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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和妻子都是近視眼，所以兒子的用眼健康就成了妻子的心頭大事，除了嚴格控製電子設備使用時間外，對於孩子的日常坐姿和閱讀距離也實時把控。隨著兒子學業逐漸加重，妻子發現兒子的寫字姿勢越來越不標準。為了保住兒子的視力，今年“雙11”，妻子咬牙掏了近6000元給兒子買了套“學習桌”，賣家做活動，附送了台“學習護眼燈”。桌子看起來還不錯，但是燈我沒看出有什麽特殊的地方，感覺完全是收“智商稅”——一個普通的LED燈加了一個“學習護眼”的概念，搖身一變就成了價格高到離譜的高檔貨。
對我的觀點，妻子嗤之以鼻，她結合在短視頻上看到的內容，向我科普高檔“學習護眼燈”的色溫、頻閃、炫光等參數的意義，最後斬釘截鐵地下了結論：普通的“學習護眼燈”性能有限，保護不了咱們兒子的視力，得再買一個高檔“學習護眼燈”，價格最少得1000元以上。
我不置可否。我和妻子都是普通職工，每月工資也就5000塊出頭，兒子目前的各項教育支出已經占了大頭，每年要2萬多元，再除去房貸、生活費等必要開支，我們能夠自由支配的餘額並不多。我給妻子講道理——花了近6000元購入“學習桌”已經是很大的一筆支出，再花1000多塊錢買高檔“學習護眼燈”，並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況且我們已經有一個“學習護眼燈”了。
妻子貌似聽進去了，沒有再提護眼燈的事情。有時，我看著她兀自悶悶不樂，心裏也不忍，但是接近年底，公司各項工作異常繁雜，我焦頭爛額，漸漸將護眼燈的事情拋之腦後。
不久後的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收到妻子發來的微信消息，打開後發現是個投票鏈接。當時我馬上要準備一個重要會議，於是就把消息放在一邊，沒有理會。
晚上我一進家門，鞋子都沒有換好，妻子就從房間出來劈頭蓋臉地問我：“我發給你的鏈接，沒看到嗎？你是不是沒投？”
“沒有投啊。”我老老實實答道。
“我就知道你沒投，兒子的事情，你一點都不上心！”妻子憤然道。
我覺得有點莫名其妙，一個投票鏈接，怎麽扯到兒子身上去了？再次打開投票鏈接，我才恍然大悟——那是“學習桌”廠家搞的一個投票活動，要求並不複雜，隻要能在為期10天的活動結束後，保證總票數在前20名，就可以免費獲得1台價值1699元的高檔“學習護眼燈”，而得票排名21至100名，也可以獲得一台價值899元的“學習護眼燈”——正是我們買“學習桌”時商家贈送的那款。
這個活動無疑搔到了妻子的癢處，接下來，她板著臉指導我投下了5票——活動規定：每個微信號每天最多投5票，但可以連投10天。
不一會兒，我的微信群裏，隻要有妻子在的，全部都出現了投票鏈接和拉票信息。在親朋好友們的鼎力支持下，兒子的票數不斷上升，很快就擠進了前30名。見兒子票數增加，妻子的臉色也終於舒緩，不再對我拉著臉，開始扳著手指計算：我們微信裏有那麽多好友，隻要動員大家每天投完5票，堅持10天，咱兒子就能擁有一個高檔“學習護眼燈”了。
我不敢盲目樂觀，給妻子分析了這個活動：首先，這個活動要持續10天，要獲得前20名，才能得到價值1699元的高檔學習護眼燈，可以想象這個活動最後的競爭會有多激烈；其次，又有多少微信好友，能保持熱情連續10天給我們投票呢？
妻子聽完，又重新板起了臉：“又不是多複雜的事情。隻是讓人家動一動手指，投一下票，有這麽難嗎？讓你掏錢買，你不想花錢；讓你參加活動，你又不願意。我知道，你就是拉不下臉，你覺得丟人。行了！不用你管了，我一個人來拉票！”
投票活動的頭一天，我和妻子不歡而散。
2
我和妻子就職於同一家公司，有著重合的朋友圈，投票活動次日，隻要妻子在的微信群組，提示新消息的小紅點就沒有消失過。中午吃飯休息，我點開微信消息，裏麵全是妻子的拉票信息和別人回複“已投”的消息，然後是妻子換著花樣刷著“謝謝”的表情包。
我沒想到妻子會這麽執著。在我的印象裏，她平時沒有什麽喜歡的娛樂活動，空閑時間一般就刷抖音和看直播，當然也會在主播的推薦下網購些小東西。最近幾年，兒子逐漸長大，各種開銷一直在增加，但我倆的收入卻沒有動彈過。妻子很少給自己添置東西，購物車裏除了家庭日常必需品，就是雙方父母與兒子的衣物。這一次，她好不容易下定決心給兒子買高檔“學習護眼燈”，還被我拒絕了，心裏該有多失落。
我後悔沒有同意妻子給兒子買燈了，也反思自己是不是對她關心得有點少了。
晚飯後回到家，兒子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來了家裏，妻子正在挨個指導他們向微信好友發投票鏈接，遇到某個不會操作的老人，她還耐心地發語音進行遠程指導。兒子的得票數又開始上漲，排名也衝到了20名以內。
妻子還在生昨天的氣，不怎麽搭理我，但是看到兒子得票排名上升，眉眼間還是隱藏不住笑意：“爸爸媽媽！你們每天就按我教的做，隻要再堅持9天，就能給你們大孫子換一個好護眼燈了。”
我和妻子都是獨生子女，典型的421家庭結構，老人們一聽妻子的話，立即表態，保證每天堅持拉票，什麽廣場舞群、釣魚群……全部不放過，“一定給大孫子換個好護眼燈”。
妻子聽了，更是喜笑顏開。
投票第3天，好友們的熱情明顯減退，除了幾個關係鐵的好友外，大部分邀請投票的鏈接發出去都石沉大海。雖然妻子已經用盡全力，但是兒子的得票排名也就徘徊在20名左右，無法再前進一步。
排名不高，妻子的心情自然也不佳，等到兒子的得票跌出前20名後，終於忍不住對我抱怨：“我不讓你管，你還真不管了？這幾天沒看你發過一個拉票的朋友圈。”
“這活動持續時間太長了。現在的排名競爭就已經這麽激烈，到了第十天肯定更激烈，再加上還有人電腦刷票、網絡買票，你根本不可能贏的。要不咱們就保持個前100名，拿個普通的護眼燈就行了。”我試圖說服妻子放棄。
“不試試，怎麽知道贏不了？要像你這麽想，那什麽事都不要做了。我就問你，幫不幫我拉票吧？”妻子堅持自己的觀點。
由於工作關係，我微信裏加了很多公司和業務單位的領導，我是個麵薄的人，確實拉不下來臉在微信裏盯著好友發邀請投票的鏈接。
“手機拿來！你一個破辦事員，在乎什麽影響！就說那個盧科長吧，上次喝醉了，你送他回家不說，還白白搭了路費，讓他投個票怎麽了？”
我被妻子懟得啞口無言，隻有老老實實送上手機，看她熟練地發完拉票的朋友圈，接著群發了所有好友。
沒一會兒，我的微信裏擠滿了未讀信息，我一個一個點開，很多好友回了“已投”。我趕緊表示感謝，部分關係好的，還打趣我幾句，嚷著“發紅包”，我一一回複，承諾日後定湧泉相報。
但是更多的消息都是已讀不回，其中不乏我覺得關係不錯的好友，盡管我安慰自己大家都有事情要忙，可心裏確實也有點不太痛快。由此，我也明白了妻子每日拉票的辛酸。
接下來的日子，靠著親朋好友們的鼎力相助，兒子有了2000多票。不過，隨著兒子的得票數與排名起起伏伏，妻子的心情也時好時壞。後她又加大了拉票的力度。
第5天下班時，妻子坐進副駕駛，猛地關上門，氣得漲紅了臉。我問她怎麽了，她也不說話，直到快到家了才開口：“那個小李，剛才下班時，我看到她，順便讓她投個票。她倒好，不但沒投，還在那陰陽怪氣，說要是她就情願花錢買一個了。”
妻子又深吸了幾口氣。她說的那個女同事，我也知道，和妻子待過一個辦公室。妻子覺得她們以前處得還行，沒想到這麽不給麵子，所以這幾天積攢的負麵情緒一瞬間爆發出來，也難怪妻子這麽生氣。我隻有順著她的話安慰，並建議：“要不，我們直接買一個高檔燈吧，省得天天這麽折騰了。”
“你又有錢了？有活動可以免費拿一個，為什麽還要花錢呢？現在買一個，那我這幾天不是白拉票了？”說完，妻子獨自下車，重重地關上了車門。
3
投票的第6天，兒子的票數增加得並不明顯，一共隻得了2667張票，不但跌出了前20名，還落後第20名接近100多票。
按現在的排名和票數，雖然拿不到第一檔獎勵，但是拿第二檔還是綽綽有餘的。不過妻子哪能甘心，於她而言，第二檔獎勵根本沒有意義。她使出了十分力氣拉票，但是每天積極回應的好友寥寥無幾。轉頭，她卯著勁兒催促我與兩邊父母，嶽父嶽母遂成天在小區裏溜達，看到認識的人就拉著投票，累得夠嗆。我再次勸妻子差不多就行了，周圍的好友資源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投進前20名對於我們來說難度實在是太大了。
其實這些道理妻子都知道，換位思考一下，非親非故的，讓她連續10天為某個好友的孩子投票，她大概率也堅持不下來，雖然親朋好友嘴上沒說什麽，但估計心裏多少有點嫌她煩的。
晚上，妻子在床上不由得掉下淚來：“我不就是想給兒子換個好護眼燈嘛！要是隻換個第二檔的獎品，我哪裏用這麽沒臉沒皮地請人投票。再說了，現在放棄，我以前的辛苦不是全都白費了，這樣豈不是更虧了！”
我趕緊安慰妻子：“這個事又不怪你，你已經很努力了，是我拖累了你。現在看來，是這個活動要求太變態了，哪有活動要連投10天的啊，這明顯就是折騰人嘛。”
“你也知道你拖後腿了啊。你明天就把你那些狐朋狗友發動起來，來家裏吃飯倒是積極，有事要幫忙就見不到人，你交的都是些什麽朋友！”
眼看話題又要扯到我身上，我趕緊把話岔開：“你自己想想看，這幾天我們耗費了多少精神、多少時間、多少人情？這些都是金錢無法衡量的，就算你最後真的拿到了最好的獎勵，你想一想，能夠彌補我們的付出嗎？”
在我的再三開導下，妻子終於慢慢平複心情，沉沉睡去。
到了第7天，本來響個不停的微信群沉寂下來，我一天都沒有看到妻子的拉票信息，以為她終於理解了我昨夜說的話，心中未免有些得意。
晚上下班路上，妻子心情不錯，一直在調著車載音樂。我忍不住打趣她：“退一步海闊天空，怎麽樣，就像我昨天說的一樣，及時調整目標，心情立馬放鬆了起來。”
妻子白了我一眼，不屑道：“指望你，啥事都做不成，你知道你為啥在單位還是個跑腿的嘛，就是因為你這腦筋轉不過來。”
我聽著妻子的話，感覺投票的事情又有了新變化，趁著等紅燈的間隙，我飛快地打開投票鏈接，發現兒子的票數已經從昨晚的2000多票飆升至3000多票，牢牢占據著第3名的位置。我大吃一驚，問妻子怎麽做到的，她不搭理我，也絲毫沒有向我解釋的意思。
吃完晚飯，妻子才忍不住向我炫耀——以前她加過一個搞微信刷票的人，今天無意之中看到了，於是就聯係了一下，那個刷票的人承諾可以有償刷票，1塊錢10張票。妻子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給刷票的人轉了20塊錢，不一會兒200票就到賬了。妻子覺得這事挺靠譜，直接又轉了100塊錢，所以兒子的名次像坐火箭一樣來到了第3名。
本來在排行榜上孩子們的票數相差不大，而且票數增長基本有規律可循，最多一天上漲個幾百票。但是在妻子真金白銀的加持下，兒子的票數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在有心人眼裏，很難不會想到是借助了科技的力量。我有點哭笑不得，這樣一來，這護眼燈不就是相當於自己買的嗎？
可妻子不這麽認為，她覺得花點小錢就能換個高檔護眼燈，仍然算得上合算的買賣，還忍不住感歎：“怪不得都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早知道有這門路，我哪用求爺爺告奶奶啊，直接自己給自己刷一點了。”
4
兒子票數多了，名次高了，妻子一掃陰霾，喜氣洋洋，但是我預感事情還會有不好的變化。果不其然，第8天晚上下班時，妻子又一臉不開心地坐到了車裏。
我無意觸她黴頭，把注意力放在路上，半晌，妻子開始和我抱怨，說早上起來兒子還是第4名，整個白天，競爭對手的票都蹭蹭地往上漲，兒子不知不覺跌到了第15名，眼看就快要跌出前20名了。
我對妻子說：“你能找到刷票的，別人也能，怎麽可能隻讓你刷票，別人不刷呢？”
“就你知道。一到這個時候，就顯得你能，分析問題倒是頭頭是道，一解決問題就抓瞎。那你說吧，現在該怎麽辦吧？”妻子沒好氣地對我說。
“要我說，你要麽繼續刷，要麽不要刷了，及時止損。”
“整天說這些廢話，淨扯些沒用的，我是指望不上你了。”妻子打開刷票的人的微信，又轉了50塊錢，給兒子刷了500票。
這次刷票的效果不如昨天晚上，兒子的總票數已逼近5000票，名次卻隻從第15名前進到第9名，優勢十分微弱。排行榜上，其他家長們仿佛也都打通了“任督二脈”，各自孩子的票數都在坐火箭似的上漲。
吃晚飯時，我和妻子都坐立難安，特別是妻子，幾乎每隔幾分鍾就要刷新一次排行榜，看著別人的票數上漲，愁得連飯都吃不下。晚上，我陪兒子讀書，妻子已經無心做事，好幾次打開刷票的人的微信，看了一會兒，什麽消息也沒發，歎了口氣，又關掉微信。
我們進入了一個不進則退的尷尬局麵，有時我索性想直接放棄這個活動；有時又會想是不是隻要再多刷點票、再多堅持一會兒，其他家長就會先放棄。現下，還在幫忙投票的親朋好友也寥寥無幾，家裏人每天的那幾十票杯水車薪，除了刷票，我們沒有其他辦法大量增加兒子的票數了——可話又說回來，如果繼續花錢刷票，到底什麽時候是個頭？看著那些家長們拚命卷的勁頭，這個排行榜分明就是一個無底洞，準備吞噬我們。
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兒子的排名不斷被反超，最後票數穩定在了第16名，距離掉出前20名也就不到200票。
深夜睡覺前，妻子呆呆地盯著自己的手機，幾次欲言又止，但最終還是沒有開口。自從開始投票後，我和妻子之間的齟齬不斷，她嫌我不給她支持，我覺得她在做無用功。終於，我聽到妻子長歎了口氣，躺下睡覺了，我背對著她偷偷打開了兒子的投票鏈接，發現又上漲了500票，看來她猶豫再三，又給兒子追加了50塊錢。
第9天是周末，離活動結束不到48個小時了，妻子一整天都心神不寧。到了下午，她把我拉到書房，躊躇再三，開口說道：“還有2天活動才結束，我現在特別擔心。”
“這有啥好擔心的，最好的獎勵，我們拿不到就拿不到唄，就當買個教訓。下次說什麽也不參加投票活動了。”我盡量安撫她的心情。
“你說得倒是輕巧，現在放棄代價有點大，我這心裏實在是過不去。”妻子說。
“啥代價啊？有多大啊？你不是就花了點刷票錢嗎？”我問妻子。
妻子猶豫了一下，繼續說：“就不提前幾天四處求人的時間和精力了，我這幾天光是刷票就刷了4、5百塊錢。我是覺得我有點騎虎難下了。我現在特別害怕，害怕最後掉出前20名，白費了這麽多錢和精力。”
我好奇怎麽花了這麽多錢，妻子解釋：“大家都在刷票嘛，那票數都是幾百幾百地往上漲，一看就是找人刷的。你隻要不刷票，不一會兒名次就掉了下來。這事你又不管，我能怎麽辦。為了維持住兒子的名次，隻能刷票啊。誰知道一不小心，就刷出去這麽多錢。”
我這時才知道，那個刷票的人也時不時地鼓動我妻子，一直在給她灌輸“刷票這種東西，要麽就不刷，刷了就得堅持，切勿半途而廢”的觀點，還講了一大堆以前在他那刷票、但沒有堅持到最後的人，說他們什麽也沒得到。
活動還有不到2天就要結束，投票已經白熱化，即便最後如願得到了那台高檔“學習護眼燈”，但是花在刷票上的錢也極大可能接近或者超過燈的價值了，完全違背我們當初想“白嫖”的初衷。可如果現在放棄，沉沒成本又太高了，已經花掉的錢對於我們來說也不是小數目，別說妻子了，我也有點不甘心。
妻子陷入了懊惱中，手足無措，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麽辦才好。我看著她的樣子，心裏也不是滋味。從妻子參加這個活動開始，我就抱著不看好的心態，以一種局外人的心態在應付。我總是顯得自己多理智，沒有與妻子感同身受，雖然現在事情的發展已經超出我們的預計，但無論是出發點還是投入度，妻子都無可指責。現下更重要的，是幫助妻子卸下心裏的負擔，並思索接下來要怎麽做。
我跟妻子說，接下來的2天，我們不要再高強度刷票了，將兒子的票數保持在15、16名就行了——道理很淺顯，如果家長們都去不停刷票，隻會越來越卷，相當於變相增加了大家的支出，抬高了競爭的成本，最後得利的隻有那些有償刷票的人。
妻子不再頻繁刷票後，其他家長好像也達成了默契，沒有再激烈地爭奪排名了。我和妻子都明白，大家不是洗手不幹了，隻是在養精蓄銳，等待最後時刻一錘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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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天晚上，我和妻子早早地將兒子收拾好，送去奶奶那裏，然後準備手機，等待最終的決戰。
8點一過，一批20名開外的家長們率先開始“衝鋒”，一波刷票過後，將之前排在前20名的後幾位孩子擠了出去，馬上逼近了我兒子的名次。我坐在妻子邊上，她緊張又焦慮，迅速給刷票的人下達了指令：“刷1000票，立刻，馬上！”
兒子的票數開始噌噌噌漲，越過一個個頭像，來到了第12名的位置。我們一動，後麵的孩子家長哪會按兵不動？他們紛紛打出了自己的彈藥，整個排行榜立刻陷入了激烈的動蕩中，大家你爭我奪，寸土不讓，前一分鍾，你可能在前10名，覺得高枕無憂了，後一分鍾其他人就攆上來了，你可能已經瀕臨出局。
晚上10點多，距離活動結束還有不到2個小時，排行榜上的競爭告一段落，經過妻子幾次刷票，兒子的排名堪堪維持在了第12名。此時，妻子已經顧不得思考花了多少錢了，她就像一個賭徒坐上了賭桌，別人下注了，那就隻能選擇跟進或放棄。我也全神貫注地盯著排行榜，不斷刷新，隨時給妻子通報敵情，以便她快速作出判斷，跟上大家刷票的節奏。
在這個短暫的休戰期，刷票的人還不斷鼓動妻子再多刷一點。據他的經驗，晚上11點過後，最後1個小時，才是競爭最激烈的時候，到時候即使我們付了錢、下了單，他也會因為時間不夠，無法及時將票刷上，導致最終功虧一簣。
我和妻子不為所動，經商量後，還是堅持“敵不動我不動”的策略，不再恐慌性刷票。
刷票的人看忽悠不住我們，才忍不住向我們透露了一個消息：排行榜上已經有幾位家長在他那裏下了大單，隻待時機一到一擊致命，望我們好自為之，勿謂言之不預也。
我和妻子勃然大怒——原來在排行榜上可以看到其他人的微信號，刷票的人加了其他家長的微信，不斷在我們之間散布恐慌情緒，挑起刷票爭鬥，他好漁翁得利！
妻子發了一大段語音叱罵刷票的人不講信譽，但是言語透過微信，力量顯得十分薄弱。刷票的人輕描淡寫地回複，說自己隻是開門做生意而已，又不是隻接一個人的代刷生意。
妻子不依不饒，揚言要去舉報他惡意刷票，最終，刷票的人做了妥協，承諾每50塊錢給妻子多送100票，才暫時平息了她的憤怒。
晚上11點30分，排行榜上前25名和後麵的人拉開了很大的差距，形成了競爭的第一集團。不出意外，最終前20名將在其中產生，從另一方麵來說，肯定將有5個孩子無緣大獎。
最後半小時，所有人都使出了全力，票數刷刷上漲，妻子當然也不甘示弱。但是漸漸的，金錢不斷流出，空虛感卻慢慢擴大，我們開始感覺到力不從心。我們減緩了刷票的節奏，兒子的排名開始下降，從第12名掉到第15名，又繼續向第17名滑落。
好在不斷有人從這場無聊的競爭中退出，那些票數不再波動，慢慢陷入了沉寂。
到了11點45分，還剩下最後的22名競爭者，兒子排第16名，與第22名差距並不大，妻子向刷票的人轉了最後的100塊錢，囑咐他在最後的15分鍾全部刷進去。
刷票的人立刻回了一個“OK”的表情包，異常刺眼。
時間一分一秒流逝，我和妻子緊盯著排行榜頁麵，不斷地刷新，我們已經下定決心，不會再花一分錢刷票，至於結果，聽天由命吧。
最後的1200票並沒有為兒子拉開明顯的差距，隻是保住了第15名的位置，隨著最後的票數刷完，我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兒子的排名又開始滑落……第16名、第17名，我和妻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們像賭徒一樣，被這個無聊的活動抽走了全部身心，無暇他顧，祈禱命運之神今晚眷顧我們。
第18名！29819票！兒子的票數不再變化，排名也終於不再下滑。不知不覺中，時間過了零點，活動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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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不約而同地癱倒在床上，並沒有想象中的狂喜，而是陷入了短暫的沉默。最後，是妻子打破了沉默：“我怎麽覺得我們有點傻。”
是啊，我們真是太傻了，為這個活動整整折騰了10天，還把親朋好友也折騰了個遍，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錢。我看著排行榜上前20名的別人家孩子，我確定，那些家長和我倆一樣，也不會有什麽喜悅。
緩過神來後，我們忍不住算了一下——刷票的錢，加為了拉票在微信群裏發的紅包，竟然一共花了1200多塊錢。
“這麽多錢，足夠在網上買一個了。”妻子忍不住抱怨道。
回想起自己零點前的瘋狂狀態，我也覺得十分不可思議，我從來都自詡是一個理智的人，但在這個刷票活動中，完全變成了孤注一擲的賭徒。
我想確認一下最終得票數，從頭到尾仔細地看了一遍活動頁麵，手機屏幕拉到最下麵後，我突然發現一行小字：“為保證本次活動的真實有效，嚴禁刷票等虛假行為，一經發現，將取消活動資格。本活動最終解釋權在XXX公司。”
我指著這行小字給妻子看，妻子大吃一驚，連忙問我：“那我們還能拿到那個護眼燈嗎？”
看著排行榜上第1名到第20名畸高的票數，我也無法回答妻子。
隨後的日子裏，我們又開始焦心拿不到護眼燈。因為我們實在是刷票刷得太明目張膽了，萬一活動主辦方較起真來，取消我們的評獎資格，我們也無話可說。
一天晚上，一個快遞被送到了家，我和妻子拆開後，發現正是那個心心念念的高檔“學習護眼燈”。兒子看到新燈，顯得十分開心，連忙將它安裝在了學習桌上。我和妻子看著兒子忙前忙後，不由得互相苦笑，絲毫沒有預想中的開心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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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之後，我將成為另外一個人
Part1 2020
一
其實在那年來臨之前，我已經恍惚了很久。
武漢居民剛能出家門時，我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注冊送外賣賬號。在此前的洶湧浪潮中，說外賣員冒著生命危險並不為過，也驚醒了網上許多生活在2019年慣性裏的人。
那些等待著命運那個“未開的禮盒”的同胞們，先是試圖說服武漢人“壓根沒事”，後來又改口說，“你們心真大，不戴口罩到處跑”，再後麵就是“居然還敢出門搶菜”。總之好似這樣的境遇很大程度上由我們自己造就的似的。點開頭像，發現這些人來自天南海北，無冤無仇，生活平靜，有自己的價值觀，善意地想也能理解，大概希望盡快滅火、回歸正常，覺得事情如果發生在他們那裏2777可能早就平息了。
我不停地在網上和人對線（編者注：指在各種網絡平台上1V1的互懟），這樣做的好處是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因為地域問題和人對線過。再後來，我們就多了許多恩人，最後蓋棺定論下來，宣布我們是英雄的城市，人們又開始聲討造謠者，不過是從另一個方向。我的大腦正接受著一個接一個的信息，處理好它，得要腦子變得像抹布一樣。
我對居住在這棟居民樓裏的人都挺熟悉，但不熟悉這些網絡上的人。“矯情”、“叭叭”、“心大”，諸如此類的北方口語占據了網絡日常，嚴肅、緊張、團結、活潑。我從小就是網絡語言的熱衷使用者，如同背著大人的密語和暗號一般，但現在這些暗號已經成為了大人，每一年使用的語言都和上一年不一樣，都比現實走得略快一步。我收藏了幾個對線者的主頁，此後常點進去看，等於順著網線走進祖國的千家萬戶，知道了浙江的楊梅好吃，天津足球隊的主場很漂亮，新疆人為牛羊肉豐饒感到驕傲。
但是外賣還沒癱瘓，不怕死的騎手們去同樣不怕死的商家那裏為我送來武漢特色牛雜，隔空放在指定某處，過一陣再去拿，這樣的自發秩序也是此後幾年“無接觸配送”的雛形，吃從小吃到大的食物，能使我安心一些。而許多人則從外賣員那裏獲取到更重要的物品：藥物，母嬰用品，衛生巾。
因此，這次做騎手的目的和我幹其他所有零工活兒都不同。
三月末，武漢已經解封，人們仍心有餘悸，不大愛出門，堂食尚未開放，但大家需要做出努力來延續上過去的“正常”時光，外賣就成了首選。我送的第一單是壽司，店家離顧客住處隻隔了五百米，街頭的水馬還沒有被完全拆除，對某些老城區距離太近的單子，有時走路比騎電動車更快。
最怕的就是被係統派到過江單，得坐輪渡，雖然算法在名義上給我們預留了時間，但仍然極度得不償失。
有意思的單子不少：我曾把一窩倉鼠從愛寵族寵物店送到了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門口來接的人穿著白大褂，不得不令人想起實驗用鼠。
這一陣兒，大部分店家用的食材談不上好，年前是餐飲高峰，許多老板都在大批量進貨，打算大幹一場，結果當時的新鮮貨現在也成了凍貨。有次幫顧客送火鍋單，很好吃的樣子，腦花、腰片都很新鮮，看樣子是剛進的，但顧客填的地址拆遷，電話根本打不通，為什麽有人點了這麽好吃的火鍋卻不急著吃呢？我搞不懂。
本來，在我的猜測中，跑“煙錢”、“過早錢”掙零花的兼職外賣員，心態和以此搏命糊口的全職外賣員不一樣，但算法帶來的爭分奪秒緊迫感會讓兩者變得趨同。我盡力做到不在騎車時看手機，但夜裏，疲憊帶來的恍惚走神還是讓我撞上了人行道樁，電瓶殼破了，腳也流血了，我滿腦子想的不是腳有沒有事，而是修車要花多少錢，會不會一天就這樣白幹了。
如今，包括快遞，外賣，單車運維員之類的體力勞動都需要使用軟件工作，達成任務的獎勵機製使它可能看起來很像遊戲——但在遊戲中出車禍流的不是自己的血。
我自恃在武漢從小生活了30年，對城市很熟悉，但即便如此，在送外賣時也並沒有展現出更高的效率，時薪總是在10元上下浮動，單量總被留給平台更容易控製、自由度也更低的專送騎手，而且，出來跑外賣的人明顯變得越來越多了。
有的商場不讓外賣員入內，騎手隻能在後門的外賣口等待，引起了互聯網上真理標準大討論，有人說是涉嫌歧視外賣員，有人說這怎麽算歧視，外賣員就是會破壞消費場景，在你男朋友給你買包的時候把食物湯汁灑在你身上怎麽辦……每個人都舉例詳盡，主打一個邏輯和思辨精神。但我的感受是，隻要穿上外賣員的衣服，就和在城市裏閑逛不同，有資格管理你的人一下子變得多了起來。
四月末，天熱起來了，我發現戴口罩可以防曬。路上的女性同事變多了，有些專送騎手帶上了站點發的兔耳朵，萌萌的，挺好玩兒。看起來一切都在恢複正常，當然，這是在武漢，在外頭，我手機裏的幾個長三角勞務中介在發布工作信息的時候還是會備注：“湖北人和少數民族不要。”而吼顧客和店家的成就也都已經達成。
總體來說，這段時間裏，武漢人對外賣員確實比平時尊重。
此前，我打過很多零工，希望能通過分享從事各種職業的經驗來消除偏見和誤解，使不同生活情境下的人之間能夠相互理解和體諒。
那時，輿論場上已對996掀起聲討巨浪，但人們仍然默認，因為最微不足道的錯誤扣除一個奶茶店員或快遞員的半個月工資，這件事情是合理的，他們隻是在承擔應當加諸自身的責任，而對是否違反勞動法則視而不見。
這令我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是社會共識塑造了現實，還是現實塑造了社會共識？無論結果是哪種，說服都不再有意義。那時，“你弱你有理”正在刷屏，許多人的日子過好了，需要打著反道德綁架的名義修建心安理得的護城河，在前麵的人講先來後到，在後麵的人講你追我趕——我懂，也能理解。
所以當我看到那段時間大家都稱讚外賣員好，就總覺得，原來命運被誰掌握在手上，人們就會說誰好。在有投訴渠道和充分競爭的地方，比如大城市，才會產生矛盾；同樣，也給從業者帶來更多收入。而許多鄉鎮或者縣城的外賣都在一兩個站長手裏，給你送就不錯了——更好的對待往往換來的是更差的評價。
如果說以前打零工的目的是體驗、觀察和批判網絡流傳的社達俗見（編者注：社會達爾文主義，簡稱為“社達”，是指由達爾文生物進化理論派生出來的西方社會學流派。主張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的發展規律和人類之間的關係。認為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現象存在於人類社會。因此，隻有強者才能生存，弱者隻能遭受滅亡的命運），現在送外賣則是盡社會義務。
此刻風波遠未過去，外賣員存在缺口，大部分從業者都回家過年未能返程。已有店鋪偷偷開門，卻無人敢堂食，許多人不願出門，去醫院送外賣時，醫生道謝的話裏用了比平時更多的感激。
還有人花十幾塊錢，隻為從老城閃送兩筒薯片到某回遷房小區，接過薯片的人揉了揉眼睛，沒睡好的樣子，提著它走上樓，但顯得有些緊張。如同網吧門口見到老師時故作輕鬆之態，恰似少年時的某個夏日場景如冰塊般緩慢融化。恍惚間，我覺得每個時代其實都是同一個時代。
不久後，又接到一個這樣的訂單，我實在感到奇怪，提進公共廁所打開一看，薯片筒裏用衛生紙包裹著的是兩顆被稱為“麻果”的東西。十多年前，這東西曾在城市裏風靡一時，吸多了以後，有人提著刀在長江大橋上走，有人在鬧市區的深巷裏把自己的爹剁成了小黃魚。在此後的一係列高壓打擊下，一部分嚐試過的人退回了正常生活，假裝什麽也沒發生。
我連忙把東西退還給了當事人，但也擔心受到牽連，給相熟的警官說了，對方說這個分量一般屬於“道友”間相互接濟，暗示我沒多大事，可以放下心來。
其實，在家裏待了三個月，大家都很“渴”。那時的我已經感到，空氣裏的味道帶著一絲絲暖意。
二
也是那一年，我的女友老朱碩士畢業，決定不繼續做學術了。
她的高考成績本來可以上B大，但為了投奔喜歡的導師，還是選擇了一間以所謂的“自由而無用”著稱的大學——雖然其中大部分人自由而無用四到七年之後，大抵還是要到部委投行或大公司裏去的——導師以為她要搞這些，很失望，知道首選是出版，又勉強點了頭。
她打算做人文社科編輯，多引進經典，或是在地毯上發現鑽石，可以影響更多人。
於是老朱去了一個國資社實習了一年，遇到的領導同事都特別好，也肯給編製，但轉正後得做某個大人物的主題出版，她自己擰巴，又不樂意了。要我說其實挺好，與時代起舞，還不是誰都能有機會同框呢。
第二個出版公司也開出了offer，月薪到手六千，還必須先做三年改錯別字的文字編輯，不得參與選題策劃。舍利三年嘛，日本壽司學徒都這麽幹，挺有匠人精神。隻不過三年後這民營公司在不在都沒個準呐。
於是老朱扭頭去了教培，那也是名校非熱門專業為數不多拿高薪的機會，也就是說，來的人大部分打算“恰筆爛錢”就走。
與此同時，我的好友朝陽區也拿到了一家北京出版公司的營銷編輯offer，負責寫軟文，以及私信各位作家和可能對讀書有興趣的網紅，請他們以各種方式和自己宣傳的書“同框”——包括曬書、點“想讀”，在互聯網世界裏留下一點痕跡。那家出版公司在胡同裏，我一度懷疑他們公司就是我前司，外觀幾乎一模一樣，但我前司早就搬出去了。
幾乎所有做文化生意的公司在某個階段都曾在胡同裏辦公，覺得這樣接地氣，這種行為在2017年以後就很尷尬了，到2020年更是笑話，因為此刻的北京二環裏布滿空心和空地。但離我們平時看的書、談論的人，都更近。
回想我的上一段北京生活，確實給我造成了不小的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很難算愉快——我2017年冬天來到北京，經曆了肅殺的氣氛和糟糕的私人情感，也搞砸了工作，在家待了一年才緩過來，然後疫情就爆發了。
眼下，朝陽區和老朱打算合租，我不得不再次來到北京。
朝陽區是個緊張的年輕人，腦袋大，看著是那種從小就聰明的人，有輕微的受迫害妄想和在課堂上嘩眾取寵養成的幽默感，也就是說，是個容易被認出的天才。不記得初中還是什麽時候，他被老師逼急了，想死，但是沒有死成，不由自主寫下了第一首詩。
我告訴他：“你被保護得太好了。”他很認同，有一陣兒把自己的網名也改成“我被保護得太好了”。
初來北京時，走在路上，他常突然對著虛空之處擊打，一麵揮拳一麵說：“你怎麽這麽壞啊！”或是踢塑料袋和易拉罐假裝帶球過人。他在營銷編輯崗位上幹得相當不錯，擅長把書中內容轉換成今日流行的概念，比如把改開初期的上海英語熱介紹成“現在的上海亞文化”vs“三十年前的上海亞文化”，讓受眾第一時間知道書裏講什麽。他能做蹩腳作家的書，也做大學時曾打動他的作家的書，上手很快。
做這些工作的同時，朝陽區大量閱讀，大概是我的五十倍之多。從萌芽、新概念出來的冷門青春作者，到世紀初被《紐約時報》頭版稱作“中國垮掉的一代”的少女作家，從得到文化明星全體加持的互聯網實體化垃圾，到出生於民國，盛年出現空白，但八十年代還在寫的，比魯老巴茅們晚一輩的文學家，他拚湊著自己心目中的文學史，構成世界的拚圖。
一次，在把作者寄來的樣書賣到“多抓魚”之後，朝陽區惶恐地改掉了自己的用戶名和頭像。
我和朝陽區是兩個從動蕩中走出來的人，當時其他地方都比較正常，甚至可以說欣欣向榮，惶惶然的是我們。二環裏的炸糕、豆汁、醬牛肉們也還是炸糕、豆汁和醬牛肉，隻是老北京人說它今不如昔。那一年，我們常被問起您是哪兒的？回答說武漢，尷尬之後問起此中情形，無非是囑托、教育、評論、感慨。毋須諱言，兩個逃亡者都等待著在別處發生點什麽。就像他寫的詩一樣。
馬路比過去都要開闊
汽車不能再觀察他們了
散步時希望晚餐能夠吃到魚
美好想象牽扯出
過去很多回刺卡進喉嚨的回憶
為什麽人不能像
平靜河水一樣地想
他得到的錯誤都是可以諒解的
——朝陽區
那段時間，電視上播放著大量的綜藝真人秀：《中國有嘻哈》、《樂隊的夏天》，滑板和脫口秀，每天都有小圈子從不被支持的愛好變成可以上電視做明星，亞文化和主流的碰撞幾乎已不存在。前者積極融入，後者中的愛好者夾帶私貨，我認識的樂手、攝影師、剪輯師、導演們從上海的漂亮公寓、日料店，和前三十歲已經占夠的便宜中，轉移到北京來建功立業，如同進軍羅馬。如果沒開上三四家公司，簡直不好意思跟同行打交道。
這些人不是一無所知，而是什麽都明白，他們從千禧年的雜誌、電視、磁帶、CD裏接觸到搖滾和亞文化，又在“一零年代”(2010-2020)的時間窗口看過了世界，決定講好中國故事。
一端麵臨戰火，沒機會進入現代，一端則充斥著可笑虛偽又一觸即潰的政治正確 ，現在身處的社會剛剛好。他們了解紐約發生什麽，柏林流行什麽，他們自己經營自己，為自己負責，這條價值觀超越所有一切。
寫網文的發財了，搞影視改編的也發財了，資源終於從互聯網商業和人工智能撒向了亞文化從業者們，是天使輪雨露均沾的時間，早該他們了，這一刻已等得太久——軟實力也是構建社會的一部分，憑什麽創作者一定要窮，一定要邊緣，一定髒兮兮吃不飽飯。還有對作品標準的行業大討論——創作思維上要主動求變。
上一代的某些音樂人抱怨的太多，得到的太少，總以為搞搖滾就是批判社會，其實重要的是在音樂性上下功夫。製作粗劣，連掃弦都彈不清楚，還拿搖滾精神當技術的遮羞布，再說了，這代創作者哪裏缺乏公共意識？他們關心抑鬱症患者，關心動物，用作品帶來一些溫暖和堅定的力量，批判是廉價的，反思才是真的酷，任何亞文化都不能脫離主流而存在，否則隻能走向圈層崩壞，萬物有時，靜待甜蜜。
從業者之間互相監督、打氣：不要亂說亂動，授人以柄，浪費公眾對新生事物的信任，尊重商業規律也是尊重自己，無師自通地總結、複盤、成長起來，自由職業者需要自律。昔日的地下酒吧成為搖滾聖地，年輕的樂手像見投資人的創業者一樣膩在這兒，恭敬禮貌地套近乎，老板倨傲而不動聲色地觀察每個人的品相、能力，順手捏一把女生的屁股，一些時候不被討厭，另一些時候則被記錄下來，在女性的私人成長經驗裏小聲嘀咕。
其中佼佼者將被送上事業快車道，一位年輕樂手起初像個壁花少年一樣，在酒吧裏手足無措，第二年他的演出就非常多了，騰飛在即。
“破圈”一類的詞大行其道，小樂隊樂手和練習生談戀愛，大樂隊樂手和明星小花談戀愛已很正常，雖然外界——比如豆瓣鵝組的人——認為不門當戶對，主要是樂手配不上娛樂圈從業者，但反觀九十年代的搖滾樂手，居然覺得和明星談戀愛會讓自己不純粹，世紀初的北京搖滾圈，還會有樂隊因為曲風過於流行而被排斥，真是冤到沒邊了，如今不再有這樣的荒唐事。
事實比什麽都重要：男大學生女大學生們自稱著“哈人”、“滾人”，買票去千人體育館聽專場。十年前，大部分的演出隻能賣幾十張票，髒兮兮的看台下，聽眾舉著含義不明的拳頭和中指，與台上唱的人分屬兩個階層，輪到聽的人上場接管舞台了，比當時唱的人更成功，在價值觀上完成了反戈一擊。
這是整個文化市場的情形。我們在屏幕前看到一位KOL表示，直播帶貨是他/她對抗抑鬱症的方式。直播帶貨真的可以對抗抑鬱症嗎？我們都很懷疑。
朝陽區在個人主頁上說：“看到電視上製造的新名人就想吐，蹩腳，沒有天賦，我討厭認真而愚蠢卻又在現實層麵聰明伶俐的人。”“上一代人是橫衝直撞過，失敗了，所以成了狗逼，現在是快進到直接學習成為狗逼的技能。”
“我們對一個還不存在的現實做出一係列預先妥協，我們應該做點什麽，對，但是我們應該先有錢，我們應該先去上班，像80後一樣。80後那時候是年輕一代。現在，這種妥協的後果忽然變成現實。”我們的新朋友lusi從另一個角度談起。
三
回到我們原本的生活。
房子是老朱找的，三環邊的部委宿舍。為了防止被騙和糾紛，必須通過大中介簽正規合同，大家都覺得，在保衛自己的身體和精神上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不需在這件事上省錢。在VR看房裏，我看到了電視劇《我愛我家》裏的裝修，很難確定老朱租這房子是不是處心積慮。
她是上海人裏的異類，從小喜歡王朔、梁天，對梧桐區則一點興趣也沒有。順便說句，她導師被上述的其中一位臭罵過，但沒說不讓她喜歡。誰沒對北京有過不得體的向往和濾鏡呢？上一次來北京工作時，我事兒事兒地非要搬到胡同裏，我的北京上司就寬容地說，剛來北京都想住胡同。
上一任住戶打印了厚厚一摞自己寫的小說留在窗台上，不知道是想被人看到還是和過去做了結。是那種常在網上看到的，不高級，至少不合時宜的北漂文學，講述外省青年俗套的孤獨、苦悶情緒等等，故事的結尾，主人公離開了北京城。另一間房滿地都是被女住戶遺棄的大頭貼，有和外國人合照的、在酒吧裏開心過生日的、去京郊徒步的，表情都相當妥帖、應景。他們沒有留下任何能用的東西，所有的痕跡都與精神相關。
房東挺好說話，隻是特別囑咐了主臥的床和衣櫃都是德國進口的，2000年的時候就得賣1萬塊錢，別弄壞了。說沒留下能用的東西並不客觀，廚房裏還剩下幾套餐具，我打算留著用，朱老師執意要扔。我則認為：生活是暫時的，能湊合用就行，試圖去建設隻能收獲傷心和失望。
後來朱老師還買了地毯、床墊、燈具，我又產生了對在北京過上海生活的排異反應，最後這個地毯髒得和“上海”沒有半毛錢關係，可能到“死”都沒清潔過。
除此之外，還有一隻髒兮兮的熊貓玩偶，被遺忘在客廳裏，從款式上看，設計於憨態可掬的亞運會“盼盼”之後，先於奧運會時的“團團”、“圓圓”，它被扔進了垃圾桶。
這套修建於90年代的政府家屬樓有一個標準大小的客廳，住起來不比立水橋或者天通苑的一些更新的小區差，剛造好的時候不是給我們這種人住的，現在則租給了幾個外地人。30年過去了，人們對居住環境的要求依然分化明顯。這樣的房子整租價在7千元左右，合租則根據麵積自行商量，通常主臥承擔4千，次臥3千，這樣一來，一個標準比例的客廳就顯得太大了，以往可以打隔斷造一間房來分攤，整治之後不行。我懷疑兩位前住客之間彼此壓根就很少講話，不續租也許是因為租金花在公共空間上實在浪費。
小區每年10月到3月供暖，室溫穩定在15至18度，能想象曾住在裏麵的人是如何按時上下班，拿工會補貼，領取避孕套，打聽出國指標。與此同時，還有許多人在燒煤球爐，和租房的外地人一起擠在室內漏風的大雜院裏，相比之下這樣的房子使人安心。
現在被租給我們，也就是說，讓我們分享一點屬於北京的安心。暖氣片和爐子很重要，一個人沒有經曆過北京，就沒有經過真的考驗。
喬遷的第一個下馬威來自食物，樓下的湖南米粉比武漢貴3倍，咬起來像塑料，隻有鹹。第二天，朝陽區吃到了生物學意義上和牛沒有任何關係的牛肉麵，18元。我在某老字號點了一盤醋溜木須，用醋精熗鍋，緩過來以後，才上點評網站寫了條留言做紀念：“我很難受，要去看醫生”。
朝陽區意識到，自己拿到的工資是生活成本而不是分得了利潤。但又不肯像簋街上班的服務員那樣，偷著和幾個人合住高低鋪上下床，或者租到六環外麵去，每天花3個小時上下班。
我們開始故意吃那些明知難吃的東西——某國企旗下的老字號、用熟肚來爆的爆肚、賣給遊客喝的豆汁，並從印證過程中獲得滿足，以此說明北京多麽糟糕。同時試圖複刻南方風物，去光顧各種駐京辦、茶城、服裝批發市場附近的餐廳、想起福建的海風和桂林山水，多數味道同樣平庸，但能夠獲得生活在別處的感覺。大家頭三個月的工資花在了給這些地方送錢上麵。
其實物流已經很發達了，能隨時從各地網購到和當地還原度高達百分之六七十的新鮮食材，但我們還是熱衷玩吃屎的遊戲，樂此不疲。一次，我們貪圖團購優惠，光顧了開在中科院裏的一家對外營業的餐廳，烤鴨用的不是正經的北京填鴨，也不是菜場廉價烤鴨用的小櫻桃鴨，它口感詭異，鴨架也不見蹤影，大家懷疑這可能是新研發出的某種高科技產品。
說北京是一座難吃的城市並無道理，這裏的餐飲多樣性勝過全國大部分地方，隻要不試圖在價格上討便宜。比方說你想吃點辣的快餐，可以在重慶小麵、螺螄粉、湖南米粉等幾條賽道裏做選擇，如果商家肯用心做郴州魚粉之類冷門食物，就很有希望成為網紅。外賣員會在40分鍾以內為你送到手上，花25塊錢買到的肯定是塑料，到35這個價位就有希望吃到能吃的東西，50塊錢大概率和原產地相差不遠。
我們厭倦這清晰的價格鏈，也花不起這些錢，於是看上了“探店吃播”——寧可在網上看拍攝視頻裝瘋賣傻的博主，比如在代表北京文化傳承的烤鴨店抱住剛出爐的鴨直接上手啃，稱之為“武吃”。這樣的胡呲等於對煞有介事的傳統規矩的解構，使既沒有北京房子也沒有北京戶口的人看了以後感到很快樂，我們明知傻逼但非如此不可。
也有人對此痛心疾首。我們的朋友，一位老北京美食博主在視頻裏聲討某家老字號針對遊客推出的“老北京高碎茶”——“您是拉排子車的，您連祥子都不如，您就得喝這個，懷裏揣著媳婦給烙的火燒，就點鹹菜絲兒，這就是您的一頓飯！”
2017年，第一次來北京工作時，他就告訴我：首都和地方上不一樣。在我逐漸適應北京生活——也就是說，適應12塊的熱幹麵、90塊一杯的精釀的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聽到“這就是您的一頓飯”時，我和朝陽區在沙發上笑得打滾。傳統文化裏吃燒餅加鹹菜絲，大概等於我們現在吃食品添加劑海克斯——“還有人說這叫勞保茶，老鴇茶？您怎麽不叫它扛叉茶啊！”扛叉，指舊時給妓院看家護院之意，從業者地位十分低賤。於是聽到這段以後，每天上班之前，朝陽區就會說上一句：我扛叉去了。
這位朋友珍視京城食俗，常說起直到八十年代，許多烤鴨涮肉老字號也都規矩，沒淪為笑話。他熱衷尋找尚有一絲往日餘韻和傳承的館子，幾年以來也就推薦過那麽五六家。其實，他在和我們玩同樣的遊戲。
四
教培工作使老朱想起在西北支教時的學生，她在上海出生長大，本地名校畢業。滬上這樣的人大把，什麽都不是，老朱卻自命不凡，大概覺得放眼整個國家，自己得到的太多了，以至於多到能有東西給別人的地步，大學時又有工夫讀閑書，很有《擊壤歌》的感覺，於是開始關心他者和周遭的社會，決定去西北支教一年，和那些同去的名校畢業生們一樣，為保研、情懷，或者不知道幹什麽而來。
當今社會上不鼓勵這個。大概自九十年代始，人們的視野從城市開始投向邊陲，作為另一種可能性的文化產品，“走吧”、“上路”、“自由”，風靡一時，帶著初代的城市病和全球化體係裏生態位的厭倦，大學生一窩蜂地去支教，許多人目的可疑，就是去玩、胡鬧，或者鍍金，在川藏線看到學校去上兩天課就繼續“上路”。倘若待個一年，一般就是上新聞的先進典型了。
到了一零年代，哪怕是在老少邊窮地區，教師崗位已經不再代表弱勢，而是作為體製的一部分而存在，是需要去考、去競爭的編製，哪裏需要人去“支”——支，指支援，多少畢業生通關係想進來，你讀個大學就能支，這不是扯淡嗎？要是內地名校資深老師來倒是歡迎，社會輿論也變成“先管好自己再顧別人”，國家會負責，別操心、別添亂。不過，名校的牌子仍然足夠支撐畢業生去信奉魯迅先生的“無盡的遠方，無窮的人們，都與我有關”，換言之，總得有年輕人來做這個事，看起來你們最有資格這樣做，那就去吧。
支教老師的生態位比來實習的師範生稍強，比正式職工差。那年，老朱和同去的隊員養了一條狗，隔了一個假期後便不見蹤影，被告知上麵說要加強校園安全，學校組了支打狗隊。
老朱是全校幾乎唯一不打學生的老師，校長找她談話，說不打的話，其他人不好開展工作。但老朱堅決不打，對在大學裏學到的那一套博雅教育比較固執，而另一些人則更知道在什麽山就該唱什麽歌，不過，大概是運氣使然，老朱帶的畢業班中考語文差點趕超全縣第一，每個孩子都比接手前漲了十幾分。
此外，校長指派老朱新建校園圖書館，老朱帶著幾個學生花了一個月搬書理書，發現舊址角落有不少前任支教老師募捐的好書，一來勁甚至打算搞點文化活動。校長樂見其成，但不給學生使用，說怕影響成績，老朱臉一甩，說其他老師怎麽想她管不著，她的學生得去。
縣城四周隻有黃土和沙子，老朱是受文化產品蠱惑而來，在大學裏，她聽野孩子樂隊的“眼望著北方”，著迷於攝影師照片中的西海固。她說，那裏有很多學生充滿靈性，特別是女孩，寫的作文和北京孩子完全不同，敏感，並且對外麵的世界著迷，老朱希望她們能離開現在的環境，過上更好的生活。
和朱老師搭班的女老師的丈夫是副校長，出軌，在老朱的教唆下勇敢離婚，男方非常公然地一分錢撫養費都不給，也沒有可執行的製衡渠道，她隻能自己把孩子帶大。甚至性騷擾之類事也不是捕風捉影。在這裏工作能得到各種意義上的鍛煉，一位與學校領導溝通得好的同伴後來就去了大廠做行政。
老朱的自我介紹是：“社科遊民，妄圖兼得君子風度和流氓精神。”也就是說，她本人是某個時期實踐博雅教育的成果，嚐試在不同的領域成為自己，並且還能養活自己。所謂博雅教育，大概就是“君子不器”，可以去學一些沒有用的東西。同樣的，社會普遍認為，既然一個人讀到了名校，應該有資格嚐試這一點。而中專生這麽幹肯定是找死，應該及早去打螺絲釘。
大學時，朱老師熱衷參加鄉村建設，或是工廠女工留守兒童教育一類的公益活動，但危險的、火炭一樣的邊界逐漸顯現出來：沒有出路。許多她的同路人也去了教培，但和入職大公司好好賺錢不同，多少帶著點將就和走一步看一步的味道。
而那個時候，她居然真的讓西北的學生們過了一段時間的博雅教育生活，不知道現在那些和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東西是隱入塵煙還是入鄉隨俗了，總之他們依然常在微信上找老朱聊天打視頻。
現在，老朱在北京的頭部教培機構給另外一批學生上課，這些學生都衣食無憂，都有北京戶口，但不同區域有不同特質。海澱黃莊的校區裏，家長以小時為周期與老師對齊複盤孩子的進度，不光滿足於應試教育，還要出國遊學，和山區貧困生結對交朋友，寫詩、出書。當然，做這些事的內容和目的都與朱老師支教時不同。而廣渠門校區的家長以老北京居多，對子女教育相對隨緣，不特別計較，老師也樂得省事兒。
在上海，老朱教過的學生家長群裏討論的內容是，教育資源有限，應該把成績差的學生開除掉，最擔心孩子可能會被分到“菜場小學”，得和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一起念書——互聯網的初心是讓更多人接受教育，但每個人都在做相反的事。這些曾被寄托能推動社會進步的中產階級，本質上就是穿金戴銀的社會達爾文法西斯。
教培機構的學生寫的作文引經據典，體現閱讀量，漂亮並令人昏昏欲睡。我翻閱過全班的試卷，唯一的亮點是一位學生寫他在足球比賽中如何用腦袋堵住必進之球，而不惜撞在門柱上，雖然受了傷但心裏很高興，老朱給了他最高分。
老朱的同學一半在體製內，另一半和她一樣在互聯網和教培，要通過培訓和試講方能上課。在工作中，她很快知道，最好的老師其實是銷售，必須接受這些人的評議，比如在上課時喜歡說“諸位”，是要改掉的口頭語習慣。這樣，就確保了授課的人和AI沒有任何區別。
總之，差不多就像《我愛我家》裏那樣，那個秋天的圖像是朝陽區保持葛優躺，我在酗酒和咒罵，朱老師抽煙，我們三個人每天都感受著新的驚奇，新的震撼。引用朝陽區的話說：這時代遍布著偉大的謎。
五
那時，往來我們房間裏的人主要是同齡的青年編輯、作者，都是些文化場邊站著的邊緣人物，在網上發作品，或是出過一兩部滯銷書。
在一起的夜晚，大家總是這樣度過——用戲謔的方式講生活中的困頓、失敗，以及不斷發生的各種抽象新聞，然後開始銳評。我總是和人辯論——這個是對的，那個不對，朝陽區說我像個足球場上的裁判，盲目奔走。
多數時候，女性在聊事物本身，男性（主要是我）在借由此發散出來的情緒誇誇其談。而後商的筆記本則一直開著，在人們喝酒時不停寫稿，不參與誇誇其談，他隻是持續按自己的審美做各種作家、藝術家訪談。有些媒體的編輯直接拒絕，有些則給他機會改成一篇完全不同的稿子，還有些不說發，也不說不發，也不給錢，就這樣拖著。
即便如此，後商居然還能憑此養活自己，因為他一年能寫20萬字，體力驚人。不過，寫20萬字嚴肅內容，所需的不隻是體力，而是精神。
有人不顯得自己聰明就活不下去——你要相信，有些人就是為這個活著的。有人踏入房間就坐立不安片刻離開，或是因氣場不合不再出現，有的人靠聽播客完成日常生活，有些人則讀普魯斯特。但最終，我和幾個朋友組成了一個文學小團夥。
其實根本不可能有什麽團夥，這代人對事物的觀點就像大樹不斷生長的枝椏，越分越細，就算今天有什麽共識也將在明天搖搖欲墜。不過，大家都是作家K的讀者。有幾個人，或者至少我，以他的學生自居。
三十年前，K過了一段人和人之間相互激蕩的生活，之後去了B大新青年網站文學版塊工作。那時候的互聯網是文學新的天地，名作家和小人物都樂意把自己的東西發在網上，接受“拍磚”，網站的同事有教授D，女詩人M，詩人H，當時的K、D和我一般大，而兩位詩人和朝陽區他們一般大，我們想象著當時的文學生活、精神與精神之間的關係。K說，大家那時候像親人一樣相處。
時間久了，女孩們很快明白了我和朝陽區講段子、銳評、攻擊是怎麽一回事，覺得這樣的反複表演有些無聊，也不覺得自己是朝陽區的詩歌愛好者，但彼此間居然談起了戀愛。
朝陽區和一位藍頭發的女孩在一起了，是他在那個出版公司的崗位前任，也是作家K的學生，此前在名校念法國文學，研究貝克特，但在工作上，在和導師的相處上，都可說是失敗者。
她發現導師和同學搞在一起，去質問，那個吞吞吐吐的中年男人說要理解情感的複雜性。接著，藍頭發發現自己在課題組裏被邊緣化，被刪微信，被要求退課，差點沒畢業。後來在出版社工作，跟著一位文化界明星編輯，又覺得自己太包子了，其他應屆生就比她能適應得多，簡直如魚得水，“你看，xx雖然不合理，但也說明很厲害呀。”
但其實，她是一個非常照顧別人感受的女孩，畢業論文寫得好極了。那一陣她在練肌肉，肱二頭肌小巧又結實。
截止目前，朝陽區還沒開始啃老，不過，以出版界的工資，貼錢上班是常態，某些溺愛的家長每個月補貼子女一兩千，隻要有工作就好。許多人都有留學背景，家境頂窮的人不會選擇這一行。但朝陽區的父母更沉迷於開發商的模型。
朝陽區感歎——這些人的學曆都好嚇人啊。他隻能算“好學校”畢業，許多和他拿同樣工資的同事則是名校。那時候“好學校”拿來求職已經不管用，名校還行，但也快了。此外，這份工作經曆還告訴他，文化行業裏，同樣的崗位對不同性別、不同性格的人要求也不一樣，總體來說，在能力相同的情況下，男性比女性好混，會來事的人比不會來事的人好混，在最近幾年的大學生活裏過得開心的人比不開心的人好混。
藍頭發女孩很快收服了朝陽區，像收服一條約克夏或者博美之類的神經質的狗，雖然塊頭更像伯恩山。那一陣兒，朝陽區和我都喜歡胡說八道，輕佻地點評、攻擊、自說自話，某種程度上是自我表演，女孩忍無可忍，上門來分手，但居然還征求了朝陽區的意見，朝陽區束手就範，這樣的行為很快得到了製止。
新世紀裏，新青年文學板塊的成員命運各有不同，詩人H也是朱老師的校友，遠赴雲南支教，在雪山掉入瀾滄江失蹤，一時成為官方英雄模範；幾年後，女詩人因病去世，那時人們已經開始用手機移動端刷微博，十多年後的今天仍常能看到她的名字。當然，不是出現在文化互聯網的半強製彈窗裏，而是在不經意發現的同路人的文章中。作者多數是女孩子，年齡比我更小或是小很多，談及女詩人M的口吻同樣羞澀、慎重，如同珍寶，但不沉痛，像提起某位朋友，讓人感到被照亮。
最重要的是“看到”。相互激蕩太遠，認出彼此已經是很重要的事情，沒有什麽擊掌和響指，在另一些時候，大家完全不同，比如說我是個男的。“看到”已是足夠驚喜。
這些人在今日的文化界麵裏需要不斷擦拭才能被找到，但毫無疑問，非比尋常。
六
我們一群人都深深著迷過K筆下的北京城，他寫過一本一百多萬字的編年史意味的書，從80年代的尾巴寫到世紀初，書中的主人公有乞兒、官員、富豪、藝術家，是九十年代的陽光與風。書的扉頁上寫著獻給my，那位女詩人的名字。
對朝陽區來說，接觸到了足夠多的作家和他們的寫作，有些，但到如今隻有K還成立，或者隻有K幸存。
北京越靠近中心的水體——比如什刹海和什麽海，越像是從水龍頭裏放出來的，清冽得不自然，偶見的野鴨子和小魚也像是道具。我在這裏讀著女詩人的詩，《北中國》、《鼓樓》。
K出生在60年代，覺得文化界那些他曾一起激蕩過的故交們已經腐朽了，現在，他過著樸素的寫作生活，一年中幾個月玩電腦遊戲和打乒乓球，幾個月研究戈達爾和巴爾紮克普魯斯特，剩下幾個月專心寫作，有時令人疑心他在重複發明輪子——他的那套理論已經早被歐美文學界玩得不要了的——當然可能也不盡然。
他不掌握任何資源和權勢，不參與分肥，也熱心幫學生牽線。他介紹lusi去出版公司，沒搞成；介紹藍頭發女孩讀博，沒搞成；介紹我去認識某純文學期刊的負責人，看看有沒有機會發表文章，沒搞成。最後，第一家出版公司的人介紹lusi去了第二家出版公司，這次搞成了。
對K的舊友們來說，公開誇他大概等於罵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但出於複雜的情緒，融合欣賞、體現自己的眼光與大度，還是會邀請他來自己的領域講座、出書、發文章。而舊友的學生們——更年輕的一批人，也是如今的文化界中堅力量，對K的態度非常幹脆。藍頭發的女孩告訴我，有次向上司請假去聽K的講座，該出版界明星聽到這個名字，輕蔑地撇了撇嘴。
我是從不同的地方知道K、H和女詩人M的，不知道他們曾經連結成片。
跨年夜由K和我們的小團夥共度，還有殺來的lusi和崩崩。崩崩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人，從好學校畢業之後去毛坦廠當了老師，接著又去做了工廠女工，做這些都是為了感受真實。現在在考人類學博士，打算加入我們的北京生活。
他們本來要去深圳看一個噪音演出，結果因不可抗力取消了。知道K要來，當天就飛回北京，剛落地不久。到家時，我們已酒過三巡。崩崩氣鼓鼓地說，打車的司機是個北京老大爺，問我來北京幹什麽，我說，來找朋友閑逛，他竟然說：“北京不歡迎遊手好閑的人！”
K說他現在幾乎不去外麵吃飯；我們身體出現的那些小毛病，比如痛風、睡眠衰弱，都是外麵的地溝油吃出來的。大家吃著在盒馬購買的冬陰功火鍋，外麵是北京冬夜的刺骨寒風。
過了一會兒，K的電話響了，是C打來的，是九十年代最出名的搖滾明星中的一個，此後在各種音樂實驗中沉寂下來，現在的角色大概是“時代象征”。C說，他沒有地方去了，K說，可以來我們家。
確定C要來之後，大家似乎都很緊張，我們從中學時候開始聽他的歌，即將推開門的人會是什麽樣子呢？有種打地鼠的感覺，一些東西曾經消隱，然後在遙遠的某處跳出來，這種事在北京出現又不無尋常。
我做了北京版本的桑格利亞，打開一瓶又一瓶的紅酒、伏特加和切好的水果往燉湯的大鍋裏倒，最後再拿勺子攪和攪和。崩崩先去廁所脫了秋褲，坐下後框框連喝了幾杯紅酒和蘋果伏特加，她看到朝陽區毛衣上的牙膏漬、大兔門牙，看到我給她夾了大蝦，看到老朱在念班上學生的作文，然後就喝倒了。
隱約聽說有人要來，她起身穿羽絨服下去接人，剛提上鞋一抬頭，發現C出現在門外。崩崩想去抱他，C退後了，不好意思地說，為什麽現在都變成這樣了，以前去別人家聚會誰都不理誰的。
然後，C進來自己一個人坐著。
C瘦小，有茫然的大眼睛，戴鴨舌帽，穿的登山羽絨服和牛仔褲都是名牌，紫色拚黃色，但色澤暗淡，有陳舊或水洗的痕跡，走在路上可能會優先被查身份證。而lusi覺得那是故意搭配的，C皮膚黑，適合暗一些的顏色。
K問他，晚上沒有活動？C說，衛視和大廠的新年晚會都來邀請過。是那些熟悉的話術，稱C“老師”，他們需要C，也願意開價，但C不為所動，不想去。此前，許多綜藝節目請他做評委，人們似乎都著急勸他，“你在曆史銀行裏還存著一大筆錢呢，快點拿出來用吧，省得過時不候啦。”
C和我在同一個房子裏生活過，一家二環裏的四合院，我前司的辦公地，也是C二十多年前的工作室，現在他住在京郊的另一個大院子裏。老朱很激動，也有些喝多了，斷斷續續向C表達著她的想法：自己是深受C影響的一代人，但C已經不再敏銳了，應該睜開眼睛看看周圍，而不是寄托於抽象的事物。
我充滿惡作劇意味地拿藍牙音箱播放“絕對純潔”——一支朋友的樂隊，大概每場演出能賣200張票，每張100塊，C沒反應，於是改放《上班的感覺比上吊難》，是朱老師和幾個朋友胡鬧做的歌，隻能混跡免費場，但C像什麽都沒聽到。
無意中，不知道是誰切換到和C齊名的另一位歌手的歌，C如同剛睡醒一樣，瞪大了茫然的大眼睛：為什麽要放他的歌呀。
“你不喜歡他嗎？”我有點驚訝地問。
“多少有點矯情、軟弱了吧。”C評價說。
我居然問了K和那個女詩人有沒有睡過覺，K愣了愣，否認了，我從他的表情裏意識到這是個糟糕的問題，人為了避免上當，就會假裝什麽也不信、藐視一切，就會問出這種糟糕的問題。
他們或盤腿或蹲在沙發上，聊宇宙和哲學。基本上是K在教育C，大部分時間裏C在傾聽，偶爾辯駁幾句，但完全被K碾壓。從世俗意義上講，C混得比K好，但C尊敬K。這種事，從比他們更小的一代人到我們的同齡人中間幾乎不可能發生，雖然後麵的年代看上去似乎更寬容，平等。
我感覺仿佛附近的960萬平方公裏內隻有我們的房子在閃著光，不是因為C是明星，而是大家複製了一種隻存在想象中的生活，八九十年代存在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斷層的精神生活。
又過了一會兒，一位警官像全息投影一樣出現在我們麵前——門壓根沒鎖。臉還沒看清，京腔先傳來：“我說哥兒幾個，散了吧，大晚上的，過節聚一聚也差不多了。”K講了個笑話，甚至把警官逗笑了，他囑咐我們小點聲隨即離開。
C倒下的一瞬間，一直在跟K辯論：你懂音樂嗎？你會彈吉他嗎？K反問道，你分析過某個交響樂的譜式嗎，好像是貝多芬四重奏還是什麽的，C已經躺下了。
次日醒來，我帶著劇烈的頭痛、疲憊和未散的興奮走進客廳，發現C還沒走，像一隻貓一樣蜷縮在沙發床上，他睜開眼後神色坦然，四處找鍋子自己去廚房燒水喝，一看就像經常在別人家湊合一宿的樣子，保留了這樣的肌肉記憶，讓人聯想到他年輕時也輾轉過許多不同的房間，C曾在文章中寫道，直到上世紀末買第一套房之前，在北京住過平房、高校宿舍、地下室。這緩解了我們的尷尬，不必費勁想怎麽招待他。
然後，C問我們，昨天是不是直接睡過去了，“我靠，不然呢？”這是藍頭發女孩的os（編者注：overlapping sound，內心獨白）。
我們帶C去護國寺小吃，就是那家我在點評網站評論“我很難受，要去看醫生”的店，口味類似學校食堂，但價格貴得多，我們拿了鯉魚做的燉魚頭、紅燒茄子，番茄炒蛋，點了一盤醋溜木須，懷疑是醋精做的，嗆鼻。C看上去對味覺幾乎沒有享受性要求，又主動要了一個紫薯，細嚼慢咽，吃得斯文幹淨。
C跟我們講了他對現在的許多事感到困惑，他對土地充滿感情，同情農民，不喜歡馬雲。C覺得，盡管有曲折，但許多不合理的東西已經有得到糾正的曙光，我們的社會大體來說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此外，C還對與年輕女友的交往感到不解，困惑，似乎和他這代人的相處方式不一樣。C說他喜歡多接觸年輕人，喜歡驅車出行遊玩，我們約定有空一起登山，C回到京郊大院子裏，我們回到我們的房子。他為數不多的朋友圈內容是找助理，工資開得不低。他再也不能精準地打動我們，但比如魚得水的人好太多，確實是個誠懇的人，兒時偶像裏最不壞的那種。後來，我接觸過一些真正當紅的大明星，但再也沒有像C那樣留下深刻印象。
不久後，我掌握了打開那家護國寺小吃的正確方式——為了省錢，我點了豆泡湯配米飯，韭菜花麻醬白送，5塊5，比大部分地溝油外賣好吃，上海就更加嚴絲合縫，也能吃到3、5塊錢的雞鴨血湯，但決不賣米飯給你。
很快，我們發現自己已在此地引起公憤，被單元的鄰居們在開門小程序的留言板下聲討。該留言板的大部分內容是養狗、彈鋼琴噪音一類鄰裏問題的相互咒罵，一位名叫“堅決支持裝電梯”的和叫“堅決反對裝電梯”的罵了八十多條，我們常當樂子看。
終於，吃瓜吃到了自己頭上。一條帖子赫然映入眼簾：601的租房戶太缺德了，不知道做什麽工作的，男女混居，上樓使勁跺腳，進屋大聲講話，昨晚更甚，男男女女大聲說話、唱歌，一直持續到5點鍾，新年第一天就給你們遠在外地的父母爭罵，不肖子孫，滾出北京。下麵是捧哏附和：“就不能學學鬼子靜悄悄地回窩？”“老帽兒，家裏地頭走慣了，哪懂什麽街坊鄰裏。”
居委會打來電話，說接到投訴，得開個調解會。我們決定由老朱去*****。房東也被喊來，是一位住在二環裏的老北京，稱三環邊的這兒為“城外的房子”，言談舉止富有涵養，風淡雲輕間向高鄰們表達了歉意，也有理有麵兒地對我們進行了象征性的教育，事情就算糊弄過去了。
分別的時候，他不經意間想起來似的：“那個，我以前是他們領導，所以，人性這個東西你們懂吧，看我總是有點不舒服的。”
三十歲生日那天，我請大家在崇文門新僑飯店吃了自助餐，和我們想的一樣，找了幾個小工來把菜做熟了。我們吃得相當滿意，時不時爆發出一陣笑聲，我每天很少出門，但深切體會到北京是個偉大的城市，比起紐約倫敦也不遑多讓，相比之下，上海就過於無聊了，如果你看過安徒生的《豌豆公主》就知道北京的偉大，十足成色，一眼便知。
朝陽區說，“而真實，我已經感受到了，我是個有待鍛煉的天才。”
那個北京冬天的印象是幹冷，晴天，大風。2020年的最後一天，我們去紫光園吃了烤鴨和扒肉條，在北京，我們的臉逐漸被凍得紅紅的。北京是金色的，或者是銀子做的，所以，在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不能讓你過得太舒服，否則你會以為那是你的，想偷。
在回家的車上，藍頭發女孩和朝陽區彼此靠在對方肩頭睡著了。我想起女詩人的詩：“我們坐著過山車奔向未來。”我們坐著出租車奔向未來。
“工作半年倒還行，很輕鬆，北京很有趣，學到很多東西，見了很多人，錢不多，但是教會了我省錢，以及不被人宰，也比上學強，不用考試。”這是朝陽區的年終總結。
Part 2 2021
一
在冬天結束時，文學小團體獲得了機會，有編輯找我約稿。
那是一家我曾經經常閱讀並喜愛的媒體，在社會報道的低潮期，選擇另辟蹊徑做商業報道，擅長在辛辣的食材外麵塗上果醬，並獲得了好評和影響力，這樣的把戲終於被看透，在全盛期戛然而止，大家都覺得太不公平了。對方告訴我，有新項目正在重啟。
此外，他們雖然是自媒體，但卻有傳統媒體的優雅姿態，絕不允許員工使用“小編”這樣自輕自賤的說法，出了名的麵試難度大、要求高，工資平平，但應聘者卻不乏國際名校背景。
我和老朱一起去約定的咖啡店麵談。對方也是一男一女，女性看上去精致、幹練，腔調如同楊瀾般禮貌寒暄，男的像張春橋一樣眉頭緊鎖，朝我打量一番後開口：“咋滴，這帶的助理還是經紀人啊？”
從二十歲起，我在寫作上的偶像是L，一位騎士一樣的記者，在那個傳媒業的黃金時代四處采訪調查、揭黑，幾乎要把世界上所有的、那些想都不敢想的事搞清楚，呈現在公眾麵前，也是我幻想自己參與世界的方式。而麵前的人給L的書寫過序，被L稱之為媒體偶像，那就是偶像的偶像，我感覺自己不得不服用酒精。
如今，這幫人早已偃旗息鼓，把生態位讓給了提醒防小人的“你弱你有理”自媒體，接著就是教人從婚姻中獲利、不結婚就會晚景淒涼的自媒體，號召人買房、不買永遠成為無房戶（沒資格結婚生子，淪為下等人）的自媒體。共同點是都用威脅的口吻，不聽我的你就會下場淒慘。於是，人們的注意力就集中在這樣的事情上。沒工夫去關心別的。
然後，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自媒體。
他們告訴我，因為種種無奈，種種原因，導致環境縮小、壓抑、逼仄，傳媒已經無藥可救了。既然公共表達的轉向不可逆，於是看中了更私人的文學，表達的空間、手段都更多樣、廣博，幸好還有文學。
我們交換了對時局的看法，沒想到師長也和我們有同樣的苦悶，他們講述了經曆過的種種荒唐事，我們頓時覺得，自己生活中的這一點抽象簡直不算什麽了。同時師長還站在我們所不具備的高度，保持冷靜樂觀，放在宇宙中、人類的曆史中看，眼前的困境都隻是暫時，簡單來說，可做的比我們想象的更多，就算做不了什麽也還得盡力做。
毫無疑問，毋庸置疑，有機會為這樣一份事業效力，是我寫作至今最大的榮幸。他們想請我寫長江禁漁。我興趣不大，但報了其他的題目。“我們是看中了你的潛力！”
交談的最後，先生指出了來訪的目的以及事實真相。他對我之前常發文章的那家媒體不屑一顧，認為應當書寫更重要的東西。
“不過，貴刊以前那麽多記者，一個寫得好的都沒有嗎？”我想起曾在某個現場遇到過他們的員工，是非常勇敢的年輕人，便隨口問了一句，好奇他們怎麽會找到我。
“確實沒有。”女主編也搞不懂這是怎樣的一回事。像感歎孤葉凋零，遺憾後繼無人。
我舉了個例子：足球運動員也會狀態不好，這很正常。
“足球運動員狀態不好通常是出現生理性的傷病，寫作者不應該存在這個。”男主編不大同意我的觀點。
稿件遲遲未能完成，因為感到抱歉，二位再次來京時，我邀請他們來家吃飯，我要把朝陽區介紹給他們，98年出生的朝陽區是很好的詩人，有很好的審美，能帶來其他的好作者和好稿件，同時具備和師長們不同的視角，知道這個時代是怎樣來的，同時也明白自己這代人是怎麽想的。他和我一樣，也需要獲得這樣的機會。
女主編麵對滿地的書和酒瓶麵露難色，發現客廳裏無處下腳，她想了個詞：“波西米亞”——“你們家挺波西米亞的”。而偶像之偶像信步走進廚房看我殺魚，裏麵亂七八糟，蟑螂不算多，雖然還沒出現老鼠這樣的動物，但是遲早有一天會被發現的，我建議他眼不看為淨，他照辦了。
我燒的是上海菜：鹹肉菜飯、醃篤鮮、大湯黃魚。這對男女共計盛了五六次飯，說明相當滿意。
朝陽區講了很多：對寫作的看法、對亞文化、社會流行思潮的看法，他們安靜地聽著。我想我們吹了兩個小時的牛逼，我斬釘截鐵地告訴他們：“朝陽區是個如假包換的天才，如果你們的文學平台需要副主編，除了麵前的人以外簡直不需另做他想。”二位立馬用開放的態度，邀請朝陽區幫他們組稿。
要做類似東歐地下文學那樣的東西，我對這些沒有抵抗力。起好了小說欄目的名字，並被沿用至今。
等他們走後，藍頭發女孩才從房裏出來，對整件事感到不可思議：這也可以？兩個年輕人這樣胡鬧一般地輕易獲得了機會，在出版公司裏無法想象。
而且，我們可以以平等的姿態討論那些作家的寫作，我和朝陽區都一本書還沒出，在出版公司或其他場合的交談裏，得小心翼翼地對上口風才能談起來。
朝陽區興奮得都快發瘋了，這件事情的過癮程度堪比玩真人版足球經理遊戲或者大富翁——讓一個毛頭小子組建一支偉大的俱樂部。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稿件標準，我認為文學是價值觀的陣地。而朝陽區覺得，這是把不屬於文學的東西放到文學裏去了，等於另有所圖！
我們掰著指頭數同齡人中誰還能寫，而誰需要發掘——那些曾和他一起參加過文學比賽的人、過過詩歌生活的人，或者放著教培與互聯網的相對高薪不去，因為虛榮、幻想、軟弱、逃避現實，或者誌向去念創意寫作專業的人，這些人現在也許出過一兩本滯銷小說集，要麽是做了一個誰誰誰的學生，或者得了抑鬱症正在發瘋，朝陽區反複念叨這些可能還在搞文學的人的名字。
當然，首發球員裏最重要的肯定是K，我們告訴K，最好的媒體現在打算搞文學，正當其時，不可錯過，他之於這個平台就如同達芬奇之於文藝複興。K態度平靜、耐心地聽著，興趣不大，但還是決定把手上正寫的某篇稿子給學生們，他把見麵地點定在了薩利亞，K常帶兒子去薩利亞，認為薩利亞沒有地溝油，朝陽區網購了一些剛來北京時常喝的精釀啤酒作為伴手禮，K露了一手，熟練地用虎口開瓶蓋，父輩好像不少人會這個，但我們不會。藍頭發女孩在K的指導下固執地試了十幾次，直到皮膚發紅，我們認為她總有一天會學會。
二
朝陽區拜訪了那家文學app在梧桐區曆史建築裏的編輯部，回來時，他告訴我們，男主編喜歡騎自行車，也許是為了環保，兩位主編帶他找作家L約稿，L是我們青年時都很喜愛的作家，他們聽取和征詢組稿建議的人也都認為他們應該請L。
令人驚奇的是，在附近某家餐廳裏，L並不配合談論媒體理想、公共關懷之類話題，而是說起自己在另一個體係中的待遇和地位，比如那些掌握權力的人辦公室裏都放著誰的書，這和他在作品中表達的價值觀大相徑庭，以及一些文學體製內的邊界，比如誰誰誰不能得罪，我們感到訝異，並聽得津津有味。而兩位主編據說則非常生氣，為此放棄掉了撲克牌裏的一張小王。不過，他們最後還是合作了。
另一張小王是我的好友B。雖非情願，卻因地域書寫而出名，出過現象級的暢銷書，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為他的嬉笑怒罵所折服，而後見麵成為朋友，B成名後也一切如昨。
男主編與他來自同一個城市，但多年不曾回家，而B一直待在S城，主編問我是否認識B，我說熟啊，他有個短篇小說寫的就是我，於是二位破例回去約稿，邀請我參加飯局牽線，說給報銷車票。
女主編請B聊聊詩歌，B有些羞怯和欲言又止，最終開口花了十分鍾談一位國內詩人，不知道他不好意思談論的是詩本身還是國內詩人，照我看來，那是一位抒情詩人，但後商告訴我，他獲得過除了諾獎之外最重要的文學獎。
後來，B越聊越熱烈，幾乎有些過分真誠了。女主編歪了歪頭，笑著說：聽不懂，神情就像不懂外星世界，我看到B幾乎就要憤怒了。男主編及時救場，拿起啤酒瓶幹杯，把公共價值那一套又說了一遍，附帶了更多的誠懇。以及他們的自媒體是如何被消失的，怎能不令人惋惜，怎能不令人感慨，於是B答應為他們供稿。
朝陽區約了C，萌芽作家，廣義上的自己人，去香港念過書，人在紐約，從文學上，經曆上，都有坐標係可以給他們牽強附會，能省掉不必要的解釋成本，做營銷編輯這麽久，他已經很明白了。推薦的第二個女作家被拒了，說是寫得不夠“行”，有太濃/過了的情感，不符合他們的文學意趣。另外一個被拒絕的是K，簡直不可思議。
然後我的稿子也被拒了。那是一篇關於做共享單車運維員經曆的稿子，本意是寫巨大的網絡，但在田野的過程中，電三輪被盜，我經曆了像偵探一樣破案的過程，還窺見了一個京城家庭的興衰，我把這些寫下來，就像發現了北京城的秘密那樣。過去我被拒稿的次數不多，但編輯都很真誠，
“這稿子不行，換你之前報的那篇吧。”女主編說。
我非常生氣，像一個勇氣和心血被踐踏的人那樣回了一句——“別跟我扯Non-Fiction，我就是Non-Fiction。”從而避免了那篇文章可能遇到的不體麵的命運。
出於難以置信的原因，我還是參與了接下來的便飯。“你要願意聊我們就再聊聊為什麽。”“是因為你傻×啊。” 女主編禮貌而難以置信地“嗯？”了一聲，我重複了一遍：“是因為你傻×啊。”
“在你們這兒發稿，我為什麽不自己出書呢。”
“小×崽子，挺有能耐啊，給你臉了是吧。” 男主編臉垮下來，喊服務員：買單！
“對，記得買單。”我附和道。
他起身去櫃台買完單出門，女主編聳聳肩：你把我老板惹生氣了。連忙出門去追偶像之偶像，朝陽區臉漲得通紅，愣了一會兒，也走了，我和老朱在那兒喝掉了其餘的酒，甚至喊了另一個朋友來把剩下的菜吃完。
我在豆瓣上看到女主編對B的評價，給他的新書打了兩星，理由是不喜歡油腔滑調的方言，不喜歡故事被巧合推動，此外，她把書裏一個實驗性質的、以接受記者采訪構成形式的短篇小說當成了創作談，發出質疑：“才寫多久啊，就安排上這個了？”
這幫人找了一圈，最後認為非虛構寫作者不能擔此重任，宣布在廢墟裏淘寶失敗。改請社會學人類學學者在平台刊登他們的田野筆記，最後，幹脆自己親自上陣，以更高的姿態俯視著完成了對S城的書寫，從商業文明的角度告訴你為什麽這片土地衰落，好像這一切真的有道理可講一樣，仿佛留待最後才摘的果子。
先是嘲諷、消解，尾端才拿出真相示人。此外，還花了大量的時間去寫如今占主流的，觀點和他們截然不同的年輕人是如何形成的，想借社會學人類學的名義從學術上去解釋他們的失敗。
我逐漸搞明白他們想要的東西，就帶著田野的專業去解釋一件事情，同時混合中產階級的俏皮，在口吻上冒充一個老派英國人，像壽司師傅叉起一塊三文魚，告訴你——這就是真實。
啊，這種東西我在疫情前愛得要命，就像貝殼擺放在海族館裏，被控製了流動的方向與可能，寫的人和讀的人都是安全的。可現在，我們都隻想活在真實裏。
此前，我大概是讀了一些二三手社科書籍吧，講羅爾斯的無知之幕之類，想寫東西告訴大家，體力活兒不容易，你隻是比別人更幸運而不是必然，以為這些能成為共識。
對議題的敏感也和自身際遇也有關係，在我還是個少年的時候，大約是打算攢錢買什麽東西，路過一家工廠，想嚐試工作。一般來說，十七八歲的城市少年會在類似20年前的萬達那樣的商業體裏找事做，去賣衣服或者在寵物店、奶茶店之類的地方每天站12個小時，腰酸背痛不必說，但可以適度和同伴打鬧，跟顧客開玩笑。
流水線顯然是我生命體驗外的場域，生產了10天電腦元件後，我像個即將失去生命的人那樣需要溫度和食物，準備離開。人事很凶惡的樣子，要工資不給。我去勞動局投訴，門衛問我：你來做什麽？
聽完故事，他說，我不知道具體情況，但一般來說，你肯定是做了不對的事情才不給你工資，還是不要告了。看到這樣的情形，我知道沒有拿到工資的希望，時隔很久仍覺得屈辱。我看到的網民，其實和那個門衛是一樣的，我已經很熟悉了。
和我同一條生產線的女生，已經提了半年離職都沒被批準，如果自動離職，就拿不到當月的工資。此後，我常常想到，那些被賣到世界各地的電腦，有多少是白白付出勞動的人做出來的。
我幹過體力勞動，也做過辦公室工作，對大多數人來說，毫無疑問體力勞動艱難許多，無論是便利店員做壞一杯奶茶、擺錯貨的位置，快遞員丟件，都得馬上承擔及時反饋——被罰款和訓斥；而辦公室工作的容錯率在同等時間內大得多，不會時刻神經緊張，或者有那麽明顯的被欺負的感覺。我時常感覺，對血汗工廠的勞動者寬容一些，就是對自己可能的處境寬容一些。
我沒有完成這份工作——在網絡音量最大的那批人投入體力活大軍前，這樣的觀念被認為是聖母言論，未能覆蓋社會，收到的回應是“規則麵前人人平等”啦，“誰的工作不辛苦呢”之類。在我看來，倘若不具備能力忽悠別人為你吃苦，恐怕沒有什麽非凡才能是持久、在每個時期都被承認的。上一個時期的優勢，在下一個階段可能就會變成累贅，如果不提高對基礎工作的寬容，遲早就會把自己逼到無路可退的地步去，讀過書的人應該懂這些，是把工廠變成世界還是把世界變成工廠。
我意識到了自己的幼稚和一廂情願、還有愚蠢，無形中給他們做了精神按摩，人們不需要知道這些，或是早就知道這些，這裏的人有這裏的生存智慧，我不再寫那樣的東西了。
忙活了兩個月，朝陽區獲得了600塊，我賠了至少6千塊。都是22歲，趙家璧遇到了魯迅，我們遇到了什麽？
過了一陣，我遇到了曾經在他們手下幹過的記者。向記者提及這件舊事，對方不意外，告訴我，女主編喜歡在辦公室裏罵下屬蠢。這段經曆很少提起，因為說出去別人不會信，這麽一個高舉平等、人文精神和商業文明大旗，思考人和技術關係的媒體會對員工軟暴力，此外，我還有朋友在麵試時被男主編罵哭過。
這家平台的奇聞還包括嫌自己約來的作家稿子太長，稿費隻給一半，而他們找來的非虛構負責人——是平台前身媒體的老下屬，非常踏實的一個人，能在他們手下幹這麽久就是一個證明——最後被拖欠了工資。聽朋友說，他現在去了一家我們看不上的下沉媒體，工作得很仔細，生怕做不好。
與此同時，他們作為有良知的媒體典範，正被介紹到世界上去。男主編和女主編的名字孤懸於海外之上，我們這個世代的故事就要由他們講。其實這幫人思路非常清晰，騙幾個訂戶，消耗掉媒體的最後一點遺產，吃最後一口飯的事。做販賣不可再生資源的生意罷了，這幫家夥連子孫飯都要吃光掉，讓後人不用費勁去打掃。需要說明的是，吃子孫飯的不止一個行業，但肯定包括他們。我以後不會跟這種人再來往了。
回想很多所謂的反體製精英，在我成長曆程裏發揮的作用，無非是建立一種虛假的承諾，不來自理論的討論，也不來自現實的教訓，隻有不斷生產排行榜和所謂商業社會的殘酷以及公司法務的威懾性，我受難了他們要憤怒一會兒，我的青春苦悶也要假惺惺地感同身受一下，到了點也紀念一下，但他們又是敵視社會的人裏最喜歡品質生活和《紐約客》的那一撥。可怕的事實是這些人做的好事還沒有他們的反麵做得多，卻又在過程問題上沒什麽自覺性，這也是在邏輯上這些人麵對他們的反麵非常捉襟見肘的原因。有朋友說最近幾年是八十年代真正消失的一年，媒體意義上是，因為舊公共知識分子已經被把搞綜藝節目當意識形態戰場的新公共知識分子（有所謂個性的）替代了，屬於我自身的成長絕不是由莫名其妙地改開出版史完成的，絕不是文化人體蜈蚣，被漸進的文化資本積累操縱，也就是說，我身邊的人裏不因為所謂的附近性而成了我生命裏的主角，正是這種經驗沒有把我徹底搞完蛋，祝大家一切順利吧。
——朝陽區
合租生活以馬桶壞了而告終，我成功地把舊馬桶拆了下來，並裝回去，但它並沒有恢複原有的功能，朝陽區正和藍頭發女孩打得火熱，不能忍受屎尿問題，也需要大一些的住處。於是他們搬去了真的朝陽區。
我和朱老師奔向海澱。
三
搞明白向下的生活是怎樣的一回事似乎非常容易，大部分人都從此中來，隻要去吃苦，習慣於被欺負就行，另一些人大概去國外念書的時候打過兩天工洗過盤子什麽的，也以為自己從此悟了，知曉了社會運行規則、貧富之間的秘密。
而向上看起來就不一樣。我學曆不高，又兩三年不曾上班，炙手可熱的互聯網大廠不會要我，我一直在躲避這些又想搞明白時代運行的秘密，而且，摸不到錢，也就摸不到社會的一部分。
說到工資高，這是把大廠當傻子，“高”隻存在於某幾年，到了這屆校招生已經和高薪沒有關係，低於公務員，後來者更是和普通辦公室工作沒區別，但好在工作環境相對講理，福利齊全。
一切得來全不費工夫，朱老師入職了某家海澱大廠，大廠在當時幾乎代表了社會主義，新來的員工和實習生們熱衷把免費的下午茶、健身房發在社交平台上，大家似乎都想得很明白：996，PUA是其中必要之惡，裁員更是正常的商業法則。
唯一的麻煩是附近房少價高，在中介和房東的快速反應下，公司房補甫一推出，房租立刻聯動到與漲幅持平，對房補範圍的規定頗為詳盡，兼顧人性，囊括步行、自行車、出租車分別在多少分鍾內到達，大致以工區為圓心3公裏，我們在其邊緣找到了房子，一棟八十年代的單元樓裏的18平米房間主臥，在某個高估了人類主觀能動性的地圖軟件裏顯示騎行13分鍾可達，符合房補要求，其實並做不到。
搬來的第一天，就發現冰箱裏放著當日的公司下午茶，原來室友也是同一家大廠的員工。這位程序員出身北方小城，有固定女友，正攢錢買房，雖然氣質大相徑庭，但對我們偶爾的聚會（搬到海澱後，次數已經少多了）沒有表示過任何不滿，這使我擔心他會在飯菜裏下毒。
我不止一次在小區撿到過大廠工牌，被掛在單元門上，公司內網顯示主人已經離職。窗口的大道能眺望中關村的大屏幕和遠處的西山，仿佛身在互聯網時代的延長線上。但居住環境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計劃經濟時代家屬樓，從外地來找我玩的朋友望著這些筒子樓很失望，說北京太土了，我說你懂個屁，這是社會主義的崇山峻嶺。
身在其間的充實幻覺與幼時無二，菜的味道，土豆、芹菜，南北方都有，每個人都在拿工資的味道，小區裏隨處可見孩子奔跑，對口的學校就是海澱六小強，為了讓孩子搶占更好的教育資源，花不可思議的大價錢搬來差得多的生活環境裏，居然讓我感到幼時畫麵般親切。
原住民住在裏麵的已經不多，現住戶基本是大廠員工和陪讀家庭的名校孩子，除此之外的人舍不得花大價錢租老破小。該廠食堂在一次貪汙案發後被某家以難吃著稱的餐飲集團承包，後勤負責人被送去踩縫紉機，說實在的，比他們的實體店還難吃，但食譜參考了營養學，蛋白質、維生素都能得到保證。
方圓5公裏內隻有一家新鮮水產的菜場，幸運的是在我樓下。
住在這裏，我總會想起那部以園林命名的電影，二十多年前，女詩人和H在校園裏，K和畫家、詩人、本地土著、打工者們一起擠在沒有暖氣的大雜院。這些圖景離我的住處不超過2公裏，如今早已遍尋不到，那裏已經是互聯網公司的天下了，大部分的人還活著，快活地活著，把自己照顧得熨帖，隻是變了模樣。
我們學會了“登山”這個海澱活動。通常隻是找個由頭不待在家裏，本質除了自虐沒什麽好說，但其間大有深意，其風險程度遠比逛公園高。得定計劃和路線，路線常有七八條之多，風景好，能感受到蒼茫，是北京生活裏具備快感的自虐行為之一種。
老朱的同事們也活在海澱名校的延長線上，此前的大廠招過不少三本甚至專科生，也都賺到盆滿缽滿，近幾年的畢業生在學曆上確實是最優秀的，也是最心神不寧的。
我必須要憑借記憶花幾百個字描述某個問答網站的高讚回答，那是一幅互聯網上的時代畫像。那個問題是：“為什麽要上985？”
回答大致是——那年，你從山裏考上985，老師主動送上助學貸款，校園網免費，食堂一個菜3毛錢，室友素質高，找到了和你一樣奮鬥的另一半。畢業那年，你輕鬆獲得了華為或者騰訊的高薪offer，和你一起遞簡曆的其他學校的同學消失在茫茫人海。幾年後，你積累了足夠的經驗，決定跳槽，有校友內推，順利工資翻倍，攢夠了首付。後來，你有了孩子，父母都是985畢業的小孩也得到了良好的遺傳，特別聰明，一直是班裏第一名。畢業後十年，你的房貸已經還清，買了寶馬，夫妻都是中層管理，年薪兩百萬，與此同時，那些不好好念書的初中同學得去做辛苦的工作，高中同學生命不順早早離婚，這個時候，你微微一笑，為什麽要考985呢？
為了擘劃這人生圖景，答主足足打了數千字，我摘錄的不及其一。這個回答有6萬多人點讚，也就是說，是6萬多人的生命圖景。
不久，雙減釋放出來的大量人才湧進了互聯網教育線，一個地方守不住的，在另一個地方也守不住，大家都知道精簡是時間問題，現在隻是基於大廠的體麵慣性嚐試作困獸之鬥。
老朱主要的工作內容是開發AI課程，邏輯是這樣的：國家隻是禁止人來上課，沒說機器不行，那麽我們可以把課程做成人工智能。去競品實體店做產品調研時，毫不意外地被店員戳穿了，因為暫時沒有顧客對複讀機感興趣。
新團隊一半時間在宮鬥，另一半在假裝宮鬥，有老教培仗著自己資曆深，心裏沒數，開始提前對組裏其他人做管理：大家的績效是由我來打的啊。這位女士興致勃勃，打算大幹一場，結果轉正的第二天就被優化了。
不僅加班不多，甚至組裏的“自己人”還常下班後窸窸窣窣在我家聚會，和傳聞中容易猝死的高強度工作大相徑庭。老朱的領導得體、聰明、帥氣，隻要不準備和你“爹”就完全不“爹”（編者注：爹，爹味，互聯網用語，指一些男性整天都是想當別人爸爸、教育別人），截止“雙減”前的職場生涯一帆風順，一步一步升上去的，薪水和應屆生時候比翻了不止5倍，有一個鄰廠履曆相似的女朋友。
但他的位置不久前被讓給教培高管了，到手的收入也降了些，因而前途蒙上了陰雲，這種絕不浪費時間的人居然頻繁出入我們的房間嘻嘻哈哈，可見其被動和苦悶，他對康波周期（編者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論，指在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中存在著45至60年的長期波動，這種長期波動被人們稱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堅信不移，經濟的下行、上行都隻是暫時，和曆史規律作對沒有意義，計劃買房，入場。房價遲早會更高，先購買入場券，進學區，紮根，現在買不起的人以後隻能更買不起。
老朱在朋友圈看到她曾經的學生們在山上搭帳篷站崗，檢查通行證。也有來北京的，一位在做廣場安保，另一位做了公交車安全員，還有即將入伍的學生在微信上和老師告別，老朱問他去哪兒？“青海武警。”
那年印有公司logo的福利月餅在內網的流通價120左右，需求是買來寄給親戚朋友。老朱希望主動上裁員名單，但空降的新領導說並沒有發生裁員這樣的事，讓她老實工作。這種馭人之道順理成章，但在大廠卻有扯皮的空間，老朱告到了紀律道德委員會，認為沒有做到溝通坦誠，違反了“大廠範兒”，HRBP禮貌認真地記錄和傾聽了。
教育線的頂頭上司主動找老朱談心。這位中層出身於科研世家，在學術道路上走了一半，創業未果，決定來大廠工作，認為做教育才有可能性，教育才能麵向未來，勉勵朱老師無論走到哪裏都不要放棄教育理想，兩個名校生之間的片湯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老朱帶著遣散禮包離場。
與我同齡的朋友們麵對就業形勢更加嗟歎、傷感，但自身大多未受波及，不僅沒有失業，連降薪的都很少。也就是說，倒黴的都是畢業一兩年的，其次是年紀大的，但也賺了整個紅利期的錢，就像傳銷模式裏的“1040工程”（編者注：1040陽光工程又名1040工程、純資本運作、自願連鎖經營業、民間互助理財，是一個層壓式推銷騙局）架構圖，上“總”以後，光榮退場。
四
工作邀約無數，靠譜的基本沒有，另幾家大廠的教育線還在靠慣性招人，開出半死不活的工資，稍有理智的人都在換賽道，老朱不想再來一次了。
沒人知道“王陽明研究院”是幹嘛的，但工資奇高，獵頭幾乎到了死纏爛打的程度，說：“哎呀你不要猶豫了，一個月的工資我得掙半年。”驅動力極強。這種話術不像正經獵頭，倒像健身房或者理發店銷售，老朱上地鐵才覺得不對勁，但已經答應下來。
麵試地點離住處兩個小時，地鐵再轉265，下一輛265十分鍾才來，2.6公裏，索性下地鐵騎車過去，途經紅軍營、勇士營這樣的地名，道路像一條長河。
別墅門口擺著一尊王陽明塑像，說不清是買的還是租的，麵試者在塑像前挨個簽到，排隊等候，一絲不苟，程序挺正規。隻招清北複交和世界Top10，前半句很明確，後麵製造了空間，我在簽到簿上數了數，麵試的優秀畢業生得來自二十多個學校。以前去那些大公司麵試時，門口的等待者很少交流，保持禮貌、謹慎，把對方當敵人都來不及。但此刻走廊上的人都有些狐疑，說到底，是在試探、觀察。
我很快已經知道了身邊3位的人生梗概，一位做投行，比較有經驗，另二位和老朱差不多，來自教育和互聯網，想法子賺了不少錢，但即將失去飯碗，“應該可以去，但也說不好。”那位做投行的總結道。
以為完事兒了，還有第4輪，3個小時的持久戰，我得出門抽根煙。太冷了，腳趾像踩在鐵上。旁邊是一個足球場，興趣班的孩子，教練是女生，不到1米7，挺精神，比我想象中的職業運動員瘦，怎麽對抗啊？我想。但腳下真靈活，踩球、拉球都一絲不苟，一旁的男教練有些鬆勁兒，還得陪他們玩兒，大概是師兄。以前是省隊的，女教練教孩子用右腳停球後，向左做假動作，左腳繞至球後，再把球帶向右邊。
一位家長看起來像“虎媽”的類型，生怕孩子沒練到，手舞足蹈地和教練一起指揮，著重訓練服從性，跟教孩子做數學題似的，真是服了。
“你想想，教練讓你做這個動作，是為了幹嘛？”另一位家長正引導啟發兒子動腦踢球。戴個眼鏡，塊頭挺大，穿登山靴，說自己喜歡滑雪，聲音挺熟，像我上個公司老板和員工談話，一模一樣，信奉知識、友善和耐心。
老朱通過了麵試，但決定把工作機會讓給小公主，小公主是她教培工作時的同事，把職場當作遊樂園和大冒險，一見麵就能夠越過名校talk的試探，直抵話題險峻之處。生活中的樂趣是在家聽肖斯塔科維奇、瓦格納和說毛姆式的刻薄話，這使他不僅第一批嚐到失業的滋味，並在接下來的麵試中屢次被經驗豐富的大廠HR識別出來，雖然覺得沒麵子，也擔心清華本碩的簡曆花掉，但無疑他十分需要這份工作。
而老朱則主要是不能忍受6點起床。其次，那時的就業市場看起來還有靠譜機會。
我們還是用小公主的語言來介紹這次奇遇吧。
首先，麵試官對其教育背景予以肯定，又對他一事無成的現狀進行微微地挖苦。入職後，在食堂，小公主麵對鹹的發苦的菜準備去廚房倒掉，被洗碗的阿姨罵了一個狗血噴頭，才發現牆上“不浪費一粒糧食”的赫然大字。他驚愕之際賠了個不是，罵人的阿姨又一翻臉轉為素日的寬宏大量和藹可親。
該研究院的主要業務內容是幫企業家解決心理問題，讓他們花大價錢來吃吃饅頭白菜。比方說，某企業家有一個理發店或者裝修公司，員工上百人，能養活，但手下的人懶洋洋的，不求上進，不好管理，於是購買研究院研發的網課，來折騰他們強製學習，背誦經典，據說效果卓著。
而麵授課程則提供給身家上億的儒商，比外麵所謂的“總裁班”務實，比如老公發了財，老婆擁抱不了變化，於是就來這裏陶冶性情，學習傳統文化。
他甚至打算在這個莫名其妙的研究院裏識別到了同類，正打算搞破鞋時，因為在每日例行的抄經活動中抄錯了一個字而被開除，上了四十多天班，帶著普通人一年的工資走人。
所以我也搞不懂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兒，我覺得他們現在應該不用開這麽高的工資了。
五
而朝陽區則發現他上班的辦公室已經是一艘忒休斯之船。
前幾天電商那邊有顧客投訴，說封麵和網圖不一致，其實是加印之後把封麵的不幹膠改成了四種隨機圖案，市場部害怕扣工資，催得很急，就重做了海報，改了說明，這件事發生才知道合作的這本書的責編離職了，悄無聲息地，是個很好說話很認真的同事。很多同事都離職了，隻有老板每年叫苦，賣慘，但就是不轉行，不知不覺已經賺到了很多錢。
朝陽區說，書當然不會完蛋，但出版業已經被奪舍了。為了多賣點書，先是幫媒體引流然後被媒體壟斷話語權，背棄實體書店幫互聯網公司引流，來者不拒，現在給各種隔靴搔癢的文化產品引流，把傳統積累下來的讀者全部賣出去，討一口飯吃，
他辭了職，以賣舊書為生，同時和一個朋友翻譯羅伯特瓦爾澤。
在北京，我們每一餐都吃很充足的食物，但生理上總是很饞。
中午12點、下午1點和4點，幾位大眼瞪著小眼，開始搶秒殺團購，選擇心儀的套餐，等待發令，如同箭在弦上，因為緊張而反複試驗數次。隻有頁麵精確地從“即將開搶”切換到“馬上搶”的第一時間點進去才有望付款成功，否則就會出現“您想要的商品已經售罄，看看別的吧。”
大部分是虛假折扣，把涼菜標價60塊然後再打3折，有些套餐可以在北京吃到和地方同樣價格的食物，通常標注“僅限新客”，像點評平台地推說服餐廳主人的那樣，先低價吸引人嚐鮮，再希冀他們來原價消費，比如9塊的重慶小麵（通常在北京賣18）。有些是真虧本，一個80元的日料套餐裏提供壽喜鍋和金槍魚刺身，僅限每天4張，但引來最多的人堅持不懈地搶，如同拉磨的驢，我們配合最默契的時候，被朝陽區搶到過一張。
“僅限新客”的套餐是最實在的，但往往最短命，多數時候，隻有虛假折扣店和吸引人拉磨的店用老貨打擂台。還有免費試的白食，5萬人爭奪50個名額，國考和互聯網公司麵試都不能與之比擬。每個商家界麵需要動手操作的時間在5秒鍾。也就是說，老板用錢和白食換5秒鍾頁麵的停留時間，大部分店的生存周期不超過半年。
具備玩“秒殺”和“霸王餐”遊戲的資格需要每個月寫5條百字點評。我們有時寫得很認真，堪稱文學作品，有時則妙用流行語，掌握了yyds、暴風吸入、絕絕子的用法。任何一位寫正經東西時的稿費都高過從中占到的便宜，但大家樂此不疲。
朋友圈被D的去世刷屏了，甚至短暫地上了熱搜，除了強製文化彈窗外，文學界很少有什麽東西能在互聯網占據空間。給外界傳遞的信息是：去世了一個教授。
K發了幾條斷斷續續的狀態，迷迷糊糊，從早喝到晚，那些新青年網站、文化傳媒界的朋友們都來了，像一場歡快的聚會，在網絡上現場直播送別，參與者裏有擅長PUA下屬的人，有掌握話語權和資源的惡棍，他們並不真正知道為什麽年輕人紀念D。許多人隻是需要由頭歌唱，提醒自己年輕時也有過，連回光返照都不曾幻想。D一直保護年輕人，而他們每一口都是在吃掉自己的子孫。
無論持什麽立場，大部分人們隻愛生殺予奪，隻有D保護人。D保護自己的學生，那位學生喜歡女詩人。沒有什麽相互激蕩，但做得比招一招手更多。K說他為現在的年輕人感到遺憾，再也沒有運氣碰到D那樣的老板。
我發現，在武漢疫情時關注的人開始互相指責對方的城市連作業都抄不好，被指責的人抿住嘴唇、握緊正能量、轉發加油。
看到其他地方正麵臨困境，就為自己的城市而感到自豪，是2021年熱愛家鄉的體現。在這樣的基礎上，反映城市生活方式的電影刷屏了，我認為這是那年的年度賀歲片，許多東西都在自己的延長線上。
Part3 2022
一
在這個時代賺得盆滿缽滿的人裏，並不包括歌手Q。她沒有加入大潮，甚至沒像C那樣把作品變現，一代又一代喜歡她的年輕人接住了她，就像護住風中的燭火傳遞下去，大概因為需要一個助理但請不起的緣故，她常向人傾訴煩惱、困境，或種種計劃打算，有時顯得缺乏距離感，不是每個人都受得了，再善意、耐心的人也會忍不住離去。但總會適時出現下一個，如同一場接力賽。許多擔當過這個角色的人已經離開北京城，或是從文藝青年中退場，而Q還在創作演出。
Q有時演出狀態不好，草草了事，有時又會超時，影響下一支樂隊或觀眾趕地鐵，我看過的幾場，她的興致都不錯，結束後對後台圍著問這問那的觀眾說，等會一起吃飯吧，然後特別不好意思地補了一句，要AA哦。
商業資本不會理她，認為她不遵守規則，缺乏職業精神，功成名就的同齡人們有時誇上幾句，但路得自己走。有些年，Q住在地下室裏，落下了風寒的毛病，另一些時候則收入不壞，與白領參差仿佛，最近幾年，Q的居住環境和我們差不多，租住在東邊某間老一居室。
現在，輪到lusi了。Lusi和我們走過不同的道路，畢業於北京X中這樣的學校，在中學時期就在社團做文學雜誌，那些東西本質上是二代的玩具，但也有不錯的嚐試。接著像國際公民一樣，各大洲轉了一圈，經曆必要的遊曆和旅行，最終回到北京。入職出版公司，一心想幫Q出一本書。
公司還算開明，在報題和選題會階段抱有開放性態度，但工作難度不小。Q的隨筆有才華，常讓人感受到九十年代散發的氣息和可能性，像個女孩提著包在路上走，有茫然，期許的目光和力量，表情和今日不同。但有時不成章，風格自由落體，在一個非常優秀的未來主義段落之後緊接著一個老幹體段落。其次，書號都在出版社那裏，說服他們需要四步：知道Q牛逼——發現Q是個可愛的人——認可她的文字才華——決定在社會層麵落實，也就是給她出書，每步進展都需要契機。
Q的大腦過分活躍，行為則常跟不上，總是同時和ABCD發消息說打算見麵，最後見的卻是E。也不用團購和點評軟件，在買單時經常吃虧。
Lusi的男朋友一術剛到北京，和我一樣的茫然——被偉大擊垮了。如果在北京看到一個廣東人，就難免會想捉弄一番，況且還長得非常清秀，於是我給他買了一大罐豆汁——還不是店裏打的，而是超市裏賣的、不知道是什麽發明家研製的易拉罐製品，這就確保了無論愛不愛喝豆汁的人都會覺得喪心病狂，他居然喝了一大半才從豆汁裏紮出來，像在泔水裏憋氣一樣滿臉通紅，我問他，“好喝嗎？”
“也太難喝了吧。”
於是，一術產生了和我剛來北京時一樣的戒斷反應，雞肉說不合格，豬肉說有味道，羊肉不吃，牛肉能買得起的都說假。我們去一家腸粉店吃飯，突然，身邊一位北京大媽和外地姑娘吵起來了，拍下視頻會上熱搜，但很常見，大概每年都會碰上一次（公道地說，類似的事情在外地碰到可能還不止一次）。
我已經學會把它當笑話看了，北京大媽劈裏啪啦地擺出珠穆朗瑪峰那麽多的比喻和氣勢，小姑娘翻來覆去就一句話：“可我尊敬您呀。”Beyond的歌裏怎麽唱的？“風雨中抱緊自由。”
很快，一術主動地把夥食從粵菜調整成了驢肉火燒。
他們在胡同裏租了房子，大家在屋頂上穿行，我笨手笨腳，lusi和一術則非常輕盈，幾乎不發出聲音。
Lusi寫道：
奇怪的北京
揉合我們散亂的憂鬱
這是戰時狀態
在高處當過鏡子的樹葉們
已經快樂地散落
我碰一碰你
在這些房子後麵
如果冬天不是真的
如果它不閃現
二
這一年的好時光特別值得被記住，我們關於美食的探索漸入佳境，發現了一家叫和田食堂的餐廳，前身做土耳其菜，經理還是以前的經理，中亞人，背頭梳得一絲不苟，壞笑著不太老實，菜則很棒。
店裏的食物簡直是商家的饋贈，糕點勝過上海國際飯店的蝴蝶酥，烤肉88一斤，什麽調料也不放，蘸鹽水吃，飽含鮮美的汁水，過油肉拌麵和韭菜黃麵重塑了我對麵食的認知，配上尤拉超市的東歐啤酒——那裏至今留存著濃重的“倒爺”時代氣息。一百來塊錢兩個人可以消磨一下午，你簡直不敢相信花這點錢能吃到這樣質量的東西。在北京，這樣的好事存活周期不超過3分鍾。晚上有民族樂隊演出，賓客興致來了就地跳起舞，兼具風度和熱烈。
此外，附近的主顧包括使館工作人員及家屬、大小商人、國際倒爺，我曾看到過一座穿製服的肉山被七八個人簇擁著走出包房，氣場強大，軍帽上是某個中亞國家的國徽，問背頭經理該肉山是何許人也，“前蘇聯的將軍”，他狡黠地一笑。
何偉也曾長期混跡於此。有人分不大清楚，上阿塞拜疆老板開的餐廳表達對俄羅斯文化的情感，讚頌adana烤羊肉，點評道：“這才是男人吃的東西呢”，老板也樂見其成。
這個街區許多人和事都不乏神秘：就一家餐廳經理的要求來說，小阿實在是過分有風度了，英語和俄語都很流利，很好的打扮和教養。當然，現在樣本的複雜性小多了，都是一些看起來生活穩定的留學生和使館家屬，混亂氣息已不存在，和田也隻是一家不同國籍的人都愛來光顧的餐廳。
三月裏，我幾乎一半的日子都上和田食堂來。一天，我看到隔壁桌的男性油嘴滑舌，一直勸女性過量飲酒，而女的看上去像對這套一無所知。老朱甚至打算偷偷提醒她別喝多。但二人明顯都在興頭上，向台上演出的樂隊友好地試探——像對老外說話那樣，生怕別人聽不懂的感覺——“你們會唱Bob Dylan嗎？能不能點一首Bob Dylan。”幾位民族小夥子對視了一眼，禮貌地拒絕：抱歉，我們不會唱Bob Dylan，下次吧。
“不然今天上我家去吧，你都是我妹妹了，我還能把你怎麽樣。”有聲音從我背後傳來，他們已經吃得差不多了，俄頃，二人一道親密離去，不記得是否挽手，但無疑靠得很近。
不久後，我看到熱搜視頻，姑娘是職場成長向短片裏的主角，她創業的平台剛上線。這更像是一個2017年會發生的事情，這樣鮮活的形狀已經很久沒看到了，不正是北京的魅力之所在嗎。
六月重新開放堂食的時候，演出沒有了，原來的經理換成了一位河南阿姨，也相當熱情，耐心，但餐廳口味下降明顯，後廚常傳來爭吵，羊肉被烤過火候，加麵總會被有意無意忘記，糕點也不再出現在前台售賣，公允地說，以北京餐廳的正常生命周期來看，它保持的高水平已不算短。正因為如此，會讓人特別懷念。
在北京，我們對吃熱愛到了過分的地步了，追逐口腹之欲，本不應該這樣的。我們不再玩吃屎的遊戲，試圖複製出接近原產地的東西，讓心裏充盈一點。溫州村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我們的訴求，春天，我提著墨魚、海瓜子，秋天提著梭子蟹，帶著一兜子腥味回家，街上常常沒有人，一個人都沒有。宏偉的中央電視台，國貿依次衝我走來。
我自學的壇肉，乃至尖椒幹豆腐、炸雞蛋醬、蒸豬血，都有模有樣，吃的同時想象著東北生活，豐饒、富足的過冬，灰色的筒子樓和遠幸福於南方的集中供暖，是本就有的共產主義美學，在北京，你可以想象自己身在中國任意一個地方，和任意一個地方產生連結，這就是首都。
春天的記憶山明水清，十分明亮，亮馬河邊挺自由的，據說明年就禁止下水了，遊泳的老人們像世上什麽都沒發生過一樣嘮嗑，大媽說：“現在關於新冠的後遺症有幾種說法，有說傷肝，有說傷肺，還有的說影響生殖。”
“影響生殖，這個比較嚴重。”大爺說。
我在北京的每個住處附近都有老年人自發的遊泳點，無論是東城的什刹海還是海澱的昆玉河，他們從家裏拿來時鍾，搬來石頭造上下水的台階，甚至還有簡易更衣室，不讓他們遊泳，在河裏放玻璃渣都不可能。
疫情期間成年人鬼哭狼嚎，孩子們可回到了正常世界，小區裏有打槍戰的，有捉迷藏的，總之魚翔淺底鷹擊長空萬類霜天競自由，活動場上的都差不多8到10歲，有一撥兒傳地滾球搶圈兒，20米外沙坑裏那些七分褲涼鞋眼鏡青春痘的家長不樂意了，指著踢球的孩子念叨：“你這要是砸著人怎麽辦，別踢了。”說了得十來句吧，把他們直接給趕走了。
踢球這邊家長先是沒說話，後來出來個穿阿根廷球衣的大哥講道理：“我們先來的，現在你們一人占一邊，家長都看著在呢，沒事兒的。”後來徹底煩了：“你別拿手指喚我，也別衝孩子。”大哥步步向前，小鎮做題家身體不由自主後退，夢回初中被霸淩，眼裏露出屈辱。
我賭十塊錢，接下來他得打電話找管理員兒。然後還是各安天命，飯菜飄香。事實上，你走在小區裏，能看到的就是這麽一副荒唐的情形。
我注意到，很少在街上看到比他們大的孩子，初中生和高中生已經不大看得見了，好像出了趟遠門，回來就已是成年人。網課和夏天結束了。女歌手Q的書被出版社退稿，審稿意見裏認為她寫法陳舊，懷疑部分段落描述的是吸毒感受。
三
這是朱老師三年裏的第三份工作：一家創業公司的戰略崗。直接為老板——某家獨角獸企業的前VP，一位數據風控專家S總服務。
入職前，S總和老朱做了一番長談，S總從哲學聊到商業，邏輯聊到人情，最後正確地指出朱老師還在到底要不要開始好好賺錢，這個問題遲早要想清楚，希望他能幫助老朱想清楚。
S總過的是一種順義大房子生活，定期和朋友聚會或家庭出遊，孩子間互送禮物，地庫裏停著跑車和保姆車，房子裏來往的人包括媒體主編和大學者，討論的問題可有深度了，最低工資是否有利於底層啦，人能否自願為奴啦。幾乎讓人懷疑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隻是不得已保全自己，以務實的方式向正確進發，有時候會做不情願的事，但有一天會去做大事。
在高速發展階段，有許多非技術出身的文科生，或者被人文社科影響的人加入互聯網創業。但他們身在商場，因此無一例外在某天突然成了經濟學愛好者，頗有些文青回頭的意思。有句話不是說麽，三十歲以前不是左派沒良心，三十歲以後還是左派沒頭腦，他們在輿論場上爭論是要福利社會還是自由市場，一派認為無需福利製度來養活懶漢，推崇米塞斯、羅斯巴德、哈耶克經濟學。另一派更講人文關懷，但都認為未來的答案在兩派中間，這些人沒有做到馬雲這種程度，但都還算成功，這樣的成功在2017年前後達到了集體巔峰。
這多少讓朱女士聞到了相近的階級屬性，和博雅教育離得近，非情願的改變較少。一位法務朋友謹慎地告訴我們，公司的幾次跟投都是老板加注，這並不尋常。但在逃生賽道裏能兼具這些已經不易。
我們搬到了望京，不再去胡同裏的搖滾樂現場，而改去電子樂俱樂部，如同飯後散步遛彎兒，一位在廣告公司上班的福建朋友，寧可在加班剩餘的八九個小時裏抽出睡眠時間去蹦一陣。
入職恰逢年終酒會，同事問老朱：為什麽要放棄大廠來創業公司，神情疑惑不解，這使她嗅到了一絲陰雲。老朱甫一上手工作便知，企業狀況並不如人意，最近一年裏所有發生的事情、出台的政策，不僅跟公司的戰略大方向背道而馳，而且和具體的每一個項目背道而馳，去年忙了一年的內容根本收不回款，為了回流資金改做留學項目，等所有事情落實好，那個地方居然打仗了。
總體來說，之前的幾份工作使用的話語體係和學校裏接近，現在則相去甚遠。HR更像職場投稿吐槽的主角，諂媚，在考勤打卡上糾結不休來獲取存在感，都是聞所未聞的情況，老朱畢業以來第一次對環境有了陌生感。
尤其是，她看到銷售合夥人竟然在辦公室裏猛抽下屬耳光，去找老板論人權和合法性，S總試圖告訴她商業的複雜性，比如其實被抽耳光的其實是領導自己人啦，銷售團隊有其工作特殊性啦雲雲，但還是在公司群裏發了公告，把合夥人罰款停職了。
租房軟件的資料顯示，和上次一樣，我們的新室友是一位IT從業者，結果見麵以後發現氣質完全不像。早晨，我去買菜，他快樂地坐在裝著件的三輪車上跟我打招呼，原來他是這個小區的快遞員。
我從事過這份工作，知道他在快遞員裏有著不低的生態位：有自己的地盤，送件線路固定，和居民熟悉默契，而且上班地點就在家門口，簡直是夢寐以求的藍領職業，辛苦自不必談，月收入大概能上萬。而我做快遞員時隻能像打雜學徒一樣去送老手不要的區域，容易丟件和吃過失單，扣去罰款，一個月隻剩四五千，在被開除前，我明智地放棄了這份活兒。
一天，我聽到廚房傳來罵聲，“操！操！”不知道是在責罵我們還是自言自語，尤其是，我還發現了他有一把好刀，北京買刀不易，超市能買到的刀剁雞都困難，那把刀生鐵打的，發沉，砍死人沒問題。我送了瓶廉價口糧威士忌過去，他靦腆地收下了。
過了幾天，我看到他在廚房快活地唱著歌，發現隻是為人大大咧咧而已，鬆了口氣。伴隨著韭菜炒雞蛋、熗土豆絲的味道，是些很香的北方家常菜，偶爾會買不新鮮的陳年凍帶魚，是那種會把自己的生活盡可能過好一點點的人。
與此同時，一周裏總有兩三次會看見尿被他撒在馬桶蓋上，但我們的朋友經常待到深夜，交談和音樂的聲音也許會傳到牆壁另一邊，他沒有任何意見。我們是適合的好室友。
後來，我膽子漸漸大起來，在燒菜時偷用他的刀，那把刀剁羊排如同砍瓜切菜，是用過的刀裏最好的。
四
S總在工作群裏宣布暫時解散公司，許諾等境況好轉，一定補發工資和補償，他的那些舊友們早已是休息狀態，不再計劃拿錢出來參與商業投資活動，他一步步地拿家底出來填補公司，已經危如累卵。那些在公司裏向領導諂媚的人當場翻臉，老朱倒是無所謂。
憂慮首先是遠處的，其次是近在眼前的，中間的部分反而沒問題，回去家鄉居住，靠零活養活自己，不是無法接受的選項，可1個月後怎麽辦，3年後又該怎麽辦？大家都說，年輕人不必攢錢，應該趁年輕提升自己，總體來說，網上分享提升自己的內容包括，拒絕在高鐵上換座，學會反對道德綁架，學會維護自己的權益。
9月的時候，我已經很久沒看到我的室友了，他做菜動靜很大，不愛開抽油煙機，那些北方家常菜的味道會飄進來，此刻，快遞員先生的房門緊閉，長久不出現，一個禮拜大概叫兩次泡麵外賣，順帶幾罐啤酒。一天，我的房門被敲響，外麵傳來他的聲音：“停電了，你先交一下，我手機沒開網絡。”
我意識到，失業的不止是老朱。
常來家裏的朋友有的在機關做技術性的工作，把工作和精神生活分得很開。有外媒記者，喜歡中亞音樂，有語言學、方言圈的民俗大師，模仿曆史名場麵惟妙惟肖，你在網絡上認識到的這些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北京，是某種北京傳統，這些雅興與愛好類似某種避世的精神空間，我也隻在北京成規模地見過，在上海會被稱為“戇大”，在廣州會被看作“癡線”。北京正得其所，雖然本質上也是自娛自樂。我自詡會吃，有一些見識，卻在他們麵前自愧弗如。
還有老朱在部委工作的支教團同學，友善，從不附和我亂開的玩笑，和朱老師一起追憶大西北的故事，以及同學少年們的現狀、她在工作，人際關係中需要處理的問題遠比我們複雜，卻能應付裕如，每次總帶來好酒，是他們在給掉隊的夥伴行賄，因為他們在正確的道路上，而我們在浪費自己的前途，我們心知肚明。
不能出小區的日子裏，琵琶腿、雞蛋、凍帶魚基本可以得到保證，可居然有人在自個兒家裏搞炭烤，羊肉味從抽油煙機排出來，香了一整個小區，把人給饞壞了。大家都在底下看，保安也被吸引來，覺得不對勁，不應該，但也不知道該怎麽管，居委會大媽就來勸：“不要紮堆兒呀。”
因為出門機會不多，每次外食都吃得很珍重，我和老朱新結識了一位老北京吃主，文化係統子弟，平時放浪形骸，大冬天喝多了手機扔我口袋裏就跌跌撞撞走了，也不知道怎麽回去的，邀請我去他家坐坐吧，家住後海旁邊小四合院，房間滿屋木頭家具，采光不錯但不愛開燈，氣氛詭異。我告訴他，聽說哪兒哪兒有偷著開堂食的，他嚴肅地教育我，還有其他店家老實規矩沒開門的呢，這萬一鬧出事兒了連坐他們可怎麽辦呢。
美食博主朋友則發現了一家胡同小館兒，老板上了歲數，計劃經濟年代在區餐飲公司幹過，正宗地保留了京城清真菜口味，目前屈居一隅做肉餅，於是親力親為，給店家擴容菜單，試新菜，義務幫忙跑堂，他挨個檢查每位進門顧客的健康碼，哪怕是熟人也得一絲不苟，毫不徇私，試圖靠截圖糊弄過去的人看到就為之膽寒。
10月份，我感受到了消費人口的消失，第一個變化是開始用某平台買菜，該公司有著不好的聲名，我一直認為使用它不道德，此前，在麵臨員工猝死一類醜聞時，大廠通常是通過公關斡旋、向公眾展現人文關懷姿態，他們是第一個連裝都懶得裝的。
買菜軟件的主要運營機製是將沒人要的邊角料循環起來，價格相當於菜場裏同名商品的50%，雖然事實上占到的便宜不超過5%：肉類絕大部分是調理（編者注：調理肉製品是指以畜禽肉為主要原料，絞製或切製後添加調味料和其它輔料，經滾揉、攪拌、調味或預加熱等工藝加工而成的非即食類肉製品），有些幹脆是不能吃的垃圾，但足以吸引你每天點開軟件，自以為是地靠判斷力去博弈。
商品下常見的評論有：“我是農村人，本來能吃到牛排很開心，結果是假肉。”下麵聰明人就說：“一分錢一分貨。”像顛撲不破的常識和真理，令人惡心。
一次，我看在某種牛肉商品下麵清一色的好評，而且，看得出來自老年人打字特有的習慣，把“兩”打作“二”，以及手寫輸入法常見的錯別字，顯出笨拙和誠懇篤定，評價裏說：“老伴很高興，多吃了兩碗飯。”——多麽溫馨的生活經驗圖景，值得信賴。
收到貨以後，我不消花任何工夫判定，就立刻扔進了垃圾桶。包裹裏附帶一張返現券，寫20字以上好評，配3張圖，即可返現3元。顧客們都到了退休的年紀，經曆過很多事，有比我們更豐富的生存智慧。
騎車經過常去光顧的烤油邊時，我知道以後吃不起了，向它說再見。吃不起的意思是，不會再花人均一百多去吃一頓燒烤了。其他的消費降級嚐試包括預製菜，前一年比買菜貴，現在比買菜便宜，是雙向奔赴：菜場價格貴了，同時它在降價。
好了，現在事實已經擺在眼前，5年前畢業的名校生會追求遠大前程，3年前畢業的不追求遠大，而改為追求眼前的現實——比如過得去的工資，現在這現實也不存在了，晃了一圈，收到的offer都是國際學校教師，或者還剩殘羹冷炙的教培，都是職場死路，想再回頭何其難也。如果說，之前的大家的生活態度多少還有點自我放逐的意味，現在也不存在了。
還是十月，我在約瑟夫羅特的小說中讀到一段話：“最後幾個月我生活在一種狀態中，還沒有適合它的一個名稱，俄語中沒有，德語中也沒有，大概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裏都沒有——那是一種介於心灰意冷和心存期盼之間的狀態。”
五
互聯網上，我在疫情前關注的一些人開始爭當預言家，試圖證明自己的判斷是多麽精準，多麽富有先見之明，看到有人吃苦受挫，幸災樂禍，認為報應本該如此，要麽就是我所信的路已經走盡了，所守的道已經守盡了，正義的冠冕已經為我而留存。要麽就是信奉康波周期，背上房貸，相信未來。
我意識到，就連小偷也決定拿著偷來的錢撤退了。而那些和我在疫情時對線的人，已經彼此間吵到不可開交。
S總遣散了大部分員工，希望老朱跟他再幹一陣，打算重起爐灶。好消息是有了新投資人，但既不是互聯網行業的同僚，也不是媒體主編圈子裏的朋友，是個靠京郊土地拆遷流轉發了筆小財的中年人，按朱老師的看法，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社會流氓。在飯局上借酒裝瘋，左擁右抱女助手，盯著老朱嚷：“我他媽想操你。”老朱常被人當成灑脫的“颯蜜”，但她告訴我，那一刻屈辱極了。
S總已經失時了，失時的意思是，無論價值觀千變萬化，多麽冠冕堂皇，人們總是向著有力量的地方而去——以此作為自己的精神義肢。沒人把S總當義肢了。
他的生態位讓給了狼性文化企業家，讓給了罵員工、揍員工、捏女員工屁股，把自己當皇帝，要求三請示五匯報，每周學習心得體會，沒有公司就沒有個人，亂扣工資，惡意拖欠工資這樣的詞匯；而不是公司咖啡間、按摩椅、健身房之類華而不實的東西。這樣的人在下個階段更加能活下來，雖然S總試圖把自己活得像抹布一樣，但他終究不是抹布的材料啊。
S總構想的下一步商業計劃這裏沒法說太細，總之在2017年連違規都不算，但現在有小概率麵臨牢獄之災。我想起了很多大學生，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有法律風險的公司當前台或其他什麽，就稀裏糊塗踩了一兩年縫紉機。某位剛出獄的朋友告訴我，監獄裏都掛著警示牌，教育大學生找工作得擦亮眼睛。
而且，我沒想到S總會做這個。我不是說他不可能坐牢，在前幾年的年景，他這樣的人完全可能扯進內幕交易之類的事情，是難以想象因為這種雞毛蒜皮的事坐牢，就算真正要去刻意犯罪牟利，反而顯得思路更清晰，不致被懷疑腦子是否壞掉。最後一頓飯，他開著商務車來接我們，車裏平和幹淨，一眼便知是隱秘的私人空間，車裏沒放音樂，但腦海裏不由自主會響起爵士或者斯特拉文斯基，看不出公司裏和世界上發生的這些動蕩。
這輛車常載著他的家人和朋友過家庭生活和度假。他跟我們講起高三那年，離家出走，輟學去酒吧當保安的故事，後來又如何複讀考上北京某幹部雲集的985，憑借酒吧磨煉的韌性和機敏在幾大初代互聯網公司穩步攀升。總之是那些和他年紀相仿或大十歲的，在海澱念過書的人的創業神話，被拍成電影口口相傳，我聽過很多這種故事。他是在告訴我們——他也和那些人一樣，將隨著時代走出低穀，走向巔峰，是成功者的宿命。
我想起了他京郊溫暖的、平地而起的大房子，在國際學校的孩子，妻子和定期來他家裏做客的體麵優雅的朋友和鄰居。
朱老師告訴他，欠薪沒什麽，但如果要做這些事的話，就不能跟著幹了。
“你要知道，我做這些，並非慌不擇路。”
好的，我們現在都知道他走投無路了。
我長久地端詳著S總，出生於恢複高考年代的，在早期互聯網環境中憧憬著成長的，溫和的，儒雅的，精英主義的，比現在盛行的體麵得多的……我卻不再想搭理他，有更重要的，本能的事情讓我為之戰栗。
有天我出門騎著自行車，做了長距離的騎行，穿過時代的環線。耳機裏放著海朋森的《草莓》。我都看到了，並不是人向力量走去，而是力量會長久地跟隨你走過的道路而來。
六
來北方住了一遭，知道了餃子是很不壞的東西。有天我和老朱恰好都能出門，於是去金穀園吃餃子，金穀園是北京最好吃的餃子，開在高校門口，前一年還坐滿了掛著大廠工牌的實習生，回到學校也還是掛著，他們三五成群地在吃餃子的時候談論工作瑣事，臉上寫著對成人世界的疲憊，但明明是對成人世界的向往。
是為吃一頓餃子而開心的年景，冬夜的公交車裏隻有售票員和安全員的聲音。車廂內坐滿了乘客，有些像被班主任帶著文明觀影的小學生。也像在一個單位裏乘坐班車上下班的同事，因為過分熟悉而沉默無言，彼此無話可說。
車過惠新西街，上來一個胖子，神情像高中生，但是麵相已至少30，說標準得體的內城北京話，比大院口音的京味兒重，但又沒那麽南城市井氣，甚至帶著點人藝腔。
“您好，我現在在xxx路公交上，我是公交迷。”
“對，有公交迷，火車迷，飛機迷，還有輪船迷。”
公交迷啊，我知道，他們喜歡拍公交，乘坐不同的車型，分享在論壇上，多數帶點工科氣質。原來公交迷是這個樣子的，我想。
“我是在貼吧獲悉您的電話的。”
“您這種情況應該是罹患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根據我的觀察，您的症狀已經處於晚期了，我建議您去廊坊市人民醫院精神科治療。”
“一樓掛號，上電梯到精神科找張主任。”
“您可不要諱疾忌醫啊！”
“君有疾在腠裏，不治將恐深啊！您還是及早就醫吧，”
這位唐突的胖子始終保持明亮的口音，一本正經和抑揚頓挫照亮了車廂。應該是對方不堪其辱，掛掉了電話。
乘務員試圖維持秩序，小聲嗬斥他不要太大聲——前幾年在車裏打電話還沒人管，但毫無辦法，完全失去了氣場。兩三站路後，這位公交迷昂首下車，高貴極了。
我先是小聲地吃吃笑，後來完全憋不住，笑得快要打滾，不得不用手捂住嘴，讓人想起晚上吃了餃子，窗外的天色令人錯覺就快要過年了。
Lusi喜歡躺在胡同陽光房的床上看著頭頂北方樹葉的反光，以為是秋天明亮的太陽折射出來的，某天，她突然發現，那些在高處被當成鏡子的樹葉們，發出鏡子般的光澤，是因為它已經開始變幹了，這是瀕死一擊。
“那些在寒流中聚集的、燃燒的落葉，難道不會把他們付出的生機分享給我們嗎？”——lusi（2017）
世界杯那陣兒，我們哭了又笑又笑了又哭。美食博主朋友打來電話，講起了童年時期一個街坊消失的故事，後來成了胡同裏的傻子，他出生於80年代初，已經足夠有記憶了。一些北京人的共同點是表麵大大咧咧、自由，而內裏保守或者虛無，知道曆史從何而來，知道邊界始終存在，保留了像是被烙鐵燙過的記憶。
過去，人們總說北京人“吃過見過”，可固然北京不是美食荒漠，難道上海廣州就沒吃過見過嗎？現在，我更加理解吃過見過這個詞了。
我還有多餘的布洛芬，發朋友圈問誰缺，可以自取或閃送，不料頭一個上門的是我采訪過的一位經典款騙子，喜歡和二代三代稱兄道弟，來往各種會所茶樓和內部食堂，在飯局上聽哪位主持人，文工團歌手唱上一段兒，就錄下來發朋友圈，配文：感謝xx老師的表演。
完全沒想到，就衝這進出大內的人設，怎麽好意思？除此之外，還幫到了兩三個朋友，雖然他們自己也能搞到。我決定出門做騎手。之前我也做過閃送員，活兒不好接，通常麵臨長久的等待，但這次上線立刻自動接單，0.1秒，甚至沒給我多餘的考慮時間。
電話那頭傳來咳嗽，“我們家，”她說，“我們家裏人在發燒。”沒有用那個詞。
“先放在門口，您過三分鍾再來拿。”
“好嘞。”是人和人之間的善意。
收件地址是京郊的回遷小區，裏麵裝著當時最緊俏的硬通貨：布洛芬混懸液，和治咳嗽的中藥衝劑。說明女主人和電話裏聽到的那樣，情商不低。那邊收貨的是祖孫輛，我也放在門口打電話通知，一切都有理有麵兒。我感受到，他們是一個大家庭。
到家時，我的腳離開冰冷的鞋，踩上地毯溫暖的絨毛和溫暖的大理石磚，曾覺得他們冰冷似鐵。感到自己的腳正一點一點緩化，像身體組織不斷流失，必須先在常溫裏待一陣再去洗澡，不然血管會爆掉。
外麵的大街上隻有騎手，我很有安全感地衝了很久，並在此後不斷地因為冷而洗澡，但無論洗多少遍，十分鍾或半小時後也還是冷。
那幾天的閃送單多得能從望京的福碼大廈排到三裏屯的瑞士公寓，公寓門口是死一般的沉寂啊沉寂，沒人開門也沒人接電話，是擔心什麽東西沿著信號從電話那頭傳過來嗎？幾分鍾後才接到短信：“放門口”。我照辦了，繼續投入寒冷中。這是下午兩點鍾的晴天。
北方的外賣員到底是怎麽活下來還能堅持工作的呢？我自恃懂得一些生活經驗，像猴子一樣學他們購買了護耳、電動車防風罩、護膝，商家管這個叫“外賣伴侶”，那也還是冷，還是受苦，人活著就是受苦。
我打開門，進入刀子一樣的寒風裏，在星辰下受苦吧！受苦。
“其實並沒有什麽星辰，但城市燈火早已超越星辰。”我對自己說。北京城實在太大了，像荒野，地圖上構建起來的，星鬥一樣的萬家燈火在幾年前還是村鎮，大地是多麽廣袤啊，就像俄羅斯的大地一樣廣袤，離家還有一公裏，受苦吧，受苦。
我感覺自己掉進冰窟裏，因為寒冷，想盡快到家而不停加速，而不停加速也許會使我更快地失溫。京杭大運河的水也許都比岸上暖和吧？我想。於是越來越冷、越騎越快，是因為越來越冷而越騎越快還是越騎越快而越來越冷？這是參不破的，值得我們這代人思考到死的終生時代秘密。我們是怎麽把身上最後一點溫度搞丟掉的呢？所幸，截止目前，我還能在身體徹底失去知覺前回家。
輿論開始鼓勵社會各界加入騎手隊伍，與此同時，在溫暖大房子裏吃牛排的人緩過來了，我開始往來於各種牛羊肉專賣店，那裏不僅有四五十一斤的牛肉，還有一兩百一斤的和牛小排、魯西黃牛排，新聞裏說進口貨可能傳播病毒，國產更可靠。
其實，我的身體裏正經曆緩慢的慢性感染，整個人沒有精神，愛犯困，一睡就是十個鍾頭，也有意無意地變得遲鈍，一次，顧客投訴少了一份拌在烤魚裏的麵條，那是很便宜的一份光麵條，可能是無意中掉了，“多少錢，你加我微信吧。”店家收了我10塊，超過本單收入的一半，是我之前幹體力活時的熟悉常態，社會已經恢複回本來麵目了，真好。
我想，是時候結束最後一單了，在家休息了很久才恢複正常。那個冬天對很多人很難熬，可是我已經經曆過一遍考驗了，也是一遍的幸運。
現實，是人們的精神觀念創造的現實。人們的精神觀念由現實創造，但歸根結底，還是人們的精神觀念創造的現實。這是公平和民主的遊戲，我已經懂了。畢竟你不能靠寫文章打動鐵石心腸。
不和這個痛苦到變形的社會一起變形，是不是就掌握不了這種變形的秘密？三年，我們共計喝掉了一千多瓶高度數致癌物，有房間裏的酒瓶為證，壞處和好處都是時間在喝酒中度過。
還有攢下的10個充電寶，意味著1000塊錢，在其他地方絕對不會發生，首先出門前會充好電，計算歸還時間，在北京時總會忘記這些。喝多了，忘了還，到家才發現，這時候再出門的心理成本絕對大於100塊。事情就是這麽來的。
此刻，充電寶放在我家，五顏六色，大部分黃澄澄的，像小時候大人桌上的晶瑩剔透的麻將牌一樣喜人，已經充不進電了，像小孩的玩具，同時我想到，以後不會再有小孩玩這個了，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百年孤獨結尾。
感謝起止之年，使我得到接下來的鍛煉。曆史很長，長到可以過分輕鬆地在其中尋找到所有答案。唯一確定的是，與許多人不同，我絕不懷念這年開始前的那幾年。
一年後，藍頭發女孩去了巴黎，放棄了繼續念法國或是其他什麽地方的文學，決定從頭開始學醫，朝陽區計劃一年後跟去。Lusi推進女歌手的書有了出版眉目，後商還在北京寫他的訪談，K不打算去任何國外的地方定居，說要在這裏觀察時代的秘密，二十多年前的他也是這麽說的。這是大家共度三十歲前後和夾雜著瘟疫的成人之年，本質上是車停了，人們紛紛卸車門、搶行李的故事，不過，這車是屬於改革開放的，不是蘇聯的。我們在哈哈鏡裏。
我想我將成為另外一個人。
現在，我住在一個江南的鄉下小地方，有雞叫的早晨。我打算睡著了，不關心外麵發生什麽，同時也想起了在北京清晨街上傳來的灑水車聲音。那時，我剛把上半場胃裏能容納的所有酒喝透又百無聊賴，朱老師正睡著，我去溫州村買菜，如果時間早，我就搭末班的夜班車，如果晚，我就搭頭班車。
去時夜歸人們在車裏相對無言，待我提著墨魚和海瓜子回來，早高峰已經開始，配上二兩黃酒燒熟，朱老師吃好出門上班，我就該睡了，外麵正發生很多事，等她下班回來繼續喝。
但是我還是會想起北京城裏的每一個客廳——和我們一樣租來的客廳，年輕人和年輕人之間的客廳，有的搞電影放映和讀書，有的討論主義和哲學——那些消失的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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