒共、反共的情緒，在部分市民之間，依然揮之不去。任何時候做民意調查，香港市民大概有四分之一認為他是香港人、一半認為他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隻有四分之一認為他首先是中國人。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初遊行之後，中大民意調查顯示，香港有百分之廿二 的市民認為香港應該獨立。這說明在香港，客觀上親中——反中主軸長期存在。這原因十分複雜，簡而言之，外有冷戰和國共鬥爭的背景，內有共產黨多年錯誤的沉澱。之所以會延續下去，外有中美戰略關係必有矛盾，美國對華必有抑製的一 類的背景；內有東西方、傳統和現代價值觀的衝突，中間還加插特區政府的錯失。
??鄧小平看得很透徹，概括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製。這兩製同屬於一國之中，但你不要改變我，我也不要改變你。不過從單一國家的邏輯，資本主義的特區不能改變社會主義的主體，但特區如有任何重大改變，社會主義的中央也要管，以免失控，妨礙資本主義這邊的繁榮、穩定和發展，甚至對社會主義這邊發生政治、經濟和社會不良的影響。這明顯不是一種對等的關係，反中這一邊很不高興，認為這是來自一個專製和不民主的中央政府的「鳥籠」，是一種壓迫，並且缺乏安全感。
??回歸之後，房地產泡沫爆破，並且立刻遇上了淩厲的亞洲金融風暴，進入了持續六十個月的特長通縮期。在經濟不景當中，中產階級最高峰期有超過二十萬戶負資產；失業率長期高企，至二零零三年八月達到百分之八點七 的高峰，失業大軍超過三十萬，而即使仍然保有職位的，除了公務員和公營機構員工之外，其薪水也大打折扣，生活苦不堪言；再加上董建華政府處事拖拉，失誤成了常態，市麵不滿情緒累積。
??於二零零三年初，沙士 (非典) 疫症蔓延香港，市麵愁雲慘霧，而政府諮詢了近一年的《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也在「民主派」發動總攻擊中到了立法會進行審議。七月一日，溫家寶總理來港主持回歸紀念，並且於上午簽署了CEPA協議之後回深圳，下午香港便出現了聲稱有五十萬人參加的大遊行。這次遊行的主題是反廿三條立法，實際上是全港反董的怨氣大爆發，其中的口號之一是「爭取零七、零八年雙普選」。但是在遊行之後，「民主派」卻不斷宣傳五十萬人遊行要求零七、零八年雙普選。
??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規定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規定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兩者都有條款說明，「二零零七年以後」的安排，「如需修改」，前者「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後者程序一樣，但隻「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民主派」認為， 二零零七年的特首選舉，和二零零八年的立法會選舉，應該實行全麵直選，而這修改程序，全部在香港進行，隻須把結果報人大常委會「批準」和「備案」便可。換句話說，在香港政製發展之上，中央是完全被動的，而且基本上是沒有權力的。理論上，中央有權不批準新的特首產生辦法，但中央真要實行這否決權，推翻香港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的法案，和特首的同意的話，對立法會和特首，和他們所代表的市民的支持，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必會造成巨大政治危機。李柱銘更到美國宣傳，香港的政製發展，隻須在香港的立法會中通過一些程序性修改便成。有了這一法律「根據」，「民主派」更一再發動示威遊行，要求零七、零八雙普選。
??二零零四年初，特區政府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負責的「政製發展專責小組」徵詢香港各界有關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意見。
??釋法明示香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的修改程序，須由行政長官提出建議後，再由人大常委會確定。香港行政長官據此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向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人大常委會並於四月廿六日，決定香港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選舉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均不實行普選，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占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亦維持不變。
??二零零三年舉辦「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再度舉辦遊行，舉辦單位堅持當日約有五十三萬人參加(但據各方麵的點算，人數隻有十多萬，雖然客觀來說，這也不是一個小數)，沿途高喊「捍衛民主、爭取自由」、「爭取零七、零八年普選」、「還政於民」等口號。從這些舉辦團體 的口號，可以見到，「民主派」依然幻想「還政於港人」，建立「獨立政治實體」，並且完全漠視人大常委會的權威決議，繼續要零七、零八年普選。
??另一方麵，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九日進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在六十個議席中一共獲得了廿五席，遠遠低於他們乘「七一」效應，要囊括立法會一半議席，達到「立會三十，香港新天」的目標。而「民主黨」這旗艦，議員數目下降至九席，從立法會第一大黨的地位，下降至民建聯和自由黨之後的第三位置，喪失了領導位置，「民主派」也從此演變為沒有共主的「泛民主派」，除了民主黨之外，還包括新興的四十五條關注組、職工盟、前線、街工和民協等，以及其他獨立議員，如陳偉業、鄭經翰、譚香文、李國麟、郭家騏等。香港民意的逆轉，至此已露端倪，但是「泛民主派」卻完全沒有覺察，隻推諉於比例代表製的選舉方法，對他們不利，以及他們在新界東的捆綁策略錯誤所致。
??值得指出的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四日，在立法會於十二月廿一日就零七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表決的前夕，「民間人權陣線」所舉辦的遊行，主席台上的口號除了依然是「捍衛民主、爭取自由」、「爭取零七、零八年普選」、「還政於民」之外，還出現了「共黨必亡」等明顯反共的口號，而開路的口號，則是挑戰人大常委會決議的「爭取零七、零八年普選」。這次示威，舉辦者堅持是廿五萬人，但其他所有點算的結果，則全部隻在五至八萬之間，比前大降。所有民意調查，都顯示有過半市民支持曾蔭權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但亦有很大比例市民，希望盡早實行普選。民意的逆轉和取向，已經十分明顯。香港市民希望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與中央對話，尋求共識，循序漸進地加速邁向普選。
??代表主流民意的新整改方案
??29234;何被“反對派”蠻橫否決
??特區政府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中提出的零七、零八年政改方案，即所謂「區議會方案」，是既符合人大決議，又順應上述香港主流民意的要求的一個方案。根據這方案，二零零七年特首選舉，在選舉委員會形式不變的前提之下，選舉委員會人數由八百人增加一倍至一千六百人 ；其中增加的八百個席位中，香港總共五百廿九個區議員全員出任。而區議員當中，有八成是由直選產生的。其他選舉委員產生的方法，事實上亦大有調整空間。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在直選與功能團體議席比例不變的前提之下，各增加五席至共七十席。新增的功能團體五個議席，全歸區議會，由區議員互選產生。方案中有爭議的委任區議員問題，政府在立法會表決前作出讓步，建議在兩至三屆，即八至十二年之內，全部取 消委任議席。
??這個政改方案，並不牽涉零七、零八年之後的特首和立法會選舉，隻是一個過渡方案。這個過渡安排，不管怎樣看，畢竟也是向擴大市民民主參與、增加直選元素這 個方向發展。方案將全體區議員納入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功能選舉新增五席都給區議會界別，使這兩項選舉的選民基礎擴大至三百萬人，囊括了所有合乎選民登記資格的香港市民，對香港市民要求更多參與這兩項選舉的政治訴求做出了積極的回應。方案最初拋出來時，「泛民主派」私下表示大有喜出望外之感 ；但基於習慣上的反對立場，一時之間，不知道如何回應，初步反應十分混亂。但不久之後，有一個至今仍匿名的自稱七十八歲的老人，掏錢在多份中文報紙刊登整版廣告，問他有生之年能否看到普選。與之同時，天主教 香港區主教陳日君高調召開「政教會議」；民主黨前黨魁李柱銘和退休元老司徒華在內部大發雷霆不準妥協；而《蘋果日報》的老板黎子英也高調喝令「泛民主派」統一於零七、零八普選旗幟之下，將廿五個「泛民主派」 立法會議員捆綁在一起，並定期為他們每一個人定「轉 指數」。
??因此，在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九日，「政製發展專責小組」發表《第五號報告書》，正式公布「區議會方案」時，「泛民主派」議員馬上召開記者招待會，表示無法支持方案，因為方案沒有列出普選時間表，而且方案允許委任的區議員加入擴大後的選舉委員會。
??李柱銘批評政改方案「帶我們繞圈子」，「並不是前進」。民主黨另一個前主席楊森說，政府的計劃是不能接受的。「根本沒有妥協的餘地。這是政府對民主訴求采取的拖延政策，所以全部九位民主黨議員將會投反對票。」民主黨主席李永達強調，方案的每一個內容都未能滿足民主黨的要求，故民主黨會堅決反對方案。並表示「假如再有幾萬人遊行，政府就要因此而負責。」四十五條關注組的餘若薇質疑，「區議會方案」名義上要維持均衡參與，但實際上卻在維護小圈子選舉。
??更耐人尋味的是，對「顏色革命」特別有經驗，二零零五年八月份才履新的美國駐香港和澳門總領事郭明瀚(James B. Cunningham)也即時跳出來批評改革方案。「很多香港人與美國政府相信，普選的目標是可以在下一輪的二零零七 年行政長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中達到的。」這一觀點，他在十二月二十日美國商會午餐會的演講中再次重覆。香港的政改，竟然要美國政府一再說三道四，而且還根本視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和決議如無物。
??“反對派”並非29234;了爭民主
??而是政製發展主導權
??很明顯，「泛民主派」同樣無視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和決議，他們恃仗隻須二十票，便足以否決政改建議；而他們在捆綁之後的廿五票，則更還有五票可以「轉 」而無損其目標的安全係數 。反對派實際上乘機騎劫了這議題，根本不談有超過一半市民支持的「區議會方案」的內容和如何修改，堅持底線是零七零八普選。他們要求一個普選的時間表，而這時間表就是二零零七、二零零八 年實施雙普選。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於十二月十六日南下深圳與包括「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內的各界開座談會，明確表示中央很清楚香港民意既想通過「區議會方案」，也想有普選路線圖時間表，這兩者毋須捆綁在一起，先通過「區議會方案」，再從容討論時間表路線圖。而由特首曾蔭權親自主持的「策略發展委員會」屬下「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也已經早在十一月廿八日開了第一次會議，並公開宣布定了在二零零七 年初就普選時間表路線圖提出報告。
??很明顯，「泛民主派」爭的不是民主，他們爭的是香港未來政製發展的主導權。他們很清楚，隻要「區議會方案」一通過，討論以後政製發展的主導權就在曾蔭權政府手上，而這恰恰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狀態。之後的發展，大家都已知道∶「泛民主派」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晚，同樣以廿四票反對、一票棄權，把特區政府提出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否決了，香港政製在未來七年，要被逼原地踏步。
??從「民主派」到「泛民主派」，他們以十多年的一貫作風，向香港市民強烈的表達，他們不是什麽民主派，是赤裸裸的反對派。這一股以憎恨和害怕共產黨情緒為出發點，幻想以民主政製 做隔離手段，與美英勢力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反對派，不但不是民主派，更是破壞香港民主正常發展的力量。不過不管怎樣，經過最近一役，他們在市民之間已經喪失威信，因而失去以後政製發展的主導權。反對派否決了政改方案，香港的民主化反而走上真正植根於中國和香港的政治現實，和長遠的願景和利益，並少受外國勢力左右的康莊大道。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2月號，總第98期）
??·香港“反對派”是爭民主還是爭政製發展主導權？
??·“泛民主派”的背後有無美英的努力推動？
??·“反對派”29234;何“逢中必反”、“逢董必反”？
??·殖民地專製的港督緣何高唱“還政於民”？
??最近由香港特區官員帶頭，把自稱為「民主派」、「泛民主派」的議員們，正名為「反對派」。這一名稱，將陸續在香港主流傳媒中普及，因為他們多年的行徑，都證明他們隻不過是穿上印有「民主」兩個字的T恤衫的反對分子而已。
??“反對派”與美英關係非同一般
??反對派的起源，要回溯到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這事件經香港傳媒渲染，成了坦克屠城，把數百個熟睡中的和平示威學生全部輾死於天安門廣場上，總共死人數千的事件。麵對這 樣的信息，港百萬人上街，一方麵表示極端的憤怒，同時也兔死狐悲，害怕香港回歸之後，難保不會遭受同樣的命運。這時候，香港的社會運動界，迅速產生了三個組織，分別是支聯會(支持內地異見分子)、港同盟(政黨)和職工盟(工會組織) ，形成了「民主派」的大聯合。這三個組織人事嚴重重疊，這在後來大部份團體脫離了支聯會之後，更加嚴重。幾乎支聯會的常委，曾經長期就是港同盟的中委；而職工盟的首腦劉千石和李卓人，在好一段時期，也是港同盟旗下的政客。根據公開材料，職工盟財政的可觀部份，是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簡稱NED) 。對此，職工盟直認不諱。
??香港所謂的「民主派」，就是在「六四」陰影底下，在反共、拒共的情緒中產生的。「民主派」的旗艦是港同盟和其後與匯點合並後的民主黨，黨魁是在社會運動之外從天而降，從來都與民主無關的英國禦用大律師李柱銘。他公開宣稱要「英為我用」、「美為我用」，實行「民主拒共」，「不怕做」。之後每逢中美衝突，包括美國炸我南斯拉夫大使館、海南島碰機等，他的回應永遠都跟隨著美國國務院口徑，完全一致。回歸之初，有一位美國女士離開了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掛在李柱銘議員辦事處，免費全職為他工作兩年。之後這位女士回國，當了新保守主義旗艦「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簡稱PNAC)的總幹事，是鼎鼎大名的Ellen Bork。PNAC核心成員包括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全麵入主布殊政府的軍事、外交和國際商貿部門，主導有關政策。美國極右份子對民主黨和李柱銘的厚愛，於此可見一斑。
??港同盟在開始時，囊括了除了匯點和民協之外的所有社運組織成員，縱使是匯點，連它當時的主席楊森也帶了不少會員過檔，他自己並且當了新成立的港同盟創會副主席。因此，從一開始，「民主派」就是一盤大雜燴，成員中間有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惟一的共通點，就是背後的恐共和拒共，以及公開的「民主」旗幟。在一九九一年首次立法局直選中，港同盟作為當時最有組織實力的參選者，於市民普遍處於恐慌和迷茫的心理狀態中，在全部十八個直選議席中，以壓倒性姿態，取得十二席，成為「民主派」的旗艦。在這旗幟之下，各級選舉，「民主派」幾乎戰無不勝，占了三級議會中絕大部份的民選議席。甚至於一九九二年愛國愛港力量重組，創立民建聯之後，直到回歸前夕，一直都未能扭轉這一麵倒的局麵。
??因為在九零年代初，經「六四」震蕩之後，香港人心長期未能平複，中產階級大舉移民，趁香港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揚，而加拿大和澳州等熱門移民地區的房地產卻處於低潮，新移民於兩邊的買賣都得益，「食息行mall(商場)」，優悠生活，移民遂成潮流。當時流行的說法是「有錢有辦法，無錢基本法」，隻有跑不掉的窮人才被逼接受《基本法》對「一國兩製」的保障。當時港內的氣氛，大都不相信中國能繼續發展，更加不相信回歸之後，真能落實「一國兩製，港人治港」。
??殖民地專製的典型代表
??彭定康竟然高唱“還政於民”
??英國末代總督彭定康於九二年來港就任三個月之後，便在十月初迫不及待的公布其既違是反《中英聯合聲明》、又是違反《基本法》、又違反中英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和諒解的「三違反」政改方案，通過代議政製，「還政於民」。
??由於「還政於民」這口號，反對派沿用至今，所以這裏需要介紹一下背景。早在一九八四年，英國政府一方麵與中國就九七問題進行談判時，另一手推出「代議政製」白皮書，以標準的英式非殖民地化方式，「還政於民」，強調要建立「一個權力植根於香港的代議政製」。英國管治香港一百多年來，一直實行的是由港督說了算的英式殖民專製統治，在中英談判期間，卻突然要啟動民主，其司馬昭之心，已路人皆見。對中國來說，英國於九七年要還政於中國，而不是像其他殖民地那樣，直接還政給香港市民，讓港人自決。中國從英國手上接收了政權，再通過《基本法》，授權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行高度自治。因此一開始，中方已清楚表明反對英國在香港建立一個民主代議政製，以免香港發展成為一個權力來源植根在香港的獨立政治實體。於中方提出抗議之後，代議政改一度急凍，至八七年再浮現，到九二政改的爭論中，這 個主題更加突出。
??對英國來說，重要的是她怎樣在非殖民地化的過程中獲得最大益處，並企圖透過一些表麵上「還政於民」的措施，目的其實在於培植一些代理人，在九七後延續其影響力。對於中央人民政府，重要的是如何確保香港在名義和實質上都不是獨立實體。在名義上，中國要從英國手上取回香港的主權，所以不容許「還政於港人」的非殖民地化企圖。在實質上，香港要從殖民統治轉為在中央人民政府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對於中國來說，彭定康搞的政治民主化，目的在於妨礙中國政府對未來特區的控製。
??這種恐共、疑共、拒共、反共的情緒和九十年代初的政治氣氛，就決定了當時開始進行民意調查有近七成港人，以及「民主派」一麵倒地支持彭定康的政改。(兩年之後，這支持度下降至兩成五左右。)影響所及，九二年底，「民主派」大聯合主流以外的匯點中，包括我作為會長的一批創會會員，便在這問題之上，與以張炳良為主席支持彭定康政改的主流分裂，集體退會。兩年之後，匯點與港同盟合並，成為民主黨。當時除了民協之外，一統「民主派」天下。
??香港政製進一步民主化，本來是本土民主運動的政治期望。在八十年代，民主抗爭的對象是港英殖民政府、中國政府和本地的保守力量（包括親中力量）。但是這次的民主化方案，卻由殖民地總督作旗手，港英殖民地政府一下子變成民主推動者，而在政改爭論中，「民主派」也由政府的反對派變成支持者。與此同時，在其非殖民地化過程中，為了維護其統治權威和認受性，在政治上采取了異常開放的態度，製訂了比歐盟還要進步的《人權法》，淩駕在所有法律之上，並以此檢查其他法律，是否有違《人權法》，大大開放言論自由，連黃色刊物也因而解禁，警權大削，更不在話下。在民生方麵，彭定康政府在其導演的房地產泡沫中，財政充裕，采懷柔政策，大灑金錢，增加各種福利，以爭取支持。這些多年來以爭取本港民主和民生為己任的政治領袖，一夜之間便成為夕陽殖民政府的徹底 的忠實支持者。
??「民主派」主導的港英立法局，不但通過了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的動議，更要求讓他以香港代表身份，參與中英談判，被中方指為「三腳凳」而拒絕。「民主派」更因而認定中國政府不聽港人聲音，反民主，更加深其對中國政府的成見。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在中英還在談判當中，彭定康單方麵把政改方案刊登憲報，正式進入立法程序。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在三月十七日向記者宣布，中方會「另起爐灶」。十二月底，中方宣布按彭定康方案產生的香港三級議會於九七年將全部推倒重組。
??“逢中必反”的政治社會背景
??九七前夕，中方籌組臨時立法會，「民主派」抱遺老心態，予以杯葛，集體不參選。至九八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時，才改變主意重新參選。選舉結果，民主黨再度成為立法會中第一大黨。但是根據《基本法》規定，以及選舉的安排，「民主派」在好一段時期已經完全沒有執政的希望，所以更加變本加厲，在議會內外，都以“反對”為其唯一的任務，“逢董必反、逢中必反”。
??事實上，時至回歸八年多之後的今天，恐共、疑共、拒共、反共的情緒，在部分市民之間，依然揮之不去。任何時候做民意調查，香港市民大概有四分之一認為他是香港人、一半認為他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隻有四分之一認為他首先是中國人。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初遊行之後，中大民意調查顯示，香港有百分之廿二 的市民認為香港應該獨立。這說明在香港，客觀上親中——反中主軸長期存在。這原因十分複雜，簡而言之，外有冷戰和國共鬥爭的背景，內有共產黨多年錯誤的沉澱。之所以會延續下去，外有中美戰略關係必有矛盾，美國對華必有抑製的一 類的背景；內有東西方、傳統和現代價值觀的衝突，中間還加插特區政府的錯失。
??鄧小平看得很透徹，概括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製。這兩製同屬於一國之中，但你不要改變我，我也不要改變你。不過從單一國家的邏輯，資本主義的特區不能改變社會主義的主體，但特區如有任何重大改變，社會主義的中央也要管，以免失控，妨礙資本主義這邊的繁榮、穩定和發展，甚至對社會主義這邊發生政治、經濟和社會不良的影響。這明顯不是一種對等的關係，反中這一邊很不高興，認為這是來自一個專製和不民主的中央政府的「鳥籠」，是一種壓迫，並且缺乏安全感。
??回歸之後，房地產泡沫爆破，並且立刻遇上了淩厲的亞洲金融風暴，進入了持續六十個月的特長通縮期。在經濟不景當中，中產階級最高峰期有超過二十萬戶負資產；失業率長期高企，至二零零三年八月達到百分之八點七 的高峰，失業大軍超過三十萬，而即使仍然保有職位的，除了公務員和公營機構員工之外，其薪水也大打折扣，生活苦不堪言；再加上董建華政府處事拖拉，失誤成了常態，市麵不滿情緒累積。
??於二零零三年初，沙士 (非典) 疫症蔓延香港，市麵愁雲慘霧，而政府諮詢了近一年的《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也在「民主派」發動總攻擊中到了立法會進行審議。七月一日，溫家寶總理來港主持回歸紀念，並且於上午簽署了CEPA協議之後回深圳，下午香港便出現了聲稱有五十萬人參加的大遊行。這次遊行的主題是反廿三條立法，實際上是全港反董的怨氣大爆發，其中的口號之一是「爭取零七、零八年雙普選」。但是在遊行之後，「民主派」卻不斷宣傳五十萬人遊行要求零七、零八年雙普選。
??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規定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規定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兩者都有條款說明，「二零零七年以後」的安排，「如需修改」，前者「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後者程序一樣，但隻「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民主派」認為， 二零零七年的特首選舉，和二零零八年的立法會選舉，應該實行全麵直選，而這修改程序，全部在香港進行，隻須把結果報人大常委會「批準」和「備案」便可。換句話說，在香港政製發展之上，中央是完全被動的，而且基本上是沒有權力的。理論上，中央有權不批準新的特首產生辦法，但中央真要實行這否決權，推翻香港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的法案，和特首的同意的話，對立法會和特首，和他們所代表的市民的支持，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必會造成巨大政治危機。李柱銘更到美國宣傳，香港的政製發展，隻須在香港的立法會中通過一些程序性修改便成。有了這一法律「根據」，「民主派」更一再發動示威遊行，要求零七、零八雙普選。
??二零零四年初，特區政府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負責的「政製發展專責小組」徵詢香港各界有關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意見。
??釋法明示香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的修改程序，須由行政長官提出建議後，再由人大常委會確定。香港行政長官據此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向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人大常委會並於四月廿六日，決定香港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選舉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均不實行普選，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占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亦維持不變。
??二零零三年舉辦「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再度舉辦遊行，舉辦單位堅持當日約有五十三萬人參加(但據各方麵的點算，人數隻有十多萬，雖然客觀來說，這也不是一個小數)，沿途高喊「捍衛民主、爭取自由」、「爭取零七、零八年普選」、「還政於民」等口號。從這些舉辦團體 的口號，可以見到，「民主派」依然幻想「還政於港人」，建立「獨立政治實體」，並且完全漠視人大常委會的權威決議，繼續要零七、零八年普選。
??另一方麵，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九日進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在六十個議席中一共獲得了廿五席，遠遠低於他們乘「七一」效應，要囊括立法會一半議席，達到「立會三十，香港新天」的目標。而「民主黨」這旗艦，議員數目下降至九席，從立法會第一大黨的地位，下降至民建聯和自由黨之後的第三位置，喪失了領導位置，「民主派」也從此演變為沒有共主的「泛民主派」，除了民主黨之外，還包括新興的四十五條關注組、職工盟、前線、街工和民協等，以及其他獨立議員，如陳偉業、鄭經翰、譚香文、李國麟、郭家騏等。香港民意的逆轉，至此已露端倪，但是「泛民主派」卻完全沒有覺察，隻推諉於比例代表製的選舉方法，對他們不利，以及他們在新界東的捆綁策略錯誤所致。
??值得指出的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四日，在立法會於十二月廿一日就零七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表決的前夕，「民間人權陣線」所舉辦的遊行，主席台上的口號除了依然是「捍衛民主、爭取自由」、「爭取零七、零八年普選」、「還政於民」之外，還出現了「共黨必亡」等明顯反共的口號，而開路的口號，則是挑戰人大常委會決議的「爭取零七、零八年普選」。這次示威，舉辦者堅持是廿五萬人，但其他所有點算的結果，則全部隻在五至八萬之間，比前大降。所有民意調查，都顯示有過半市民支持曾蔭權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但亦有很大比例市民，希望盡早實行普選。民意的逆轉和取向，已經十分明顯。香港市民希望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與中央對話，尋求共識，循序漸進地加速邁向普選。
??代表主流民意的新整改方案
??29234;何被“反對派”蠻橫否決
??特區政府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中提出的零七、零八年政改方案，即所謂「區議會方案」，是既符合人大決議，又順應上述香港主流民意的要求的一個方案。根據這方案，二零零七年特首選舉，在選舉委員會形式不變的前提之下，選舉委員會人數由八百人增加一倍至一千六百人 ；其中增加的八百個席位中，香港總共五百廿九個區議員全員出任。而區議員當中，有八成是由直選產生的。其他選舉委員產生的方法，事實上亦大有調整空間。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在直選與功能團體議席比例不變的前提之下，各增加五席至共七十席。新增的功能團體五個議席，全歸區議會，由區議員互選產生。方案中有爭議的委任區議員問題，政府在立法會表決前作出讓步，建議在兩至三屆，即八至十二年之內，全部取 消委任議席。
??這個政改方案，並不牽涉零七、零八年之後的特首和立法會選舉，隻是一個過渡方案。這個過渡安排，不管怎樣看，畢竟也是向擴大市民民主參與、增加直選元素這 個方向發展。方案將全體區議員納入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功能選舉新增五席都給區議會界別，使這兩項選舉的選民基礎擴大至三百萬人，囊括了所有合乎選民登記資格的香港市民，對香港市民要求更多參與這兩項選舉的政治訴求做出了積極的回應。方案最初拋出來時，「泛民主派」私下表示大有喜出望外之感 ；但基於習慣上的反對立場，一時之間，不知道如何回應，初步反應十分混亂。但不久之後，有一個至今仍匿名的自稱七十八歲的老人，掏錢在多份中文報紙刊登整版廣告，問他有生之年能否看到普選。與之同時，天主教 香港區主教陳日君高調召開「政教會議」；民主黨前黨魁李柱銘和退休元老司徒華在內部大發雷霆不準妥協；而《蘋果日報》的老板黎子英也高調喝令「泛民主派」統一於零七、零八普選旗幟之下，將廿五個「泛民主派」 立法會議員捆綁在一起，並定期為他們每一個人定「轉 指數」。
??因此，在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九日，「政製發展專責小組」發表《第五號報告書》，正式公布「區議會方案」時，「泛民主派」議員馬上召開記者招待會，表示無法支持方案，因為方案沒有列出普選時間表，而且方案允許委任的區議員加入擴大後的選舉委員會。
??李柱銘批評政改方案「帶我們繞圈子」，「並不是前進」。民主黨另一個前主席楊森說，政府的計劃是不能接受的。「根本沒有妥協的餘地。這是政府對民主訴求采取的拖延政策，所以全部九位民主黨議員將會投反對票。」民主黨主席李永達強調，方案的每一個內容都未能滿足民主黨的要求，故民主黨會堅決反對方案。並表示「假如再有幾萬人遊行，政府就要因此而負責。」四十五條關注組的餘若薇質疑，「區議會方案」名義上要維持均衡參與，但實際上卻在維護小圈子選舉。
??更耐人尋味的是，對「顏色革命」特別有經驗，二零零五年八月份才履新的美國駐香港和澳門總領事郭明瀚(James B. Cunningham)也即時跳出來批評改革方案。「很多香港人與美國政府相信，普選的目標是可以在下一輪的二零零七 年行政長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中達到的。」這一觀點，他在十二月二十日美國商會午餐會的演講中再次重覆。香港的政改，竟然要美國政府一再說三道四，而且還根本視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和決議如無物。
??“反對派”並非29234;了爭民主
??而是政製發展主導權
??很明顯，「泛民主派」同樣無視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和決議，他們恃仗隻須二十票，便足以否決政改建議；而他們在捆綁之後的廿五票，則更還有五票可以「轉 」而無損其目標的安全係數 。反對派實際上乘機騎劫了這議題，根本不談有超過一半市民支持的「區議會方案」的內容和如何修改，堅持底線是零七零八普選。他們要求一個普選的時間表，而這時間表就是二零零七、二零零八 年實施雙普選。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於十二月十六日南下深圳與包括「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內的各界開座談會，明確表示中央很清楚香港民意既想通過「區議會方案」，也想有普選路線圖時間表，這兩者毋須捆綁在一起，先通過「區議會方案」，再從容討論時間表路線圖。而由特首曾蔭權親自主持的「策略發展委員會」屬下「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也已經早在十一月廿八日開了第一次會議，並公開宣布定了在二零零七 年初就普選時間表路線圖提出報告。
??很明顯，「泛民主派」爭的不是民主，他們爭的是香港未來政製發展的主導權。他們很清楚，隻要「區議會方案」一通過，討論以後政製發展的主導權就在曾蔭權政府手上，而這恰恰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狀態。之後的發展，大家都已知道∶「泛民主派」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晚，同樣以廿四票反對、一票棄權，把特區政府提出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否決了，香港政製在未來七年，要被逼原地踏步。
??從「民主派」到「泛民主派」，他們以十多年的一貫作風，向香港市民強烈的表達，他們不是什麽民主派，是赤裸裸的反對派。這一股以憎恨和害怕共產黨情緒為出發點，幻想以民主政製 做隔離手段，與美英勢力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反對派，不但不是民主派，更是破壞香港民主正常發展的力量。不過不管怎樣，經過最近一役，他們在市民之間已經喪失威信，因而失去以後政製發展的主導權。反對派否決了政改方案，香港的民主化反而走上真正植根於中國和香港的政治現實，和長遠的願景和利益，並少受外國勢力左右的康莊大道。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2月號，總第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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