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遷墓（三）
清朝被推翻後，湖南革命黨人擬在嶽麓山建烈士墓，秋瑾是首選入葬的烈士。浙江革命黨人也沒有忘記秋瑾，其戰友褚輔成、陳去病等要求把秋瑾歸葬於西湖原址；徐自華也到處呼籲，陳去病還為此親自到南京，找時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當麵提出歸葬秋瑾西湖的要求。後經湘、浙兩省協商，又經民國政府批準，1912年秋，秋瑾靈柩從湖南啟程，在陳去病、秋瑾妹妹秋理和湖南代表護送下，過洞庭，經漢口，搭招商局輪船沿江而下到上海。上海軍界、學界到碼頭迎靈，沿途人山人海，萬人瞻仰，恭送靈柩至紹興會館暫厝。隔了一天後，上海各界人士召開隆重追悼大會。會後，恭送秋瑾靈柩至滬杭鐵路火車站，特開專列運杭。靈車途經楓涇、嘉善、嘉興，各界人士紛紛到車站迎靈致祭；到杭州城站時，軍樂齊鳴，杭州各界人士代表列隊恭迎致敬。
秋瑾靈柩暫時存放在西湖秋社，等待擇日安葬。1912年的12月9日，孫中山先生抵杭的當天下午，在法政學堂的國民黨浙江支部歡迎會上發表演講。他在演講辭中說，“去年攻克南京，尤以浙軍之力居多。可痛者，最好的革命同誌秋瑾女俠一瞑不視，兄弟此來，不僅是遊覽西湖風景，而且為前來一臨女俠埋骨之所，一伸憑吊之情。”又在白雲庵寫下“江戶矢丹忱，感君首讚同盟會；軒亭灑碧血，愧我今招俠女魂”的楹聯和“巾幗英雄”的橫批。次日上午，至鳳林寺謁秋瑾墓。四年後的1916年8月17日上午，第三次蒞杭的孫中山先去孤山，走到鐫有克複金陵烈士名錄的石碑前，他摩挲著碑文說，“辛亥之役可為紀念者，大抵皆為袁氏所毀，而此碑屹然獨存，可見浙人保障民國之功矣！”旋即，又行至近旁的秋瑾墓，繞墓徘徊，久久不去，繼而唏噓言曰：“光複以前，浙人在東京首先入同盟會者，秋瑾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風秋雨愁煞人之句，則傳誦人間而不忘。”
不久，孫中山等相繼前來西湖秋社，祭奠女俠英靈。第二年農曆六月初六，秋瑾犧牲六周年紀念日，靈柩登穴入土，第二次安葬在西湖西泠橋畔。墓式為六角方塔，工製精絕，柱礎均鐫聯對，四麵皆通，中為墓穴，並修建了風雨亭和秋瑾祠堂，這已經是第六次遷葬。
按理說事情應該到此為止了，誰知五十餘年後的1964年，隨著階級鬥爭的升溫，有些人提出：“不能再讓死人占據美麗的西湖”。1965年1月28日，中共主管宣傳的胡喬木在信中表示秋瑾墓是“土偶妖骸”。他忘了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上寫著：“......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曆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辛亥革命的烈士秋瑾、徐錫麟正是屬於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曆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之列。這時中共主管宣傳的胡喬木等人已經不管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數典忘祖自打耳光。就對這些“死人”采取“革命行動”，把他們的墓遷到西湖西岸冷清的雞籠山。當晚杭州市園林管理局西北管理處工人將鋼筋混凝土砌成的秋瑾墓炸毀，然後鑿開棺材，取出秋瑾遺骨以及陪葬遺物，隨後遺骨被裝入陶罐埋到龍井路雙峰村邊的吉慶山馬坡嶺腳已經準備好的土穴中。其他人倒也罷了，連辛亥革命的烈士秋瑾、徐錫麟也難逃此劫，是為秋瑾墓第七次遷葬。
秋瑾墓被遷走很快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左右為難的有關部門次年又把秋瑾墓遷回西泠橋原葬處，改為圓丘墓，墓表石刻馮玉祥題聯：“丹心已結平權果；碧血常開革命花”。鑒於當時形勢，這秋瑾的第八次回遷是悄悄地進行的。
一年後，在隨之而來的“文革”中，這位已經故去六十年的鑒湖女俠，回遷的墓又被平掉，屍骨草草裝在陶罐中，移葬於雞籠山東邊馬坡嶺山腳下的辛亥革命烈士陵園附近，連一塊墓碑都沒有，所以這第九次遷墓甚至不能算是一次正式遷葬。真理在人心，還是有有心人悄悄地記下了埋藏地點：自己十幾年前親手栽下的一棵小柏樹下麵，以備日後歸葬。
到了撥亂反正年代，有人上書鄧穎超，於是重建秋瑾墓排上了日程，首先要找回烈士遺骨。當時唯一的線索，隻知道秋瑾的遺骨是放在陶罐裏，移往辛亥革命烈士陵園附近。“文革”中原來的辛亥革命烈士墓地已種了莊稼、樹木，不再是舊模樣，不過畢竟隻有十多年，大體範圍是知道的。幸好，當年親手葬下秋瑾的陳而揚是個有心人。1978年的一天，陳而揚在馬坡嶺與附近雙峰村村民來政富抽煙閑聊，忽而談到秋瑾，陳指著旁邊一棵小柏樹對來政富說：秋瑾骨殖壇就在這下麵。這柏樹正是1965年陳而揚親手栽下，此時已經有一人高了。事後陳而揚說，“他將秋瑾單獨埋葬，並以小柏樹作為標記，隻是覺得秋瑾是個好人”。陳而揚曾是個草藥郎中，退休後還常到西湖山裏去挖掘草藥，有時也會到埋秋瑾骨殖壇的地方去看看。
兩年後的一個上午，雞籠山來了幾位尋尋覓覓的人。他們是受鄧穎超指示，被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指派來雞籠山尋找秋瑾骨骸的。而那天早上，知道內情的來政富正好在現場，於是秋瑾遺骨順利地重現人間。當年移葬時做記錄的陳而揚知道在尋找秋瑾遺骨後，他激動地告訴文管部門：“秋瑾的遺骨埋在山下邊。”根據陳而揚的指點，文管部門在一棕櫚樹叢中的一株柏樹旁邊，挖出一陶罐，將遺骨拚接，確係女性。因秋瑾是清政府在紹興用刀砍頭殺害的，頸部骨骼與常人死亡不同。骨殖壇挖出來之後，尋遺骨的人在地上攤開了一塊隨身帶來的白布，將秋瑾血紅色的遺骨一塊塊在白布上拚接。當拚接到頸骨時，他們發現了頸骨上留有的刀痕，便初步肯定了這是秋瑾遺骸。骨骸被取回去後，又經有關部門的嚴密鑒定，該遺骨屬秋瑾確鑿無疑。於是重葬秋瑾在西泠橋畔，還為她樹碑立像。
1981年第十次遷葬秋瑾回西冷，重修了現在見到的墓。又在蘇堤朝東拐向北山路轉彎角附近重建風雨亭。亭為歇山頂，八柱，葉聖陶題寫亭名匾額，楹聯用的是上麵第八次遷葬時的馮玉祥墓表題聯。
死後被遷葬十次，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前六次處於政權交替時期，還可以說事出有因，後四次竟會發生在尊崇秋瑾為革命先烈的期間，情何以堪！真誠地希望從今往後，為推翻帝製實現共和捐軀的這位辛亥革命先烈、鑒湖女俠的英靈永遠安息，不再受擾。
最後說一說秋瑾的丈夫和子女。秋瑾的丈夫王廷鈞出生於大戶人家，從小錦衣玉食，兩人在生活習慣，誌趣愛好上也毫無共同之處。在看待革命的問題上，夫妻兩個人也是大相徑庭，各執一端，秋瑾心向革命，王延鈞保守反對。然而後來在秋瑾離家出走，投入革命後，王廷鈞也是盡力給予支持，並多次希望秋瑾回到家中和他複合，可見王廷鈞始終是對秋瑾一片情深的，隻是夫妻二人誌向不同而已。1907年，秋瑾被害後，時過兩年，王廷鈞也因病而逝。
兒子王沅德出生於1897年，畢業於上海正風大學。他曾擔任過湖北省漢口《江聲日報》報社社長，以及湖南湘潭電燈公司董事長、湘潭膏鹽礦董事長等等，還開辦過湘潭十六總“棉紗油鹽號”，是湘潭的首富。他仗義疏財，開明善良，每當家鄉遭遇災年他都開倉賑濟災民，做過很多對百姓無私奉獻的好事。此外，他還多次資助革命活動，對地下黨熱心幫助。建國後，他主動將個人的田產和私宅上交給人民政府，受到了高度的表揚。1954年，他在湖南文史館任秘書工作，負責整理母親秋瑾的資料，第二年突發腦溢血逝世，終年58歲。
1907年秋瑾的女兒王燦芝6歲時，秋瑾就慘遭殺害，8歲時，父親又撒手人寰。她喜歡行俠仗義，酷愛武術，並四處拜武學大師學藝，立誌長大後找謀害母親的劊子手報仇。1927年王燦芝進入大夏大學深造，1928年赴美留學，並以頑強的毅力在美國紐約大學航空專科係統的學習了飛機工程，航空教育，駕駛學，無線電等課程。1930年回國後成為中國第一位女飛行員，被美國航空界譽為“東方女飛將”。1931年，王燦芝打聽到殺害母親的仇人的下落，當她正要複仇時，卻突然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日軍開始侵華，她隻得作罷，抗日戰爭結束後，仇人也在動蕩中死亡，這讓她非常遺憾。1951年，王燦芝移居香港，開始著手撰寫曆史小說《秋瑾革命轉》，全書共12.4萬字，在台灣多家出版社出版。1967年，當她在家中吃完午飯後突然發病，被送往醫院後，醫治無效離世，終年6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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