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漢合流之後，南京政權在全國很快穩定下來，在1928年東北易幟後至少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對上海、江浙一帶的財團來說，現在都隻能采取合作的態度。
在民國的曆史上，1927年至1937年也被稱做“黃金十年”，因為這十年是國民黨主政後較為寬鬆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環境，社會各個方麵都有很大的發展，此“黃金十年”類似於漢代初年的“文景之治”，但從1935年之後，經濟形勢已經大變，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國民黨政府開始與民爭利，重新回到了中國曆史中的官本位經濟之中。
1、上海民間資本與蔣介石的較量
在北伐戰爭時期，作為以江浙為代表的民間企業財團，他們對國民政府如何控製金融和經濟做法感到很憂慮——1928年8月3日，上海民間銀行資本的代表陳光甫在南京與蔣介石會談，蔣當時詢問了上海商界對南京政府的看法，隨後就談到金融問題，告知擬成立中央銀行，就問陳“中國銀行如何辦？”陳答：“如中央銀行不辦，可將中國、交通兩銀行合並為一家銀行。”
也就是說，他是不希望國民政府建立中央銀行的，而是希望像英美那樣沒有中央銀行，否則，依中國的傳統，政府必然謀求控製金融，打壓民營銀行。
與蔣介石會談後，他就在給上海的助手的信中說：
“今日商界、金融界與一般國人對於設立新中央銀行不獨不感其需要，且或反生疑慮。”
實際上，陳光甫的想法也代表了以民營金融為主的江浙財團的共同想法，他們曆來對政府幹涉金融很反感。
但一個銀行家或者一群銀行家的反對，在軍政領袖麵前仍是無力的，蔣介石控製金融的意誌是每人能夠阻擋的。於是，1928年10月，國民黨決定成立中央銀行，這等於結束了金融的自由時代。
陳光甫很無奈，隻好向宋子文提出5點建議，希望中央銀行日後能不侵犯民營銀行的利益。
這5點建議是：
一，中央銀行應維持超然地位；二，發行兌換券應受地方法團監督，以囤信用；三，厘定本位貨幣，廢兩用元；四，應集中現款，以調劑金融；五，應輔助普通銀行而不予競爭業務。
其中第一條的意思就是中央銀行總裁不應由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兼任，意在保持權力分立。陳光甫的5點建議充分說明了他實在不希望看到一個與民營銀行爭利的央行出現，希望盡力縮小央行的作用，但蔣介石建立央行目的就是為了控製金融，為他的政府和戰爭服務，陳的意見當然與他的願望背道而馳，所以，陳的言辭蔣、宋、孔均置若罔聞。
2、收購民間銀行的背景
1933年宋子文辭去財政部長職務後由孔祥熙接任，其就兼任中央銀行總裁。
這時，世界經濟也正經曆巨大挫折。1929年，西方發生了最嚴重的經濟大蕭條，英國這個老牌殖民帝國也經受不住這個經濟嚴冬，堅持到1931年就再也堅持不下去了，於9月份宣布放棄金本位，結果造成世界黃金價格暴跌，上海的黃金價格就直線下跌了100多元。
由於中國一直是銀本位國家，黃金價格暴跌導致白銀價格大幅上升，中國出口遭到重創。在中國，中原大戰剛剛結束後不久，全國局勢稍稍有所穩定，此時國際上發生的這場巨大的金融海嘯，結果給剛要喘口氣的中國經濟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衝擊。
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上台，此時美國正在大蕭條中苦苦掙紮，羅斯福開始了他的新政，這場以挽救美國經濟為目的的經濟新政核心政策之一就是宣布暫時放棄金本位，美元大幅貶值。美元的大幅貶值對中國的衝擊就是白銀暴漲，這對建立在銀本位基礎上的中國經濟無疑是一場金融海嘯，結果是中國的出口遭到重創。
僅僅2年時間，僅上海一地就有723家企業倒閉，2/3的紡織廠停產，麵粉廠則更是幾乎全部停產。中國的實業、商業、金融頓時跌入低穀，大批工人失業，繁榮的江浙滬地區陷入到一片蕭條中。
陷入困境的中國工商、金融界此時急切盼望政府出麵，製定救助政策，幫助中國企業渡過難關，但他們沒想到，來自大洋彼岸的金融衝擊隻是災難的開始，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麵，但不再是來自大洋對岸，而是來自他們的背後——南京政府。
3、事件的真相
1935年，南京政府竟然發動了一場對金融界的突襲——南京政府所發動的突襲一舉吞並了多家民營銀行，從而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來金融資本由民間所有的狀態，這是一場規模浩大的“國進民退”。
在世界金融海嘯衝擊中國工商業的時候，南京政府的權貴們當然清楚地看到了中國經濟遭受的沉重打擊，但他們不是急急忙忙地製定救助計劃，而是製定了一套趁火打劫的大收購計劃，而且是同時向實業界和金融界下手，目的就是要將中國經濟中兩大支柱統統收入囊中。
對於實業界的突襲，宋子文、孔祥熙等人曾企圖搶占範旭東、榮氏家族的精鹽廠、純堿廠、麵粉廠等，隻是在範旭東、榮氏兄弟的堅決反對下未能成功，但其他很多實業家是無力對抗政府的。
所以，像宋子文、孔祥熙等幾大家族之所以富可敵國，就是因為這時在國有化的名義下占有了大批優質企業。在金融界，誰也沒有想到南京政府竟然如此野蠻、無恥、貪婪，不但不救助反而趁火打劫。
4、為何偏偏他幸免於難
在上海，隻有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幸免於難，得以保存，除此之外其他大部分民間銀行都已種種方式被收歸國有。
但在這場民營銀行業大災變中，作為民國時期最大的私營銀行、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卻幸免於難，沒有被政府收購，這究竟是出於什麽原因？
一直以來曆史學家對此眾說紛紜，國際上最著名的中國史專家費正清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中甚至猜測說這是因為陳光甫和孔祥熙不僅是在美國留學時的同學，而且其實兩人是親兄弟，所以孔祥熙沒有突襲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另外的曆史學家認為，可能的原因是，陳光甫是在1927年民國政府大籌款中的主要功勳人物之一，所以民國政府網開一麵；再有就是陳光甫和宋子文、孔祥熙的私交甚好；也許，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陳光甫和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的私人關係非常好，摩根索曾經說，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在金融方麵進行談判，中國政府中隻有兩個人可以談，一個是宋子文，另一個就是陳光甫。
那麽這個陳光甫究竟何方神聖？
5、陳光甫何許人也？
陳光甫，名輝德，江蘇鎮江人，1881年12月17日(清光緒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一個商人家庭裏。1892年，陳光甫的父親陳仲衡到漢口祥源報關行任職，他隨父到該行學徒，工餘跟隨比利時人狄來學習英語。1898年應考漢口海關職員被錄取，先到郵局工作，後調江漢關稅務司。1902年到漢陽兵工廠當譯員。
在此期間，他結識了漢口日本正金銀行買辦景維行，和景的女兒結了婚。1904年，通過景維行的活動，陳作為湖北省代表團隨員赴美國參加聖路易國際博覽會，會後得官費津貼在美國留學，1909年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當年回國後即在南京舉辦的南洋勸業會任外事科主任。1911年到江蘇省銀行任督察，1914年離職，轉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顧問。
1915年6月，陳光甫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有所發展的時機，與信義洋行經理莊得之等人集資七萬餘元，又得到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張嘉璈應允，由中國銀行向該行存款相助，在滬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海銀行)，陳任總經理。
陳光甫經營上海銀行的方針是“人爭近利，我圖遠功，人嫌細微，我寧繁瑣”，麵向社會中下層，以經營小額儲蓄存款和小額工商貸款為主，一元即給開儲，銀元與銀兩並用。還以“禮券儲蓄”、“教育儲蓄”、“零存整取”等辦法廣泛開辟存款來源。
為適應當時新興工商業發展的形勢，又倡辦貨物抵押貸款，並在業務手續上盡量方便顧客。在銀行內部，他提出“服務社會，輔助工商實業，抵製國際經濟侵略”的口號作為行訓。
這樣，上海銀行的營業得到迅速發展，第二年資本即增達三十萬元。1917年增辦國外匯兌。1919年資本增至一百萬元，1922年資本達二百五十萬元。1923年創辦旅行部，後擴充為“中國旅行社”，是我國自辦旅行業之始。1925年，陳光甫受北京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邀請，出席善後會議；同時與國民黨方麵孔祥熙、宋子文等交往密切。
6、陳光甫和蔣介石的關係
1926年6月，美國壟斷企業——金屬公司董事長霍卻特在上海逗留時，曾向陳刺探南方革命陣營的動向。1927年初，霍卻特寫信給陳光甫，表示如果蔣介石建立政府，美國是會承認的。於是陳光甫與江浙資產階級一起，決定以財力支持蔣介石。
3月底，蔣由南昌到達上海與虞洽卿籌組“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陳被任命為該委員會主任，通過他從上海的銀行、錢莊兩業中，為蔣墊借政變經費。“四一二”政變後，陳又為蔣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效力。從此，他得到蔣的賞識，曾許諾財政部次長等職。他顧慮與政界靠得太緊，會影響銀行的信譽，辭未就。
1928年，中央銀行建立起，他擔任該行理事。11月，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改組時，他又分別擔任這兩行的常務董事。1929年2月，陳光甫赴英國與英資本家商談合辦企業，並順道在歐洲一些國家考察金融、商業。6月，受國民政府委派，以資方代表身份出席日內瓦國際勞工大會。1930年他回國後，極力宣揚“勞資合作”。這年上海銀行增資，他將新增資本股票的一半派給職員認購，“使行員皆成股東”。
1931年前後，水旱災荒遍於全國，陳光甫在上海銀行設農村貸款部，與華洋義賑會、金陵大學合辦農村貸款。1932年他就任全國財政委員會委員，幫助國民政府發行公債，籌措反共內戰經費，還順從政府的意旨，將內債延本減息。這個時期，他先後擔任了全國經濟委員會棉業統製委員會主任委員、上海銀行公會主席、上海市臨時參議員等職。
他向官僚權貴靠攏，把上海銀行的股票送給孔祥熙，讓孔擔任銀行董事。同時，他還極力向國外活動，以“打通歐美各銀行與本行發生直接往來”，視為上海銀行“新生命的寄托”。
1934年，日本帝國主義為進一步侵略華北，逼迫國民政府恢複北寧路通車。蔣介石通過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與陳光甫謀劃，由中國旅行社出麵，與日本國際觀光局合組東方旅行社，承辦通車事宜。
1936年3月，陳光甫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高等顧問，並被委派為中國幣製代表團首席代表，到美國締結《中美白銀協定》。
他以中國貨幣固定對美元的匯率為條件，換取美國收購中國白銀，緩解了中國幣製改革初期出現的危機。到1936年底止，上海銀行的資本已達五百萬元，較開辦時增加六十多倍，公積金七百五十多萬元，存款總額一億五千餘萬元，分支行處達八十處左右。
這時，上海銀行已由原來一家小銀行發展為一個大型的商業銀行，成為“南四行”之一，也是當時全國最大的私營銀行。
無論怎樣，1935年，在進行了一場“國進民退”的掠奪後，國民黨以國家的名義將社會經濟的主導權掌握在手中，當年11月3日頒布了《幣製改革公告》，宣布由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後在1936年增加農民銀行）發行貨幣，其他銀行一律不具有貨幣發行權。
同時，宣布放棄銀本位，禁止白銀和銀元流通；改為匯兌本位，法幣與英鎊掛鉤，匯兌比率為1元法幣兌22.5便士。這一改革當然也伴隨著一場掠奪，大量民間白銀和銀元被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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