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第一監獄：上海提籃橋裏的故事
往日風摘要：
中國最古老的現代監獄——上海“提籃橋監獄”已經矗立110年了，在這座曾經的“東方巴黎”，這樣的時間維度足以漫長得讓其地名都成了監獄的代稱詞。從公共租界、日偽政權、國民政府輪替進入共和國時代，提籃橋監獄關押的犯人有革命黨人、共產黨人、抗日分子、日偽戰犯以及人民政權成立後的反革命犯等等。作為各個政治力量維護統治的暴力機器，提籃橋監獄在滄桑變幻中輾轉騰挪，記錄下一個國家在追尋法治進步路上步履蹣跚的腳步。
本文首發於《南方周末》
正如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所說：“覘其監獄之實況，可測其國度之文野。”從章太炎、鄒容到任弼時，從日本戰犯到陳璧君，從“首富”周正毅到“刀客”楊佳，提籃橋監獄和它的匆匆過客，一起成為一個國家追求民族獨立與司法進步的見證。
提籃橋監獄成為世紀初的革命溫床。共產黨員還在提籃橋監獄時就培養了一名印度看守的共產主義信仰，讓其接受黨組織的指示。
陳璧君性格孤傲，在國民黨監獄裏人們都叫她“汪夫人”，一次一名少將軍官因為叫了她的名字，遭到她的當麵辱罵。
上海“首富”周正毅入獄後，提出給每個牢房安裝空調並召開“董事會”。轟動全國的殺警青年楊佳也被短暫關押於提籃橋。
中國最古老的現代監獄——上海“提籃橋監獄”已經矗立110年了，在這座曾經的“東方巴黎”，這樣的時間維度足以漫長得讓其地名都成了監獄的代稱詞。
如今，在繁華的上海北外灘，提籃橋監獄古舊斑駁的監獄房舍，已深陷摩天大樓和虹口CBD商圈的包圍，後者象征著財富的金黃色樓體與前者黑灰色磚牆對比鮮明。監獄的存在抑製了周圍居民區的生長，破舊裏弄連接起低矮的平房，電線杆上拉起的鐵絲晾曬著花花綠綠的衣服，仍是上海弄堂的舊光景。
“拆了也好啊。”提籃橋監獄將搬遷的消息令平房裏的業主們有些興奮，拆遷改造對他們而言意味更好的居住條件。此前，政協委員與人大代表曾多次提出將提籃橋監獄搬遷改造。2013年7月，上海市政部門回應媒體時說提籃橋監獄功能置換已經列入長期規劃。
曾經的“遠東第一監獄”或將告別，但曆史已深深地嵌入這個地點。7月23日，上海酷暑天裏仍有一些市民前往監獄門口拍照留念，他們偶爾會跟門衛打聽點兒消息，或者就隻是繞著監獄走一圈。
從公共租界、日偽政權、國民政府輪替進入共和國時代，提籃橋監獄關押的犯人有革命黨人、共產黨人、抗日分子、日偽戰犯以及人民政權成立後的反革命犯等等。作為各個政治力量維護統治的暴力機器，提籃橋監獄在滄桑變幻中輾轉騰挪，記錄下一個國家在追尋法治進步路上步履蹣跚的腳步。
給“阿三”傳播革命
“宣傳印度和中國都是深受殖民主義壓迫的國家。”這些共產黨人敏銳地觀察到印度看守在監獄中身份並不高，出入監獄都會被檢查肛門，並借此尋求同情。
64歲的徐家俊的心中有一部提籃橋監獄史。1972年從華東政法學院畢業後，他成為了上海提籃橋監獄的一名獄警，後來“半路出家”成為監獄史誌辦主任。“章太炎、鄒容肯定是最早的知名犯人了。”他的講述嚴格遵循年份先後。
章太炎VS鄒容
1903年6月，章太炎、鄒容因為“蘇報案”被捕。鄒容寫就的《革命軍》自序以及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先後於蘇報發表，鼓吹革命，從而激怒清政府。
清政府很想親自處置倆人。但《蘇報》位於租界，“治外法權”這種恥辱性存在又在某種意義上卻成為晚清革命溫床。章鄒二人被判進入提籃橋監獄，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兩年。
當時，提籃橋監獄才剛剛啟用不久。當時租借的巡捕房內常常人滿為患，英國人建設用以關押日益增加的犯人，這是一座全新的西式監獄，5層兩排囚室背靠背地建在一起，每個囚室都有鏤空的鐵欄杆。
上海兩大報紙《申報》和《新聞報》曾報道過租界監獄中的流行病，並以“情形慘烈”形容犯人的死狀，“大都九死一生”的傳聞傳遍街巷，一時間人心驚駭。一位名為宋方泉的罪犯聽說要被關押在提籃橋監獄，嚇得在巡捕房內吊頸自殺了。
章太炎因為近視，在敲打做水泥地用的石子時動作遲緩，即遭到印度看守的毆打。而血氣方剛的鄒容顯然更不適應提籃橋，夜不成眠的他抑鬱致病，竟然在出獄前一天吐血而亡，年僅21歲。章太炎抱著他的屍體痛哭。
鄒容的去世在社會上引起震動，人們一度懷疑監獄的惡劣狀況導致了他的死亡。事實上，除去殖民者的壓迫，提籃橋監獄作為西式監獄，其幹淨有序的環境和先進管理理念，對晚清司法改良起過重要的推動作用。
1907年，清政府曾派法部郎中韓兆蕃考察提籃橋監獄，獄內“內外明潔，纖塵不雜”的環境曾給這名官員留下深刻印象。支持司法改良的官員在全國各省都建立了西式的模範監獄，並廢除淩遲、戮屍和梟首等傳統酷刑。
辛亥革命後，中國推翻帝製。而提籃橋監獄卻仍懸掛英國旗幟，典獄長也仍舊是英國人。大革命失敗後，提籃橋監獄轉身成為壓迫共產黨人的地方。
“白色恐怖”時期，國共合作破裂，不少共產黨人被捕。當時作為中共五位主要領導之一的任弼時、前國務院副總理張愛萍、皖北革命根據地創建人江上青等都曾在提籃橋監獄短暫關押。
根據荷蘭漢學家馮客的研究，當時租界之外的監獄對待政治犯是異常殘酷的。例如上海龍華監獄關押共產黨人如彭湃等都在進監獄不久後遭到處決。
馮客曾考察蔣介石時代的監獄刑罰，他驚異地發現正是監獄造就了聲名顯赫的革命者，監獄成為另類的政治舞台。
那個時期的政治犯在監獄中頑強進行著活動。共產黨員姚家礽、徐建樓、劉俊在提籃橋監獄時就培養了一名印度看守的共產主義信仰，並通過這名“52號看守”來傳遞信息，接受黨組織的指示。
“宣傳印度和中國都是深受殖民主義壓迫的國家。”這些共產黨人敏銳地觀察到印度看守在監獄中身份並不高，出入監獄都會被檢查肛門，並借此尋求同情。在提籃橋監獄管理層麵，華人的地位不斷提升，嚴景耀就在1935年通過公開招聘成為副典獄長。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四個月後上海陷落，原來的國民黨員此時也成為了提籃橋監獄的階下囚。日偽時代，監獄內缺衣少食，囚犯死亡率很高，還被征發到舟山群島修築作戰工事。
戰犯的遺書
戰犯安藤畏罪在提籃橋監獄服毒自殺，並流淚給原侵華日軍最高長官岡村寧次寫了遺書，表達了對戰敗無可挽回的、深深的遺憾。
1943年，國民政府通過外交手段從英美等國手中徹底收回了上海租界和治外法權。兩年日本投降，中國的旗幟才第一次真正在提籃橋監獄升起。
根據盟軍的安排，審判日軍軍隊在中國內地和台灣地區殺害美軍戰俘的軍事法庭被設在提籃橋監獄內。
1946年1月24日，提籃橋監獄十字樓2樓，侵華日軍第34軍參謀長鏑木正隆少將等18名戰犯受到公開審判。作為中國境內對日本戰犯首次審判，提籃橋監獄湧入了許多記者和旁聽者，坐在首席旁聽席上就是美國空軍飛虎隊司令陳納德將軍。
軍事法庭通過兩次開庭，判處鏑木正隆等5名戰犯死刑，其餘12人刑期不等，1人被無罪釋放。
1946年4月22日，反綁雙手的5名戰犯被押解到這裏，宣布執行絞刑。鏑木正隆等人臉色煞白，在被問及有什麽遺願時搖頭不語。從1946年4月到1949年1月，國民政府國防部上海軍事法庭也審結日本戰犯116人，其中死刑14人。這些戰犯多在提籃橋監獄內執行槍決，其中還有部分漢奸罪犯。提籃橋監獄也因而被稱為“中國海牙”。
在提籃橋監獄走向終點的戰犯級別最高是日本駐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和侵華日軍第六方麵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岡部在武漢率21萬日軍投降後，先是被囚禁在武漢大學，後乘輪渡前往上海提籃橋監獄，被關押在十字樓內。之後突患腦溢血，至死尚未受到審判。
“在上海公出的西浦參謀歸來，帶來在上海監獄中自殺的安藤大將給我的遺書一封。”戰犯安藤畏罪在提籃橋監獄服毒自殺，原侵華日軍最高長官岡村寧次曾在他回憶錄中提到。在遺書中，安藤流淚表達了對戰敗無可挽回的、深深的遺憾。
審判戰犯的光彩並未長久地停駐在提籃橋監獄，很快來到的內戰使得監獄物資極度匱乏。典獄長孔祥霖曾向地方法院借用三億元購米儲用。
1948年3月開始，提籃橋監獄缺糧食的新聞一再見諸報端。監獄方不得不通過保釋等手段將大量犯人放出，到解放前夕犯人僅剩下650人了。
“我見到了陳璧君”
“學生們跟她說話，叫她汪夫人，她也會偶爾回答一兩句。”隔著欄杆，朱永嘉看到穿著灰色囚衣陳璧君頭發已經花白，樣子很安詳。
複旦大學朱永嘉已經82歲了，仍記得他第一次參觀提籃橋監獄的感受。“犯人很少，沒有陰森森的感覺。”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一次，我見到了陳璧君。”
朱永嘉
1949年上海解放後，18歲的朱永嘉作為清心中學的黨支部書記，特地帶著組織成員參觀這個帝國主義侵華的產物。此時，提籃橋監獄已被解放軍接管，大批漢奸犯人被移送到提籃橋監獄，其中就包括汪精衛夫人陳璧君。
“學生們跟她說話，叫她汪夫人，她也會偶爾回答一兩句。”隔著欄杆，朱永嘉看到穿著灰色囚衣陳璧君頭發已經花白，樣子很安詳。她房間裏有一張床，一個寫字台，一把椅子，還有一些書。
陳璧君性格孤傲，1946年被江蘇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她針鋒相對指責蔣介石賣國。在國民黨監獄裏人們都叫她“汪夫人”，一次一名少將軍官因為叫了她的名字，遭到她的當麵辱罵。轉入新中國的提籃橋監獄後，陳璧君的稱呼變成了番號“20304”。
陳璧君
入監後，陳拒不認罪，言必稱“汪先生如何”，曾多次提出申請重審她的案件，但新中國人民政府延續了前一時代的判決。監獄幹部讓她挖思想根源，寫出自己的罪行，陳璧君的回答總是：“我有什麽好寫，我有什麽罪？”她還曾因為小事絕食三天。
1959年6月17日，在提籃橋監獄醫院多次搶救無果後，陳璧君去世。觀察著新政權的動向，她曾在思想匯報中寫道：知道共產黨成功，不是偶然的事情。後來看到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後，我更心悅誠服了。常年病痛的折磨，晚年的陳璧君已經不複有往日的悍橫。
在提籃橋監獄中，朱永嘉和他的小夥伴們還看到了有十字架的懺悔室、絞架和頭套。當時，這個青年並沒有想到之後會和這座監獄會產生更多的聯係。1950年代開始後，朱永嘉進入了上海複旦大學學習，之後留校擔任政治輔導員並任教。
為了鞏固新生政權，掃清潛伏在社會各處的敵人，鎮反運動開展起來了。投誠的提籃橋監獄末代監獄長王慕也被劃為反革命分子，1951年7月被上海市軍管會軍法處判處死刑後槍決。
隨著鎮反運動的擴展，提籃橋監獄收押的犯人也逐漸多了起來。在朱永嘉工作的複旦大學，學者們也逐漸被牽涉政治運動之中。1955年 5月15日，賈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與胡風的關係，他仍堅持肯定兩人是共患難過的朋友，並為胡風辯護，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之後一度關押在提籃橋監獄。
“王造時這個人性格不錯，我們也談得來。”“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也因為“質疑蘇軍侵略東北”被安排在複旦大學曆史學院工作，1957年被劃為“右派”。朱永嘉一直負責王造時與組織的聯係，並匯報材料。王造時談吐幽默，朱說自己當時已經成家，王還曾笑言將女兒嫁與他。
1964年，朱永嘉工作調動進入上海市委寫作組，之後擔任曆史組組長，而當時擔任文學組組長則是姚文元。1965年初，姚文元找到朱永嘉說市委要寫評論《海瑞罷官》的文章。姚文元對曆史方麵並不清晰，希望朱永嘉能提供史實資料。
朱永嘉後來找到了吳晗寫的《海瑞集》交給姚，並了解到這是江青安排下來的任務。姚寫完文章後，又將草稿交給朱永嘉讓他改正曆史錯誤。後來朱永嘉又參與了對鄧拓《燕山夜話》和“三家村”的批判。
緊接著，“文革”開始了。
五分錢子彈費
當時監獄內為了抓出更多的反革命犯，給予那些交代親屬“罪行”的犯人以減刑等獎勵。“幫他觸及靈魂，或者就直接打。”
作為上海市委寫作組總負責人，朱永嘉登上了“文革”政治舞台。1967年2月附近，造反派想要控製提籃橋監獄並向公安機關“奪權”，便找到了在“火線指揮部”工作的朱永嘉商量。“我當時給張春橋打了電話，他支持奪權。”朱永嘉說，紅衛兵隨即進入，提籃橋監獄也進入不正常狀態。
而另一麵，朱永嘉的身邊人卻陷入劫難。王造時由於不停遭到批鬥致病，後來在提籃橋監獄救治，竟死在了那裏。王造時的兩個兒子和女兒也在“文革”開始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先後去世。
殘酷的洪流很快蔓延開來，並裹挾了19歲的上海青年劉文忠。劉文忠哥哥劉文輝是最早的“文革”質疑者，曾寫下了批駁“文革16條”的萬言書。劉文忠代替哥哥前往杭州向全國知名高校寄出了這封信後，被公安部門抓獲，判刑十三年。而他的哥哥劉文輝則在1967年3月被槍決。
服刑期間，劉文忠曾多次前往提籃橋監獄看病，並在其中關押四年。“當時監獄裏辦學習班，讓犯人交代餘罪，搞人人過關。”劉文忠說，當時監獄內為了抓出更多的反革命犯，給予那些交代親屬“罪行”的犯人以減刑等獎勵。對於不願招供的犯人，其他犯人就有義務“幫他觸及靈魂，或者就直接打”。
劉文忠原本於1969年被下放工廠，因為其他犯人檢舉他說了不敬的話再度被捕。由於文筆不錯，他成為了學習班裏的記錄員。
一次，一名技工因為不正當性關係入獄來到劉文忠所在的學習班，他“供出”了他的妻子，因為她吵著離婚。“他當時說，他妻子在掃地中故意打碎了家裏的毛主席相框。”劉文忠說，自己當時曾特意提醒他是否肯定是“故意”，這個憤怒的男人沒有改口。
當時，提籃橋監獄關押者大量的“反革命犯”，北京大學畢業生lz也是其中之一，她從1960年就關在這裏。“lz那時候精神已經不好，經常胡言亂語，舉止怪誕，但仍在寫東西。”劉文忠雖然與林昭共同關押，卻從未見麵。
1966年5月6日，北大同學張元勳同林昭母親許憲民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看望她，LZ精神狀態尚可。此前，林已經數度絕食、自殺，她曾寫到自己曾長時間戴著腳鐐，生理期都不曾解脫。在獄中LZ用血在白色的被單上寫作了二十萬字之多。林昭在獄中完成的《我們是無罪的》、《告人類》後來都成為影響一代人的文字。
1968年4月，LZ被槍決。工作人員來到林昭母親家索取五分錢子彈費時，通報了她的死亡。
周正毅的獄中“董事會”
坐牢期間，周正毅買通了專職看守他的監獄幹部俞金寶，以期獲得減刑，甚至因此“可以在提籃橋監獄開董事會”。
時間輪回，曆史又回歸了。1976年底，伴隨著“四人幫”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結束，緊接著改革開放的時代來臨了。朱永嘉因為“策動武裝叛亂”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並從1982年9月開始關押在提籃橋監獄。而在他入獄前後，林昭和劉文輝都已經獲得了平反。
“當時犯人還排演話劇，講重新做人的，看得人流淚。”朱永嘉說，當時監獄的文娛活動還是非常豐富的。朱永嘉回憶說，他與一些人辦了一個大專班，教犯人讀書。當時，正是嚴打時期，很多青年人因為打群架被判刑，後來這個大專班居然在虹口區組織的考試中名列第一。
能帶書看，也能教書育人，朱永嘉在回歸正常的提籃橋監獄度過了平靜的7年時光。“提籃橋監獄逐漸探索進行監區文化建設，目標是成為一座改造的大學校。”徐家俊說，提籃橋監獄“裝閉路電視”、“培養犯人才藝”等許多先進做法還被樹為典型。
提籃橋監獄九監區獄警嚴大地原本是一名美術老師，他的工作常是與重刑犯打交道。“別人都說在習美組看不到一張凶神惡煞的臉，其實他們很多都是殺人、搶劫的重刑犯，是畫畫改變了他們的眼神。”
嚴大地在監獄辦起來的學習美術組在12年裏畢業了三百多名人，學員重新犯罪率為零。還有學員畢業後開了畫廊，以之為生。
多數時間裏提籃橋監獄隱匿長陽路147號的院牆之後，平靜如常。隻有在前上海“首富”周正毅被關押在這裏，才短暫地為人矚目。
周正毅
2004年6月，周正毅從上海市看守所轉移至提籃橋監獄關押，剩餘刑期35個月。到提籃橋後不久，周正毅給提籃橋監獄每個牢房裏裝了空調。坐牢期間，周買通了專職看守他的監獄幹部俞金寶，以期獲得減刑，甚至因此“可以在提籃橋監獄開董事會”。周正毅出獄後三個月俞金寶被雙規，而周又於2007年11月再度獲刑17年。
2008年7月1日，此前與警方產生過衝突的社會青年楊佳闖入閘北公安分局內刺死六名警員、刺傷四名警員和一名保安人員，成為轟動一時的襲警案。此後楊佳也被短暫關押於提籃橋，並在獄中執行死刑。
82歲的朱永嘉也已經蒼老了，他仍住在學校安排給他的老宿舍裏，高達房頂的書架堆滿了書。首富入獄或者憤青複仇，他都無暇顧及，大部分時間裏他都埋首在在紙堆中。他仍記得再度跨入提籃橋黑色大門時的恍惚，朱永嘉說坐牢和參觀相比，心境不同了。
朱永嘉入提籃橋監獄後不久，賈植芳曾托監獄管理人員帶話讓他保重。原來，而朱被分到的八大隊，賈植芳也曾呆過。身陷囹圄十數年的賈植芳“文革”後重獲自由，返回複旦大學任教。
“我後來小便出血，在醫院病房醫治，沒想到竟是王造時住過的。”醫護人員告訴朱永嘉，王就死在那個小小的病房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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