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心故事：失聯60年的美國男孩回北京來了(組圖)
何比得, 1950年代攝於北京中國照相館
我讀小學的時候，班上有一位美國男孩，他叫何比得。
我們一起發蒙，一起度過天真純樸的童年和少年。後來，他隨父母回了美國。從此，我們失去了聯係，再無音訊。這些年裏，班裏的同學們常常重聚一起，共同回憶過去，大家很想念遠在大洋彼岸卻杳無音訊的美國紅領巾發小何比得。
60年後的今天，當年的少先隊員、紅領巾何比得飛越大洋，回到北京，回到了驚喜交集的同學們中間。還記得，60年前在歡送他離去的班會上，同學們依依不舍，都哭了。一個甲子過去，時光一瞬，在驚喜重逢的時刻，大家眼裏又一次溢滿了快樂的淚花。
故事有點兒長，我慢慢跟您敘說。
感恩節的重逢
感恩節過去好多天了，我們北京第一實驗小學1957級四（2）班的小學同學們，還陶醉在與60年前消失的美國同學何比得在一個甲子後重逢的喜悅中。
這次分別60年的中美兩國同學再次團聚，是由我寫的一篇文章《白襯衣》發表後引起的連鎖反應，這要感謝很多人。 首先要感謝《中國知青作家杯》征文活動，給予我一個激發寫作欲望的平台。非常幸運，我的一篇作品《白襯衣》能夠受到著名知青作家葉辛先生、孟翔勇先生等國內二十多位評委，以及讀者朋友們的喜愛，在三千多份稿件中，被評選為一等獎。感謝我們小學四（2）班的兩任班主任、也是我們的語文老師，王和禮老師和戴玉貞老師，幫我們在基礎教育階段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寫作基礎——熱愛祖國，熱愛祖國文學，用自己的真實情感去寫作。 感謝我們身處的網絡時代，感謝國內知名的微信公眾號“新三屆”刊登了我的作品《白襯衣》。由於“新三屆”公眾號影響力頗大，很短的時間內，大洋彼岸的美國讀者同樣也可以在網上閱讀到這篇文章。 還要感謝一位熱心人，美國創價大學的陳鴻儀教授，她從“新三屆”公眾號上讀到《白襯衣》一文後，在文後的讀者留言中寫下了這麽幾個字“世界真小，已將此文轉發給何比得的姐姐了。”同時，她通過“新三屆”公眾號編輯和我取得聯係。通過微信她告訴我，她和文章中提到的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是在大學教書時的同事，也是朋友，她將通過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幫我們聯係上何比得。她還告訴我，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學位論文即是關於昆曲《牡丹亭》的。後來成為在哈佛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專門從事將《毛選》翻譯為英文的翻譯家，兼在大學教中文。
這麽快就有了關於何比得的信息，讓我既意外又興奮。幾天以後，我從陳鴻儀教授那裏不僅得到了何比得的電話，而且很快與他建立起了微信聯係，並在第一時間將此情況匯報給我們四（2）班班長曹明同學和謝銳同學。得到何比得的信息，大家都很興奮，離開了60年，音信皆無的美國同學何比得，終於被我們找到了。
世上奇遇，讓我們再續前緣。
誰是何比得
何比得是我們班上帥氣、聰慧的美國男孩，英文名字是Peter Hodes。他父親是美國新奧爾良州杜蘭大學的醫學教授，1953年他的爸爸、媽媽以學術休假名義離開美國來到英國，後接受中國邀請，經周恩來批準，作為支援新中國建設的專家，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工作，母親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工作。中央政府在北京西城區真武廟附近為他們家提供了住宅和兩位照顧他們生活的保姆。 何彼得有個哥哥叫何比裏，還有個姐姐叫何南喜，都是我們學校的學生，當時有一個順口溜，“何比得，何比裏，家裏還有何南喜”，在校內廣為流傳。何比得長著一對藍色的明眸，一頭金黃色的卷發，細膩白皙的皮膚，健美勻稱的身材，他有良好的家教和修養，待人彬彬有禮，誠懇，熱情，樂於幫助同學。他品學兼優，富有體育運動天賦，是個老師喜歡、同學佩服的好孩子，幾乎是全班每個同學的好朋友、好夥伴。
何比得出生於1950年3月18日，1957年9月1日和我同一天進入北京第一實驗小學讀書。在這個班集體中，沒有人把何比得當作“外人”，更不會有人把自己的同學與中美兩國對立的關係聯係起來。 何比得活潑，熱情，經常主動幫助同學，不少同學都得到過他的幫助。二年級第二學期，班裏有了少先隊組織，品學兼優的何比得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隊。
60年前的小學生日記，能保存下來的真不多。鄭明光同學60年前在日記本上寫到，“1959年11月7日星期六，晴，這幾天聽說我要入隊，我非常高興……現在有兩個隊員正在天天地幫助我，一個是何比得，另一個是正小隊長劉祖友，他們兩個人幫助我，讓我趕快入隊”。 在一位身體比較弱的女同學翁世茵的回憶中寫到：“何比得不僅學習成績好，而且跑得飛快，每次體育比賽都能為我們班爭到名次，大家都很喜歡他。與他相反，我是班裏跑得最慢的一個，上體育課時老師常常讓他帶我跑，有時他還和我手拉手跑，邊跑邊喊：‘快！再快一點！’我至今忘不掉他拉著我奮力奔跑的情景。”
1958年大煉鋼鐵，需要鋼管做一種叫超聲波的東西。同學們找來廢銅爛鐵，何比得送來的竟是一輛小自行車，為此我們班受到學校的表揚。當時我們都圍著小自行車看，內心被深深感動了，我們之間早已沒有了國籍的區別。
到了三年級，隨著少先隊組織的擴大，何比得被大家選為中隊旗手。那時候全校都知道，那個白皮膚、黃頭發、藍眼睛，高擎著少先隊中隊旗的是何比得，他後麵的隊伍就是我們班的少先隊中隊。無論是參加全校活動，還是參加社會活動，據目前掌握的曆史資料，這可能是六十年前全中國唯一的一支由美國男孩作為旗手，走在隊伍最前麵的少年先鋒隊中隊。
1957年5月2日，美國參議員麥卡錫因急性肝炎死於Bethesda海軍醫院，終年48歲。此後，麥卡錫主義逐漸散去，美國國內政治環境相對寬鬆。但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中蘇兩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路線和策略等問題上出現分歧並逐步激化，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冷戰不斷升級，中蘇兩黨之外的其他兄弟黨，不得不重新站隊，或者遠離國際共產黨兄弟之間的涉及到千百萬生命攸關的大辯論，這就是當年何比得離開中國回美國的國際政治大環境。 1959年11月，何比得全家離開中國，返回美國。在他臨行之前，我們班上開了歡送會。
班會話別離
1959年的11月21日，60年前的北京已經進入初冬季節，當時三（2）班的全體同學（十個月後我們升入四年級）在教室裏開歡送會，歡送美國同學何比得回國。同窗三年，全班的40個中國同學和何比得已經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全班43人，除何比得外，另有蘇聯國籍兩人）。 在老師的安排下，同學們把課桌靠牆圍成一圈，然後把椅子擺在課桌前麵，擺成了一個圓圈會場，同學們可以麵對麵地進行交談。班主任戴玉貞老師剛剛說到：“何比得同學馬上要離開我們班了，他要回到自己的國家去……”有幾個女生的眼淚就已經流了下來，離別的憂傷掛在了每一個同學稚嫩的臉上。何比得用標準的北京話說道：“我要和爸爸媽媽，和全家一起回美國了，我會想念大家的，我會想念老師和同學們……”說到這裏，他哽咽了，盡量克製自己不讓眼淚流下來，班上的男同學也開始抽泣了起來，我也哭了。
戴老師代表全班同學，將一個一尺見方的白色和平鴿工藝品送給了何比得，何比得拿來一些自己的照片，還有和家人的合影送給同學們，他送給我的是一張他在中國照相館照的一寸標準像。 在這個歡送會之前，何比得全家去了一次蘇聯，他在蘇聯買了一些小紀念品，送給班上的同學們。他送給了我一枚紀念章，外型是個紅五星，五星裏邊有一個圓圈，圓圈裏是一個小孩子的頭像，何比得告訴我這是兒童時代的列寧。
可惜在七年之後的1966年8月23日，我保存的這枚紀念章，還有何比得送給我的照片，被我當時就讀的北京師大二附中的同班女生魯爭征，帶領著一隊紅衛兵到我家抄家時，作為裏通美帝蘇修的罪證被抄走了。魯爭征的父親導演了一部話劇《首戰平型關》，為當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統帥林彪歌功頌德。魯爭征家有林彪這樣的靠山，我和她是無法講理的，沒有人給我爭辯的權利。照片被燒掉了，紀念章被抄走了，但是對於何比得同學的思念，一點沒有減少，同學之間的情誼，一直深深地埋藏在我心裏。 歡送會那天，我們班的第一任班主任王和禮老師也來參加，收到了何比得送給她的照片。幾天之後，王老師親手送了一張自己的照片給何比得，並當場簽名“送給我的學生何比得，王和禮1959-11-30”，這張照片一直被何比得保存到今天。
我記得在一年級第一學期剛開學的時候，班主任王和禮老師就對全班同學說過，何比得是從美國來的，你們隻要記住何比得是自己的同學，同班的同學就夠了，對待他要和對待每一位中國同學一樣。三年同窗，我們就是把何比得當作自己的同學、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哥們兒，一起滾鐵環、一起跑步、一起玩轉亭、一起玩轉傘、一起悠雙杠，追逐跑、跳山羊、玩騎馬打仗，還帶著他彈球、拍洋畫、扇三角……何比得離開中國前已經是一個小中國通了，一張口說出來的是地道的京味普通話。
何比得離開中國的前一天，他媽媽帶著他和哥哥姐姐一同來到學校，向老師和同學們辭行。戴玉貞老師教過他們兄妹三人，她一直把他們送到學校的大門口，大家眼裏都含著眼淚，臨別之際，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再也控製不住，兩行淚水奪眶而出……
何比得離去之後，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一晃就是一個甲子，整整60年。 一直夢想重逢 歡送會後，不少同學把送別何比得這件事寫在了當天的日記上，鄭明光同學是這樣寫的：“1959年11月21日星期六，晴，星期六下午，我們全班同學開了一個歡送會，是歡送何比得同學回自己的國家，美國。王老師、趙老師、喬老師、陳老師都參加了這個（歡送）會。先由老師們講話，再由何比得講話。然後由同學們拿來的錢買了糖果和禮物，把糖果分給大家吃。最後把同學拿來的玩具和別的東西送給了何比得。”
何比得離開中國後，戴老師收到一封信，是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在回國的途中寫給她的。“老師，我們正在歸途中，早晨，小弟弟（何比得）第一個爬起來，他吵著要回去上課，他問媽媽給他請了幾天假？他還說，戴老師最不喜歡逃學的孩子。當他知道回國是怎麽回事以後，他哭了，哭得可傷心呢。他手裏捧著那隻和平鴿，一邊喊著您一邊哭……”
何比得走後大約兩個月的時候，班主任戴玉貞老師收到何比得從美國寄來的第一封信，戴老師在請示校領導之後，在班裏講述了那封信的內容，我隻記住了三件事。第一件事，何比得想念我們的小學、想念老師和同學們。戴老師講到這裏時，又有幾個同學偷偷地掉下了眼淚。第二件事，何比得每天都在堅持用中文寫日記。第三件事非常令人氣憤，何比得在美國和美國孩子動手打架了，而且被打掉了一顆牙。同學們都知道何比得從來沒有打架的經曆，肯定是美國孩子欺負他。同學們氣憤極了，紛紛表示，我們隻有好好學習，長大了做共產主義接班人，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外國小朋友，包括在美國受欺負的何比得同學。
由於曆史環境的原因，收到這封信以後，再沒有何比得的任何消息，包括小學五六年級，初中三年，之後沒有人敢寫信寄往美國，打探何比得的消息。到了文革十年，裏通外國是死罪，更沒有人敢越雷池一步了。 袁澍同學說，“1959年何比得隨父母全家人回國，臨行前贈送一張照片留念，此後音訊逐漸消失，同學們對他的記憶就定挌在那張照片上。然而60年來思念之情從未中斷。每當同學聚會或有人從美國歸來，都會打聽他的消息，大家一直思念、牽掛和黙默祝福著大洋彼岸的小夥伴，這種發自心底的祈禱，還隱含著更廣博深遠的憧憬，盡管單純幼稚的童年人尚未意識到。”
1996年2月11日，翁世茵同學在人民日報國際部主辦的《環球文萃報》上發表文章《何比得你在哪裏？》她在文章中寫到，“多年來，我和同學們一直沒有忘記他，我們的中隊旗手何比得。他剛走時，同學們擔心他一家回國受迫害……兩國建交了，我們更加思念他。何比得，我兒時的同學和朋友，你在哪裏？”
何比得也多次嚐試著聯係我們，未果。後來知道同學們上山下鄉奔赴祖國各地，種“大寨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根本聯係不上，就一直在聯係班主任戴玉貞老師。可是文革中戴老師受到了衝擊，退休之後遭遇住房被拆遷，全家不得不搬遷，住到謝銳同學家裏去。何比得幾次聯係戴老師都未能成功。
與夢想擦肩而過
感謝乒乓球世界冠軍莊則棟，通過一個小小的乒乓球改變了中美關係和世界格局，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同學們期盼尼克鬆離開中國後，第二個來中國的美國人，如果是何比得該有多好啊！ 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交，同學們更加惦念何比得。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老師和同學們壯起膽子，又開始打探何比得的消息。1986年著名作家徐遲接受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營（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e）邀請，前往美國訪問，在這次學術交流和訪問過程中，他見到一位擔任漢語教師兼翻譯的美國女士，她的中文發音是標準的漢語普通話，讓徐遲想到了1933年翻譯過的《二婦人》一書的作者賽珍珠（Pearl S. Buck），眼前的這位女士會不會也和“賽珍珠”一樣，有長期在中國生活的經曆？
經過交談，得知這位女士是美國的中文翻譯家和漢語教師，兒童時代在北京第一實驗小學上學，她的名字叫何南喜，就是我們班同學何比得的姐姐。由於當時的外事紀律要求，不能索要和保留工作中相識的外國人的個人聯係方式，徐遲回國後，也無法與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取得聯係。他記得何南喜說過，戴玉貞老師曾經兩年擔任她們班的輔導員，徐遲將此情況用毛筆寫了一封信寄給了戴玉貞老師，我們覺得好像何比得近在咫尺，卻擦肩而過。 此後，由於工作關係我去美國出差十幾次，也打探過何比得的信息。我的訪問對象基本都是拳擊界的大咖，如：拳王喬治·福爾曼、泰森及經紀人、美國《功夫》雜誌社，以及華人武術家。這些人確實不認識何比得，更不會與他有任何聯係。
聚會前精心準備
這次通過“新三屆”公眾號與何比得建立了聯係，在幾次微信交往互通中，得知在此之前，何比得有一個全家外出的計劃，而現在他有強烈的願望，想回到中國和當年的小學同學們見上一麵，共敘友情。他重新對自己近期的外出計劃做了調整，等待我們的回複。
一個班級，是否可以常常聚會，一來要看上學時期班級的氣氛和友情的密切程度；二來要有幾個熱心張羅的人，用他們的辛苦與熱情點燃那些半推半就欲走還留的同學；第三，還需要組織者擁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智慧，創造出一個又一個聚會的理由。三大要素一項不缺，同學們商量把接待何比得這件事情，和原來計劃做70歲生日大聚會的事情合二為一辦成一件事，“歡迎何比得歸來暨四二班同學70歲生日聚會”。 就像一陣旋風平地起，籌備組立刻就成立了，牽頭的是謝銳同學和曹明同學，參加籌備組工作的同學有：林洪、劉祖友、施漢昌、楊洋、李銳、袁澍、朱大京、鄭明光和我，我們在網上一遍又一遍不停地爭論，如何接待何比得，如何辦好這次大聚會。籌備組的這幾位同學就像葫蘆娃一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長處，在某些方麵有超越常人的特殊才能。有的負責現場翻譯、有的負責組織活動、有的負責在活動中攝影、錄像，各司其職，真是一個蘿卜一個坑。
聚會的消息剛在四（2）班微信群裏公布，同學們就熱情報名參加，不少同學還主動要求捐款讚助，最終籌備組商定個人讚助不得超過3000元人民幣，聚會活動還是老規矩AA製，得到全體同學讚同。何比得確定來北京的時間是10月29日，剛剛組建的籌備組立刻行動，經過反複推敲，最後為何比得定下了位於天壇東門的原國家體委體育賓館，現在叫“七天假日酒店”。從酒店出門50米就有地鐵，走上150米就是天壇公園。聚會地點定在和平裏大酒店。
首都機場迎發小
2019年10月29日，北京時間15：06，一架從美國洛杉磯飛來的波音787-8型飛機提前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一個中等身材，麵容消瘦的70歲美國男人急匆匆走出AA181航班的機艙，迅速經過邊檢、海關，在將要走到旅客到達出口處，突然從背包中拿出一張寫著漢字的A4白紙，雙手將它舉到了胸前，上麵用中文寫著“何比得1959”幾個字。
旅客到達出口處有五個人聚在一起，他們高舉著一個印有外國兒童頭像的牌子。16：00整，當這五個人發現了那個在胸前手持寫有中文字跡白紙的美國人時，幾乎同時叫出了“何比得！”這幾個人的舉動引起了周圍所有人的駐足關注。
兩位女士，將一大束鮮花送到了被稱作“何比得”的美國人麵前，這是我們的同學代表，在首都機場迎接60年前離去的那個美國男孩兒，也就是我們的同學何比得的場麵。 移民澳大利亞的宋伯玲同學剛剛從加拿大旅遊回到悉尼，聽到何比得要來北京，不顧旅途的勞累，提上沒來得及打開的旅行箱，馬上又訂機票飛到北京，放下行李，轉身就去首都機場接何比得，和楊洋一起，用手中的鮮花歡迎美國老帥哥的到來。60年前在小學的時候，宋伯玲和楊洋同學就經常去首都機場、人民大會堂，或者其它中央領導人開會的重要場所，為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來華的外國黨政領導人獻花，那時她們覺得這是一件即光榮而又很平常的事情。這次又是她們，為已經失散60年的美國同學何比得獻上代表同學們一片心意的鮮花。
何比得邁著像六十年前一樣驕健的步伐，像一隻從大洋彼岸飛來的蜜蜂，直奔鮮花。同學們難以控製興奮的情緒，如果不是年齡和體重的關係，肯定就跳起來了。60年後重返中國，如果是女人，叫回娘家，是男人，那就叫故地重遊，或者叫回歸。何比得這次回來，最準確的定位即是回歸四二班，回歸當年同窗的夥伴中。
左起：鄭明光、朱大京、林洪、謝銳、楊洋、何比得、李銳、劉祖友、王驥
故事從小學說起
長亭外，
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
夕陽山外山
這是弘一法師李叔同大師的一首音樂作品《送別》。
二十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送別》作為在新式學堂中教授的學堂樂歌，被廣為傳唱，受到大眾的深愛。現在，更多人熟悉這首歌曲是通過吳貽弓導演的電影《城南舊事》，它改編自台灣女作家林海音的同名中篇小說，這首歌曲是電影的主題音樂。作家林海音在小說中描寫她童年就讀的學校“師大附小”，就是我和我的同學們共同生活、學習六年的北京第一實驗小學，《城南舊事》中大量的電影畫麵也是在這所小學拍攝的。
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簡稱師大附小），是我們學校的前身，創建於辛亥革命成功，民國初建，提倡五族共榮時代，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創辦的第一批公立小學。
1955年10月，師大附小被北京市教育局改名為“北京第一實驗小學”。歌曲《送別》雖然不是我們的校歌，卻是學校創建以來，每一位教師和學生最熟悉、最親切、最喜愛的歌曲。這麽說起來，林海音還算是我們的校友呢，雖然我們沒有出生和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但我們在同一個學校度過自己的兒童時代，享受優質創新教育給我們帶來的快樂，幼年良好的教育奠定了我們人生的發展方向。
我是1957年考上這所小學的，那一年有四千多個7歲兒童同時報考這所學校，為保證教學質量，不僅授課教師是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本科畢業生，而且招生人數也有限製，曆年每個年級隻招收3個班，每班40個學生。經過嚴格的考試，我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員，分配在一年級二班，四年後，升到四年級二班，進入五年級重新分班，因此，許多同學在一起隻是從一年級到四年級。同窗四年，由於兩任班主任的影響力，這些同學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四（2）班”。何比得是在三年級時離開的。 關心同學、熱愛集體，是每一個孩子走進這所學校的第一天就受到的教育。我曾經學習、生活的四（2）班，60多年來，同學之間從來沒有間斷過相互之間的溝通和交往，互相學習、互相鼓勵、互相幫助、互相支持、互相尊重，名雖各姓，情同手足。
六十年後大聚會
11月4日是我們全班同學聚會的日子，我和陳西崗同學、林洪同學陪同何比得，從他住的酒店來到聚會現場。九點半我們到達時，已經有不少同學在那裏等候了。李銳同學和郭漪瀾同學負責給大家分發T恤衫。那白色的T恤衫上，正麵印著北京第一實驗小學的校門，照片上方印有“北京第一實驗小學”中、英文校名，照片下邊是建校時間。背麵是何比得1959年離開北京時留給同學們的一張標準照，放大的頭像位於正中，上邊印有“中美同學60年重逢”幾個大字，照片下邊印著“何比得”的名字。雖然天氣很冷，同學們仍然穿上為這次聚會印製的T桖衫在室外合影留念。 聚會大堂兩側高掛醒目橫幅，寫著“歡共慶70壽誕”，“喜重逢比得同學”，烘托出鮮明主題和熱烈的氣氛。大堂中間擺放了四個大圓桌，每桌圍坐十個人，每個桌上都放著一個蛋糕，蛋糕的圖案都不一樣，是經過楊洋同學精心設計、精心製作的，象征著美國同學何比得和中國同學之間60年打不斷、拆不散的友誼。
比得和班長曹明在聚會上
同學們顧不得吃桌上的水果和小吃，都熱情地跟何比得打著招呼，時而用中文，時而用英文問寒問暖，共述同窗之情。何比得記不住每個人的名字了，60年了，記憶中的小學同學的模樣確實變化很大，隻記得這些同學都是當年一起學習、一起玩耍的小夥伴。 朱大京同學負責攝像，同時兼顧播放視頻和音樂，一曲《送別》，優美的聲音環繞在大堂。劉景玉同學雖然是女生，也和專職攝影、攝像的男生一樣端著“長槍短炮”在同學之間“穿來走去”，捕捉最佳鏡頭和感人的畫麵。
10點整，曹明同學宣布聚會開始並致辭，她簡單介紹了我們這次舉辦全班同學聚會的意義：一是大家共同過一個70大壽的生日，二是歡迎60年前離開中國的何比得重新回歸我們四（2）班。當年合唱隊的指揮宋伯齡同學，指揮全體合唱那首我們終生不忘的兒童歌曲《讓我們蕩起雙槳》。大屏幕同時打出了歌曲視頻和全曲字幕，歌聲把我們帶回童年，久別重逢的我們在時空的隧道中找尋童年的歡樂。宋伯玲站在大屏幕前，鄭重地講了一句話：“從1966年文革開始，我再沒有指揮過唱歌，這麽多年了，我是第一次重新指揮同學們唱歌……”
袁澍同學專程從廣州來北京參加聚會，並為這次聚會賦序，他說：“何比得不遠萬裏專程來到北京，神奇地在古稀之年與老同學們團聚，共慶壽辰，不僅圓了我們自幼以來，長達60年一直不忘的思念、牽掛和期盼重逢的夢想，而且續寫了童年真摯友誼的新篇章。”作為曆史學家，他向何比得贈送了由他主編出版的《中國南海周邊關係》一書，大屏幕上播放著他製作的美篇。
李蒂雅是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教師，她把自己出版的畫冊，作為禮物送給了何比得。劉文琪擅長山水工筆畫，她送給何比得的兩幅畫是從最近的作品中精心挑選的。
何比得喜歡中國的書法和繪畫，他家裏掛著一張60年前他從中國帶去的年畫，那張年畫是天津美術出版社印刷出品，畫麵上一個女孩端了一碗水，正在喂另一個年齡小的女孩喝水，正如這幅畫的主題“好朋友”。這張畫被何比得裝在一個大鏡框中，幾次搬家，這張來自中國的年畫都一直掛在他的書房裏，旁邊掛著的是他自己的中文書法作品。同學們送的禮物都是自己創作的，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的藝術品和紀念品。
這張中國年畫《好朋友》被比得帶回美國，掛在自己房中，伴隨了他60年
我特意穿了一件紅色的西裝，那是1998年曼穀亞運會時，主辦方泰國給量身定做的，中國人喜歡在喜慶的日子，穿著紅顏色圖個吉利。站在大屏幕前，我向同學們介紹了聯係何比得同學的經過，大屏幕上播放出何比得和全班每一位同學60年前的照片以及現在的照片，進行跨越時空的對比。
何比得離開中國後，60年來他的經曆和近況，是同學們最關心和牽掛的，會上他為大家講了自己的故事。因為擔心翻譯過程中會出現一些困難，他特意邀請了自己的一個朋友來當翻譯。他的這位朋友叫陽和平，是個中國通，他的爸爸媽媽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陽早、寒春，和何比得的爸爸媽媽一樣，也是早期來中國支援建設的美國專家 。
陽和平（左）
中美兩國國情的迥異，讓60春秋難以一言盡述。1959年何比得回國後讀小學、上中學，延續著正常教育。1966年我們中國同學遵照指示批判《燕山夜話》“三家村”的時候，何比得在美國通過考試，獲得汽車駕駛執照。1968年何比得買了自己的第一輛汽車，他開著大眾甲殼蟲汽車帶著朋友去海邊度假時，我正在北京的大街上蹬著學校食堂買菜的平板三輪車，幫著即將上山下鄉的同學們把行李從家裏運到學校，再集中托運到農村或軍墾農場。
當我們班絕大多數同學在“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時候，他繼續深造讀大學。我們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時候，他在大洋彼岸欣賞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演唱的歌曲《喬·希爾》（Joe Hill）。我們從農村返城參加工作或重新上學時，他以一個工會組織者的身份到工廠、到基層組建工會聯盟，為追求社會平等努力工作。
何比得打開筆記本電腦，為我們播放保羅·羅伯遜演唱的歌曲《喬·希爾》，並和陽和平一起，一字一句地介紹這首歌的歌詞。何比得說，這首歌的歌詞作者是他中學時的音樂老師，他的老師和他爸爸一樣，曾經受到了麥卡錫主義的迫害。喬·希爾是一個工會運動的領袖，應該受到所有工人的尊敬，喬·希爾是世界產業工人聯盟（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縮寫：IWW）的組織者。我們雖然不太了解喬·希爾這位世界工人運動的先驅，可是心中裝著的也都是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和貧苦民眾，許多年來，四（2）班的同學們以各種形式堅持著扶貧工作，雖然說與何比得60年沒有見麵了，隻要內心的想法一說出來，依然是那樣心靈相通、不謀而合。
馬丁·路德·金是舉世聞名的美國黑人牧師、社會活動家和人民人權運動領袖，他倡導非暴力扺抗，他有一個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呼喚民主平等，並傾注畢生精力追逐這個夢想。馬丁·路德·金，是何比得崇拜的英雄，他在發言中講到馬丁·路德·金的時候，說了這樣一句話：“在美國有正義感的人都支持馬丁·路德·金牧師。”此時，我插了一句話說：“在我們中國，所有有正義感的人都崇拜馬丁·路德·金。”這句話贏得了同學們讚同的掌聲，也得到了何比得和陽和平的認可。從保羅·羅伯遜的歌曲、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爭，到何比得對於中國佛教中大愛的尊崇，將這些信息拚合在一起，不難勾勒出何比得的精神情感與內心世界，不由得讓人心生敬佩。
“我相信，在坐的40位同學每個人都有一個夢想”，何比得看著大家動情地說，“今天，60年前的小學同學聚會也算是圓了一個夢。60年了，我們是同學，我們是朋友，我們是兄弟姐妹。我愛你們每一個人，到永遠！”
鄭明光同學代表全體同學追憶王和禮老師和戴玉貞老師，兩位老師的照片出現在大屏幕上，想到昔日老師們的敦敦教誨和殷切期望，不盡讓人潸然淚下。吳焱同學在公安係統工作，因故不能參加，特於11月4日淩晨給聚會發來微信祝賀。蔡紅同學是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在美國讀取醫學博士以及後來工作期間，都曾經想辦法找過何比得，但是沒有聯係上。她致力於食道癌研究，因故無法前來參加，請我代她向同學們問候。二位同學通過我們轉交參加聚會的費用。戴玉貞老師的女兒梅小慧也因為其他原因不能前來，大屏幕上播放著她的文章。高年級代表肖能敏也代表其他班學友送來賀詞。安小華同學發言講到60年前她“欺負”何比得，連連做著自我批評，劉祖友、劉星講話時很激動，幾次哽咽，不少同學也跟著落淚。
楊洋代表全班將40位同學簽名的T恤衫作為禮物送給何比得
楊洋代表全班同學向何比得贈送紀念品，那是現場40位同學簽名的印有何比得頭像的白色T桖衫。專程從上海趕來的陳西崗，為每一位同學準備了一條印有“北京第一實驗小學留念，2019-11-4”的手帕；何比得送給每一位同學的禮物是一個白色的和平鴿徽章。聚會在《送別》和《友誼地久天長》悠揚婉轉的樂曲中慢慢落下帷幕。
教室裏憶童年時光
今年是我們小學建校107周年，在2002年學校已經搬到新建的校舍，原來的校址劃給了一牆之隔的師大附中，在師大附中劉宗堯老師協助下，我們來到了當年在北京第一實驗小學上課的教室。
教學樓已經被改成了“錢學森紀念館”，錢老也是我們這個學校的老校友。何比得見到錢學森的照片時，很有感觸，他的爸爸媽媽和錢學森一樣，同時期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
我們的教室恢複成民國時期的樣子，教室的牆上專門寫有文字說明，“鄧穎超同誌曾在此教室授課”，她是在這所學校任教的第一位女教師。何比得得知鄧穎超就是那位批準他爸爸來中國工作的周恩來總理的夫人，他在鄧穎超照片前站了許久，雖未謀麵，也有一種親切感。新中國建立後，我媽媽在鄧穎超領導下的全國婦聯工作，這一間小小的教室不論對於我還是何比得，都有著一種特殊的情感上的聯係。
剛才在走進學校大門口的時候，同學給何比得係上了60年前曾經帶過的紅領巾。此時，我和脖子上係著紅領巾的何比得並排坐在課桌後麵，尋找當年上課的感覺。時光荏苒，世事滄桑，撫今追昔，不禁讓人感慨萬千。講台上沒有老師，講台後麵的牆上掛著孫中山的照片，我們挺起胸、背著雙手，像小學生一樣規規矩矩坐在椅子上，兩眼注視著孫中山像，60年前何比得就知道，這是中國的革命先行者。
比得（左）和我，雙手背後，依如當年，坐在教室裏。他又一次戴上了少年時的紅領巾
我們來到操場，操場西麵就是我們的教室，教室的後窗緊鄰操場，看著教室的後窗，讓我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三年級第一學期剛開學，課間同學們在操場玩耍打鬧，快打上課鈴了才急匆匆去上廁所，衝出廁所門的時候，上課鈴響了起來，何比得比我跑得快，我緊跟其後。往常從操場回教室，應該繞過紅色的磚木結構教學樓，從樓的正門走入教室。
這次何比得沒走尋常路，他從廁所出來跑直線，穿過操場直接奔向了教室的後窗，一個二十幾米助跑後，猛的一蹬地，騰空而起，一隻腳就登上了窗台兒，一低頭鑽進了教室，雖然上課鈴已經響了，此時老師還沒有進入教室，他已經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
我隨他身後也猛跑過去，跑到那個窗子前猛的一蹬地，腳登在了窗台邊上，沒有踩穩，一腳踏空了，當時人就趴在了窗台上，怎麽那麽巧，此時老師正好推門而入，一眼就看到趴在窗台上的我，問道：“你在幹什麽？”
看著我這副狼狽樣，教室裏等著上課的同學和操場上正在整隊上體育課的同學都哈哈哈地笑了起來。最可氣的是，居然有個女生捂著肚子笑，我真是有點無地自容，灰溜溜地重新繞道去敲教室門，“報告老師，我遲到了……”
窗戶還是那扇窗戶
探尋父輩足跡清華校園演講
北京相聚，同學們的熱情讓何比得每天沉浸在回歸的溫暖之中，大家輪流陪伴他，去清華大學演講，在戲院聽京劇，遊覽長城、頤和園、故宮以及天壇等名勝古跡，欣賞今日京城的湖光秋色，領略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每到一處，也有不少軼事趣聞。
何比得約了一位在北京的英國朋友，陪同他坐地鐵去爸爸工作過的協和醫學院參觀，在院內的一個展覽上，何比得找到了爸爸當年在醫院工作時的照片，如獲至寶。同時，他也記住了離爸爸當年工作單位最近的地鐵站是“東單站”。
清華大學不愧是國內一流學府，他們在第一時間就捕捉到了何比得失聯60年後，和中國同學重新相聚的信息，特別邀請何比得到清華大學傳媒學院進行講演。在清華大學任教的施漢昌同學，當天因在西郊賓館開會，抽不出時間來接我們，於是他訂了一輛車專程接我們到西郊賓館後，再親自開車帶著何比得和我，在清華大學共進午餐，遊覽清華校園。
何比得問我：“你經常來這個大學嗎？”我說：“我每年都來。”他問我：“為什麽？”我告訴他：“這是我的‘母校’，是我母親的學校，是我母親上的第一所大學。”我開始給他講我和這所大學的淵源。“我是在這所大學裏出生的，就出生在清華大學校醫院，我應該算是最正宗的清華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十天之後，我誕生在清華大學的校醫院，有人說我是新中國清華大學校園內降生的第一個嬰兒，有人說是降生的第一個男嬰……”
不管怎麽說，我最終沒有能夠上清華大學，也是一生中的一點遺憾吧，出生在清華園，就成了我和清華大學唯一的一點聯係。何比得非常認真地聽著我的自述，我是70年前與清華大學的淵源，他是今天開始和清華大學建立學術聯係。
清華校園內有一座從圓明園搬過來的日晷，何比得繞著那個日晷轉了好幾圈兒，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反反複複地琢磨著這個日晷，我們無法辨別日晷上的指針顯示出的時間是幾點鍾，最後我們三個同學統一的結論是：“這個日晷肯定是安裝反了”。
何比得在傳媒學院以英文演講，同學們聽得很認真，還做著筆記。何比得從60前我們小學同學建立友誼的起源，講到了他童年時，全家受到美國麥卡錫主義的迫害，當然也講到了他離開中國前，送給我的那枚童年時代列寧的五星紀念章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抄走的事情。聽講的學生中不少是外國留學生，他們隻知道希特勒法西斯，不知道什麽是麥卡錫主義，也不知道紅衛兵為何物，何比得以親身經曆和深刻感悟口述的這段曆史，增加了同學們的知識，也告訴了他們如何抓住事件焦點，分辨判斷，提高曆史洞察力。
深秋的北京，金黃色的銀杏樹葉飄落了一地，美麗的景致讓人流連忘返。告別清華園之前我們在校園留影，我和何比得坐在地上，一把一把不斷地向空中拋灑落在地上的樹葉。我拍單人照的時候，何比得為了增加照片的效果，還往我頭上撒落葉，那個活潑勁兒和60年前一樣，一點兒都沒變。雖然我們已是古稀之年，沒有機會在清華大學學習或工作，我們相約一定讓我們的孫子考取清華大學，我們作家長的家長。
聽京劇識臉譜辨忠奸
京劇對於何比得來講一點都不陌生，當年他在北京生活的時候，回到家裏打開話匣子（北京話，收音機），轉一下旋鈕，在中波波段裏隨時可以聽到馬連良或者譚富英的唱段，當然想聽梅蘭芳有時候也能聽到。可是60年前的我們更喜歡的是李少春的猴戲，尤其是十八羅漢鬥悟空。60年後的今天，何比得舉著寫有他名字的A4紙照相時，居然還做了一個孫悟空的經典動作。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喜歡中國戲曲，博士研究生論文也選擇的是相關內容，何比得從姐姐那裏得到了不少中國戲劇的理論知識，他知道京劇是由昆曲、漢劇、梆子等不同戲曲綜合起來的一種戲劇。
離開中國60年之後重新坐在劇場裏欣賞京劇，對於何比得來講確實是一件很鄭重的事。在國外，除了看馬戲，人們看演出似乎都是很莊重的事情，他對於一邊吃著零食，一邊喝著茶水看京劇的欣賞藝術方式，似乎有點兒不太適應。我向何比得介紹京劇臉譜的特點，告訴他不同顏色的臉譜代表不同的性格，甚至可以代表不同的人格。簡單的一句話，一看臉的顏色就知道是好人還是壞人。曹操是大白臉，是個壞人，亂臣賊子，這些何比得很清楚，但是他對西楚霸王項羽為什麽也是白色的臉有點疑惑。我向他解釋：“項羽的臉不是純白色的，白色隻是勾臉時的底色，他是以十字門的黑色勾臉，是勇猛之人，或者是一種英雄的臉譜，比如張飛也是這樣啊。”我用左右手的食指做了一個“十”字型，他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
陪同何比得一起看戲的陳西崗同學是專程從上海趕到北京來的，她對京劇並不陌生，她父母都曾主管文化工作，小時候經常跟著父親去總政京劇團看京劇，她記憶裏也是對孫悟空大鬧天宮印象最深。她也不時地向何比得介紹劇中的人物和場景，何比得把我們說的話，以及京劇唱詞的英文字幕都記錄在一個小本子上，寫得很認真，他說要寫一個他和中國的故事。看來，何比得寫的他和中國的故事要包羅萬象，不僅僅是衣食住行，還要包括藝術、文化，甚至更多方麵的內容。
登長城做好漢
長城之行是在計劃之內的。11月1日早晨，一輛大型SUV汽車上坐著包括何比得在內的五位同學，開車的同學一腳油門，順著京昌公路直奔八達嶺長城，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
60年前何比得在北京上學時，因為他的父母工作都很忙，因此沒有帶他去過長城，長城對於何比得還是很陌生的。他熟悉的是和平門兩側被廢棄的北京南城城牆，離我們小學校隻有幾百米。記得小學一年級時，城牆在和平門有一個城門洞，還有兩扇大鐵門，1958年大躍進開始後，全民大煉鋼鐵，兩扇大鐵門和何比得捐獻的自行車一樣，被送進了小高爐，全校同學為那一年全國鋼產量達到1070萬頓歡呼雀躍。
學校離城牆很近，從學校出來走過護城河上的一座橋，進入城門洞以後，就可以從門洞的兩邊登上堅實的北京城的南城城牆，這南城的城牆誤導了幼年何比得對於長城的理解，真是錯把城牆當長城！ 到了八達嶺，看到盤山而建，蜿蜒萬裏的長城，何比得異常興奮，又成了60年前班上的那個飛毛腿小男孩兒，在幾個同年齡人當中以最輕盈的步伐，一路小跑著登上了長城。望著東方升起的太陽，望著藍天上飄浮的白雲，何比得展開雙臂，用英語和漢語交替著對著天空大聲說：“我登上了長城，我是好漢！”
頤和園聽專家講環保
遊頤和園，施漢昌同學因為自己的家和工作地點離那裏比較近，自告奮勇當向導。施漢昌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博士生導師、我國著名的環保專家。年輕時曾在英國留學深造，英語說起來確實了得。再加上他的曆史知識和他的環保理念，這一天他全麵地向何比得介紹了這座中國現存最大的皇家園林，而且從環保的角度對頤和園的水係以及園林的規劃做了科學的評價。
幾個已到古稀但仍精神矍鑠的老人，似乎又找到了當年結伴同遊的樂趣，他們爬上佛香閣，去了智慧海，讓我們中國同學沒有想到的是，來自西方世界的何比得同學居然對中國的佛教有著一種崇敬而虔誠的心態。何比得說，自己的太太是信佛教的，佛教教育人要有愛心。
紫禁城內拿皇帝開涮
同學們陪同何比得一同由午門進入紫禁城，我也好幾年沒來故宮了，遊人真多，用人山人海來形容一點兒都不過分。 當我們走到一個防火的大銅缸前麵時，何比得問我：“這個大銅缸是做什麽用的?”我開玩笑告訴他：“中國的皇帝以前沒有洗過淋浴……”，何比得用手拍了拍那個消防救火用的大銅缸，說到：“這裏邊要加上好多溫水才能洗澡。”大家都開心地笑了，又拿皇帝開涮了，中國的皇帝要是在這大銅缸裏洗澡，也太慘點了！也許是因為到了吃午飯的時間，說到皇帝在銅水缸裏洗澡，何比得和我幾乎同時想到的都是銅火鍋涮羊肉。看來不論在我們中國人還是美國人的生活中，幽默都無處不在。
看珍妃井的時候，大家都覺得這個井口太小了，被慈禧命令太監投入水井中的珍妃得是一個多麽瘦弱的女人呐！何比得和我一樣同是憐香惜玉之人，覺得將一個如此瘦弱的女人投到井裏淹死確實太殘忍了，而且發生在皇宮裏，這樣的政權怎麽能夠再延續下去呢？
天壇圜丘壇祈福世界和平 “九”是咱們中國人世代相傳公認的最大數字，說天高是“九重天”、說人厲害是“九頭鳥”，重陽節也是定在農曆九月九日。天壇寰丘壇從中心點向外擴張，每圈石頭是九的倍數。何比得站在圜丘壇上留影，他知道這是祭天的地方，是中國祭祀的最高形式。他也知道，中國進入共和社會之後，有個叫袁世凱的人曾經在這裏祭天想做皇帝，妄想曆史開倒車，上天是不會眷顧那些開曆史倒車的人。
何比得了解這段曆史，源於一個在我們學校幾代學生中流傳的民國時期的順口溜，“殺了袁龜蛋，人民好吃飯”。 圜丘壇因為建築結構的特殊，站在寰丘中心的那塊隻容一個人站立的天心石上，發出響聲，就會立刻聽到回聲，所謂一呼百應，這是因為發出去的聲音瞬間反射回來的效應。寰丘壇聽到的回音效果與回音壁明顯不同，回音壁像是兩個人在打電話，寰丘壇是一個人的回聲。何比得站在寰丘壇天心石上，麵向藍天，高聲喊出深藏了60年的內心獨白“中美友誼，世界和平！”引來周圍二三百遊客一陣暴風雨般的鼓掌聲。
吃火鍋找回老北京味道
11月6日下午何比得就要離開北京回國了，我們帶著何比得到京城有名的“南門涮肉”，好好吃上一頓正宗的北京涮羊肉。 吃起火鍋來何比得很是高興，他想起了60年前和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全家人一起吃火鍋的情景。他說當年吃火鍋的時候燒的是木炭，今天用的是一種固化液體燃料，雖然燃料不同了，但是銅火鍋還是一樣的，那種熱氣騰騰的氛圍還是一樣的。
不用教，他使用筷子很熟練，涮肉的時候非常麻利，不僅能從滾燙的白湯中準確地一次成功夾住羊肉，而且夾在筷子上涮好的肉片沒有一塊兒又重新掉到鍋子裏。吃上一口涮肉，喝上一口北冰洋汽水，何比得又找回了老北京的感覺。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送別的時刻還是來了。首都機場我們再次合影留念，何比得與送行的同學一一擁抱話別，心情激動，語音哽咽，推著行李車依依不舍地向我們揮手，古稀之年，不知何日再重逢。我們也揮動著雙手，希望他常回來看看，歲月不老，我們不散。 用白岩鬆的一句話作結束語吧，“對於我們，同學聚會已經像一個信仰，而且有趣的是，分開之後，反而似乎比大學校園裏還親還互相牽掛。聚會多了，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在歲月的催化下，我們的友情已經變成親情，每一次聚會，都使得親情的成分進一步發酵。”
此文獻給已經逝去的王和禮、戴玉貞二位老師和鄭涵、於立立、劉迪、武宗夏四位同學。
定稿於2019年12月7日星期六農曆己亥年冬月十二，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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