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簽不出去的死亡證明
1
2022年5月中旬的一個下午，我和副所長老孫正在討論一個賭博的案子，值班室打來電話，說群眾報警稱在白玉苑26棟1單元的草叢裏發現了一具男屍。我們立刻整裝出發，拉響警笛直奔現場。
那棟樓前最東側已經有不少群眾在圍觀，看到我們的警車過來，紛紛自覺讓出通道。沒等車停穩，我和老孫就不約而同地推門下車，警戒線後，一片深深凹陷下去的草叢裏，是一張蒼白、瘦削、年輕的臉，120隨車醫生上去做了檢查，沒有發現任何生命跡象，確認死亡。
我和老孫接著做現場勘察，死者仰麵平躺，雙臂自然貼在身體兩側，一條腿被灌木支撐著略微離開地麵，除了雙耳出血之外，其他方麵看上去比較完整。法醫喊我們配合進行屍表檢查，他說：“符合高空墜亡，死亡時間在1小時前後。雖然手臂、雙腿沒有骨折，腹部、胸腔也沒有出現開放性創口，但是死者幾乎是皮包骨頭，體脂和水分都太低，並且掉落在綠化帶內，灌木緩衝加上地麵較軟，墜落的樓層應該在20樓左右。”
10多分鍾後，我們確定了死者的生前居所——該棟樓的22層2201室。那是一套群租房，房東接到通知後很快來到現場，我們一起配合刑警大隊的兩名技術員進行現場勘驗。進門後，左手邊，臭氣烘烘的衛生間、布滿油漬的廚房、狹小雜亂的小客廳擠在一起；右手邊，5間臥室從西向東一字排開，走廊最東側還隔出了2間朝北的臥室。
老孫剜了一眼房東：“才100來個平方的房子，你隔出來不少房間蠻！”
房東緊張又拘束地撓了撓頭，指著走廊盡頭北側的小房間說：“他就住這間。”
技術員穿好鞋套，拎著相機和勘查燈，邊抬腿向房間裏挪邊說：“這亂得都沒地下腳了。”老孫在門外指著木板單人床說：“這家夥真夠可憐的，床上就墊著一張被子，連個席子、床墊都沒有。”
我仔細環顧了一下房間的角角落落，床邊的簡易長條桌上堆積著大量使用過的衛生紙，衛生紙的下麵虛掩著一個黑色的小包，旁邊橫七豎八地擺放著幾個拆了封的快遞紙箱。我讓技術員抽出那個黑色小包，在包裏翻出一張身份證，身份信息與樓下的死者吻合——潘星，男性，27歲，S省人。
勘驗結束後，沒有發現他殺跡象，我們初步判斷為跳樓自殺，但是沒有找到遺囑，所以跳樓原因暫時不明。
技術員指著桌上的一堆快遞紙箱說：“這些快遞上的地址都是這裏，電話也一致，但是用的收貨人姓名都是‘元明’。”
不過，用假名收取快遞是很正常的現象，我們和刑警大隊的領導也就都沒放在心上。這時，我的手機響了，現場警戒說殯儀館的車到了，要我們過去確認，我便和老孫下了樓。我們把屍體抬上車，一起跟車到了殯儀館。法醫提取了樣本後，便把屍體裝進了6號冷藏櫃。
2
回到派出所已經是下午5點鍾左右，通過死者的身份信息，我們查到了他的父母以及一個親哥哥就住在我們轄區。於是，我先撥通了死者哥哥潘陽的電話。
當我告知“潘星出了點事情”後，潘陽顯得很不耐煩，反問道：“他又闖了什麽禍啊？”獲悉潘陽正在100多公裏外的X州出差，我便沒有直接挑明潘星的墜樓，以“電話裏說不方便”為由，商請他的妻子張茹先來所裏處理。
大概過了半小時，張茹來到了派出所。她身材高挑，身著一件半長的淺色外套，襯得皮膚雪白，一把抓的馬尾辮收拾得幹淨利索，細長的眼眸裏有些拘束和不安。
自我介紹後，我便直接告訴她：“今天下午，潘星死掉了。”
張茹一愣，瞪著眼睛看著我，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大喊：“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遲早的事、遲早的事。”
我勸慰她不要太激動，她反倒繼續高聲嚷嚷：“我不激動，我不激動，我一點都不激動，我知道這是遲早的事。”
等我把調查的情況說完，她還在恨恨地重複著：“我就知道、我就知道……”然後，我看她掏出了手機準備打電話。
我立馬搶先一步，問道：“你準備打給誰？”
“還能打給誰，打給潘陽，讓他趕緊死回來！”張茹有些不能自已了。
我趕緊阻攔：“最好別直接說他弟弟死了，就說是跟別人打架，被派出所抓了，叮囑你老公路上注意安全，不要太著急，盡快回來就行。”
張茹嘴上應承著“我知道，我知道”，哪承想電話一接通，她就對著手機再次大喊：“你他X的趕緊死回來，你弟弟跳樓死了！”說完，便狠勁地掛掉了電話。
老孫聽到了這邊的動靜，趕緊跑了過來，然後我倆輪番安撫。其間張茹的手機響了幾次，每次都被她幹脆利落地摁掉。我們請她到旁邊的接待區坐下來，給她倒了杯水，她坐在椅子上一言不發。
等她的情緒稍微平複一些，我們便向她了解潘星的家庭情況。張茹說潘星的父母都健在，兩人缺錢了就去上上班，有錢了就去玩，自己顧自己，身體都很不錯。老孫又問她的公婆是否住在這邊，張茹冷笑了一聲，回答道：“他弟弟一個在這邊就夠我受的了，他們要是也住在這邊，我非得瘋了不可！”
看到張茹一談及公婆就情緒激動，我感到潘星墜樓背後可能並不簡單，就給老孫遞了一個眼色，讓他打開執法記錄儀，老孫會意。
我接著問張茹：“你對潘星了解嗎？”
張茹的胸口起伏，頓了頓之後，道：“他就是一個神經病，他們一家子都是神經病！”
見張茹實在穩不住，老孫就走上前，試圖緩解一下氣氛：“你先別激動，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們也需要了解一下具體的情況，比如，你說他是神經病，那麽他生前有沒有去過醫院？有沒有確診患有精神類疾病？”
張茹咬了咬嘴唇，突然揚起聲音說：“他們要是早點兒帶他去醫院，就不會有今天的事兒。一家子都腦子有問題，找跳大神的給他看，都他X的神經病！”
3
在接下來的問詢中，我們得知，早在2022年春節時，跟丈夫回老家的張茹，就發現了跟公婆住在一起的小叔子不對勁兒——他從來都不穿內褲。礙於嫂子身份，張茹不便直說，喊來丈夫說一說潘星，又專門去給小叔子買了幾條內褲。後來，潘星是穿上內褲了，但是一條內褲能穿十幾天。為此，張茹再喊來丈夫管一管，潘陽認為妻子小題大做。
那時，張茹還對丈夫調侃：“那以後還能找對象啊？”
潘陽卻毫不在意道：“他就是不這樣也找不到對象，隨他去吧。”
公婆更是語出驚人：“將來花錢給他買個老婆。”
其後，張茹又發現小叔子三番五次地在馬桶旁邊拉屎，然後用紙包著抓到馬桶裏。她覺著，畢竟是嫂子，不能看著不管。過完年後，張茹勸說公婆和丈夫帶潘星去醫院看一看，誰知得到的回複是：潘星隻是被“鬼打牆”、“迷了心”，找“大師”驅驅邪就可以了。
關鍵是，潘星父母還真的請來了一個跳大神的給小兒子驅邪。
之後是2022年4月，潘星突然出現在張茹家門口，嚷著要在這邊打工。
“我當時整個人都懵掉了！警官，你們說，我們照顧得了嗎？他是個神經病，去哪裏打工不好，非要到我這邊。”
盡管張茹一再要求丈夫把潘星送回去，但是潘陽卻是個“愚孝”的人，架不住公婆的幾通電話。張茹無可奈何，但也不願落個一點親情都不講的名頭，最後實在拗不過，就同意潘星先在家裏住一段時間。
潘星剛過來的時候，狀態確實比春節時要好一些。但是一個星期不到，就故態複萌，隨後變本加厲。他總是在馬桶外小便，張茹和潘陽一教訓，他便眯著眼、斜視著他們，露出詭異的笑，令張茹渾身直起雞皮疙瘩。
後來，張茹兩口子就給潘星在外麵單獨租了房子。臨近“五一”假期，公婆提出要過來看看，張茹擔心小叔子的生活要是亂七八糟，自己會遭到公婆的埋怨，就先去出租房先看了看潘星——果不其然，潘星把房間弄成了垃圾站，盡管張茹再三向房東賠不是，並主動提出請保潔打掃，房東還是拒絕了續租的要求。
“他父母‘五一’走了之後，我和他哥準備重新給他找個房子，他不要，說他們公司在樂業公寓那邊有一層員工宿舍，他直接搬過去住。我心想這樣也好，畢竟有人能看著他，總比一個人在外麵住要強。”張茹喝了口水，接著說道。
老孫道：“你確定他在樂業公寓住過嗎？”
張茹放下紙杯說：“確定啊，我和他哥一起送他過去的。”
“那邊的住宿條件怎麽樣？你們看了嗎？”
“就到宿舍門口，沒進去，也沒看到裏麵的情況。”
“為什麽沒進去呢？”
“在門口，他把衣服口袋翻了一遍，說鑰匙丟了，進不去，他說等同宿舍的同事回來，再重新配一把鑰匙。然後他就在宿舍門口等，我本來還準備看他缺什麽，帶他去買的，但是他哥有事，我們就先走了。”
但據我們的調查，潘星並沒有入住過張茹說的那個樂業公寓，除了兄嫂之前給他租的房子之外，在這邊他隻租住過白玉苑26棟2201室，也是他出事的地點。我們把這個情況告訴張茹，她先是一臉不可置信，轉念不停抱怨道：“怪不得，我們去找過他好幾次都找不到，打電話問他，他就說是住在樂業那邊。原來，他一直是住在白玉苑。”
就在我們準備繼續問詢的時候，潘陽來到了派出所。
潘陽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精幹”，如果不是早已核查過身份，很難想象潘星與他是一個娘胎裏出來的兄弟。兩人身材樣貌幾乎處處不同：潘星是一張瘦削到顴骨凸出的倒三角臉，潘陽的臉卻是橢圓形；潘星一身地攤貨，四肢修長，連手指甲都很長，而潘陽一身精英裝，從頭到腳幹淨利索，看上去完全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派頭。
一看到潘陽，張茹就衝過去喊：“‘五一’的時候，我讓你爸你媽把他帶回老家，不聽，就是不聽！現在好了吧，你負得了責嗎？”
潘陽臉色鐵青，任憑妻子說什麽，就是不吱聲。我和老孫上前勸阻，請張茹冷靜一點。
等張茹不再嚷嚷了，潘陽才問道：“到底怎麽了？搞清楚沒有？有沒有弄錯啊！是潘星……”
沒等潘陽說完，張茹就忍不住對著他大喊道：“人家警察會弄錯！人命關天的事！”
潘陽眉頭緊鎖，沉默一陣後，一臉焦慮地反複說：“怎麽可能？前兩天我還跟他通電話呢，怎麽就死了呢？我怎麽跟我家裏人說？”說著，他掏出手機，準備打給他遠在老家的父母。
溝通中，潘陽也先刻意隱瞞了弟弟墜樓的事情，最後叮囑說：“你倆都來，坐飛機過來。”
掛斷電話後，潘陽提出要去殯儀館看遺體。可一看表，殯儀館早已下班，我們沒辦法立即帶他過去。
潘陽還是難以接受，又問：“那萬一弄錯了，咋辦？”
我們向他再次確認了他弟弟的身份信息，他不再說話了。
此時，張茹突然問道：“你爸你媽，明天確定過來啊？”
潘陽被妻子問得有些煩躁，嘟囔道：“我馬上就買機票，肯定來啊！你能不能別煩啊！”說著，他就要離開派出所。
老孫連忙補充道：“如果你父母到了，就趕緊先到派出所來，我們一起把善後的事處理了。”
潘陽答應著出了門，張茹跟在他身後，賭氣道：“好！好！好！你說的啊！讓我別煩！你們自己去弄，啥都別找我，你爸你媽來了，也別找我……”
4
第二天晚上9點多，所裏打來電話通知我說潘星的家人來了，要求去看遺體。我讓接警員把電話給潘陽，再次向他說明：時間太晚了，看不了。
就在我解釋的當口，電話那邊傳來一陣爭吵。過了一會兒，一個中老年男人的聲音透過聽筒傳來——是潘陽的父親。老潘有些激動地問我：“我兒子沒了，我就不能去看一眼嗎？”
我向他解釋了許久，才終於約定好：次日上午9點，殯儀館一開門，我就和他們一起去看遺體。
次日早8點，我剛到派出所大門口，就看到潘陽和一男一女兩個中老年人在接待室裏等著了。我停好車，徑直來到接待室。見到老潘，不用核實身份，就能確定他是潘星的父親，因為爺倆的樣貌幾乎一模一樣，隻是老潘看上去要精神得多，不像潘星那般瘦削。潘母個子不高，衣著幹淨樸素，小縣城退休大媽的樣子，潘陽的樣貌與她比較像，隻是沒有她那一臉苦相。
跟殯儀館聯係好之後，我和老孫帶著介紹信，帶他們一起趕了過去。在辦事大廳辦理了有關手續，一名工作人員陪同我們一行人進了停屍間。工作人員拉出6號冷藏櫃，打開裹屍袋，潘星赤條條地躺在抽屜裏。潘陽和老潘上前看了一眼，表情十分沉重，潘母則始終站在較遠的位置，一言不發，隻盯著6號抽屜發呆。我和老孫也不知道該怎樣去安慰他們，隻好一起沉默。
等這一家人辨認過遺體之後，工作人員便拉上裹屍袋，把抽屜推了進去。
離開殯儀館後，潘陽和他父母一路上依舊不發一言。我和老孫自覺給他們留出緩衝時間，沒有跟著就展開詢問。
回到派出所，老潘才開口問道：“人是怎麽死的？”
老孫便向他們說明了當時的調查情況。
“屬於意外嗎？”
“如果最終確定是跳樓自殺，就不算意外。”
“我們要辦什麽手續嗎？”
“等最終結果出來後，我們開好死亡證明，你們就可以去殯儀館火化，正常辦後事就行了。”
“那啥時候能開證明？”
“我現在就去聯係，看看結果怎麽樣了。”
“我們離得遠，能不能盡快辦，我還等著回去呢。”
“我們盡快，您稍等一會兒。”
老孫去跟進調查情況，我向潘家人進行了例行詢問，問潘星有沒有債務糾紛、情感糾紛等，三人都一致否認，並強調潘星一直以來都是好好的。當我問潘星是否曾患有什麽疾病，他們也一致否認。
直到談到潘星的精神狀況，潘陽的眼神開始躲閃，老潘則一臉精明地看著我，並一再強調：“潘星就是個沒長大的孩子，可能還不夠成熟，沒想到他會出這個事。”
我嚐試問道：“他哪裏不太成熟？有沒有什麽地方讓你們覺得不太正常的？”
聽到我的問題，老潘抬起頭，眼睛盯著上方，像是在記憶裏快速搜索著什麽。少頃，他看著我的眼睛回答：“我們也沒見他有什麽不對勁兒的地方，就是感覺他還是跟個小孩子一樣。”
當我試圖繼續就這個問題詢問下去，三人就開始表現出不耐煩，反複說“人已經沒了，不想談了”，並不斷催促我們盡快把證明開好，他們急著去料理後事。
見他們一家並不是很配合，為了不直接刺激到他們，在調查結果出來前，我也不打算過多深究，就沒有繼續再詢問。
臨近中午，老潘顯得越發著急，再一次催促道：“要不然，你們直接開個‘意外死亡’的證明算了，我們直接回去辦後事吧。”
老孫立馬說：“那哪行啊！人命關天，得查清楚，不能讓你兒子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
下午3點左右，調查結果終於出來了。我們向他們介紹情況時，老潘和潘陽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語，似乎是接受了眼前的現實，潘母依舊一臉呆滯，一聲不吭。
見家屬沒有表現出不同意見，我們當即就召開了集體通案會。針對潘星的死亡問題，綜合所有調查情況，認定為屬於非正常死亡，符合不予立案的條件，決定不予立案。
5
事實清楚明白，相關證據齊全，與以往許多非正常死亡的案例一樣，不存在什麽值得質疑的地方。當時從潘家三人的表現來看，我和老孫都以為開好死亡證明、幫助他們料理好後事之後，這件事就結束了。
那天下午，老孫把死亡證明遞給老潘，說：“證明開好了，一式兩份，中間蓋著騎縫章，你簽好字後帶走一份，另一份我們入檔，您老節哀。”
老潘坐在椅子上接過死亡證明，看了一眼，便指著最後一行的“死亡原因”說：“警官，這個‘非正常死亡（排除他殺）’，是個啥意思？”
老孫解釋：“按照省公安廳關於非正常死亡案（事）件的辦理規定，這個是指除了因為生理健康原因自然死亡以外的，需要我們查明死亡性質的死亡事件。”
潘陽接嘴問道：“哪些情況屬於非正常死亡呢？”
“就是本身身體健康沒問題，因為意外情況或者突發情況導致死亡的。”
“那潘星的死屬於什麽情況呢？”
“從調查的結果看，屬於突發情況。”
說到這裏，老潘突然站了起來，一臉懇求地看著我和老孫，問：“能不能幫忙改成‘意外死亡’？”
老孫連忙搖頭，說：“這可不好亂寫，他本身就是跳樓自殺，怎麽可以直接寫明是意外呢？”
老潘的臉色頓時拉了下來，本就瘦長的臉型顯得更長了。
我接腔問道：“你們為什麽要改成‘意外’呢？”
潘陽立馬答道：“這不是不好交代嘛，回老家，別人問咋死的，我們要是說跳樓，那不是打自己的臉嗎？如果是‘意外’，也就好解釋了。”
我看著這一家三口，有點疑惑：“潘星的死，你們還需要跟其他什麽人交代嗎？”
潘陽看了一眼他的母親，支支吾吾不知道說了什麽。突然，老潘又開口道：“不是說交不交代，我們回去了也是要臉麵的，你們就改成‘意外’，又能怎麽樣？反正人都死了，我們也不追究了。”
“不是這樣說。我們都是按照法律法規辦理的，意外就是意外，突發就是突發，我們也考慮到你們的感受，沒有在證明上明確說跳樓自殺，但是也不可能寫成‘意外死亡’。”
此時，潘陽突然開始質疑起來：“你們確定查清楚了嗎？我弟弟絕對不會跳樓自殺的，除非他是不小心滑下去的。”
麵對質疑，老孫拿出卷宗，一邊翻著卷宗，一邊指著采集到的痕跡解釋：“你們看，這些窗戶上的手印，一個在窗框側麵，一個在窗框頂上，還有一個是打開窗戶時留下的，剛好是兩隻手抓著窗框，窗戶內側護欄上的兩處腳印也很清晰，所有的痕跡沒有任何淩亂的情況，說明死者的動作很幹脆，應該是沒有絲毫猶豫，抓著窗框踩到護欄上，就直接跳了下去。”
潘陽認認真真地看著圖片，不死心，又抬頭問道：“會不會是他想擦窗戶，不小心掉下去的呢？”
“除了這些手印、腳印，整個窗戶其他部位都是灰蒙蒙的，很髒，而且現場也沒有發現任何用於擦窗戶的抹布、工具，沒有證據顯示他有擦窗戶的打算。”
……
就這樣，那天下午，圍繞潘星是“自殺”還是“意外”，潘家人軟硬兼施，與我和老孫交涉了兩個小時。我們猜測，也許他們買了人身意外險，但是沒有確切的證據，而且這種事隻要不涉嫌違法犯罪，也就不在公安機關的管轄範圍內。
僵持許久，潘陽還在說：“你們真是一點人味都沒有，你們自己看看，老人可憐吧！老百姓辦個事咋就這麽難啊！”
老潘則悶著頭嘟囔道：“我不管，反正你們不改，我就不簽字。”
聽到這些話，我心裏一陣難受，老孫也有些按捺不住了。但老孫還是盡量克製著說：“不是老百姓辦事難，是你們提出了不合法的要求，我們不能違法出具證明。”
這樣又僵持了一會兒，我便和老孫出警去了，也讓彼此都緩緩。在分局辦完事，我倆回到派出所，同事說老潘一家三口早就離開了。
我當時想，這樣也好，或許過幾天，他們就想明白了，一切就順其自然地結束了。
6
大約過了兩三天，潘家父子倆又來到派出所，個個一臉陰沉。
一見麵，潘陽就大聲質問我們：
“現場我已經去過了，那裏住著這麽多人，是不是跟誰結仇了？你們查清楚了嗎？”
“你們現在單憑這些證據，能證明他是自殺嗎？”
“萬一他被人精神控製了呢？”
“反正人都死了，死無對證！”
麵對這一頓連珠炮式的追問，我們隻能耐著性子逐一回複。這期間，老潘還給大兒子幫腔，要麽大聲呼號不滿，要麽不停地賣慘。
白發人送黑發人，的確是人間莫大的悲劇，我們內心深處也很同情，但是他們父子二人猶如表演話劇一般的行為，再加上非要將潘星的死因改成“意外”的企圖，著實令人很難感同身受。
此前我們在勘察中發現，潘星一直獨自窩在出租房裏，跳樓前已經連續10多天沒出門了，他的臥室裏沒有找到任何可疑人員的活動痕跡，沒有打鬥痕跡，除了點外賣、網購，及與潘陽零星的聯絡之外，他就像生活在一個世外桃源裏——群租房的室友不會去打擾他，他也不關心臥室以外的世界。
但沒想到，潘陽說著說著，提出了一個頗讓我們意外的問題：“非正常死亡，在法律上指的是意外情況或者突發情況導致的死亡，你們現在隻是定性為‘突發’，但是並沒有查清他到底為什麽‘突發’，我們怎麽能認呢？”
聽了這句話，我在驚歎之餘，稍有欣喜。沒想到，才短短兩三天，他就學會對法律法規“咬文嚼字”了，說明做了不少功課。
我想，既然你做了功課，那我們溝通起來可能會更有效率了。所以，我對潘陽說：“對於突發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如果能查清死者選擇輕生的原因，當然最好。但是有時候是查不清的，不過，這並不影響對‘非正常死亡’的認定，你能理解嗎？”
潘陽遲疑了一下，說：“你說的，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為什麽要跳樓呢？”
“可惜你弟弟沒有留下遺囑。如果有，也許我們就知道了。或者說，你們知不知道？”
潘陽趕忙辯解：“我們怎麽會知道。不對、不對，就算他沒有被精神控製，那他是不是吃了什麽致幻類的藥物，導致精神失常，才會不小心意外掉下來，你們有沒有進行生化檢測？”
“法醫的檢測結果正常，沒有發現你說的情況。”
潘陽低下了頭，過了好一會兒，說：“我們要求提取心包內血、胃內溶液，進行毒化檢驗。”
作為一名非法醫專業的派出所民警，當潘陽提出以上這些要求的時候，說實話，我也不知道該怎麽辦，隻能打電話給技術室，請他們提供指導。法醫給我們回複：“提取心包內血、胃內溶液，需要進行解剖。他這個案子，沒有什麽必要性，死亡性質明確，也不是刑事案件。原則上，我們不能解剖。”
我把技術室的意見告知父子倆，但是他們完全不認同。
潘陽說：“你們不願意去，就是有問題。”
老潘說：“我們是外地人，外地人好欺負啊！”
我實在不想再和他們父子糾纏，便再次聯係了技術室，請他們務必幫忙一起去一趟殯儀館，當麵說清楚。無奈之下，技術室也隻能派出一名法醫，與我和老孫一起，陪著潘家父子倆第二次去了殯儀館。
在殯儀館業務大廳辦好手續，我們一起又到了6號冷藏櫃領取屍體。老孫打開櫃子，拉出抽屜，潘星的遺體已經凍成了“冰雕”。我和老孫都不禁咂嘴，死者實在是太可憐了。
法醫再次勸說潘家父子，說沒有解剖的必要性，希望能夠打消他們的顧慮，但是他們仍執意要求提取心包內血和胃內溶液。法醫說，如果非要提取，就必須解剖，這不是刑事案件，公安機關不能做，需要自己聘請有解剖資質的第三方機構，例如司法鑒定所。
聽了法醫的解釋，老潘很不滿意：“我不同意解剖我兒子的屍體，我們也不提取心包內血了，就提取胃內溶液，你們可以用一根管子從喉嚨裏插進去，就跟做胃鏡一樣，伸到胃裏，把裏麵的東西吸出來不就行了嗎？”
法醫又忙解釋：“這個是不能這麽做的，死亡之後，喉腔閉塞，如果用管子伸進去會破壞食道，這不符合屍檢的要求。”
潘陽略微思考了一下，又說：“那你們就隻在胃部開個口子，提取出來後，再縫起來，不就行了？也不需要進行很大的解剖啊！”
法醫一臉無奈，反複說明這想法行不通，並勸說他們慎重考慮解剖一事。
眼看不能如意，老潘突然發了一個“大招”：“既然你們不肯幫我們提取，那我就去打市長熱線，讓他們要求你們去做。”
老潘話音剛落，潘陽又補充道：“跟老人，你們就別計較了。我爸就是想知道我弟弟死之前到底吃了什麽東西，你們就提取一下，順手的事，又能怎麽樣呢？再說，是我們請你們做的，出了問題，我們自己負責，跟你們沒關係。現在，老百姓辦個事怎麽就這麽難啊？！”
“我也很想幫你們，但是按照我們的屍體檢驗和解剖規定，我不能這麽做。”法醫不願再與他們糾纏下去了，轉身就要離開殯儀館。
見法醫真的要走，潘陽又厲聲道：“你們不做，老爺子也不可能善罷甘休，不能給個說法，我們也沒法給老娘一個交代，我也不會善罷甘休！”
最後，在殯儀館，大家不歡而散。
7
過了兩天，老孫聯係潘陽，勸他盡快到派出所辦理死亡證明。電話裏，潘陽沒有做出任何表態，隻是敷衍地答應著。
又等了兩天，他們也沒有前來辦理手續。我跟老孫通氣後，再次打電話商請他們過來，並強調說：“你弟弟屬於非正常死亡，是我們送到殯儀館的，沒有公安機關開具的死亡證明，就不能火化，也辦不了後事。”
但無論我們說什麽，潘陽就敷衍地答應一句：“好，我知道了。”
左等右等，距離潘星逝世半個月了，潘家人始終沒有再露麵。我和老孫認為不能這樣一直拖著，得讓死者早點入土為安，實在不行，隻能上門去做工作。
當天下午，我們便一起去了潘陽家，他家在一個挺不錯的小區。等我們敲開門，發現卻隻有張茹一個人在。
她見我們上門，似乎有點驚訝：“你們怎麽來了？我老公他們不是在派出所嗎？”
我和老孫一頭霧水，回答道：“沒有啊，我給你老公打了好幾個電話，催他去所裏辦死亡證明，他一直都沒去，所以我們今天才上門的。”
張茹也一臉疑惑了：“我老公說是你們派出所不給開證明啊，說是在等領導簽字。”
“沒有的事，調查早都結束了，這個證明我們隨時都能開，關鍵是你們家屬要認同、要簽字，根本不需要什麽領導簽字。”老孫解釋道。
隻見張茹咬了咬牙齒，一臉憤怒地說：“都是騙子！居然騙我說是你們不給開證明，還說要天天去盯著你們。”
“我們倒是歡迎他們來‘盯’呢。”我和老孫自嘲道。
說罷，張茹便迎我們進了屋。我倆坐在明亮的客廳裏，見現代簡約風格的裝潢整潔大方，家具家電都是知名品牌，一眼望去，方方麵麵都很有質感。
我們向張茹詳細說明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在接下來的問詢中，張茹也把她知道的情況和盤托出。我們這才知道，這麽久的來回撕扯，大都因為潘陽的老舅在老家的“遙控指揮”——潘母非常依賴這個親哥哥，而老潘怕老婆，潘陽則唯父母之命是從，如此，就形成了一個“娘舅指揮、娘親監督、父子二人組合衝鋒”的陣法。
潘家人不僅與我們撕扯，還到處谘詢律師，打各種投訴電話，尋找公安、住建、開發商甚至房東的過錯，並全程錄音。收集完後，潘陽便把錄音發給他老舅，每天打電話匯報請示，他老舅也情真意切地給他們出各種主意，包括提取胃內溶液，還給他們轉了錢，又指示他們不要想著回去，要在這邊好好地鬧，“隻有鬧了，才能查清楚，才能找到‘頭（負責賠償的責任方）’”。
總之，用他老舅的話說：“人死了不能白死。”
“他們整天在我家裏鬧，我婆婆整天在家哭，弄得日子日子沒法過，工作工作也幹不好，我都快煩死了。是你自己跳樓的，要找什麽‘頭’啊？又不是別人把你逼死的！”
見張茹這麽肯定地認為小叔子就是跳樓自殺，我們也很好奇這背後的原因，就繼續詢問潘星生前的情況。
“‘五一’的時候，潘星就和過年的時候一樣，哪裏都不正常，我讓他爸媽把他帶回老家，但是潘星不願意回去，他爸拉他，他就跑，我老公就去追，追回來了，他就蹲在地上，蹲得好好的，突然就往陽台衝，就是那種要衝去跳樓的感覺。但是我家有防盜窗，看到防盜窗，他又蹲下來了。我們把他反鎖在家裏，他就不睡覺，整晚整晚不睡覺。”
我問張茹：“既然你們都知道他這個情況，當時也提出要帶回老家看管，雖然最終沒帶回去，難道就都這麽心大，沒人管他了嗎？”
張茹急了，回答道：“怎麽管啊，警官！我和我老公結婚幾年了，一直都忙得不行，連個孩子都不敢要，他爸媽都不管，我們怎麽管啊？要說有責任，我覺得他爸媽要負最大的責任。我讓他們無論如何也要把潘星帶回去，你們知道他媽說什麽嗎？她說：‘他（潘星）長大了，他有他的自由。’我心想這種情況，還說什麽自由，打斷腿都要帶回去啊，怎麽可能把他放在外麵？！要是當時就帶回去，哪怕就圈在家裏養，也能養得起啊，哪裏還有今天這些事！他們居然還偷偷地把手機和身份證都還給了他，現在好了吧，徹底‘自由’了！”
聽了這一番話，我感到十分鬱結，好好一條人命，這麽年輕，但凡家裏人多一點責任心，哪裏會發生這種後果。可事已至此，一切都無法挽回。
張茹說，這段時間，老潘他們找了好幾家律所，但是沒有律師願意接手，都說這種“命案”公安一定會查得很清楚，不可能留有空子鑽。但是，潘陽的舅舅仍舊不願放棄，又指導他們繼續從有沒有吃有毒食品、喝過期飲料等方麵向公安質疑，並繼續投訴住建局，說他們檢查驗收環節有問題，告開發商，說高層的護欄有安全隱患，騷擾房東，理由是沒有安裝防盜窗。
關於這些問題，不用我們說明，張茹自己已經有了明確的答案：“就算吃了有毒的東西，也是他自己吃的，又沒人喂給他吃。就算喝了過期的飲料，會死人嗎？就算他真的中毒死掉了，他死在床上好了，幹嘛要跳下去呢？人家房東沒有裝防盜窗，違法嗎？人家這個防護欄也是符合國家標準的。天天懷疑這個懷疑那個，他們根本就沒有想一想，他們懷疑的任何東西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見與張茹的溝通比較順利，我便開口問了一個心知肚明卻不便言說的問題：“既然找不到突破口，事實也擺在眼前，他們還在糾結，到底是為什麽呢？他們就沒有想過讓潘星早點入土為安嗎？”
“他們不是糾結，就是覺得不能‘白死’，得有個說法。這都是他舅舅出的主意，讓他們跟你們鬧，要麽有人來負責，要麽就寫成‘意外’，否則就不認非正常死亡，就說是你們沒查清，要求繼續查。”
我又試探性地問：“他們為啥非要把死亡證明改成‘意外死亡’呢？”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倒是懷疑他們是不是買了保險。”
張茹的懷疑與我們不謀而合，老孫乘勢問：“是以前提過買保險的事嗎？”
“年前倒是提過。當時我也是出於好意，提過一嘴，想著萬一有點啥事，還能有點保障。但是，後來就沒人說這個事了，到底買沒買，我不知道。很多事，他們都躲著我、瞞著我，還騙我。”
那天下午，經過協商，我們與張茹達成了統一意見，請她從潘陽身上突破，無論如何，也要敦促老潘家盡快到所裏辦理死亡證明，讓潘星早日入土為安。同時，作為交換，我們答應幫助她解決好她的兩個顧慮：一個是她擔心公婆會把死者的遺物帶到她家——那是她的婚房，將來還要在裏麵帶孩子、坐月子；另一個是請我們幫忙運送潘星的骨灰，用自己的車她害怕，以後都不敢開了。
8
兩天後，潘家一家四口都來到了派出所。按照商定，我們不能泄露張茹曾經告知過的事情，為此，我和老孫事先商量了一番，決定就從我們調查的情況入手，重點是要讓老潘一家轉變思想認識、自願簽收死亡證明。
在接待大廳裏，潘陽果然又提出了很多疑問，包括是不是喝了過期的飲料、有沒有中毒，還圍繞單位、房東該負什麽責，住建局有沒有責任等等，跟我們掰扯了許久。
我和老孫按照預先的計劃，一一向他解釋說明。
回答完所有的問題後，我故意問道：“之前，你們說潘星就是個沒長大的孩子，可能還不夠成熟，他到底哪些方麵表現出不太成熟的？”
果然，潘陽又開始閃爍其辭，我便看向老潘。我倆剛對視了一眼，他就抬起頭盯著上方，過了一會兒，才看著我的眼睛說：“他成不成熟，跟出這個事有關係嗎？”
“當然有關係，既然你們非要搞清潘星到底為什麽跳樓，就有關係。”
“查他為什麽跳樓，是你們公安的事。他到底是怎麽死的，你們要給我們一個說法。”
“我們已經給了你很全麵的說法。你們也打了很多次市長熱線，我們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你們解釋說明，你們還想要什麽說法？”
“我們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是怎麽死的，這就是說法。”
“他是跳樓自殺。”
“不可能，他再不成熟，也不會跳樓的。我的兒子我還不知道嗎？你們一定是搞錯了……”
就在老潘坐在椅子上不停擺動雙手、眼睛快速轉動著辯解的同時，潘陽突然問道：“現在，你們把他5月份的情況是查清了，但是，‘五一’之前的呢？在單位上班的時候呢？他有沒有被欺負？你們查了嗎？”
聽他這麽問，我有點繃不住了，語氣強硬反問道：“按照你這個邏輯，我們是不是要一直倒查到他出生的時候啊？”
老潘“騰”地一下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指著我喊道：“你啥意思？你們警察了不起嗎？你們沒X本事查案子，欺負老百姓怪厲害嘞！”
老孫見狀，趕緊打起圓場，拿著卷宗向老潘繼續解釋。我忍住一肚子氣，一屁股坐到最角落的一張椅子上，離他們遠遠地。
哪知，老潘抬起手臂，把老孫手裏的卷宗打翻在地，大喊道：“反正，你們查不清，我就不認，我不能讓我的兒子就這樣白白死掉！”
聽到他這句話，我更加繃不住了——當初，是你想盡辦法讓我們開一個“意外死亡”的證明，老孫就說“不能讓你兒子不明不白地死了，要查清楚”。現在倒好，你反過來又不認了，還說“不能讓兒子白白死掉”。
老孫見我臉色很差，一個勁地向我使眼色，讓我控製住情緒，我理解他的用意，也示意他放心。
最後，在老孫不停地勸解下，還是先把他們送走了。臨走的時候，我拉了拉張茹的衣袖，告訴她別著急，我們再想想辦法。
為了能讓老潘一家心服口服，我和老孫又去走訪了潘星生前工作過的單位，帶著幾名圖偵隊員同步調取監控錄像。幾天下來，我們摸清楚了：自從潘星來到這邊以後，除了第一份工作是哥嫂介紹好的，他還先後在三家企業工作過，基本上都是上個幾天班就單方麵不去了，幾家企業都按天給他結算了工資。
在向幾家企業的多名員工調查情況的時候，他們都有著共同的奇怪的第一反應：“潘星是誰”？
待我們向他們出示了潘星生前的照片後，他們才一臉驚訝地說：“他不是元明嗎？腦子缺根筋的那個。”
原來，在幾家公司裏，潘星始終自稱“元明”，偶爾他的領導喊他“潘星”，他還會非常生氣地強調：“我不叫潘星，我叫元明！”
我們料想，這孩子可能早已不再認同自己本來的身份。兩個一奶同胞，僅僅相差兩三歲的兄弟，為何人生軌跡的差距這麽大？潘陽有房、有車、有穩定的工作，光鮮體麵。而潘星呢，穿的都是“某多多”上網購的衣裳，沒錢了就去打幾天工，有錢了就窩在群租房裏，平均每天的開銷隻有十幾塊，簡直像個乞丐。
假如潘星真的有精神或者心理問題，不管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走到今天這一步，他的父母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樣是兒子，與潘陽相比，潘星就像一個棄兒，無論從精神上，還是物質上，似乎一直都在被放逐，更可怕的是，他的父母還找到了一條能夠自洽的理由——“他有他的自由”。
9
張茹再也無法忍受這種淩亂的生活了，她以離婚相要挾，逼著潘陽去做公婆的思想工作，盡快把潘星的後事辦結。
我們補充調查過後，再次給老潘一家充分全麵地展示了潘星來到這裏後所有的工作經曆、生活軌跡。潘陽和他父母不再提出其他任何異議，但是依舊不願意在死亡證明上簽名，始終說“我們不能接受”。
我反問道：“那到底怎樣你們才能接受？”
潘陽說：“憑你們這些證據，就算是潘星跳樓自殺，但是他為啥要自殺，你們還是沒有說清楚，我們當然不能接受。”
他到底為什麽會跳樓？難道你們心裏就一點數也沒有嗎？你們所說的“不能讓他白白死掉”，是個什麽意思？怎樣才算不是白白死掉啊？我心裏翻江倒海，可是說不出口，畢竟答應了張茹，要為她保密。所以，我還是得壓著火氣耐著性子勸道：“他到底為什麽會跳樓，我們也很想知道，但是即便查不清，也不妨礙非正常死亡的認定，這一點已經跟你們說得很清楚了。你們總是說他生前一切正常，無論我們問什麽，你們就一句‘他不太成熟’，到底是怎麽回事？你們為什麽非要改成‘意外死亡’？”
潘陽和他父母依舊不正麵回答我的問題，情急之下，老潘還跳了起來，揚言要到政府去上訪、去靜坐、去堵大門。
講理講不過，開始玩賴的，真是活要麵子，死要票子！我心裏暗笑，但為了防止矛盾的不必要擴大，我還是緩和了語氣說：“你們也不要激動，像你們家出的這種事，我們一般幾天就結束了。但是你們的質疑太多，想法也太多，很多都沒有必要。為了給你們一個滿意的結果，這次潘星的事，我們調查的過程不亞於一起命案，很多不需要調查的也調查了。”
說著，我翻開在那幾家企業調查到的情況，攤到潘母麵前，指著筆錄對她說：“你自己看別人都是怎麽看你兒子的，他都不承認自己叫‘潘星’，可憐吧？你們當父母的，就一點責任都沒有嗎？”
就在我說話的當口，老孫實在繃不住了，他突然站起來，聲音比老潘之前還大，伸出兩根手指比劃著，喊道：“20多天了，20多天了，開始我還一直顧及你們，畢竟你們是白發人送黑發人，是喪子之痛，現在呢？所有證據都擺在你們麵前，從你兒子到這裏之後，連在路邊上撒尿的視頻都給你們看了，你們現在還這麽幹！是還想要什麽補償嗎？”
老孫又伸直手臂，指著殯儀館的方向，情緒徹底崩潰，我趕忙起來去拉他坐下。他一揮手，接著說：“你們的兒子才多大？20多歲啊！英年早逝，他的冤魂現在還凍在殯儀館的冷櫃裏，你們也看到了，跟冰雕一樣，可憐嗎？你們對得起你們的孩子嗎？咱中國人，哪裏不講究個入土為安啊？你們現在這樣對待潘星，潘陽怎麽看？你們還有另外一個兒子呐！你們就一點都不考慮考慮嗎？”
話音未落，“哇”的一聲，潘母哭了起來，老潘、潘陽滿臉漲紅，想要爭辯，卻又無話可說。
過了一會兒，潘母帶著哭腔問：“還有什麽話要說嗎？”
潘家父子都不回答。
我趕緊遞話：“你們要是沒有異議，咱們就把死亡證明開了，你們也好把潘星的後事早點辦了。”
潘母揩了揩眼淚，點點頭，三人在死亡證明上簽字之後，張茹就一臉急切地看著我，我明白她的想法，主動提出把潘星的遺物都暫存在派出所，等火化後，連同他的骨灰，我們安排車子一起送到火車站。
之後，我們如約送走了潘星的骨灰，也送別了老潘一家。
（本文人物名，地點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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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扶弟三十年
1
30年前，嶽母領著我、雅琴還有她的兒子二民乘火車趕往霍林河。在鄭家屯換車時，她從帆布袋裏翻出最後兩個煮雞蛋，給了我和雅琴一個，另一個摳出蛋黃給二民吃。二民又黑又瘦，身子骨跟刀片一樣薄，卻非常硬實，他連蹲三宿票房子，竟然毫無倦意。
當時，候車室裏到處都是背著大包小裹的農民工，他們大多要南下去北上廣打工，而我們四人的目的地卻是更加荒涼、寒冷的大北方——那時霍林河剛建市，城市建設風起雲湧，我們要投奔的親戚在土建處上班，說工地需要大量的農民工。誰也不知道這步棋走得是對還是錯，談起未來，我們都一臉茫然。
到了霍林河之後，我們在市郊租了三間草房落腳。雅琴和嶽母在市場賣菜，我到通遼上菜（批發蔬菜），偷偷攜帶煙酒、食用鹽回來，總之什麽來錢幹什麽，日子過得驚心動魄。二民去了工地，跟著大姑父學習電氣焊。如果他學好了技術，以後開一個電焊鋪自己當老板，無疑可以改變命運。
那天，二民正在體育場工地二樓焊鋼筋，黑黢黢的護目罩裏正汗水橫飛，身後突然傳來一聲驚叫，接著是“啪”的一聲——這聲音不大，就像一隻西瓜掉進水井裏。二民扔下護目罩，順著捆紮好的鋼筋爬到平台邊緣往下看，隻見一個大寫的“人”斜臥在天吊鐵軌上，安全帽滾出了很遠，猩紅色的血濺在髒兮兮的枕木上。
二民沒怎麽害怕，之後該上班上班，但這次墜樓事故給嶽母和雅琴卻帶來巨大的心理陰影。嶽母隻有二民這一個兒子，雅琴隻有這一個弟弟，想著他每天深一腳淺一腳地在毫無遮擋的施工現場奔命，她們都經受不住這種看他命懸一線的煎熬。
後來，我家在貿易街開了一家批發部，生意順風順水。雅琴掂量再三，讓二民辭去土建處工作，來幫我們送貨。二民思想簡單，對未來也沒有什麽打算，就答應了。他不善言辭，但非常勤快，每天隻知道悶頭幹活，甚至年底給他開多少錢都無所謂，不計較——他知道他姐不會虧待他的。他和嶽母吃住都在我家，年終一起開支，省心省力。
好事接踵而至，有人給二民介紹對象了，也不知道介紹人是怎麽吹噓的，曉霞第一次來批發部的時候，看看滿屋子的卷煙和堆得跟山一樣高的啤酒箱，露出了滿意的微笑——她以為二民在批發部能夠呼風喚雨。
後來，二民和曉霞結婚，生下一個女兒。二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後，即便在院子裏撿到50元錢，還是會把錢交給雅琴，而不是他媳婦曉霞。在他心裏，姐才是他的家，他的全部。
這種依賴與信任反噬到雅琴身上，就是壓力和責任，弟弟一家的生活，無論是吃穿用度還是未來的發展，統統都得由雅琴來安排。
1998年，長江和鬆花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澇災害，霍林河是嫩江的上遊，洪峰席卷了牧民的牛羊，衝毀了農民的土地，公路、鐵路都被洪水嚴重破壞，沿河的工廠更是遭受了滅頂之災。洪水對經濟的影響很快顯現，我家的商店重新開業後，往日大包小裹來買東西的農牧民不見了，批發業務一落千丈。
年底，雅琴的妹妹領著未婚夫小陳也從老家來到了霍林河，究竟能否在這個城市生存下去，已經不是我們一個小家庭的事了。我把商店兌了出去，買了一輛翻鬥車，先在礦區拉煤，來年到通遼修公路。我三舅開車，讓二民和小陳跟車——其實三舅並不需要幫手，他是為了教二民和小陳開車，這是一輩子的飯碗。
二民和小陳都沒文化，總共認識不到五十個字，但小陳心眼多，學得快，二民心不在焉，挨了三舅不少罵，卻始終不得要領。一天早晨，我的翻鬥車像往常一樣出去，回來的時候前保險杠被撞出一個巨大的“U”形彎，好在三個人都沒有受傷。我問車是誰開的，二民神態自若地抽煙，小陳眼神閃爍不定，三舅搶著說是他開的，撞大樹上了。
半年後，小陳參加科目一考試，因為不會寫字被淘汰，我隻好托人花了1600元給他買了一個駕駛證。我也準備給二民買，可他不要。嶽母說，常年在公路上跑，早晚會出事，“我就這一個兒子，我還指望他養老送終呢”。
雅琴本想做做母親的工作，畢竟那年頭的司機很吃香，這可是關乎二民前途的大事。但雅琴又想起了我們在拉貨途中遇見過的那些慘烈的車禍，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嚎，也就理解母親了。她安慰母親和弟弟，說開車就是把命別在褲腰眼子上了，“咱不去冒那個風險，你放心，跟姐幹，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有了雅琴這句話，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的二民便心安理得地領著妻女繼續待在我家。小陳則借錢買了輛農柴車搞運輸，走向了一條致富路。
2
那幾年，霍林河剛開始流行去舞廳跳舞，曉霞也去，然後在色彩斑斕的舞池裏認識好多有理想、有抱負的男人。她回家看看丈夫二民，怎麽看怎麽懷疑自己當初瞎了眼。
關於曉霞在舞廳裏的那些難聽話，很快就傳到了嶽母和雅琴的耳朵裏，令我們很難堪。這時二民的女兒已經6歲，馬上就要上小學了，曉霞卻突然和二民秘密離了婚。其實曉霞可能並非真想離婚，隻是想借離婚殺殺亂飛的謠言和婆婆與大姑姐的銳氣。可二民沒啥主見，離就離吧，反正曉霞離婚不離家。
二民結婚時買了一台日本電視機，這是當時家裏最貴重的財產。鬧分家時，電視機不要了，按原價4800元賣給我。我說也行，畢竟始終是我們在看，不虧。可是沒過幾天，為了兩人能複婚，雅琴主動把電視機給他倆送回去了。
我不太高興，合著他們裏外就坑我一個人！我記不住當時說了什麽，反正把雅琴惹怒了，她把弟媳跳舞、離婚以及白送一台電視機等等怨氣全都發泄在了我的身上。最恐怖的是，她竟然拿菜刀的刀背砍我脖子，還掄起凳子砸我腦袋（結果砸在了鄰居的腦袋上）。
雅琴是家中長女，小時候就驕橫跋扈，弟弟和妹妹打小就畏她如虎，嶽母也稱她為“大魔頭”。後來我們在霍林河倒賣煙酒，走私犯險，做的是說一不二的買賣，也沒人敢跟她頂嘴。隻有我，在不恰當的時間、地點惹了一個不該惹的人。後來談起這件事，鄰居開玩笑說：“去你家拉架得戴安全帽，否則有生命危險。”
二民很快再婚，媳婦叫秀紅，也是二婚。秀紅的前夫脾氣暴躁，吵架時在她肚皮上紮過一刀，因此她對二民沒啥要求，隻要不打不罵能過日子就行。結婚第二年，他們就生了一個兒子。曉霞沒想到自己假離婚變成了真離婚，此後就離開了家，一個人領著女兒四處打工。
這時候，我在大貿易街蓋了兩層小樓，樓上開旅店，樓下開貨站，二民和秀紅承包了我家的餐廳，抻麵炒菜，欣欣向榮。二民愛喝酒，秀紅讓他陪客人，他別的不會說，就一個字——“幹”。
白天二民幫我裝煤、挑石頭，晚上燒鍋爐，他無論白天黑夜就穿一身迷彩服，秀紅給他買新衣服新鞋，讓他穿精神點，像個老板樣兒，他卻說穿那些玩意站也不得勁，坐也不得勁，“愛誰穿誰穿，反正我不穿”。
那幾年，霍林河的物價連續上漲，餐館生意不好幹，我收房租隻是象征性地收點水電費而已。秀紅鬼一樣精，她把店鋪高價轉兌給了別人，從中狠狠賺了一筆，連我當初置辦的鍋碗瓢盆、桌椅板凳也一起打包賣給了對方，一個招呼都沒打。為了小舅子家的太平，這回我可沒敢發言。
之後，秀紅領二民回了吉林老家，推倒了舊屋，建起三間大瓦房。公婆住東屋，他們一家三口住西屋，種菜犁田，悠然自得，和諧而美好。
過了不久，我的兩個弟弟也從農村來到霍林河謀生，一個自己買車跑運輸，一個也開貨站，買賣幹得風生水起。妹夫小陳開煤廠也發了財，所有人都買了私家車。一年春節，大家全去給我嶽父拜年，院裏院外停滿了汽車，兩鋪火炕坐滿了老板，一個個白晶晶、胖乎乎，牛×閃閃，隻有二民在裏外屋忙活著，臉黑得像煤，身子還是瘦得像刀片。
這一刻，雅琴心裏的天平突然失衡了——一樣的兄弟姐妹，一樣都受過我們的資助，可唯獨最先去霍林河的二民沒有發展起來。這種巨大的落差讓雅琴十分糾結、難過，她覺得自己對不起弟弟，也對不起父母。她不敢與他們對視，害怕遇見埋怨與不甘的眼神。
2007年，秀紅無來由地越來越瘦，後來在左側肋下發現了一個突兀的小包。她打電話跟雅琴講，雅琴讓她趕緊去大醫院檢查。檢查結果如同晴天霹靂，是胰腺導管癌。
得知消息，雅琴和我趕緊動身回吉林，不巧我母親腦梗發作，就把倆人送進了同一家醫院治療。秀紅的手術做得很成功，出院的時候，雅琴把秀紅和我母親的住院費一並結清了。
盡管如此，二民家的日子還是過得艱難。東屋有兩位老人，西屋有一個上學的孩子，女主人卻得了絕症，這讓雅琴非常絕望。她能想到稀釋這種絕望的方法，就是想方設法分擔弟弟身上的重擔。於是，每次回老家過年，我汽車的後備廂裏就裝滿了牛肉、羊肉、豬蹄、童子雞、最少十條煙、滿滿一桶酒，甚至連花生米也要不遠千裏地從霍林河買。
二民一家對雅琴更依賴了，安暖氣、買電視、扯網線、交網費，都等著雅琴處理，連二民的兒子想買腳踏車也要“等過年大姨回來”。秀紅會來事兒，雅琴去她家的時候，她把各種好吃的換著樣做，大姑姐在她眼中是至高無上的；在二民的心裏，大姐是恩人般的存在；在我嶽父嶽母心裏，這個大女兒沒白養活；在附近的南北二屯，大家都羨慕二民有個好大姐，“借大光、幫大忙了！”
家裏沒啥壓力，秀紅的病情趨於穩定，身體越來越好，漸漸地能下地幹活了。隻是孩子越來越大，花錢地方越來越多，光指望那幾畝地是不行了。二民開始一邊種地一邊在周圍打零工，但零工時有時無，收入也不穩定，雅琴就在霍林河給他找了一份看機器的活兒，後來二民又去了妹妹妹夫的煤場打工。
二民重回雅琴的眼皮子底下，雅琴對他的疼愛就更上一層樓。二民身上穿的，從內衣褲到棉衣、皮鞋，雅琴一律全包；他嘴裏抽的煙，雅琴一次買十條，一邊買一邊勸他戒；他愛酒，雅琴也慣著，白酒買成桶的榆樹白，啤酒一次買十箱；各種豬頭肉、肘子肉或者在飯店吃剩的好菜，雅琴也要全部打包送給他。二民喝酒沒夠，飯菜卻吃得極少，平日裏送去的那些好吃食，把煤廠後院那幾十條狗都給吃肥了。
雅琴總怕虧了二民的嘴，一次天色已晚，她心血來潮，非要接弟弟到市裏吃頓烤肉不可。沒承想開車時刮倒了一個騎摩托車的老人，老人胸骨骨折，住院花費了8萬多，雖然保險公司報銷了一部分，我們也搭了不少錢。
3
2016年，我的嶽母在吉林老家因病去世，次年夏天，秀紅突然給雅琴打來電話，說這日子過不了了，她已經在外麵租好了房子，“咱爸天天喝酒，喝多了胡言亂語，啥難聽的話都說，你讓二民回來吧，要不離婚，要不單過，反正我不和老人住一起了”。
嶽父貪酒，這是多年的毛病，雅琴每次回家都要千叮嚀萬囑咐，叫他一天就喝一遍酒，“別喝多，別讓兒媳婦煩，現在你一個人在兒媳婦眼皮底下討生活，可不能得罪她”。但嶽父一杯酒下肚，還是把這些忠告忘得一幹二淨。
雅琴怕二民上火，沒有把秀紅的話轉告給他，我倆驅車一千公裏趕回上營。進屋時，嶽父一個人坐炕沿上，一口醃黃瓜一口酒，還在喝。嶽母去世一年後，他的頭發變得花白，兩腮塌陷，腰也直不起來了。從前他不喝酒時，手指輕微顫抖，如今幾乎都握不住杯子了。
雅琴看見他這個樣子，又心疼又生氣，一邊收拾亂糟糟的房間，一邊劈頭蓋臉訓斥：“還喝呢！兒媳婦都喝跑了你還喝呢！這回好，沒人伺候你了吧，以後你就天天喝，喝死也就省心了，誰也不用惦記了！”
“就是沒人伺候，也不稀罕她伺候，整一幫人吆五喝六的，我怕辱沒了老謝家門庭。”嶽父是地主家庭出身，識文斷字，出口成章。他放下酒杯，非常慚愧地讓我坐下，說：“姑爺，家醜不可外揚，我知道啥該說啥不該說，但是別把人當傻子。我年輕時走南闖北，啥沒見過？拿我當土鱉不好使。別逼急我，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雅琴聽出了父親話裏的弦外之音，仔細詢問，才知道秀紅經常在家請屯子裏的人吃飯，有男有女。農村是互助型社會，農忙時大家互相幫忙，閑下來互相請客也是正常的，但嶽父心眼多，他發現兒媳婦和其中某個男人走得太近，倆人眉來眼去的，讓他顏麵掃地。
雅琴問有證據嗎？嶽父說沒有。雅琴說沒有就不能瞎猜疑：“這種事哪有老公公摻和的，你兒子不管，你就眯著得了。”
嶽父仍然不服氣，最後雅琴還是做主要去把秀紅接回來。
第二天，雅琴去了秀紅的出租屋替父親賠禮道歉，說他老糊塗了，讓秀紅別跟他一般見識。秀紅抱怨一番後，又問二民回來沒。
雅琴說：“回來幹啥？還能離啊？”
秀紅說不離婚也行，她和二民出去單過，說啥她也不跟老公公在一鍋攪馬勺了。為了保住弟弟的家，雅琴讓秀紅先回家：“咱爸我接走，你好好在家過日子吧。”
就這樣，嶽父跟著我們來到霍林河，住進了我家一樓緊挨廚房的一個房間裏。
雅琴沒有照顧過老人，對自己爹抽煙、吐痰、整天整宿聽廣播非常反感。酒一口不讓他喝，頭兩天一洗，每天收拾房間，她不是嫌煙味大，就是在質問：“誰又把尿滴到馬桶墊子上了？”
老人失去了往日在農村生活的隨意與自由，於是開始向往故鄉那片鬱鬱蔥蔥的森林。他覺得還是他的菜園和劈柴柈圍起來的小院兒好，還有那門口潺潺流淌的小河，他可以在裏邊洗腳、洗鋤頭，也可以撒尿，無拘無束，自由自在。
到了這年春節，我們拉著嶽父回老家過年。二民在霍林河幹了一年活兒，也跟著回去了。在老家待了十五天，秀紅沒叫一聲“爸”，更別提留老人在家了。離開的那天，嶽父戀戀不舍地坐到汽車後排座，神色黯然地對雅琴說：“你把我送到吉舒養老院吧，小寶（孫子）的學校就在養老院對個，我們祖孫也有個照應。”
返程的路上，雅琴一邊開車一邊糾結生氣。她知道空穴不會來風，父親不一定冤枉了秀紅。可為了這個家庭，大家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要把兩隻眼都閉上，就當瞎了看不見。她開始埋怨自己，說不應該安排弟弟外出打工，夫妻兩地分居根本不是長久之計。可是孩子上高中、念大學又需要錢，二民不出來就得喝西北風……
我隻聽著雅琴說，自己一聲不吭，生怕引火燒身。
說實在的，二民作為兒子、丈夫和父親也確實不夠稱職。他在煤廠隻知道悶頭幹活，從不抬頭看路，他甚至連電話也不接，也不給別人打。他爸在哪兒養老，他兒子在學校學得怎麽樣，他與前妻生的女兒有沒有找到工作……他一概不聞不問。有時秀紅主動找他，得先給煤廠的鏟車司機打電話，人家把手機塞到二民手裏，他接過去，也不會說點好聽的，總是有事說事，沒事就掛。他唯一的熱情是過年回家把工資交給媳婦，然後鑽進小賣店打麻將。
4
2019年年底，我們與往年一樣拉著二民回吉林，路過養老院時把嶽父接了出來，準備全家人在一起過個團圓年。不久，武漢突然爆發疫情，過完年我們也走不了了，每天盯著電視心急如焚，秀紅更著急，她每天晚上不睡覺，半夜三更還在發微信。
雅琴在村裏串門子，一些風言風語就傳進了她的耳朵。她開始細心觀察秀紅對二民的態度，這一觀察，立即發現了問題：以前二民打麻將回來，無論多晚，秀紅定會給他煮一碗麵；現在二民半夜回來，她理都不理，還當著雅琴的麵罵他沒出息：“見麻將邁不動步，不輸光不回來。”“吃飯沒眼力見，人家不理你，你往那桌湊合啥？”
這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但那種從內心深處散發出來的厭惡是掩蓋不了的。雅琴跟我說：“她用眼睛剜我弟弟，我看見了。我們都是女的，我知道，她不愛我弟弟了。不但不愛，應該還特別討厭他，這個家完了。”
在雅琴看來，秀紅可以出軌，可以養情人，但要是心裏沒有二民，那就不好使了。這天晚上，秀紅在家連怨帶損，摔摔打打，和二民誰也沒理誰，雅琴也跟著生了一宿氣。
第二天早晨，雅琴開始張羅大家上車走人，但說走人，卻不動身，隻是一邊收拾東西一邊發牢騷：“我看這日子過不過沒用，心都散了，還裝模作樣有屁用。”
秀紅似乎也有準備，她起身問雅琴：“你啥意思？我倆過日子怎麽惹你不高興了？你把話說明白。”
雅琴把這幾天自己看到的和盤托出，秀紅說：“這能怨我嗎？你問問你弟弟，他一年都不給我打電話，我一個人在家種地，是冷是熱他一點兒也不關心。我也是人，我也是女人！”
雅琴嗓門大：“我弟弟老實厚道不會哄人，當初就那樣，現在還那樣。再說了，他不給你打電話，你為啥不給他打電話？兩口子哪來那些規矩？”
她們吵得不可開交，我和兒子一起攔都攔不住，有些話我記不住了，隻記得秀紅說二民有病：“你當姐的不是啥都管嗎？他有病你不知道？”
雅琴愣住了：“他有啥病？他有病怎麽不治？”
秀紅反擊：“你不治，誰治？”
雅琴轉臉看二民，他低頭躲避。
雅琴忽然就明白了那是什麽病，她突然說：“我弟弟有病，不是沒耽誤你在外邊找嗎？”
這句話徹底捅破了窗戶紙，秀紅跳了起來：“你血口噴人，你爸也血口噴人，你們全家都血口噴人！這日子沒法過了，我要和你弟弟離婚，你再給他找一個吧！”
雅琴也不再退讓：“我回霍林河，你愛過不過，跟我有一毛錢關係？你們家的事，我再管我都不是人。”
於是，我們留下二民，把嶽父送回養老院，就回霍林河了。到家之後，雅琴後悔了，可能她走出上營時就已經後悔了。她覺得如果因為自己的不冷靜，造成弟弟再次離婚，她這一輩子都不會安生。
二民對秀紅是有感情的。我們離開後，他央求秀紅別離婚，看在孩子的麵上，看在倆人多年沒紅過臉的份上，別離開他。但秀紅去意已決，她說這次就是把老婆婆從墳裏扒拉出求她都不好使，這婚必須離，“我非治治你姐這個霸道勁兒不可！”
二民一氣之下，燒掉了秀紅所有的衣服和生活用品，還動手打了她，倆人的結婚照也被撕碎了。清明節剛過，二民打來電話，說秀紅到法院去起訴離婚，他不知道該怎麽辦。我和雅琴隻好重返上營，把嶽父也接回來，讓他跟著一起揪心。
秀紅在村裏時，大家還維護她的名譽，等她離開了村子，大家無所顧忌，紛紛落井下石，各種傳聞滿天飛。雅琴在這些捕風捉影的傳聞中找到了秀紅執意要離婚的原由——種種證據表明，她早就不想跟二民過了，離婚是早晚的事，雅琴和她吵架，不過把這個“癤子”給擠出頭罷了。
在法庭上，秀紅要求分割財產，二民一言不發。雅琴大喊大叫為弟弟爭財產，被法警驅逐出審判庭。離婚官司打完，孩子判給了二民，秀紅每個月付500元撫養費，一直到孩子18歲。
轉眼間，二民的家分崩離析，我們回到霍林河，把他送到煤廠，鋼鐵一樣堅強的雅琴終於哭出了聲。她說如今父親在吉舒養老院，弟弟在郊區煤廠，侄子回學校上學，她的娘家隻剩一個空殼了。
雅琴陷入了極度的迷茫與內疚，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為。但她思來想去，隻覺得自己對弟弟一家人付出太多了，錯的人隻能是秀紅。二民外出打工，遠離妻兒也很孤獨，但他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地掙錢，是個好丈夫。她恨世道不公，恨自己把一顆心扒出來送給弟弟一家人，卻被弟媳婦喂了狗。
雅琴變得越來越極端、敏感和歇斯底裏，大概有半年時間，無論她在何時何地見到何人，三句話內，必定會把兄弟媳婦必然要離婚的事給說出來，以此來證明自己在這場離婚事件中不但沒有責任，還有功。她如同祥林嫂附體，每天喋喋不休，直到鄰居們的耳朵都聽出了糨子，看見她就轉身躲起來。
她並不知道，其實每個家庭都需要尊重，都需要自主。有時對兄弟姊妹的愛過多了，就是壓力，就是負擔，就是他們一家人難以承受的債務。
5
二民離婚後，雅琴的壓力更大了。父親住養老院，每月1000元，這筆錢由她和小妹倆人出；老家屯子裏的人情往來，也是雅琴隨禮，掛二民的名。現在，我們又多了一個負擔——二民的兒子。孩子高考結束，上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一刻也不能耽誤，畢業了還要找工作，結婚，買房子。糟糕的是，霍林河的煤炭生意日漸低迷，巨大的開銷如同暴雨前的烏雲壓得人透不過氣來。
婚姻屢遭不幸嚴重挫傷了二民的自信心，他不願意參加任何活動，每天就守在煤廠，喂雞、喂鵝、喂狗。他願意和這些長毛的畜生交流，因為它們忠誠可靠。有時鬱悶孤獨了，他便借酒澆愁，他能喝一杯白酒，然後用五瓶啤酒“蓋帽”——必須是13度的金士百，俗稱“大綠棒子”。
他越來越木訥寡言，但喝好了話多，而且要拉住人家的手沒完沒了地說。他究竟說了啥，沒人能聽懂。大多數時間裏，他一個人買醉，經常把那些酒話和臭烘烘的食物吐給一條沒拴的狗吃。見二民大有在煤廠孤獨終老之意，雅琴簡直痛不欲生。她慫恿二民和鏟車司機打麻將，輸錢她給，妹妹也給。有時雅琴把在煤廠挑石頭掙的錢和司機給的信息費全都塞給二民，總之，不能讓弟弟受委屈。
2020年冬天，妹夫小陳給我兒子介紹對象，見麵地點就在他家的煤廠。雙方相談甚歡，晚宴非常隆重，不出意外的是，二民又喝多了，他拉住客人的手“嗚裏哇啦”地說個沒完。小陳怕女方家長笑話，私下傳話給雅琴，讓她趕緊拽走二民。
雅琴見二民如此不爭氣，讓妹夫和外人瞧不起，無論如何也控製不住自己了，當著女方家長的麵，毫無顧忌地數落和咒罵二民。她恨鐵不成鋼，恨不得二民喝死在酒桌上，以後永遠不會給自己丟人現眼了。她歇斯底裏，也沒考慮場合，當時我就知道，孩子的親事要黃攤子了。
這天清晨，我還沒睡醒，嶽父突然來電話，說在養老院待夠了，想來我家。他說這次住下就不走了，就在我家養老。雅琴喊我下樓發動汽車去養老院，我沒考慮，隨口說：“讓二民去接唄，咱們還得裝車挑煤矸石。”
那段時間，我和雅琴天天在裝車，煤不好的時候還得親自從裏邊挑石頭，而二民在煤廠屁事沒有，天天打麻將。這個合理化的建議被雅琴聽成攀比他弟弟，她說我沒安好心，看他弟弟待著難受，怕他弟弟打麻將輸錢。我也很生氣：“我老丈人是他親爹，憑什麽他不能接？”
雅琴蠻不講理，說兩個姑爺都有車，憑什麽讓她弟弟去接？火車站人山人海，他要是走丟了怎麽辦？語言交鋒還不解恨，雅琴又抄起身邊能夠抓到的一切東西砸向我。對於她來說，弟弟是不能觸碰的紅線，一切有損二民的言行她都要堅決回擊。
“我弟弟誰都不能碰，除了我自己。我可以罵他，我可以扇他耳光，別人不行，一個不字都不行，斜眼睛看他都不好使！”
我忍無可忍，又哭笑不得，二民年輕的時候，雅琴不敢讓他上工地，不敢讓他學開車，現在他已經50歲了，她竟然還把他當作未成年的孩子，不讓他出門。這哪裏是保護，分明是在害他。我無可奈何，隻能拿身邊的凳子、手機撒氣。
兒子目睹了全過程，一直在旁邊勸架，也一直被他媽媽罵。雅琴嘴裏噴出的刀子，石頭，傷害了所有來勸架的人。大家不理解，好像母子、夫妻、朋友之間的感情都不如他們姐弟之間的感情深厚。
最後我被氣抽了，臉色發紅，嘴裏泛出白沫，意識也變得模糊。但雅琴仍然不依不饒，旁人越拉架，她越瘋狂，那樣子仿佛是要置我於死地而後快。我被送進醫院時，血壓高壓240，低壓140，心跳每分鍾180，輕度房顫。醫生說，再晚來一會兒就腦出血了。
這次吵架是雅琴傷害我最嚴重的一次，也是她“走火入魔”最嚴重的一次，為了弟弟，她遠離了我和兒子，還有這個溫暖的家。等病情穩定後，我在手機上給雅琴寫了一封長信，表達了我的失望與憤慨，也細數了這些年她對弟弟的溺愛，給二民的家庭和對我們婚姻情感造成的傷害——
“你弟弟離婚，不要怪罪別人，路都是自己走出來的，性格決定命運。個人的能力不同，不要綁架別人。為了你弟弟，你像刺蝟一樣，傷害了很多人，也傷害了你自己，但是，傷害最大的恰恰是你弟弟。
涉及弟弟的事，你太敏感，太衝動，不讓人發表意見，以後別人就不敢和你交流，起碼我就不敢參與，怕打仗就不敢發言，那以後你家的事怎麽辦？你爸養老，你弟弟養老，你侄子的工作、結婚，各種各樣的問題，沒有我，依你的脾氣，你能處理圓滿嗎？恐怕你自己都沒底氣。還有咱兒子和未來的兒媳婦怎麽辦？人家敢不敢嫁？嫁過來如何相處？這些都要考慮。
是缺點就能改，沒有改不掉的壞習慣。不能拿自己的缺點當法寶、當成攻擊別人的武器。我們都五十多歲了，撒潑打滾是很丟人的事，要始終保持克製、理性、理智。這麽多年，我始終讓著你，也是把你慣得肆無忌憚了。你想想，就你那副不講理的樣子，你吵仗說出那些話，換成小陳、劉哥（鄰居）或者任何一個老爺們，誰能容你？
以後吵架也好，講話也好，不要出口傷人。不要什麽狠說什麽，不要什麽損說什麽，不要什麽黑說什麽。特別是跟你爸說話，一定要尊重。爸馬上就要來咱家，你必須改變態度。我說這些，不是說我就是完人，我也有缺點，但是我們都要改變自己，提升自己……”
這封信在我和雅琴心中的分量都很重，因為這是一次嚴重警告，也是最後的通牒。
生氣歸生氣，嶽父還得安排人去接。一個星期後，二民的兒子放暑假，我找了一台網約車，把祖孫倆送到長春客運站，讓他們乘坐長途汽車回到了霍林河。之後我又找老中醫給雅琴開了半個月藥，主要治療她的肝火旺盛，暴躁易怒的毛病。
雅琴勉強把藥喝完，性情好像有所改變。
6
2021年夏天，雅琴接到曉霞的電話，她邀請雅琴和二民去天津參加女兒的婚禮。
二民和曉霞離婚20多年，沒給女兒打過一個電話，除了撫養費之外，沒多給女兒一分錢。在孩子上高中時，雅琴給郵去了5000元，然後就音信杳無。孩子結婚是天大的喜事，我們三人帶著深深的愧疚趕到天津，接待我們的是冰釋前嫌的諒解與寬容。
曉霞常年在外打工，眼界變寬了，境界也高了，她滔滔不絕地講著這些年自己打工的辛苦和女兒勤工儉學的艱難。她一直沒有再婚，倒不是在等誰，而是考慮女兒的安全，不能隨便邁出那一步。
她說：“孩子我帶出來了，雖然沒有考上清華北大，但也是本科畢業，我又給她找了一份好工作，這回結完婚，我的任務就徹底完成了。”
她又對二民說：“你倆這麽多年不聯係，但是血濃於水，你們的父女關係還在、情誼還在。女兒這幾年也總嘮叨要找爸爸，現在你們父女相見，以前的事就算過去了，以後爺倆好好相處，我不會幹涉。”
這麽多年以來，二民的女兒讀書，是曉霞大哥一家付出了很多，現在人家娘家人都來到天津，為了表達謝意，我安排了一桌豐盛的晚宴款待所有親朋。席間，大家紛紛站起來敬酒，對父女重逢表示熱烈祝賀，又對各自家庭的發展和未來給予了美好的祝福。
本來氣氛很融洽，但酒席接近尾聲的時候，曉霞最好的閨蜜突然站起來提酒，言語間對二民頗有微辭，怪他離婚後一直沒給孩子打電話。見二民沉默不語，我就代表他回敬大家，並賠禮道歉，想著這事就算過去了。
但雅琴又犯病了，她絕不能容忍有人當眾指責她的弟弟，“謔”地一下站起來，說：“當初怨誰？離婚怨誰？你說說！當初不跳舞能有這事嗎？”
場麵變得異常尷尬，我趕緊把雅琴按回座位上，示意她別發火，這是什麽場合？可不能翻舊賬。
雅琴的臉色非常難看，曉霞的閨蜜放下酒杯，掩麵離席，這場酒宴不歡而散。
看來，半個月的中藥是白吃了，雅琴一點沒變。隻要涉及弟弟，仍舊寸土不讓。
（文中人物部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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