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個說法很流行，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民黨殺敵一千，自損八千。因為在這個過程中被殺的共產黨員隻占很小的比例，絕大多數都是國民黨自己的黨員和基層組織。所以，國民黨從此就完全失去了基層組織體係，也沒有基層組織動員能力。
這個說法既有道理，但也有一些不太有道理的地方。
在四一二之後的清共過程中，如果隻是從數字來看，確實被殺的絕大多數都是國民黨黨員，共產黨員數量不多，確實也是從此之後，國民黨就再也沒有基層組織體係了，甚至連縣一級的黨組織也組織不起來，甚至到了抗戰爆發之前的三十年代中期，全國才隻有二十多萬黨員。
但從當時的具體情況來說，事情沒有這麽簡單。因為國民黨在國共合作之前，並沒有基層組織，而且也沒有建立基層組織的打算。到北伐之前，國民黨黨員數量卻一度達到了六十多萬人，按照有的統計口徑，甚至達到了120萬人，翻了一倍。
到國共合作的時候，國民黨黨員名義上有二十多萬人，但絕大多數都是掛名的黨員，國民黨中央不分派給地方黨組織工作，地方黨組織也不知道應該做什麽，入黨也沒有嚴格的程序。有些地方隻要宣布參加廣東國民政府，就可以把自己控製區域裏的軍政幹部都登記為國民黨黨員。一旦他們和國民黨中央發生分歧，脫離廣東國民政府，這些人就又自動脫離國民黨了。
孫中山推動實行三大政策之後，才開始想著要按照列寧主義黨的原則，建立一個自上而下的組織體係。但這也隻是說說而已，並沒有真正的付諸實施，即便是在國共合作之後，國民黨黨組織的發展也並不受重視，而是把發展地方黨組織和基層組織的事情完全交給了共產黨去做。
所以，汪精衛在四一二之後說，容共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國民黨允許共產黨在自己控製的地盤上公開活動，第二層才是國民黨允許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就是因為在兩黨合作之初，看上去這是一個共贏的合作，共產黨可以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國民黨則可以把自己組織體係完善起來。
但合作持續了不長時間，就開始出現問題。因為共產黨在這段時期並沒有其它的任務，所以就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在各地廣泛建立基層組織體係上。這也是我們在開國將領回憶錄中能夠看到的，1924年之後，兩湖地區的青年人開始接觸到進步思想和有左翼傾向的下層知識分子的原因。
比如粟裕，就是在1925年進入湖南省立第二師範之後，才接觸到了有進步思想的師生，而且這時候實際上這個學校的左翼青年學生組織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領導力量，是有組織的活動，並與右翼學生組織公開對立，經常發生衝突。湖南籍的開國上將李誌民，同樣畢業於師範學校，也有類似的經曆。
正因為這個時期的國民黨基層組織實際上是交給共產黨包辦的，所以各地的國民黨基層組織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國民黨中央既不掌握，如果不通過共產黨，也無法指揮。這也就是西山會議派的國民黨元老們反對國共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再這樣下去，不是國民黨容共，而是國民黨要被共產黨“借殼上市”了。
所以，到孫中山去世之後，國民黨元老們就開始不斷的批評和指責三大政策，要求分共，最低限度是“溶共”，也就是要求能夠把共產黨吸納進國民黨的體係裏，為國民黨的目標服務，而不是反過來。這反過來也可以說明，這個時期的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從國民黨右翼的角度看，共產黨借用國民黨基層組織的名義發展起來的基層組織，實際上並沒有為國民黨所用。
這個時期共產黨的基層組織也主要是在中學、師範學校裏滲透和傳播，通過影響青年學生來建立組織體係，再將這些青年學生派到工人、農民中間去，建立更進一步的基層組織。所以，這個時期一些地方成立的農民協會，尤其是貧農協會，往往由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擔任主席，進行領導。
比如粟裕在湖南省立第二師範的學長滕代遠，在粟裕入校的時候，就已經是左翼學生組織學生會的骨幹，在之後的學生運動中表現積極，學校將校內共產黨組織全部開除後，滕代遠就被安排去到長沙、萍鄉一帶搞農民運動去了，後來又參與了策動彭德懷起義，成立三軍團。而粟裕在這個時期還不是黨員，隻是參加了左翼學生組織。
到北伐時期，大革命進入高潮階段，兩湖地區的農民組織紛紛公開活動，簞食壺漿，協助北伐軍打北洋軍閥，在北伐軍繼續前進，離開這些地區後，農民組織就自發組織起來，接管政權，甚至設卡收稅。在一些共產黨基層組織活動時間較長，進行動員比較充分的地區，就出現了殺死土豪劣紳的情況，這也就是當時國共兩黨中央都批評的湖南的“痞子運動”。
這個時期也是國民黨軍隊與普通工農群眾關係最好的時期，在一些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錄中，就能看到對這個時期軍民關係的懷念。這就是因為，在共產黨基層組織的宣傳中，北伐軍被宣傳成了“工農群眾”自己的隊伍。這也是為什麽在武漢和上海，北伐軍接近的時候，工人會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起義，配合北伐軍的原因。
甚至包括蔣介石最忠實的黃埔軍校前六期學生中，招生也是在各地共產黨基層組織的配合和推薦之下才完成的。一些出身貧寒，連路費都湊不出來，卻身懷救國救民的理想，願意投身革命的年輕人，就是在各地的黨組織的安排下，才能順利到達廣州，進入黃埔軍校學習。否則，以當時的情況，湖北、江西、湖南和陝西北洋軍閥控製下的地區的青年學生，也無法到廣州去。比如江西的黃維，就是和方誌敏一起，在當地黨組織的安排下，去廣州的。
但又恰恰是大革命時期，兩湖地區出現的農民運動，讓國民黨黨內迅速出現意見分歧，甚至共產黨內也出現了類似的意見分歧。這就是，應該怎麽樣評價這些情況，以及以什麽樣的態度去對待和處理這些情況。當時包括國共兩黨高層在內的主流意見都認為，這完全是計劃外的情況，群眾運動已經失控，所以必須否定，並且製止一些地區出現的暴力，以及設卡收稅等行為，恢複地方正常社會秩序。
而這個時期國民黨內部本身也出現了黨權與軍權之爭，大體上是武漢方麵代表黨權，南京方麵代表軍權，武漢方麵以左翼為主，對兩湖農民運動尚未形成統一看法，南京方麵則為了與武漢方麵抗衡，主動與胡漢民代表的國民黨右翼和元老合作，最終形成了清共的共識，走向了四一二徹底決裂。武漢政府在一番內部鬥爭之後，也在七月形成共識，演變成了馬日事變。
在清共開始後，迅速出現了擴大化的態勢，也就是近些年來大家常說的，不僅是要排除共產黨，而且將國民黨黨內支持三大政策的左翼，也被納入清除範圍。這種背景下，原本國民黨中央就無法實際掌握的基層組織，雖然名義上是國民黨的基層組織，但從清共的角度看，這些基層組織隻是名義上屬於國民黨，實際上完全由共產黨掌握，也在鎮壓之列。湖南、湖北和上海市的國民黨黨部，就是因為共產黨主導，所以被一起鎮壓了。
從我們今天的角度看，國民黨右翼這種極端做法，無異於“揮刀自宮”，但從當時的角度看，則在情理之中。因為國民黨本身就是一個鬆散的組織，缺乏共產黨那樣嚴格的組織和紀律，也沒有強有力的從上到下的組織體係，無法如臂使指的指揮基層組織體係，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建立起來的基層組織，失去了共產黨作為紐帶，國民黨自己也無法指揮，自然會被視為共產黨的組織，而非國民黨自己的基層組織。
在這之後，國民黨內部實現了寧漢合流，表麵上是黨政軍重新合流，但實際上是變成了一個軍權為主導的軍政集團，黨基本上變成了空殼。在一些地方出現黨權幹擾行政的情況之後，蔣介石也選擇要求地方黨組織不要幹預地方行政，以至於到三十年代之後，國民黨不僅沒有基層組織，即便是中央組織，實際上也沒有多少權力。反而是蔣介石授意在國民黨黨內搞的一些秘密組織，凝聚力和戰鬥力更強。
雖然中央委員聽上去位望隆重，但實際上無所事事，隻是到開會的時候出席一下而已。這些會議雖然也提出一些問題，並進行討論，但因為不掌握軍權，也沒有基層組織體係，所以也無法落地，變成了清談。而且，這種會議如果蔣介石本人不參加，就連清談都算不上了，隻是閑談。
反觀共產黨，雖然在四一二遭受重創，被迫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而且多次出現了極度困難的局麵。但從國共合作時期開始就建立的基層組織體係，始終都讓共產黨能夠受益。
比如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上井岡山之前，之所以能和王佐袁文才取得聯係，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王佐袁文才都是黨員。雖然在外人眼裏，此時的王袁二人隻是山大王，但換個角度想，在如此偏僻的地區，都有了共產黨的組織和黨員，可見此時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體係已經發展到了什麽程度。到抗戰時期，華北地區淪陷後，八路軍挺進敵後，能夠迅速站穩腳跟，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八路軍所到之處，都能迅速與當地黨組織取得聯係。
回過頭來再從當時人的角度看，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國民黨元老會對國共合作如此反對。雖然汪精衛等當時的國民黨左翼希望能夠繼續維持合作，建立國民黨自己的基層組織體係，但實際上如果離開共產黨的協助，國民黨自己並沒有這個能力。如果國民黨具備了這個能力，並且建立起一個這樣的體係，那麽國民黨就已經變成了共產黨。這是國民黨右派元老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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