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故事15：八、錢江湧潮（上）

                                                                     錢江湧潮（上）

    錢氏捍海石塘南自六和塔，北迄艮山門，全長“三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丈”花費銅錢“十萬九千四百四十緡”。宋尺約等於0.31米，一丈為3.1米，那麽自六和塔至艮山門長三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丈，這條石塘長度要超過一千公裏。六和塔和艮山門這兩個地標現在仍存在，直線距離不到十公裏，可見這個數據有誤。一緡錢即一千個銅錢，據《十國春秋》記載，吳越國時隻要幾十文錢就可買到一石米（118.4斤），如《上海地方誌》稱當時華亭米價為五十文一石，一緡錢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可買米2300多斤，夠五口之家一年半的糧食。按全長“三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丈”花費銅錢“十萬九千四百四十緡”計算，一緡錢築3.1丈海塘，這個成本價比照當時米價，應該是合理的。如果所花銅錢隻用於這段實際長度不超過十五公裏的捍海塘，成本為一緡錢僅築14厘米左右海塘，未免高得離譜。

    錢氏捍海石塘南自六和塔，北迄艮山門的說法最早來自宋元之際胡三省注《資洽通鑒》時的一段話：“今杭州城外瀕江，皆有石塘，上起六和塔，下抵艮山門外，皆錢氏所築。” 周潮生先生認為胡氏見到的石塘並非錢鏐當年所築原物，而是北宋張夏及此後不斷修築的石塘，不過錢鏐所築海塘是從六和塔到艮山門這一範圍應該大致沒有疑問。胡三省隻說錢氏築了這段石塘，並沒有說錢氏僅僅築了這段石塘。北宋昆山人郟亶《吳中水利書》中說：“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堤二百十四裏。”南宋人範成大《吳郡誌》也有同樣的記載。可見五代吳越海塘的範圍並不限於杭州城的瀕江一帶。看起來上述“三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丈”的長度，應該是錢氏在吳越國境內所有修築捍海石塘的總長度。如果真是這樣，和《築塘疏》所上奏的築塘經過不符合。

    又據《築塘疏》結尾，它是在開平四年十月上奏的，兩個月的時間根本不可能完成千餘公裏捍海塘。疏文中還講到“外加土塘，內築石堤”有悖於常理的築堤方式，以及這篇《築塘疏》在中出現了錢元瓘時才設置的秀州這個地名。錢江管理局的陶存煥先生根據這三點，撰文指出《築塘疏》是後人假托錢鏐的名字寫成的。

    錢鏐為了國都杭州市民的安居，開發了“石囤木樁法”新技術，建成捍海塘來抵禦潮災。杭州附近的潮災是由錢江湧潮造成的，下麵就稍微離杭州城的話題遠一點，說說錢江湧潮的事。眾所周知月球對地球的引力如果不算是產生潮汐的唯一原因，也是其主要原因，因此在任何一處海岸邊和海島邊緣都可以看到潮汐現象。海灣及河口潮流或者沒有出路，或者隻有一條迅速變窄的河道，潮汐現象就顯得壯觀起來，特別在河口。那些地方大多人口較多，潮汐現象對當地民眾生活多少會有影響，甚至影響巨大，因此得到更多的關注。

    氣勢大的潮汐現象被稱作湧潮，有名的湧潮會吸引人們前來觀看，於是給後人留下許多觀潮的文章和詩篇。錢塘江潮是世界著名大潮之一，尤以農曆八月十八日最壯觀，與南美亞馬遜河、南亞恒河並稱為“世界三大強湧潮河流”。湧潮的形成和地形關係密切。杭州灣是典型的嗽叭形河口，寬度自灣口的近一百公裏（實為98公裏），向裏急劇收縮，至澉浦水麵寬二十公裏，在吳越國時期，錢塘江的寬度至杭州僅比現在的一公裏略寬一些。潮水上溯時，水體受到急劇約束，潮波能量高度集中，潮差顯著增大，到澉浦潮差就已較較灣口大一倍。

    同時，錢塘江河口縱剖麵性質獨特，錢塘江怒潮時，海水倒灌，主要由長江挾帶大量泥沙，經海水搬運淤積於河口段，杭州灣內河床平坦，從乍浦以上開始抬升，形成一龐大的沙坎隆起。體積巨大的沙坎使澉浦以上河床迅速抬高，因為河底逐漸變淺，挾帶潮波的水體跟著抬升，阻滯了潮波的向前傳播，使後浪追前浪，最後形成湧潮。這和海潮到岸邊激起浪花的情況十分相似，隻不過阻擋不是在水麵發生而是在水底遇到。

    幾乎所有入海江河的入海口都是喇叭口，也都有潮汐現象，但世界上能形成湧潮的江河隻有屈指可數的幾條。因此喇叭口隻是形成湧潮的一個必要條件，還要在入海口門上遊的河床上有一個隆起的體積較大的沙坎才會形成湧潮，這可不是隨便哪一條入海江河都會有的。

    康熙年間費餳璜所寫的《廣陵濤辯》說：“春秋時潮盛於山東，漢及六朝盛於廣陵，唐、宋以後潮盛於浙江…..”。這段話給了我們兩條重要信息：一是我國曆史上先後有三個出現強湧潮的地方，山東（青州）、江蘇（揚州）和浙江（杭州）；二是湧潮和世界上許多事物一樣，也有從產生、興盛到消亡的曆程，廣陵濤的曆史充分顯示了這一曆程。

    山東的湧潮除費餳璜提到一句，似乎沒有更多的記載。西漢前期枚乘的《七發》一文寫道：“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 。”此後就以“廣陵濤”稱呼廣陵（今揚州）曲江潮。枚乘的《七發》約寫於公元前160年左右，正是廣陵濤全盛之時。當時長江口門在今江陰東麵不遠，曆史上長江口寬度曾達180公裏，到揚州、鎮江一線仍寬40公裏，呈喇叭口形態，現在的揚中市還是江麵下的一道沙坎。曲江，顧名思義河道應和今天杭州灣澉浦往上一樣是彎曲的，對照上述湧潮形成的條件，那時正是揚子江地形最適合洪濤發育的時期。就連觀潮的時間也與現在的“八月十八錢塘觀潮節”大致相同，都是在中秋之際，月球引力導致潮水最高最大。

    身為吳王劉濞的文學侍從之臣枚乘曾不止一次地陪同劉濞和眾多諸侯王登高台觀潮，親眼目睹過廣陵濤撼人心弦的宏偉氣勢，才寫出：“春秋朔望輒有大濤，聲勢駭壯，至江北，激赤岸，尤為迅猛。”說漲潮之時“狀如奔馬”、“聲如雷鼓”、“遇者死，當者壞”。東漢王充在《論衡》裏也寫道：“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南朝劉宋武帝永初三年（422），檀道濟任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時，“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海陵為今泰州，這時觀看廣陵濤的最佳江段已從揚州東移到泰州。唐玄宗天寶十載（751）去世的詩人李頎有詩：“鸕鶿山頭片雨晴，揚州郭裏見潮生。”大詩人李白在《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詩裏也寫道：“我來揚都市，送客回輕舠。因誇楚太子，便睹廣陵潮。”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素來豪放，但是他卻隻用“便睹廣陵潮”這樣平淡的詩句來描繪，可見八世紀初的廣陵潮雖未完全消失，卻已是強弩之末，失去了昔日的磅礴氣勢。幾十年後，中唐詩人李紳在《入揚州郭》詩前的小引裏寫道：“潮水舊通揚州郭裏，大曆以後，潮信不通……”，由此可知廣陵濤完全消失是在唐大曆年間（766-799）。

    廣陵濤消亡的原因是長江口兩側沙嘴的發育，使得楊州附近江段失去喇叭口效應。陳吉餘先生在《長江三角洲江口段的地形發育》一文中說到，二千年前南通還在海中，海岸外有名叫東布洲的大沙洲。在八世紀初東布洲和大陸相連，改變了江口地貌，此後不到一百年，廣陵濤就完全消失了。

    也許可以從一些曆史文獻，尋找到錢江湧潮產生的軌跡。杭州灣在第四紀結束時是一個普通的海灣，直到四千年前大禹的時候基本如此，沒有湧潮，所以他才能乘船順利地從餘杭到會稽召開部落首領大會。長江口的南沙嘴不斷向南伸展，被稱為岡身的沙嘴前緣沙堤式的堆積物就是當時的海岸線，其西側的潟湖就是太湖的前身。海灣北側是今天的杭嘉湖平原，在“江海成陸”一節引述清代孫之騄所著《南漳子》中已指出直到唐代以前那裏還是一片沼澤；海灣西側是浙西天目山及其餘脈，錢塘江的江口大致在今天的富陽附近；海灣南側是浙東四明山及其餘脈，寧波尚未成陸，今天南岸線的姚北和蕭紹平原尚未形成。

    春秋時期以後由於長江南沙嘴繼續向南延展，海流帶來的長江泥沙沉積下來，使得寧波逐漸成陸和姚北平原開始形成，杭州灣南北兩岸出現喇叭口雛形，但灣口位置比現在既偏南又偏西，北端大致在許滸山，南端大致在現已是陸地的慈城附近或更南。因有大潮（未必已經是湧潮）出現，所以越國和後來的楚國有伍子胥和文種因含冤而死，忠魂鼓動錢塘潮的傳說，百姓為之立廟致祭，希望他們能息怒，以求減輕潮災。從王盤山到許滸山一線的北麵已經成陸，南匯嘴尚未形成，海岸線大致在許滸山往北經柘林東麵的奉城直到馬橋這條岡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