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幾乎沒有人認為中共會打贏，輿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
重慶談判的時候，國共兩黨領袖的口袋裏都有一個清單。
正值抗日戰爭結束，蔣介石的個人聲望達到了頂點，而當時國民黨國民政府的威望、軍事力量也達到了高峰，軍隊總人數接近500萬。
國民黨軍隊中,最強的就是陸軍，陸軍主流部隊的裝備和當時反法西斯戰場上的盟軍是一樣的，就連士兵的鞋帶都和美軍的一樣，更不要說武器了，輕武器都是盟軍裝備，重炮都是美式榴彈炮。
而那時毛主席兜裏也有個清單，是劉少奇從延安發過來的，當做一個談判的籌碼。
這個清單上寫著的軍隊總人數是127萬。
我認為這個數字大大地有水分，但最重要還不是人數，是武器。我們最好的主力部隊裝備就是步槍，部隊的火炮就是繳獲的日本山炮。我們的民兵甚至還停留在冷兵器時代，手持大刀就上戰場。
近年來學者到台灣訪問，突然發現一個問題：台灣的一些學者，甚至蔣介石的高級將領以及他們的後代，總要提這樣一個疑問，直到現在他們還是一頭霧水，從1947年到1949年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
怎麽國民黨好好的一個政權就沒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
“在一場戰爭裏，軍人們擁抱著什麽樣的信仰很重要，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為了什麽而戰！”
蔣介石在1948年8月的一個軍事檢討會議上曾說：“現在我們大多數高級將領精神墮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動搖，責任觀念完全消失。
尤其使我痛心的是，這幾年來有許多受我耳提麵命的高級將領，被捕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許多下級官兵被匪軍俘虜，編入匪部來殘殺自己，而不能相繼反政，這真是我們革命軍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
這是蔣介石的原話。
國民黨相當一部分的高級將領，在抗日戰爭期間為民族做出了貢獻，他們是能打仗、誓死不屈的，這樣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在解放戰爭當中，被我們的普通小戰士、甚至是民兵摁在地上活捉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少將級別以上的就有260多人。
許多有名有姓的抗戰名將，就這麽被我們生俘了，包括杜聿明、黃維等人，還有很多的高級將領不是在戰場上被俘虜的，而是逃出了戰場、已經走出一兩百裏地了，居然被我們的民兵抓住了。
解放戰爭打到中後期，許多國民黨的將士都開始疑惑，自己究竟是為什麽而戰。
戰鬥中，共產黨每場打下來傷亡很大，但是越打人越多，渡江戰役時共產黨的軍隊達到了400多萬人。
我查了一下渡江戰役的詳細部隊構成，發現其中相當一部分連隊百分之七八十是“解放戰士”。什麽叫解放戰士？就是國民黨俘虜，甚至有的連的幹部、指揮員都是“解放戰士”充當的。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遼沈戰役。第一戰打廖耀湘，在野地裏俘虜了國民黨士兵17萬人，這是第一場大規模決戰，第一次能抓那麽多人，共產黨的政工幹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按照政工條例，抓了俘虜是要甄別的。但是17萬人怎麽甄別？
最後沒有辦法，就在野地裏拿鬆樹條搭了一個門，上麵貼了三個字“解放門”，願意跟著共產黨部隊參軍的，從這個門走過來，不願意的從門邊上走，給兩塊大洋的路費，讓他回家種地去，家裏分地了。
最後，有三分之二的國民黨士兵從門裏麵走過來。我們的政工幹部就在門邊握手歡迎。
“在解放戰爭中，國共雙方一個是對信仰的擁有，一個是對信仰的喪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解放戰爭另一個重要的勝利原因，在於土地改革。
我查到當時土改的一份文件，很驚訝。其中有一個條款很有意思，是這樣寫的：“在分土地的時候，如果本村有在國民黨軍隊服役、現役的官兵家人，一視同仁，一樣分地。”
當時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國民黨軍隊被包圍，包圍圈裏沒吃沒喝，共產黨就拿大喇叭喊話。
他們的長官最害怕我們喊兩個內容：
第一是，“趕緊過來吧，這邊有肉包子”。因為他們食物隻能靠空投，一圍就是一個月，餓得慌。但共產黨這邊確實有肉包子，是老百姓給的，這香味抵擋不了;
第二就是，“兄弟趕緊過來吧，回家吧，你們家分地了”。後者更不可阻擋，造成國民黨軍隊成建製地往這邊投誠。
信仰並不是抽象的詞，它是很具體的。堅信自己做的是正義的事業，堅信民族能夠得到解放、繁榮，堅信自己能為此貢獻自己的一生，這就是信仰。
盡管現在一些年輕人以標榜自己什麽都不信為時髦，但我還是想說，我沒見過哪個真正成功的人，心裏是沒有信仰的！
“當時國民黨的腐敗直接反映在軍事上。國民黨高級戰區將領多數身兼二職，一是指揮作戰，二是做生意。對於其中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來說，軍事隻是他們的副業。”
國民黨在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一股不可遏止的腐敗浪潮迅速席卷了全黨。後來蔣介石到了台灣總結自己為什麽失敗，他還說，
“我們失敗就失敗在‘接收’二字。”
當時，全國上下約有2300多個接收委員會。抗戰勝利之後，國民黨的軍政大員發“國難財”，打著“接收”的旗號，把土地、企業礦山、國家財產都拿來中飽私囊，雖然重新開始國民黨作為執政黨的統治，但是內部的腐敗已經不可遏製。
淮海戰役第一階段時，海州的司令官是李延年。國民黨的國防部讓李延年帶著海州部隊和野戰軍沿著隴海鐵路趕緊向徐州收縮，但這一行動要冒極大危險，因為陳粟大軍就壓在隴海鐵路北邊，決不能讓對手事先知道。
因此，對這次行動，國民黨內部保密做得很嚴格。
嚴到什麽程度?———第二天要出發了，頭一天司令官還不知道。
出發前一天晚上，李延年正要睡覺，竟然有一個老百姓敲門進來，對他說：“李司令啊，你千萬不能走啊，你要走也不能自己走，要帶著我啊！”
李延年當時對他說：“校長讓我們死守海州，我能上哪裏去？”但事後覺得不對勁，他趕緊給南京方麵打電話，才知道果然如此，命令天亮就到，趕緊行動。
李延年晚年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句話：“國民黨不敗才奇怪了！”
對此，李延年很憤怒。他作為戰區司令都不知道有軍事變動，這個老百姓如何得知這麽大的軍事秘密？
後來經過查證，那並非普通老百姓，而是徐州剿總司令劉峙在海州的代理人，做的是海鹽生意。軍隊轉移的秘密，必然是劉峙透露給他的。
劉峙清楚地知道，這個軍事行動會導致什麽樣的後果，但寧肯不告知戰區的司令員，也要先通知自己生意代理人，以免遭受財產損失。
“當時國民黨高官腐敗成風，官兵軍餉欠發是常有的事，錢到了哪裏？大部分在上海的黃金交易所裏被長官們炒來炒去。”
此外還有一例。
杜聿明計劃從徐州撤退，五個軍幾十萬人往江淮撤退。
杜聿明認為，此事萬萬不可事先被陳粟知道，事關生死存亡。所以，第二天部隊就要撤走，前一天晚上還在唱戲，假說是給杜聿明的母親過壽，以此來迷惑共軍。
但實際上，共產黨早已偵知此事。那天晚上，杜聿明隻發了一道命令給徐州的警備司令，要求當晚查封在徐州銀行和錢莊的金庫，因為裏麵有一些黃金需要運走。
但是沒過多久，警備司令就回來報告說：“別說金庫，所有錢莊的經理和掌櫃連家屬，在三天前就全部離開徐州了。”
後來，杜聿明在回憶錄裏寫道：“看來我們是已經沒有希望了。”
實際上，隻有一群人能事先通知徐州銀行家撤走，就是南京的國防部高官。他們很多人在徐州有生意，風聲從最高層就泄露出去了。這樣的事情比比皆是。
後來，杜聿明率兵剛走了一天，就被共產黨軍隊包圍了。
“最後張靈甫才明白，在國民黨內部，部隊是私產。一個軍長，隻要部隊還在，一切都有;如果部隊沒有了，什麽都沒有了。這就是國民黨的遊戲規則。”
不過再往深層次看，這樣的腐敗問題還隻是表象，而最大的腐敗是國民黨黨心的分裂，具體在戰場上表現為派係鬥爭。
什麽是派係？派係就是私利集團，作為政治集團來說是最大的腐敗。
整天喊著黨國利益高於一切，實際上是私利高於一切。
陳粟為打孟良崮戰役，承擔了很大的壓力。盡管共產黨軍隊圍住了孟良崮，但是共產黨的包圍圈外圍還有一個國民黨的包圍圈，至少有五個國軍整編師在反包圍著。
共產黨軍隊兩麵作戰，久攻不下，如果再耽誤下去，就必須立即撤出戰場。但撤出戰場意味著什麽?喪失山東解放區，這必將嚴重影響到解放戰爭的進程。
打到最後，最內圈的張靈甫扛不住了。他一直請求外部的國民黨軍隊支援，但電報打了好幾天都沒有得到任何支援。
外圍的國民黨整編師近在咫尺，最近的黃伯韜的一個師，離陳粟軍隊隻有三華裏，用重炮都可以交叉射擊了。但黃部就是不去支援，隻說“打不動了”。
黃伯韜軍隊裏人員很雜，川、貴、滇軍都有，還有許多雜牌軍。當時他們就是抱著一個想法：“我憑什麽去救你們中央軍？”
而且黃伯韜當時說了一句話：“聽說張(靈甫)的情況不妙!不過，他不是挺有辦法的嗎？”
於是黃伯韜謊報軍情，不戰反退。性格倔強的張靈甫最後隻好發了這樣一封電報：“各位兄弟趕緊增援，我這邊頂不住了！”
結果他收到的回電竟然一律是：“我們請張軍長增援！”張靈甫拿著電報就蒙了，到底是誰被包圍了？誰增援誰？
張靈甫臨死前有一句名言：“我終於弄明白了我們軍隊內部的遊戲規則，我沒有掌握好。”
“世界上沒有一支軍隊可以享受那麽強大的後勤支援。”
在解放戰爭中，共產黨為老百姓做得最具體的一件事，就是解決了土地問題，這一舉措使得大量普通百姓、窮苦農民信任共產黨，願意跟黨走。
解放戰爭中，我們不需要後勤部，後勤部就是老百姓；我們沒有野戰醫院，野戰醫院就是大娘的炕頭。
在國民黨統治末期，他們徹底失去民心，被老百姓拋棄了。
當時，國民黨的行軍日誌上永遠有一句話“不得進村宿營”，這和共產黨剛好相反。
共產黨的部隊離村還有好幾裏地，孩子們就來迎接了，油燈就點上，大娘將熱水燒好，百姓的炕頭就是營房，很安全。
淮海戰役時，常常是被圍住的國民黨集團軍那邊，到了晚上一片漆黑，什麽燈光也沒有，而包圍圈外圍全是火把。
那是周邊的數個省，江蘇、河南、山東，約590萬老百姓推著小車、擔著擔子從小路走，連夜支前。
如果從飛機上看，那是什麽樣的壯觀情形？世界上沒有一支軍隊可以享受那麽強大的後勤支援。
我常常閱讀過去的史料，並采訪一些老人家。
其中一位老人告訴我，他當時參加支前大軍，推著小車，車上裝著兩發炮彈，從山東推到淮海戰場，推了三四百裏，半路上天一下雨，怕炮彈受潮打不響，他就把衣服脫下來蓋在炮彈上。
“古今智謀”，讀曆史、懂智謀、學為我用！
運到淮海戰場後，組織上給他發錢，讓他趕緊回家，但他並不急著回去，一定要在旁邊看著炮彈打出去了才放心。
而國民黨軍那邊呢，士兵中有一句順口溜：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
“解放戰爭的最大啟示，就是共產黨人始終要站在大多數人的利益一邊。”
解放戰爭中，我們俘虜的國民黨高官，基本上後麵都站著一個副官，這個副官是誓死不逃的，也不需要看押。
比如我們將杜聿明押到哪兒，副官就跟到哪兒。
副官永遠提著一個小柳葉箱，裏麵統統隻有一樣東西，就是金條。
但如果是共產黨的將領、幹部在戰場上犧牲了，整理他們的遺物最簡單不過，沒有私人財產，隻有兩個兜：
一個兜裏是筆記本，或者是有一支鋼筆；另一個兜裏是煙葉，裏麵有一支短杆的煙袋鍋。
我為寫作而采訪過一些經曆過淮海戰役的老百姓，他們至今惦念著一位名叫魯瑞的共產黨幹部。魯瑞是一位知識分子入伍的中級幹部，能說會道，梳著分頭，很有風度，大家都喜歡他。
他當軍事幹部的時候身先士卒，打仗勇敢，可是在淮海戰役的最後一仗時犧牲了。把他抬下來之後，整理遺物，除了發現筆記本、煙葉，隻不過還多了一副撲克牌。
這個撲克牌現在還在博物館裏，是他自己用硬紙板做的，梅花、方塊都是拿蘿卜當模子摳出來印上的。在其中的有一張有幾行小鋼筆字，寫著：
“我是淮海人，我要在淮海戰役中貢獻自己的一切。”
在解放戰爭中，毛主席曾為郟縣縣委題詞“站在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麵”，這其中也隱藏著一段艱苦的歲月。
當時西北戰場非常艱苦，但是郟縣是必須要打下來的，因為這是胡宗南深入解放區的一根“釘子”。毛主席親自為西北野戰軍籌糧，找到郟縣當時的縣長說：
“我準備打三天仗，將郟縣拿下來，但是你要給我想辦法籌來三天的糧食。”
於是，縣長把老百姓的口糧和所有堅壁清野找到的糧食拿出來，供軍隊吃了一天；第二天，又把田裏的所有青苗都割了，又供軍隊維持了一天；最後一天，把村裏的羊和驢都殺了，又維持了一天。
老百姓相信共產黨，把糧食都給了部隊，自己隻吃“觀音土”。最後一天，郟縣被打下來了。
直到現在，郟縣縣誌還有這樣一句話：“此役之後，郟縣全縣三年不見羊和驢。”
我覺得，解放戰爭給我們最大啟示，就是共產黨人始終要站在大多數人的利益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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