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定都（下）
當時備選的都城除臨安外還曾有長江中遊一帶選一個較大城市和建康。長江中遊城市的理由是此地居中，進可以收複汴京，退可以到西麵有險可守的巴蜀，回旋餘地大。建康是六朝故都，金陵曆來有王者之氣，當時是抗金前線，有利於凝聚民心，鼓舞士氣。
南宋最後定都臨安，原因是多方麵的。第一、當時金兵處處主動進擊，宋軍時時被動防守，這是當時戰局的長期態勢。杭州和建康比較，離前線較遠，相對安全。宋高宗說過：“朕以為金人所恃者騎眾耳。浙西水鄉，騎雖眾不能騁也。”浙西一帶水網交錯，對金騎兵活動不利，杭州有這一道天然屏障，給南宋統治者增加了安全感。第二、唐宋以來杭州迅速崛起，人口增加，經濟發展，交通運輸發達，一躍而成為萬物富庶的“東南第一州”，這種相當規模的城市體製和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恰恰是作為國都所必需的。長江中遊一帶沒有合適的中心城市，建康從靖康二年（1127）起短短三、四年中幾遭兵燹，已經破敗不堪，重建要花難以負擔的人力物力。第三、定都決策人宋高宗從心底裏是不願意恢複中原、迎回二聖（徽宗、欽宗二帝）的。杭州嶽王廟碑廊中，明代文征明所作並所書的《滿江紅》詞，雖然說的是枉殺嶽飛的事，“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複”，這兩句話也說出了趙構拍板定都杭州最主要原因。所以他對有利於北伐的建康這些城市自然持反對態度，隻有杭州才最適合他偏安一隅的想法。第四、對照一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和吳自牧的《夢粱錄》就會發現，北宋統治階級沉湎於汴梁奢華生活，臨安因為氣候之適宜、交通之方便、
物產之豐富、文化之繁榮、風光之秀美，與之相比，已經遠遠超過汴梁，生活之奢華也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臨安就自然成為大家向往居住的城市。綜上所述，南宋定都臨安在朝廷上下，除了宗澤、李綱、趙鼎、張浚少數幾位堅定的抗戰派重臣外，多數都是讚同的。
定都之後，杭州成為南宋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垣因而大事擴展，當時分為皇城（內城）和京城（外城）。南宋末年編寫的《鹹淳臨安誌》裏有皇城圖和京城圖，為今天認識南宋時的臨安提供了寶貴資料。當時還沒有按比例製圖的說法，皇城和京城都畫成方方正正的，但整體布局，宮室、山嶺、河道、橋梁、城牆、衙門、坊巷、市場、寺院、道觀、瓦子（娛樂場所）等大致位置還是可以表示得清楚。
京城南至包家山、慈雲嶺一線，北從武林門到艮山門，西連西湖，東靠錢塘江，城區麵積15平方公裏左右，氣勢宏偉。設城門十三座，水門五座城外有護城河。高宗即位到紹興年間前期，由於戰亂，杭州人口比神宗時曾明顯減少。朝廷政局穩定後，北方許多人隨朝廷南遷定居杭州，使臨安府人口激增。到鹹淳年間（1265---1274），常住戶口（本地籍貫）增至124萬餘人（包括所屬幾個縣）。就杭州府城所在的錢塘、仁和兩縣而言，居民也達43萬餘人，使杭州成為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鹹淳年間京城的人口密度已接近每平方公裏3萬人，以單層或雙層木結構建築為主的南宋臨安城區，其人口密度竟已經達到甚至超過有許多鋼筋水泥高層建築的現代都市中心市區，擁擠程度可想而知。
高宗駐蹕臨安之初，甚至連一些皇親國戚也處於家無居第的窘境，因時局所限，他們想要新蓋房屋為宅的請求往往得不到批準，隻是由臨安府負責在城內尋找空閑的官有房屋。這些貴人宅邸因而呈現出相當分散的局麵，無法像開封那樣集中。如果不看宅第門庭，僅僅從地段上看是很難分清楚的。無論皇親國戚還是士商大賈，都和普通市民一樣，混跡於臨安這座擁擠的城市之中。2001年，考古工作者根據《京城圖》標明的恭聖仁烈皇後宅，在緊靠清波門內發掘出一處南宋時期宅邸遺址，正房麵闊七間，進深三間。中有用香糕磚鋪設地麵的庭院，並構成多種精妙圖案，建築周圍還有磚砌的排水溝。在庭院北部方池和後房之間，則用太湖石壘疊成假山。確定這是宋寧宗趙擴的楊皇後宅邸，盡管還包含有庭院園林，占地麵積也十分有限，而且已經到西湖邊，離鬧市區較遠。這位楊皇後可不是簡單人物，宋理宗即位之初曾垂簾聽政，連她的娘家宅邸也十分局促。
和吳越國的腰鼓城比較，西南角已從雷峰塔下的西關門向東收縮到今天的南山路、玉皇山路一帶。這可能是為了皇城的安全，因為再往東已經是禁苑。東北角城區由保德門向西收縮到艮山門，從艮山門到保安門的東城牆不再朝鹽橋河（圖中的大河）凹進。整個城池由腰鼓狀變成不規則的長方形。元順帝至正十九年（1359）七月占據杭州的張士誠修築城牆，將宋時的城牆向東擴展了“三裏”。不過，據清初曆鶚《艮山雜誌》的說法，擴城“三裏”僅是一個大約數，實際最多處也就“二裏”，原東城牆在東河西岸，新東城牆東進到貼沙河西岸。新城牆位置西、北兩麵變化不大，東北角則向東延長到環城北路和環城東路交界處，仍然後轉向南，沿貼沙河到候潮門，最後轉向西偏北，到萬鬆嶺路南山路交界處接上西城牆。貼沙河就成為東麵的護城河，慶春門和清泰門就是那時築成的。新城牆高十丈，底寬二十丈，上窄，是底的四分之三，城牆所砌的石料，從山東沿運河而來。為了調製砌牆的灰漿，耗盡了當時杭州糧庫所存的糯米近萬石。那時起直到民國初年拆城牆五百五十餘年沒有多少變動，現在杭州許多地名還可以在京城圖上找得到。
圖中有不少遺漏甚至錯誤的地方，下麵予以補充和糾正。東城牆，嘉會門東北應補畫一座便門，便門和候潮門之間還有南水門和北水門，還遺漏了緊靠保安水門北麵的保安門。西城牆，錢湖門和豐豫門（即湧金門）之間，臨安府署的府字處有一座清波門，西北角的餘杭門不是朝西，而是向北。北城牆，餘杭門東側的西河出城處遺漏了餘杭水門，天宗水門是東西向的河道（和現在的武林碼頭到艮山門段的城中運河基本一致）出城處，應該畫在東麵一些，和餘杭水門有一段距離。另外當時錢塘江江岸應更靠近城牆。圖中白色粗線是當時的主幹道，由大內和寧門（圖中未畫出，東華門應該再東麵一點）出發向北最後拐向西的手杖狀的大道就是禦街，是皇帝四孟（每季第一個月）祭祖必經之路。
《京城圖》上的河道部分：大河是今天的中河；東城牆下的護城河是今天的東河；禦街東側的河道當時叫市河或小河，位於今天的光複路；湧金門進來的主幹道邊上應該有一條清湖河，向東快到禦街先轉北後向西和西河相接，這就是解放後填沒的浣紗河；圖上在今天鳳起路位置的藍線，當時叫橫河。
南宋戴植所撰《鼠璞》中說北宋時還是“林木茂盛，闃無民居”的城西及寶石山、吳山、萬鬆嶺諸處，此時已是“日益繁豔，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城中更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簷，寸尺無空；巷陌擁塞，街道狹小，不堪其行”。作為街道狹窄的佐證，南宋一部較為有名的筆記《清波雜記》作者，南宋末年臨安人周煇，記得他小時候聽人說起以前的汴梁，“京師街衢闊辟，東西人家有至老不相往來者”，皇帝出行時則是“甲馬擁塞馳道，都人僅能於禦蓋下望一點赭袍”。而到了南宋，縱使皇帝同樣出行，卻是“今日近瞻，法駕不遠於咫尺也”。
皇城南麵的京城直到南城牆，東起嘉會門西至玉皇山東麓，從《皇城圖》看，似乎沒有民居。西麵是包含了整座秦望山（將台山）的禁苑，有幾座寺院：梵天寺、石佛寺、聖果寺。禁苑之東則是皇宮的警衛後勤機構和倉庫，警衛後勤機構有：殿司衙、儀鑾司、都作院、禦馬院等；軍營有：教駿營（訓練禦馬的部隊）和使臣營（警衛外國使者的部隊）；倉庫有：軍器庫、攴酒庫、藥局等；還有練兵用的教場。因地方有限，有些後勤部門如車輅院、菜院以及一部分教駿營和禦馬院隻好放在南城外江邊平地上。南城外從東麵的包家山，經冷水嶺、桃花關直到西麵的慈雲嶺一帶有許多富貴人家別墅園林，成為當時杭州居民郊遊好去處，桃花關就因春天滿山桃花灼灼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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