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到國外陪讀，大家都說：“哎呀，到國外陪娃讀書，你是去享福。”
其實，陪讀是一份集司機、廚師、修理工、心理醫生為一體的雙語996工作。
如果小朋友最後讀出來了，那是人家的基因好；小朋友沒讀出來，陪讀媽媽的人生就一片漆黑。
1
我家思思是資深的差生，從小學三年級成績就開始倒數。她在國內讀一年級的時候，上學還挺積極。那時的班主任是個剛畢業的小姑娘，眼睛裏都是笑。等過了半年，我去找老師溝通，走到教室門口，小姑娘得把臉板得苦大仇深，鬧騰的教室才能靜下來。
結果，小姑娘最後還是被調走了，因為很多家長覺得她不夠嚴厲。後來的班主任，個個都是嚴師，就像家長希望的那麽嚴。可老師越嚴，思思就越不想上學。我遇到過家長在校門口拉著老師的手說：“我的娃，你該打就打該罵就罵，嚴師出高徒呀。”可我好想去拉著老師的手說：“我的娃，就是個渣，你就讓她坐在教室後麵渣就是了。”
到了二年級，我送思思上學，她垂頭喪氣，像是去上刀山。接她放學，她神采飛揚，就像“中國郎”。輪到要做作業的時候，她愁苦得就像書包裏麵要竄出一條蛇來咬她一口。我在家裏翻《老舍選集》，思思跑過來一看，就厭惡地說：“這個人，是專門寫好詞好句的嘛？”原來語文課的時候，老師常常大手一揮，說：“這裏那裏，都是好詞好句，你們把它抄下來，背下來！”於是小朋友就連老舍也恨上了。
8歲的思思告訴我：“老師罵人的時候，我覺得教室垮塌了，整個世界都垮塌了。那些碎片穿過我，擊碎我。”
到了三年級，思思的成績已經很差了。一天我去學校接她，看見她正在寫檢討：“對不起，我數學隻考了78分，拉低了班上的平均分。”她告訴我，數學老師會在上課的時候說：“低於平均分的同學，站起來！”然後對坐著的同學說：“看，就是他們拉低了你們班的平均分！”於是，坐著的孩子投來鄙夷的目光，站著的孩子，就深深低下頭去。
我是個溺愛孩子的媽媽，聽到這個，心都炸裂了，轉身就去找數學老師理論：“平均分就是用來拉低的！如果個個娃兒都要比它高，那個該是最低分啊。你這也是九年義務教育，我的孩子再差，你也不能這樣對待她！”
我的“義務教育宣言”氣得數學老師幾乎跳起來。後來，他在班上常常冷笑一聲，道：“思思的家長就是包庇她！我看她九年義務教育完了怎麽辦，隻有去撿二煤炭！（成都方言，撿煤渣，意思是隻能去做底層低端的工作）”
思思隻有深深地埋下頭去，但她說，她心裏有點小驕傲：“我的媽媽是和我一夥的，你們的媽媽都是和老師一夥的。”
等到思思該上六年級的時候，我們終於拿到了加拿大的簽證。臨行前，玄幻小說讀多了的我，跟女兒暢想未來：“如果我們有魔法指環就好了，一轉，我們回到家裏，一轉，就出現在加拿大。”
沒想到，思思小臉一板：“不需要，我走了就永遠不會再回來。”
看來，嚴師也許能出高徒，但對渣娃來說，“被淘汰”的傷害是拉滿了。
到了異國他鄉，我帶著思思去當地公立學校報道，英文和數學拿張卷子一測，老師連說“wonderful”，於是就把思思分配到了七年級（相當於國內的初一）。
我去過那裏的小學教室，桌子是圍成U字型的，一個班隻有十一二個孩子。教室的後麵是洗手台，洗手台邊上是滿滿的綠植和小石頭、小樹枝之類的工藝品。書架上堆滿了圖畫書。老師的講台邊上是一個藤編的籃子，裏麵放著畫了名字的石頭。每個孩子來上學的時候，就把畫著自己名字的石頭給放進籃子裏去——我想，天，這就是我夢想的教室呀，差生能在這裏當差生，也是運氣了。
思思在學校享受了將近一年的“一對一教學”——因為學校的小留學生實在太少，開不起單獨的語言班了，所以幹脆直接派了個老師和思思坐在一桌陪讀。授課老師在上麵講課，陪讀老師就在思思身邊連比帶劃，力求思思能聽懂、能跟上。我翻過孩子一張講褒義詞、貶義詞的卷子，老師在褒義詞旁都畫上了笑臉，把貶義詞畫了個哭臉。
我發現，加拿大的老師，似乎個個都是寬師，一個比一個寬——可能因為敢於在教室裏敢喊差生站起來的，都被處分了開除了？他們看見學生都是眉開眼笑，好像是見到了加元。思思初來乍到，就像小貓貓，嚇得尾巴都夾起來了，但是見老師笑眯眯的樣子，還是每天鼓起勇氣去上學。
當然，思思並沒因為老師們態度和藹就成了優等生。她的成績仍然很差，離不開課外補課。我找的補課老師是UBC畢業的，當地私立學校退休的，收費35加元一小時（約等於180人民幣）。她是上門授課的，每次帶來滿兜的圖畫書，帶著思思手把手做作業。
我租住在一個中產階級的街區，等混熟了一些，發現西人爹媽和中國人爹媽，完全是兩種當法。
西人當爹媽，主打一個“陪伴”，他們門前停著房車停著船，有的人家門前甚至停著兩三艘船，西人鄰居一碰麵，總是會問：“帶娃兒到哪裏去玩來著？”平時孩子早早下課，自己會去滑板公園遊泳打球，到了周末，爹媽就帶孩子外出騎車爬山露營滑冰滑雪。不旅遊的時候，就全家上陣整花園剪樹枝，聖誕節一家子上梯子架燈，把房子搞得燈火輝煌的，就像中國的燈光工程。他們覺得學習是孩子自己的事，帶孩子去補課？沒聽說過；監督孩子學習？也沒聽說過。
一個西人鄰居總結說：當地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是，“滿口是愛，沒得錢”，孩子成年之前，對其輕言細語，像對成年人一樣尊重，孩子成年後，要想做啥都堅決支持——至於錢，自己去想辦法。
而華人當爹媽，主打一個“奉獻”，孟母三遷是常有的事，家家都把孩子的成績當成戰略目標來抓。下午3點一下課，華人父母就來接孩子去上各種補習班，費用每月上千。媽媽之間會深切交流哪裏的補習老師好，有什麽證書。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到了升學季，你就看，麥吉爾、UBC（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滑鐵盧，好學校都是華人娃娃能去的，相當一部分西人娃，直接收拾包裹去打工了。華人爹媽說話雖然沒有西人爹媽那麽輕言細語，但對孩子的付出是實打實的，給孩子買一套房當“成年禮”是標配。
我那時在當地華人報社謀得一份工作，薪水一般（就是很窮），但“怎樣給娃買房子買得安全”的普法類的稿子，每個月都要寫一次。華人爹媽的奉獻和西人父母的陪伴，我都做不到，我隻能告訴思思：“我們家是這個社區裏最有上升空間的，他們誰家也比不上咱家的上升空間大。”
思思深以為然，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自己當媽媽，也很有上升空間。
2
七年級就像個緩衝期，熱情的寬師們帶著思思一下就混過去了。那時我的英語不夠用，和補課老師沒啥交流，等到思思要上初中，她和小學班主任聯袂來找我，說：“我們很擔心思思，中學的教程比小學快，要求團隊合作，要求演講，思思很難跟走的，要給她加倍的幫助才行。”
當時我想：哎，加倍的幫助，但是還怎麽加倍呢？思思不肯再補課，隻有等娃自己加倍了。
果然，一上中學裏，思思的難題來了。
首先是上台演講。思思有點害羞，老師喊她用英語演講，她上台之前緊張得三天吃不下飯，上台講完之後還要再躺三天才回得過神。但學校的老師偏偏特別愛布置演講，不管孩子外向內向，一個班就十幾個娃，每個人都必須自己查資料，到時上台演講。
而到“小組合作”時，西人小朋友“嗖”地就自發組起了隊，大約是他們平時在一起打球滑冰，本來就熟，團隊配合得那叫一個默契。而中國小朋友你看我我看你，最後隻能組成了純留學生組。
適應不了的思思，從十年級開始逃課，常常是課堂上要演講了，她就溜出教室，在學校的角落裏獨自徘徊，心跳得怦怦的，都想去醫院了。如此下來，她的各科成績和我的薪水一樣，非常的一般。好在老師給孩子們發考完的卷子，都要蓋著分數發，表揚成績優異的小朋友也要課後留下來偷偷地表揚，免得刺激了差生。
沒有了快遞和外賣，我在加拿大的工作和生活裏手忙腳亂，錙銖必較，走進超市都要算乘法。我隻夠時間給女兒強調：“從十一年級開始，成績單就很重要了哦，你要自己抓緊哦！”
可思思不知道怎麽抓緊，她迫切地想要融入中國小留學生們的圈子。小學時，孩子還可以忽視的貧富差距，此時成了問題——班上的小留學生見了麵，先斜著眼睛看彼此的鞋子，如果對方腳上穿的是椰子鞋或是耐克的空氣鞋，那就一下定位了同類。聽說有個小留學生，家裏衣櫃一打開，一地的鞋子，上萬刀（加元，下同）。
其實，送孩子留學，是把娃大部分的學習壓力轉嫁為家長的經濟壓力。相當一部分的華人小留學生，家裏是真的有礦的。有個女孩說要炒股，她爹直接劃給她2萬加元，讓她炒就是了（相當於11萬人民幣扔水裏了）。還有一個女孩，爹媽直接在本地買了房子，請了保姆來照顧她。可那女孩並不領情，每天中午都坐在學校食堂點外賣，跟同學們說：“你們要吃啥，我一起點了。”
思思的鞋子都是說不出名堂的品牌，而每份外賣價格十幾刀，配送費還要十幾刀，如果要回請，幾個同學那就是一百多刀。思思的社交門檻被抬高了，她感到很孤獨。說什麽留學是豐儉由人，都是騙鬼的，對富人來說，豐，就是給娃買個房子，儉，就是隻買鞋子不買房子。
我忍痛給思思買了一兩雙貴鞋子，一兩件貴衣服，看她還想配齊包包，便忍不住訓斥她：“你是不是傻呀，為啥要比鞋子呢？要和他們比學習呀！你看媽媽的朋友們，媽媽說喝五塊錢的咖啡，她們家裏就算再富，也不會說要喝十塊的。一個團隊的消費要以最窮的這個為準，否則就是故意排除這個最窮的。”
思思眼含熱淚，比我還要悲痛，大聲給我吼回來：“你喊我和他們比學習，那你為啥不去和他們的爹媽比賺錢？上學要做team work的，我不和她們玩沒人帶我組隊，那分數從哪裏來？！”
進入青春期的思思，開始成天照鏡子。她就像個閃電娘娘，每天在衛生間裏對著大鏡子，拿著小鏡子，拍照片，再PS一番，360度無死角地研究自己的盛世美顏。我見到，忍不住潑冷水：“腹有詩書氣自華，我看一張名校的通知書最好看。”
思思不愛聽了：“你自己更年期，就要打壓青春期。你不要用你的價值觀打壓我。”
她作業做不來，不知道問誰，也不去問。打開學校的個人頁麵，都是紅的，一堆沒完成的作業，一堆overdue（未完成的事），我偶爾看一眼，血壓噌噌升高——幸好，加拿大的學校是沒有平均分這一說的，否則她在教室裏站起來可能就坐不下了。
要陪思思一起做作業，那簡直比兩黨合作還要難。我要從早上“請”到晚上，她才願意坐在桌子前和我一起看欠下的作業——其實看到那些作業，我也頭皮發麻，真希望給她點撥一下，她就能自己做去了。可是人家自己並不著急，反正就是抱著手機，手機比我這個親媽還要親。各種遊戲，我看她都有個賬號，每天的時間被手機排得滿滿的。
中國爹媽的做法自然是“嚴打”，我試圖定規矩：晚上10點鍾關網，每天隻能玩2小時遊戲。可思思對這個規矩嗤之以鼻，大聲抗議：“你關了網我就要學習了嗎？我就算沒有任何玩的，把牆壁摳一個洞出來也不學習！”
我二話不說，給家裏的網絡安了個監控軟件，每天晚上10點就在APP上把所有的設備網絡連接一關，世界清靜了。而思思則在她的房間裏把門一關，鴉雀無聲。
我們娘倆這樣耗過了幾個月，思思的成績和以前一樣差。一天半夜我驚醒，打開手機一看：天啦，APP為啥又自動把網絡打開了呢？一查，才發現原來思思也下了同一個APP，直接把自己設為“管理員”，實現了上網自由了。
我氣炸，想要物理消滅手機，幾次把思思的手機搶過來、鎖起來。思思以牙還牙，也把我的手機偷走、鎖起來。我們娘倆針尖對麥芒，我吼她，她就吼回來。我想打她——哼，還不敢，我不想招來警察給自己搞個犯罪記錄。什麽天地君親師，在加拿大這邊，是人人平等的。
最後，思思和我對放狠話：
“你等著，我一到十八歲就搬出去住，再也不會回來！”
“你等著，我給你把行李清理好，我自己去住養老院！”
思思作業一塌糊塗，成績每況愈下。我和社區裏的陪讀媽媽一起走路聊天，她吐槽：“我家的娃，嫌棄我不會說英語，又沒本地工作經驗，覺得我啥也不知道，啥都不肯聽我的意見。”我也深深歎口氣：“我說兩門外語，做國際新聞編輯，我的娃也不肯聽我的呀！叛逆期的娃，就不聽人話的。”
我在家裏養了一隻貓咪，陽光好的時候，我踮著腳把貓咪往葡萄架一送，貓咪就手腳並用地往上拚命爬。我被此情此景搞得很是感慨——我也是踮著腳把我的娃往上送，但我的娃不肯往上爬啊。
加拿大這邊的家長會都是“一對一”的。我不安地坐在老師麵前，等著老師說思思的各種不足，思考著要怎麽用英文狡辯，還不能把老師給得罪了。不料，老師拿出個小本本，告訴我，思思這樣good，那樣better，反正就是excellent。
這時，我聽到走廊裏叮咚作響，一個手腳明顯不協調的孩子，推著咖啡車過來了。整個教研室的老師都放下手頭的工作，圍過去，各種彩虹屁，好像那個娃是省長的娃一樣：
“You are excellent，你可以給我加點奶油嗎？”
“你能給我來點紅茶麽？”
我伸頭一看，那個娃一隻手抽著，半邊身體不聽使喚，但他滿臉深感自己有價值的笑容。
我縮回頭——好吧，既然我拿手機和拖延症都沒有辦法，就讓思思在學校excellent吧。
3
疫情來了，加拿大剛開始管得挺嚴，雖然政府沒本事封城，可一旦有病例就封校。老師殷切打來電話，問每個小朋友有沒有電腦，有沒有iPad，如果沒有，就發一個——因為學校要開始上網課了。
“不用，謝謝，我家很多了。”我真想告訴老師，我家電子設備已經多到我恨不得把它們都砸了。
網課材料是緊急拚湊的，教學質量隻有天曉得，老師顯然也知道，所以根本就不布置作業，隨便學生大爺們愛聽不聽。老師安慰焦慮的家長說：“疫情是個黑天鵝，遇到黑天鵝，我們就做好自己可以做的就好了，學習這種事情，一輩子都可以學的。”
三天兩頭，老師在網課裏放PPT，思思躺在桌子旁邊舒適安全地玩手機。看到她寶貴的時光倏然飛逝，我就像自己被挖掉了一坨肉，痛得不行。我忍，我忍，我忍了再忍。一到忍不住了，又開始收手機，拔網線，母女就又是一場惡戰。
母女大戰完了，我還得當媽，還得重新懷柔。既然之前“專政”的做法不起作用，我也隻好開始學習西人爹媽的輕言細語。
輪到學校恢複上課的時候，好了，祖宗不肯去了。我急得眼冒金星，好話壞話說盡，祖宗戴著耳機，就把房間門一關。打吧，加拿大不讓；罵吧，人家戴著耳機呢。我真恨呐，恨不得政府把遊戲廠家統統幹掉——跑到加拿大來玩手機，幹嘛不在中國用5G玩呢？還節約了路費！
我四處取經，打聽家有“逃學狗”怎麽辦。一天，社區裏有個白人媽媽來敲門，上門給我傳經送寶了——差生和差生的媽媽是一家，不論膚色的。
這個白人媽媽是個醫生，在當地醫院工作，看心髒的。十幾年前，有個吸毒的白人姑娘被送到醫院，還帶著一個瘦小的女嬰。那個白人姑娘吸毒加心髒病，很快就不行了，醫生就把小嬰兒收養了。醫生的老公相信這是上帝的安排，他們的兒子當時才幾歲大，也幫著照顧小女嬰。
我在教會遇到過那個長大的女嬰，長得像西人版的林黛玉，她和思思是同學，在課業上比思思還要痛苦，學校老師最後建議她進了另一個stream（分流，在我的理解是個放牛班），那組學生有專門的老師看著所有跟不上課程的學生，不布置作業，也沒有任何教學目標的。
即使是這樣的寬鬆環境，那姑娘還是不敢去上學。女醫生每天回到家，桌子擺著一堆髒盤子，床上擺著一個姑娘——在玩手機。
剛開始，女醫生會一下就提高嗓音：“咋啦，咋不去上學？然後姑娘就哇的一聲哭出來，整個人崩潰了，第二天更不會去學校了。
帶姑娘到醫院看，診斷出姑娘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病症，開藥，吃了，頭痛，又去診斷，焦慮症，再吃焦慮症的藥。兩種藥都吃著，姑娘還是看不進書，不敢去上學。後來，女醫生就跟著本地的心理醫生學會了一招，“empathy（移情）”。每到姑娘崩潰時，就放低聲音說：“哎，你一定過了糟糕的一天。這一定是對你太難了。”然後，再擁抱姑娘一下。如此，姑娘才能氣息奄奄地看養母一眼，說不定第二天就鼓起勇氣去上一天學。
女醫生握住我手說：“有時候我也會崩潰，對著她一頓爆吼，接著我就會後悔，然後告訴自己，Tomorrow is another day，原諒了我自己，第二天重新empathy。我們當媽媽的，要永遠平靜，永遠充滿力量。”
女醫生自己是麥吉爾讀出來的，老公和親兒子都是UBC的畢業生。家裏姑娘缺課記錄一團紅，不交作業一團紅，包括高中上stream，都是一家學霸無人見識過的情形。我想，在女醫生違心地說“這確實太難了”的時候，她體內的學霸靈魂一定在尖叫：“這TM的到底難在哪兒？難在哪兒？”
思思連著逃了兩周的課，我天天在家練習empathy，破罐子破摔地想：“自己生的，能怪誰？自己不也是初中六門課不及格？要不咱們就去stream嘛。”
一天下午，思思學校的輔導老師來敲門，手上還提著一個糕點盒子。思思“嗖”地竄回自己房間。我很慚愧，扯謊都不曉得該扯個啥子謊——用英語扯謊太難了——隻能兩手一攤，說：“謝謝老師來看她——她不出來。”
老師是個50多歲的白人女士，聽說也讀過心理學碩士，是見過大場麵的。她微微一笑：“我來這就是幫忙的。”然後，就走去敲思思的門。
思思房門緊閉，裝死。
老師吃了閉門羹，說：“嗨，思思，我買了一盒甜甜圈，收齊了所有的款式，我好喜歡，先給你拿來了。你把你喜歡的選出來，明天上學把剩下的帶過來，我們一起喝咖啡。”
說完，把甜甜圈放在思思門口，老師拔腿走了。
第二天思思也不要人勸，像老鼠一樣鑽出門，帶著甜甜圈去上學去了。我想，既然思思肯上學，那被寬師們繼續拖著走吧。
加拿大的每個公立學校，都有learning assistant（學習助理）——就是給差生提供一對一免費輔導的老師。差生如果有作業做不來，去找這些老師，老師總要先陪你哀歎一番，提供情緒價值：“哎呀，這玩意太難了——不過我們有辦法。”接著一頓手把手輔導，差生的一天就又敷衍下去了。思思班上有個國際生，英語差到無可再差，疫情時走進輔導室，老師隻做了個手勢說：“Please wear your mask（請戴上口罩）……”他就嚇得一下退了出去，問華人同學：“她是不是喊我‘滾出去’？”
就這樣差，也能留學，也能跟著老師學下去。對於家長來說，隻要孩子在學習，終歸是有希望的。思思沒成為失學兒童，我感恩。但我不敢看她的學校後台個人頁麵，隻能像鴕鳥一樣埋下頭，免得自己忍不住又幹預。
跟國內的親戚聯係，才知道我在國內的小侄兒也是疫情期間不肯再去私立高中上學，最後勉強去了，也是各科成績倒數。老師都有任務有績效的，於是班主任出麵勸退，喊幾個差生的媽媽來學校領孩子回去，最好直接退學。
別家孩子的媽媽慚愧得很，把娃領回家了。而我堂姐是房產公司的高管，思路清晰，她去找校長理論：“我們把孩子送到學校來，是要他們學好的，現在你說他們不學好，攆他們回家，那你學校的責任在哪裏？你知不知道家家都隻有一個娃，娃退學了對一個家庭是什麽後果？”
校長被她說得啞口無言，給出一個活口：“如果孩子過段時間調整好了，你可以再送他來。”
堂姐一氣之下，自己也辭職了，回家專職哄娃，終於，一個月後，侄兒又肯上學了。娃一進教室，老師翻了個白眼：“你還曉得來嗦，在屋頭睡起多舒服的麽。”於是，娃又回家了，每天在床上玩18小時的手機，瘦成一張紙片。
看著兒子在被子下微弱的呼吸，堂姐的頭發跟著白。她翻出來一個觀音菩薩的瓷像，每天上炷香，念叨，娃上學不上學都沒關係，活著就好。
聽說思思被一盒甜甜圈引回學校，和我通視頻電話的堂姐眼含熱淚：“如果學校的老師願意來給他送一盒甜甜圈，我每天去給學校掃街都可以的。”
4
等疫情稍有好轉，思思的小留學生社交圈土崩瓦解了。
起因是小富豪留學生們春假商量著要去多倫多玩，機票、酒店的花銷，都是毛毛雨。但一個孩子的寄宿家庭死活不同意，於是另一個小富豪敢做敢當地說：“你就告訴寄宿家庭，說是去我家住兩天，直奔機場就是了。”
娃們在多倫多開心過完周末，都回來上課了，寄宿家庭的家長們在教會聚會上碰頭，有一家說：“我家娃到你家過周末，麻煩你啦……”
事情就這樣穿幫了，寄宿家庭的家長們震驚了，跑到教育局去報告，就像是天被捅破了。結果，教育局以“dishonesty（不誠實）”的理由開除了三個小留學生。媽媽們來了，氣得要命，又到處給孩子找私立學校，否則學簽失效，隻有回國。我暗地裏因為這事開心了好久——被開除的娃之一，就是比鞋子的主力——好了，這下孩子們在學校總不會再比鞋子了吧。
學校裏比鞋子的氛圍弱了那麽一點，小留學生們又開始比夥食了。思思這次得到了反殺的機會，中午在飯堂坐齊，同學們打開飯盒，這家是三明治，那家是火腿片，思思打開飯盒，紅燒丸子麻婆豆腐宮保雞丁白米飯，對其他同學來說是滿滿的暴擊。
有天中午，思思打開一盒鹵鴨子，一個小留學生失聲問：“這是在哪裏買的？我要買，我打車都要去買。”
思思露出四顆牙微笑：“這是我媽媽自己做的。”
其他小朋友們頓時枯萎了。
不過，叛逆期的孩子是不會讓父母好過的，他們隻是換著方式作妖。
思思宣布：“反正我努力一輩子，也比不上別的留學生有錢，那我何必要讀很多書賺很多錢？我覺得我過平凡的生活就可以了。”按照她的看法，反正要過平凡的生活嘛，高中畢業不畢業無所謂的。她躺在床上繼續打“王者”，六門課有四門要掛掉了。
和她一起玩的孩子，從中國小留學生變成了本地的白人小姑娘。白人小姑娘衣服鞋子都樸素，一副看淡名利的樣子。但我也看到當地底層白人是怎麽生活的——姑娘小夥高中讀完，去壽司店裏端個盤子，去麵包店裏烤個麵包。都說“求其上得其中”，求一個好生活，折騰半輩子，可能就落個平凡的生活，而求一個平凡的生活，搞不好就要落到街上搭帳篷了——何況，思思所謂的平凡的生活，那可是我這當媽的奮鬥了半生才得來的最有上升空間的生活。
我企圖說服思思：“平凡的生活可不是給我們這樣的外人預備的，那是本地白人才有的。你還是要考個大學，不行考個社區大學也行啊，找個時薪高點的工作，穿好點吃好點住好點，過更有品質的生活。”
思思戴著耳機，大聲搶白，好像我不是她媽媽，而是仇人：“你總是想掌控我的人生！你自己工資有多高？讀書好，你自己怎麽不去讀？我不需要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我最討厭這樣的人：自己不飛，生個蛋，喊它使勁飛。”
和思思對吼一番，我喉嚨都被哽住了，empathy破功了。想到女兒以後可能也會像那個醫生家的白人姑娘，高中畢業證都領不到就去麵包店打工，或者，更糟糕，躺在床上打一輩子的“王者”，我覺得我不如死了的好。我恨不得鑽到思思的身體裏去，卷每一門課，卷進大學，走上人生巔峰。
我想到了鄰居家養的狗——前一陣，它也當了媽媽，生了崽，剛開始愛得不行，成天都在窩裏舔小狗崽，出門遛彎的時候像箭一樣掉頭往家裏跑；可等到小狗崽大了到處跑，狗媽媽外出散心，一走半天，如果小狗踩到它了，直接呲牙；等到小狗崽大了送走，狗媽媽眼皮都不撩它們一下，管你去哪裏，反正莫要影響我的狗生。
看著後院子裏狗媽媽在遊刃有餘地帶娃，我感到自己還沒有狗有智慧。我和思思，像兩個司機坐在同一輛車上爭奪著方向盤，車子被我們娘倆爭奪得歪歪扭扭，險象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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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社區裏，一說到學習，就是“年齡大了，記性不好”，“學習還是讓下一代去吧，我們這代就打打工好了。”父母的主旋律永遠是守著孩子學習：送娃去補習了，送娃去英語了，送娃去……總之就是最好的教育資源是給娃的，父母就是24小時隨身的保姆加司機。
為什麽要守著孩子學呢？孩子自製力差啊，孩子貪玩啊，不守著，學不進去啊。那，爹媽的自製力強，不貪玩，不用守就學得進去咯——既然孩子不肯學，我幹嘛自己不學呢？
我冷靜下來，給思思下了最後通牒：“那好，以後我去讀書，卷進市中心大公司穿金戴銀。你就去社區的壽司店端盤子，我到時就穿著MaxMara（意大利奢侈服裝品牌，高端職場女性風）到你端盤子的壽司店裏來吃壽司，你不要哭。”
華人總說“人過三十不學藝”，但在西人社區，人退休了都還能去大學讀個免費的興趣班。我在教堂見人就說我的夢想，很快，教友們就派出一個UBC畢業的爺爺和一個阿爾貝塔大學的奶奶來輔導我學習了。他們每周在Zoom上見我兩次，陪我看各個學校的招生簡章。當時我的英文水平，連招生要求都看不明白，給college打了幾個電話，每次接線員一說話，我就心跳得厲害。
一次在教會，一個本地老板走過來，誠懇地對我說：“10年前我從敘利亞當難民過來，決心要讀書，就去讀了個水管工。現在我的兄弟姐妹都過來了，我有自己的企業。讀書的時候我寫下我的夢想——要把兄弟姐妹都接過來，要有自己的事業。你不要覺得自己基礎差，每次想放棄，就把夢想拿過來看。”
這個老板真是一個勵誌模範，我所在的社區，這家水管公司有好幾輛水管維修車在街上跑的。
我也要把我的夢想寫出來，隨時拿著看——我的夢想就是：讀自己的書，讓思思哭出來。
私立學校熱情似火，在穀歌上一搜，前三排都是他們的廣告。招生要求寬鬆得讓人如沐春風。招生顧問口沫橫飛：“我們的專業，畢業後工作隨便找。下個月就開課，你得抓住機會。你可以在A校區上課，也可以在B校區上課，很靈活，隨便挑！”
我問：“請問老師是誰？他的職業背景是啥？是一個老師帶一個班，教所有的課，還是幾門課各有老師呢？”
招生顧問：“你問了個好問題……等回頭老師確定了，我會發郵件告訴你的。”
再一算學費，2年，2萬多刀。
招生顧問：“你可以申請學生貸款，政府還會貼補你2千到3千刀。而且我們不用考英語哦，不用考英語哦。”
這個college就是自己出一張卷子，英語加常識，答對一半，就能入學。再去公立college一對比，同樣的專業，2年學費隻需要7千多刀。哪個老師教哪門課，清清楚楚，老師的頭銜專業背景，明明白白，至少不會下個月要開學，這個月老師還不知道是誰。
不過，公立college是要考英語的，學校接受的英語考試五花八門，包括但不限於雅思、托福，從LPI（UBC發展出來的一種英文測試）到LEAP，不同的級別能進入不同的年級，不同的專業又對閱讀和寫作有不同要求。
這真是一次實力勸退，在老爺爺老奶奶的幫助下，還有“不考英語就要花2萬刀學費”的刺激下，我繳了65刀，報了個公立學校的入學英語測試，想看下自己到底差多少。
閱讀、寫作、詞匯，加起來要考3個半小時，這時間雅思寫作考完3遍了。卷子一發下來，這個單詞字好像認識，那個單詞也好像認識——但都是“好像”啊。
文盲淚流滿麵地爬出了考場。
65刀考試的分數出來了，聽說讀寫都差一點點——難道隻能去交2萬刀的學費去上私立college了嗎？
我發揮了記者的精神，把公立college的教學主管郵箱地址翻了出來，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約到了補充麵試。教學主管是個慈眉善目的西人老太太，她問：“為啥你要求補充麵試呢？”
我老實回答：“因為我想讀這個專業，但是考不過你們試。”
得益於教會老爺爺老奶奶的一對一輔導，我英語雖然差，會說的詞都是字正腔圓的。然後，我就用有限的口語發功：“剛來加拿大，我在麵試第一份工作的時候，老板就告訴我，第一代新移民，是開不了花的，就像是石頭上開不了花。要第二代，我們的孩子，他們才能開出花。”
“Bloom”這個詞兒大概是在麵試語境中太不常見了，老太太愣了神。
我接著抒情：“我相信，第一代新移民也是可以開花的。隻要有受教育的機會，石頭上也是可以開花的。”
我不知道英文中有沒有使用“bloom”這樣表達的。
但老太太似乎是聽懂了，她眼圈兒一紅，我也眼淚汪汪地看著她——不是我愛激動，實在是考不過這個英語考試，也不願意多花1.3萬刀。
老太太開始幫我找借口：“我看你口語聽力都還可以，為啥寫作閱讀就是不過呢？是不是我們的考試形式你不太適應？我打印個文章給你看，你告訴我內容可好？”
好好好！
善良老太太給我打印了一條新聞，是關於政府限製房租漲幅的。我稍微一複述，她就趕緊宣布我過了，可以報名上課，隻是升級的時候，要補考英語成績。我熱淚盈眶——終於省下了我的1.3萬刀，我終於走上了讀書這條金光閃閃的大道。
我把錄取通知書在飯廳裏一貼，讓思思看到了哭一哭。
6
走進college教室的時候，裏麵的白人一個比一個年齡大。教學主管老太太慈悲心腸放過了我，並不意味著我真的能過關。白人老師在講台上麵滔滔不絕，我在下麵呆若木雞。老師講到後麵去了，我都不曉得翻頁。
但我心裏是充實的：女兒的時間被浪費得七七八八，好歹我的時間都是有價值的呀！雞蛋沒有放在一個籃子裏，我心裏舒服了。
啃書的時候，我也會一頭懵：我在哪兒？我是誰？我為啥在讀這麽難懂的東西？聽到課堂上有同學自我介紹：“我是UBC某某專業畢業……”頓時覺得天上響起音樂，地上撒了鮮花，我自己拿話筒站到舞台中央，隻能說：“感謝黨，感謝人民，感謝所有的TV，讓我榮幸地和UBC的畢業生做了同學……”
為了讓思思哭出來，我對每門課都是一個死纏爛打。老師上課的時候，我聽不懂的就反複聽，還要做題，內在的小人兒被虐得滿地打滾。好在YouTube上啥都有，任何一門課，都有相應的學院掛上來網課，開字幕，跟讀，聽寫，我的朗讀成了家裏的BGM。
思思想要開個黑（打“王者”），隊友問：“誰在讀書啊，這麽大聲？”
思思情緒立時有點低落：“哎，那是我媽在讀書。”
思思怕看教科書，其實我也怕。拿著幾百頁厚的英語教科書，看到第一行跳到第三行，看到第三行跳到五行。我決定把教材往穀歌翻譯上搬家，一段段打上去，自製中文翻譯本。UBC老爺爺和阿爾貝塔的老奶奶，每周仍會在Zoom見我，給我搖旗呐喊，陪我做作業，寫小作文，順便糾正我讀音語法的錯誤。等我翻譯到半本書，200多頁的樣子，也不用穀歌了，自己一行行就能看了。
我真想範進中舉一樣，跳出門，跑上街，大聲疾呼：“我看懂書了！我看懂書了！”
思思看著我成天得意洋洋，有點小羨慕。
學校通常是一周一小考，一學期一大考。說到考試，我一點都不怕。在考試之前，老師會發下來一份Review（複習）。這張紙，加拿大學生隻當是尋常，我卻如獲至寶，會查字典一個個背下來——這樣，75%的考題就在手中了。
一學期有4到5門課，我越來越忙。我每天早上6點半鬧鍾都不要就會醒來跑到公交站去等車，8點鍾準時坐到教室裏，等著老師們劈裏啪啦一頓輸出。加拿大的高中像中國的大學，寬鬆得很，隨便你怎麽學，過關就好，這裏的大學就像中國的高三，每天8小時課，還要留下一堆作業讓你回家去卷。我不想管思思的生活了，開始擺爛：“我看Costco的蒜蓉麵包就挺好。每周買一條，加黃油奶酪火腿3分鍾吃完，又不用洗碗又不用洗鍋。”
我的話像晴天霹靂，劈得思思一臉的生無可戀。但我確實發現，中國家長做飯實在太浪費時間了，每天花費幾小時做飯之後，難免要發“娃好好學習以後找個好工作”的夢，發夢不順利，就要開始嘮叨，就要和娃鬧矛盾。為啥要浪費時間發人家的夢？我要發夢就發自己的夢。
思思的衣服我也不洗了，家裏的清潔，我隻做我自己的臥室。上街買衣服買鞋子，我隻給自己買，因為，“平凡的生活就不需要穿新衣服的”。
老師成天說，同學們，不懂就問哦，不要等到quiz（測驗）才問哦。然而，文科專業的彎彎繞，是非母語人士連問都問不出問題的。我這樣的混進college的學生，如果問問題暴露了，被拎出去了咋辦？
作業更是讓我白頭搔更短。例如：“闡述你對加拿大憲法的看法，特別是聯邦與省份的分權條款。”——我能有什麽看法？加拿大的憲法，那咱們當然是堅決擁護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啊！
這種問題要是去問老師，她就會發現我是混進來的了，也許給我開後門的老太太還要吃瓜落。可去教會的老爺爺老奶奶，沒學過四項基本原則，問中國鄰居，他們也不曉得加拿大還有個憲法。最關鍵的，college不準上網抄答案，每3個詞雷同，就算抄襲。
每周都是這樣的一堆靈魂之問，老師一要論文就是幾大篇，作業大疊大疊地交，東拉西扯地湊。窮於應付中，我終於現了原形，被另一個教學主管揪出來了。她的眉毛上挑進了頭發：“這位同學，你為什麽寫的英語一長，就這麽不流暢？你怎麽過的入學考試？我們這行非常考文筆的，你這英語文筆，寫個submission（提案）人家能看懂？你需要全職念英語，否則我沒法給你畢業證書。”
剛考了一門的期末考，我垂頭喪氣地回了家。我是考理論一條龍，考格式一條蟲。這個考試考格式，還倒扣分，不管我寫了多少舌綻蓮花的內容，隻要有格式裝訂行距錯誤，就直接扣分。我差點被扣到“歸零”。
過去我看思思的成績單，總是浩然正氣：“這個居然是C？我看你是遊戲打多了。”現在看看自己作業上的幾把大叉，成績單上的D、E、F，對女兒都是理解和祝福。
7
這時候，白人女醫生又來敲我門了：“我女兒的心理醫生退休了，我給他說了你的情況，他就住在你背後這條街，走，我們一起去他家。”
還有這樣的好事？心理醫生，那不是高高在上、得等著預約的麽？不是一小時兩百刀起價的麽？我跟著女醫生跑到心理醫生家——這就是階級姐妹的愛啊——退休的心理醫生才落地，就被她運送到我麵前，我恨不得親她一口。
心理醫生是個高高瘦瘦的老爺爺，側影像格裏高利·派克。他夫人也是他的護士，倒上茶，擺出來一堆蘋果梨子餅幹點心給我。
“你說思思學習差，她到底是怎麽個差法？”老爺爺問。
我被學校折磨得夠了，寫的論文也多了，說話不再顛三倒四了：“我們家，成績都差。我媽媽成績差，沒考上高中，我小時候也是很差。老師上課，我不能聽講，思思也是。老師讓看書，我不能一行一行地看，總要跳行讀下去。每次想到要做作業，就痛苦得不行，沒法開始。所以拖欠很多作業，老師恨我得很。思思也是這樣的。我懷疑我們都有注意力的缺陷。”
心理醫生默默聽了，在自己筆記本上一頓記，又說：“我要去見思思的學校老師和其他知道她學習情況的人，收集一下意見。”我心裏“咯噔”一聲，哎呀，還不能開藥啊？好吧，為了娃，再多的錢也拚了，於是問：“您怎麽收費？”
心理醫生微微一笑：“我會記下來為你的孩子花費的時間，你以後就把同等的費用，或者同等的時間，奉獻給本地教堂就行了。”
我的眼圈立馬紅了——我一個連書都讀不明白的渣，有啥資格去和一個工齡40年的心理醫生一對一換時間？如果這個老爺爺幫了思思，那，給我發個掃把，我能把教堂的地都掃禿。
接著，心理醫生開始了調查。他先找思思的學校老師，拿出個量表讓老師做，老師認真做了。心理醫生看看，收了起來。他又請思思剛來加拿大時教過她的補習老師喝咖啡，我一個箭步去搶著給了咖啡錢。那個好久沒見的老太太，翻開帶來一個文件夾，拿出一張畫得花裏胡哨寫得亂七八糟的紙說：“這是思思12歲時上完課自己寫的，我收起來了。她是注意力上有缺陷，我需要用很多方式來吸引她的注意力，學10到20分鍾就給次休息時間。她的頭腦裏有很多念頭，所以無法集中在一個事情上。我希望你在治療她的時候，不要掐滅了這些靈感。”
我的眼睛又濕潤了，有感動也有內疚——我看到思思的成績就煩就急，沒辦法去愛護她的靈感，總會想，什麽鬼靈感，又不能算分。
心理醫生收集意見完畢，給當地的正在執業的心理醫生寫了一封信，讓對方給思思做一個測評。我想，這就是開後門啊，思思插隊了。可我並沒有把握能讓思思能去接受心理治療。在國內的堂姐給我說，在侄兒躺平在床微弱呼吸時，她出盡了百寶，也包括帶侄兒見心理醫生。侄兒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每次她除了需要付心理醫生的錢，還要付給兒子500塊錢，才能讓娃抬眼皮看心理醫生一眼，屈尊和心理醫生說上幾句話。
這樣的治療，除了浪費錢沒啥效果，我可沒有這麽多錢來付醫生和女兒。但沒想到，轉折點，很快來了。
有一天，思思和她的朋友出去照相，我在家和課本死磕。到了下午，思思驚慌地打來視頻：“我的手機在天車站被偷了！我要和朋友去找警察，調監控。”
我趕緊穩住她情緒：“你的手機不是能用iPad定位的？我給你把iPad送過來，我們追！”
我在天車站（溫哥華的地鐵站）跟惶恐的思思匯合，她和一個脖子上掛著個哈蘇相機的女留學生一起淚汪汪地說：“警察不給我們看監控。”
在iPad上一番操作，我們看到思思的手機在沃爾瑪裏麵轉啊轉啊，於是立刻再度報警，告訴警察賊在超市裏。警察一副淡然的聲音：“你們不要自己去追賊，我們在附近有巡邏的人，你給個電話，我們巡邏人員會和你聯係。”
等啊等啊，巡邏人員的金身並沒有出現，思思窮極無聊，在iPad上不斷設定，讓手機報警。我坐在沃爾瑪出口，豎起耳朵聽。一個行色匆匆的高大白人帶著“滴滴滴”的聲音從我麵前掠過，手機的警報聲我沒聽過，我大聲說著“Excuse me？”想要截下他問一下。
沒想到，那個白人撒腿就跑，我也立刻撒腿就追。他“嗖”地竄過了小街，根本不看紅燈，街上車被嚇得一個急刹車。我也“嗖”地竄過了小街，感覺距離那個白人就差一丟丟。我對著等綠燈的行人大叫：“Call the 911（打110）！ Please！”不緊不慢搖晃著的巡警們，看到這邊一個逃的一個追，立刻大喝一聲包抄上去，他們訓練有素，半分鍾不到，就把那個白人按翻在牆角，他的背包裏，還在滴滴滴狂叫。
我大聲說：“Return it to me！（還給我）”
警察把手機還給我，我氣喘地往回跑，迎上狂奔過來的思思：“你的手機在這兒。”
警察把我們請到警車裏錄筆錄。錄完筆錄，我的氣也勻了，一個老警察看著我，靈魂質問：“女士，你幹嘛要追他？你追不上還好，萬一真追到了，你怎麽辦？這些人可能有凶器，一個手機也就是幾百刀，怎麽都不值得冒著生命危險去追！”
在我看來，追到了，那就一身正氣地喊賊把手機交出來，至於1米6的中年婦女怎麽能逼迫1米8的白人男子交出手機，確實沒想過。而且，我追的不是幾百刀，我追的是女兒的手機啊。我被老警察問懵了，回答：“這手機對我的女兒很重要。”
思思在旁邊嗚嗚哭了：“媽媽你不該去追他，你更重要。”
哈蘇相機姑娘站在旁邊，眼睛裏都是小星星，她豔羨地對思思說：“你的媽媽是你的英雄。”
8
有了追賊這個小插曲，等公立心理診所通知我們就診，思思二話沒說，直接跟著我去了。
這個測評的心理醫生，武器比較先進，她拿出一堆電子遊戲，讓思思在電腦桌子上一個人打。有時候是落字母的，有時候是落圖形，有時候是聲音，一閃而過，總之思思需要操縱鍵盤，把這些都打下來。幾小時後，結果出來了：心理醫生給我解釋，顯而易見的，思思隻能捕捉到10%到15%的圖像和聲音，她是真的有注意力缺陷症的。
心理醫生刷刷刷開了一個證明，告訴我：“對思思這樣的孩子，學校應當給更多的包容。如果讓她做閱讀和寫作考試，學校需要給額外的時間。如果思思需要，這個證明可以在她參加包括雅思考試在內的考試時使用，考試方需要給出更多的時間，例如，聽力放2次。”
醫生還給思思開了一小瓶藥，每天一片，說是可以幫助孩子集中注意力的。
心理醫生給我也來了個輔導：“注意力渙散的孩子，就是沒法遵守時間。她會反複催促自己，想要推動自己，但無能為力。她像是睡在一個深深的洞裏，沒法爬出來。催她，吼她，憎恨她，懲罰她，都沒法改變這個事實。隻有支持她，鼓勵她，她才能爬出來。”
走出心理醫生的辦公室，我和思思對望一眼，兩代差生，兩個仇人，手牽在一起了。
我也明白了，自己考理論一條龍、考排版類一條蟲，原來也是注意力有缺陷，天生就不是幹這個的料。對我來說，1.5的間距和1.0的間距，毫無區別——誰知道這個是病啊？
接著，那個退休的心理醫生開始發功。他並不直接喊思思在規定時間到規定地點正襟危坐地談話。他邀請我和思思到他家喝茶，我和他太太聊，他就把自己的位置安排在思思旁邊，想和思思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話。思思不肯搭理他，躲到沙發背後去把自己挖個洞藏起來。老爺爺一打響指，召喚過來家裏的狗。他教思思：“我的狗很害羞。如果你看著她，她就會對你汪汪叫。如果你要喂她，你需要背對著她，沒有目光接觸，從背後把吃的給她。”思思就從沙發後鑽出來，真的去喂狗了。
漸漸的，他們聊起來了。老爺爺的眼睛就像煤炭一樣，又深又黑，他看著思思，好像思思說的每句話都是宇宙真理。具體談了什麽，我聽不懂，我隻看到老爺子的筆記做了大半本。
喝了幾次下午茶，思思也試著吃了幾次藥。吃這個藥，她會頭痛，但是注意力能夠集中很長一段時間。她又驚喜又低落地說：“原來他們普通人是這樣的啊，聽，就能一直聽下去，聽了就能懂，懂了就能做。看到2就是2，不會看成3。我們兩個以前好苦啊。”
老心理醫生離我家住得近，常常過來送個自家做的餅幹呀，老太太在後院子裏摘的一朵花呀。每次見到思思，老爺子就對著她擠一擠眼睛，擊掌，滿眼裏都寫著：“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好像是和她有一個密謀。
思思沒有拿出來她的注意力缺陷證明要求學校給予特殊照顧，她的成績也一點一點好了起來。有一天，她回家興奮地告訴我：“數學老師發了卷子讓我們做，他以為我做不來，走過來想幫助我，結果看到我都做出來了，他嚇得嘴巴都成了個O。”
學校的老師們一定很驚喜：一個資深的學渣，居然重啟了。就憑這態度，也要多給點分。
思思的英文也開始刷分：她拿出打遊戲的精神，把老師喊讀的小說每一頁標注得密密麻麻，做上標簽，羅密歐和朱麗葉想的啥，了不起的蓋茨比想的啥，她搞得比作者還要清楚。每次寫作文，思思下筆就是1000字，成績嗖嗖往“B+”走。
一點點正反饋過來後，思思能夠按時交作業了——雖然還是在最後一秒。
如此到了第二年，思思各科都脫離了C，保B爭A，得到了學校“進步最快”的獎學金。她甚至接到幾家大學的offer，每家都比我的好。後來，我們初到加拿大給思思補課的老太太，要去公立中學當督導員，把我寫成了她的推薦人。
公立中學校長做背調時，我的英語已經被college淬煉過了。我對校長說：“她開始教思思的時候，我的英語不好，不能給定什麽教學計劃，都是她自己找的教材確定的方法。在思思遇到學習障礙我請求她幫助的時候，我早就不是她的顧客，但她馬上就出現了。她保存了思思寫下的隻言片語，我從沒付錢讓她這樣做。如果你雇傭她當督導，你是有福的。隻要你曾經是她的學生，她就覺得永遠對你負有責任。她的品質 Out of the payment。”
校長沉默了一會，說：“謝謝你，另外，你的英語真的很好。”
我已經不再把我和女兒看成是一個整體，她的成就是她的，我還是隻有轉頭繼續卷，要把“讀自己的書，讓思思哭出來”的計劃貫徹到底——反正以後是要去住養老院，那就多賺點錢，住個好點的。
之前在college裏，我一直很困惑：天啊，地啊，為什麽老師非要把Word文檔搞出來這麽多花樣呢？難道我們要靠Word拯救世界不成？現在我明白了：那就是正常人的溝通方式，用文件的格式來顯得自己認真對待了工作。
最後一學期，我的文件格式差到沒法畢業，老師幾乎要給我跪了，三請四催，把我請到Learning Center（資源室，西方學校裏為特殊學生設立的補習場所）——之前我像鴕鳥一樣，打死也不去。
Learning Center就在圖書館裏，一排顧問坐著，就等學不明白的學生來寵幸一下他們。一個顧問一看到作業，就說：“哎呀，很簡單的，你隻是沒看明白這個文件有十七八個要求，漏掉哪個都不行。”
那架勢，仿佛就算真是個智障，顧問也要一對一手把手也要給你教會了。
幾輪一對一輔導下來，我有一天突然開了竅：老師的文件格式既然是全世界最好，那就別自己新開模板去模仿了，一個詞一個詞地照著打進去原文件就好了。課本上的信件既然寫得全世界最好，那也別自己原創了，把它們一個個分類編進文檔做成可選項，需要哪段就選哪段好了——這樣就沒人說我英文表達不地道了。
老師和我執手相看淚眼——這個專業開學的時候有23個學生，臨近實習，隻剩下16個了。我就是第16名。
接著，公立College的另一個功能就開啟了：匹配新工作。
公立College不是靠收的我們那一點點學費維持的，肯定收到了政府很多補貼，在促就業這塊花樣撒錢。比如烘焙專業，學校的一樓辦了個麵包房，老師學生每天早上一起烤麵包，下午開店賣貨。麵包的價格隻有市場價的1/3，我買個全麥包，一個毛手毛腳的女孩子一拿，3、4個全麥包掉地上了，老師一個箭步撿起來，把它們都扔進了垃圾箱，看得我好心痛。College一樓還有牙醫診所、美容美發和餐廳，學校自建一堆企業，給每個學生一份最初的“工作經驗”，然後再把學生們運送到就業市場去。
College的行政也不是搞行政的，那是六國販駱駝到處拉關係的。他們每天給過去的畢業生打電話，問他們在哪裏工作，然後去拜訪他們的工作單位。一聽說哪個企業有要放出來的工作崗位，行政就要把新一批畢業生發過去實習，實習完了，一大半的學生也就順勢留下了。
在實習之前，老師們如臨大敵，要給學生們搞個模擬實習，把所有實習中可能遇到的問題給你模擬一遍。老師會和每個學生促膝談心，成績好的學生，送到市中心最好的公司，這樣的公司自帶食堂，外麵賣5刀的炸雞，人家都隻賣1刀。像我這樣的資深差生，那就去一個小公司，老師會告訴我這家公司想招什麽人，大概會在啥時候發廣告，我進到這公司，公司裏到底是誰做主，有啥禁忌，我已經都知道得差不多了。
期間，老師還摸到我實習的辦公室。她先找我的上級，關門一頓彩虹吹，我在外麵都聽到她清脆的哈哈哈。再找我的同級，也是好一頓感謝。最後，她給我遞了個“勢在必得，你可以的”的小眼神，瀟灑地走了。
我實習時所有的文件，都是讀書時做過的，連格式都一樣。收到的所有工作任務，都是老師教過的，連措辭都差不多。像我這樣全靠Learning Center畢業的吊車尾，都能被精確地分到一個蘿卜坑裏。我拿到offer，對這個設計精密的、從學習到就業的公立教育係統心悅誠服。看來，就算我和思思真是塊二煤炭，也被這些寬師七手八腳一路運送到了爐子裏發光發熱。
最後，我終於卷進了……市中心的公司——不管大小吧，我感覺到祖墳上冒起了青煙，就等思思呼天搶地地來哭了。
尾聲
最近回國一趟，知道另一個親戚的娃也躺平了。孩子每天看手機，打手遊，半年不去上學，瘦得像根藤藤。如果父母威脅要斷網，那他就反著威脅要從20樓跳下去。親戚們聚餐，娃當然是不來的。親戚們一頓熱烈的討論，給娃的爹媽出謀劃策。
建議包括但不限於：斷網收手機是必須的，有必要斷水斷電斷夥食；把娃押送去看心理醫生；把娃帶出去旅遊，走到山村去沒有信號的地方；把娃強製鍛煉身體，最好送進廠去打工。
親戚們甚至呼籲，國家出台個法律，把遊戲廠商劈了最好。我頓時懂了楊永信的群眾基礎——網癮學校，是用更大的恐懼戰勝了恐懼。
我想，教育本該是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一棵樹影響另一個樹。
我在飯桌上講了思思和甜甜圈的故事，親戚們越來越安靜：“孩子就像小貓小狗，大腦沒發育完全。走上岔路的時候，喊打喊殺都隻能讓他們更害怕。老師在正路上給一個甜甜圈，說不定孩子就走到正路上來了。如果外麵沒有一個甜甜圈，你又把娃推出去，娃就再一次地被打碎了。”
躺平的娃不是一開始就躺平的，那是多次努力又落空後的自我保護。我原諒了在異國他鄉所有的不便，隻因為我的女兒被它溫柔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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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是一名社會工作者，也就是大家常說的“社工”，困難群體是我們團隊的主要服務對象。目前，我除了做健康促進、倡導“醫養融合”等方麵的工作，還為轄區內的失獨家庭和殘獨家庭（獨生子女傷殘）提供服務，如社會資源鏈接、社會支持網絡的搭建、心理慰藉、陪同休閑娛樂、危機幹預等。
每年，市政府都會為失獨、殘獨家庭提供免費的體檢，社工也需要參與其中——因為有些失獨的父母年齡偏大，存在行動或溝通障礙，需要社工帶領。還有些獨生子女有智力或精神殘疾，父母去做檢查了，社工就要在一旁照顧。
2022年6月的一天，我領著一個智力三級殘疾的少年去耳鼻喉科做檢查，路上遇到了同事純如。當時純如正用輪椅推著一個頭發灰白的阿叔往前走，一個阿姨跟在一邊，我們擦肩而過的時候，那個阿姨和我對視，微笑著朝我點頭。
當天體檢的人比較多，臨近上午10點半，我們一行人還在等候B超室叫號。我主動問純如：“檢查項目還剩得多嗎？”
純如搖搖頭，說隻剩一個B超就結束了。看著她被汗水打濕的發鬢，我拍拍她的肩膀說“辛苦啦”，她還沒來得開口回應，一旁的阿姨有些愧疚地說：“今天真的辛苦你了純如，推著峰叔走來走去，他腿腳無力，做什麽都比別人慢，還得顧著我做檢查，多虧有你在。”
純如對我講，這位是峰叔的妻子花姨，已經73歲了。花姨個子不高，頭發短而花白。峰叔比她還大5歲，有些耳背，需要別人提高音量才能夠交談。2019年，峰叔因為腦梗後遺症導致雙腿無力，無法長時間穩定行走。他們唯一的兒子已經去世，隻剩老兩口相依為命。
了解到這些情況，我想起自己駐點的醫院最近推出了一項居家上門服務，可以安排醫生、護士、護工、社工等專業人員上門提供部分醫療和養老服務。這對一些高齡、行動不便的人來說十分便利，於是我就向花姨做了簡單的介紹。
花姨聽後很高興：“那太好了，我們住在樓梯房，年紀大，膝蓋磨損得厲害，別說他，我走起來都吃力。以後年紀再大一點，都好難出門了。我想有個人能陪他下樓在公園裏散散步，他在家太懶了，不願意走，別人說的話他很願意聽，我叫他就不動，所以就算花點錢也無所謂。”
花姨問我有沒有相關的宣傳單，想拿回去仔細看看。可惜我當時沒帶，便表示可以和純如一起上門探訪，向她介紹服務內容以及做需求評估。
一個月後，我和純如去到了花姨家。那是一個老舊小區，樓棟門口有一扇大大的鏤空式鐵門，一樓的樓道左側放了幾輛自行車，車座和車頭上都落滿了灰。右側的牆上掛了一排鏽跡斑斑的信箱，由於大部分螺絲鬆動了，信箱都歪歪扭扭地倒著。
花姨家住四樓，上樓時，我發現水泥色的樓梯很窄，隻能勉強讓兩個人並排通過。台階的高度也不一致，有時步子要邁大一點，有時要邁小一點，一不留神很容易踩空。
到了地方，純如一邊拍門一邊喊“花姨”。一時沒有人開門，倒是小狗先“汪汪汪”地叫起來。聽見我們來了，花姨在屋裏急忙回應，我們聽見她將小狗往旁邊趕，之後門摩擦到了地板，發出了艱澀的“吱吱”聲。
花姨的家是一套兩居室，客廳寬敞明亮，但裝修簡單，一眼望去，家具很少，有些空蕩蕩的。峰叔正躺在客廳的木沙發上午休，看到我們，笑了笑，招呼我們坐。花姨卻提高嗓門讓他起來，“要有禮貌”。峰叔乖乖照辦，他用雙手撐著沙發，慢慢坐了起來。
上次體檢完之後，花姨住院了，純如向她了解情況，她眉眼間的笑意瞬間消失，眉頭皺了起來：“住院的前幾天，我的頭都一直暈暈的，但是我也沒在意，那天下午我在搞衛生，又突然頭暈得厲害，心也跳得很快，我很怕自己突然暈倒，就趕緊坐下了。後來我打電話谘詢社康的家庭醫生，醫生叫我最好還是去醫院檢查，檢查說我血管堵塞……”
我和純如都是一臉的揪心，老人家最怕摔，很容易中風，幸運的是當時花姨沒有暈倒，還及時坐下了。後來，醫生建議花姨趕緊住院，她卻不放心留峰叔一個人在家——他腿腳不便，站不久，沒辦法自己煮東西吃，獨自洗澡就更危險了。
無奈之下，花姨聯係了社區工作站反映了需求，工作人員幫她招募了一個誌願者，“這個誌願者很善良的，我住院的時候，他每日負責峰叔的一日三餐，夜晚峰叔在浴室衝涼，他就在客廳等，等他洗完了澡才回去”。
醫生建議花姨住院半個月，可還沒到時間，她就要求出院。純如不理解，勸她應該遵醫囑，花姨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有人幫肯定好啦，已經麻煩人家好幾天了，何況十幾天，我不好意思的，而且我覺得身體已經沒什麽不舒服了。”
我問花姨想得到怎樣的上門服務。她回頭無奈地看了峰叔一眼，說老伴以前很喜歡踩單車，喜歡在公園裏坐坐，雖然現在腿腳沒那麽方便了，還是喜歡出去。可她自己的膝蓋有問題，一用力就會痛，推不了輪椅，就想找人推峰叔去公園活動一下，不要整天在家坐著。
“我和他整天待在一起，也沒什麽話題，希望有人能陪他聊聊天，避免老年癡呆。我看他啊，現在都有點老年癡呆了。”可能是想起了什麽趣事，花姨又哈哈笑起來。
其實上次在體檢中心交流後，我已經將花姨家的特殊情況反饋給了醫院護理部的主任。主任認為我們在盡量滿足花姨需求的同時，還要給到她最優惠的價格，相較之下，提供社工服務是最合適的——一來，社工更有愛心，陪伴老人更具人文關懷；二來，目前有且隻有社工提供的服務在平台上不需要繳納服務費，雖然要收取一定的上門費，但這部分費用的80%有民政部門補貼支持。
於是，我接下了這個任務。
2
我第一次去花姨家的時候，小白還裝作強勢朝我汪汪叫，但第二次上門，它已經乖乖地躺在我腳邊，隨便我摸它的頭了。花姨說小白原是鄰居家的狗，鄰居要搬家，沒辦法繼續養，就把小白送給了她。那時她的兒子已經離世，她想著養隻小狗也許可以轉移部分注意力，讓家裏熱鬧一點，就收留了小白。這一養，就是16年。
簡單聊了聊，我就要帶峰叔去散步了。第一次陪老人下樓，我心裏很害怕。平日裏，峰叔在平地上走都顫顫巍巍的，十分緩慢，更別說下四層樓了。花姨也不放心，牽著小白走在峰叔的前麵，讓我提著熱水壺和輪椅坐墊跟在峰叔後麵。
我似乎低估了峰叔，因為樓梯不寬，他可以一手扶牆，一手撐著樓梯扶手，慢慢地往下挪。不一會兒，他走累了，就站在原地休息，等緩夠了，再繼續往下走。我時刻關注著他，生怕發生什麽閃失，好不容易到了一樓，我才鬆了一口氣。
這時，花姨讓我們稍等，她要去樓梯間把輪椅搬出來。老樓的樓梯間地勢低窪，要下兩層台階才能到，尿騷味從那兒飄散出來，牆角還結了不少蜘蛛網。花姨個子矮小，搬東西吃力，我提出幫忙，她卻說不用，隻讓我牽著小白，盯緊峰叔：“買了輪椅以後，一直是我一個人搬，我有技巧。”
下到樓梯間，花姨先將輪椅上的鎖打開，又仔細折疊、收好了那張白色的防塵塑膠布。之後她倒退著出來，想一口氣把輪椅拉上兩層台階。可能是因為台階太高了，可能是因為力氣不足，輪椅突然滑下去，車輪在地上砸出了“砰”的一聲。我緊張得鼻尖冒汗，連忙提醒花姨慢慢來，要小心。第二次，她彎下腰，降低重心，終於將輪椅順利地挪了出來。
看花姨這麽費勁，我不忍心，就問她要了一把鑰匙。之後每次我上樓前都會先把輪椅挪出來，免得她搶著幹這份活。
離小區不遠處有一個小公園，我推著峰叔往前走，發現輪椅一側的腳踏板很難收起，刹車也不太容易按下，便問：“這個輪椅買了很久嗎？”
花姨說這輪椅才買了幾個月而已。我怕她被騙，問她在哪兒買的，花了多少錢。
花姨說這個輪椅才400多塊錢，是在拚多多上買的：“我推他太費力了，我們平時很少用的，所以隨便買了一個。以後就要多多麻煩你了。”
“不麻煩啊。”我感歎道，“你好厲害，會用拚多多買東西，我外婆年紀和你差不多，她隻會用手機接打電話。”
花姨不好意思地笑了，用手掃了掃褲腿上的灰，無奈地說：“慢慢研究，慢慢學咯。小蘭啊，其實不是我想學，現在很多東西都是在網上買方便，如果我學不會，買東西很麻煩的，家裏沒有一個年輕人，峰叔又基本不管家裏的事，也管不了，所以隻能靠我自己了。”
我心裏“咯噔”一下。原來我以為的“厲害”，是不得不的堅強，在這個世界上，她沒有人可以依賴。
閑聊了一會兒，花姨牽著小白去散步了，峰叔就靜靜地坐在石椅上，看著路上往來的人群，偶爾也抬頭看看天空。峰叔跟我說他喜歡來這裏，“在樹蔭底下吹吹風，很舒服”。
為了拉近距離，我主動問起峰叔的經曆。可能是太久沒有和別人聊起這個話題，他來了興致，麵帶笑意地說：“我1982年就來了深圳，沒多久，你花姨也過來了。”說著，他抬起雙手做出駕車的動作：“以前的那些大巴車啊，我維修的，我是專門修車的，你花姨是長途汽車售票員。”
細數著，他們來深圳已經40年了，我感慨時間過得真快。峰叔問我是哪裏人，現在住在哪兒——其實這些花姨都問過了，他也在旁邊，隻是他聽力不好，又經常打瞌睡，沒有聽到，我就又大聲回複了他。
小公園裏除了我和峰叔，還有一個大叔，來得很規律，每天下午1點多來，5點按時回家。峰叔跟我介紹，他叫老鍾，家住在附近，因為喝了假酒，導致右半身無法自由活動。
第一次見麵，鍾叔主動跟我打招呼，之後問我是誰，來幹什麽，我都一一回答。
他又問峰叔：“你老婆去哪兒了？”
峰叔沒聽清，我便替他回答，說花姨遛狗去了。
誰知鍾叔突然變了臉色，斥責道：“人都不管，整天顧著條狗。”
我有些愕然，不知道他為什麽會對花姨有意見，隻好假裝沒聽見。
夏季天黑得晚，傍晚6點，花姨帶著小白回來了，她站在花壇旁的小道上扯著嗓子對峰叔喊：“到時間了，要回去咯。”
峰叔有些意猶未盡：“天都沒有黑，這麽快走幹嘛。”
花姨笑著指了指我，說，小蘭要下班了。陪同服務的下班時間是5點，但想到峰叔下樓一趟不容易，我說沒關係，可以再坐坐。或許是意識到我回家要坐很久的地鐵，峰叔又轉頭說要回去了。
我看出他的不舍，再次確認：“真的回去嗎？我下次過來就是後天了。”
他點點頭，用雙手撐著石板椅，慢慢站起來。輪椅放在人行道的邊上，走過去還有一小段距離。他用棍子撐地，一點一點地向前挪步，我在旁邊攙扶著。
3
去花姨家上門服務了幾次，我又認識了他們三樓的鄰居。那個阿姨姓馮，82歲，喪偶獨居。她有2個女兒，一年大概隻回來2次。馮姨年紀大了，最不喜歡買菜做飯，每次她都多做一點，吃上好幾頓。但每天下午3點，她都會出門遛彎。
一次我們遇見，我說：“馮姨，你每天出門都好準時呀。”
馮姨歎了一口氣，擺擺手說：“一天的時間對我來說太長了，不出去走走好難熬。人老了真的變得好糟糕。落地哭三聲，好孬命生成。”
花姨告訴我，有一次馮姨在家摔倒了，站不起來，身邊沒人，她隻能慢慢地爬向大門口呼救，後來是上樓的人送她去醫院的。
我問：“她有沒有打女兒的電話？”
花姨說：“打了，沒人接。”
後來我發現花姨家的廁所沒有安裝扶手，峰叔如廁後需要扶著光滑的牆麵才能勉強站起。他本就腿腳不好，這樣很危險，於是我為他們申請到了免費的扶手和防滑墊，安裝在廁所裏。我還帶花姨去殘聯申請了輔具用具的購置補貼。我向評估人員做了情況說明，出示了峰叔的殘疾證和日常生活行動不便的視頻，最終峰叔通過了評估，獲得了一輛嶄新的輪椅。
花姨非常感激，覺得和我很投緣：一方麵，我倆的老家相隔不遠，會說同樣的方言；另一方麵，她認為我對峰叔特別有耐心。其實我也喜歡和他們相處，在辦公室待久了，我願意陪他們出去曬曬太陽，聊聊天。而且他們的年紀與我外公外婆相仿，總讓我有種親切感。
一次，我到了，峰叔還在呼呼大睡。他的性格有些拖拉，有時到了該下樓的時間，他要麽說自己剛吃飽，需要坐著歇歇，要麽說休息得不夠，需要再打會兒瞌睡才能恢複體力。
我去叫峰叔起床，他翻了個身，睜眼看了我一下，說：“你來啦。”然後把右手搭在臉上，閉上雙眼，說還要閉目養神一下。
我被逗笑了，花姨哭笑不得，露出了一副恨鐵不成鋼的表情。我把雙手搭在花姨的肩膀上，把她推向客廳：“沒關係，等他覺得休息好了再下去也可以。”
我們並排坐在沙發上，花姨突然問我有幾個兄弟姐妹。
我答“3個”，她說：“那挺好的，你媽媽就享福了，有兒有女，現在你們都長大了。”
我說：“長大是長大了，但說到讓她享福，我們還得努力呢。”
花姨說知道要努力就好，別給自己太大壓力：“有那份心已經很好了。”
那天天氣陰沉，天空看起來灰蒙蒙的，但並不悶熱。客廳的窗開著，窗外的葉子搖曳，偶爾有風吹進來，涼涼的，很愜意。突然，花姨戴起了老花鏡，她打開手機相冊，一直往上拉，好像是在找什麽。過了一會兒，她點開了一張照片，放在我麵前：“這是我的小孩柏瑞，1歲多的時候拍的。”
照片裏，一個腦袋圓圓的小男孩正乖乖地坐在凳子上，懷裏抱著一隻白色的小熊。他的小臉貼著小熊，眼睛像彎月，笑得十分甜蜜。我說他“好得意”，花姨將照片放大了，說：“是啊，小時候好得意的，又聽話。”
說著，她又點開了一張四人合照，是在海邊拍的。2個小孩站中間，花姨和她姐姐站在兩邊。當時，花姨攬著滿了8歲的兒子，頭發濕嗒嗒的，柏瑞左手擺出“剪刀手”，右手托著遊泳圈，笑得格外燦爛。
雖然戴著老花鏡，我還是看到花姨紅了眼圈。她哽咽了：“小蘭啊，他走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不敢看他的照片。我沒有辦法看他的照片。是這幾年，我才會偶爾看看他的照片。”
我輕輕撫摸花姨的後背：“現在敢看了，說明你在慢慢放下了。”
花姨把眼鏡摘下，按住眼睛，把眼淚抹去：“其實到現在，我也沒有完全接受這件事。還是要靠時間，用時間慢慢淡忘自己的痛苦。”
4
孩子在花樣年華時凋落，對父母來說，是巨大且沉痛的打擊。純如曾跟我提起，柏瑞是因為意外離世的，但具體原因她也不清楚。我想，既然花姨主動提起了柏瑞，有些話說出來或許會更舒坦，於是我問她：“可以跟我講講柏瑞是怎麽走的嗎？”
花姨的背慢慢靠在沙發上，說起了那天的事。
1995年的一天，花姨在自家的房間裏，突然聽到樓下的鄰居拚命地喊她的名字，叫她快點下樓：“出事了出事了！”她立即下樓，卻看到兒子躺在血泊中，雙腿一下子就軟了，跪了下來。
當時柏瑞剛過20歲生日，卻已經確診抑鬱症2年多了，他整天都無精打采，有氣無力的。那時大家對抑鬱症還不了解，有人說他身上有“髒東西”，於是峰叔就外出求神婆幫忙。就是峰叔離家的那天，柏瑞去了七樓樓頂。後來警察勘查了現場，判斷柏瑞曾坐在沒有安裝護欄的樓頂邊上，可能是想站起來，但沒有站穩，就失足掉了下去。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瘋婆子，坐立難安，就像丟了魂一樣，起不來床，整天整天地躺著，很痛苦。”花姨的語氣很平靜。
“那峰叔呢？發生了這件事之後，他怎麽樣？”
花姨轉頭看了一眼峰叔的臥室房門，說：“他的狀態比我好。當時我根本不能提這件事，一想起來，眼淚就忍不住掉，他還能和同事聊一下。”
失去獨子後，花姨沉浸在痛苦之中，他們夫婦也曾嚐試用備孕來衝淡痛苦，但她懷了2次，都是在3個月左右就沒了胎心。
“人心很複雜，不知道單位裏哪個人跟他說，可以借別的女人的肚子去生仔，他回來跟我說，我沒同意。他向我保證，說孩子生下之後，他不會和那個女人有任何關係，我還是不同意。等孩子真的生下來，會有很多麻煩的，很多事情是講不清楚的。”
我有些震驚：“那後來呢，峰叔還堅持嗎？”
“我不服氣，我覺得自己的身體沒問題，就和他寫了協議書，一起去醫院做檢查，看問題到底出在誰身上。如果是我的問題，我同意他去找別的女人生孩子，但是如果是他的問題，就從此不可以再講這個事情。做完檢查，發現確實是他的精子質量不好，存活率太低了。之後他遵守協議，再也沒有和我提這件事了。”
對花姨來說，當時最大困擾還有別人的指指點點。有時，一些人會直接問她：“你老了以後怎麽辦？”“老了誰來照顧你啊？”這些話真的刺痛了她，她不想回應，一般都是不出聲或者直接走開。有時一群相熟的女人明明聊得很熱鬧，花姨一走過去，她們就突然不出聲了，“我猜她們是在講我們家的事情”。
我聽得既難過又生氣，花姨看了我一眼，又如往常一樣哈哈地笑了：“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了，現在沒什麽了，大家慢慢淡忘了這件事，我就輕鬆很多了。”
時間會衝淡很多事情，但完全遺忘自己養育了20年的孩子太難了。人多的時候，花姨同旁人一樣該吃吃，該笑笑，但她一個人在房間裏的時候，就會不自覺地流淚。
花姨說，好在政府將他們這些失獨、殘獨的同命人組織起來，又購買了社工服務，安排社工定期隨訪。到了節日，經常組織策劃社區活動邀請他們參加，大家一起出遊、做手工、聚餐，這種“抱團取暖”，給了她一些走出來的勇氣。
我有些心疼花姨。之前我看她總是很容易被別人的三言兩語逗笑，還以為她就是一個樂觀、堅強的人，沒想到她內心的苦痛那麽多，藏得那麽深。
5
一晃就到了冬天，12月26日早上7點，我打開微信，看到花姨在淩晨12點多給我發了信息。她說峰叔入院了，她想讓我陪她拿些生活用品去醫院。我馬上打電話過去，才知道昨天下午峰叔上廁所時不小心摔跤了，但由於疫情剛放開，本區的醫院沒有床位空缺，隻好安排他去另一個區住院。
8點，我到了花姨家，她已經將東西都收拾好了，還真不少：衣物，水桶，水盆，晾衣架，飯碗，筷子，油鹽，還有1箱米粉，1袋橙子。花姨說她請了個男護工，因為臨近過年，護工難請，價格也貴，一天要350塊，還得包三餐，所以她帶米粉去自己做，可以省些夥食費。
我打算下單網約車，這樣下樓就可以上車了，但花姨卻覺得攔出租車更方便：“我以前也試過用網約車，但約了幾次，車到了之後，司機看到有輪椅，就叫我取消用車。”她猜測網約車司機可能是嫌棄峰叔行動緩慢耽擱時間，或許是覺得要幫忙搬輪椅太麻煩了。她笑了笑，說她可以理解。
我也可以理解那些趕時間養家糊口的人。這個世界很現實，人現實一點也沒錯，但總有一些更重要的東西值得我們去跨越那些現實，去成為一個有愛、溫暖的人。在麵對行動不便的老人的時候，尤其可以這樣，畢竟誰都會有老去的那一天。
我們到醫院的時候，峰叔已經躺在病床上睡著了，花姨把東西放下後，靠在他的耳邊說：“小蘭過來看望你了。”峰叔睜開雙眼，偏了頭，發出“嗯？”的一聲，接著，又緩緩閉上了眼睛，扯了扯被子，將頭遮了起來。
我陪花姨去找主治醫生了解情況以及一些注意事項，回來的時候，護工已經幫峰叔坐在了椅子上了。我這才發現，峰叔下半身插了導尿管，他的身體時而偏向左側，時而偏向右側，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再仔細看，他鬢角的頭發有些長了，白胡子也長了好多，他雙眼空洞無神，跟我上一次見他的時候相比，憔悴了許多。
回到花姨家樓下已經是下午1點了，我們在附近隨便吃了一頓自選餐。吃飯時，花姨說來回打車有些貴，她打算以後坐地鐵去醫院，但不知道具體的路線。我在手機上查了一下，告訴她需要轉2條線，到站後還要走10分鍾，全程一共要花差不多45分鍾。
花姨自嘲道：“哈哈，我走肯定不止45分鍾，我膝蓋疼，走得慢，可能要花1個鍾。”
我怕花姨忘了，又將路線用文字寫清楚發給她。我提醒她也要注意休息，峰叔那邊有護工，不需要過於擔心。花姨表示知曉。
因為不想讓花姨特意遷就我下班的時間，後麵我獨自去看了峰叔2次。第一次，護工說峰叔剛吃完藥睡下，看他睡得那麽沉，我沒有打擾，隻跟護工了解了下峰叔近期的情況便離開了；第二次，護工正在給峰叔喂粥，粥是花姨送來的，她剛剛離開。峰叔的頭發又長了，雙眼很渾濁，他沒有像往常那樣跟我熱情地打招呼，仿佛我是個陌生人。
6
2023年1月初，我打電話給花姨，詢問峰叔是否出院。花姨的語氣輕鬆了不少，說純如已經幫她聯係了轉院，峰叔回了本區醫院，醫生說年前就可以出院了。
年後，我去花姨家探訪，開門的是個高壯的、方臉的中年男人，進屋才知，是峰叔的侄女婿。剛出院的峰叔精神狀態一般，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見我入門，他主動揮手說“你好”。
他家的客廳裏多了一張靠背小藤椅，花姨說這是給峰叔用的，他現在不方便下樓，腿腳更加無力，有時天氣好，他們就帶他上樓頂曬曬太陽，有個藤椅靠背會舒服點。我點點頭，峰叔不擅長表達，但花姨總是那麽貼心。
峰叔下身的導尿管已經拆了，但還是無法控製大小便，每天都要穿紙尿褲才行。花姨說，一開始他不願意穿，覺得那是小孩用的。“於是呢，我就拉著他的手，麵對麵，溫柔耐心地跟他說明原因，他就肯乖乖地穿了。”講到這兒，花姨突然變得害羞。
峰叔130多斤，花姨想翻動他是有心無力了，恰逢侄女婿在老家閑著沒事做，便請他來深圳做住家保姆，隻照顧峰叔，不用負責家務。後來，花姨私下告訴我，她一個月給侄女婿6000元，相當於把峰叔一個人的退休金都給了他，這還沒算上夥食費和水電煤氣費。她是一個特別怕麻煩和委屈別人的人，以前兩個人生活可以隨意應付三餐，但現在有親戚在，難免要變著花樣招呼，於是又多了一種心累。
聊了一會兒，我準備告辭回辦公室了，花姨堅持要送我去公交站。一路上，她跟我說了許多難處，比如要是一直請人，他們的經濟壓力有些大。我隻能安慰她，說現在峰叔恢複得不算好，她更不能因為心疼錢把自己給累倒了。
大概過了一個月，花姨聯係我，說峰叔的腿腳雖不如從前，但可以控製大小便、能自己去上衛生間了，於是她給侄女婿結了工資，又買了一些禮物，讓他回老家了。
我替峰叔感到開心，又擔心花姨獨自照顧他太吃力。花姨說：“小蘭，我目前身體還可以，能夠照顧他的。現在還不是最難的時候，如果養一個保姆，後麵我們都住養老院又生病的時候就很難了。”
想想也是，在深圳，失能老人想進好一點的養老院，每月要支付護理費、住宿費、夥食費，大概在1萬元左右。如果生了病，費用隻會更高。
5月初，一天淩晨1點多，峰叔突然起床去廚房燒水，不小心燙傷了自己的手。水壺掉落在地，花姨驚醒，她問峰叔燒水要幹什麽？峰叔又想不起來了。有時兩人剛吃飽飯，花姨洗完碗從廚房出來，峰叔就問她：“怎麽還不做飯？”
峰叔的認知障礙似乎變嚴重了，偶爾還會混淆時間。我提醒花姨，要盡早帶他去醫院治療，但花姨覺得這個病無法逆轉，總是上下樓跑醫院也不方便，就沒有采納我的建議。我隻好在陪伴的過程中設計一些認知訓練遊戲，但是峰叔的配合度很低。
5月底，市計劃生育協會為峰叔提供了1台電動爬樓機，並招募了1名誌願者，我的陪同服務就暫停了。那名誌願者可以使用電動爬樓機載峰叔上下樓，他又可以去小公園散心了。
10月初，我和純如再次去花姨家探訪，花姨神神秘秘地說：“我本身是不信神鬼這些東西的，但上個星期真的好奇怪。我睡覺好少做夢的，那晚夢到有人一直在追我，那人長什麽樣我看不清楚，後來我被他追到角落，就嚇醒了。”
淩晨2點多醒來，花姨有點口渴，就出了臥室。她發現自家的大門大開，峰叔也不在隔壁房間裏，於是她趕緊下樓。快到一樓的時候，她看到峰叔正坐在樓梯上，說想去小公園坐坐。不依靠輪椅，路上也沒有扶的東西，峰叔是無法走到小公園的。花姨隻好慢慢勸他先上樓，等天亮了再說。於是，兩個老人爬幾層台階就歇一會兒，回到房間，已經快3點半了。
從此，花姨就養成了隨手反鎖家門的習慣。
花姨身上的負擔越來越重了，她卻像講笑話一般把那些難事講給我聽。我心情沉重，問她是否考慮送峰叔去養老院，但她仍覺得自己目前能應對，還說送他去養老院隻會縮短他的壽命。峰叔不愛吃飯堂的大鍋飯，花姨又擔心養老院的護理員會因為他腿腳不便、頭腦不靈活而敷衍。隨著年齡的增長，失獨家庭的父母在就醫、養老、生活等方麵會麵臨越來越多的困境。思來想去，花姨還是決定把錢省下來，用來應對未來“最糟糕的時刻”。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