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真的來過中國嗎？丨京華物語
在威尼斯，大運河的東頭就是望不到邊的亞得裏亞海。
1271年，馬可·波羅從這裏出發，穿過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24年後，才從海上回到家鄉。在熱那亞監獄，由他口述、獄友記錄成書的便是《馬可·波羅行紀》（以下簡稱《行紀》）。如果把他講述的地名串起來，就會發現兩條重要的驛路，和今天倡導的“一帶一路”幾乎一模一樣。
不過，馬可·波羅真的來過中國嗎？這個問題，爭論了幾個世紀，就連他的綽號“馬可百萬”也一度成了騙子、小醜的代名詞。正是這些質疑，讓專家們各顯其能，從不同角度不斷豐富著馬可·波羅的故事，至今仍有新的發現。
《北京三萬裏：重大時刻來華的那些人，那些事》，北京日報特別報道部 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4年3月版。
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
202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曆史教材這樣描述馬可·波羅，說他“在元朝生活了17年……反映了中國的富庶和先進。馬可·波羅遊記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世界的極大向往”。這也反映了國人對他的第一印象：一個對於東方無限向往、不吝誇讚甚至有些過譽的西方旅行家。在近年流行的一些網絡視頻裏，他還被扭曲、顛覆為一個文盲、妄人、吹牛大王，“韋小寶”式的人物。
馬可·波羅的馬賽克鑲嵌畫，1867年在意大利熱那亞多裏亞-圖爾西宮展出。《北京三萬裏：重大時刻來華的那些人，那些事》內頁插圖。
即便在自己的家鄉，馬可·波羅也常被質疑和諷刺。1324年，70歲的馬可·波羅臨終時，他的朋友們要求他刪除書中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謊言”，並稱唯有如此，靈魂才能前往天堂。盡管如此，他的回答仍是：“我所說的，還未及我親眼所見的一半。”16世紀後，西方傳教士大批東來，看到封建專製下日益衰敗的明清，遠不如《行紀》中描述的富饒，越發不相信此書。
1871年，英國學者亨利·玉爾在其翻譯的《行紀》導言裏說，馬可·波羅遺漏了長城、茶葉、纏足、鸕鶿捕魚、印刷術、漢字等中國的標誌性事物，這是不正常的。
從此，這一懸案將諸多鼎鼎有名的學者卷入其中。最令他們不安的是，在素有“汗牛充棟”之譽的中國史籍內，居然未能尋見馬可·波羅的名字和事跡，也就是沒“鐵證”。一籌莫展時，一個研究生卻意外地發現了“孤證”。1941年夏，楊誌玖在西南聯大攻讀研究生，無意間從《永樂大典》的殘片中，找到了至今仍是獨一份的典籍證據。
那是一份關於元朝驛站的公文，記載了坐船護送闊闊真公主遠嫁伊利汗國的三位波斯使臣的名字——兀魯?（dǎi）、阿必失嗬、火者；《行紀》曾記載此事，說馬可·波羅一家搭乘那條船順道回國，並將三位使臣的名字寫作Oulatai、Apuscah、Coja。馬可·波羅還說三位使者最後隻有火者（Coja）活著，另兩位死於海難；波斯語寫的《史集》中，的確隻提到火者一人的名字。信息對上了，基本算是“鐵證”。
不過，這份公文並未提及馬可·波羅的名字。對此，楊誌玖的解釋是：“此文既係公文，自當僅列負責人的名字，其餘從略。由此可想到，他在中國的官職，大概不太高貴，亦不為其同時人所重視。”時逢“二戰”，許多西方學者沒能及時看到楊誌玖的論文。
但令人欣慰的是，大漢學家伯希和用西方史料，印證和支持了楊誌玖的結論。20世紀60年代，又有德國的蒙古學家傅海波提出質疑：馬可·波羅自稱在揚州做過官，並吹噓自己提供了投石機技術協助蒙古大軍攻陷襄陽，前者沒有史料可以佐證，後者已被證明是不實之詞（《元史》記載，獻回回炮的是波斯人亦思馬因與阿老瓦丁）。據此，可懷疑“馬可·波羅一家長期住在中國”不屬實。
已經成為元史學家的楊誌玖，為了解釋和回擊，學了多種語言，寫了數篇文章，列出種種證據。然而，風波一浪高過一浪，1997年，大英圖書館東方部主任吳芳思出版《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以暢銷書形式，把質疑論升級成了否定論。吳芳思的論據有三：一是中文文獻中找不到直接證據；二是書中漏寫了許多被視為中國特征的事物，如長城、纏足、漢字、印刷術與茶葉；三是記載失誤，如助攻襄陽等。由此，“馬可·波羅可能從來沒有到過，此書不過是道聽途說”。
吳芳思這麽篤定，是因為她到過中國。1971年，她第一次來中國。所屬的代表團沒有去參觀名勝古跡，而是參觀紅旗渠，去公社采訪赤腳醫生。1975年，她又來北京大學學習一年。和中國學生一樣，她每天早上要做廣播體操，白天去四季青公社勞動，夜裏還要在北京大學挖防空洞。這樣的中國，在吳芳思眼中，有一層揮之不去的浪漫。進入大英圖書館後，她開始進行通俗曆史寫作。
“她的立場源於對古代中國的想象。”北京大學的黨寶海教授認為，吳芳思某些證據源於“中國印象”。比如長城，元朝之前，中國確實多次建造過長城。但是，當馬可·波羅來到中國時，長城的絕大部分都已成為荒蕪的遺址。將長城看成中國的象征，是明長城修築之後的事。
關於纏足，學者黃時鑒收集了出土的元代女鞋資料，考據認為：元代女子纏足的主流是“窄足”，也就是將腳的前掌與足趾纏窄，而非後世廣為人知的“三寸金蓮”。直到明代後期，“三寸金蓮”才引起來華傳教士的注意。
茶葉與漢字在遊記中的缺失，也大體可以做相似的解釋——馬可·波羅來中國時，茶葉還沒有在蒙古人當中真正流行開來；馬可·波羅一家主要依靠波斯語在華經商，不懂漢語，所以他對漢人的飲茶習俗和漢字缺乏關注。
別看吳芳思的論證在“圈內人”眼裏是外行話，但公眾卻更願意相信“抄襲者”“大騙局”這類說法。為澄清是非，楊誌玖在1999年專門撰寫了《馬可·波羅在中國》一書，展開新一輪論辯。
“若說是抄自波斯文指南，試問，哪有如此內容豐富的指南書可抄？”對此，吳芳思無言以對。2000年夏，楊誌玖在南開大學發起“馬可·波羅與13世紀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特邀吳芳思來商榷。然而，劍拔弩張的交鋒場麵並沒有出現，吳芳思說，自己並非否定馬可·波羅來華，隻是提出一些疑問。
這一輪世界範圍內的交流，使真相越辯越明。懷疑論者“迫使”中外學者又舉出了大量證據，羅沙比在《劍橋中國史》中評述：“諸如此類的懷疑都已被楊誌玖永久地否定了。他最終證實馬可·波羅在忽必烈統治時期曾經到過中國。”
“馬可百萬”是吹牛大王嗎？
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已成定論，但《行紀》的可信度仍存疑。畢竟，失實內容有著人為加工或誇大的痕跡。
在2000年這次會議上，吳芳思提交了論文《馬可·波羅的讀者：抄本複雜性的問題》，這又給學者們出了個難題——《行紀》是如何在流轉中被添油加醋的？
《行紀》成書於印刷術流行之前，原始版本早已失傳，流傳中產生的抄本、翻譯本、印刷本近150本，內容也不完全一致。如何確認哪些是馬可·波羅的原意，哪些是後人增刪，在歐洲，這幾乎成了和“紅學”一樣的學問。
哪些內容是馬可·波羅的原話？這還得從此書誕生談起。專家們通過史料，還原了1298年熱那亞監獄的情景。在獄中，一個威尼斯商人和一個騎士文學作家邂逅了，他們就是馬可·波羅和魯斯蒂切洛。前者剛從東方歸來，在威尼斯和熱那亞的海戰中被俘，後者則因卷入比薩的戰爭，在獄中已住了十多年。
Il Milione（《馬可·波羅行記》）的縮影。《北京三萬裏：重大時刻來華的那些人，那些事》內頁插圖。
當時，熱那亞為了與意大利其他城邦爭奪海上霸權，抓了很多人，這些人必須出錢贖身方能出獄，獄中的夥食也要自掏腰包。魯斯蒂切洛賺錢心切，看到經常有人請馬可·波羅講東方見聞，就拿出多年前把《亞瑟王傳奇》轉譯成意大利語的熱情，鼓動馬可·波羅合作寫書。作為專業人士，魯斯蒂切洛在執筆過程中，把枯燥的商旅筆記裝進了更受歡迎的騎士小說和百科全書體裁。因此，在現存最早的版本中，這本書的書名是《寰宇記》，意思是“對世界的描述”。
1299年，書稿完成。同年夏，威尼斯與熱那亞議和，馬可·波羅獲釋回家。冥冥中仿佛有天助，馬可·波羅進監獄就是為了完成這本書。
此書麵世即大熱，人們在威尼斯街頭朗讀它，就像中國的“說書人”一樣。不過，遭遇了黑死病、十字軍東征失敗等打擊的歐洲人並不願相信，在東方竟有如此燦爛的文明。在意大利方言版本裏，這本書叫《百萬》。
一百多年前，學者還以為，這個名字來源於馬可·波羅的綽號，因為他愛吹牛，說起元朝的人口、物產、稅收，都是百萬級，所以叫“百萬”。甚至在化裝舞會上，都會有個叫“馬可百萬”的來講荒誕笑話。現代學者通過檔案研究發現，馬可·波羅祖上就有這個綽號，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家是威尼斯的“百萬富翁”；也可能和他家祖宅的發音有關。抄書者或許因為馬可·波羅家是當地的商業大佬，為吸引粉絲，而把《寰宇記》改成了《百萬》。
這本書傳到法國，又被叫作《驚異之書》。因為它無所不包，還提到了一些奇聞逸事（雖然隻是書中的一小部分），浮誇的名字有助於“炒作”。
16世紀，也就是大航海時代之後，航海、旅行成了最受歡迎的話題。意大利學者在編輯“航海旅行叢書”時，又改名《馬可·波羅行紀》。這個版本後來被翻譯成英文，現在流傳最廣的就是這個名字。目前中國最好也最方便閱讀的版本，由著名翻譯家馮承鈞所譯。
《馬可·波羅行紀》手抄本，抄寫於1298-1299年。《北京三萬裏：重大時刻來華的那些人，那些事》內頁插圖。
1307年，一個法國騎士到威尼斯，馬可·波羅把手抄本贈送給他，騎士的兒子又做了多個抄本，馮承鈞所譯的版本由此而來。衝著書名去閱讀，可能會失望，因為這不是一本關於遠東大冒險的遊記。書裏沒有九死一生的懸疑，沒有性格鮮明的主人公，隻有一條一條不厭其煩的客觀描述，摻雜著商業筆記、地理信息和政治秘聞。有人戲稱《行紀》是《三國演義》和《鹿鼎記》的結合。
其實，這部書像百科全書一樣結構簡潔。書的第一部分簡介了馬可·波羅的家世，而後開始分地名描述他與父親、叔叔從威尼斯到元上都（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的沿途見聞。
第二部分記載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相貌、家庭、都城、宮殿、起居、節慶、遊獵、戰爭，以及元朝的政府部門、驛站交通、經濟商貿、社會事務、民族關係等。接著寫馬可·波羅在中國旅行的兩條線路：一是西南行，自大都經河北、山西、陝西、四川、雲南到緬甸等地；二是沿京杭大運河到杭州，然後繼續向東南，到福建泉州等地。第三、第四部分用敘事手法，記載了蒙古宗王之間的戰爭。
記載了中國以外的地區，包括日本、越南、東印度、南印度、西亞、東北非、北方地帶（今俄羅斯一帶）等。
相對於遊記，此書更像地理誌，幾乎涵蓋了13世紀所知的全部世界，因而稱為《寰宇記》更適合。
一個人怎麽能有如此豐富的閱曆和驚人的記憶呢？遺憾的是，除了開頭部分，書裏很少提及主人公，也很少使用第一人稱，僅憑此書，人們對馬可·波羅知之甚少。“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個馬可·波羅。”正因為麵目模糊不清，發揮空間大，他在各種創作中顯現著完全不同的樣子。
如果不了解一個人，又怎能判斷他講的東西到底有幾分真？連書名都改得麵目全非，內容上會不會也隨意增刪？《行紀》飽受質疑，和版本變遷及馬可·波羅隱身都有關係。
《行紀》的細節可信嗎？
很多人認為，《行紀》是獄中回憶之作，不能苛求嚴謹，對細節不要太較真兒，那些動輒百萬的數字更不可信。但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偏要較真兒，他要核查馬可·波羅那些屢受質疑的經濟數據，是不是信口胡說。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出版這部著作的中文版，題目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的觀點——《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貨幣、食鹽、稅收的新證據》。傅漢思曾擔任李約瑟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鹽業卷執筆人，對中國錢幣史、鹽業史關注已久。他認為，威尼斯商人的重要財產來源就是鹽的專賣和貿易，馬可·波羅作為一個威尼斯人，並且是商人後代，必然對跟鹽業相關的事情非常敏感。
《行紀》中也的確有很多關於元代鹽業的記錄。比如，馬可·波羅寫下如何通過煮沸鹵水製鹽的過程，這種技術當時別處都沒有，一定是他在中國親眼所見。
《行紀》中還有杭州地區納稅情況的記載，詳細到具體數字：
行在（今杭州）當時上報的有160萬戶。大汗從行在以及行在所屬的各地每年征收數量龐大的稅收。排在第一位的是鹽稅，大汗每年可收得80萬個貨幣單位。除鹽稅外，大汗每年還可收到210萬貨幣單位的其他稅收，相當於1680萬金薩吉。
馬可·波羅自言在揚州做官三年，並在杭州檢查地方稅收，這些統計都是他本人親眼所見。為了驗證這些數據的合理性，傅漢思先耐心地研究出元、波斯、威尼斯的貨幣、度量衡換算關係，而後將不同手稿和版本中的數據，與《元史》等中方史料對照，最終認定馬可·波羅記載的數據不僅可靠，而且能精確到具體年份。
要知道，馬可·波羅在中國時，稅收數據並不為公眾所知，《元史》要到元朝滅亡之後才編纂、出版。他根本不可能從其他途徑找到藍本，要麽直接介入過杭州的行政事務，要麽就是從當事人那裏了解到的。
在貨幣方麵，馬可·波羅的觀察更為精準。在中世紀西方、阿拉伯或波斯文獻中，唯獨他提到雲南和藏族聚居區使用並流通貝幣和鹽幣。至此，懸案已破，馬可·波羅不僅到過中國，而且在很多領域，他所描述的曆史信息是最全麵、最詳細和最準確的。
1271年馬可·波羅從威尼斯起航。來自泥金手稿的細節，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收藏。《北京三萬裏：重大時刻來華的那些人，那些事》內頁插圖。
傅漢思這項研究旁征博引，非常考驗多語言能力，而他剛好天賦異稟，除了德語，還能夠熟練掌握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蘭文、拉丁文，以及中文、日文和滿文。這使得他能夠讀到多種一手材料和二手研究文獻。
馬曉林是傅漢思課題研究項目的翻譯者之一，也是元史研究的後起之秀，著有《馬可·波羅與元代中國》一書，他非常肯定地說：“最新研究不斷證明，馬可·波羅雖然在一些細節上有錯誤，但總體上與已知曆史非常符合。他的絕大部分數字資料（如時間的起始點和持續狀況、年齡、距離、城市的建築、地理數據、行政單位、人、軍隊、動物、船隻、服裝、度量、價格等）根據當前的曆史研究，被證明是非常可靠的。”為什麽馬可·波羅能記得這麽多、這麽準？馬曉林認為，他可能在口述時就參照了旅行筆記。又或者，在出獄後，通過筆記對《寰宇記》做了修訂和補充。例如，在記述“行在城”之前，馬可·波羅說他“數次來到這座城市，曾留心城中的事情，把自己的見聞一一做了記錄。下麵的描述就是從筆記中摘錄下來的”。
馬可·波羅在中國是什麽身份？
《行紀》一書中，最不可靠的，大概就是馬可·波羅對自己身份的吹噓。他能出入皇宮與大汗對談，手持金牌在中國及海外行走，但到底做的是什麽官，卻沒有明確寫。人們也不知道，他在中國有沒有妻兒，住在哪裏，有什麽朋友。
專家們用《行紀》和威尼斯當地資料，包括馬可·波羅家的遺囑和財產登記，威尼斯法庭審判記錄等，像拚圖一樣，才得到一份他的簡曆：馬可·波羅1254年生於意大利威尼斯的一個商人家庭，父親和兩個叔叔在君士坦丁堡、地中海、黑海北岸一帶從事國際貿易。那時，蒙古帝國被成吉思汗的子孫們分裂為元朝、金帳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伊兒汗國幾部分，東起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的遼闊地域，終於迎來了短暫和平。
馬可·波羅隨著商隊旅行。來自《加泰羅尼亞地圖集》（1375年）的插圖，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收藏。《北京三萬裏：重大時刻來華的那些人，那些事》內頁插圖。
馬可·波羅的同鄉、佛羅倫薩商人裴哥羅梯曾在14世紀前期寫了一本《通商指南》，提到從塔納（今俄羅斯亞速海岸邊的亞速城）至甘州（今甘肅張掖）的行程，共需270多天，而且“無論白天黑夜都很安全”。在蒙古鐵騎締造的“全球化”下，馬可·波羅家的生意開始向東方探索。
1260年，馬可·波羅的父親、叔叔去金帳汗國出售珠寶，返鄉時恰逢戰亂，兄弟倆陰差陽錯地與波斯使團一起，到了元朝的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大汗命他們出使羅馬教廷，請教皇選派教士來元朝，並把耶穌聖墓的長明燈油帶到上都。但他們返回歐洲時，正值教皇去世，兩年後，為了向忽必烈複命，他們帶著17歲的馬可·波羅重啟東方之旅。
在曆時三年半的漫長旅途中，他們經地中海、巴勒斯坦、小亞細亞、亞美尼亞、伊朗高原、帕米爾高原，走過絲綢之路上的荒漠綠洲，終於在1275年到達上都。盡管沒有完成大汗的使命，但馬可·波羅一家還是得到諒解和重用。
在《行紀》中，馬可·波羅說自己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學會了四種文字（不包括漢字），能夠順利地讀書、寫作。大汗見他如此聰敏，便派他前往緬甸、印度等地執行重要公務。
在元代，馬可·波羅一家並不是唯一的意大利人，更不是唯一的歐洲人。揚州文物工作者發現，卡特琳娜1342年卒於揚州，她的墓碑用拉丁文書寫，碑上鐫刻著聖母聖嬰像和聖女殉教圖。從種種跡象推測，在揚州水門一帶曾有一座天主教堂，可能還有一個意大利商人的聚居區。
元朝根據種族特征和降順時間，把臣民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馬可·波羅作為色目人，雖然地位低於蒙古人，但比漢人（華北、四川、雲南等地的漢、契丹、女真人等）、南人（原南宋的臣民）的地位高得多。
至於具體職務，學者蔡美彪認為，他是享有特權的斡脫商人（官商）；李治安則認為，他是忽必烈的近侍。
斡脫商人替皇室、貴族放高利貸或經商，到各地包括域外采辦商貨、珍寶等物，這或許就是他能接近高層，卻不被史料記載的原因。回朝複命時，他發現大汗喜歡聽臣下講述各地的風俗民情和奇聞逸事，因此，每到一處便用心收集這類資料，對於所見所聞的一切趣事，都記錄下來，以滿足大汗的好奇心。
從文本看，馬可·波羅記錄的主要是各地區的物產、貿易、集市、交通、貨幣、稅收等與商業有關的事物，對名山大川、文物古跡、行政事務、官場糾葛記載得不多。用有趣有料的內容，討忽必烈歡心，這或許就是《行紀》如此豐富詳盡的原因吧。
鮮活的絲路記載
連忽必烈都好奇的內容是什麽呢？讓我們跟隨馬可·波羅的足跡，去遊曆一下13世紀的東亞大地。
在帕米爾高原，馬可·波羅看到一種特殊的野生綿羊：羊體肥大，羊角長達6掌。牧羊人甚至還用這種羊角圍成籬笆，作為羊群過夜的遮護。歐洲人沒見過如此碩大的綿羊，將其稱為馬可·波羅羊。實際上，這是對帕米爾高原上獨有的大角盤羊的真實寫照。
和田一帶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條河流經過，在河裏可以找到大量珍貴的石頭，人們把它們稱作碧玉和玉髓”。和田玉在中國久負盛名，近年卻因過度采挖，在原產地幾乎絕跡。在沙州（今甘肅敦煌），馬可·波羅說，那裏的人們崇拜偶像（佛像），有許多寺廟和各種偶像，居民對之極為崇敬。
舉世聞名的莫高窟就在敦煌，它曾被中國人遺忘了幾個世紀，但馬可·波羅筆下的敦煌，商旅縱橫，並不荒涼。在酒泉，馬可·波羅發現一種怪現象：“商人們經過這裏時，隻能雇用習慣當地水土的牲畜，不能使用其他牲畜。因為此處山中長著一種有毒植物，外來的牲畜一旦誤食，會引起脫蹄的悲慘下場。”現代獸醫學研究表明，這是一種硒中毒現象，馬可·波羅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記錄此種病理現象的人。
西涼（今甘肅武威）人取麝香的方法如下：麝每月分泌一次麝香。在月圓之夜，這種動物的肚臍處會有一個血袋，血袋處於皮肉之間。專門獵取此物的人，把血袋連皮割下，袋中的血就是麝香，能發出很濃的香氣。
麝香體積小、價值高，是絲路上的搶手貨，馬可·波羅的遺產裏就有為數眾多的麝香，顯然，他做過這個買賣。
馬可·波羅一家到天德（今內蒙古呼和浩特一帶）時，這裏的織造被稱作“納石失的金錦”。近年的考古發掘，終於使我們能夠欣賞到這種極為精巧的織物，而在威尼斯的財產清單中，馬可·波羅家的毯子就是這種稀罕物。元上都是忽必烈的夏都，他們到達時，21歲的馬可·波羅已褪去青澀。在《行紀》中，他激動地描述了“上都竹宮”的壯美：
草原的中央有一片美麗的樹林。在那裏，大汗建了一座亭子，全用竹竿結成，內部塗上黃金。……竹亭的好處，在於搭建和拆卸不會用太長的時間，而且可以根據大汗的命令，完全拆成散片，運到別的地方，重新組裝。
2015年，考古人員采用無人機進行地貌考察時，發現了一處圓形的建築遺存，足以容納1000人左右，發掘時還找到了11根基柱，基柱周圍有竹子的殘留物。原來，此地就是馬可·波羅記錄的竹宮，它的高度約為30米，總麵積上萬平方米。
上都是忽必烈的龍興之地，大汗每年夏季，都會率群臣來此避暑。馬可·波羅在上都，剛好趕上忽必烈過生日。他用中世紀曆法記下忽必烈生於“九月那個陰曆月的28日”，即中國陰曆的八月二十八日，與《元史》完全一致。
“在這天，大汗會穿上華麗高貴的金袍。同時足有12000名貴族和武官由他賜予同樣顏色和樣式的袍子，隻不過料子沒有那麽富麗罷了。”馬可·波羅描述的華服，在元代文獻中被稱為“質孫服”，由劉秉中按照等級設計，專門用於增加儀式感。
馬可·波羅還記錄了張北草原上一個叫白城子的地方。1999年，這個傳說已久、撲朔迷離的地方被確定為元中都遺址。一個僅僅存在50年的城池，因為馬可·波羅的記載而栩栩如生。
本文節選自《北京三萬裏：重大時刻來華的那些人，那些事》，文中所用插圖均來自該書。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孫文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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