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藝考生的七年
2023年1月的一天中午，我剛剛給我的藝考生們下課，退出騰訊會議，才伸了個懶腰，微信就爆炸了——
“2024河北省取消編導類省統考。”
“戲劇影視文學專業、廣播電視編導專業轉為文化錄取。”
“國家教育部發文規範藝考。”
我著急忙慌點開消息，一條條看下來，全是家長的求助、同學的吐槽和合夥人的焦慮。雖然之前對傳媒類藝考要改革早有耳聞，也聽到小道消息說母校今年或許是最後一年藝考招生，但當事實明晃晃地拍在我麵前時，我還是感覺到腦中被一陣重擊。
這次屬於傳媒類編導生的“春秋大夢”，似乎真的要醒了。
1
2016年，我馬上升高三，成績卡在480分不上不下。在河北省，這是一個連二本都上不了的尷尬成績，而我也不合時宜地進入了學習倦怠期。那時身邊很多家庭條件還不錯、成績不算太好的同學都會選擇在校外學一個播音、編導的藝考專業課。我和母親一拍即合，也決定走這條“升學捷徑”。
當年河北的藝考不算很難，像美術、音樂、舞蹈這些靠“童子功”和天賦的專業，隻需取得聯考或校考合格證，文化課成績通過280分的藝術類省控線，即可去搏一個“985”“211”的入場券，還是挺劃算的。我們這些半路出家、從高二高三才開始的藝考生，選項隻有播音和編導，編導專業要求寬泛，學生有一定的文學素養，會寫作，愛看電影即可，而播音專業身高超過1米6、長相端正、性格開朗的要求，就能刷掉不少人。但是播音專業的文化課分數要求比編導低，且相對自由，日常就是美美地讀稿子。
高中時，我拿過不少寫作獎項，讀書也算破萬卷了，所以老師和家人都讚成選編導專業，對於播音專業，他們覺得我沒有相關主持經驗，朗誦都極少，見人就怯，而且1米6出頭的身高也是硬傷。
但我卻不這麽想：河北全省的學校通行“衡水模式”，中學生們都是裹在校服裏的冬瓜，如果可以留起仙氣飄飄的長發，染個顏色，穿漂亮衣服和高跟鞋，那該會多麽幸福。還有就是，若學了編導，別人就要對我的文字指手畫腳、品頭論足，這對於少女時代的我，是羞於看到的。
所以我一意孤行上了播音的大船，駛入了縣城的一家藝考培訓機構。
第一節課平平淡淡，大家都是一個縣城的，幾個熟識的朋友很快湊堆，一起熟悉課程。上課之前，要集體發“啊”“咦”的長音練聲，之後各自拿出課程資料——厚厚一遝經典散文，從第一篇開始朗誦，老師不進行指導也不做進度規劃，你感覺準備好了，就去找老師一個一個、一篇一篇過。此外，每節課還要讀一篇300字左右的小新聞，讀完後做即興評述——和普通話考試的命題說話一樣，時長3分鍾，概括新聞，談一談自己的感受。
以上完事兒，就可以走人。
我的散文和新聞讀得磕磕巴巴、蒼白無力，經常被老師打回去重來，唯有即興評述環節鹹魚翻身，輕輕鬆鬆就侃完3分鍾。所以，老師日複一日提點我“吐字要再清晰一點”“說話聲音大一點”……那段時間，為了能追上進度，每周3次的課上能快點被老師通過，在學校的課間、晚飯時間，我都會拿出散文集朗讀，下晚自習回家還要再讀上1、2個小時。
不到1個月，我感覺培訓機構就黔驢技窮了。問老師評價，無非是“挺好的，你走吧”的片湯話。同學們完成課堂任務後，大談特談衣服和妝容，我在裏麵顯得格格不入。我是機構裏唯一一個縣中理科重點班學生，我想著“鯉魚躍龍門”，培訓機構卻連門檻兒在哪都不知道，淨給我推薦些二本三本院校——那些院校，我裸分就能上，相關專業任選，何必費這麽大力氣走藝考呢。
無奈，我最後拉上母親提出退課。
2
我媽是公務員，我爸是企業管理層，家裏條件殷實，作為獨生女，父母要求我保底一本，所以我想做什麽他們都支持。陪我在縣裏的培訓機構上了兩節課，父母就知道機構幾斤幾兩，退課後，他倆通過關係為我聯係上了北京的老師。
7月，我們一家人開車去了北京，就此開啟了我慌裏慌張的藝考求學之路。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要去的培訓機構藏身於中國傳媒大學附近一個小區的兩居室裏，是個沒有名字、老師獨立運營的“小作坊”，每天上6個小時小課，一天1000元。屋子牆上貼滿了隔音棉，客廳擺一排椅子、一台大電視，日常上課用；陽台置一張辦公桌和一台打印機，用來打印課程資料；一個臥室是“上鏡間”，一個臥室是“休息室”，屋子裏鋪了幾張瑜伽墊，我午休時就地一躺，老師也在這裏起居。
父母另外為我在旁邊租了一間獨衛主臥，每月3600塊，一直租到來年1月。
我在北京的第一個大坎是專業課，與老家的放牛班自然不可同日而語，老師聽我簡述完曾經學過的內容，又聽我讀了一篇散文，連連搖頭，直言“考不上”，說我得從零開始。她給了我一本中傳的播音“小綠書”，她、我、父母三排列陣，從第一頁的“a、o、e”開始給我糾正讀音，然後是“巴、拔、把、爸”的單字讀音，“八百標兵奔北坡”之類的繞口令，最後是幾十字的散文節選。老師一個字一個字帶著我讀，每一處停頓的位置，每一句聲調的抑揚，都講得明明白白，一上午過去，學到的東西比之前一個月還多，我父母也心服口服，眉開眼笑。
中午吃飯，父母問老師我考上的機會幾何，老師很中肯：“以您女兒的先天條件，中傳、浙傳、中戲、上戲，肯定不要想了，但是聯考我可以保證能拿到一個河北省前300名，像華東師範、暨南大學這樣的‘985’‘211’能報一把試試。校考的話，四川傳媒、山西傳媒這種傳媒類‘小院’，應該也沒有什麽問題。”
確實，我身高勉強壓線，“大嗓”也沒有，聽了老師的預估，我們心裏也還算滿意。
下午的課程，老師教我“用氣息說話”。此前老家的培訓機構根本沒人管你“氣息”，不會講什麽是“腹式呼吸”“氣沉丹田”，現在要跟著老師“聞花香沁人心脾”“深呼慢吐”，一節課下來，精疲力竭。
一次，因為我“ong”發得不對，老師用了整整40分鍾來糾正我。我一度抓耳撓腮、手足無措，實在聽不出來，老師也幾近崩潰，最後隻能歎了口氣。這樣的事，遍布在我求學的第一個星期，我第一次知道，說話居然是那麽複雜的一件事。
除了字詞發音，還有說話狀態。因為社恐自卑，我說話猶如蚊子叫，所以每天下午讀新聞、說評述或者模擬主持，我總能在“上鏡間”把老師從循循善誘逼到大發雷霆：
“聲音大一點！你是在對著攝像機說！你覺得攝像機能收到這個聲音嗎？”
“直視鏡頭！你是一個主持人！”
“你打開電視看看女主持，謝娜‘馬欄坡坡姐’的時候，也是夾著嗓子說話的嗎？”
“氣息呢？氣息！你不要用嗓子喊！”
那也是我第一次開始正視主持人這個職業，“大聲說話”“字正腔圓”是其最基本的素質。隻要站在鏡頭前，我就要堅信自己的聲音是最好的、自己說的是最正確的，而聲音好不好、說得對不對是次一級問題，重要的是先讓別人聽到。
不過，時至今日，我猶覺得自己是老師帶過的最差的一個學生。
3
第一周培訓結束，老師對我的評價從“沒天賦”變成“有靈氣”，我在出租屋裏錄下學習成果發給高中同桌和父母聽，他們都評價：“太厲害了，真的像新聞裏的人。”那一刻，我的驕傲無以言表。
2016年的北京已經基本上普及了移動支付，大家熟練地使用微信付款，出門用滴滴，吃飯點外賣，而在老家小城，這些新事物才剛剛萌發。第一天下課吃飯，我拿著2G的紅米手機，臨到付款了，尷尬地堵在長長隊伍前麵，聽著後邊顧客接二連三地催促，我頓時羞紅了臉，然後在店員鄙夷的眼神裏，從包裏好容易搜羅齊了鈔票——其實父母有將生活費打給我，但我忘記從銀行卡裏取出來了，也不知道2G手機沒有wifi是不能把錢支付出去的。
這樣鬧笑話的事情，接下來還不少：
第一次逛商場，因為滴滴定位不準確，我和司機雞同鴨講，我說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上車喜提司機的一頓國罵。後被拉去“免費修眉”，腦熱花去800塊文眉，不敢告訴父母，隻能和朋友借錢度日。
還有一次在樓下藥店買藥，門太重，出門時手被門夾了，當時我第一反應是骨折了，飛速打車衝去醫院，醫生淡淡問我：“為什麽不找藥店要賠償？”待我綁好手指重回現場，藥店哪還肯認。幾天後一個晚上，過敏體質的我臨睡前被蕁麻疹放倒，呼吸困難，那時候也不知道什麽“叮當快藥”，更不敢給父母打電話，拖著病體急匆匆打車去最近的急診掛水，淩晨2點獨自坐在診室裏。
國慶節，集訓前3天休息，我約著藝考同鄉一起去了南鑼鼓巷、天安門、故宮。北京原來那麽大，坐了將近2個小時地鐵才到二環內。我們隨著人流慢慢前進，我嗅到了一個不該屬於高三學生的短暫的自由味道。
時間緩緩流逝，我在北京的生活遊刃有餘起來。我換了3G手機，在地鐵裏能大大方方地找路人換現金，心髒強大了許多，對老師的吐槽欣然接受，每天晚上讀新聞、讀稿件、堅持每天早起練聲。老師漸漸“鬆了口”，說我可以“衝擊”浙江傳媒學院。
10月底，“小作坊”裏新學生紛至遝來，學費從“一對一/每天1000元”降到了“一對多/每天400元”。最先進來的是個東北男同學，聲音條件優秀，但身高遺憾，人有點敦實，老師為了他的減肥操碎了心。之後來的是個北京本地女孩，家裏的路虎每天拉著她在西三環和東五環之間轉圈，女孩父母對她的學業沒要求，所以她“死都不減肥”，奶茶甜品不斷，直到課程結束，都沒能完整說出一條即興評述。再之後是武漢的男同學，他學播音1年多，文化課能考600大幾，有一張帥氣的“標準播音臉”，專業也沒有短板，還極其努力，隻為了挺進中傳。
翻過年的1月，專業課程全部結束，老師贈給我們每個人一句鼓勵，我的那句是：“好好考，前幾年有身高158還考上中傳的。”晚上，師徒5人在通州北苑搓了一頓海底撈，從此相忘於江湖。
次日，父母來北京幫我搬家、送我上考場，撤出來的生活用品填滿了家裏的SUV。我和我的藝考大行李箱竟然無處落腳，最後父母隻能打車送我去北京西站，目送我進入車站，孤身一人踏上新的遠征。
4
藝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類似於高考，一錘定音的省聯考，由省教育考試院統一組織，這個分數被大部分普通類院校認可，省統考通過，才算進入藝術的大門；另一部分是各大藝術學院和重點院校組織的校考，但凡好一點的學校都需要。
第一次藝考，能校考的學校有上百所。學校單獨組織考試、設置考試時間並設定錄取原則，每一個學校、每一個專業單獨收取報名費，價格100元到300元不等，通過率極低。北電、中戲一類的“大院”，經常是幾百上千個學生中挑一個，即便是民辦藝術院校，錄取比率也在80:1到100:1不等。一個藝術生要統考、校考“雙合格”，才有機會在高考結束時報名這所學校。
統考、校考分年前和年後，年前以南京地區、各省聯考和普通藝術學院校考為主，年後以重點院校和著名藝術學院為主。為了方便考生，許多學校會在各省設立考點，本校老師出差去進行為期2到3天的校考。
在河北省設立考點的學校少之又少，且河北省聯考和各學校校考都安排在年後。河北考生如果想衝年前，不和重點院校的考試時間“撞車”，隻有兩個路數：專業好的，想衝擊中傳、中戲、北電的，直接去南京，考南京藝術學院和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畢竟南藝是數一數二的名校，年後會在中傳、中戲遇上的，往往和考南藝的是一批人；專業課一般的，就去最近的太原考點“蹭考”，那裏也能考中傳南廣，還避開了一票南京考點的優秀生源，“上岸率”更高。剩下的學校，盡量考個遍，保證有書可讀，年後還能去“大院”試試水溫。
老師直言“你考不上南藝”，所以我放棄了南京，選擇去太原。鑒於我沒有參加過聯考，老師又建議我去長春參加吉大的校考作為第一場“練手”。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動車，懵懵懂懂地跟著指示牌上車，在乘務員的幫助下安頓下來。坐我旁邊的一個東北大哥知道我要去長春考試，“像是看自家姑娘”似的，一路給我講了“山海關對東北人的意義”“我家姑娘長得也可好看了，你看她能不能學”“東北到底有多冷”……車到了站，我倆還加了微信，大哥氣昂昂地拎著我40斤的行李箱，把我送上了出租車才走。第二天，大哥突然給我打電話，和老婆請我在酒店門口吃了鐵鍋燉。我的藝考第一站，真的蠻溫暖的。
次日，藝考征途拉開帷幕，這一程結束，要立馬飛往太原，所以我直接拖著行李箱打車到了吉大門口。一群妝容精致、穿拖地羽絨服的男生女生跟著指示牌正浩浩蕩蕩湧入一棟教學樓，我跟在其後。吉大作為重點本科，對專業課、文化課的要求嚴格，來找虐的人少。不到10分鍾，我就被學姐帶進一條走廊中排隊等待。
吉大是當場出初試結果，通過的，留下量身高，準備複試，沒過的就可以走人了。這也意味著半年的辛苦，會在1分鍾內見分曉。前麵進去的10多個同學都折戟了，等排在我前麵的同學走進生死大門後，我拿到了我的考題——一條拗口的國際新聞。沒等我通讀完一遍，前麵那個同學就陣亡了。
我硬著頭皮推開門，雖然給自己打氣過無數回，但依然被嚇了一跳——教室裏大大的落地窗透著四溢的光芒，階梯教室頂部坐著得有近30位老師，不知是光線太刺眼，還是太緊張，我的眼前一片朦朧。
令我驚詫的是，我流暢地讀完了那條國際新聞，聲音沒有發抖，也沒被老師打斷。結束後，我深深鞠了一躬，大大方方走出了教室。我站在門口等初試結果，前一個考生進去良久，直到他出來，我的結果還沒出。又一個考生進去了，有老師出來了，竟然對我說“留一下”。我在一片訝異的注視中走進複試教室，先脫鞋量了一下身高。
“1米61。”老師的臉上也浮起失望，輕輕說，“你可以走了。”
失望瞬間席卷了我，但我也無法辯解，鼻子酸酸的，說了句“謝謝老師”後，又在眾目睽睽下走出了那條長長的走廊。
去機場的路上，我才後知後覺掉了幾滴眼淚。畢竟這是一場熱身，去太原“蹭考”才是我的主戰場。
5
飛機落地太原後，我才發現考點並不在市區，而是在旁邊的小縣城榆次。夜色冰涼，幸好有在榆次考點的同鄉，我找到了家一晚200元的民宿。來接我的人是一個中年大叔，他開著麵包車一路把我帶到榆次，車子在彎彎繞繞的胡同裏轉圈，最後在一個普普通通的平房前站定，一套操作下來，像極了拐賣。
我偷偷按好“110”，跟著大叔推門進去，院子裏別有洞天。平房頂上起了二層小樓，被隔成一個個小間，逼仄的院子裏站著幾個麵容姣好、裹著大羽絨服的藝考生。他們看向我時，我徹底放下了心：這個像極了傳銷窩點的小院，原來是我們這些沒找到酒店的藝考生的“自留地”。
大叔遞給我一把鑰匙，指了指其中一間，告訴我公共洗手間的位置之後就走了。我推門進去，一股寒氣撲麵而來。房間裏還算幹淨，一張單人床，粉紅色大花四件套整整齊齊，床邊擺著暖壺和洗臉盆。但沒有暖氣空調，寒意透著漏風的窗戶襲來，我沒興致洗漱，裹著羽絨服又蓋上被子，最後一夜無眠。
太原的考試在山西傳媒學院，寄存完電子設備後，就開始了漫長的排隊。第一場考試是浙江傳媒學院的校考，不同於吉大的門可羅雀，樓棟前人山人海，不知道站了多久，我才走進了那棟教學樓，然後是二樓大廳。
進門首先光腳量身高，據說浙傳一類的第一流學校會把身高尺貼高一點，我昨天還1米61，今天直降到1米58。
接著是嚴苛的擦妝，桌子上擺滿了水、洗臉巾、化妝棉和各式各樣的卸妝油，桌後的學姐會直白地問：“你自己卸還是我來？”好在當天我隻打了一個貼近膚色的底，塗了一個淺色口紅，學姐看了我一眼，就把我放走了。
然後是“搜身”，幾個學長學姐挨個過，口袋、衣兜、文件袋都不放過，任何與考試無關的東西都不能帶，包括化妝品。排到我時，一個學長剛準備翻包，另一個學長趕忙攔住了：“這是女孩子，你讓她們來，我們不能翻女孩的包。”
從早上8點，一口東西未吃，我昏昏沉沉地蹲在了地上，身後的男生發現我不適，從包裏拿出巧克力：“快吃吧，都是藝考生，我們都不容易。”
考試的細節我已經記不清了，隻記得讀了一首練過無數遍的《出塞二首·其一》。考完播音方向後，我又快速轉去浙傳的雙語播音，現場隻有稀稀拉拉幾個人。因為是自備英文稿件朗誦，父母找了雅思口語老師為我一對一指導，所以我發揮非常穩定。出門的時候，我甚至清晰聽到老師講“這個挺不錯的，可以留下”。
我一度覺得“穩了”。拿到手機是下午3點，我在寒風裏吃了一桶泡麵，拖著沉重的步伐，回到了那個小小的房間。
3天後，初試結果出來，兩個方向我都沒通過。興許是考試的過程太過於折磨，即便與“夢校”失之交臂，但心裏沒有什麽漣漪。我買好車票、訂好酒店，趕往鄭州，考中傳南廣。到鄭州時，考試馬上要結束了，我是倒數第二場，人很少，1個小時，我就考完了播音——在這裏，我的身高又回到了1米61。
當初報名時除了播音，我還報了文藝編導。文藝編導的考場就在樓下，下樓時我停在狹長的樓道口，穿著小西裝和高跟鞋糾結。站在門口維持秩序的學長大聲喊：“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興許是不夠自信，而且確實連考試內容都不知道，我留下一句“算了，我不考了”，默默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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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校考，我加進了一個500人的“藝考生拚房大群”，信息遍布全國，在各個考場門口，三四個姑娘擠七八百塊的標間是常態，逼仄得轉個圈都難。我們一般淩晨4點就起床化妝，小桌子、洗手間，或是幹脆在床上顫顫巍巍地畫眼線，邊畫邊“啊”“嗚”“八百標兵”練聲開嗓。
群裏也可以分享交流考試信息，比如今天抽到的考題、哪個考點排隊人數誇張、哪個學校貼出了複試大榜、官網出成績了……大家好像絲毫不覺得彼此是競爭對手，隻覺得每一個在藝考路上的人都是朋友。
此後，我每天都在和不同的女孩睡覺，在群裏確定了考點、時間、性別就拚房，考完試麻溜拎起行李箱趕往下一個城市——在新的城市裏，也會有一個素未謀麵的“床伴”在等我。
年後，在河北校考考點，我們拚房的酒店像是一個小小的藝術館，室友分別考聲樂、表演和播音，早起開嗓，樓道裏有拉小提琴的、有播音在“嘿哈”。練完之後，大家拚車去考點排隊，那好像是人生裏少有的純粹的、最接近藝術的時光。
數據顯示，2017年僅河北的藝考生就有38.5萬。一開始我不懂這個數字代表了什麽，後來校考時才意識到這究竟是何種概念。當時還是現場報名，每個考點有一個蔬菜大棚一樣的巨大帳篷，每天8點準時開門。第一天，大部分人衝去四川傳媒的報名點（川傳是公認的保底學校），考試順序就是報名順序，帳篷門一拉開，一群羽絨服蜂擁而入，畫麵像極了大爺大媽搶菜：“播音！”“編導！”“導演！”“280是吧？”其他學校的攤位前門可羅雀。
考到後期，我們考完了沒事情做，會像買菜一樣去棚裏逛一逛，看一看有什麽學校能考。現在已經都不敢拿來保底的河北美術學院，在當年甚至有一個學長拿著大喇叭叫賣：“報名就給合格證，進校隨便轉專業啊各位。”“走一走看一看，河北美院入股不虧啊。”
選的方向多，排隊的時間就更長。考試5分鍾，排隊半小時至4、5個小時不等。考播音的女生標準服裝是西裝短裙高跟鞋，一眼假的“光腿神器”當然是不能穿的，在石家莊零下幾度的天裏，我們隻能靠加長羽絨服禦寒，還要時刻注意眼淚掉下花了妝。很多時候走進食堂（大多數學校隻有食堂才裝得下這麽多人），整個人都是僵的，坐都坐不下。
校考的第一天，我胡亂報名了江蘇師範、四川音樂和四川傳媒，從早上5點一直考到晚上11點。第三次排入食堂時，我忍不住了，去小賣店買了一桶泡麵。我一邊扒拉泡麵，一邊跟排在我後邊的男生炫耀：“你們知道在寒冷的冬天，最幸福的事情是什麽嗎？是一桶熱騰騰的泡麵。”
沒想到，我剛剛吃了一口，就被帶去四川傳媒考試了。我戀戀不舍地看著泡麵，在寒風裏狂塞了兩口，後邊的男生也不催，隻在我耳邊重複：“你知道在寒冷的冬天，最幸福的事情是什麽嗎？是一桶熱騰騰的泡麵啊。”後來我倆加了微信，我喜提“泡麵姐”稱號。
但川傳的考試並不順利。機構老師此前建議我不要穿高防水台的高跟鞋，會“此地無銀三百兩”，所以我買的高跟鞋隻有6厘米——可是擋不住別的女生穿啊，當天就有個穿了10多公分高跟鞋的矮個女生。盡管我的新聞播讀最流暢、即興評述最完整，依然被留下量了身高。出初試結果後，全組人除了我，都過了。
7
在河北師大考聯考時，我與幾個女孩穿著高跟鞋，赤著雙腿和一半胳膊打哆嗦，學姐推了推旁邊幾個師哥：“都是藝考生，給妹妹們讓座啊。”現場有許多送考的父母，看著別人其樂融融，我心裏不免有些淒寒。正月十五，我一個人在酒店默默盯著窗外煙火彌漫，一輪圓月。還是媽媽的同學突然想起了我：“我姑娘也在石家莊藝考，你倆之前一個機構的，我讓她把位置發給你，你過來吃湯圓。”
這對17歲的我太具誘惑力了。我打了車，在阿姨家裏終於吃上了一碗熱氣騰騰的湯圓。後來我才知道，那天阿姨偷偷給我媽打了個電話：“你過來陪陪孩子，哪怕一天也行啊。”我媽這才意識到我好像也是一個需要陪伴的小孩子——當她的老同事在幫孩子排隊、做飯、祈禱時，她還在縣城公園快樂地賞花。
於是，我父母趕在一個周末來到石家莊“度假”，當天我早早開好兩間高檔酒店的房間，不敢打電話催，上午10點多，他倆才姍姍來遲。第二天，我坐上父母的車去考試，40分鍾後，請他倆吃了頓當時很火的四宮格火鍋，然後目送他們離開——算是幫助他們完成了陪姑娘考試的大任務了。
到中傳、中戲的校考時，因為北京的酒店貴，我和4個女孩、2個男孩擠在中傳附近一間1000塊的標間裏（這已經是我們能找到的最合適的辦法了）。北京的考試持續將近10天，很少有家庭能掏出上萬元的住宿費。雖然家裏從不虧待我，讓銀行卡裏一直有2000元到3000元的餘額，還有母親的信用卡，但我依然舍不得花錢。男孩睡地上，我們女孩睡床，翻身都成問題。每次我們女孩要洗澡化妝，男孩們就默默去消防通道抽煙，一抽2個小時，我們隻能打哈哈：“請你們喝奶茶。”
許多拚房的床伴都已經是二戰、三戰，甚至四戰。“藝考考到最後，真的在拚運氣。”一個三戰的姐妹坐在床上和我講，她的眼裏沒有了光，隻有對成功的執念。
藝考結束多年後，我在知乎上看到一個問題：女朋友說藝考時和異性拚過房，她說是標間，2個女孩和1個男孩一起，什麽都沒做，我該相信她嗎？看到問題的一瞬間，我就想到了北京校考的時光。那時我們好像並沒有性別的概念和其他想法，考完試卸完妝，像死屍一樣癱在床上。偶爾沒有考試，也是聊考題、專業、文化課和過沒過初試。
來北京考試的人數並沒有想象的誇張，各專業院校會把時間分配得明明白白，沒有什麽排隊的壓力。
但一進考點，群英薈萃，壓力陡增。考中戲播音時，我從未見過這麽多好看的男生女生，校園爬滿常青藤，走入校門時，我第一次覺得自己不應該當“分母”。新聞播讀環節讓我意外，好像是對我校考一路不順利的獎勵，我抽到的，竟然是曾被培訓老師字斟句酌地糾正過、一度刻在腦子裏的一條新聞。上場後，我抖了個機靈，瀟瀟灑灑地脫稿朗讀，麵前的十幾位老師一個個抬頭，麵帶讚許地盯著我。但到最後一句話時，我突然卡殼，低頭瞟了一眼稿子，尷尬直衝腦門——“中戲涼了”。
走出中戲校門，繞過大片記者後，我在南鑼的角落放聲痛哭。
也不知幸運還是不幸，報名時我順手給自己填了戲劇影視文學專業。待我想起時，已經是考試當天中午，我必須趕在下午開考前抵達中戲的昌平校區。短暫的糾結後，我抱著“趕不上就回去”的心態，磨磨蹭蹭上了地鐵。或許是老天眷顧，到昌平校區門口還有20分鍾，我連筆都沒帶（考播音用不到），臨時買了一支筆，卡著點兒進了考場。
那張我連“概念”都沒有的試卷，竟是如此簡單，卷子上的成語填空、古詩詞賞析像在給我招手，原來藝考也可以這麽輕鬆的。最後的散文寫作也是我的強項。交卷時，我覺得“穩了”，也是第一次真正意識到自己選錯了專業。
接著是無心插柳的中傳戲劇影視導演專業，我看著初試要考朗誦，就報了名，沒想到誤打誤撞進入複試，可惜掛在沒學過的表演上。
隻可惜當時我一心隻想在播音專業“上岸”，那些隨手填的專業都被我拋在了腦後，等到我在群裏刷到中戲戲文可以查成績的消息，人已經在廣州暨南大學了。我在“小蠻腰”下點開中戲的招生網，是赫然的“已通過”，當下百感交集，再打開攜程查機票，卻發現即便立馬飛回北京，也會錯過複試現場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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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藝考，結果很不理想，折騰來折騰去，父母砸進去幾十萬，我卻隻拿到了統考178分、河北省160名的成績，雖然在我們縣名列第一，但校考的合格證我一張沒有，播音的初試一個沒過。
我低落了很久，但隨著時間流逝，我發現播音為我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我不再怯於、甚至喜歡站在觀眾麵前講話，我開始喜歡與人溝通，說話時能直視人的眼睛了。這些為了藝考練習的偽裝，刻進了我的身體，讓我成為一個自信的、有力量的人。
高考結束後，曾經一起上課的武漢男同學如願以償，憑借600多分的文化分和專業合格證考入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女同學去了四川傳媒學院，東北男孩藝考和我一樣不理想，但文化分有500多分，最後走普招，進了上海一所一本。
我後期徹底擺爛，每天在家睡大覺，淪落到河北省一所三本讀播音。入學後不久，我深感“誌趣不合”“學校管理太過嚴格”，與父母撕扯幾輪後，很快退了學。我不願再複讀，開始嚐試做自由撰稿人賺錢。
直到2019年，我有了幾萬元存款，被社會磋磨過後，深覺自己需要一個學曆，所以決定重新藝考。但2年過去，我發現事情沒有那麽簡單了。
這一次，我秉持著聽人勸、吃飽飯的原則選擇了編導專業，因著當年的經驗，一開始就錨定了中傳、中戲，次一級選擇是浙傳、南藝，保底中傳南廣。這次，我不想刻意謀劃，隻單純地“要搞純藝術”“要學校自由”。
多方挑選過後，我去了石家莊頭部編導藝考機構學習，雖然師資力量比不上北京，但每年都有能考進“大院”的。集訓開始前，我和機構老板聊了聊，他很擔心我的文化課成績，我詢問過後才知，原來2年前300多分就能讀的河北傳媒、燕京理工，如今已需要400分以上了，到2020年，河北省藝考生數量猛漲至105萬。
編導比起播音，細分方向更加複雜，有導演、廣電編、戲劇影視文學、製片等諸多小專業。又可以歸為兩大類：一類和影視相關的導演、製片、廣電編等專業，一類和戲劇相關的戲文、戲劇影視導演、演出製作等專業。以上專業的共性在於文學素養和寫作能力，首先需要背一本厚厚的《文藝文學常識》，來彌補應試教育下大家對電影、文學等方麵的知識空缺。其次，故事寫作、影評寫作、節目策劃案寫作等，各個學校要求不同，但都要學。除此之外，學導演的還要上表演課，畢竟要會導戲定要會演，學戲文的除了文學訓練，也要補戲劇的課，製片要了解國家電影政策。
我選的機構和大多數機構一樣，以廣電編為主，後期再分各個小專業加強訓練。本以為自己會如魚得水，實際卻磕磕絆絆。各路大神擠入藝考賽道，他們已經看了無數的電影和書，從小習得諸般才藝，斬獲各類獎項。而我當年的靈氣在自由撰稿人事業中消耗殆盡，久未閱讀和寫作純文學作品，現在拿起筆隻能寫出“夫人又懷孕了”“這個熱搜揭露了多少人生活的真相”——在戲文老師看來，我更像一個“文字商人”。我寫不好故事和散文，但影評、策劃案還算寫得不錯，文藝文學知識也還說得過去。機構老板為我轉換線路，主攻廣電編和製片專業，次學戲劇影視文學。
9
相比上一次早九晚六、逛街放風的備考，這一次從暑假集訓開始，我就沒睡過一個好覺。8點半上課，淩晨1點下課，我每天都有背不完的文藝常識、寫不完的影評和故事，全靠咖啡吊著命，遇上模擬考試，通宵到早上7點再回家補覺都是常事。
現下，做個藝術新人是萬萬不夠的，為了考中戲的演出製作，沒看過戲的我每周都得泡在劇院裏，石家莊若沒排，我就跑去北京看。一次，我和朋友去北京看《瑪蒂爾達》，我倆坐在保利劇院門口的台階上，就著寒風抽著10塊錢的“紫雲”，還沒抽一半，保安就過來驅趕：“你倆別坐這兒，影響不好。”我倆尷尬地打趣著：“誰能想到我們買的是1080塊錢的票。”然後暗暗發誓，等考上中戲，要每個月都來看戲，再默默掐掉煙離開。
因為寫不出好故事，我在機構裏並不算頭部學生，屬於“衝一下能上”的存在。隻有每次準備“你最喜歡的一部電影”“你最喜歡的導演”這樣的話題，我都是過得最快的那一個，我甚至不用背稿，簡單列出幾個要點就可以講出令老師滿意的答案；文藝文學常識我也是班裏前幾個過完的；影評寫出手感後，不到一個小時，我就能寫完一篇。
半年時間，古早的戲劇劇本我看了無數本，熬夜刷片幾百部，還要上知網扒論文學戲劇分析，就為了複試的時候和老師有話聊。我們“製片組”每天晚上都有一個大選題，從電影審查製度的各國沿革到各大表演體係的實際運用，要作出論文一般的闡述，才能放學回家。
集訓結束後，機構組織了一場小專業班的選拔考試，我報名了戲文和製片，卻根本沒答戲文的卷子。戲文老師看在我依舊想學戲文的份上，問了我一個問題：“從你最近看的書裏，選一本你想改編成電影的書，並說說想挑誰來演。”
我當場呆住——決定藝考以來，我一直都在功利性閱讀，按照網上的書單，讀的盡是已經改編成電影和影視劇的小說，沒有一本是自主閱讀的。我努力不讓場麵冷下去，嘻嘻哈哈地給老師講了一本網文，並在腦海裏瘋狂搜尋適合演青春片的明星。
這次考試過後，各位老師一致同意：這姑娘適合學製片，學不了戲文。
3年前的誤打誤撞，讓我自以為天賦異稟，現在大神雲集，我懂得了收斂，甚至是畏縮不前。
分到製片班後，因著有一些社會經驗，上課時侃侃而談最新的政策和時事，熟練運用各種搜索引擎查資料，我一度成為班裏最優秀的存在。我交到不少新朋友，還組了一個6人小分隊，開始在漫長的集訓生涯裏找樂子。
10月，機構組織去烏鎮戲劇節，我們在高鐵上殺去餐車打牌，半夜從酒店出逃去吃海底撈。有天看完戲回程的車上，玩得太開心的我昏昏欲睡，突然被老師點起來回答問題，迷迷糊糊中，我說出了什麽“烏鎮商業化不強”“烏鎮本來就算影視基地吧”，老師讚歎不已——其實都是網上看的，但不妨礙我自信心無限爆炸。
當我覺得自己“名校穩了”的時候，卻在“名校班”與“普通班”的分班考試裏滑鐵盧了。那天在麵試考場，我對著一張“年輕人轉發錦鯉求好運”的圖片說不出話來，老師著急地提醒：“這個很簡單啊。”“你再好好看看呢。”可是我的大腦依舊一片空白。
小分隊有4個人都進了“名校班”，我沒辦法再快樂下去了。我在“普通班”發奮圖強，認真記下老師講的專業知識，把故事打磨再打磨。在最後一次模擬考試裏，我又成了第一名，如果再加把火，依舊很有希望考上“夢校”。
可惜那次模擬考之後，我的身體崩盤了。2017年退學後，我被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之前成績的突飛猛進，整夜不停不休的學習，模擬麵試時的侃侃而談，實際是躁狂發作，相對應的，冬季抑鬱期也會按時找上我。我請了後邊課程的假，助教、老師和機構老板接連發了無數條微信勸我堅持。
最後，我隻報名了幾大名校以及中傳南廣保底。
10
出發去南京之前，我先在石家莊考了中傳的初試。2017年後，中傳將之前放在“三試”的文史哲筆試放到初試，機考，從源頭篩選學霸。我丟在後備箱的參考書連快遞包裝都沒拆，迷迷糊糊考完了早上的初試，就坐上了開往南京的列車。
我對南京的初印象是“不喜歡”，連綿細雨和冰冷潮濕的空氣讓我隻想“考完趕快跑”“可千萬別考上”。第一場是中傳南廣的筆試，我們在教學樓門前按照專業排隊。時間一到，學長學姐帶我們走進教室。筆試很水，大家按考號坐在一個教室裏，人挨著人，還沒有期末考試管理嚴格。老師放完片子後來回踱步，教室裏沒有空調，手腳凍得僵硬無比。次日，麵試轉戰到圖書館和實驗樓，我從早上7點開始排隊，不到12點就考完了4個專業的麵試。
但後邊的考試就不太順利了，浙傳和南藝術學院廣電編的初試擠在了同一天——這意味著我要下午2點在杭州考完前者後，立馬趕回南京參加晚上6點的麵試。理論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杭州堵車讓我錯過高鐵，麵試泡湯了。
當晚，我在酒店裏查了中傳初試的成績——僅差1.5分，也就是一道選擇題。一如2017年吉大的身高陰影，這一年的考試，“毫厘之差”與我如影隨形，好像是對我臨到頭放棄考試的懲罰。
南藝的製片考試，我倒是發揮正常，所有問題都踩在機構準備的範圍裏，成功通過初試。
2020年1月23日，考完南藝的複試之後，我坐上回家的高鐵，在車廂刷微博，從熱搜上看到了“新冠肺炎”這個詞語。那時，我並不知道它將顛覆我的藝考之路，甚至未來的人生。
回家後，我繼續把自己關在小小的房間裏備考，浙傳初試通過的消息給了我不小的動力，好似窗外的口罩、病毒與我無關，偶爾還在機構大群裏看一看大家的玩笑，比如：一張戴著防毒麵具的圖，附著“北電中戲中傳浙傳，我來考試了”的文案。
剛開始，我們以為新冠隻是藝考的一個插曲，讓我們有了更長的準備時間。直到各大院校推遲考試時間，才發覺形勢越發嚴峻了。
2020年3月，中戲發文：演出製作、戲劇影視文學按照文化課成績招生，不再單獨組織藝考，其他專業線上考試。看到這條消息時，我還在B站上看《哈姆雷特》的錄影，我腦裏如巨石炸裂，心亂如麻——因為我的目標院校與目標專業一直都是中戲的演出製作。機構大群也炸鍋了，好多專業被取消了，太多人的努力付諸東流。
接下來，北影、中傳也接連發文，部分專業線上考試，部分專業純文化課招生，藝術生叫苦不迭，可也隻能接受命運。
哭了兩天之後，我轉頭投入文化課的學習裏，連聯考和浙傳複試都不再準備了。沒有經驗，加失去了動力，年後的線上考試我考得一團糟。換了方向後，填報的中戲製片管理專業要求做一個類似於直播帶貨的產品介紹，機構老板破天荒地聯係了我：“多寫幾個，給大家做做模板。”但我一心隻想憑借文化課上中戲，直接就上場錄製，效果自然磕磕巴巴。
與那年在中戲南鑼校區考播音一樣，我又與“夢校”失之交臂。不過，年前的南京場我拿到了一張合格證，是我這年藝考之路的唯一結果。
高考那天，我機緣巧合被分在了3年前的考場，同一個座位。答完英語後，把筆蓋合好的那一瞬間，我好像才終於過完了17歲。
接著是河北省聯考和浙傳的複試。因為播音專業錄取文化分普遍偏低，為了保底，我還參加了播音的省聯考，可拿到考題，我才發現播音也變難了，3年前的民生新聞變成了國際新聞，那些諸如“最難忘的一件事兒”的即興評述考題，變成了“如何看待電視開屏廣告”。
浙傳複試前，機構組織了針對浙傳的免費集訓，我並未參加，單槍匹馬趕到杭州參加複試。考題並不難，和冬天大家集訓的內容大差不差，但因為專業課荒廢太久，大腦一片空白，最後以2分失之交臂。
興許是報複心作祟，我沒有報名大家都用來保底的川傳。川傳考試那幾天，我跑到成都旅行，還和小分隊的朋友約了火鍋。朋友滿臉不解：“那麽多學校都取消了製片，川傳能考你還不考？”
11
2020年秋，我中戲文化分未過線，隻能到保底的中傳南廣。來到這個學校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不甘心，其中有人和我一樣，在備考後期徹底擺爛放棄，把自己從藝術類名校拉到這所中傳的獨立學院。還有人文化分實在拉跨，拿著北電、中戲等名校的合格證，卻隻能報考這所曾經的“本三”。班裏有個女孩比我還大，我倆同屆，她一直複讀，卻一直無法逾越那零點幾分。
我們小分隊成員，無一例外在中傳南廣團聚了。
進入大學後，父母負擔了我的學費，但生活費自理。在母親對自己“優秀女兒”的推銷下，我的名聲在小城裏四散開來，很多家長過來找我，希望能給他們的孩子一對一輔導。在“父母的幫助與鼓勵”下，我一邊讀書，一邊給弟弟妹妹們上課。
但不可置否的是，藝考越來越難，機構裏的坑也越來越多。河北省聯考的文化分水漲船高，很多學校的藝術類專業和文化類專業需要的分數不相上下。對理科生來講，進入藝術類專業，甚至要考比普通類更高的成績。
聽說因為河北省聯考隻考文學常識、故事寫作、節目策劃的內容，衡水的一些學校會針對性地為學生突擊補習，加強背誦，然後一車一車地把學生拉到保定參加聯考，所以河北編導類的藝考成績才會高到嚇人，我們不確定消息真假，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以此激勵著弟弟妹妹們好好複習。
老家的無良機構也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開始填鴨式教學生背誦策劃、分鏡模板，專業內容一概不教，臨到考試家長才發現，當時機構承諾的“300分上大學”根本不可能，而想要參加分數更低的校考，就需要繼續報名大幾萬的校考班。
如此，我的生意越來越好。優秀的孩子，我會通過母親直接推給當年的培訓機構，讓他們有望衝擊一下名校；看起來不太行的、被機構坑蒙拐騙到很難考上的，我就自己留下，努力讓孩子過聯考，碰碰運氣考一考川影、川傳這樣的保底院校。
第一年學生來得很晚，距離聯考隻剩1個多月，卻連那本“文常書”都沒背完。我學著之前機構的模樣死死盯住他們，每天騰訊會議開到淩晨3、4點，早上8點就開始打電話叫他們起床寫故事、寫策劃。雖然曾經這樣的高強度訓練讓我崩潰，但我也找不出更好的方法，甚至共情起之前老師的恨鐵不成鋼。
幸運的是，第一年的聯考，2個孩子都通過了。
第二年，我的教學規劃已經初具模型，歸功於播音藝考給我帶來的語言表達能力，我在編導課裏也加入了大量的吐字歸音、新聞播讀、即興評述的課程。個子高一點的孩子，我甚至鼓勵他們去考一考播音，免費給他們加一些稿件課。而編導方向的內容，全部來源於大學裏的“偷師”，老師上課時放的片子，我都有默默記下，實在不行就厚臉皮去找老師要資源，拉片的節點、老師的PPT，我原封不動地拍下來，帶回去做記錄修改，成為我的藝考課件。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班裏上課坐第一排，學習最認真的人。沒考上中戲、中傳，我自知能力有限，隻能努力把老師的東西學到手，然後原封不動地教給學生，至少讓他們能考上我的學校。
麵對自己都失敗的線上考試，我隻能偷偷看之前機構的公眾號，模仿著他們的樣子幫助學生搭景打光，探索前進。孩子們如流水線般從我麵前走過，我看著空蕩蕩的影棚，突然意識到，那些冰天雪地裏拚房排隊、為夢想滿世界奔波的歲月，那些寒冬，變成了隻屬於我們的過往。
猶記得2017年藝考結束後，拚房大群裏一個一張合格證都沒有的男孩講：“能和你們這群北電中戲的人一起考試，還住過一間房，是我老了喝多了酒，還能吹一輩子的故事。”
這也是我能吹一輩子的故事。
2024屆，我的招生進行得如火如荼，在“編導改為導（表）演”的紅頭文件出來之前，我已經有了2位學生。
這一年的藝考將是什麽樣子，新的考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藝考最後會變成什麽樣子，我們更不得而知。“小作坊”已初具規模的我，計劃著今年帶完最後一屆，就退隱江湖。
我在網劇公司、電視台、直播電商公司、MCN機構等眾多offer裏，選了一家還算不錯的綜藝製作公司。3年裏沒怎麽跟過劇組，隻搞教學、考試的我，開始與明星、劇組打交道，也算是沒有脫離自己的專業。
能夠隨時隨地見明星，這成了父母新的驕傲，也開始被之前的學生追著問：“姐姐實習內推一下可以不？”“姐姐想要簽名。”“姐姐有沒有瓜？”
我留在了這座我藝考時非常討厭的城市，甚至計劃定居下來，開始自己與藝考無關的真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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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白領身份，住在城中村
圖、文、視頻 | 呂萌
剪輯 | 沙子涵
編輯 | 陶若穀
●徐家莊四周高樓林立。
按照往常，王斌會在晚上8點左右出現在徐家莊村口。那是村子最熱鬧的時候，下班的人從地鐵口、公交站陸續湧進，沿街的餐館開始忙起來，路邊的蒸鍋冒著熱氣。王斌和人群一起進村，點上一碗湯麵或是一份蓋飯，穿過街道，回到出租屋。
房間不足20平，每月400塊，用隔板隔出來。窗子毫無用處，不麵向戶外，陽光進不來，隔音效果還差，關上窗，走廊裏的腳步聲還是一清二楚。剛來的時候王斌總失眠，但迫於經濟壓力，隻能適應。村子裏，麵條9塊錢一碗，外麵12塊起步，村子裏理發20塊錢，外麵要翻倍。
●LED燈牌
●傍晚，沿街店麵的燈光照亮整個城中村。
2023年末最後一周，王斌回村已是晚上11點。年終考核，他下班後留在公司考試，綜合成績的最後兩名會被末位淘汰。王斌心裏沒底，回家的路上一直在複盤。
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網絡管理員，今年26歲，畢業於甘肅天水一所普通院校的計算機專業。在老家，他在社保局找過一份月薪1500的臨時工作，每天整理檔案，還要打掃衛生，幾個月後，工資反而降了200多。於是他來西安找工作，朋友介紹他住在徐家莊，投簡曆的同時，他在村子附近找了家餐館做臨時工，兜兜轉轉三個月，才找到這份工作。
很多同事是西安本地人，剛上班時問他住哪，他直接說徐家莊。同事的反應讓他心裏別扭——怎麽能去那種地方住？之後再有人問起住所，王斌會說一個徐家莊附近小區的名字。
●清晨，清潔工結束工作買早餐準備回出租屋。
王斌記得第一次進村還會迷路，樓間距很小，街道上密密麻麻的都是電線和招租廣告，轉幾圈從哪個口出就不知道了。公司距離村子10多公裏，地鐵三號線坐到盡頭，再步行近20分鍾到公司，每天上班單程就要一小時。8點半上班，遲到三次要罰錢。在沒有陽光的室內，時間的概念是減弱的，白天當黑天過，王斌擔心遲到，每天要定兩個鬧鈴。
周末同事要找他，王斌就提前約在附近小區的正門，他從另一個門進去，再假裝從小區出來，在正門口會合。如果有人想去家裏看一看，他就用家裏太亂或者父母來了不方便的話術推掉，“保留自己的那份虛榮心和尊嚴。”
●左：白天，住在徐家莊的人在外工作打拚，街道上顯得冷清。右：電線杆上晾曬的風幹雞。
村子裏，年輕人彼此之間也沒有太多交流，王斌住的這一層有20多戶，鄰居是個女孩，住了兩年多，他至今也不知道對方做什麽工作，在走廊遇見打招呼，說有需要幫忙可以叫他，女孩隻回複了“不用謝謝”，匆匆進屋關上門。“都挺冷漠的，也是在保護自己。”王斌說。
在村裏住了三年，他想過很多次搬家，最冷最熱的時候，都有搬走的衝動。夏天房間裏不通風，空調也不好用，“像一個蒸屜能達到40多度”。工作日隻忍一宿，到了周末，白天在屋裏呆不住，王斌就去地鐵站，找一條線路坐個來回，或者去商場、書店蹭空調。
到了冬天，沒有暖氣，房東送給他一個前租客留下的“小太陽”。村子裏是工業用電，電費高，為了省電，王斌平日不怎麽開，最冷的時候就穿著外套睡覺，睡覺前開兩個小時，早上五六點鍾凍醒。
●王斌的出租屋不到20平，床上擺滿生活用品。他喜歡寫書法，消磨在出租屋裏無聊的時間。
公司附近的房子，即便合租一個臥室就要1000多，王斌說，“沒到不得不搬走的地步，就在這窩著。”他現在月工資8000，雖然在同學中水平還算不錯，但王斌依然覺得很有壓力。
這種壓力來自於生活的各個片段。來西安三年，王斌談過兩個女朋友，來過村裏吃飯，但沒進過房間，相處不久就問他什麽時候買房買車，對方態度明確，知道他沒有太多積蓄，便提出讓家裏付首付。王斌說不出買房的具體時間，感情也因此畫上句號。
平日裏，王斌生活簡單，無聊的時候就寫毛筆字，很少買衣服，牛仔褲穿破了就去裁縫店補。買換季的衣服，就在公寓旁邊的大賣場隨便挑一件，夠穿就行。去年過生日，他自己去海底撈吃了一頓200多的套餐，是三年裏吃得最貴的一次。
給父母打電話的時候，他也想過商量房子的事，話到嘴邊又咽回去。父母在老家縣城收入不高，上大學的時候，王斌就勤工儉學，去江蘇流水線上打工。但相比學費，買房的錢對他來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數字，“靠自己也拿不出首付，一時半會兒買不上房，心理落差感挺大的。”
●夜晚，徐家莊周邊的居民樓燈火通明。
王斌現在擔心裁員，最近幾個同事因為不漲工資離職了，也有同事被開，老板的理由是“溝通能力不好”。他對未來沒有長遠的規劃，隻想守住這份工作。老家的房子，買一套大概要40萬，王斌打算再攢點錢，湊夠首付回老家買房。
在徐家莊生活的白領，多是“雙非”院校畢業生，在過去幾年裏，承受著不同程度的經濟壓力。收入與生活成本之間的差距讓他們感到焦慮。
工作了一年，劉凱似乎看見了自己在職場裏的天花板。他在一家電子科技公司做工程師，每月8000塊錢工資。剛進企業時，劉凱就知道自己和211、985同事的差距，自己要先去基層磨練，而他們入職後會直接搞研發。
他沒有告訴周邊人自己住在徐家莊，去年三月他從杭州辭職來到西安。2021年，劉凱校招到杭州一家風力發電的國企，做售後工程師，每月7000工資，公司安排宿舍，起初在他看來，是一份待遇好且安穩的工作。
去海邊和山上維護設備很辛苦，山下往山上送飯也要一個小時，每次吃的都是涼飯。工作的三個季度考核，劉凱都拿了A，領導也說看好他，但最後因為晉升名額變少，沒輪上。“晉升的路很艱辛，想上一個台階可能要5年左右。”後來劉凱想清楚了，以自己的工資和條件，作為外地人很難在杭州立足，遲早要走。
●徐家莊公寓樓旁，隨處可見LED招牌。
劉凱選擇了離河南老家較近的西安工作。圈子裏說“IT員工第一站是徐家莊”，他就到這租了一個開間，每個月800塊，好在有獨立衛生間，比租普通小區便宜一半。劉凱堅持不在沒有必要的東西上多花一分錢，他覺得外麵的房價高得離譜，每個月在住房的花銷要是超過工資10%，壓力就會很大。他如今在網絡公司做開發工程師，朝九晚六，半小時通勤。
工資高了1000，但整體福利待遇沒有在杭州時好。劉凱給自己三年的時間，如果工資能翻倍，就考慮在西安買房定居，如果不能就回河南老家考公。
早晨8點，當徐家莊裏多數上班族匆匆離開村子時，張雯雯卻剛剛結束自己的工作。連續工作了24個小時，她一臉疲憊，沒顧得上吃早飯，直接回公寓休息。
張雯雯是一名視頻審核員，負責各平台短視頻審核，一天看7000多條，鼠標不斷往下滑，翻頁，再翻頁，張雯雯覺得自己像機器人，每天重複相同的動作，月工資5000。
她是陝西渭南人，今年26歲，畢業後和大學同學在徐家莊租了間30多平的房子，月租550，兩人平攤。張雯雯嚐試過很多工作，電話銷售、市場調研，多數是打電話推銷或聯係客戶的活兒，每天要打100多個電話，她不善言語，一天工作下來連話都不想說。
●傍晚，人們陸續回到徐家莊，街道兩側的小吃攤開始營業。
2022年8月，張雯雯入職了現在的公司。在她看來，視頻審核不需要社交，薪資也比之前高了。按公司規定的條數，張雯雯計算過一頁20條，要一分鍾內看完。夏天的時候天氣熱，張雯雯感覺時間過得特別慢，“特別困，要等到八點下班，還要一直看視頻”。逐漸上手後，有時看累了，張雯雯會看一些娛樂搞笑視頻排解機械式的工作，“麻木了就無所謂了。”
公司原先離徐家莊不遠，坐公交車隻需半小時。空餘的時間，她喜歡一個人去書店，或和室友去看場電影。但公司搬到了更遠的地方，單程通勤要一個半小時，慢一點將近兩小時，地鐵倒公交，再步行——早上7點出門，晚上快10點鍾才到家。也是從那時，上班製度改成了4天白班，然後連著24小時的“大班”，再上4天晚班。疲憊的時候，張雯雯回家後連衣服都不想脫，直接睡覺。
身體隨著經常熬夜開始吃不消，臉上長痘，失眠，每天昏昏沉沉，張雯雯給自己準備了很多保健品、維C泡騰片，圖個心裏安慰。去年6月，她因為長時間不按時吃飯，急性胃炎發作，在醫院住了5天。
室友在徐家莊附近工作，做前台，工資不高，但上班時間規律，周末雙休。張雯雯感覺已經很久沒有和室友說上話了。她也想過搬走，覺得住在這裏像個旅館，光睡個覺，沒有任何生活可言。但她也擔心工作變動，“萬一哪天離職了又得搬，暫時先這麽著”。
●張雯雯在街道旁買晚飯。
嘴裏經常念叨“不想幹了，感覺明年就要離職了”，但張雯雯目前還不敢辭職。換一份工作需要重新考慮通勤、工資，她無法不考慮自己所需要的安全感，“隻能撐一撐，走一步看一步吧。”夜晚十點，徐家莊從喧鬧中漸漸平靜，商鋪也陸續拉上卷簾門。休息了一天的張雯雯走出公寓幽暗的走廊，去街上買了晚飯，這也是一天裏她吃的第一頓飯。
（為保護隱私，文中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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