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山河每天接受潮水，自然不會涸竭。疏浚之前鹽橋河底就比茆山河底低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因此，鹽橋河也沒有涸竭的道理。這樣做會使茆山河仍然經常受淤填，不過茆山河流經的地方，土地鹽堿較重，人戶稀少，村落荒野各半。雖然不可避免每隔三五年需要疏浚一次，但泥土有空地可堆積，疏浚時也不妨礙人們正常生活。
蘇堅想得很周到，萬一鹽橋河水位還是不夠，影響航運，還可借西湖水補充。早在吳越國後期，除湧金池外，還在清波門安置涵洞，開鑿暗溝，引西湖水進城，北宋時建造了清波門，老百姓按習慣，稱它為暗門。從暗門和湧金池引來的西湖水量很大，現在直接由清湖河而下，經餘杭水門出城，不和鹽橋河相通。這優質的西湖水沒有充分利用就白白流走了，實在太可惜。建議在湧金門內引西湖水的小河上築一道小堰，讓暗門所引水和湧金門來水相通，二股引來的西湖水都納入法慧寺東麵的溝渠中，向南行九十一丈，開鑿一條向東二十六丈長的新溝，達到承天寺東麵溝渠，繼續南行九十丈，再鑿一條一百零七丈長向東的新溝，到市河的貓兒橋河口。從這裏到鹽橋河已經很近了，而且貓兒橋河口已有新水門，可以由此流入鹽橋河的薦橋。
這條將要開鑿的清湖河支流，下遊是接納已澄清的江水的鹽橋河，上遊流入西湖活水，兩頭都不存在缺水的困難。接著蘇堅說明了把將要開鑿的河道弄得彎彎曲曲的理由。引西湖水所過之處，可以像六井那樣，用磚石砌成蓄水池，就近引入西湖水，讓周圍的居民得以汲用浣濯，又可以防備火災，好處多多。這是一個參照以前辦法和適合今天河道形勢的折中方案。
蘇軾說因為工程所在地在仁和縣境內，自己馬上拿蘇堅的建議，與仁和黃知縣商量可行否？並且率領幕僚和有關吏員親自到現場視察驗證，一一都確如蘇堅所言，大家一致認為這個方案無疑是可行的。於是在四月二十日，興功開鑿這條清湖河的支流，築小堰。並且抽出力量修整六井，把陰竇中引水的竹筒改作瓦筒，再用石函保護。杭州城中多鹵地，沒有可飲用的水井，自從唐代李泌開始作六井，六井對杭州民生意義重大。當年協助知州陳襄修整過六井，隻是不夠堅固，這次改進後，陰竇就不容易坍陷，堵塞管道，能夠堅久。預計用不了幾個月，工程就
可以完成，從此鹽橋河，永無堙塞之虞，百姓再不會有因疏浚門前河道遭致搔擾之患。
蘇軾在任杭州通判時就親眼見到當時知州陳襄整修六井後，在第二年杭州大旱所起的作用，所以這次他不僅如前所述主持修複六井，還如蘇堅所建議的，在新開的清湖河旁鑿了兩口新井，這個地方在當時杭城東部城區的中間地段，南、北、東三麵居民來取水路程都不太遠，就使得“西湖井水，殆遍全城”。因為西湖水的水量大，還在鹽橋運河的薦橋附近設置供水站，可以為鹽橋河上千艘船，每艘裝載上百擔的優質西湖水，供其航行中飲用。
為了隔截挾帶泥沙的江潮，鈐轄司前的閘門每遇漲潮時要關閉，隻到潮平後一兩時辰水清，才可再開。若有一定要在從漲潮到潮平水清這段時間內通過鹽橋河的公私舟船，可改從茆山河通行，再由茆山河向西轉入白洋池出天宗水門，不會產生航運受阻滯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麽讓茆山河在北麵再次和鹽橋河接通。蘇軾說就怕將來有人不知事情的來龍去脈，會以阻滯船隻航行為理由，像從前王欽若拆掉吳越國所築的堰門那樣，輕易做出變動，日積月累，舊患複作。所以特寫在《申三省狀》中向中央政府備案，以後有輕易變動者就可以用違反中央政府的規定論罪了。
因為從隋代起糧食的主要供應地在南方，杭州附近及以南大量的糧食都要經水路運往北方，鹽橋河（以及茆山河）就成了南糧北運的必經之水道。運送糧食的漕船載貨量很大，都可裝幾百石，宋代一石米重量接近一百二十斤，算來漕船載重可達幾十噸左右，過鹽橋河需要人牽牛拉才能較快通過，避免河道擁堵。鹽橋運河兩邊原來有專供人牽牛拉的牽路，岸上有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浙江西路提刑按察使元積中所立的石刻，說明當時曾拆除侵占牽路的人戶屋舍，並載明牽路應該保持的闊狹丈尺。蘇軾到任時距此僅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重新侵占牽路，蓋屋幾千間，卻在屋外借河道另開牽路，以致河道變窄。按理說這些違章建築都要拆除，蘇軾再三權衡利弊，提出了一個較少擾民的解決方案。讓侵占牽路的人戶到州裏登記備案，逐戶丈量侵占牽路路麵的麵積和新開牽路的河岸長度。然後根據各自的河岸長度築木岸以護河堤，而所侵占的牽路本是官地，必須依麵積向官府支付租金。租金由通判廳收管，準備木岸損壞時修補之用，不得在其它場合支用，如有違反，依違反詔令論處。這一方案也寫在《申三省狀》中呈請中央政府批準。
人們往往隻從文學藝術方麵評價蘇軾，特別是現代人，盡管評價極高：唐宋八大家、傑出的詩人、宋詞豪放派開創者和成就最高者、宋代四大書法家之首等等，幾乎所有可以想得到的桂冠和光環都可以加在他身上。但這隻是蘇軾一生成就的一個方麵，在某種意義下還不是最重要的一麵。還是《宋史》《蘇軾傳》最後對蘇軾的評論部分講得比較全麵。他的才能器識弘大，議論卓識傑出，文章雄渾俊朗，政事精明能幹，四方麵都以獨到的誌向為主，而以過人的氣勢為輔。所以凡他想做的事情，言語足以表達他的智謀，行為足以使他有所作為。至於災禍到來時，他的節義足以堅守他的品德，這都是誌向和氣勢所起的作用。
前麵不厭其詳地介紹蘇軾浚河經過和他的《申三省狀》（限於篇幅，沒有轉載原文），是因為從這可以較全麵看到蘇軾的才能。作為杭州的通判、知州，為了治理好杭州，深入民眾調查研究，發揚民主征求意見，浚河采納臨安主簿蘇堅的方案，下麵會講到治湖接受錢塘縣尉許敦仁的建言，器識弘大，心胸開闊，從善如流。關於王欽若亂作為、胥吏和差役擾民行為的議論，反襯了他的遠見卓識。
在浚河過程中的作為，充分體現他處理政事的精明強幹。從蘇軾及他的下屬蘇堅、許敦仁等人的作為可看到，封建社會的官員並不是我們讀書時曆史教科書上說的那樣不堪，也有為老百姓辦實事的。浚河隻不過是他在杭州政績的一部分，而且還不是廣為人知，最為人稱道的一部分。
蘇軾完全有宰相的才能，假如蘇軾做了宰相，他的政績應該在王安石和司馬光之上。《宋史》這一篇評論中還寫到仁宗讀了蘇軾、蘇轍的製策，退朝後高興地說：“朕今天給子孫尋到兩個宰相了。”當時蘇軾剛入仕，要做策論，被評為三等（最高等級，北宋隻有他和吳育兩人得到）。這話是烏台詩案時，神宗的祖母，仁宗曹後臨終對神宗轉達的，蘇軾因此獲赦。神宗尤其喜愛他的文章，在宮中閱讀，禦膳送來竟忘了吃，稱他為天下奇才。神宗死後，他的母親英宗高後接見蘇軾說起這件事時，哲宗祖孫和蘇軾都痛哭流涕。
兩個皇帝都能夠了解蘇軾，而為什麽蘇軾終究不能被重用呢？還是蘇軾晚年的女人王朝雲看得最清楚：“學士一肚子裝的都是不合時宜！”蘇軾才識實在太高了，一眼就能看穿時政中的弊病：發表切中時弊的議論，並提出很有效的改進辦法，這使得代表時宜的多數人很不舒服。他所遇到的兩位宰相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名相，而且私人品德都相當好，作為長輩也十分看重蘇軾，但都有固執己見，自以為是，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毛病。王安石是固執出名，以致得了一個“拗相公”的外號。司馬光執政後全盤否定王安石的新法，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他的同輩好友兼副手，當時著名政治家範純仁勸他不要這樣，司馬光始終不聽，範純仁不禁發出“又遇到一位拗相公”的感慨。作為晚輩和官職較低的蘇軾，自然更說不上話。和他們兩位相比，蘇軾明顯表現出虛懷若穀、從善如流的宰臣器宇。這兩位尚且如此，更不用說那些結黨營私、妒嫉賢能的庸官俗吏們。有人認為若蘇軾稍有隱晦，命運就大不一樣了，假使蘇軾因此變得合時宜了，他還能成為蘇軾嗎？杜甫《天末懷李白》詩雲：“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嗚呼！蘇軾一生遭遇真是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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