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城故事丨“旗民分治”內外城zt

 

 

清順治元年（1644），睿親王多爾袞率清軍進入北京城。不久，順治帝在皇極門舉行入關後的登基典禮，並定都北京，八旗及隨員約32萬人也擁入北京。順治五年（1648），清廷強令原居住在北京內城的漢官、漢民、商人遷往外城，騰出內城安置八旗官兵及眷屬，史稱“旗民分治”。

穩固政權 內外分治

八旗是清代滿洲、蒙古和漢軍八旗的總稱，滿、蒙、漢軍各八旗，共計24旗。據《八旗通誌》載：“自順治元年（1644），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衛皇居。”

八旗進入內城後，被安置於內城和皇城之間，基本上按內城的八個門分布：鑲黃旗居安定門內，正黃旗居德勝門內，處於北部；正白旗居東直門內，鑲白旗居朝陽門內，處於東部；正紅旗居西直門內，鑲紅旗居阜成門內，處於西部；正藍旗居崇文門內，鑲藍旗居宣武門內，處於南部。

皇城以外，以棋盤街、鼓樓大街為界，東部自北而南依次是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四旗，稱左翼；西部自北而南依次是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四旗，稱右翼。這八旗統稱為京師八旗。

當初清廷將八旗如此分布，一種說法認為與五行相克頗有關聯：兩黃旗位於北部，為土克水；兩白旗位於東部，為金克木；兩紅旗位於西部，為火克金；兩藍旗位於南部，為水克火。實際上這是一種牽強附會的說法，並不可信。其實，清軍在入關前，就有八旗製度。在行軍打仗駐防時，就是按照兩黃旗居北、兩白旗居東、兩紅旗居西、兩藍旗居南的格局駐紮。到了北京城，也就依照這種序列分居在八門之內了。

定都北京之初，北京內城旗民混居，不僅居住矛盾突出，而且時常發生衝突。順治五年（1648），為了穩固統治和緩解日益尖銳的居住矛盾，清廷下令將原居住在內城的漢民、商人遷往外城，即使當朝漢官大臣也不例外。從此，旗人圈占了北京內城。內城在北，外城在南，彼此被一道高高的城牆阻隔。這樣，旗人與漢民不僅在行政上各有隸屬，而且在空間上也彼此隔離，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外國人稱內城為“韃靼城”，外城為“漢人城”。

內城人滿 大肆擴建

清廷對八旗兵丁給予的政策極其優越。兵丁均按丁口授予土地，而且“各旗兵丁沒有徭役、糧食等稅捐”。同時，清廷還實行八旗官兵的食餉製度，給兵丁按月發放銀兩、按年發放米糧。居住方麵，八旗兵丁的房屋由清廷分配，一般從軍之人給房兩間。之後由於內城房屋數量緊張，改為每人一間。為了解決京城閑散旗人的生計，清廷還增加各種護衛軍員額將他們召入，發放銀兩。對於沒錢婚配的旗人，清廷還給予賞銀，資助他們婚配。悠閑優渥的生活環境，使旗人人口快速增長。

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清廷的壓力十分沉重，而最關鍵的是內城的空間有限，無處可居成為越來越大的問題。因此，清廷又在四郊建房，將大量旗人向城外遷居。

康熙三十四年（1695），麵對京城7000餘名八旗兵丁無房可住的問題，清廷在內城八門外，每門蓋房2000餘間，合計1.6萬餘間，給無房的窮困旗人居住。康熙末年，又在京郊建房2500餘間。雍正時期，在圓明園周邊建房1萬餘間，在內城八門外建房3700餘間。乾隆時期，在香山、藍靛廠一帶建房1.6萬餘間。到清代中期，四郊建造營房累計達到48000餘間，派駐移居官兵22000餘名，包括家眷在內合計80000餘人。由此，在香山、藍靛廠一帶留下了諸如廂紅旗、藍旗營等地名。

京師八旗官兵在京郊的駐防，一方麵可以拱衛皇家苑囿，另一方麵也疏散了內城大量增加的人口。此外，清廷還采取了其他措施疏散旗人，如將八旗兵丁派駐京外，有的遷移到東北；將漢軍八旗下的部分壯丁“出旗”；任命八旗人員到各地做官。這些措施減緩了內城旗人數量的增長。道光、鹹豐年間，農民起義時有發生，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爆發了兩次鴉片戰爭，導致清廷連年用兵。八旗兵丁的數量開始下降，北京城內旗人的居住矛盾得以緩解。

外城留居 實施嚴控

八旗兵丁占據內城後，大量漢官、漢民、商人等被迫遷居外城，導致以往外城一些不被看好的地方成了“香餑餑”。外地官紳、文人、商人來到京師隻能住在外城，這也造成了會館的發展壯大。

外城相較內城空間更為狹小，人口增長造成的居住壓力更大。清朝初年，外城人口約為14萬人，到了乾隆末年約為19萬人。對待八旗兵丁，清廷采取在內城八門外及四郊建房等措施緩解居住壓力；對待漢民，清廷則是采取了嚴禁進京等措施，以控製人口增長。

然而，一些由於失去土地和自然災害等破產的流民，仍源源不斷地擁向京師，以求找個活兒幹、討口飯吃。清廷對這些流民采取驅逐的政策，將流民遣送回原籍。之後，清廷又規定，隻有來京候選、候補及讀書、經商等人，才能在京居住。而候補、就讀及經商之人，往往停留一段時間就離開京城，因此對外城人口增長影響不大。

此外，清廷還限製退休官員留居京城，限期離京。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廷規定“凡京官革職、休致、解任，嚴催起程”。即使沒有返回原籍的，也不能在內外城居住。在京城各部衙門的書吏，5年役滿考職後，即嚴催回籍。如有私自藏匿京城的要予以問罪查辦。

在這種高壓下，外城人口數量增長極其緩慢。直到乾隆中期，清廷才逐漸放鬆了對流民的限製。這也成了流民謀取職業、占籍北京外城的機會。來自山東、山西等地的謀生者逐漸多了起來，到清朝末期，外城達到30餘萬人。

清中期以後，“旗民分居”的格局就已經開始出現鬆動。嘉慶、道光朝後，由於清廷財政緊張，八旗兵丁單純依賴國家糧餉的狀況愈發困難。清廷放鬆了限製，滿漢開始通婚，一些旗人為了自身生計開始務農經商。到了光緒帝“戊戌變法”時，移居內城的漢人數量明顯增加。1900年“庚子事變”後，移居內城的漢民數量達21萬，“旗民分治”的局麵被徹底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