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故事18：九、城垣擴建（下）

   “保境”，即對外力求自保，既不發動戰爭，也堅決捍衛疆土；對內維持一方和平安寧。因此所有城門、城樓修得非常堅固壯觀，如朝天門（原址在今鼓樓所在地）：“規石為門，上架危樓，樓基疊石，高四仞有四尺，東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為通道，橫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東西閱門對辟，名武錄，夷敞可容兵百許。武台左右北轉，登石級兩曲，達於樓上。樓之高，六仞有四尺，連基而會，十有一仞，貯鼓鍾以司漏刻。”除南北土門外其它城樓大致類此，比如後唐同光二年（924），在開慈雲嶺時，又把西關城重建了一次。子城的宮門通越門和雙門，比羅城城門更為重要，自然造得更為講究。城防措施還包括在城內設置六個軍營屯地：分別是城南上隅的白壁營、鍾公橋北的寶劍營、鹽橋東的青字營、梅家橋東的福州營、修文坊的馬家營和褚家塘的大路營。六座兵營相互接應，以備不測。

    此外還對聯接各城門的街道、通衢、橫跨各河渠的橋梁，以及市場、房舍、城樓等等，進行了規劃和修建。所規劃的城中自南而北的中軸線，就是後來南宋的禦街和今天的中山路，千餘年來未曾大變，至今仍在杭州城區中心，成為南北交通的一條主動脈，杭州城內的交通也大為改觀。也規劃有與中軸線成正交的橫向街衢，形成杭州“豐”字形的街道格局。這種城市布局，成了南宋臨安京城的基礎，在杭州城市建設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城內外之間的交通，錢鏐下令從城南江邊開辟嶺路通向湖濱和城內，慈雲嶺是當時重要通道口，錢鏐親自書寫題記，刻在慈雲嶺岩壁上。

    西湖形成之前，西部山區流出的武林水帶來的泥沙可沉積在現今是杭州城區的海灣裏，西湖形成之後，泥沙就隻能沉積在西湖湖底。所以，從地質條件來說，西湖先天就容易淤積；再加上人為的圍湖造田，加快了淤積過程。但西湖是杭州的水源，沒有西湖，杭州就無法存在。自白居易浚湖之時到吳越建國之初，前後僅80餘年，西湖就又出現“湖封蔓合”的現象。西湖變淺了，並長滿葑草（野茭白）。當錢鏐籌劃在隋唐州治故址築子城擴建宮室之時，有方士獻媚說：“王如廣牙城，改舊為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垂祚當十倍於此。”錢鏐回答說，百姓靠湖水以生存久矣，無湖等於無民。豈有千年而不換人主的？我有國百年就夠了。因此，有“廣治不填湖，留以待真主”的佳話。錢鏐不理睬方士的建議，後唐天成二年（927）置撩湖兵士千人，定期疏浚西湖，加深湖床，清除葑草，巡湖禁止圍田，使西湖在吳越時期始終碧波粼粼。當時西湖還可以停泊戰艦，宋建隆四年（963）七月，錢弘俶還“大閱艛艫於西湖。”

    錢元瓘命杭州守將曹杲在湧金門北側開湧金水門，鑿湧金池和湧金河，即湧金水門水道，西從湧金閘引西湖水入城，東出湧金水門，向東流經延齡橋而東至定安橋，折南連三橋址河，入鹽橋運河（今中河），宋代這一段叫清湖河。由是“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澈，無由淤塞”，這是西湖又一重大工程。   

    鹽橋運河即現在的中河，早先以鳳山水門為界，南麵稱龍山河。龍山河是吳越國時期新開的河道。隻是杭州作為南宋國都時，為大內的安全龍山河不再和鹽橋運河相通，隻能從閘口通到朱橋（今複興路美政路口東北一裏路左右），再往前就淤塞不通了。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疏浚龍山河，恢複原狀直到今天。鹽橋運河在樟亭即後來的候潮門附近入錢塘江，在它和龍山河的入江口分別造浙江、龍山兩閘。龍山閘在白塔山旁，海拔八米左右，曹曉波《杭州白塔》一文說：“從白塔渡口入杭，需翻壩閘口。”據1953～2000年統計，杭州閘口的最高潮位為9.94米，吳越時觀潮最佳點在杭州江幹一帶，潮位比今天更高，因此盡管此處地勢較高仍需設閘以遏製江潮入河。浙江閘地勢更低，海拔僅五米左右，漲潮時要閉閘防止海水倒灌。到吳越國建立，杭州城區成陸時間從楊素建城算起已有三百年，杭城地下水長期不能淡化及北部農田斥鹵的原因恐怕就是沒能遏製江潮通過鹽橋運河，滲入城區地下，甚至沿河北上影響北部農田。設浙江閘後海水倒灌現象大為減輕，城內和北郊水係少受海水影響，情況就有所變化。離浙江閘最遠的餘杭水門附近的百井坊，不久已可鑿井飲用，加上後來蘇軾的整治，整個城區的地下水，在三百年後的元代也不再鹹苦。  

    杭州擴建後，人口劇增，農商繁榮，用水量大增，建閘雖可以起到促進淡化的作用，但這需要假以時日才能見效。為居民飲用淡水需要，除開鑿湧金池外，錢氏還在城內廣開池井，著名的有：吳山北麓大井巷的五眼吳山大井，南屏山西法因寺的錢王井，鳳凰山梵天寺的靈鰻井。據記載，錢氏先後鑿井最多的是在新擴展的城北一帶。在今杭州下城區百井坊一帶，有錢王所鑿的九十九眼井稱“錢王百井” 。今杭州延安北路保存著一眼古井，即為錢王百井僅存者之一。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錢鏐在吳越全境發動大興水利，是“安民”又一重要措施。為了經常維護重要水利工程，據《十國春秋》卷78《吳越武肅王世家》。後梁貞明元年（915）“置都水營使以主水利，以主水事，號曰撩淺軍，亦謂之撩清。命於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為田事，治河築堤，一路徑下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澱山湖入海。《吳中水利書》記載：“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裏、七裏而為一縱浦，又五裏、七裏而為一橫塘”。“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棋布之”。這些“浦”、“塘”的堤岸相接，形成圩田的四周圩岸，“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又多設堰閘以調節水量，蓄泄有時，不畏旱澇。又開東府南湖，即鑒湖，立法甚備。水利既興，農桑繁盛，連年豐收，地方日臻富庶，盡管百姓稅負甚重，因為米價賤基本生活能有所保證。

    古代農業是立國之本，農業上去了，手工業也很快發達起來。因獎勵蠶桑，吳越的絲織業在十國割據政權中是發展最快的。早在晚唐，皇室專用的秘色瓷就是越窯貢品，吳越國時期瓷器業十分發達，各色品種的青瓷是與國內其他地區和國外貿易的大宗貨物。商業也迅速繁榮起來，還積極開拓海外貿易，與日本、新羅、百濟、高麗等國遣使往來，經貿交易，遠至西南亞的波斯等國做生意。

    浙江同時還是吳越國境內重要運輸紐帶。當時浙江除潮汐洶湧外，還有許多礁石險灘，其中最著名的一處在秦望山東南，“大石崔嵬，橫截江濤，商船海泊經此，多為風浪傾覆，因呼為羅刹。”所謂“羅刹石”，實際上是玉皇山延伸至江中的餘脊，成為對船舶航行構成危脅的江中礁石。以前唐代的曆任郡守都不得不於每年的中秋節，迎潮設祭，樂工歌舞其上，以祈求航行安全，所以錢鏐鑿平羅刹石等礁石，疏通了浙江航道。     

    國土被吳（後為南唐）、閩包圍，三麵受敵的局勢，給杭州的商業、對外交通和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困難。陸路既然被封鎖，隻得在海上另辟交通，錢氏開通的這條海上貿易路線，在吳越一代始終暢通無阻，長盛不衰。後周廣順三年（953），吳越最後一位國主錢弘俶與閩僧契盈共遊江濱碧波亭，其時浙江“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尾。”錢弘俶高興地說：“吳越地去京師三千餘裏，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回答說：“可謂三千裏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生動地反映了錢塘江航道海運盛況及對杭州的生命線作用。    

    蘇軾撰文並書寫的《表忠觀碑》對吳越國為杭州乃至整個浙江的繁榮發展所作的曆史貢獻講的非常清楚：“……吳越地方千裏，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說法就是從吳越國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