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０年3月，兵敗如山倒的國民黨軍，在大陸隻剩下最後一個據點——西昌。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胡宗南，收攏殘部3萬餘人，退守西昌地區，負隅頑抗。
西昌，古稱邛都，有“蜀滇咽喉、西南雄鎮”之稱，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它地處川西高原的安寧河穀腹地，群山環繞，許多主峰海拔超過3500米，易守難攻。
1950年3月12日，第二野戰軍發起西昌戰役，15軍44師和62軍184師，南北對進，對西昌形成合圍之勢。
184師由雅安出發，翻越空氣稀薄的雪山，穿過罕無人跡的原始森林，撐竹筏強渡大渡河，連克瀘定、康定，26日進抵越西、冕寧。
西昌城內，依稀傳來了遠處隆隆的炮聲，深夜11點，信誓旦旦要“固守西昌三個月”的胡宗南，腳底抹油，和西康省主席賀國光，分乘2架飛機，倉皇逃離。第3架飛機出現故障，絕望的國民黨要員及家眷，坐地嚎啕大哭。
臨走之前，胡宗南將軍政大權丟給參謀長羅列，並叮囑他：眼下西昌不保，可趁共軍包圍之前，趕緊出城，走大涼山，去滇緬邊境，與李彌部匯合。
胡宗南的飛機起飛半小時後，已成驚弓之鳥的近3萬國民黨烏合之眾，樹倒猢猻散，向大涼山四散逃潰。
羅列率西南軍政長官公署3,000餘人，搶先奪路而逃。
第7兵團司令官胡長青率殘部12000餘人，緊接著連夜向瀘沽鎮出發。
龐雜的潰逃隊伍中，還混有第7兵團各單位的女兵、西南女青年大隊、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女眷近2千人。
3月27日，紅旗插上大通門樓頭，我軍解放西昌後，人不歇腳，馬不停蹄，窮追猛打，追擊棄城潰逃之敵。
184師指戰員，跋涉溝穀險澗，穿過峭壁森林，晝夜急行軍趕到瀘沽鎮，將國民黨7兵團的一個後衛團殲滅。
這時，184師接到上級命令，考慮有關政策，部隊原地休整，暫不進入大涼山清剿殘敵。
第二天一大早，戰士們突然接到通知，每人要盡快捐出一到兩件衣服。
捐衣服？這可是件稀罕事，大家摸不著頭腦，一頭霧水。
吃過晚飯之後，550團宣傳幹事李凱夫，看到了令人難忘的一幕，才明白過來。
暮色降臨的瀘沽鎮上，我軍戰士正押解一長隊國民黨殘兵，沿街而過。幾百號俘虜，耷拉著頭，一瘸一拐地走著。
傍晚的視線十分模糊，走近一看，李凱夫驚訝地發現，這些人光著腳，赤著身。男的像原始野人一樣，將樹葉點綴在腰下；女的披著髒兮兮的亂發，身下吊著塊破布；有的人懷裏還抱著一息尚存的嬰兒。
原來，大涼山地區的土匪、土司、頭人，一看國民黨大勢已去，再加積怨已久，便趁火打劫，將這些潰兵洗劫一空。
1950年，大小涼山還處於奴隸製社會，生產力十分低下，食不裹腹，衣不蔽體。一件半新不舊的粗布褂子，可換10背簍的山核桃，足見這一地區穿衣之難。在這些高寒山區，衣物和年輕奴隸，是最受人歡迎的硬通貨。
上萬國民黨潰兵和家眷，在滾木擂石、弓梭陷阱、火槍土炮的圍攻下，先扔槍，後舉手，幾乎全被掠光衣服鞋襪，漫山遍野，赤著身子亂跑。
一些潰兵嚇得急忙掉頭返回西昌，卻迎麵撞上解放軍，成了送上門的俘虜。
這些做了我軍俘虜的人，結局真算好的。
3月31日，7兵團司令胡長青及其部屬，在孟獲嶺遭到土司、頭人圍攻，胡長青身負重傷，絕望中舉槍自戕。
西南軍政公署參謀長羅列，在部下的拚死救護下，從包圍中僥幸逃出，之後流浪數省，1951年孤身從廣東到香港，奇跡般撿了一條命。
剩下的3萬國民黨潰兵的結局，比當年遠征軍敗走野人山還慘。
那些身體健全的潰兵和家眷，被土司、頭人用鐵絲穿掌心連在一起，捉去當了娃子。
娃子，也就是奴隸。在當時的大涼山，奴隸交易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胡宗南部的團長、營長，軍統、中統特務，被抓來當了娃子，在集市上交易，脖子上吊塊樹皮，上麵明碼標價。
這些潰兵，一副十足的娃子形象，頭發被剪成僅留頭頂一撮“天菩薩”，一件破爛的布片裹在腰間，目光呆滯，反應遲鈍。
他們再也沒有人身自由，任由使喚和買賣，聽天由命。有的被鐐銬鎖身，有的被割去舌頭，有的被挑斷腳筋，喊天不應，叫地不靈。
那些國民黨女兵及女眷的悲慘遭遇，更是一言難盡。
八年後，轉業留在當地公安局工作的李凱夫，來到大涼山，深入到各個山寨，發現這些國民黨潰兵及家眷，大多數沒有活下來，已經永遠消失在大涼山的泥土山石中。
一些被轉賣了幾次或已生幾個孩子的國民黨女兵、女眷，也認了命，永遠留在了這座大山裏。
提到傷心處，她們拉開上衣，露出早已被奴隸主“吃了葡萄”的胸脯，痛罵國民黨腐敗無能。
她們不肯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隻當那個名字早已死了。
隻有當年那些赤身返回，當了解放軍俘虜的潰兵，有幸受到優待，才沒有被身後的大山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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