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版《大決戰》中，有這麽一個鏡頭，杜聿明給陳誠通電話：
杜聿明在電話裏，對陳誠是左一個“辭修兄”、右一個“辭修兄”地叫。看到這裏，我一賭氣差點沒把電視機給砸了。
在1991年拍攝的電影《決戰之後》中，傅作義和杜聿明在北平會麵，席間，杜對傅也是同樣的稱呼：
先不說那軍裝是多麽的荒唐，就看杜對傅的稱呼，“宜生兄”，就能把人雷一個跟頭。
今天就借這個話題，聊一聊國軍將領的斷代與社交倫理。
國民政府時期，與當時社會習俗一樣，同輩將領之間在社交中往往稱兄道弟，即在稱呼對方時，在其字或號之後加“兄”字，以示尊重，而以弟自稱。使用這種稱呼時，並不考慮雙方年齡的大小。也就是說，隻要是同輩，哪怕你比我小5歲、8歲，我在稱呼你時，仍然要以兄相稱。當然這是互相的。
但使用這種稱呼必須有個條件，即對方得是自己的同輩或比自己輩份稍低一些的，對於輩份高於自己的或者直接的長官，就不能用了。這在半封建的舊中國和注重論資排輩的國軍中，是絲毫也不能亂的。
稱兄道弟的場合與適用的對象，從本義上講並不難理解，但在許多文藝作品中，卻屢屢出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比如開頭說的杜聿明稱陳誠“辭修兄”、稱傅作義“宜生兄”，還有某部電視劇中戴笠稱張治中“文白兄”，等等，就忒荒唐了。
之所以鬧出上述笑話，應該是這些年吃了催長劑成長起來的影視編導對國軍軍人的斷代以及具體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夠熟悉的緣故。
國民政府時期的高級將領，從縱向區分，大致可分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各省陸軍速成學堂的軍人為主，其代表人物有蔡鍔、蔣尊簋、唐繼堯、李烈鈞、許崇智、張紹曾、楊宇霆、孫傳芳、薑登選、徐樹錚、閻錫山、程潛、陳儀、蔣方震等。這一代軍人，主要活躍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北伐完成後，仍舊活躍於軍事舞台者，已為數不多。
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軍校的軍人為主，其代表人物有顧祝同、劉峙、張治中、陳誠、白崇禧、唐生智、餘漢謀、陳銘樞、劉文輝、王天培、傅作義、楊愛源、王以哲、劉多荃、秦德純、趙博生、李興中、劉茂恩、劉和鼎、萬耀煌等。這一代軍人，在國民政府時期各個派係中都有廣泛的分布，將星最為眾多，從二十年代開始一直到大陸解放，一直是中國軍事舞台上的主角。
第三代，便是以號稱“天子門生”的黃埔學生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黃維、王耀武等。自北伐戰爭開始，逐漸形成一支龐大的軍事政治集團，但其分布麵則較窄，主要服務於中央軍，在所謂的“雜牌軍”如東北軍、西北軍、晉綏軍中，則基本上未能滲入。
保定軍校的前後八任校長中，有五任校長出身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校長以下的教育長、各兵科科長、教官等，也多數以士官生擔任。而黃埔軍校的教官、隊長則絕大多數出身保定軍校。就因為這層關係，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黃埔生形成了較明晰的三個斷代。再加上那時還殘留有認門生的習俗，故不管是不是在軍校授過課，下一代在上一代麵前，都以晚輩學生自稱，上一代也有這個心理，隻是多數不流露於表麵。
影片《開國大典》中，傅作義有一句台詞：“林彪是我的晚輩……”，不管這句台詞出自傅作義之口是否符合傅的為人（我本人感覺不符合傅的謙遜低調之風），它所道出的其實就是傅、林分別出身於保定、黃埔這麽一層關係。而在涿州守城作戰時，傅作義稱奉軍將領於國翰為老師，也是於國翰出身日本士官比傅作義高一個輩份的原由。
除上述三所軍校外，也還有大量其他軍校的畢業生，也還有什麽軍校都沒有進過的行伍和綠林，比如衛立煌、張學良、馬步芳、韓複榘、馬占山、楊虎城等，對他們又該如何斷代呢？不不，別誤會，我說的這個斷代，隻是大致而言，不包羅全部，而論資排輩可以有多種方法，並不一定非得按學係。這就隻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
構成這種代差的將領之間的稱謂，大抵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沒有直接的隸屬與師生關係，或者雖有隸屬關係，但職級相差不大時，資深者對資淺者稱之以兄，以示謙虛，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過來，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時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銜蔣命去了前線，於是蔣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時給白發一電報，電文中有“使兄嫂不得相見，此中正之過也”。以當時蔣白二人的出身資曆和任職來說，蔣稱白及夫人為兄嫂是符合當時的社交禮儀的。因為蔣出身保定協和陸軍速成學堂，又任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其學曆輩份、任職都高於出身保定軍校、正擔任蔣之參謀長的白崇禧，是適合使用這樣的謙詞的。但反過來，如果白也稱蔣為“介石兄”的話，就是大大的不尊，就是當時的道德倫理所不能允許的了。
葉挺對曹淵遺孀的稱呼，也說明了同樣的道理。抗戰時，新四軍軍長葉挺曾借到江北巡視之機，專程看望在北伐戰爭中英勇犧牲的獨立團營長曹淵的家人。按說畢業於黃埔的曹淵，不管是年齡，還是職級，還是出身，都低於保定出身的獨立團團長葉挺，但葉見曹淵的遺孀時，仍以嫂嫂呼之。這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不對勁，但在當年，就是社交應有的禮數。
還說北平傅作義與杜聿明會麵時二人之間的互相稱謂，以當時傅、杜二人的職務來說是差不多的，都是方麵大員，但前者出身於保定，後者出身於黃埔，二人又屬於不同的軍係，輩份略高的傅作義出於自謙，稱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過來如果輩份低於傅作義的杜聿明也稱傅作義“宜生兄”，就是沒大沒小，有悖倫理了。
事實是，當年杜聿明在北平見傅作義時，傅對杜使用“光亭兄”的謙稱，而杜對傅則使用“宜公”的尊稱。這就對了。
同樣是這個傅作義，在接待來華北公幹的白崇禧時，二人互相之間，傅稱白“健生兄”，白稱傅“宜生兄”，就合情合理了。因為什麽？因為白與傅是保定軍校同學，輩份相同，階級相當，就該這麽稱。
1948年李濟深與白崇禧的書信往來中，可以看到雙方互相的稱呼，是不一樣的。在李給白的信中，稱白“健生兄”，而白給李的回信中，則稱李“任公”。這就對了。如果白給李的回信中稱以“任潮兄”的話，那同樣也是沒大沒小了。因為李畢業於晚清北洋的陸軍大學，那時的陸軍大學與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差不多是同一個輩份，比畢業於保定軍校的白崇禧高一個輩份。
第二種情況，雙方屬於同一派係集團，又有深遠的上下級關係或者師生關係，便都不宜稱兄道弟了。比如張治中與戴笠之間，就不適宜如此稱呼。因為張治中與戴笠雖然也是一個保定一個黃埔，但和同樣是一個保定一個黃埔的傅作義與杜聿明的關係不一樣。戴在黃埔受訓時，張正好是以黃埔軍校教育長的身份主持校務，代行校長職權，二人的師生關係是再明確不過的了。有這樣的曆史淵源，戴笠若是稱張“文白兄”的話，那就不是尊與不尊妥與不妥的問題，而是大逆不道了。戴稱張治中，要麽直接稱“老師”，要麽稱“文公”，要麽稱張當時的官職，而絕對沒有“文白兄”的道理。
再說了，那電視劇中那樣的處理，也不符合戴笠處事的風格。由於戴笠職業的關係，使得這位特務大亨在他死後的幾十年裏被大大地炒作了。實際上，戴笠雖然生性殘虐，但在與人處事時、特別是與黨國大員相處時卻往往表現得十分謙恭。抗戰時有一次陳誠與戴笠談話，一個多小時裏，戴一直以立正姿勢聽訓和答話，對陳以“老師”稱之，而以“學生”自稱。其實戴還長陳一歲，戴在黃埔做學生時，陳也早已不在校任教。而既然對並未直接執教，年齡又比自己小的保定八期畢業的陳誠都執以弟子之禮，對畢業於保定三期的乃師張治中，卻與之稱兄道弟，你說這可能不可能？
杜聿明與陳誠的關係，和戴笠與張治中關係差不多，不在一個輩分，不能稱兄道弟。杜可以稱陳誠的官職，也可以稱“辭公”，稱“辭修兄”，那同樣也是胡說八道，不可能的事兒。
同樣還是一個保定一個黃埔，有些情況又可以互相之間稱兄道弟，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三種情況，即雙方同屬於一個派係，又在同一個單位，但後來者居上，黃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級。構成這種關係的，在當時也不在少數，如胡宗南與於達、與裴昌會、王耀武與施中誠、宋希濂與向賢矩、方靖與甘登俊、李仙洲與傅立平等。出現這種情況，就不能再機械地按照保定、黃埔那種學係的輩份來論，而應以同輩相待了。
與稱兄相對應，還有稱“弟”的，這種情況遠不如稱兄使用的普遍，但也有。一般來說，稱對方作某弟，隻有兩種情況下適用。一種，是對方輩份或資曆明顯低於自己時。如在忻口戰役時，黃埔學生李仙洲負傷，蔣介石給李的電報中有“仙洲吾弟……希安心養傷，並將每日傷情告吾，以免掛念不安”之句。蔣以校長之尊，稱自己學生為“吾弟”，可見其用心良苦。當然蔣校長並不僅僅是對李仙洲如此了，比如淮海戰役中，對杜聿明、黃百韜等，都曾以弟稱之。
另一種，是對方是年齡低於自己的拜把子兄弟時。馮治安死後台灣軍界送的挽聯中，何應欽、白崇禧、薛嶽、李品仙、陳誠、顧祝同等送的挽聯開頭都寫“仰之吾兄”，而劉汝明、秦德純、石敬亭等送的挽聯開頭則以“仰之吾弟”稱之，這並不是劉、秦、石等妄自尊大，而是因為三人與小馮有把兄弟的關係。徐州會戰時，張自忠曾給樊鬆甫捎去白蘭地若幹瓶，並捎話：“哲山弟好飲……望他少喝”等句。對比張自忠、樊鬆甫二人的出身、資曆、派係，單憑張對樊“哲山弟”的稱呼，便可斷定二人必定存在著結拜關係，用不著考證。
社交中稱某“公”，是對資深望重者使用的尊稱。同一輩份的人可以使用，輩份稍低的也可以使用。和稱兄時使用字中的兩個加上“兄”字來稱不同的是，稱“公”時，隻選字中的一個加上“公”字來稱，如對李宗仁，稱“德鄰兄”或“德公”，對李濟深，稱“任潮兄”或“任公”等。需要注意的是，這個“資深望重”，既是模糊的，也是相對的，看什麽人稱呼，看什麽時候稱呼，沒有一定之規，比如到了四十年代後期，對於高職的黃埔生，也動不動就以“公”稱呼了。
與稱兄相對應，那時若帶著自己的兒女見到同輩，都會令其喊伯伯，而不像今天這樣喊叔叔。據土木係將領宋瑞珂回憶，每當往見陳誠時偶遇陳誠的家屬，盡管從年齡到學係輩份再到軍職資曆等來說宋都遠低於陳，但陳誠夫婦還是令幼兒喊宋伯伯。看解放前的話劇和電影，若某個年輕人到男友或女友家中，都是喊對方的父母作伯父伯母，而沒有喊叔叔阿姨的，這便是當年的習俗。
《大決戰》劇中杜聿明對衛立煌的稱呼，就是直呼“衛立煌”的名，連一聲“俊如兄”都沒有。
今天若是直呼其名沒什麽，但在當年，這可要比戴笠稱呼張治中“文白兄”更加的大逆不道。
舊時男子成年後，除了家長以外，沒有人有資格再直呼其名，都要以字相稱。當然這有例外，即家長製作風極其嚴重的西北軍首領馮玉祥。在十六混成旅到國民聯軍時期，稱呼自己的老部下，馮從不稱字，而直呼其名。比如對韓複榘不稱“向方”而直呼韓複榘；對孫連仲不稱“仿魯”而直呼孫連仲。但像馮玉祥這樣的，整個民國恐怕找不出第二人了。而且就是馮玉祥，在中原大戰失敗後也改變了作風，對劉汝明、張自忠等，也是稱“子亮”、“藎臣”而不再直呼其名了。
衛立煌不是保定出身，也不是黃埔出身，而是行伍出身，但在國民黨軍中，衛比黃埔學生高一個輩分。曆史上，低輩分的杜聿明對衛立煌連稱呼“俊如兄”的資格也沒有，直呼其名喊叫“衛立煌”，就是他的老頭子蔣介石也不敢。能夠這樣稱呼衛立煌的，除了衛立煌的爸爸沒人敢。
那劇中杜聿明竟敢對衛立煌這般稱呼！這是我打死不看改開後拍攝的軍史題材電影電視劇的主要原因。
因這裏主要討論高級將領之間非正式場合的社交稱呼，至於輩份相差太懸殊的，比如某個上將與某個校尉級軍官，上麵所說的便不適用了。對於正規場合該怎麽稱呼也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上麵所說的隻是一般的情況，對某個具體的人來說，就不是絕對的了。比如同樣是黃埔生的關麟征，他對待保定生的態度就與杜聿明、戴笠等有很大的不同。而即使在同一種情況下，也會因雙方之間關係的遠近、善惡和個人性格、修養以及當時心態的不同而表現出個體的差異。文藝作品要想表現得準確，還需要對具體的對象做具體的解析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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