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昭慶懷舊（上）
現在佛教在其產生地印度幾乎沒有影響了，而在中國卻得到廣泛傳播。由於傳入的時間、途徑不同和民族文化、社會曆史背景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三大係，即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喇嘛教）和雲南傣族等地區的南傳佛教（上座部佛教），其中藏傳、漢傳都屬大乘佛教，南傳屬小乘佛教。在佛學盛行的隋唐時期，漢傳大乘佛教依據“經、律、論”又分為八宗：即三論宗（法性宗）、法相宗（唯識宗、慈恩宗、瑜伽宗）、天台宗（法華宗）、華嚴宗（賢首宗、法界宗）、禪宗（佛心宗）、淨土宗（蓮宗）、律宗（南山宗）、密宗（真言宗）。這些漢傳佛教宗派雖然來自於印度，但天台宗、華嚴宗與禪宗，卻是由中國獨立發展出的三個本土佛教宗派，八宗中淨土宗與禪宗是對中國漢傳佛教影響最大的兩個宗派。
禪是梵語“禪那”的音譯，意為“靜慮”，用靜坐思維的方法，以期徹悟自身，因為主張修習禪定，故名禪宗。禪宗是中國化得最徹底的漢傳佛教宗派，幾乎可以說禪宗就是中國化了的佛教。禪的含義是坐禪、靜思，禪宗的主張是以坐禪修行的辦法，“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也就是說，心理清靜，沒有煩惱，逢苦不憂，得樂不喜，無求即樂，此心即佛。淨土宗以念阿彌陀佛名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淨土）為宗旨，故名淨土宗，俗稱“念佛法門”。這一宗派求佛的方法最為方便，簡單易學，能背誦一兩部佛經最好，不識字的文盲也沒關係，隻要經常手撥弄佛珠，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了，所以成為目前修行人數最多的佛教宗派。
律宗著重研習毗奈耶經，毗奈耶是三藏之一的音譯，意譯曰滅，或律，新譯曰調伏。戒律滅諸過非，故雲滅，如世間之律法，斷決輕重之罪者，故雲律，調和身語意之作業，製伏諸要行，故雲調伏。這一宗派著重傳持佛教戒律、嚴肅佛教戒規，因而得名。戒律是佛教行事的準繩，由印度傳來的五部律學，除了迦葉遺部外，餘四部都曾經傳入中國；其中薩婆多部的“十誦律”，在隋唐以前，最為興盛。曾任少林寺住持的慧光大師（487－536）造《四分律疏》，是我國律宗的理論奠基人。唐朝高僧道宣（596－667）弘揚四分律，在終南山創設戒壇，製訂佛教受戒儀式，正式形成南山律宗。道宣律師在唐代高僧中，被稱為是“外博九流，內精三學，戒香芬潔，定水澄漪，存護法城，著述無輟”的大德。“四分律”經道宣律師的大力弘揚，在北方開展得很普遍，但是江南僧界仍多奉行十誦律而不知四分律；後經道宣的再傳弟子道岸在江淮盛行弘布，又得唐中宗墨勅推行南山律宗，使最後堅持十誦律的東南一隅，也都改奉“南山四分律”。
許多人簡單地把寺院叫禪寺、禪院或叢林，高僧叫禪師，這是不對的。曆史上律宗比禪宗流行早，禪法傳入之初，禪宗僧侶大多棲住於律宗的寺院。時日一久，齟齬叢生，所以禪宗六祖慧能的徒孫馬祖道一便在荒山另建叢林，作為安頓禪僧之所，後世把佛教寺院叫做叢林就源出於此。天台宗和華嚴宗的寺院叫教寺或講寺，前麵講到吳越國國師德韶弟子，著名高僧延壽禪師在淨慈寺花十五年功夫撰寫一百卷的《宗鏡錄》主張禪教合一、禪淨合一，就是融合禪宗和天台宗、華嚴宗、淨土宗的教義。
律宗的寺院叫律寺，高僧叫律師，不過不是現代意義下替人打官司的律師。現在北京戒台寺就是一座律寺，中唐東渡日本的鑒真和尚是道宣大師的三傳弟子，就是一位律師，近代高僧弘一法師（李叔同）也是一位律師。他原是一位博學廣聞、多才多藝的文人，出家後守戒律甚嚴，窮研《四分律》，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成為南山律宗一代宗師。
按照明代田汝成《西湖遊覽記餘》所載，南宋臨安的佛寺主要有禪寺、講寺、律寺。禪寺專修參禪，講寺專主講經，律寺專主持戒、傳戒，分別叫做宗下、教下、律下，鼎足而三。禪寺又稱“叢林”，在當時居多，下麵又分成五家七派。講寺又稱教寺，以天台宗、華嚴宗居多。在禪寺、講寺裏，不學戒，不持戒，也不傳戒，這是佛教在中國不斷本土化的結果。唯有律寺主學戒、持戒、傳戒，從這種意義下，可以說是佛教的正宗。宋寧宗嘉定年間（1208—1224），宋室對江南佛教寺院作了評比，評定禪寺五山十刹和教寺（即講寺）五山十刹。臨安的靈隱寺、徑山寺、淨慈寺為禪寺五山之首，中天竺寺為禪寺十刹之一，上天竺寺、下天竺寺為教寺五山之首，集慶寺、演福寺、普福寺在教寺十刹之列。律寺主要有昭慶寺、六通寺、法相寺、仙林寺、靈芝寺等。
西湖的東北角寶石山的東邊，曾有一座漢傳佛教著名的律寺，全稱為“大昭慶律寺”，通常叫它昭慶寺。清代昭慶寺規模宏大，占地麵積要超過靈隱寺，再加上南山的淨慈寺和孤山的聖因寺，合稱杭州佛教的四大寺院。昭慶寺瀕臨西湖，寺外有青蓮池、萬善橋，內有戒壇、千佛閣諸勝跡。北宋初年，昭慶寺是杭州最重要律寺，放戒是它的一大特色。自宋至明幾百年間，昭慶寺每年三月三日放戒。每年放戒之日，海內緇素雲集此寺，推其長老能通五宗典籍者登壇說法，壇上設法座，宣講具戒，其徒跪而聽之，此事一直延續到清代，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根據《佛祖統紀》卷十、《大昭慶律寺誌》、《西湖誌》卷十二等典籍記載，昭慶寺是後晉天福元年（936）吳越王錢元瓘始建，當時叫做菩提院。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南山宗僧人永智律師再興本寺。永智，生平不詳，因他高揚南山律學，《昭慶寺誌》列其為昭慶寺律師第一代。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築戒壇，每年三月修戒會。這與北宋初年的一段時間朝廷重視建立戒壇的態度是一致的。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曾詔京師（汴梁）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慶曆二年（1042），京師慈孝寺也立大乘戒壇，同時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共七十二座。北宋真宗天禧（1017-1021）初年，菩提院賜改名為“昭慶”，真宗並賜其額為“大昭慶律寺”。這是由於當時南屏山附近也有座昭慶寺，它是五代後唐長興二年（931）為慶祝吳越王錢鏐八十大壽，主持圓淨邀請了當是杭州一批知名和尚，誦經放生，為王祝壽，並在每月初一，登壇設戒，居民行香禮佛，以昭王之功德，因名昭慶。所以菩提寺改名為昭慶寺後，加一個“大”與之區別，南屏山附近的昭慶寺往往被稱為南山昭慶寺或南昭慶，而大昭慶律寺往往被稱為西湖昭慶寺或簡稱為昭慶寺。但是，盡管如此，在此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菩提寺之名仍然行於世。如蘇軾（1037—1101）即有《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詩一首，記昭慶寺的杜鵑花：“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此後，本寺命運多舛，興毀不斷。由宋至明，昭慶寺戒壇四毀於兵、五毀於火，但是又屢毀屢修。也正是因其頻繁毀建，諸家對其所記多有不一致之處。據《西湖新誌》和《陶庵夢憶》所言，元代時昭慶寺被毀，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又得以重建戒壇，並修白蓮、綠野等寺內淨社勝地。經過明代初年諸僧的努力，加上朝廷的重視，明英宗正統十一年（1446）間，昭慶寺地位昭著，得以受賜大藏，明英宗並作《賜藏經勅諭》。而且此時昭慶寺開壇說戒，十分昌盛。其後，昭慶寺又一再遭受火災，明憲宗成化四年（1468）奉敕再建。明世宗嘉靖年間倭寇作亂，侵犯杭城，嘉靖三十四年（1555）官府怕倭寇據昭慶寺為巢穴，放了一把火把昭慶寺燒成白地。剿滅倭寇後準備重建，請風水專家研究昭慶寺一再遭遇火災的原因，“發現”昭慶寺坐落在自獅子峰屯霞石發脈的一條火龍上麵。風水專家建議把寺前的民宅全部拆除，讓寺門直接麵臨西湖，門前挖一個叫做青蓮池的池塘，造一座萬善橋跨池進入寺院。
昭慶寺的戒壇在明代名滿天下，田汝成的兒子田藝蘅在其所著《留青日劄》戒壇一節中說：“杭州昭慶寺，每年三月開戒壇，為天下僧人受戒之所，名曰萬善戒壇。”寺前跨池的橋梁就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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