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溯源（下）
如果西湖僅僅是這樣的話，它也許就隻是一個大水庫而已。怪不得當杭州剛剛啟動申遺的時候，一位來自北歐的世遺專家會說出這樣一句話：“在我的家鄉，像這樣的湖有幾千個。”他們不了解西湖是十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精英的精神家園，是中國各階層人們世代向往的人間天堂，是中國曆史最久、影響最大的“文化名湖”，曾對九至十八世紀東亞地區的文化產生廣泛影響。西湖留給人們深刻印象，遠遠不是因為它具有這位北歐專家說的自然功能，除了秀麗的風光之外，更多的是它一千多年濃得化不開的文化沉積。
自然風景是天然生成，文化內涵卻需要經過長期的曆史沉澱。西湖兩者兼而有之，實在難能可貴。可以簡單回顧一下西湖的人文曆史。西湖開始與海隔斷，成為內湖後不久的漢代，就傳說有金牛出現在湖中，人們認為這是“明聖”的瑞兆。所以在三國、兩晉時期，西湖就有“明聖湖”和“金牛湖”這些名字。到了南朝，錢唐縣治搬到寶石山麓後，就把它叫做錢唐湖。杭州剛開始建成的時候，許多人仍然叫它錢塘湖，如白居易《錢塘湖春行》詩題所寫。因為整個西湖都在縣城的西麵，在白居易的《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贈諸客》和《杭州回舫》這兩首詩中，就叫它西湖，這是最早出現的“西湖”名稱。北宋以後，名家詩文大都以西湖為名，錢塘湖之名逐漸鮮為人知。但直到蘇軾的《乞開杭州西湖狀》中，才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西湖”這個名字。
唐代，西湖麵積約有10.8平方公裏，比現在湖麵麵積大了幾乎一倍，湖的西部、南部都深入到武林諸山山腳下，香客們可乘船到那裏的寺廟拜佛。東北麵延伸到武林門一帶，鬆木場附近是一長帶形的水麵，叫做下湖，到南宋才完全湮塞，所以那時西湖也叫上湖。
盡管西湖天然風光十分秀美，人文曆史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例如早在晉代就建造了靈隱寺，斷橋在蘇小小那個年代已經存在，陳文帝時始建的永福寺（孤山寺）開始了孤山的開發，比白居易早二十年的杭州刺史賈全在裏西湖的西岸造過賈亭。但在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之前，西湖主要是用作杭州城及其郊區綜合水利工程的水源，可以說那時西湖不過是個大水庫。
不知道什麽時候西湖開始出現葑田，至晚李泌任職時還沒有出現葑田危及西湖的情況，不然很負責任的李泌不會不管。僅僅過了四十年，自從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以後，事情明顯有了變化。因為葑田嚴重威脅西湖的存在，白居易就成為開始對西湖進行係統整治第一人。他在杭州政簡訟平，對輕微違法人員的懲罰是窮人在西湖邊上種幾棵樹，富人清除幾畝葑田。以現代的話語就是維穩，維持社會和諧。從此曆朝曆代（除元代外）負責任的杭州行政首長，不斷和葑田作鬥爭，以求保存西湖，不被葑田湮塞。
白居易對西湖的整治透著濃濃文化氣息，裏西湖廣種蓮藕，湖邊建蓮亭，夏日蓮香四溢；在孤山普栽竹林，山側修竹閣，四時竹影婆娑。這種對西湖充滿文化意識的建設，給後世極大的影響。在他的粉絲（蘇軾的東坡名號就來自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時開辟用於種花的東坡，即忠州城外東麵的一片坡地）、北宋的杭州知州、文化名人蘇軾手裏發揚光大，達到極致。
白居易對西湖的另一大功績就是極大地提升了西湖的知名度，使天下知道在江南杭州有一個美麗的西湖。正如前麵引述的唐宣宗《吊白居易》詩，《長恨歌》、《琵琶行》這兩首流傳甚廣的長詩，已經使白居易在當時“天下無人不識君”。他反複吟頌的西湖，自然會吸引無數騷人墨客紛至遝來，一睹芳容。他們不斷寫詩作文讚美西湖，又大大加深了西湖的文化內涵，擴大西湖影響，形成良性循環。
曆史上對西湖影響最大的，是杭州發展史上極其顯赫的吳越國和兩宋時期。西湖的全麵開發和基本定型正是在此兩朝。吳越國（907-978），以杭州為都城，曆代國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圍興建大量寺廟、寶塔、經幢和石窟，給西湖留下大量文化遺存，讓後人讚賞並引以為傲。吳越國王錢鏐還設置一支千餘人的撩湖兵，芟草浚泉，確保了西湖水體的存在，所以在整個吳越國時期西湖一直是波光粼粼。
北宋後期，著名詩人蘇軾對西湖治理做出了極大貢獻，蘇堤就是他治理西湖留給後人的成果。他因烏台詩案被貶任黃州團練副使時，寫過一首《食豬肉詩》：“黃州好豬肉，價錢等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杭州治湖中，他把這樣製作的美食，用來犒賞參加西湖疏浚的民工，它就是現在的一道杭幫名菜“東坡肉”。後來哲宗親政任用新黨，居然有人借此攻擊蘇軾，說杭州人痛恨蘇軾，要吃東坡肉，真是東坡居士始料未及的。
蘇軾兩度任職杭州，前後合計達七年之多，占了他生命的十分之一以上，而且是精力最旺盛的壯年時期，為杭州留下比白居易更多詩篇，其中名作迭出，膾炙人口，不少是專門寫西湖的，如《飲湖上初晴後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等。與白居易一樣，蘇軾的知名度，對提升西湖在人們心目中印象功莫大焉。他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使得西湖又有了西子湖的雅稱。
南宋定都臨安後，杭州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經濟繁榮，杭州進入了發展的鼎盛時期，前麵講到孤山時已經提到，下麵將進一步詳細論述。杭州的旅遊者，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國的使臣、商賈、僧侶，赴京趕考的舉子，國內來杭貿易的商人。西湖的風景名勝開始在當時世界範圍廣為人知。
元代盡管對西湖疏於治理，由於南宋末年的兩位臨安府尹，淳祐年間的趙與躊和鹹淳年間的潛皋墅（即《鹹淳臨安誌》作者潛說友），相繼兩度疏浚西湖，西湖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銷金鍋兒”。據《元史》二十三卷記載，至大二年（1309）“江浙杭州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餘， 有桑兀、寶合丁等進獅、豹、鴉、鶻，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餘斤”。半年時間路過杭州，官方驛站正式接待的外國使者就有一千二百人之多。西域和西歐各國的商人、旅行家，來杭州遊覽的，就更多了。最為聞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他在遊記中稱讚杭州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天城”。元代後期，繼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錢塘十景”，遊覽範圍比宋代有所擴大。明代宣德、正統年間（1426-1449），杭州又開始恢複繁榮，地方官也開始關注西湖。
正德三年（1508），知州楊孟瑛衝破來自豪富們的巨大阻力，在巡按禦史車粱支持下，奏請疏浚西湖，由工部撥款。據明《西湖遊覽誌》卷一載：“是年二月興工，……為傭一百五十二日，為夫六百七十萬，為直銀二萬三千六百零七兩，拆毀田蕩三千四百八十一畝……，自是西湖始複唐宋之舊”。疏浚工程使蘇堤以西至洪春橋、茅家埠一帶盡恢複為水麵，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寬蘇堤外，在裏湖西部堆築長堤，後人稱楊公堤，楊孟瑛是治理西湖又一大功臣。
明清兩代，西湖繼續經曆了幾次疏浚，湖中三島就是這段時間出現在西湖之中。雍正年間，西湖麵積尚有7.54平方公裏，但尚有葑灘20多公頃，經過大規模的疏浚後，麵積廣及現在的西山路以西至洪春橋、茅家埠、烏龜潭、赤山埠一帶。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撫李衛用銀四萬二千七百四十二兩，開浚西湖湖道，在金沙港、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築石堰各一座，用以蓄泄沙水入湖。嘉慶五年（1800年），浙江巡撫阮元主持，再次疏浚西湖，至此，現代西湖的輪廓已經形成。民國至今又為西湖建設作出不懈努力，才有今天秀美的西湖。
正如蘇軾所講：“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美是杭州！”。一千多年來白居易、蘇軾等文化名人為西湖傾注了自己的心血。如果西湖沒有遇到白居易和蘇軾們，它就沒有今天這樣特殊的地位。是中國的文化造就了西湖，西湖本身就是文化。西湖景觀反映出中國農耕文明獨特的景觀審美傳統，對十三至二十世紀東亞地區的園藝景觀產生了顯著影響，具有突出的世界普遍價值。西湖最近獲得“世界文化景觀遺產”稱號，與世界上以自然景觀著稱的景點相比，西湖人文景觀最豐富；與世界上以人文景觀著稱的景點相比，西湖自然景觀最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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