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董少東
蔣介石、蔣經國和原國民黨軍財務軍需署長吳嵩慶（右二）。
1949年，國民黨潰逃台灣。中國金融中心上海的碼頭上擠滿了搶運
運往台灣的銀錠在等待裝船。
從大陸運來的黃金存放進台北的金庫。這裏隻是運台黃金的一小部分。
時任中央銀行行長俞鴻鈞。
國民黨偷運黃金入台，加劇通貨膨脹。圖為上海電話公司員工領工資，用麻袋裝的紙鈔已經買不到什麽東西。
熱播電視劇《北平無戰事》的結尾，北平解放前夕，方孟敖接到蔣經國命令，把通過幣製改革從民間搜刮的黃金、白銀、外匯運到台灣。中共地下黨組織也讓地下黨員方孟敖執行這個命令：運走黃金，留下人心。
這段劇情建立在國民黨政權垮台前搶運黃金入台的史實基礎上，又與真實的曆史相去甚遠。
1948年底，決定國共內戰輸贏的三大戰役先後收局，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大廈將傾。蔣介石隻得將退守台灣的戰略提上日程。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棋，就是把國庫中的黃金搶運到台灣。
這批以百萬兩計數的巨額黃金，並不像電視劇中演繹的那樣發自北京，而是來自位於上海的國民政府中央銀行金庫。
國民黨潰逃台灣之時偷運大量黃金一事，現已盡人皆知，但當年搬走國家家底的行動極其隱秘，國民黨究竟運走了多少黃金、又如何在亂世中平安運抵台灣？諸多細節說法紛紜，對許多人來說都是一個謎。六十多年來，這一直都是兩岸極具爭議性和震撼性的事件。
唯一確定的是，那數百萬兩的黃金被蔣介石視為東山再起的本錢，卻再也挽回不了時代的變局，收買不了時代的人心。
亂世黃金
1948年的冬天，上海經曆著前所未有的寒潮。陰冷的天氣配合著一個接一個的戰敗消息，讓上海在冬日的蕭索裏人心惶惶。
遼沈戰役已經結束了，東北野戰軍揮師入關，合圍平津。距離上海並不遙遠的淮河兩岸戰場上，淮海戰役炮聲隆隆。國民黨軍隊正重演東北決戰覆軍折將、人地盡失的一幕，黃維、黃百韜兩主力兵團已全軍盡沒，解放軍又緊隨杜聿明敗退的車轍進占了徐州城。徐州一失，江南門戶已然洞開。
12月1日晚上，繁華的十裏洋場歸於沉寂，映襯著國民黨統治的淒涼晚景。路燈昏黃，隻有碼頭上一艘海關緝私船的探照燈醒目地亮著。
中國銀行大樓就在外灘臨江而建，距離碼頭不過幾百米。一隊挑夫從中國銀行側門魚貫而出，他們或兩人挑一箱，或一人挑兩箱，顫顫悠悠地把數百個箱子運到了那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船上。
這一天，上海頒布了晚間戒嚴令，本就清冷的外灘街頭人跡不見，幾列荷槍實彈的國民黨軍士兵卻如臨大敵般，把守著外灘的各個路口。
挑夫們的搬運工作充滿了神秘而緊張的氣氛，顯而易見，這是一次極其隱秘的搬運。誰都沒有想到，就在緊鄰中國銀行的華懋飯店頂層，正對著碼頭的一扇窗戶後，一雙眼睛正在密切注視著挑夫們的一舉一動。
這個人叫喬治·瓦因，是一名剛剛抵達上海的英國記者。因為戒嚴令，他不能走出房間。純粹是因為一時無法入睡，他在窗戶邊觀賞著上海的夜景，卻恰逢其時地看到了挑夫們的舉動。
喬治·瓦因憑著記者的職業敏感，斷定那些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裏，必定是貴重的黃金。聯係到當時中國的時局，他立刻得出了更進一步的推斷，並當即向倫敦發出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
喬治·瓦因發出電訊的次日，英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發布以下新聞：“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香港《華商報》、上海的《字林西報》也轉載了這條消息。
喬治·瓦因的報道也許有著“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措辭，但他的推斷卻精準地切中事實。報道一出，不隻轟動上海，也震驚了全中國，一時間，財界、政界、軍界、民間一片混亂。
一個國家的黃金被運走究竟意味著什麽？黃金儲備是國家的經濟保障，黃金是作為紙幣的一種對立物而存在的。在經曆了法幣和金圓券的急劇貶值之後，當時的中國正處在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之際，紙幣形同廢紙，黃金是穩定經濟秩序的硬通貨。倘若黃金被運走，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便失去了經濟基礎和財政支柱，後果不堪設想。
更何況，國民政府手中的黃金，有很大一部分是用剛剛發行的金圓券從民間強行收兌來的，作為金圓券的準備金。三個多月前的8月19日，國民政府忽然頒行《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實行幣製改革，廢除法幣，發行金圓券。
幣製改革禁止私人持有黃金、白銀、外匯，凡私人持有者，限於9月30日前收兌成金圓券，違者沒收。金圓券與黃金的兌換比例是200元金圓券兌換黃金1市兩。
但幣製改革並沒有挽救國民政府崩潰的經濟，發行僅僅三個月後，金圓券便開始了比法幣更為猛烈的貶值。到11月底，金圓券已經貶值到發行時的五百分之一。
而作為金圓券準備金的國庫黃金被全部運走，金圓券就徹底失去了信用，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貶”，完全失控。
中央銀行趕緊出麵“辟謠”，聲稱媒體報道不實，國庫中的黃金都在。為了證明國庫中確實有黃金，中央銀行還改變了禁止私人持有黃金的規定，允諾可以用金圓券出兌黃金，中央銀行將每天投放1000兩黃金，兌換比例為1000元金圓券兌換黃金1市兩。
這個兌換比例，可比當時金圓券的實際市值要高出幾百倍，自然引起了擠兌風潮。地處上海外灘的中央銀行和漢口路的中國銀行一開門，便有成千上萬的市民如潮水般湧進來。這些情緒失控的市民為擠進銀行不顧一切地爭搶、衝撞、踩踏，結果釀成擠死7人、傷57人的慘案。
局麵一時無法收拾。國民政府將其歸罪於那篇“造謠”的報道，始作俑者喬治·瓦因很快被抓捕，並被速審速決判處死刑，用以造成聲勢。後來英國方麵向國民政府提出交涉，喬治·瓦因才被釋放回國，總算撿回一條命。
中央銀行答應的出兌黃金因為造成了擠兌慘劇而草草收場，偷運黃金一事也因為中央銀行的否認而沒有追究下去——事實上，當時的國內時局也已經讓人們顧不上去追究了。“轉過條馬路，物價就要翻一番”的金圓券貶值速度，已經讓普通人的生活朝不保夕，國民黨的統治則在崩潰一樣的軍事失敗中瓦解坍塌。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結束，國民黨五十多萬軍隊被殲滅。1月15日，天津解放，31日，傅作義宣布起義，接受人民解放軍改編，北平和平解放。
三大戰役結束，國民黨賴以維持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被消滅，最終的潰敗已經近在眼前。
到台灣去
蔣介石對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似乎早有預料。在三大戰役決出勝負之前，他就已經開始秘密安排著“後手”了。
非但蔣介石，國民黨軍政要員中，很多人在決戰之前就已經失去了取勝的信心。身居“黨國”高位的他們，對這個政權已經從根上腐朽的事實心知肚明。或是出於公心，或是出於私利，很多人都開始準備退路。
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當局選擇台灣作為棲息地，一般多認為是來自蔣介石幕僚、人稱“陳布雷第二”的張其昀的建議。
在進入蔣介石幕僚班子之前，張其昀是一位著名地理學家和專攻“國家戰略學”的學者。抗日戰爭時期，出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的張其昀，經同鄉陳布雷引薦，來到蔣介石身邊。在學術領域之外，張其昀曾是蔣介石“有言必納”的智囊。
1945年台灣光複後，張其昀曾領隊前往考察，熟知台灣地理人文。三大戰役的局勢日漸明朗之時，蔣介石開始尋找退守之地，擺在他麵前的隻有西南和台灣兩個選擇。
張其昀認為西撤不妥，西南雖然多山，地勢險要，卻根本抵擋不了從誕生之日就在崇山峻嶺中作戰的解放軍。東撤台灣，國民黨才有真正能夠利用的地利：首先是台灣海峽海闊浪高，能暫時阻止沒有海、空軍優勢的解放軍的乘勝追擊。其次，台灣長期與大陸阻隔，中共組織與人員活動較少，未來即使社會稍有動蕩，台島四麵環海，呈封閉狀態，境內鐵路、公路四通八達，農村都已開發，當局極易鎮壓不穩定因素，穩定社會。
不但是張其昀，蔣介石正在悉心培養且越來越倚重的蔣經國，也提出過相同的看法，甚至比張其昀還要早。
1948年6月26日，在給蔣介石的家書中蔣經國就向父親直言“我政府確已麵臨空前之危機，且有崩潰之可能，除設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作後退之準備。”
蔣經國建議：“非台灣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無形中從速密籌有關南遷之計劃與準備。”
蔣介石收到這封信的時候，三大戰役尚未開始，僅從純軍事力量的對比看，國民黨尚占據著優勢。南遷台灣的計劃是否在這封信後就開始著手，公開的史料中很難得出明確判斷。
蔣介石第一次明確退守台灣的想法，是在1948年11月24日的日記中：“另選單純環境，縮小範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灶不為功，現局之敗，不以為意矣。”此時蔣介石已決意放棄大陸，他所指的單純環境，正是台灣。
而偷運國庫黃金入台一事更為機密。雖然1948年12月1日第一批運往台灣的黃金就被媒體曝光，但國民黨當局始終不予承認，公開的資料更不會流露隻言片語。直到1986年，《俞鴻鈞傳》在台灣出版，才第一次明確提到了偷運黃金入台之事。那時候，蔣介石已經去世11年了，台灣繼任領導人蔣經國也已是風燭殘年，強人政治時代已至末期，蔣經國在他執政的最後一年解除了戒嚴。偷運黃金入台的敏感往事終於公諸於世。
俞鴻鈞是當時的中央銀行總裁，自然是將國庫黃金運往台灣最直接的當事人。據《俞鴻鈞傳》所載，“他親自領導，組成了一個最機密的工作小組”，派其親信調用海軍艦隻、部署沿途警衛、安排運輸人手……
俞鴻鈞本人則在總裁辦公室後麵騰出一間秘密的小辦公室，籌劃黃金運台期間，他吃住都在這間屋子之中，自始至終足不出戶。
第一批黃金起運之夜，亦即12月1日夜間，《俞鴻鈞傳》的描述和喬治·瓦因的報道別無二致：“軍方實施特別戒嚴，上海外灘一帶斷絕交通，行人車輛一律嚴禁通行。直到嚴密裝箱的黃金一一安全運上海軍巡邏艦，解纜起碇駛出吳淞口，外灘一帶方始解除交通管製。”
這之後，俞鴻鈞仍然在他的密室中焦灼緊張，繞室彷徨，唯恐解放軍攔截，或是途中有失，一連幾天幾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直到接獲台灣方麵發來的密電，黃金全部安全抵達，“他這才長長地籲一口氣，如釋重負地到上海北火車站去搭乘火車”，向國民黨最高當局當麵報告。
《俞鴻鈞傳》將黃金運台一事係於俞鴻鈞一人，“完全是俞鴻鈞個人鑒於時局逆轉，默察形勢，當機立斷，所做的一項重大決定。”作者此說是出於何種考慮不得而知，明眼人都看得出，國庫黃金是一國經濟脈門所在，沒有“最高當局”的許可，即便是中央銀行總裁也不可能把這些黃金私自運走。更何況，運輸黃金之時調用的軍隊、警察等，都不是聽命於中央銀行總裁的。
答案隻有一個，俞鴻鈞是黃金運台的執行人，決定者是當時執掌著“最高當局”的蔣介石。
根據蔣介石在那一段時間的行程，他授意俞鴻鈞將國庫黃金運往台灣應該是在1948年10月的上海之行。蔣介石的日記中記載，10月9日，“下午約會陳景韓、俞鴻鈞、俞叔平等……”至於這次約見究竟談了什麽，蔣介石隻字未留。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的此次上海之行曆來被認為是因為宋美齡的一封電報。
當時正在上海大張旗鼓“打虎”的蔣經國，把宋美齡的外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抓了起來。宋美齡出麵調解不成，隻能把正在北平督戰的蔣介石搬來。
蔣介石當即放下正在召開的軍事會議，置華北戰局於不顧，飛赴上海。氣得傅作義抱怨：“蔣先生不愛江山愛美人”，與蔣介石更加離心離德。
在這個廣為流傳的戲劇化場景之下，蔣介石10月的上海之行另有深意。
也正是這個10月，陳誠在蔣介石的安排下來到台灣，在黃金運台乃至國民黨全麵潰逃台灣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海星”號緝私船
陳誠是以“養病”為名到達台灣的。這並不能說完全是為掩人耳目，那時的陳誠剛剛在上海做完十二指腸手術。
此前的1948年5月，因為國民黨軍在東北戰場連吃敗仗，以參謀總長之尊兼任東北行轅主任的陳誠成了眾矢之的，甚至有人提出“殺陳誠以謝天下”。陳誠背下了東北戰場失利的罪責，包括參謀總長在內的所有職務全部被免。偏在這時，他的十二指腸潰瘍病發，幹脆卸下所有職務到上海做了手術。
陳誠是黃埔係重要骨幹將領，深得蔣介石器重。蔣介石甚至把自己的幹女兒譚翔嫁給陳誠為妻。蔣介石並沒有放棄他最為信任的愛將。陳誠手術後，蔣介石親自到醫院探望，兩個人談了三個多小時。這番談話的內容並沒有留下記錄，但陳誠的兒子陳履安回憶，手術後的陳誠希望能靜養一段時間，蔣介石就讓他去台灣。事後再看，蔣介石的這個安排不隻是為了讓陳誠靜養。
1948年12月29日，時任國民政府台灣省主席的魏道明接到了一份極為緊急的電報，發報之人正是即將下野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電報命令魏道明把台灣省主席之位交給陳誠。
國民黨政權的逃台計劃正式啟動，蔣介石啟用了他布局台灣最重要的棋子，讓陳誠接管台灣，作為國民黨逃台“總接應”，蔣介石可以說是“知人善任”。大潰敗之時的國民黨能夠很快在台灣站穩腳跟，陳誠可以說居功至偉。而陳誠手中最有力的一張牌，就是分幾批從大陸運來的巨額黃金。
在黃金運台的過程中，俞鴻鈞、蔣經國和陳誠是最核心的三個人物。俞鴻鈞把黃金從國庫中調撥運出，蔣經國出麵協調軍界政界，陳誠則在台灣接應。
不過，陳誠是半途中介入黃金運台的。第一批也是最大的一批黃金平安運抵台灣的時候，陳誠確實是在養病，對黃金之事一無所知。
不但是他，即便是負責運輸這批黃金的海關緝私船，絕大多數船員也不知曉自己究竟運輸的是什麽貨物。
這艘運黃金的“海星”號，是上海江海關海務部門裏四艘較大型的緝私船之一，空重是500噸，滿載是700噸，航速可達每小時12海裏。“海星”號船不大，速度慢，武器裝備也很薄弱，用它來運黃金看上去並不合理，更好的選擇應該是軍艦。
實際上，這恰恰是一個煞費苦心的安排。
首先，運送黃金一事必須避人耳目，一艘大型軍艦停在外灘碼頭，遠比上海江海關的緝私船要惹人矚目得多。其次，國民黨海軍內派係林立，中共地下黨組織多有滲透，國民黨對此早有所知卻防不勝防。在新中國成立前，先後有幾十艘國民黨海軍的大小艦艇起義。避免使用軍艦運輸黃金，是避免黃金運台被中共地下黨組織獲知、破壞的防範之舉。
而海關曆來是個“洋機關”，中共地下黨組織滲透比較少，“海星”號在1948年底運送了兩次黃金，確實瞞過了幾乎無所不知的中共地下黨組織。
但到1949年1月底以後，中共地下黨在上海江海關已十分活躍，此後的國庫黃金就隻有“冒險”以海軍軍艦運送了。
當年“海星”號船員範元健後來去了台灣。上世紀90年代，他在接受電視訪問時曾回憶了第一次運輸黃金的神秘之旅——
12月1日，“海星”號停泊在黃浦江的海關碼頭。大概是下午兩點鍾，“海星”號艦長鍾福林神色凝肅地進入船艙，告訴大副：“我們今天要出航，任何人不準下地！”可是直到當天晚上十一二點，都沒有接到開船指示，大家都覺得事有蹊蹺。
深夜一點左右，“海星”號忽然開動了，但是航向並不像艦長說的“出航”那樣順江出海，而是偏向左彎，駛進不遠處的中國銀行專用碼頭停靠。
1927年，國民政府在上海設立中央銀行，作為國家銀行，總部設於上海外灘15號原上海華俄道勝銀行大樓。中央銀行並沒有新建大型金庫，而是將北洋政府時期國家銀行中國銀行現成的金庫征作國庫。國家儲備黃金就存放在外灘的中國銀行大樓金庫中。這座金庫有三個籃球場大小，號稱“遠東第一”。
“海星”號的船員們對這次靠岸不明所以，但很快，一批挑夫行動迅速地將大量沉甸甸的木箱子搬到了船上。船員們看著那些個頭不大卻讓挑夫們非常吃力的木箱子，竊竊私語地猜測：“裏麵裝的是金磚吧？”結果招來艦長鍾福林嚴厲地訓斥：“不要管裏頭裝著什麽，隻管完成任務就是！”
大概一個小時之後，“海星”號在夜色掩護下駛向長江口，仍沒有人曉得船要駛向何方。一直等船開到舟山群島附近江麵，鍾福林才透露：“我們這趟去台灣！”
台灣方麵也是直到這時，才接到了黃金啟運台灣的通知。據時任台北海關秘書科主任的王樹德回憶：在一個深夜，原台北海關三沙灣電台收到由上海海關總署發來的一封緊急密電，電文內容略為：“政府已將中央銀行庫存黃金及白銀××噸交由海關‘海星艦’運台，該艦將於明晨抵基隆港，希即協調有關單位做必要之安排”。
王樹德當即向台北海關報告，並依照指示部署各項接應運輸措施。
“海星”號航行了一天一夜，終於平安抵達基隆港二號碼頭，幾部大卡車早已靜候多時，一個小時左右卸運完畢，大卡車朝台北絕塵而去。
將近30年後，王樹德從海關退休時，獲得了蔣經國親自頒發的景星勳章，他是中國籍海關服務人員中唯一獲此勳章的，很可能有功於第一批黃金運台時迅速而周密的接應準備。
蔣、李爭奪
就在蔣介石把台灣確定為國民黨的“複興基地”、加緊實施黃金運台的同時，他的總統之位遭到了挑戰。這份挑戰不僅來自軍事上已有泰山壓頂之勢的中共，還來自國民黨內部——桂係開始“逼宮”了。
1948年12月24日，被蔣介石解除國防部長職務、改任華中“剿總”總司令的白崇禧，從漢口發來了著名的“亥敬”電，請蔣介石恢複國共和平談判。蔣介石對“亥敬”電無任何反應。平津戰役爆發後，12月30日，白崇禧又對蔣發出“亥全”電，重申前電主張。
“亥敬”、“亥全”兩電雖未明確要求蔣介石讓位，但曆來被視作白崇禧“兩電逼宮”。蔣經國在1949年元旦的日記中記載，白崇禧發出“亥敬”、“亥全”兩電後，“李宗仁、甘介侯等輩隨即宣布和平主張，提出五項要求。”第一個要求就是“蔣總統下野”。
不但是桂係，美國人也準備拋棄蔣介石了。聖誕節這一天，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拜會蔣介石，當麵表達了希望他下台的意願。
蔣介石已經內外交困。
1948年的最後一天，蔣介石邀請副總統李宗仁以及五院院長、國民黨中常委40多人，在總統官邸吃了最後的一次年終晚餐。
這頓晚餐的氣氛可想而知。在尷尬、沉悶地吃過晚餐後，蔣介石宣布他已經擬好了新年公告，願與中共“停止內戰，恢複和平”，“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
在座的國民黨黨政要員們各懷心事，多數人默不作聲。這時的國民黨，其實已經沒有資本再要求和談了。隻有幾個強硬派堅決反對有“求和”之意的公告，甚至有人情緒激烈地嚎啕大哭。
蔣介石這時也幹脆把話挑明了：“我自願下野，不是因為共產黨，而是因為本黨的某一派係。就當前局勢來說，我當然不能再幹下去了。但是在我走開之前必須有所布置，否則你李宗仁就不容易接手。”
22天後，蔣介石正式宣布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
這22天中，蔣介石確實做了大量布置，不過不會為了讓李宗仁“容易接手”，其實際作用恰恰相反。
蔣介石開始加緊實施撤往台灣的計劃。
國庫中尚有大量黃金沒有運走，而失去了總統權杖後，蔣介石也就沒有理由動用整個國家最後的家底。為此，他必須提前製定一紙合法通行條，才能在下野後繼續運走國庫黃金。他的辦法是以軍費名義調撥預支剩餘國庫黃金。
但是財政界對此意見不一，除了唯蔣介石馬首是瞻的俞鴻鈞，多數人都明裏暗裏地反對運走黃金，因為那無異於給已經無以為繼的經濟亂局釜底抽薪，必將引發更大的經濟動蕩，加速軍事上的失敗。
於是，蔣介石派蔣經國前往上海接洽俞鴻鈞，溝通軍方落實運力及安全保障，同時以強硬姿態向持反對意見者施壓。雙方最後達成妥協：先從國庫“預支”軍費的半數。
1月11日，時任國軍聯勤總署軍需署長、有蔣介石“總賬房”之稱的吳嵩慶收到指令，辦理把黃金轉成軍費的相關草約。從國庫中運出的黃金由此“師出有名”。
最終，蔣介石在下野前還搶運了一批黃金。1月20日清晨6點，海軍艦艇“海平號”和“美朋號”裝載著1800萬銀元、90萬兩黃金駛離上海外灘碼頭時，竟有500箱銀元未及裝船！此時離蔣介石下野隻剩18小時。
蔣介石下野後，俞鴻鈞也辭去了中央銀行總裁的職務，改任常務理事。總裁之位由劉攻芸繼任。劉攻芸非蔣介石嫡係，認為“以蔣先生下野之身，委實不宜繼續下令搬移國庫存金”，因此對黃金密運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
俞鴻鈞指揮不動劉攻芸，就給在溪口的蔣介石發去密電：“請經國兄催辦”。僅僅五天之後，2月3日，俞鴻鈞致電蔣經國，稱“滬存金銀已洽劉總裁迅運，此間事務，大體就緒”，可見劉攻芸在壓力之下隻能就範。
2月6日，空軍運輸大隊所屬南京明故宮機場、上海江灣機場同步接到緊急動員令。入夜時分，兩地運輸機隊同時起飛，載著55.4萬兩黃金直奔台北鬆山機場。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大事典》記載：“至本日為止，中央銀行將大部分金銀運存台灣和廈門。上海隻留二十萬兩黃金。”
等到李宗仁發現國庫黃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他已經當了近一個月的代總統。李宗仁立即嚴令劉攻芸，不得再將存金運到他處。而劉攻芸當然明了究竟是誰掌控著國民黨大權，對代總統之令竟不作答複。
李宗仁又聯係台灣省主席陳誠，要求他把黃金運回大陸，並動員桂係立法委員施壓。陳誠在台灣“山高皇帝遠”，和代總統踢起了皮球：“此事歸屬央行管轄，請找央行協調。”李宗仁再找“央行”，劉攻芸答複：“黃金現在已經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運出去。”
李宗仁最終也沒能把一兩黃金運回大陸。
在《李宗仁回憶錄》裏，他這樣記錄那段無可奈何的往事：“在我就任代總統之日，手頭一文不名，為維持軍餉，安定人心，曾命令‘行政院’飭‘財政部’，將運台的國庫銀元金鈔運回一部分備用。但是在台負保管責任的陳誠奉蔣暗示，竟做充耳不聞的無言抗命，政府救窮無術，唯有大量印發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圓券，大票成群出籠，致貨幣貶值，一日千裏，金融市場完全崩潰，百業停頓，軍心民氣完全喪失，遂形成無法收拾之局麵。”
1949年4月23日早晨，南京近郊已聽到四處的炮聲，“代總統”李宗仁乘著“追雲”號專機黯然離去。
次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攻占總統府。
搶運
李宗仁離開南京之時，上海灘街頭也已一派臨戰氣氛。負責守衛大上海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除了率領30萬大軍守城，還有一項秘密任務：運出上海庫存剩餘的20萬兩黃金及22萬上海守軍中的6萬中央軍嫡係。
5月中旬，蔣介石連續給湯恩伯發了五封親筆信，信中明確指示：“除在滬維持金融之必要數之外，行留黃金2萬兩，銀元100萬元。”
親筆信之外，蔣介石又派俞鴻鈞從香港飛抵上海密會湯恩伯。隨後，湯恩伯親筆留字條，要央行“除暫存留黃金5000兩，銀元30萬枚外，其餘存於指定之安全地點”。所謂安全地點，指的就是台灣。
時間緊迫，船艦有限，湯恩伯決定動用可信賴的軍方艦艇和招商局船隻。
湯恩伯調動的運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漢民輪”外，還有軍方艦艇“美朋號”和“中基艦”，裝黃金的同時還滿載了軍人和眷屬。等到兩天兩夜後，終於裝運完畢，上海城內已出現零星解放軍先頭部隊。而“漢民輪”更遲到5月19日黃昏才離港，還沒到吳淞口就挨了一顆炮彈，幸未命中。炮彈掉在船旁水裏爆炸了，“漢民輪”被迫停止行駛，第二天拂曉，才在兩艘軍艦護航下重新起錨。
在戰火紛飛的亂世之中，滿箱金燦燦的黃金，又是何等的誘惑。會不會有人動心，鋌而走險呢？
負責秘密押運這批黃金赴台的是保密局上校江維翰。他臨行前剛剛與米繩祖倉促結婚，此行也是帶著新婚妻子一道登上“漢民輪”，舉家逃往台灣。
米繩祖回憶，船老大隻看到江維翰的招商局職員這一公開身份，竟然向江維翰提議私分黃金：“江先生，從上海到台灣有好多小島，我們把這個舵稍微偏一下，大家到這個小島上去做金銀島主怎麽樣？”
江維翰趕緊組織船上秘密武裝押運人員，“總共十二個”，四人一組、一路輪班嚴密守護金庫，直至靠港。
同樣的覬覦，也發生在1949年8月由廈門運送黃金到台灣的過程中。
部分從國庫中運出的黃金，並沒有被直接送到台灣，而是先暫存在廈門的中國銀行金庫中，而後才陸續進入台灣。這些黃金的賬目尤其複雜混亂，以至於至今仍無法準確統計究竟有多少黃金被運去了台灣。
當時在廈門海關署工作的孟昭年，見證了一樁血淋淋的事件。
孟昭年搭上招商局的“錫麟輪”撤退去台灣。船長期停泊在碼頭上，隨時準備走，船上有上千人。突然有一天，帶兵的軍官要求所有船員、軍人到甲板上緊急集合，孟昭年看到一個士兵被手銬銬住、被槍指著。艦長厲聲問道：“金庫裏缺一塊金磚，是不是你做的手腳？”該士兵承認了，並按照艦長的要求，當眾重複如何從金庫偷取的動作流程。之後，槍聲響起，士兵被公開槍斃，殺一儆百。
血染甲板，孟昭年才知道自己所在的船上載有大批從鼓浪嶼轉移的黃金。
從廈門運輸黃金到台灣多是用飛機，當年國民黨空軍方麵的目擊證人很多。
楊榮誌是運輸黃金的飛行員之一。他1936年畢業於空軍航校五期，當時是空運隊第20大隊大隊長。2004年，晚年的楊榮誌向媒體披露了這段往事。他回憶說，1949年春天，大陸情況甚是危急，第20大隊奉命搶運人員和物資，運輸機往來大陸和台灣異常繁忙。其中，從廈門裝機運走的物資是密封在箱子裏的，箱子不大，但特別沉重。運輸登記冊上寫的都是“物資”，但機組成員都很清楚，那裏麵裝的是黃金和銀元。有一次，一個箱子裂開了，白花花的銀元撒了一地……
第20大隊那時候得了個外號：“黃金大隊”。
運台黃金知多少
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戰役打響了，隆隆的炮聲震撼著“東方巴黎”。
蔣介石對上海守軍的要求是至少堅守半年，為此，早已“下野”的他親臨上海部署戰鬥。而他的愛將湯恩伯亦信心十足：“我們的大上海，要成為攻不破、摧不毀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結果，湯恩伯守上海隻守了短短半個月。5月28日，人民解放軍正式進駐上海。
此前一天，一隊解放軍戰士已經分乘8輛卡車，將大量嶄新的人民幣存放到中國銀行“遠東第一金庫”中，替換掉那裏堆積如山、廢紙一樣的金圓券。
金圓券從此退出了曆史舞台。而原本存放於“遠東第一金庫”中的國庫黃金，早已被國民黨當局偷運得一幹二淨。據上海地方誌資料記載，在整個國民政府離開之後，上海所有銀行裏的黃金加在一起，隻有6180兩。
國民政府究竟從上海搬走了多少黃金到台灣，直至今日仍難以厘清。最準確的數字，可能隻有蔣介石、蔣經國、俞鴻鈞和陳誠等少數幾人掌握。
在此後的數十年間，先後有多位曾參與過黃金運台的當事人談及這個數字，但他們接觸到的僅僅是那段曆史的片段，各方給出的數字眾說紛紜，出入很大。
曾任國民政府海關總稅務司的李度說，1948年末，國民政府用海關緝私艦裝運80多噸黃金與120噸白銀到台灣。
原任國民黨軍財務軍需署長吳嵩慶機要秘書的詹特芳，新中國成立後留在大陸，在大陸方麵首次披露國民黨偷運黃金入台之事，他給出的數字是：黃金92.4萬兩，美金8000萬元，銀元3000萬元。
吳嵩慶的兒子吳興鏞旅居美國，在加州大學任教。他根據父親的遺留資料，寫成了《黃金秘檔》一書。吳興鏞在其著作中提及金鈔運台總數時，有更驚人的統計數字： 大陸運台黃金的總數量是350萬兩左右，到今天，有了較多的數據（也不算完整），總量也還是與此數相當接近的（約400萬兩）。當然再加上7000萬美金（我父親經手的），就又是200萬兩黃金了（35美元一兩黃金是當時的官價）。當然全部外匯還不隻此數。再加上第一次運台的白銀120噸及後來3000萬塊銀元、一億兩純銀（我父親經手的），銀子總數是7000萬美元，又是相當於200萬兩，因此“央行國庫”整個金銀外匯總值是800萬兩黃金。
被運走的黃金統計不出確切數字，不妨從另一個方向探尋一下：國民政府的國庫中原來有多少黃金？
檔案顯示，抗戰勝利之初，國民政府國庫中僅剩黃金不足3萬兩，爾後沒收了汪偽政權國庫的49.5萬兩，發行金圓券又從老百姓手中收到184萬兩。此外，抗戰中美國欠中國軍用機場建設費4億美元，國民政府拿其中2.2億美元買了600多萬兩黃金。減去花銷，到1948年底，國庫黃金總數尚餘400多萬兩。
如果這些黃金都被運往台灣了，倒是與吳興鏞的統計數字頗為吻合。
且不管運台黃金的具體數字，那毋庸置疑是一筆數百萬兩黃金的巨額財富。這批黃金以及同時運走的大量白銀、外匯，讓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有了足夠的資本站穩腳跟。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時，台灣隻有600萬人口，到了1949年年初，短短三年多的時間裏，人口已經暴增了100多萬。被蔣介石委以重任的陳誠，此時麵臨著蜂擁而來的遷徙人潮。
1948年8月，國民黨當局在大陸地區發行使用金圓券。隨著內戰日益激烈，國民黨節節敗退，由於軍費支出過於巨大及其它因素，金圓券日漸處於崩盤邊緣。當時台灣的貨幣是台幣，與金圓券掛鉤，亦受波及，台幣被拖垮。明明是產米省份的台灣，本地米價竟然比上海的米價還高。
大批軍隊和國民黨機關遷台，由於一切費用都由台灣省政府墊付，台灣銀行不得不增發貨幣彌補虧空，使得台幣進一步貶值，一時間，台灣金融界陷入一片恐慌。為了避免經濟方麵重蹈通貨膨脹的覆轍，陳誠決定割斷台灣與大陸在貨幣上的聯係，推行幣製改革，發行新台幣，也就是一直沿用到現在的台灣貨幣。
國民黨當局撥付給台灣銀行115.1萬兩黃金，作為新台幣發行的儲備金。新台幣以舊台幣4萬元折合新台幣1元，新台幣5元折合美金1元，發行總額定為2億元。
金圓券那次失敗的幣製改革殷鑒不遠，台灣人民起初對新台幣也是半信半疑。為了證明政府有足夠的黃金發行準備，陳誠指派台灣一眾銀行、銀樓開辦黃金儲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幣可以換黃金。
這一次，國民黨當局的黃金儲備極其充足，新台幣可以在銀行自由兌換足值的真金白銀，台灣人心遂逐漸安穩。
作為新台幣發行準備金之外，運台黃金也是國民黨政府初到台灣時艱難歲月中的支點，幾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賴黃金：軍隊薪餉、每四年的經濟計劃，以及扶持和發展民營企業等。
不過，運台黃金雖然數額巨大，也禁不住龐大的支出。特別是國民黨60萬入台大軍的給養，快速吞噬著黃金。“消耗存金最大宗為軍費，平均每個月需撥付18萬兩。”
恰在此時，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再次扶持重新上台的蔣介石政權，隨後，又恢複了為期15年的對台經濟援助，援助總額高達15億美元，台灣的財政窘境終告擺脫，同時也迎來了有雄厚財力支撐的經濟起飛。
追溯台灣經濟起飛的起首處，自然是從大陸運往台灣的數百萬兩黃金。
直至今日，台灣“央行國庫”中還有108萬兩從大陸來的黃金，自1950年6月入庫後再未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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