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故事35：十八、皇城尋蹤（上）

                                                                 皇城尋蹤（上）

    臨安一開始雖隻是戰時首都的“行在”，但隻要一日為都，有些功能就必不可少。在儒家文化裏，都城的城市形態是有所規定的，首先貴為天子的皇帝得單獨住在一座皇城裏。趙構選擇了皇城坐南朝北的獨特格局，暗合南宋一朝偏安江左、遙望北方的現狀。這一選擇，直接影響了杭州幾百年來的城市格局，繁華的市中心逐漸在皇宮以北成型，延續至今。

    其次，祭天地，拜宗親等功能都不可缺少，又在京城內外新建圜丘、太社、太稷、先農壇、太廟、景靈宮等禮製建築。它們相當於後來明清時代在北京建造的天壇、社稷壇、先農壇和太廟等。

    祭祀的法則詳細記載於儒教經典《周禮》、《禮記》中，並有《禮記正義》、《大學衍義補》等經書進行解釋。祭祀有嚴格的等級界限。天神地祇隻能由天子祭祀，因此祭天地的禮製建築隻能設在京城。《管子》中說：“……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郊，西出其國百三十八裏而壇，……”。秋季是收獲的季節，人們充滿著豐收的喜悅，在郊外載歌載舞，後世甚至把“郊”作為一種祭典的名稱。南宋畢竟偏安一隅，國力的限製不能大事鋪張，祭典又不可或缺，在京城的西南郊，慈雲嶺下建一座郊台圜丘，祭祀天神地祗。雖然規模小了點，麻雀雖小，五髒俱全，而且又在京城之西的城郊，倒也完全符合古禮。

    太廟是中國古代皇帝的宗廟，太廟在夏朝時稱為“世室”，殷商時稱為“重屋”，周稱為“明堂”，秦漢時起稱為“太廟”。太廟是供奉並祭祀皇帝先祖的地方。先秦時期，祭祀就是當時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左傳》“成公十三年”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的記載。隨著商、周以來純粹宗教意識的逐漸淡化和人文倫理精神的凸顯，宗廟祖先祭祀原有的宗教意義也逐漸減弱，強調尊卑、親疏倫理綱常的蘊義日趨明顯。起初各朝各代每年祭祀次數並不一致，但都遠多於後世。東漢光武帝根據《周禮》所載“以祠春享先王，以禴（yuè）夏（據唐陸德明言，“禴”、“礿”二字相通，通常寫作礿夏）享先王，以嚐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開始規定，“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 以後朝代都奉行一年皇帝五次到太廟祭祀，因為時間在每季的第一個月，故稱為四孟和臘祭。此外新皇即位送先皇神主牌位入太廟時，要重新排列神主牌。按照一般情況，建立皇朝的皇帝地位最尊貴，太廟裏永遠保留他的神主牌，稱為太祖，然後按左昭右穆一代代排列，新的神主牌進來要調整昭穆位次。天子九廟，除太祖外，排滿八位時，若再有神主牌進來，時代最久遠的第一昭位的祖先要被請出主祭的殿堂，放入夾室。所以，一旦有新的神主牌進來，需要把遠近所有祖先的神主集合在太廟裏進行一次祭祀，叫做祫（讀 xiá ）祭。宋代情況特殊，雖然開國的是趙匡胤，但直到趙構都是他弟弟趙匡義的子孫當皇帝。孝宗趙昚雖是趙匡胤的後代，因為是趙構的養子，不大好說話。直到趙昚死後，他的孫子寧宗趙擴送他的神主牌進太廟時，才最終確定趙匡胤太祖的地位。

     宋室南渡非常倉促，居然還能把太廟的神主牌都帶到臨安，太廟對於南宋立國的重要性由此可知。遺憾的是還未來得及建太廟，據說在那次金兵攻陷杭州時途中，背負太廟神主的太常寺官員慌亂中竟將祖宗牌位給弄丟了。這可急壞了宋高宗，隻好下詔訪求，還好高宗經海路南逃至溫州，就尋回了祖宗神主，暫存於溫州。回到臨安後，高宗便命臨安府在皇城的和寧門外修蓋瓦屋十間，暫時充當太廟，又舉行了一個儀式，將神主從溫州奉迎至臨安。紹興十六年（1146），禮器局造成了新祭器，準備安置在新建成的太廟中，但殿室過於狹窄，以致無法陳列。於是便在七間正殿西側又增建六間，通計十三間。理宗紹定四年（1231）臨安城的一場空前大火又將太廟燒毀，直到次年新修太廟落成，才又恢複了往日風貌。1995年初秋根據《皇城圖》，太廟的東圍牆、東門址和大型房屋基礎等遺跡相繼被考古隊員找到。以前隻有北京保存完好的明清時代太廟，這次的發現則是中國經考古發掘的時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太廟遺址。

    宋代還有一個特殊情況，開國後認為軒轅皇帝為其始祖，於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閏十月，“詔曲阜縣更名為仙源縣，徙縣治於壽丘”，開始興修著名的景靈宮，“祠軒轅黃帝曰‘聖祖’，又建太極殿、祠其配曰‘聖祖母’，越四年而宮成，總千三百二十楹”，並且“琢玉為像，龕於中殿，以示尊嚴，歲時朝獻如太廟儀”。按照宋真宗立下的規矩，把杭州作為臨時都城“行在”的南宋皇朝自然要重新建造景靈宮。景靈宮供奉的是列祖列宗，各代帝後的塑像，而太廟供奉的是他們的神主牌。皇城附近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地皮，還好劉光世、韓世忠家人先後獻出了新莊橋西北原所賜的宅第建景靈宮，不過這使得每年四孟，皇帝都要沿禦街幾乎穿過整個臨安城到景靈宮祭祀。《京城圖》另有劉鄜王府，韓蘄王府，恐怕是後來重新所賜宅第。

    作為一國之都，京城自然應該有攝領全國政務的中央一級政府機構，陸續興建秘書省、兩相第、太醫局和尚書六部等行政機構，和國子監、太學、武學、禦書院等文化機構。大部分行政機構建造在和寧門到朝天門（鼓樓）這一段禦街的西側，文化機構則集中在現在的武林路和延安路之間的慶春路北側。行政機構核心是三省六部，宋代雖沿用前代三省的名義，行政機構實際隻有中書門下並在一起的一個省。一般情況下有兩位宰相，職務為同平章中書門下，官銜為左右仆射（射字在此讀作yè），所以有兩相第作為他們的辦公地點。

    除了中央一級機構，還有地方政府機構。浙西轉運司、臨安府衙等路、府一級都在湧金門和清波門之間的西城牆內。從吳越國時期起杭州城區就有錢塘、仁和兩個縣衙，直到清末，是當時有這種情況的唯一城市。那時十萬人口以上的縣就算是大縣了，而錢塘、仁和兩縣光在城區就都不止十萬人口。發達的工商業使得每年財政收入恐怕比一般的一個州政府收入還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高官貴戚流氓地痞眾多，治安形勢嚴峻，比一般縣城治理不知要困難多少倍，所以確實也有分設兩個縣的必要。這種情況好比改革開放前杭州市屬下的上城和下城兩個縣級區，隻不過地域是東西分布不是南北分布。錢塘縣的政府機構在錢塘門內今天的慶春路學士路之間的湖濱路東側；仁和縣的政府機構在今天的鳳起路觀巷之間的中山北路西側。

    下麵說說建造皇城的事。宋高宗定都杭州時曾有兩種建皇城的方案，一是在城西北的西溪濕地新建皇宮，正所謂坐北朝南，北宋皇宮就在汴京西北麵。另一種方案便是選擇在城南的鳳凰山東麓，在杭州吳越國王宮和北宋州治基礎上進行擴建。據說趙構在看了臨安城的規劃圖後，在西溪所在處做出批示：“且留下。”這種抉擇，一是考慮到節省財力與人力；二是考慮到鳳凰山一帶作為全城的製高點，便於控製形勢；三是每次離開皇宮到景靈宮朝拜祖宗，從皇城北上，趙構很可能會遙望北方，帶幾絲鄉愁，就能保持不忘故國的思緒。高宗於是下旨，在鳳凰山改建皇城，在臨安城內擴建京城。

    1983年開始，中國社科院、浙江省和杭州市三家組成聯合考古隊，對南宋杭州（臨安城）展開勘查。終於大體搞清楚了皇城的範圍：大致東起饅頭山東麓，西達鳳凰山，北及萬鬆嶺路南，南至宋城路一帶。東西直線距離最長約800米，南北直線距離最長約600米。

    高宗建炎三年（1129），即詔以州治為行宮。紹興元年（1131）詔守臣徐康國措置草創，修建宮殿，至紹興二十八年（1158），初具規模。由於宋金對峙局麵有所緩和，偏安政權逐漸鞏固，經高宗、孝宗等幾朝君主的不斷擴建、改建和修建，一座座金碧輝煌的宮殿陸續在鳳凰山麓聳立起來，至南宋末年，達三十座之多，和北宋汴京相當。不僅規模和汴京大內相仿，而且連宮殿的格局也和汴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