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底層百姓生活有多苦？就明白國民黨，在戰場上潰敗是勢所必然zt

來源: 頭發與財富成反比於 2021-08-24 06:50:57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25006 bytes)

一、國統區農民的悲慘境遇

從一個很長的時期看，中國農村社會的傳統階級結構是處在一種超穩定的狀態之中，如以戶為計算單位的話，地主富農約占8%左右，而貧農則占90%以上；從他們各自占有的土地情況來看，地主富農約占有土地的50%~60%左右，中農和貧農則約占40%~50%左右。因此，農村中的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事實上是長期存在的。

但是，自抗日戰爭特別是國共內戰爆發之後，有兩種因素促使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進一步惡化。

其一，戰後農村土地兼並現象更為突出。

在抗戰後期和國共內戰期間，由於通貨膨脹、幣值下跌、糧價上漲，一些地主、軍政官吏、商人和高利貸者，甚至一些工業資本家紛紛競購土地，因為擁有土地成為當時最有利可圖和最穩妥的生財之道。另外，一些擁有少量土地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為了應付接連不斷的天災人禍，也不得不出賣土地。1948年國民政府地政部司長吳文暉撰文估計，全國與耕地有關係的總戶中，占3%的地主，控製全國私有土地的26%；占7%的富農，擁有27%的土地；占22%的中農，擁有25%的土地；而占66%的貧雇農，僅有22%的土地。

不僅如此，地主和富農所有的土地通常是土地較肥位置較優的，而貧雇農民所有者，則多是較下等的土地。土地兼並現象的加劇，必然導致農村的階級矛盾進一步惡化。

其二，由於受到戰爭的破壞，勞動力大量外流，再加上水利連年失修，災害頻仍，農村耕地大量拋荒，糧食產量急劇下降，饑民人數增加，戰後農村貧富懸殊日益加劇。

1946年，整個國民政府統治區荒蕪耕地約5億畝。1947年，廣東拋荒耕地高達75%，江蘇為60%，安徽、湖南在30%以上，河南為25%。察哈爾省荒蕪土地至少在400萬畝以上，約占全省耕地總麵積的1/3。

全國主要農作物產量也逐年大幅度下降，1946年稻穀總產量同戰前的1936年相比減少了約77199千市擔，小麥總產量減少了約49942千市擔；到了1947年全國水稻產量比1946年又減少了約14132千市擔，小麥產量也不斷下降。

如以1936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的指數為100，1946年的糧食總產量的指數則為85.8，1947年為82.9，1949年為77.9.全國耕地減少，糧食產量銳減，而戰後人口每年卻在持續增加，如1946年全國人口數為4.556億，而到了1949年則達到了4.750億，這使得本已緊張的人地矛盾更加尖銳，饑民越來越多。

1946年5月，聯合國救濟總署宣布中國災情嚴重的18省，災民達3300萬人，其中處於饑餓線上亟待救濟者700萬人。據國民政府糧食部長穀正綱估計，1948年初全國災民達4800餘萬。這些災民不得不爭吃野草和賣兒逃荒。

據湖南省衡陽、邵陽等縣呈報，當地災民饑民基本上以樹皮、茅草根、青槁草等41種野草野花為生。在戰爭、恐慌和災荒不斷的年代裏，生活富裕的地主無疑成為生活每況愈下的農民所痛恨的目標。

二、抓丁與征糧的嚴重程度

征借糧食的任務是國民政府通過各級政府逐級分解下達的，至於農民能否承受，地方政權則無法改變。1946年無錫縣政府將兩萬石糙米的派額，分由城區各行業及各區鄉分攤，縣長揚言，凡對抗征借者，立即拘捕嚴懲，許多農民由於家中無糧，隻好被迫向城區糧行購糧來完成任務。有時地方則出動辦事人員，配以武裝大隊到農民家中，見米就倒，強行征借。當時有農民曾投函《大公報》呼喊救命：

“編輯先生：我們是鎮江新豐區維民鄉的鄉民，最近輪到征實了，征實是這樣來征的，每畝二鬥。然而跟踵又來了田畝捐，每畝千元，請當局為我們計算一下，田裏能收幾何?肥料人工每月銷費，還有剩餘給我們活命嗎?”

許多無法繳納田賦的農民往往遭到拘留。為完成征借田賦任務，地方政府不得不武裝下鄉征糧，如常熟縣東唐區區公所高指導員，親自率領自衛隊和保安隊武裝士兵，終日分赴各鄉強迫攤派每保借糧，鄉民叫苦不迭。在田賦征實的過程中，向農民壓榨糧食名目繁多，而且附加越加越多。例如在征收1948年度的田賦時，江蘇省金壇縣將每元附加穀由6升5合增加到1鬥3升，無錫增加到1鬥零5合。而地方保甲長在進行征收田賦時，從中舞弊和克扣斤兩的現象更是層出不窮。

由於內戰爆發，國民政府急需大量新兵補充戰場，壯丁數目如同軍糧一樣也是層層分解到各級地方政府。據統計，在1947和1948兩年中，在農村抽丁就達700萬人，如1947年初華北9省3市計劃征兵總額為30萬，其中河南省獨占10.2萬。

然而，“政府所做的事情中，沒有什麽比征兵更能給農民帶來痛苦”。當農民聽到征兵的消息，就離家出逃。因此，地方政府為了完成征兵任務，往往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如在崇明縣，“地方軍警，突然緊急動員，乘月黑風高之夜，回四鄉散開，敲破柴扉，挨戶搜索，不問老幼，遇丁便捉，…其中有五十八歲的‘老丁’，也有十多歲的‘小丁”。

1948年初，無錫縣府奉命緊急征集壯丁495名，其征兵方式同崇明縣極為相似，當即決定於深夜11點，由縣長動員全縣鄉鎮保甲及自衛隊警察等，按戶口冊，實行“挨戶捉丁”。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用欺騙的方法抓壯丁，如在徐州邳縣，“利用蘇北難民救濟會徐州辦事處，及行總蘇寧分署到邳縣放賑所發給之領粉證，將麥粉放在徐州，發動青壯，在遠隔百裏之處，來徐領取急賑麥粉，竟將該青壯抓去當兵”在征兵過程中，所征兵丁大都為貧窮和無勢力之人家子弟，而一般擁有資產的富戶壯丁，則不管年歲多大，均搖身一變而為“中學生”，因兵役法規定中學生可以申請緩役。

地方政府還利用農民害怕當兵的心理，要求各戶上繳壯丁頂替費，而數目則大多由各保甲長自由確定。各地的壯丁費不同，有按戶征收，亦有按名征收。“在浙江某縣，是300萬到500萬元，如果願意付這樣一筆錢，分給地方官吏和那個替補者，他就能讓替補者代替他服兵役。”其中舞弊黑幕重重。

國民政府的征糧和征兵任務，經過層層分解，最後多由縣、鄉、鎮的地方政權和地方保甲長來具體操作，而在操作的過程中又存在嚴重的貪汙舞弊現象，因此，他們往往成為農民憤怒攻擊的直接目標。

1946年4月，吳江陳原鄉和三郎鄉成千上萬農民自動集合起來，燒掉鄉長的房屋，把鄉長從農民那裏強征來的糧食倒在河裏。1947年1月，常熟縣府及田租委員會派警長率警士及公役等到蔣巷催征田賦，鄉民不勝苛擾憤而收繳其槍械，並將兩警捆押。

1946年12月31日，上海南匯地區的1200餘農民手持鋤頭、竹杠為武器，反抗征丁，並同地方軍警展開搏鬥，示威農民遭到野蠻鎮壓，青年農民11人被捕。

在抗戰勝利後的數年中，農民為反抗征丁或反抗征糧同地方政權的衝突事件，遍及全國各省，其中尤以四川、陝西、浙江、廣東和江蘇最多，而江蘇省的這種民變對國民政府的威脅最大。有人統計，自1946年五六月至年底，僅浙江、安徽、廣東、湖南、四川、貴州、雲南、山東、綏遠九省，參加民變的農民就達20萬人以上。

四川的川東、川南、川北30多個縣發生過民變，廣東有27個縣發生民變，遍及全省2/3的地區，1947年，發生民變的省份達17省，參加鬥爭的農民達100萬人。

三、城市底層人民的生活艱辛

同農村一樣，戰後城市社會各階層也陷入急劇動蕩不安之中，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教師罷教、市民騷動以及金融投機等，此起彼伏，層出不窮。

戰後，接連不斷的罷工和工潮，使工人成為城市社會各階層中最為動蕩的一個階層。隨著經濟的衰退，工人麵臨著失業的威脅。

據統計，1946年下半年，北平、南京、上海三個城市失業的人數就達260萬人，其中北平失業和無業人數占全市人口的50%以上，上海失業的產業工人有30萬，相當於全市80萬產業工人的37.5%。

1947年，上海失業人數達到200萬人，重慶有18萬人，廣州有25.8萬人左右，沒有失業的工人則由於通貨膨脹的加劇，生活亦難以為繼。

從1945年底開始，成千上萬的工人參加罷工和遊行示威活動，要求增加工資和反對解雇。如從1946年1月23日開始，上海電力公司3000餘名工人持續9天舉行罷工，抗議資方隨意解雇工人；1947年5月4日，上海數萬工人上街遊行，高呼“物價不，工人沒得命”等口號，舉行罷工；1948年1月30日，上海中新九廠工人向廠方提出增加配給米兩鬥和相當數量煤斤等7項要求，遭到廠方拒絕後，全廠工人被迫舉行黑工。

據統計，1946年，僅上海一地，工人罷工和工潮達1716次，1947年則達到了2538起，平均每天7起，而在抗戰爆發之前的1936年全國罷工和工潮的記錄總共才有278起，平均每天不到1起。

戰後參加罷工及遊行示威的工人人數更是遠遠超過戰前，僅1947年就有120萬人。工人的罷工和工潮給城市社會生活帶來巨大的衝擊和影響。

知識分子對時事最為敏感，也最為關切。在抗戰勝利後的4年中，盡管知識階層的物質生活異常困苦，但他們並未忘記自身肩負的政治責任。麵對國事日非的時局，知識階層特別是青年學生發起組織了數十次大規模的集會、遊行、請願和罷課。

波及全國幾乎所有大中城市的學生抗議活動，大部分是由於政治問題引起的，但學生生活的拮據也是學潮頻繁不斷的原因之一。戰後學生運動不僅得到了大學教授們的支持，而且大學教授本身也成為“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運動中最為重要的力量，如1948年4月12日，北大全體學生宣布罷課7天，教授會亦議決罷教1周，抗議憲警在北大製造暴行與血案。

麵對知識階層頻繁激烈和規模巨大的抗議活動，國民政府未能找到妥善處理的對策，而大都采取公開或秘密的武力鎮壓政策，其結果非但沒有扼製抗議活動的擴大，相反帶來更趨嚴重的社會震蕩。

在城市社會的人口結構中，除工人和知識分子外，普通市民占絕大多數，他們往往是經營小本買賣或從事澡堂、舞廳等服務職業，在通貨急劇膨脹的情況下，他們的生活更趨艱難，一方麵麵臨失業的壓迫，另一方麵則因缺衣少糧而瀕臨死亡威脅。

在經濟蕭條的情形下失業人數的增加是必然結果，但在戰後的數年中，國民政府所製定的一些政策則加劇了這一趨勢，市民為了生存不得不進行反抗，最能說明的例子是攤販和舞女的抗暴鬥爭。

在戰後，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靠攤販為生的市民日益增加，僅上海一地就超過10萬人，1946年7月，上海當局以“妨礙市容”為由，三令五申要求取締攤販，到11月29日，600多名攤販被警察機關關押，次日，2000餘名攤販及其家屬前往參議會門前請願，並同軍警發生衝突，攤販死7人，傷多人，第三天仍有5000名群眾繼續進行鬥爭；與此同時，天津也有500名攤販結隊遊行請願。

1948年初，上海舞女為反對政府當局的“舞禁”，爭生存，搗毀了社會局。當時上海舞廳有舞女3000多名，連同職工、從業人員、樂師等，接近1萬名，而依此為生之家屬，尚不在內。上海市社會局事先並未作適當安排，驟然按勒令停業計劃進行。

1948年1月31日，全市舞廳舞女、職工及相關從業人員計萬餘人在新仙林開會，會場中遍貼標語：“跳舞不成跳火坑”，“憲法憲法，我們沒法”等。會後，舞女前往社會局請願，要求收回成命，遭軍警無理壓迫，請願群眾遂搗毀社會局。隨後，警察大肆拘捕，計有400餘名舞女被速捕，70餘名被打傷。

城市市民為了避免失業，一方麵與政府進行鬥爭，另一方麵，為了活命，他們還發動了搶米和“吃大戶”運動。最早的搶米風潮發生在1946年6月的個別省市，但到了1947年5月，杭州、上海、無錫、蕪湖、湖州、嘉興、成都、南京、蘇州、合肥等40餘座城市，均相繼發生搶米風潮。參加搶米的饑民有的城市達數萬人，如合肥有5萬人，蕪湖有3萬人，最少的也有數百人，據不完全統計，“各地合計約在17萬人以上”。

在四川成都，饑民則展開“吃大戶”運動，重慶失業軍官數千人分批遊食飯館旅社。但搶米和“吃大戶”隻能維持一時，實際上在戰後數年中，因饑寒而死於街頭巷尾者幾乎時有所聞，像上海、廣州這樣的繁華城市也不例外。

如1946年11月28、29日，因上海氣溫驟降，饑寒致死者達170餘人；在廣州市，由於物價高漲，貧苦市民饑病倒崇者日增，1947年9月，路斃者共237具，平均每日8具，最多為20日，那天有24具，最少為28日有4具。街頭巷尾倒斃的屍體增添了城市社會的蒼涼，接連不斷的反抗政府的運動則使城市社會的規範和秩序瓦解。

處於城市社會上層的民營企業家和商人，在抗戰勝利後，對國民政府大多由希望轉為失望，並最終也成為城市社會動蕩的重要力量之一。由於遭到國家壟斷資本和外國資本的激烈競爭，民營工商業處於崩潰邊緣，民營企業家和商人曾多次聯名上書蔣介石，請求拯救瀕臨倒閉的民營工商企業，但結果卻如石沉大海；他們也曾派遣請願代表前往南京，呼籲停止內戰，但請願代表卻遭到特務毒打。

由於民營工商業人士“振興實業”的希望落空，大批實業資金轉而變成巨額“遊資”，這些“遊資”對金融市場的投機和衝擊，加劇了城市金融特別是商品物價的急劇動蕩。在1948年8月19日國民政府強製實行幣製改革時，僅上海就有3000多名工商界人士遭到監禁，一些大企業家如榮鴻元等或遭被捕或遭勒索巨額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