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故事39：二十、臨安紀勝（上）

                                                                 臨安紀勝（上）

    南宋對外貿易相當發達，有日本、高麗、波斯、大食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使節往來和貿易關係。杭州和泉州、廣州、明州（今寧波）同列四大港口，朝廷專設“市舶司”主其事，辦事處叫“市舶新務”，坐落在大河（鹽橋運河）的北城牆內埠頭。所以杭州商店中可以見到國外進口的希罕物件，集中在禦街的南段兩側。正如《都城紀勝》“市井”一節說的：“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於此。”

    宋室定都臨安後，直接為皇室、官府服務的、規模龐大的官方手工業作坊在臨安紛紛建立，同時東京等地大量具有各種手工業技藝的專業人才也大量移居臨安，這大大改變了當地官、私手工業的結構與比重，並對都城臨安手工業生產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紡織、造紙、印刷、陶瓷、造船及軍火等都居全國前列。盡管杭州這些手工業的生產曆史非常久遠，且至北宋時已有相當的規模，以前發達程度遠不能和宋室南遷後同日而語。

    開放式街巷的出現，不僅是城市商業興起的需要，反過來又刺激了商業的發展。麵對激烈的市場競爭，臨安城的很多私營手工業者往往在產品上打上自家記號，有的甚至還將店鋪地址一並注明。如一麵出土銅鏡上就刻有“杭州住悟空巷真正王家一色清銅照子”銘文。此外，江南紙業發達，活字印刷術出現後，書籍印刷業更是興盛一時。在傳世的宋版書籍中，“版權頁”上常見這樣一類標識，比如“太廟前尹家”、“修文坊相對王八郎家”、“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等許多精確到街巷的書鋪刊行記。

    《夢梁錄》卷十六《茶肆》中說：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點送鄰裏茶水，請其往來傳語。在宋代烹茶並不那麽容易，有茶有水還得有閑，才可能耐著性操作茶事。提著茶瓶穿梭在巷陌街坊送的是點好了的茶，沿門送茶這風俗很美，豐富了社區文化，定會受到市民們的歡迎。提茶瓶者沿門送點茶在“朔望日”顯得最為重要，朔日是農曆每月初一，望日是農曆每月十五，是早晚三炷香祭祀家神的日子，茶在西周時代曾作祭祀品，南宋臨安的百姓們或許以茶代酒，是否古風猶存？待考。提茶瓶人這一行，北宋指在京師汴梁才有，臨安人在搖身一變為天子腳下的臣民之後，不但享受著交通的暢達，也過上了集經濟、消費、娛樂與文化為一體的新型城市生活。

    南宋臨安的商業十分發達，遠遠勝過北宋的汴京。對此，南宋吳自牧在他的《夢粱錄》一書中有載：“大抵杭城是行都之處，萬物所聚，諸行百市，自和寧門杈子外至觀橋下，無一家不買賣者，行分最多，且言其一二，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異飛鸞走鳳，七寶珠翠，首飾花朵，冠梳及錦繡羅帛，銷金衣裙，描畫領襪，極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說：“蓋因南渡以來，杭為行都二百餘年，戶口番盛，商賈買賣者十倍於昔，往來輻輳，非他郡比也。”在臨安的商鋪中，東京人開設的飲食店更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都城紀勝》“食店”一節述及臨安的食店時說：“都城食店，多是舊京師人開張。”宋嫂魚羹就是曾住汴京最大酒樓樊樓附近的宋五嫂創製的，因在高宗遊西湖時獻給皇帝而出名。據《武林舊事》等書記載，南宋時的杭州商業有440行，各種交易甚盛，萬物所聚，應有盡有。商業除遍地開花的零售業，開始出現批發市場專業集中的趨勢，如大瓦肉市、炭橋藥市、橘園亭書房、城東菜市、城北米市，其餘如五間樓福客、糖果所聚之類，不勝枚舉。

    商業的發達衍生出倉儲業，是以前所沒有的新生事物。臨安北城牆內天宗水門裏，有周回數裏的水路，自梅家橋至白洋湖、方家橋直到法物庫、市舶新務前，河道和城牆之間有一片空地。於是慈元殿及富豪內侍諸司等人家，沿河岸建造了數十所倉庫，當時叫做“塌房”，共有庫房幾千間，並備有杠棒、繩索、小推車等移動貨物的工具。這些塌房專門用來租給城裏商鋪或來往途徑都城的行商寄存貨物，甚至有些富豪人家因為臨安地皮緊張，城裏住宅不寬敞，也來租用塌房。塌房四麵皆水，不但可避風燭，還可以避免偷盜，極為方便。蓋置塌房的東家，每月向承租客戶索取租金，那時叫管巡廊錢，部分租金用來建立一支保安隊伍，白天看守，夜間巡邏，晝夜值班不致疏忽。

   宋朝沒有夜禁，夜市場繁榮。《都城紀勝》說到臨安的夜市與日間無異，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複起開張，而且無論四時皆然。由此可見，臨安的消費市場，除了淩晨三、四點鍾，差不多是日夜連軸轉，全年無休。連皇帝都來趕熱鬧。高宗元宵節在中瓦附近染坊設專座觀燈，孝宗四孟景靈宮回來，“就觀燈買市，簾前排列內侍官帙行，堆垛見錢，宣押市食，歌叫支賜錢物，或有得金銀錢者。”和現代城市一樣，古代城市的繁榮程度也可以從它的第三產業是否發達，它的消費水平如何看得出來。臨安最突出的就是以酒樓為代表的餐飲業和集中在“瓦子”消費的娛樂業。

南宋政權一開始，就是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經費緊張，酒稅是重要的財政來源。據《宋史•食貨誌》記載：“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 據統計，宋高宗末年，全國酒課每年達到1400萬緡，所以能以江南半壁江山支持著，對付北方的強敵。這樣一來釀酒就成為當時最重要的產業，也是政府大力提倡的消費物品。所以作為南宋最大城市的臨安，酒業很是興旺，有許多從事釀酒的酒庫。

   酒庫的名稱最早出現在北宋，據《東京夢華錄》卷四所載的，東京北宋中央政府機構的營造部門中，與酒有關的有內酒坊和法酒庫。前者是負責督造宮廷所用的大內酒，後者是生產政府部門宴請時所需的酒類。南宋也實行酒類專賣的政策，集中體現在酒庫係統的設立及運營。南宋的酒庫，是官府控製下釀造酒和批發酒的市場，是官府酒課的主要來源之一。南宋酒庫名目繁多，隸屬關係複雜。有歸屬中央政權的酒庫，有軍隊的酒庫，還有地方上的酒庫。南宋政權基本穩定下來以後，政府機構逐漸把歸屬軍隊的酒庫，收歸為政府所屬。歸屬中央政府機構的酒庫，在臨安府設有點檢所，管理城內外諸酒庫。由浙江西路安撫司所管一係列酒庫則屬於地方政府管理的酒庫。

   南宋政府為了促進酒的銷售，每年組織所屬酒庫，進行聲勢浩大的酒類評比和宣傳促銷活動。以臨安點檢所屬下的酒庫為例，每年清明前開煮，中秋前賣新酒。賣新酒之前，各酒庫呈文上報點檢所，選擇日子，呈獻樣酒開賣。點檢所批複並確定日期，於是各庫召集官私妓女，濃妝豔服，並雇請鼓樂隊，吹吹打打預頒告示。到了開賣那一天清晨，各庫排列整肅，前往州府教場，伺候點呈。各隊隊首以大長竹掛起三丈餘高白布，上麵寫著：“某庫選到有名高手酒匠，醞造一色上等辛辣無比高酒，呈中第一。”這個叫做“布牌”，三五人扶之而行。其次是鼓樂隊，後續以所呈樣酒數擔。接著就是各式各樣化妝表演的隊伍，豔麗打扮的妓女隊伍，由虞候、押番、閑漢組成的遊行隊伍。最後是酒庫的首席釀酒師，穿戴新巾紫衫，乘馬隨之，州府賞賜的彩帛錢財銀碗，叫人肩挑著走在馬前，以為榮耀。直到鵝鴨橋北酒庫，或俞家園都錢庫，納牌放散結束。觀者如潮，熱鬧非凡，其間有一道亮麗風景線，乃是風流少年，沿途勸酒，或送點心。各酒肆則結彩門樓，遊人可以隨處品嚐，追歡買笑，倍於平時。每年有幸參加新酒促銷的是臨安城裏城外的十二個點檢所管理的大酒庫，它們是：城內的東酒庫、西酒庫、南酒庫、北酒庫、中酒庫和天宗酒庫；城外的南上酒庫、南外庫、北外庫、西溪庫、赤山庫和徐村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