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農村媽媽的「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
文 | 殷盛琳
編輯 | 王一然
視頻剪輯 | 沙子涵
北京
“放假了,我也想像別人一樣,穿上好看的衣裳,出去逛逛街,旅旅遊,吃好吃的。再有個倆仨朋友,搭夥玩,多好啊。可是,我做不到。我隻能呆在家裏,哪裏也去不了。”
2023年國慶假期,35歲的李敏在她的快手賬號上發布了一則短視頻。她給自己起名“農村妮”。視頻裏,她呆坐在農村庭院的台階上,對著手機屏幕講出這些話。呆板、麻木的臉上滿是淚水。
這隻是李敏生活裏最普通不過的一個下午:丈夫照例去廠裏幹活,女兒跟著自己的姐姐一起到縣城新開的遊樂場玩去了。姐姐身高長到了1米4左右,而李敏強烈遺傳了媽媽的基因,患有先天性侏儒症,僅僅長到1米2。因為恐懼帶刺的打量和嘲笑,她幾乎不怎麽出門。活動半徑隻局限在娘家和夫家之間。
那天,她收拾完家務,看著空蕩蕩的院子,忽然覺得很委屈。
意外的是,這段視頻迅速在網絡上流傳開。許多人因此想到自己困在農村的家人。一些社交媒體的大V評價她,是“千萬農村女性的縮影”。突如其來的巨大流量迅速引起了平台方的注意。李敏說,視頻爆火後,自己的生活闖入很多陌生人。有up主專程從山東趕來拜訪,快手公司的員工也給她打來電話,想來衡水找她。
他們告訴她,可以帶她實現願望,去北京天安門廣場看升旗。李敏不清楚這裏麵的行為邏輯,隻覺得驚喜。在此之前,她到過最遠的地方是縣城。當月下旬,她帶上女兒、丈夫、姐姐、媽媽,全家人一起去北京圓夢。
●李敏在北京。圖源“農村妮”快手視頻
她也分不清坐的究竟是高鐵還是普通火車,“反正都是快車”,李敏說。她對乘坐流程完全陌生,買票、檢票都是姐姐和平台的人領著,她隻是模仿。即便如此,仍有尷尬的時刻:動車驗票口需要人臉識別,姐姐可以輕鬆過關,1米2的她卻無法被係統掃描識別,隻好走人工通道。姐姐是她北京之行的“拐杖”,她說,姐姐畢竟個子高一點,敢出去。而她人生的前35年,幾乎是封閉的。
在北京的行程被安排得滿滿當當。2023年12月23日下午,他們一家人入住升旗廣場附近的酒店,第二天淩晨4點,晦暗未明的北京清早,李敏和家人一起走在觀旗路上。許多眼光打量過來,她感受到一種莫名的壓迫感。
李敏忽然就不想去了,“怕人家笑話”。根據經驗,以往陌生人群中間總會有嘲笑的聲音,她厭惡那種被審視的感覺。同行的up主及時勸阻了她,她才願意繼續完成這趟旅程。
很快,李敏發現北京的人似乎和老家集鎮上的不一樣,“人家節奏快,根本不會管這麽多”,即便是打量,眼神也溫和許多,“後來我就沒事了。”
她記得,看升旗當天人特別多,趕集一樣。她站在人群後麵,隻能看到很多後腦勺。站在她前麵的是一個北京大爺,大爺跟她說,一會兒升旗你就站我的凳子上。李敏不好意思,最後在別人的手機鏡頭裏看完了升旗。
一直等到6點多,人群才慢慢散開。李敏興奮地往前跑,終於到了最前麵,可以抬頭看到飄揚的旗子。一行人又去了景山,李敏聽人說,爬到最高處能俯瞰故宮。可惜當天有霧,站在那裏往下望,模模糊糊看不真切。
第二天返程,李敏沒有帶回任何紀念品。對她來說,這趟旅程短暫得像一場美夢,離真實的生活十分遙遠。
車流和人群越來越少,高樓更迭為平房,鳴笛聲消失不見。她又回到了寂靜的東馬塚村。
東馬塚村
從衡水市區出發,要穿行過高速、縣城主幹道,繞過數條村莊小路,才能抵達李敏的家。12月下旬,北方暴雪,車窗外掠過白茫茫無邊無涯的華北平原。縣城最邊緣的村莊裏,村北最後一戶,那座石灰粉磚圍砌的院落就是她的領地了。14年前,李敏嫁過來,也將自己隱匿了起來。
丈夫是相親對象裏唯一沒有嫌棄她的人。在彼此相中之前,李敏被介紹給幾位鄰村男人——大齡單身漢,或者不會說話的啞巴——都被拒絕了。“人家長得高,看不上咱”,李敏說。在殘酷的農村婚戀市場上,個頭1米2,意味著“殘疾”,後代的基因也令人擔憂。比啞巴、聾子的“等級序列”還要低。
丈夫是她當時的最優選。他們一樣的年紀,都是頭婚,家庭條件差不多。丈夫1米6出頭,沒怎麽讀過書,幾乎不識字,結婚前一直在外打零工。
2010年10月,秋收過後,天氣涼下來,李敏舉行了婚禮。喜宴上,她記得自己穿了旗袍,踩著一雙不合腳的紅色鑲金邊高跟鞋,走路很不穩當。第二年,她懷了孕,隨後生下女兒。高跟鞋早不知丟哪裏去了。
一直到現在,她的生活單調而重複:每天早晨6點多起來做飯,7點多丈夫要出門上班,女兒住校前,也在差不多的時間去上學。人走之後,她刷鍋洗碗,洗衣服,收拾庭院。中午11點多,她要準備丈夫的午飯,保證他回來能吃上熱菜。
晚飯後,她才算結束一天的任務,有時間刷會兒手機,看看短視頻或電視劇。她和丈夫的交流有限,常常沉默著各自玩手機,“我不想跟他多交流,沒啥好說的。”
在時間相對漫長的下午,她有時會接一些手工活。串塑料花、縫掛件毛球,或者給人家捆逢年過節要用的供香。一天能掙個幾塊錢,多了能掙十來塊。不過,李敏說,這些收入並不固定,活兒沒了也就沒了。家裏的經濟支撐,主要還是依靠在附近工廠做工的丈夫。
●李敏和丈夫的結婚照。殷盛琳 攝
結婚前,李敏對婚姻的想象有限。她當時最大的心願是離開父母家,不用每天做家務,也不用被鄰居指指點點。沒人告訴她婚姻還有另一麵。丈夫的糟糕習慣在婚後才顯現:他嗜煙酒如命,冬天一天能喝一斤白酒,夏天換啤酒。差不多一周抽一條煙。
一開始,李敏還會勸他,定好一天喝多少後,把剩下的酒鎖起來,丈夫就到村裏的點(小賣部)上賒賬買。後來,李敏幹脆給他備好足量煙酒,“我買還能便宜點”,她說。
早幾年,丈夫經常發酒瘋。他砸過家裏很多東西,客廳的玻璃茶幾,許多鍋碗瓢盆。臥室裏一整排的衣櫃,如今隻有兩扇門是正常的,其他都被他在酒後撞破。
因為喝酒,丈夫失去過一個腳趾頭。李敏說,之前丈夫在鄰村打零工,給暖氣片“噴白”時,有次酒後騎摩托,摔了大跟頭,腳趾頭別在了車輪底下。醫生說,指頭呈現黑色,已經壞死了,不如直接切掉。丈夫當即表示再也不喝酒了,但沒多久,酒瓶又堆在了庭院角落。管不住,李敏說,丈夫就算自個兒,沒有花生豆做配菜也能一直喝。
冬日午後,李敏坐在空曠的堂屋裏說起這些,以一種非常平靜的語氣。不管他就行了,她說,實在不行就到前院去找公婆。
李敏的普通話並不熟練,偶爾講幾句,會不自覺切換回樸素的方言。過去這些年,她沒有講普通話的語境。留在河北村莊裏的幾乎都是老人,她35歲,是留守村裏最年輕的大人。
李敏說,另外一個年輕點的,是她在村裏最熟悉的朋友,40多歲,也是外嫁過來的。兩個人經常一起去接零活,女人騎電動車載她,但除了聊點家常也沒有更深的交流。
嫁到村裏後,如非必要,她幾乎不怎麽出門。村裏鄰居除了個別熟悉的,她也不認識。她不喜歡串門,“就覺得可別扭,不如在自個兒家裏隨便”,她說,很多時候她不知道該說什麽話,怕別人不願意聽。她很少跟人談論感受與想法,問題拋出之後,她要停頓片刻再給出答案。
囿於身高與貧窮,她主動將自己放逐到更邊緣的角落。她放棄社交,對生活的期待很低,“樸樸素素就行了”。她不喜歡養花,澆水、施肥很麻煩。茶幾被丈夫砸壞之後,也沒有更換新的,屋裏顯得空空蕩蕩。每天操持家務已經耗盡了她所有精力。
但短視頻的走紅,令李敏堅固的生活出現了某種鬆動——她不僅去了北京,還在互聯網上收獲很多“朋友”,讓她從農村庭院的小小天地探出頭來,看到小麥、玉米、棉花地之外的世界。
●李敏家臥室櫃門已經壞了好幾扇。殷盛琳 攝
屏幕上的IP與雪地裏的麻雀
現在,李敏在短視頻平台上的日常記錄不再是私人的表達,“圍觀”推動它完成了敘事的升級——“農村妮”的困境,成為了更廣闊意義上農村女性的困境。
和很多網絡紅人一樣,李敏開始直播。她把手機支架放在桌上,或者讓姐姐隨意擺在哪個位置,就可以對著屏幕漫無邊際地聊下去。她人生35年裏,第一次嚐試這麽高強度講話。
李敏記得,有很多十幾、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是她直播間的常客。他們親切地叫她“姨”,安慰她不要緊張。有時候年輕人申請連麥,李敏會慌張掛掉,她害怕普通話講不好,磕磕絆絆的,習慣看彈幕跟對方交流。
她在新發的視頻裏講自己很少出去,以及被歧視,被嫌棄的經曆。評論區裏,年輕人們主動向她展示自己所處的世界的角落,也分享日常生活。有江蘇的女生拍了滿地金黃的銀杏葉給她,“姨,你看這個好不好看?”河南的網友曬出他的小狗,向她表露悲傷,“它已經去汪星了。”許多人展示給她自己所見的天空、晚霞、落花與山川,那些IP來自山東、新疆、貴州、雲南、廣東、西藏……
許多人將李敏看作自己沒怎麽出過門的老家長輩,帶著一種自我成長卻無力改變他人命運的自責和感傷。“你長得很像我一個離世的親人,她生前對我最好了”“看到你就像看到了我媽媽”,他們留言。
但網絡世界中,並非隻有溫暖和善意,視頻評論區裏,一些人寫,“自己偷偷重開就好了”“重開吧約德爾人”(網遊《英雄聯盟》宇宙中的一種生物種族,身高在1米左右)。李敏不知道重開是什麽意思,問了晚輩才知道,這裏麵夾雜著純粹的惡意與嘲諷——意思大概是,“不如去死”。
她特意錄製了兩條視頻回應,視頻裏,她仍然笑盈盈的,“好多人說讓我重開,其實我做夢都想重開。重開了,咱不要求長到1米6,咱長到1米4多就很好,最起碼不像個廢物一樣這麽活著了”,她說,“人們天天不希望上的工作,是我夢寐以求天天想要的。幾個人騎著電車,一塊上班,一塊下班,一塊去逛街,都是很好很好的,是我這輩子都做不到的。”
●李敏坐在堂屋門前。殷盛琳 攝
事實上,包裹著李敏的世界是一點一點縮小的。她並非沒有主動抗爭過。
變化是從小學四、五年級開始的。她的個頭開始和同齡人拉開差距。村裏的小孩給她起外號,叫她“土行孫”、“武大郎”,李敏一聽到就哭,不再願意出門玩,也沒什麽朋友。她羨慕姐姐和村裏的同學到現在還維持著聯係,她就沒有。友誼對她來講是奢侈品。
初中時,她幸運地考上了重點班,開始住校。李敏說,最開始她還會主動找同學說話,別人都湊一起聊天、打飯,她太孤單了。但她很快發現,如果不主動,友誼就無法維係。她幹脆放棄了。“那會兒好麵子,自尊心強。”當時李敏坐在班裏第一排的角落,內心期待最好永遠不要下課,或者老師拖堂拖過去——隻有在上課時,她才顯得不那麽另類。
李敏當時已經近視,但因為配眼鏡要花錢,她沒敢跟家裏人講,成績逐漸平庸。初中結束後,她就沒再讀書。姐姐也讀到初中畢業,隨後開始輾轉各個工廠工作。李敏隻能待在家裏幫父母做家務,很多時候,她都是一個人。
唯一一次到遠方去,是輟學沒多久,她被一個在縣城打工的親戚介紹去一家肉食店工作。店鋪分三層,一層門市鋪麵,二樓是老板老板娘住的地方和廚房,三樓是員工宿舍。她不被允許到一樓去,老板怕她形象不好影響生意,讓她留在樓上收拾屋子。呆了半年多,親戚不幹了,老板隨意找了個借口,也辭退了她。
結婚之後,李敏也試著找過工作,但都沒能如願。她問過縣城邊上的粉筆廠,能不能去做裝盒工人,人家說要兩個人搭夥去碼粉筆盒,你的個子夠不到,誰願意跟你搭夥呢?她識趣地沒有再說下去。她又去找醫療器械廠,想去做縫紉機工,也被拒絕了。從那之後,她徹底放棄了工作這件事。
實在無事可做,她隻好在手機上刷電視劇,隻要是大熱的她都會點進去看看。視頻爆火後,她開始接受網友的建議做直播帶貨,能賺點生活費。但丈夫不同意她在娘家直播,那意味著沒人做飯了。男人直接躺下,在地上打滾兒反抗。這天,李敏回娘家看媽媽,丈夫怕她留在那裏不回來,早早開了電三輪來等著接她。
李敏不想把矛盾激化,還是跟丈夫回去了。十二月的傍晚,男人在冰雪凍結的路上疾行,居然還抽出一根煙來,李敏嚇得立刻製止了他,讓他注意看路。男人沒吭聲,開得更快,三輪車在鄉道上震顫。迎麵駛來的另一輛三輪車沒有避讓,男人破口大罵,長按鳴笛。
李敏斜坐在車篷裏,輕歎一口氣。狹窄的鄉村小道邊,枯枝敗葉“劈裏啪啦”地掛上窗戶,她嚇得往回縮。丈夫的車速仍然沒有減慢。夕陽將落,餘暉成了數條直線,華北平原的天色暗下來。雪地裏的麻雀受了驚,飛向更遠處。
媽媽與女兒
前幾年,丈夫經常發酒瘋砸東西的時候,李敏也曾有過離婚的念頭。但每次都被自己壓了下去。她的顧慮非常現實:如果她想過自己的生活,孩子咋辦?如果孩子18歲長大成人了,她也40多歲了。不跟這個男人過,再找一個,多半人家也有孩子,會真心實意對你嗎?會把錢給你嗎?如果再也不結婚,她又沒有謀生手段,隻能跟母親生活,對母親來說又是負擔。
“還不如就這樣,要是伸手給自個兒娘要錢,還不如瞎混呢。”她說,和丈夫起碼不是半路夫妻,他雖然有小毛病,但本質不壞,不賭博不打麻將,以前那麽難都挺過來了,就這麽過下去算了。她熟練地安慰自己。這些情緒她很少跟母親或姐姐提起,怕她們跟著糟心。
李敏母親雖然身高矮,但性格卻強勢,老太太熱愛串門,經常跟村裏人聚在一起聊天。如果有人因為身高嘲笑她,她會直接懟回去。聽說女婿家裏都不同意女兒做直播,她氣急了,直接趕過去跟婆家講道理。
這個同樣困在農村一輩子的女人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她對互聯網一竅不通,但她確定的是,女兒對著手機裏的那些人,能講許多話,心情也變好了,她不允許任何人剝奪女兒這僅有的快樂。“誰都不能不讓俺妮兒玩手機。”老太太篤定地說。
李敏小時候非常強烈地怨恨過母親,為什麽把自己生得這樣矮?她控製不住地想,如果能和姐姐一樣長到1米4左右,是不是會有完全不同的命運?初中住校後,周五放假,她隻讓身高正常的父親接她,怕和母親站在一起會引來更多帶刺的眼光。
她經常覺得12歲的女兒比當年的自己懂事很多。女兒好像並不在意這些,從沒刻意避開過她。李敏記得,每次去送女兒上學,女兒從沒提過讓她把車停遠點,也不忌諱同學們看到。有時女兒很平常叫她下來一起買東西,“那麽多學生在旁邊,她也沒說不讓我下來”。
有一回,她去接女兒,有個男同學看到了,說你媽怎麽那麽矮?女兒直接懟了回去:“你長得高?等你長過我了再說俺媽吧。”女兒12歲,身高已經超過了1米5,不會再延續自己的悲劇,這是李敏最欣慰的事。
●李敏的女兒在遊樂場裏坐摩天輪。殷盛琳 攝
她常常覺得虧欠女兒。李敏說,丈夫隻有找不到東西的時候,才會跟女兒搭話,或是叫女兒吃飯。“他不會坐下來給孩子說說心裏話啊,我說的也少,不知道怎麽說。”她有些自責,覺得女兒可能不像正常家庭成長的小孩那樣陽光。
前兩年,女兒經常和同村一個女孩一起玩兒,到村邊地裏或者橋邊遛彎,現在女孩也很少來了。女兒也變得越來越不愛出門,大部分都窩在房間裏玩手機,或者跟別人視頻聊天。她偷偷觀察過,“都是小妮兒,沒啥小小子(男孩)”。
女兒房間裏貼滿了動漫海報,李敏完全看不懂。“她介紹不了兩句就不跟我說了,我都不知道是誰。”
事實上,這個12歲的女孩正經曆迷茫的青春期:她沉溺耽美,是二次元人物的資深“穀子”收藏家。她磕男性之間的CP,並剪輯相關廣播劇,在快手上有3萬粉絲。女孩經常跟網絡上的二次元“同擔”打電話,隻有在聊起那些情節和八卦時,她才能忘記現實的殘忍。
她的口頭禪是“吐了”和“有實力”。上次一家人一起去北京,她覺得北京一點都不好,“每個人(看上去)都太累了”,女孩說。
至於媽媽為什麽會覺得不能出門很難受,她還無法完全理解。“我願意在家過一輩子”,女孩說,隻要有手機就好了。她試圖用調侃的語氣消解那些沉重的部分。
隻有在聊到和媽媽在一起的場景,她的語氣才嚴肅起來。她說,她其實不喜歡在外麵遇到同學,如果和媽媽一起走,她希望不要遇到熟人,假裝看不見默默走過去就好。她不覺得媽媽長得矮令自己難堪,但如果有的選,她也不想直麵那些壓力。
媽媽的視頻火了之後,她沒去翻來看過,有同學刷到了告訴她,她笑笑也就過去了。女孩希望這事能趕緊過去,“網絡是網絡,現實是現實”,她想要兩個世界涇渭分明。
遠方
很難說清過去幾個月的經曆多大程度上改變了李敏的生活。見到她時,她的日常與之前差別不大——仍然在做飯、洗衣、收拾庭院。但似乎,這些活計開始被賦予意義。她會用視頻記錄自己做了什麽,事無巨細地分享給屏幕對麵的陌生人。
她夠不到普通的灶台,就把砧板、麵盆放在低矮的木板床上,炒菜用的電飯鍋放在更矮的木茶幾上。洗衣機沒辦法更改高度,她夠不著沉在底部的衣物,就踮起腳,用一根長長的木棍伸進去,挑起來。
她開始尋找日常裏的樂趣:一場大雪遮蔽整個村莊,院外破敗的土路顯得幹淨、通透。她抱著家裏的貓咪出門,“遛貓玩去嘍”。踩在積雪上,腳下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小貓跑得比她還要快。積雪消融後,李敏發了新動態,她站在庭院台階上,孔雀藍色的堂屋門前,和小貓一起懶洋洋曬太陽。
因為家庭矛盾,李敏已經停播了一段時間。她努力想要找到平衡的方法,比如把直播地點搬到和丈夫的小家來,在不耽誤做家務的同時,能有點自己的事情做。生活裏能讓她開心且覺得有意義的事情實在太少了。
記憶裏純粹的快樂都發生在久遠的過去。在大家都一般個頭的小時候,她隻是普通小孩裏的一個,經常跟著叔叔家的弟弟去田裏瘋跑著玩,“那時候嘛也不尋思”,她說,當時爸爸在村裏的膠管廠給人燒製膠塞,用炭火爐子把橡膠融開,放進模具,靠做苦力和種地養活一家人。
廠子離她家很近,小時候李敏經常溜進去玩,喊爸爸吃飯。冬天他們那裏可暖和,她說,膠升溫的時候像橡皮泥一樣軟和,有時候她會拿一點玩。“大了就不敢出去了”,命運變得像凝固下來的橡膠一樣堅硬,是後來的事。
●三輪車裏的李敏。殷盛琳 攝
現在,在她35歲時,命運終於眷顧了她。直播帶貨是她第一份正式的、自己拿到的工作,李敏不想放棄。這份工作在家就能完成,而且不需要和現實裏的人打交道。和廠商溝通的過程,她會拜托姐姐幫忙。
那些鼓勵她直播帶貨的網友,推動了齒輪的轉動。某種意義上,他們移情、鼓勵李敏走出去,比請求自己的媽媽做出變化要輕鬆。他們在她直播時分享細碎的日常,陪她做飯閑聊,有人發了照片比對覺得她像自己母親:利索的齊耳短發,說話習慣性皺下眉頭,手上似乎一直有活。“農村妮”的視頻評論區,也成為了一些小鎮女孩們的情緒發泄地——
她們如今走向更廣闊的世界,一定程度建立在母親的苦難之上:“我的媽媽上午做生意,下午當家庭主婦,洗衣服做飯,她也是這樣的。我去了好多地方,她卻隻能在家,真的很想和她一起出去。”“記得初二的時候,我問我媽有沒有想去的地方,我媽沉默了一會兒,用幾乎開玩笑的語氣說,‘我哪也去不了’,那一瞬間我好像一下就長大了。”
李敏也寄望於直播這個新機會,她想攢錢到縣城買個小房子。“有了房,孩子說對象,人家到家裏來感覺就不一樣了。有我這個媽也不會拖累閨女了”,她說。
女兒是她的最大期待。她想讓女兒一直讀到大學。李敏對大學的印象全從電視劇裏來,她看過《一起同過窗》,裏麵展示的大學生活是自由的,課程不像中學一樣緊張,還能參加社團,自己找實習工作。“可好哩”,她說。她想讓女兒代替自己去觀察這個世界,去比北京更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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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博士占星:預測「導師怎麽看我」人最多
文 | 魏榮歡
編輯 | 毛翊君
我(的客戶)有清北博士生,也有哈佛、耶魯的,目前至少二三百個。他們問的問題基本圍繞“導師怎麽看我”。我說,重點不是導師怎麽看你,而是你怎麽看你的論文。他們會說,“我怎麽看沒用,我就想知道導師怎麽看。”
有個快畢業的博士讓我預測,預答辯會發生什麽?她覺得老師會罵她,因為往屆師兄師姐都被罵得很慘。還有位博士來問,畢業找不著工作怎麽辦?他聽別人說這家公司裁員了,那家公司也裁員了,他都沒投這些公司,但就會被這種大環境嚇到。
這種不自信是普遍的,來找我的人都覺得自己很糟糕。有個在美國高校的男生,導師總讓他做一些分外的事,他不認同這樣把學生當免費工具,但還是會自我貶低,“我是個廢物,為什麽總是不能讓導師開心,不能夠讓他滿意?”
他們有非常驕傲的部分,也有非常自卑的地方。這些問題,我之前都有過。入學的時候,我是專業第一名。每當導師想不起來知識點,就會問我,在那種碩博一起的課上。他覺得我應該知道,但是我想不起來時,隻能尷尬回應。我們就在一片尷尬中,有的同學笑了,我不清楚他們是友善的笑還是惡意的,很想找個地縫鑽進去。
我後來會越來越崩潰,是因為抑鬱以後,連有些常識我都不知道了,感覺腦子在一點點地變成碎片。以前我每天被誇是才女,很多人會跟我說,你是導師的得意弟子之類的。無數很尷尬的時刻過後,我慢慢有了一個印象——我是最差的。
畢業論文開題的時候,我出現了很嚴重的情緒問題,嚴重到我隻要出門,就會開始吐。帶教老師公開批評了我的文章,說它全是病句,說我完全不會中文學術寫作,建議我去本科回爐。當時我還沒從失戀的抑鬱中走出來,那對我來說是double kill。
之後不到一個月,一個法國交換回來的師弟跟我說,他打算讀完Top2博士後再去法國讀一個博士。這次對話也極大地刺激了我,我想我連國內博士都讀不下去了,他還要讀雙博士?這是triple kill。
當時老師說我的學術受訓為零,我有巨大的刺痛,感覺學界混不下去了,外麵也活不下去。之前希望畢業當大學老師,能有一個很體麵的收入,還有寒暑假。但學術的路越讀越窄,有一點點否定感都會讓人特別難受。在我的視野裏,文科博士跑路去圈外的非常少,我覺得人生沒有任何一條出路,徹底絕望了。
2019年,我因為心理問題住院兩個月。那時候我去占星了,直接問什麽時候運勢好起來?得到的答案是2021年土星回歸結束以後。我剛讀博就接觸了占星,當時是不相信的,就覺得純粹好玩。這事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用星盤告訴你,痛苦其實都是有期限的。
●蘇妍的占星教學用具。講述者供圖
後來,我找學術界的同學來講座,他們都會說自己不認同占星術。但事實上,他們在私底下找我算命的一大批。很多人懂一些八字和紫薇學,都說開始學是因為覺得自己過得不好。他們還不太相信自己算的結果,會找另一個相對權威些的人再幫自己做一個判斷。
清北的人來找我傾訴,我理解是因為他們把痛苦跟朋友說是無法化解的。同是清北的人,我會不自覺地覺得除非做到第一,否則甭說話——這種氛圍非常明顯。老師罵你論文沒寫好,大家就會覺得老師說得很對。大家都很痛苦,很容易變成情緒的反芻,你喪我也喪,就感覺人生沒有希望。
反正,我在高知行業推廣占星基本沒啥難度,除了那些非常理工科的。再加上我之前的價格也很便宜,周圍很多清北博士來看過。一些客戶一開始不信邪,後來覺得我的判斷是對的又會回來。
有位北大博士拿下優秀論文,還獲得985院校和省屬雙非院校的offer,猶豫該去哪兒。導師推薦去後者的馬克思主義學院,覺得這幾年處於擴張狀態,而且比起985的非升即走可能稍微輕鬆。她沒有主意,來占星後的結果是不建議去馬院。她能谘詢的人有限,最後還是聽了導師的話。後來在馬院過得非常不舒服,她就覺得我的判斷是對的,繼續來占星。
來找我的博士們都習慣了之前有一個滿分標準,然後朝著這個努力,哪怕拿了90分都不甘心。到了現在,沒有滿分答卷給他們參考和複盤了,就得看老師臉色,希望從這裏去拿滿分。所以,有時候老師也沒說啥,就皺個眉頭,他們都感覺嚇得要死。
而且沉沒成本實在太高了。讀博要五六年,會和同輩人的命運發生巨大分岔。這個階段裏,導師讓人感覺具有生殺大權。我有個客戶是一個海外高校的助理教授,學生大部分是華人。她說現在不敢上課,因為她說任何一句話,學生就會當聖旨。
好學生們被塑形得太標準了,以至於沒有自我。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單向機製,隻能朝一個方向去走,隻有符合某種準則,才是社會的贏家。單行道實在太窄了,以至於大部分都是不合格的。
我也是在這樣的一個教育環境下長大的,大家都會覺得,從小到大被誇好聰明好有才華,就好適合考學。我這半年不斷地接受各種媒體采訪,為什麽是我這樣的一個占星師出名了,不就因為我是個清華的嗎?
被采訪之後,各種不同行業的人找過來,現在有1000多接單量。其他行業客戶的焦慮還是比較現實的,大多圍繞會不會升職加薪。有兩種客戶我關停不接了。一種是來問我會不會升官的,我會跟他們說,我隻是做一個趨勢的預測,但這類客戶就會說,“你能不能給我點確定感?我需要一點玄學的力量。”
另一種是控製欲很強的媽媽。在之前的報道裏,我袒露了自己有雙向情感障礙,結果很多媽媽就來找我,非要讓我占卜一個答案,“我的孩子能不能考上一個好高中、好初中?”我就特別鬱悶,因為她們的孩子也是抑鬱或雙向情感障礙患者,都在家休學半年一年了。我想你孩子都這樣了,咱能不能關注他們的心理。
感覺他們看我是一套成功學模本,解決了心理問題,又完成了清華的學業。很多家長就說,老師你什麽時候有空?我能不能見見你?我試著做過幾個(案例),一個山東的家長找來,說自己辭去體製內工作全程陪孩子,為了孩子,現在已經開始學心理學了,還說自己已經不給孩子那麽大壓力了。
當我跟孩子聊完,安撫得很好之後,這個媽媽說能不能把錄音給我,說“我們現在非常需要你的幫助,我們得知道孩子是怎麽想的”。我後來都不回複了,他們還繼續發,“老師,我們真的非常需要錄音,那個東西對我們很重要。”
我有個博士同學家裏,現在也還是這樣的氛圍。他想出去折騰,爸媽說你這個做不好的,還是好好做學術。還有博士想跳槽換學校,家人也說你在這裏都做不好,跳什麽槽。有報道說,40%的博士有不同程度的抑鬱。
我轉行還算順利,有個原因是我當時病得很嚴重,反而讓我免於很多方麵的苛責。我媽媽之前是會計,爸爸是律師,他們其實很保守的。我被送到醫院的那段時間,在我媽心裏我已經掛了,你明白這意思嗎?她希望你能好好活著就行了。
不過,前兩天我在上海買了個幾千塊的吊墜,我媽還是不自覺表露出期望,說“看著像副教授”。我叔叔是個天文學家,前陣子我阿姨還說,你叔叔看到你的報道了,挺開心的。我接著問,叔是怎麽說的?阿姨不說話,我就知道肯定沒講好話。
●資料圖。源自東方IC
隻有和我一樣處境極端——把自己逼到了一個極點,父母也被逼到了一個極點,才能徹底轉行。
那位優秀畢業生去了雙非馬院工作後,發現那裏的同事寫論文都是沒有腳注的,寫完以後讓她再去加引用。她開始發現,自己確實挺優秀的。但也沒能繼續做喜歡的研究,領導跟她說,不要寫你那些亂七八糟的,要圍繞主題寫。她經常因為不會跟領導和同事搞關係,而跑來占星。
她一直喜歡遊戲,但不敢開社交賬號分享自己的想法,怕家人會覺得一個曆史係博士做什麽電子遊戲。她父母都是馬院的老師,當然是不可能允許她轉行的。後麵她也抑鬱了,出現了軀體化症狀,天天都會幹嘔,出不了門,動不動要請假,在馬院待不下去了。
最近,她入職一家大廠下麵的遊戲研究院,還不太適應那種人際交往,經常會被老板說書呆子,不通人情世故。那裏要求一周內出報告,速度比學術界快太多了。而且每天被要求“對齊”工作,她特別討厭這事,就想著在截止日前把東西交過去不行嗎?
我現在也還是沒有完全克服困擾。就像我之前讀書的時候,特別想去找一個中立的知識樹,希望某個老師能完整地給我提供一個。這就是問題,因為已經罔顧了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中立的,會在挑選過程裏浪費大量時間。
剛開始學占星的時候也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知道以哪個體係作為一個起始點,我去學了一堆,好幾個不同的體係。還去學心理谘詢,也學了好多個流派,敘事療法、精神分析……現在還在培訓溝通分析、情緒聚焦,那些藝術治療和家庭治療的入門課程我也學了,還有教練課程。
隨著問職業的客戶增多,我覺得有必要再去考一個生涯規劃師的證,然後就跑去考了。之前那些客戶跟我背景相似,他們說啥我立馬就知道他下麵要說什麽,但現在有的人背景跟我差別太大了,就隻能去學點知識,(不然)咋辦呢?
但我最近參加一個塔羅大賽,複試掛了。題目是看幾張塔羅牌裏白馬的形象,我去查文獻做了個綜述。看到進入決賽的三個人名單,覺得他們明顯寫的就是那種PPT水平。我當時生氣地跟朋友說,就是要這種答案的話,我可能上去就直接寫,說不定還能進決賽,為什麽去寫那該死的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