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熊蕾 船夫日記 1 week ago
小時候看諜戰片，覺得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都是風流倜儻，舞姿翩翩。
上中學後，從別人那裏得知父親熊向暉也是其中一員，我怎麽看他怎麽不像。父親相貌自是英俊，但是他和母親都是“舞盲”啊！終於憋不住了，我就問了父親——那都是我研究生畢業以後了，在此之前，父親母親從未跟我們講起他們過去的事。
1951年6月1日，熊向暉全家
他們也沒有機會講：我還沒上小學五年級，他們就出國工作，回來就趕上“文革”，然後我去“北大荒”，哥哥當兵，再後來我去外地上大學。我問，你們都不會跳舞，怎麽做地下工作呢？父親說，誰規定的做地下工作就得會跳舞啊？我愣了，然後問，那你怎麽跟人家交流呢？他說，打麻將啊——父親打麻將倒真是高手。然後又有我看不懂的事了。
父親應中央文獻研究室邀請，為紀念周恩來總理去世15周年寫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在1991年1月發表之後，在海峽兩岸都引起了不小的反響。當時台灣已經“解嚴”，放開了到大陸的旅行，父親過去在國民黨胡宗南部去了台灣的袍澤，凡是到大陸來的，都要來看父親。
先頭父親還有全國政協委員和統戰部副部長的頭銜，我以為他們有事找父親。後來父親離休了，這些頭銜都沒了，人家照樣來找他。我對此感到驚異：他們和父親分屬兩個營壘，立場和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為什麽他們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談甚歡呢？
1997年4月，宴請原國民黨將軍（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的侍衛隊長）孔令晟
和父親相談甚歡的這些“國軍”老伯中，有一位是孔令晟。他和父親同為黃埔第十五期學生，孔老伯自黃埔畢業後一直在作戰部隊，國民黨去台後，他先後當過蔣介石和蔣經國兩代“總統”的侍衛隊長，也做過台灣的“警政署長”，還在美國、英國研究過戰略，著有《大戰略通論》。
這兩位老人，一個是共產黨的離休部長，一個是“國軍”退役中將，在他們身上，我真看不出什麽“道不同不相為謀”的隔閡。兩人不見麵總是相互惦記，見了麵就十分親熱。每次見麵，兩位老人都有說不完的話。
我發現，撇開意識形態，他倆的共同語言還真多。當年，他們都是抗日愛國的熱血青年。據父親講，孔老伯當年是北大化學係的高才生，是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的得意門生。孔老伯要退學投軍之前，吳先生還想送他出國深造，一再讓他認真考慮，非常不願意失去這個他認為可以成為大科學家的弟子。可是孔老伯還是義無反顧地去從軍。幾十年後再相見，兩位老人都反對“台獨”，都認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複活是對中國最大的威脅，也都反感以權謀私。
父親喜歡聽孔老伯講他們去台後的種種情事，孔老伯也有興趣聽父親講一些當年他不知道的往事，比如蔣老先生送蔣緯國上前線的事。那是1941年2月，蔣委員長侍從室給西安的胡宗南發來密函，內有三件東西：一是蔣介石手令：“茲派蔣緯國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少尉排長。”二是蔣緯國的履曆，說明他曾在蘇州東吳大學學習，德國慕尼黑軍官學校畢業，也在美國陸軍航空隊戰術學校和指參學院學習過。三是蔣緯國的一張半身照片。雖然當時包括胡宗南和父親在內的不少人已經知道蔣緯國其實是戴季陶的兒子，但是胡先生看著照片還是有意說，像極了，“活脫脫一個委座”。
胡部的第一軍第一師，當時正駐守在黃河邊的潼關，河對岸就是日軍。不管怎麽樣，蔣介石對蔣緯國視同己出，他把自己的二公子派到這個部隊，怎麽安排？胡先生與當時還是他身邊一個年輕副官的父親商量。父親認為，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帥，把自己剛從德國留學回來的兒子任命為少尉排長，並派到抗日前線的部隊，這是從沒有過的。時隔60多年，父親講起此事，還是說，確實了不起。
同時，父親對胡先生說，這也表明蔣老先生對胡先生的信任。隻是為了緯國的安全，不能宣傳，還要把他安排得很妥當。蔣緯國到西安後，胡先生指派父親專門接待他，並送他去部隊。父親小蔣緯國兩歲，軍階卻比他高兩級，所以他一見到父親，就立正敬禮。上車時，蔣緯國主動到車的右邊替父親開車門；與蔣緯國談話時，父親站起來，他也站起來，轉到哪兒他跟到哪兒，臉始終對著父親，非常規矩。可是父親受不了委員長的二公子對他這樣畢恭畢敬，所以當天下午就換上便服，以免拘束。
父親很欣賞蔣緯國的個性。他說，潼關民俗，農曆每月逢三、六、九，都有大集，比較熱鬧。如果遇上休息日，駐軍士兵也有不少去趕集。蔣緯國去集市，都帶著勤務兵，並且叫勤務兵背上一隻大筐子。在街上，凡是有士兵不向他敬禮的，他就上去把人家帽子摘了，裝到筐裏，告訴人家：“我是蔣緯國，星期天上午，你到第三團第二營第五連連部拿帽子。”每次一摘就是幾十頂。士兵沒有帽子怎麽行呢？
到了星期天上午，他們來拿帽子，蔣緯國就讓他的勤務兵先教他們練習敬禮，再練習立正、稍息，最後才把帽子發還給他們，讓他們回去。原先前線部隊有的不大注意軍容風紀，有不戴帽子的，也有不戴領章的。蔣緯國這麽一抓，這種現象就減少了。然而到台灣以後，蔣緯國和蔣經國兄弟失和，讓父親很覺意外。他告訴孔老伯，1942年經國到西北，和緯國一起，由父親一路陪著，從西安、蘭州一直經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到青海、新疆，走了三個月。“當時他們兄弟兩個感情非常好，”父親說。
那個時候蔣老先生對緯國也非常好。父親還給孔老伯講了這麽一個故事：
1942年秋，蔣老先生巡察西北，來到西安。胡宗南安排把蔣緯國調到西安來見他。蔣老先生和夫人宋美齡離開西安時，胡先生和西北要員到機場送行，蔣緯國和我父親也都在場。老先生和夫人上了飛機，螺旋槳已經啟動，飛機即將起飛之際，發動機突然又停下來，機艙門又打開，旋梯上走下來一個副官，手捧一個東西，走到蔣緯國麵前，把東西送給他。原來是老先生把他的披風送給了緯國。緯國馬上敬個禮。那副官把披風給他披上，才返回機艙。
孔老伯聽了這些故事之後說，蔣老先生一直對緯國非常好，從小就喜歡他，把他帶在身邊。蔣夫人也很喜歡緯國。但是老先生也很冷靜，他認為政權必須交給自己的兒子蔣經國。對此，父親評論說，不過最後經國又交給了李登輝。這讓孔老伯默然了許久。
孔老伯說他研究過毛澤東的軍事戰略，“並且按毛澤東的辦法打了兩個勝仗”。他說，撇開意識形態不說，在學術上，毛澤東開創了戰爭的新形態，特別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都是用毛澤東的戰爭理論和戰略思想打仗，而美國皆戰敗。毛澤東的戰略思想由此得到了全世界軍事理論界的承認。他們不認同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但是承認毛澤東對世界軍事戰略學的貢獻。
父親對他說，毛澤東搞的是真正的人民戰爭，戰略戰術都是公開的。但是，人民戰爭也不是毛澤東的創造，毛主席自己就說，創造人民戰爭的是美國獨立戰爭。兩位老人對當時台灣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訪問大陸的“破冰之旅”，都很欣賞，尤其連戰先生的父親說來也是他們西安時代的故舊。
連戰先生到西安時，孔老伯又來看父親，兩位老人顧不上談話，就一起看電視台對訪問的實況轉播，非常開心。但是這些國民黨老人對父親是共產黨地下工作者的事情是怎麽看的呢？有一次比父親大一輪的張佛千老伯從台灣來我家，我向這位隨和的長者提出了讓我納悶很久的疑問：“您聽說我父親是共產黨以後，對他是什麽感覺？”
張佛老資格很老，父親在胡宗南那裏是上校的時候，他已經是少將了。到台灣後做過防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並躋身文化名流。他跟我說，知道我父親是共產黨後，他“第一是驚訝。他是共產黨，我一點沒有看出來。第二是感謝。
他在胡先生身邊，有很多機會可以殺掉胡先生，可是他沒有。第三是佩服。他這個事情做得太漂亮了”。我有些愕然地問：“難道你們不恨他？”張老伯說，“為什麽要恨呢？你父親入共產黨在前，到胡長官身邊在後，那是各為其主。要怪隻怪後來蔣老先生非要打內戰。如果不打內戰，大家不是相安無事嗎？”
張佛老還推薦台灣的《傳記文學》轉載父親發表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並專門為該刊寫文，講胡先生當時為什麽會用父親。他說，“熊的最突出之處，是他的氣質之純，為我平生所僅見……胡之選其為隨從人員，是非常應該的決定，如我是胡，也會作同樣的選擇。怪隻怪周恩來善於擇人，造成胡的畢生大憾。”張佛老還寫道：“熊參加共黨在先，並非受到胡的重用後再投共。他是為‘共黨’工作，自當對‘共黨’忠誠，正是各為其主之義。”
後來中共黨史出版社把父親的《地下十二年》和他以後發表的其他回憶文章結集出版，題為《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還把張佛老這篇文章作為附錄收入。隨著和那些國民黨老人交往的增多，我逐漸理解了不同政見的父輩們超越黨派的友情。那是當年在抗擊外侮的血雨腥風中，凝練出來的有如血濃於水的兄弟之情。
這正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更何況他們本無個人恩怨。而且，對於他們而言，還有一種大義比黨派之爭更重要，那就是中華民族的統一。這也讓我從另一個側麵，了解了父親的為人。假如父親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義，也不會驅使這些耄耋老人在隔絕了幾十年之後，來和父親重敘舊誼。這改變了我對共產黨人的刻板印象。
共產主義既然要吸納一切文化的精華，共產黨人當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為了標榜自己的政治正確而整天掛著一副“階級鬥爭”臉，對不同觀點、不同意見、不同派別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堅定的信仰和濃濃的人情，並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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