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滿街都是劊子手

2017年舊事：

李恒青：本周六（3月25日）2：00PM，波托馬克文化沙龍將組織活動，主題是“遇羅克、紅八月、血統論，離我們有多遠？”

 

我聯係了一位留學生，請他幫忙邀請些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參加。得到的回複是：誰都不知道遇羅克這個名字。另外，文革離我們太遠了。大家興趣不高。

 我問他，這不是正好是個回顧曆史、反思過去的機會嗎？

 他向我轉達了他的朋友們的建議：大家更多地關注當下的現實問題。今後你們再搞活動之前，最好還是先征求一下我們年輕人的意見。

 

 首先，我非常感謝這位年輕朋友的直言相告，而且他是認認真真地在替我們沙龍做宣傳。但是還是忍不住要說兩句：

 第一，文革剛剛過去五十年，就被中共政府成功地將自己的罪惡在很多年輕人的腦子裏抹平了、洗白了。這是中國的恥辱。我羞愧！

 第二，我們沙龍存在的價值正是在於“反思曆史，認識當下，著眼未來。”看來我們不僅不能放棄現在工作的方向，而且還要更努力地組織類似的討論，以警世來者。

 第三，請讀讀蘇曉康先生下麵的文章，中國正在做的離文革還有多遠？這一切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危險就在我們身邊。

 

最後，歡迎朋友們關注“波托馬克文化沙龍”，我們這個周六有活動。我會在今明兩天不斷貼出廣告，請朋友們幫我轉貼，望更多朋友參與。同時，我將試一試在活動現場進行現場直播，讓無法親臨現場的朋友們能從網上參與互動。

 

謝謝！

 

蘇曉康：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

 

【作者按：有感於波托馬克文化沙龍即將舉辦新一期演講：“遇羅克、紅八月、血統論，離我們有多遠？”，特再編再發舊文一篇。】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曆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餘，我仿佛聽到曆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接下來中國“經濟起飛”，表麵繁榮，內裏依舊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蒞臨中國，但我看到天良的掙紮，她拒絕隱沒──那民族創傷，驅動曆史記憶如地火，在民間暗自流轉，塑造著“記憶社會化”，推動受害者言說，漸漸顯身為公開論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尋訪“六四”死難者、王友琴調查“紅八月”罹難受虐教師、胡傑獨立製作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五七年右派向共產黨公開索賠、廖亦武對倖存地主群體的口述實錄等等，而追尋數千萬死於飢餓民眾的楊繼繩《墓碑》，可謂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試看今日之神州，曆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幾成灰燼，隻有毛澤東的孫子在北京被人當猴兒一樣耍著，還依稀令人想起荒謬年代，卻也擋不住公正、罪行、寬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論說，頑強地走進公共話語。

 

中國人沒有“救贖”的向度

 

在“施害者”這個話題中，德國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說《朗讀者》（The Reader或譯《生死朗讀》），是最先鋒的詮釋，他用文學試圖證明，隻有施害者的救贖成為可能，司法和正義才成為可能。因為所謂“無辜”，其實是一種前知識、前良知的狀態，你可以懲罰一個罪人，若不能使他認罪，“正義”便沒有真的落實。施林克刻意將前納粹女看守漢娜設計成一個文盲，卻酷愛古典名著，營造出一種“無辜”的張力；文盲使她在“社會資源”上成為一個徹底的弱者，為掩飾文盲而去做集中營看守，又為了保護這點隱私，而在法庭上獨自認下大罪，隻好終生坐牢。

 

但在獄中漢娜學會識字，認識了“大屠殺”曆史，良心發現並認罪懺悔，祈求被害者原諒，也做出象徵性賠償，雖然她終於不能返回社會而自殺身亡，但是救贖和正義皆勉強達成。漢娜的悲劇具有很廣泛的象徵意義，如中國文革中，再具體到北京師大女附中，參與群毆卞仲耘的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是籍籍無名的各年級女生，也談不上“社會資源”，的確是該案的“施害者”，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據說沒碰卞校長一手指頭！

 

戰後德國第二代的道德掙紮，是小說的副線，同樣震撼人心，而中國的“八零後”、“九零後”，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這回事。文革當年“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紅衛兵們，而今都到了“耳順”之年，學識上最不濟的也有大學文憑，留洋博士如過江之鯽，早已溢出“無辜”的範疇，且至今蔭蔽於父輩權勢，“社會資源”豐沛，大多是社會名流，未聞有道歉者，隻能是良知尚未蘇醒。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為這一群的標誌性人物。

 

“代罪羔羊幫”

 

前述兩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譽天下的名演員，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學校長，說明政治尚未轉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後社會資源豐厚者，先出頭天，引起社會關注，而千萬普通受害者還在無人問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於該校女紅衛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曆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話語鎖定。榮辱在轉瞬之間，便是曆史的冷酷，可歎當年花季少女們不可能了悟於此。

 

曆史被蒙蔽，當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淪為某種程度上的“受害者”，這頗為反諷。宋彬彬及其辯護者們的委屈，是極淺顯的：明明是毛澤東的責任，怎麽能叫一個女孩子來承擔呢？“要武嘛”這句經典毛式戲謔之語，隨機借由名叫“彬彬”者而發出，饒是雙關語之巧妙，也生動地深嵌進曆史，而它來自天安門城樓之上，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後人雖不能妄斷那女孩接了這權杖，但她如何從這曆史細節中摘出來自己，雖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卻不免還是牽扯道德和正義。

 

有一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說的是猶太教贖罪日獻祭兩隻羔羊，令其帶走以色列人的罪孽、過犯；到基督教這裏，耶穌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國文革施害者們，有沒有這份殊榮，全看他們自己的造化了。這個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國語境裏，似可暗示毛澤東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種種罪孽，須得由“代罪羔羊”暫時認領下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曆史在中國一向匆匆，中共護著他們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寧，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問了。

 

“滿街都是劊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後是更為廣闊的一個含義：“共業曆史觀”。民族創傷是全民共同的記憶，中國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台灣文學史家陳芳明論及“二二八”事件，認為“在事件的陰影下，社會內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綁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曆史時，把事件的苦難當作全體島上住民的共業，視為所有台灣人的共同枷鎖。”

 

與德國納粹世道相比，中國“十年文革”也許有很多差異，但有一條，即老百姓被領袖（元首）裹挾為幫凶，規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個；但在“追溯正義”一端，又由於製度環境與文化的差異，兩者大相徑庭，所以《朗讀者》展示的反省、救贖的精神層次落實到中國，尚為遙遠。中共“不糾纏曆史舊帳”，封塵文革罪惡，可視為另一種“閉關鎖國”，禁錮中國人之心智於曆史教訓和普世價值之外，耽於物質滿足而無他求，這種社會一旦崩解便成人間地獄。

 

人類社會演成暴民亂世，到二十一世紀並無減弱的趨勢，反而於今為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發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評價《朗讀者》之餘，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現象：“以種族清洗與種族屠殺而言，學者大多認為，大部份尋常百姓在意識形態煽動與實作『磨練』下，都不難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危機狀況下尤然。大屠殺的劊子手不必是變態狂或邊緣人，大部份老百姓都無法抗拒現代操控機製下的洗腦，換句話說，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單單前南斯拉夫與盧旺達就都有數十萬人參與屠殺自己的鄰居、親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萬、千萬人計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普世問題。”

 

一個社會從苦難中掙脫出來，若不能超越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的恩怨，則無從建構全社會成員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設若中共隱瞞曆史、禁錮民智，後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個毛澤東，文革再現可在須臾之間，“滿街都是劊子手”那一幕，離中國還會遙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