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是個說幹就幹，不尚空談的人。既然國民政府做出和平解決東北問題的姿態，7月2日，他電告北平何成濬，由他親自指派的全權代表王樹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貽，正在大連候船謁蔣介石，請知會平津軍警加以保護。這表明張學良已以實際行動，正式啟動東三省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和平統一談判。但他同時又是個寧折不彎，不輕易屈服於人的人。
一、蔣介石親自主導解決東北問題
3日，蔣介石為“祭告總理，收拾北平軍事，解決奉天問題”，邀約馮玉祥、李宗仁等人盡早北上到達北平。同日，張學良宣布就任早在6月27日，便已由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選舉產生的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之職。張早不宣布晚不宣布，偏偏在蔣抵平後的同一天宣布，是曆史巧合，還是有意的安排?
征諸王樹翰等人抵平後，向新聞界公開發表談話說：
“東三省目前確成整個的狀況，一切由漢卿指揮，此次讚成統一，亦係各方與漢卿主持，隻要事確【實】上不發生困難，定可從容接洽。”
顯然，張學良是要借此向蔣介石及世人表明：他現在已是東三省說話算數的“整個”領袖，即統一領袖，不是可以隨便輕視的。
其實，蔣介石早就摸清了張學良的心態，所以曆來都很照顧張的麵子。還在6月中旬，他就通過孔繁蔚表過態，“以政治手腕解決時局”，絕不會“以征服者待奉軍”。7月3日，又通過李烈鈞向報界公布“政府處分東三省問題”的三項基本原則，以表達其對奉方寬大為懷之意：
“(一)以政治手腕為三省人民謀福利；(二)對三省新舊派兼容並顧，不偏於任何方麵；(三)以公正辦法處理東省政務軍事。”
張學良全權代表王樹翰等人抵達天津後，蔣先是派漆英赴津看望，後又派張品哲促其早日赴平。10日下午抵平時，命方鼎英等百餘人前往東站迎接。12日，又在碧雲寺先與閻、馮、李等人單獨會見。13日，更在中外新聞記者招待會上，對當時報界各種有損張學良及奉軍尊嚴的言論，進行了善意的批評和製止。
他說：
“刻下奉天代表已來平。自從張學良東電(指7月1日電)發表後，有謂奉方求和，有謂奉方投降，其實這一類的話，皆能引起不好的感想。要知道我們不是用武力統一國家的，是用主義統一國家的，無論奉方派代表來，或是通電表示，我們為國計民生計，均不能再戰，隻要大家服從三民主義，同在主義下努力就行了，並不像國際戰爭，有所謂求和、投降等名詞。以後請各位對於奉方代表和通電，不要隨便登載，引起他們的惡感來。”
為排除各方幹擾，確保和平統一談判順利進行，蔣介石剛到北平就推出了兩項重要措施：
一是實行新聞控製，不許本國新聞媒體隨便報道談判內容。7月11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行營辦公廳根據蔣的麵諭，分函北平新聞界：“關於東三省問題，正在秉中央決定妥善之處置，外人傳說紛紜，用意多不可問，本國新聞界對於此問題，宜格外慎重登載，免惑觀聽。”
他這樣做的目的，當事人邵力子曾坦率告訴記者：東省問題，“已囑各報不必登載，尤其是接洽內容，各報即有所聞，亦不可披露。
因日本人正擬設法以【從】中作梗，假使將內容隨便揭曉，則日人必大使搗鬼之伎倆也”。蔣介石推出的第二項措施是由蔣親自主持對奉談判事宜，他人不得插手。
蔣先於7月11日在北平湯山會議上，向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提出此項動議，迫使向來主張武力解決東三省問題的馮玉祥不得不承認：“關外的問題，由蔣總司令主持辦理。”然後於13日電告南京譚延闓：“奉方事現由中(正)負責接洽，如有該處代表來京商承者，請轉知國府各委員一概拒絕，以免紛歧。”譚隨即複電表示：“一切請公主持，專電已示同人，極為讚成。”蔣名正言順地取得了處理東三省問題的最高主持權。
張、蔣此次和平統一談判的第一個問題，是張學良7月1日通電中提出的“速開國民會議”問題。王樹翰等談判代表抵平後公開聲明：這是張學良易幟的前提條件，“前提決定，以後一切自易協商”，並表示他們將按張學良7月1日通電“述明”的“接洽範圍”辦理。
二、張學良的條件
張為何提出這一前提條件呢?
首先，國民會議是孫中山1924年北上宣言中首次提出，後又成為其遺囑中與廢除不平等條約並列的一大政治主張，以此為“易幟”的前提條件，或許不致引起南京國民政府的反對。
其次，張學良行事，向來標榜“尊重民意”，用王樹翰等談判代表的話說：“張總司令年來一切措施，純以民意為依歸。”國民會議，乃是民意最高機關，“易幟”與否，一旦議決，誰好反對?可以借此讓“易幟”反對者閉口。
第三，更重要的是張學良對“易幟”尚有一層顧慮，誠如他自己所說：“因對外則有某方(指日本)瘦伺，對內則新遭大故，變更太驟，慮生枝節，但須經過一重正式手續，全國一致解決。”
張學良此言，除了表明他希望東三省“易幟”，能經過國民會議這樣“一重正式手續”，以示其尊重民意，不給日本幹涉以借口外，還透露了他不希望“易幟”進程“太驟”這樣一層心思。怎樣才能使“易幟”進程不致“太驟”呢?國民會議自然是最佳選擇。因為依據孫中山的設計，國民會議召集之前，尚須先召集一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事。
如此一來，“易幟”進程還快得起來嗎?至於張學良何以不希望“易幟”進程“太驟”?征諸後來的事實，可以肯定和他所要求達到的條件不無關係。或許正因如此，張學良這一先決條件，才自始不為南京國民政府所接受。
蔣介石還在北上途中即已宣布：“召集國民會議，不可急劇從事，在第五次中全會當有決定。現在訓政時期，國民會議尚非其時。”
7月4日，閻錫山也表態說：
張學良對“三民主義隻有服從，無所謂妥協。張請召集國民會議解決東三省問題，尤屬誤會，因全國統一後，方能召集國民會議，並非以國民會議來謀統一”。邵力子完全讚成閻的意見：“國民會議須侯統一後召集，非開國民會議後始能統一。”
此後，國民會議便沒了下文，可以肯定是張學良已意識到此路不通，徹底放棄了這一要求。
由於張學良不再堅持速開國民會議為“易幟”的先決條件，談判隨即轉人“易幟”條件、何時“易幟”等具體問題的磋商階段。盡管張學良代表聲稱“餘等此次來平接洽，本無條件”；蔣介石也公開宣布：“現在我們不一定積極的要他們掛青天白日旗，我們也不一定積極的要他們明了主義，我們是要他們知道國家有統一的必要，否則名義上雖然統一，而實際仍不統一，是無用的。”
但事實上，條件還是有的，甚至少不了討價還價。張學良除通過王樹翰等人在北平直接與蔣介石接洽外，還在奉天親與蔣所派代表參謀廳長劉光、前北京政府財政總長張弧之子張同禮周旋。
三、蔣介石的要求
綜合奉天、北平兩地所談，涉及“易幟”條件的問題，總體而言，蔣介石要求張學良：
一、東三省歸國民政府節製；二、奉行三民主義；三、改懸青天白日旗；四、撤退關內全部奉軍。
張表示均可辦到，但也提出一反要求，“國民革命軍不進往關外，東三省兵力照比例裁撤”。
分別而論，主要是：
1、指示外交機宜問題。
張學良希望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全力辦理對日交涉，東三省外交方麵由國民政府指示機宜，聲稱：“隻要國府對外交有把握，東北易幟不成問題。”蔣表示：“中央自有外交準備，必能為先生負責。”
2、設立政治分會問題。
如前所說，張學良此前就向蔣提出過，“易幟”後須在東三省設立政治分會，並由其親任主席。對張學良這次舊話重提，蔣同意由其組織、請委，不加幹涉，並表示“對東北人才特別延攬”。為防口說無憑，張要求蔣明複一電，以安部下之心。
3、組織國民黨黨部問題。
張學良以東三省人民未經訓練，希望暫緩組織國民黨黨部，先派員赴南見習，再行舉辦。蔣則擬請周震鱗、田桐、王乃昌、戴季陶等前往指導黨務。
4、暫停熱河軍事行動問題。
張學良借口難保不引起全局誤會，懇請蔣介石暫停進兵熱河，待三省全局議定，再從長討論。但遭到蔣的拒絕。7月15日，蔣任命方振武為左路總指揮，負責熱河軍事。
5、肅清關內直魯殘軍問題。
蔣介石本擬“依照政府計劃”，早日肅清關內直魯殘軍，張起初也曾同意由蔣“負責處理”，但後又“聲明中央若予以猶豫期間，彼方能設法將該項軍隊解決”。蔣“為息事寧人計，準予所請”，但限定須於五星期內一律改編，且“仍準備軍事，以防不虞”。
6、恢複交通和放還鐵路車輛問題。
蔣要求張學良盡快恢複平奉路通車，並速還平漢、津浦、平綏各路車輛，以利交通。張複電告以代表赴平時，就“曾囑提議及此……如或有不便，亦可分段開車”。至於所扣車輛，也“確允放回”，但又有消息稱，“張學良願還其半，蔣則要求全還”。
由此可見，張學良“易幟”，的確“不是無條件的投降，而是有條件的妥協”，誠如當時社會輿論所指出：張學良“須以確定東三省地位為前提，決非為三民主義而犧牲一切者”。
四、一拖再拖的易幟
對於“易幟”時間，蔣介石當然希望張學良能在其留平期間“立即改幟”，以便借此贏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和支持，也為他爭奪國民黨內部統治權取得更加有利的地位。但張卻認為東三省情勢特殊，“不能不斟酌環境狀況，循序進行”，希望蔣也能據此“斟酌一最快捷最完美方法，俾對內對外均無遺憾”。
顯然，他並不以立即“易幟”為然，隻是在蔣介石的強烈要求下，才勉強與其達成了熱河先於7月19日宣布“易幟”，東三省再於20日發表“易幟”通電的協議。
19日，熱河都統湯玉麟倒是在張學良的授意下，如期宣布熱河“易幟”了。但東三省卻未能於20日兌現“易幟”的承諾，原因是19日發生了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奉田中外相之命，再次警告張學良不可“易幟”事件。
為此，21日，張親電蔣介石，痛呈愧疚：“日方警告情形，迭請代表轉達，諒荷察及……通電易幟，弟已承諾在前，獨以顧慮桑梓目前危險，不克立時踐約，愧疚實極。”同時表示：“弟此後行動，一以兄為依歸，易幟固為袍澤之良友，不易幟亦為精神之信徒。東省行政方針，當本先總理訓政方略，亦步亦趨，為不拘形式之統一。”
希望蔣能體諒他暫不“易幟”而為“精神之信徒”的苦衷。為進一步消除蔣對其未能踐約的疑心，張還建議蔣於離平返寧途中指定一會麵地點，以切商此後進行方法，並表示他“決不憚此一行”。
但蔣急需的是“形式之統一”，而不僅僅是“精神之信徒”。他一麵以“東北治安極關重要”，婉言拒絕了張學良的求見之請，表示“俟時局平定，再圖嘉會”；一麵通過何成溶、劉光轉告張：“東三省之存亡，即全中國之存亡，係乎先生今日之舉措，務望即日宣告易幟，完成統一。無論如何困難，必以毅力排除，勿稍瞻顧，致誤。”
因為：
“日人此等舉動，非僅悍然幹涉我國內政，直已視東三省為彼俎上物今懼別生枝節而猶疑不決，以後將永遠受其宰割，東三省不複為我國領土，先生亦豈能更有立足之地?若不受其侗嚇，毅然易幟通電而以獨立之精神出之，則東省為全中國之東省，全國皆將深致崇敬，為先生後援，且中央自有外交準備，必能為先生負責，日人未必敢肆吞噬。即彼真占據東省，吾人必以全力對日，援助先生，真愛國之英雄，決不患無用武之地也。
在蔣介石的再三催迫下，張學良不得不又一次答應22日為“易幟”之期(後延至24日)。蔣滿以為這次總可以如願以償了。殊料7月24日，他在寢食不安中苦苦等來的張學良之電卻如是說：“東省易幟，不能立時實行……如兄以為非易幟不可，則弟隻有去職，以謝我兄相待之盛意。”
至此，蔣已意識到他期盼中的東三省“易幟”是絕無可能在北平看到了，於是一麵複電安撫張學良，東三省“惟兄是賴，務望努力前進，以達最終誌願”；一麵懷著失望和不安的心情於25日離平南下返京。他在日記中寫道：“東省未定，關內未清【靖】，而來京開會，汗顏而已。”
五、來自日本人的壓力
就在蔣介石離開北平這一天，張學良將東北暫緩“易幟”的決定，告訴了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表明他已完全放棄了7月“易幟”的計劃。
東三省未能如蔣所願在其逗留北平期間宣布“易幟”，張學良強調是日本壓迫的結果，“如我方不聽勸告，(彼)即用武力。確非空言嚇”。他信誓旦旦地要蔣相信這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弟之為人，向不肯欺人自欺，請詢君實(劉光字君實)、小岱即可盡知。如再懷疑，並可派員來奉監督一切。”
還說他接到了東京的情報，日本“民政黨聯合貴族院反對政友會對於東省之舉動，以為破壞統一，幹涉中國內政，此種拙劣外交，徒傷中國國民感情，使日本益立於不利之地位，而政友會少壯派亦起而反對幹涉”。
這一切都表明田中首相的地位已“行將動搖，我倘於此時予以借口，彼轉可借對外問題以延長其政治生命，故為大局計，似不必急此一時”。
他詳細向蔣報告了東三省保安委員會所討論的對付日本之策，“不外三種：
一強硬，二曰軟化，三曰圓滑。強硬則必用武力，不但東省力有不足，即全國協力亦無把握；軟化則東省將成保護國，為朝鮮第二，非所敢出；暫用圓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麵於國際間著手運用，折其野心，始有辦法”，由此看來，張學良暫緩“易幟”也不全是消極的表現，而是為了在國際上尋求更為有利的時機，待堅持強硬對華政策的田中下台以後再行“易幟”。
張學良的“易幟”誠意不容置疑，誠如其談判代表所說：固然“不能因日本一紙警告而中止其固定計劃，但奉日接壤，關係較切，亦不得不與國民政府及海內賢豪商榷一番”；況且張學良“為東三省之責任人，稍一不慎，未必不演成第二濟南慘案，人方尋隙，我當鎮靜，理勢然也”。
但是，實事求是地說，張學良暫緩“易幟”也遠非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單一、純情。7月23日，他對某報記者的一句真情告白便說明了這一點。他說：易幟“斷不因日本警告即行終止，或當藉日本警告便誠心地進一步與國府早謀妥協”。
六、東北軍內部的分歧
原來，日本的警告，在張學良眼裏，其實也並不那麽重要，既然斷不會因日本的警告而終止“易幟”，說明他並不那麽懼怕日本，既然不會“藉日本警告”，“與國府早謀妥協”，說明他也不那麽依賴南京國民政府，更非不少研究者所過分強調的那樣把“愛國”看得高於一切。
種種跡象表明，他對易幟躊躇再三、裹腳不前，還有一個不願示人，或者說不願他人發現的重要原因，這就是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奉係軍事集團的群體利益，同樣是左右他抉擇“易幟”時機的重要標準，甚至是更為重要的標準。因為他很明白，他愈是重視奉係軍事集團的群體利益，他在該集團內部所獲得的支持率就會愈高。
張學良暫緩“易幟”後，其談判代表隨即在北平向新聞媒體聲明：
“東北此次毅然主張讚成統一，係鑒於中國頻年內亂，國將不保，確有速謀團結之必要，並非藉統一運動，以鞏固個人地盤與權利。此種主張係誠懇的、一致的，外傳張輔臣(張作相字輔臣，也作輔丞)、萬壽山(萬福麟字壽山)頗不讚同，皆離間挑撥文章，別有用意……易幟一事，因精神一致之傾向，遲早總須達到目的。”
意思是要人們相信張學良不是為了“個人地盤與權利”而暫緩“易幟”的，三省內部對“易幟”也沒有分歧。
這是不打自招，恰恰說明與“個人地盤與權利”有關。但是，最能說明問題的還不在於此，而是張學良授意湯玉麟7月19日宣布熱河“易幟”一事所反映的真實意圖，一在緩和社會各界對其遲遲不宣布東三省“易幟”的不滿情緒，如張學良、湯玉麟派往北平的交涉代表金鼎臣所說：“張總司令因外間對彼“易幟’遷緩多持異議，遂決命熱河先行‘易幟’以示促成統一之決心。”二在掩飾東三省內部所存在的新舊派係之分。
用金鼎臣的話說就是：
“湯司令及張敘五(張景惠字敘五)、張輔丞與張雨公(張作霖字雨亭)為數十年之患難交，時人號為奉方之舊派。今湯既聽張(指張學良)命，服從國府，可見東北對服從國府並無新舊之分。”
而張學良派往北平的一位談判代表則說得更加坦誠、直率：“現熱河湯玉麟業已‘易幟’，可證東北新舊派之說無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前所說，7月15日，蔣已下令進軍熱河，且部隊也已開始向熱河前進了。顯然，宜布熱河“易幟”，不過是阻止蔣介石進軍熱河，保證這塊地盤不致落入南京國民政府之手的應急措施。這是整個東三省“易幟”談判中，張學良始終堅持不放的條件。
據金鼎臣說，他此次赴平所負首要任務，就是向有關方麵說明“熱河既已換旗……希望國府以同化者看待，勿再對熱進兵”，如此看來，張學良授意湯玉麟7月19日宣布熱河“易幟”，其實不過是個借此巧妙控製熱河的騙局。而且，還是個早在張學良派出王樹翰等四人赴平談判之前就已設計好了的騙局。
據徐祖貽說：他們赴平談判之前，在張學良召集的一次對策協商會上，張作相就提出了這一策略和建議：“當力促關內湯閣丞(湯玉麟字閣丞)先服從國府，以示真誠。”
這是張學良此時放棄東三省“易幟”計劃的根本原因，說穿了就是還有太多的內部矛盾需要時間來協調，還有太多的包括他本人的權利在內的奉係軍事集團的群體利益需要時間來維護。
正如當時一個自稱“彬彬”的《中央日報》記者所說：
“小張所慮青白(指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國旗)一掛，委員之任命，黨部之組織，均由中央主持，己之權力，勢將剝奪，非將此層說妥，得有相當之保證，未肯高懸青白，皈依黨國。”
可見，張學良暫緩7月“易幟”計劃，固然有日本警告的客觀原因，而張學良“藉統一運動，以鞏固個人地盤與權利”的主觀原因也是不容否認的，而且其重要程度，絲毫不亞於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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