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到北21年，她不想回家
1
大學畢業後，我經曆了幾年的動蕩，終於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那時的我單身沒有牽掛，有大把大把的時間可以陪不同的業務合作夥伴應酬。晚飯後，我們一幫單身漢還會轉戰“第二場”，找足浴店或KTV休閑。
我所在的北方城市多風，白天刮個不停，細沙拂麵，走在路上隻想加快步伐。到了晚上，每條街上都有好幾處中小規模的足浴店點亮霓虹燈，流光溢彩，熱鬧非凡。2015年十月的一個晚上，我在一家足浴店認識了技師琳子。
琳子個頭勻稱，身高一米六多點，很白淨。她的頭發披在肩上，幹活很麻利，一邊調水溫，一邊往足浴桶裏加中藥包，每加入一種就給我科普藥效。看我似懂非懂的樣子，她又展示起了外包裝：“你看，上麵的成分你可以在網上查下，我可沒騙你啊。”她說話的聲音輕輕的，帶著笑意，感覺是個好脾氣。
為了打發時間，很多客人會跟技師聊天，天南海北地扯。我和琳子也聊了起來，她比我大四歲，來這個城市七八年了。再往下問，才發現我們竟然來自同一個市，許是多了這層老鄉的關係，我們的距離也稍微拉近了。她問我為啥到這家店來消費，我說自己是陪人應酬，同時也想找個人說說話。
她若有所思：“以後多來找我唄，咱倆多聊聊天，我每天都在店裏，無聊得很。”說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下，又抬起頭看我，似乎是在等待一個答案。
接下來的半年，我經常光顧琳子所在的那家足浴店。因為去得多了，和店裏的其他技師也熟了，他們打趣我：“又來找我們琳子了，是不是喜歡上人家了？”說完哄笑起來。
琳子作勢要打他們，雙方嬉鬧了一會兒，她就拉我走開。等隻剩我們兩人時，她有些抱歉地說：“他們都是嘴不饒人。就是無聊、逗樂子呢！”
琳子告訴我，店裏的技師和她一樣，大多是從農村來的女性。因為沒什麽學曆、手藝傍身，想在這個城市安下身來很難。她們有的之前在商場裏賣化妝品，業務不好做，就來這裏兼職掙份外快；有的是跟丈夫不和，在家實在無聊，就隨便找份工作尋求一種寄托；也有一些人離婚後一個人過，考慮到在足療店工作時間相對自由，能顧得上孩子，在這裏一待就是好幾年。
“做足療技師門檻低，隻要人收拾得幹淨利索，不偷懶，總有碗飯吃。”說到這兒，琳子又再三強調，“我們可都是受過專業訓練，專門請老師培訓過的。”
洗完腳後，她讓我趴好，用專業手法給我按壓，一絲不苟。我轉身時，發現她的鼻尖都冒汗了。琳子常說，在足浴按摩店工作也是為了掙錢養活自己罷了，不偷不搶的沒什麽不好。但在很多人眼裏，按摩店就是藏汙納垢的地方。客人們形形色色，素質參差不齊，碰到一個脾氣好的還行，如果對方德性差，那技師可就難熬了。
有的客人進來後，就把技師或老板拉到一邊問“有沒有那種服務？”得到否定的回答後，扭頭就走。也有客人在按摩過程中拐彎抹角地問“能不能那啥？”被拒絕後，往往不甘心。還有的客人舉止粗俗，在按摩過程中動手動腳，總覺得自己掏了錢，非得揩點油才能賺回來。技師們有苦難言，輕微的肢體接觸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再放肆就口頭警告。除非特別過分，一般不敢真的得罪客人，畢竟要掙錢嘛。
但時間長了，這種事遇多了，也不免抱怨。
接觸多了，琳子把自己的經曆斷斷續續地講給我聽。
她1985年生人，是家裏的小女兒，從小備受父母寵愛。長到七八歲時，村裏掀起了打工潮，父母去天津打工，她就和兩個哥哥跟隨爺爺奶奶生活。從那時起，她沒了父母約束，放學後就是玩，學習成績自然差。
春節，外出務工的年輕人回村了，他們穿著時髦的衣服，說著在大城市的見聞，村裏人都喜歡湊上去聽。其中有個女孩叫娜子，初中畢業後就去南方打工了，她二十歲出頭，個子高挑，長得漂亮，回到村裏也堅持化妝。她走路時把鞋跟踩得“噔噔”響，衣服亮亮的，往人堆裏一站就是焦點。琳子不敢湊近，隻暗暗羨慕娜子姐，心想：我以後也要去城裏生活，不要留在老家。
2002年，琳子第一次坐綠皮火車去南方，滿是興奮。那趟火車坐了十四五個小時，中間停靠了很多次，才終於抵達廣州。琳子跟隨同鄉輾轉到了郊區，隻見到處都是明亮且封閉的廠房，還有一排排宿舍，她才驚覺南方跟自己想象中的一點都不一樣。進廠後，琳子在車間裏守著機器，一天下來，頭昏腦漲的。晚上回到宿舍，每間房裏住八個人，大家排隊打水洗漱，然後熄燈，在狹仄的床上窩一夜，第二天繼續做工。
2003年，琳子每月能掙六百塊錢。可就算經常加班，被扣這扣那，到手也就多一百多塊錢。放假是她最開心的時候，她和廠裏的小姐妹擠上去城裏的公交車，看到了電視上的那種高樓大廈。她們擔心東西貴，不敢逛大商場，就去一些批發市場買衣服。再回工廠，看一切都是好心情。
這年春節回家，琳子也化了妝，穿著城裏流行的長款羽絨服，整個人都顯得明亮了。她在一家工廠負責包裝眼鏡成品，年底用低價買了一大兜五顏六色的太陽鏡，給鄰居家的小朋友一人發一副，孩子們圍過來，歡呼雀躍，她笑著招呼大家不要爭，說每個人都有。
娜子姐也回村過年了，她已經結婚，丈夫是同村的一名男子，小兩口婚後在浙江一帶打工。在村口碰見時，娜子姐還是那麽時髦，光彩照人，不過琳子已經不感到稀奇了，那種款式的衣服她早已在廣州見過。兩人寒暄了一陣，互誇了對方的衣服之後，娜子姐竟主動問琳子廣州那邊有沒有什麽好的工作機會。
分別時，琳子暗想：可能我也有一點點城市人的感覺了吧。
2
2006年，二十一歲的琳子從廣州回老家，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抓緊時間給她安排相親。有一位相親對象是其他鄉鎮的，兩家相隔十多裏地。相親結束後，琳子對男方印象模糊，都想不起來他長什麽樣，隻記得對方說：“以後咱們去城裏，去縣城，不用在老家種地了。”她的心被戳中了一下。
一周後，男方派媒人上門提親，琳子的父母很高興，說這個小夥看起來不錯，嫁過去可以。琳子卻覺得有些倉促，畢竟雙方剛見過麵，時間太短了，還來不及好好相處。不過這個念頭很快又被她自己掐滅了：“大家都開始結婚了，結婚是完成任務，跟誰結婚都一樣，差不多就行吧。”
在農村，很多新婚夫婦都會選擇一起去城市打工，但琳子婚後卻在婆家待了大半年才再次前往南方。“他父母就想讓我在家裏待著，以後幹幹活、照顧照顧孩子，我不是那樣的人。”她沒有進丈夫上班的那家工廠，兩人周末時才碰一麵，因為沒什麽感情基礎，話都說不到一塊，“我們都年輕，互相也不知道怎麽讓，幾句不合就拌嘴，最後甚至煩得慌。”
漸漸地，琳子開始後悔結婚。三年後，這場聚少離多的婚姻就草草收尾了。
起初，琳子跟我說起離婚原因時語焉不詳，直到很久之後，在一次聊天中，她才有些隱晦地說，南方工廠裏有很多年輕男女，互相吸引是很正常的。她喜歡上了同廠的一個外地男子，就愈發跟丈夫處不下去，而且她聽說丈夫私下也跟別的女人走得近。
琳子的父母得知女兒要離婚，不能理解，很少發火的父親說了重話：“你要由著自己性子（離婚），我非氣死。”母親除了抹淚，就是不住地歎氣。不過，後來他們也都鬆了口：“你要決定了那就離吧，日子是你過的，你過得好就行。”
離婚時，琳子和丈夫都很平靜，“我們可能都是看破不說破吧，好在沒孩子，商量好就離了”。
2009年，為了能離娘家近點，琳子離開了南方，來到這個北方城市打工。
在大城市，農村女性如果沒什麽學曆，心思又不夠活絡，能選擇的工作少之又少。琳子進過郊區的一些小廠，也去過大賣場幹銷售，但都沒掙到什麽錢。她的積蓄也少，最苦的時候，她住城中村，交完一百五十元的房租，吃飯的錢都沒了，在樓頂撿了十幾個瓶子賣了點錢，才買回麵條煮著吃。
2011年左右，琳子聽新認識的朋友說，現在有很多年輕女孩兒做足療技師，給人捏捏腳、揉揉背，掙份辛苦錢，不比幹別的差。剛開始她還有顧慮，覺得每天抱著別人的腳丫子揉搓不體麵，可看到一些模樣齊整的姐姐都在足療店裏忙活，錢也一點點攢起來，就沒有心理負擔了：“人家都能幹，為啥我不能呢？去廠裏流水線上打工就更有麵子了？”
琳子一直沒告訴家人自己在足浴店上班，每次被問起，她都說是在美容店上班，家人也沒細究。就這樣，她慢慢學習技術，幾年後收入上來了，一個月能拿到六七千塊錢。下班後，她和姐妹們一起逛大商場，從前不敢買的貴價衣服，現在也敢買上一兩件了。周末，她們一起去周邊自駕遊，工作累了索性給自己放幾天假——這都是她以前沒有體驗過的生活。
幾年幹下來，琳子自我感覺很好。她在足浴店接觸了各行各業的客戶，見識了不同的人，一切都是新鮮有趣的。一次，她對我說：“跟在工廠車間裏不一樣，這幾年出來後，我才知道世界上有這麽多活法。”
3
2014年，這座城市的房價還未漲起來，市區內普通地段的房子也就七八千元一平米。琳子想在這兒買房安家，一年多的時間裏，她陸續看了幾套房。
她打算先買套便宜的小公寓，“能遮風避雨就好”。可身邊的姐妹都不讚成，說起碼要買個一室一廳的房子，不然以後住起來不方便。她算了算這些年的存款，五十多平米的一室一廳，付首款能勉強湊夠，但每月兩千多塊的利息要還二十多年。另外，市內的一室一廳多是“老破小”，小區環境也不好，陪她一起去看房的姐妹都直搖頭。
店裏有技師聽說琳子要買房，立馬勸她打消這念頭：“你才三十歲出頭，還要找對象，買啥房啊？現在買房，過兩年結婚還得買，男方有套房不就行了。你自己買，每個月還貸，傻不傻？”
這些話聽多了，琳子的心也亂了。
我猜，琳子當時之所以沒有果斷買房，是因為心裏還有點拿不準以後究竟要在哪兒生活。我曾無意中聽她聊起，說有個朋友給她推薦了一份老家的工作，待遇還可以，一個月三千多塊錢。雖然工資比這兒低，好處是離家近。她父母年紀大了，這麽多年以來一直在天津、保定、廊坊輾轉打工，等過幾年幹不動了，還是要回老家的。
可還沒等糾結的琳子做決定，2016年下半年，這個城市的房價一下子飆升起來，幾乎每周一個價。均價一萬很快突破，到了年底，中心城區很多地段的房子都要一萬二三了。人們見麵時討論著高房價、一個個造富的機會。到了周末，去新樓盤的觀光車停在機關、社區門口接人。夜晚，渣土車、混凝土攪拌車從路上呼嘯而過，一切都是熱騰騰的，被推著往前走。
琳子之前看過的房子，現在早已經買不起了。
2016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我在足浴店裏待了會兒，看沒有其他客人，就提出請琳子吃飯。我們去到附近的一家碳鍋魚店，店內人聲鼎沸，要湊近說話才能聽清。鍋端上來後，炭火很旺，熱氣氤氳著，眼前的人也模糊了。我們喝了兩三罐啤酒，話漸漸多了起來。
“來這個城市這麽多年了，也就是打工時候認識的一些朋友，加起來一隻手能數得過來。”琳子舉杯敬我，“老鄉，咱們現在也算是朋友吧，我先敬你一個。謝謝你這麽照顧我生意，希望你能早日跟你喜歡的女孩在一塊。”
我回敬她：“也謝謝你這段時間陪我說話，祝你早日安家。”
琳子搖搖頭：“還是得有合適的。沒合適的，那還是一個人吧。不然事兒多，還不開心。跟男的不一樣，女的離婚後其實沒有那麽想找，隻是不想讓家人擔心。”
我們都沉默了。
過了一會兒，我問琳子以後是否會一直待在這個城市？不等她回答，我先說了自己的想法：“如果是剛剛大學畢業，換個城市就容易。等工作穩定了，就不好走了。如果要換，肯定要趁早。”
她想了想：“我倒沒這些個限製。沒家沒業的，就是哪裏好去哪裏。不過我不想回老家，也不準備去其他地方了。在這裏多好，誰也不認識誰，自由自在的！”
琳子喝多了，又說起了老家的人和事，並再次提到娜子姐。前些年，娜子姐連生了兩個孩子，就在家待了幾年。村裏人喜歡打牌，旁邊圍了一堆人看，琳子也去看過兩次，沒多少興致。一次，她在牌桌旁碰見了娜子姐，兩人打了個招呼，除寒暄外也不知道說什麽。琳子想了好幾個話題，但張口時卻看見娜子姐正在專心看打牌，又覺得沒什麽意思了。
又過去幾年，娜子姐的丈夫回村了，他們夫婦在村口開了家超市，忙碌不停。春節期間，琳子去買東西，順便跟娜子姐聊了幾句。當時娜子姐穿著一件格子圍裙，頭發隨便地紮起來，她趁著跟顧客說話、收款的空檔，又指揮丈夫把某樣貨物從貨架上給挑出來。那貨物沾了灰塵，她先擦了貨，又在圍裙上擦擦手。琳子注意到，娜子姐有點顯老了，她臉上有搽粉的痕跡，但蓋不住鬆弛的皮膚和眼角的皺紋。琳子在店裏待了幾分鍾，怕耽誤人家做生意，趕緊離開了。
琳子對我說：“有時想想，覺得娜子姐這樣也挺好，生活多安穩、多踏實啊。不過，不知道為什麽，我還是想在這個城市紮下來，就是不想回去。”
4
之後，我幾次聽琳子提起她“處過”的男人。對她來說，在這個城市找人結婚，似乎也是安定下來的一個辦法。
她曾與客人短暫地曖昧過。有些人平時在工作、生活中有很多話沒法說，到了足浴店反倒卸下了心防。琳子總是以真心換真心，碰到投緣的客人慢慢就處成了朋友。其中有一位常客，是某中學的老師，他似乎很喜歡琳子的性格，每次來隻找她，然後聊上很久。
男老師不到四十歲，戴眼鏡，說話輕聲細語，斯斯文文的。他離異後獨自帶著女兒生活。他和琳子吃過幾次飯，有次約在附近一家頗有名氣的老字號飯店。琳子回憶，那個晚上餐廳裏光線柔和，眼前的男人點菜時一直在征求她的意見，眼神裏都是尊重與和善，“我感覺自己的姻緣快到了”。
後來她去到對方家中過夜，兩人一起做飯，在廚房搭手忙碌時，有一瞬間，她感覺這就是一個再普通、再正常不過的家庭。不過，她也感覺到了對方的猶豫。當她開玩笑說：“要不，我們在一起？”對方笑笑不回應，隻說自己經曆過一段失敗的婚姻，很難再接受新感情了。
試探了幾次之後，琳子漸漸明白對方沒那個意思。她想，那就順其自然吧。可這位老師卻再也不來找她了。
當然，也不是沒人熱烈追求她。隨著城市大拆大建，經常有工頭帶朋友來足浴店按摩。她接觸過一位，這個男人隨項目到處跑，一年中有大部分時間在外地，自從在店裏認識了後，男人常邀請琳子周末出去玩，有時還會給她發一些曖昧的信息。
男人還挺坦誠，說自己結了婚，但跟妻子感情不好。琳子很清醒，她對我說：“他不過就是想找個人長期陪著唄。不用多搭理。”
2017年春節，琳子過得很艱難。
年前，她父親在浙江安吉的一個建築工地上摔斷了腰，做完手術，病情稍微穩定才轉回老家的醫院。琳子的哥嫂們都在外打工，拖家帶口的抽不開身，她隻好請假回家照料父親。
病房外，母親看向她，眼神委屈：“你都快三十三了，還在外飄著。”然後說起同村的誰誰誰之前在外麵打工，現在回縣裏做生意，或在縣裏的工廠上班，每周末能跟家人團聚。父親躺在病床上不語，隻是偶爾不經意地提到自己這些年打工存了些錢，如果琳子想在縣裏找工作，做父母的肯定會支應著。
琳子不吭聲，不說同意或不同意。
那兩個月，琳子一直陪著父母，聽他們說三兄妹小時候的事，又說如果他們當年好好讀書考個大學，現在就不用在外麵吃苦了。說完這些，老兩口轉而埋怨自己掙不到大錢，不能多幫襯孩子。
聊多了，琳子的心也一點點地鬆動。
那個春節，琳子父親是在醫院度過的。節後，父親回家靜養，看到他虛弱的身體，母親一個人忙前忙後，離開的話，琳子怎麽也說不出口。到了春天，琳子在老家縣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城區的一家午托機構所做生活老師。
琳子在縣城租房住，房租四百塊，這樣就不用每天騎電動車往家裏趕了。每天下班後，她在縣城的街上逛，這麽多年，她還沒有好好看過這個縣城。那段時間，她經常在微信朋友圈裏曬老家的花草，還有縣城的大商場，街上新開的網紅奶茶店等。想著她已經開始了新生活，我真心為她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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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國慶節後，琳子的朋友圈動態顯示她好像又回到大城市了。我很好奇，在微信上問她，過了一天她才回複：“有時間嗎，老鄉，咱們見麵聊聊吧？我請你吃飯。”
幾天後，我們一家商場見麵。快一年沒見，琳子的臉色有些憔悴，心事重重的，盡管化了妝，還是能看出黑眼圈。她說話時抱緊胳膊，身子縮到沙發裏，人顯得很小。她說起自己在縣城的工作，月工資不到兩千元，不要說攢錢了，就是日常花銷都捉襟見肘。她跟父母抱怨，他們不解：“少花不就行了？！”
生活日漸窘迫，她越來越覺得回老家是個錯誤的決定。她想過開家奶茶店，但看網上爆出了很多奶茶店加盟的騙局，她怕辛苦多年攢下的積蓄打水漂，最終作罷。另外，離父母太近，催婚的壓力更讓她不堪應對。
村裏幾乎沒有秘密和隱私可言。琳子快三十四歲了，離婚後一直沒再嫁，現在又從城市回到老家，自然成了村裏人口中的“話題人物”。一些長輩積極地給琳子介紹對象，還有人直接登門找琳子父母，語氣不容置疑：“今天我來給你們兩口子張羅一件好事，弄成了，看你們以後怎麽感謝我吧。”
男方的條件各不相同，不是離異帶孩，就是年齡偏大，要麽就是家裏太窮，單身多年，靠打零工攢了點錢才尋思著找對象。琳子的父母細細地聽著，不管心裏怎麽想，對著媒人總要賠笑臉。琳子把臉扭到一邊，心裏泛起悲哀：在外人眼裏，自己這種歲數的離婚女人，又沒什麽好工作，在相親市場上隻能這樣了。
“如果想結婚，其實很快的，隨便找個人就行。但我不想過那樣的生活。可能真是沒做好準備吧。”
後來，琳子就有點不敢回家了，她坐在縣城新開的必勝客裏，看著窗外的行人，一個勁兒回想當初在大城市的生活。
十月的下午，陽光透過玻璃照進來，琳子整個人都陷入到了陰影中，情緒低落：“以前還想著在大城市幹不下去就回去，其實真回去後，發現比在大城市更難。想想，自己其實挺失敗的，我這麽大了，沒事業，沒婚姻，沒讓父母過上什麽好生活，不知道以後該怎麽走。”琳子說著說著，眼睛濕了。
我遞去紙巾，安慰道：“很多人都一樣啊，不都照樣過嘛。”
她拭去眼淚：“就是，這不算啥，後麵還有很多事要做呢。”
這次回來，琳子還是選擇在足浴店落腳，這是她熟悉的環境。但很多事情也變了。周邊開了新的足浴店，競爭激烈，每進來一個客人，老板就要求技師使出十八般武藝把人給留下來。以往，個別技師偷偷做擦邊服務，老板睜隻眼閉隻眼，反正隻要能給店裏掙到錢就行。現在，看到客戶留不住，或隻消費最低套餐，老板還會給技師拉臉子。更別說生意淡的時候，有的客人要求換技師，被換下的人滿臉不樂意，時間長了，同事之間的關係也鬧得很僵。
店裏的氣氛凝重，琳子感覺很別扭，有次她對我說：“真不想幹了，現在越來越像出來賣的了，真是沒逑意思。在這兒待一天算一天吧。”
她找了幾份兼職，周末在商場裏搞促銷，還在朋友圈賣護膚品和紅酒。我問她能兼顧得來嗎？她說現在店裏去得少了，工資不高，得想辦法掙錢。我建議她去學做家政，以後持證上崗，做金牌保姆多吃香。她果真聯係了一家家政培訓學校，去聽了一節課，之後對我說一起上課的多是四十多歲的大姐或退休阿姨。再往後，我就沒聽她再提起這事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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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搬到四環外的新家，由於住得遠，跟老朋友們見麵也少了。從朋友圈看，琳子終於換了工作，在一家酒店做前台。到了中秋節前夕，許久不聯係的琳子突然給我發微信，說她準備去廈門了，走之前想請我吃頓飯。
中秋節當天，我們在她家附近的飯館見麵。她穿著一件淺黃色風衣，頭發紮起來，很精神。遠遠看我走去，她眉眼裏都是笑：“我今天化的妝怎麽樣，好看不？”我仔細端詳，誇讚的話還沒說出口，她倒先不好意思了，拉我快走。
進了飯館，琳子點了幾樣家常菜，可能是受節日氣氛的感染，她比平時更放鬆，懶散地倒在椅背上。她說自己來這座城市九年了，也沒紮根下來，最後還是走。去廈門發展，她也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在那裏的姐妹都說不錯，喊我一起過去，我確實也想換個地方了”。
我勸她找份穩定的工作，長時間幹下去，錢攢多點，說不定就可以在這個城市安家了。她連連稱是，氣氛卻變得有點低沉。過會兒，她說：“其實我跟你不一樣，你有學曆，有穩定的工作，我沒有。我也想長久地幹下去，可找的工作也沒什麽好留戀的。我一直都有種很強的感覺——這不是我的城市，我也不屬於這個城市。隻能是哪裏工作、生活得好，就去哪裏咯。”
送她回家的路上，我們默默地並肩走在人行道上。天很涼，她手插在兜裏，衣服也束緊了。中間我扭頭看她，路燈照著她的側臉，昏暗處模糊不清。我算了算，我們已經認識三年了，見證了彼此的一段生活，有了有一種更深厚的相知的感情。
臨分開時，琳子站定：“謝謝你，老鄉，我會記得你的。”她沒有再往下說。
我猜，她說的感謝，大約是在這個城市多了些溫暖吧。可直到徹底分開，我連一句“祝你好運，一路順風”的話都沒說出來。
2020年，疫情讓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我們減少出門，連見朋友、親人都成了奢望。餐飲業，酒吧、KTV、棋牌室、足浴按摩店等娛樂場所時不時就要關門，昔日繁華的街上，能看到很多小店撤店、轉讓的通知被風吹起一角。
一次，我跟樓下足浴店的老板聊起來，他感歎沒活兒，客人少得可憐，技師們窩在宿舍裏等通知。他擔心技師流失，又付不起高工資，隻能發基本工資先攏住人。店麵的房租一付一整年，他苦苦堅持著，說不定哪天也要關門大吉。
我突然想起琳子，不知道她過得怎麽樣了。她離開後，我結婚生子，要忙碌的事情更多了。再想起以前的朋友，仿佛過去了很久很久，一切都淡了。
今年六月，我去到了琳子的家鄉出差，打開微信才發現，除了春節群發的拜年短信，這四五年裏，我和她幾乎沒有任何聯係。我躊躇了一番，最後還是忍不住把縣城的照片發給了她。
琳子很快回複，聊了幾句後，我們幹脆通電話。她還是那麽熟絡：“老鄉你好啊！看到你結婚了，真為你高興。咱們這幾年雖然沒怎麽聯係，可我在抖音上一直默默關注你呢。”
三十八歲的琳子還沒有結婚，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她卻悠悠說道：“可能到了這個年齡，也不那麽著急了，一切順其自然吧。”
琳子講起自己到廈門之後的生活——她先報名學習了美容技術，可後來也沒找到特別合適的工作。到了2020年，疫情一波一波地襲來，她和同鄉姐妹們商量後還是決定回家鄉更穩妥。年底，她坐車去另外一個城市和同鄉匯合，結果核酸檢測沒有通過，滯留了下來。她在一個老鄉群裏發消息，訴說自己進退兩難的困境，沒想到卻意外收獲了一份好工作。
一位老鄉說，那個城市有一家民營醫院正在招聘前台和電話客服，問琳子有沒有興趣去麵試，她欣然前往。因為有老鄉照應，麵試很順利。她入職後從零做起，打電話營銷，去街上地推，在網上拉客戶，一點點做出業績，然後順利轉正。公司為員工繳社保，保底工資加上基本績效，她一個月能拿到五千多塊。每天工作八小時，周末調休，這是她迄今最滿意的一份工作。
“咱們現在沒有開視頻，不然你就能看到我現在的工作狀態了，我現在在公司已經站穩腳跟了。”
我恭喜她終於穩定下來了，她說：“跟以前不太一樣。我可能還是更喜歡南方的城市吧，工作也還可以，那就一直幹下去啦。”
與幹燥寒冷的北方城市不同，那個南方城市有海風吹拂，常年空氣濕潤，樹木鬱鬱蔥蔥。周末放假的時候，琳子和同事去海邊玩，看到大海、樹木和綠地，她感覺這個城市像風景畫一樣美。做業務時，琳子經常要去其他城市出差，福建很多地方她都跑過了。說起這個城市的一些地標性建築，她已然十分熟稔。
我問她，以後還會回老家定居嗎？她語氣堅決地說：“不回去。老家跟以前一樣，沒多少變化。雖然我在外麵混得也不好，可回去後能幹什麽呢？城市這麽大，總有安身之地的。”
她計劃在那個城市安家，想在中心城區買套小房子，這樣壓力小。不過攢錢仍然不易，她算起了花銷：“一個月租房要一千五，日常吃飯、購物、平時各種零花等，樣樣都是錢。我年齡大了，又在醫院上班，一年打一兩次水光針，很貴的。”不過，她還是在盡力攢錢：“我總要給自己多留點積蓄啊。”
掛了電話，我看看時間，四十多分鍾過去了。從2002年，琳子帶著夢想第一次去南方到現在，二十多年也過去了。她曾經那麽想在城市紮下根，從南到北，輾轉漂浮，卻一直沒有歸屬感。但這一次，她好像終於找到“自己的城市”了。
（文中人物、地名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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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事先張揚的高空拋物案
文 | 蔡家欣
編輯 | 王珊瑚
視頻剪輯 | 沙子涵
桶裝礦泉水、可樂罐、紅磚頭
第一塊磚頭掉落下來的時候，長春紅旗街正迎來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刻。雖然已過晚上九點，小龍蝦、烤串、芝士等60多家小吃還擠在萬達廣場的門口，音樂、人聲和美食啤酒的氣味，在夏日的夜空中碰撞。那是6月22日，端午節第一天假期，人流相當可觀。
所幸無人傷亡。磚頭掉落在商場3號門前的空地上，與地麵碰撞的瞬間，迸碎成許多小石塊，彈跳到路邊的桌椅旁，和行人的腳邊。擺攤的小販看起來受驚不小，“這要砸死個人”。他們在夜市群裏跟管理員反映，“大磚頭，崩一臉”，也催促管理員，“早點處理”。
找到拋物者並非易事。抬頭往上望，隻看得到一座H型的建築和其間透出的點點燈光。兩棟33層的高樓，分別是萬達1號公寓和2號公寓，它們中間連接著萬達商場。這裏麵藏著1400多戶人家，其中不乏旅館、超市、美發美甲店，甚至是老人征婚所。
從天而降的磚頭，驚動了民警、夜市管理者，以及萬達的物業人員。他們來到現場，在磚頭砸落的地方看了看，小販們也說不清，他們後續是否上樓排查。唯一可以確認的是，當時砸落的地方，沒有拉上警戒線，或者擺放相關的提示語。
人群中流傳著關於這塊磚頭的各種猜測。一位小龍蝦攤主認為是混混幹的，“肯定是小驢馬，抽大了估計”。另一位炒粉的攤主否定了這個觀點，“有可能是老頭老太太”，樓下的夜市“可能是擾民了”。
這些猜測都蘊含了某種偶然性，並沒有引起足夠的警惕。群裏的討論很快結束了，地麵上的碎石被清掃幹淨，桌椅重新擺起，攤販繼續招攬客人。
畢竟，自美食節舉辦以來，高空拋物，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就在六天前，也就是6月17日，50米開外的2號公寓門口，兩桶五升的礦泉水和三罐未開封的可樂接連飛下來。
先是兩桶5升的桶裝水，大約發生在當天下午四點半。一桶砸在地上直接碎開。附近的牛肉烤串師傅很不幸，被第二桶水砸中，他的肩膀、手指和腿部都受傷了。一位目睹現場的攤販回憶，“先掉到篷布上，把篷砸漏了，完了又砸身上，要沒有篷，那不完了嗎？”
約莫六個小時後，同樣的地點，三罐未開封的罐裝可樂，又從樓上飛了下來。
可樂砸落的時候，24歲的宋迅正坐在燒烤攤的凳子上，吃烤牛肉串。墜落的可樂罐爆開，噴出的液體率先崩到她的臉上。緊接著，鼻梁上的眼鏡不見了，額頭傳來一陣痛感。她的第一反應是捂著腦袋跑開。
遠離現場後，她才發現額頭起了一個大包，有一點血跡。低下頭，發現胸口也被劃破了幾道皮。
桶裝水和可樂造成的兩起傷人事件，都在當時報了案。事後，宋迅曾到派出所詢問進展，得到的回複都是正在調監控和排查。她跑到萬達公寓的樓上，想自己找出那個人，也無疾而終。從20多樓的窗戶往下看，行人如同螞蟻，她想象自己被砸時，那個人也曾這樣看著樓底，恐懼包圍了她。
●萬達1號公寓天台。蔡家欣 攝
6月22日晚上，距離第一塊磚頭掉落的兩個小時後，約莫晚上11點，天空中再次降下墜物。這一回迅猛而密集。兩分鍾的時間裏，先後有6塊磚頭，掉落到萬達1號公寓門前的空地上。
其中一塊磚頭砸中了正在“長春油邊王”攤位前等待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婁青。據一位攤販回憶，一聲悶響之後，地上出現了一堆碎石。緊接著，又掉下來一塊磚頭，直接砸到婁青頭上，她隨即倒在鐵板魷魚的攤前，頭上血流不停，身體抽搐，已經沒法說話了。
麵包攤主趙強循聲站了起來。30米外的空地上趴著一個女孩，“地上全是血”。趙強認出她手邊散落的煙囪麵包——10來分鍾前，這個女孩來買過麵包，很有禮貌，臨走時還說了一聲謝謝。
恐龍圖案的洞洞鞋
接近晚上11點，萬達1號公寓30樓的一間民宿裏，朱梅正在焦急地等待好友，“咋還沒上來？”半個小時前，好友婁青決定下樓買夜宵，臨走時還說，“我很快就上來。”
公寓一樓出門就是夜市，來回不過百米。起初朱梅猜測，婁青可能在等現做的小吃，也可能在外麵打電話。她給婁青打了幾個微信電話。無人接聽。接著又發信息，“眨眨眼”。這是兩位好友間的暗語，平時有事找對方，總以這樣的玩笑起頭。
但都沒有回複。朱梅決定下樓尋找。電梯從30樓降到1樓，朱梅的心一直在打鼓，“有一個咯噔的感覺”。走出公寓大門時，眼前的場景果然變得詭異起來。正對大門的幾個攤位，全都暗了下來，人們貼著樓站成一排，不遠處的空地拉起了警戒線。
從路人口中得知有一個女孩被磚頭砸了，朱梅心裏越來越慌，當她把婁青的照片展示給一位穿製服的民警時，直接就被帶去派出所。
在那裏，她得知婁青流了許多的血，但心裏還是抱有一絲希望，“會不會是外傷？”她試圖說服工作人員，自己是學醫的，如果婁青需要轉院，她能協調到更好的醫療資源。沒人願意告訴她真實的情況，隻是讓她盡快聯係婁青的家人。
朱梅想不明白，不過半天時間，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意外？
她和婁青是高三同桌。她在長春讀博，婁青在北京一家國企做法務，雖然都有了各自的人生軌跡，但每年回家，時間再緊湊，兩人也要見麵聊天。朱梅先後在青島、濟南、長春讀書，經過這些城市，婁青總會發消息給她，說有機會一定要去你讀書的地方看看。
6月22日那天中午，婁青真的來了。她穿著一套藍色千鳥格的裙子，拎著一個包，出現在朱梅實驗室的附近。在人群中，婁青永遠會被目光追隨，她很漂亮，笑起來的時候，眼睛像月牙一樣彎彎的。朱梅很羨慕婁青，自己總泡在實驗室，對生活都麻木了。但婁青不一樣，還是充滿了熱情，她讀法律，大學四年會在朋友圈點評時事，也不避諱表達對父母的愛和感恩。
朱梅學業緊張，婁青很體貼，“我就是來看看你”，她讓朱梅別操心，自己第二天有安排。
看到婁青腳上的高跟鞋，朱梅跑回實驗室，拿來一雙恐龍圖案的洞洞鞋，“等會要走路，會很累”。吃過午飯，就像以往的每次見麵，兩個好友回到民宿聊天。那間位於萬達1號公寓30樓的民宿，是朱梅特意挑選的。在她的印象裏，這位高三的同桌喜歡熱鬧，而她的實驗室也剛好在附近。
短暫的相聚，婁青和朱梅聊起未來的打算，她正在準備英語考試，計劃申請英國的研究生。
●受害人婁青 講述者供圖
那天晚上七點多，她們去逛了商場，婁青買了一對耳環，又選了一束手工編織的花。晚上九點多，回民宿之前，她們在樓下的夜市買了一份臭豆腐，上樓後婁青沒吃夠，臨時決定下樓再買一份。
再次見到婁青已經是在長春市人民醫院。來的路上，朱梅不敢往最壞的方向想，猜測婁青也許陷入了昏迷，還想著治療需要涉及哪些科室，而她能聯係到哪些人，又該如何去對接？
到醫院後，主治大夫直接宣布了婁青死亡的消息，“送來時已經沒有生命體征”。後來的屍檢報告顯示，婁青因鈍器擊中頭部致重度顱腦損傷死亡。
朱梅被領到一個房間。婁青安靜地躺在那裏，頭朝裏，腳朝外。腳上穿的，正是那天中午朱梅為她拿的、恐龍圖案的洞洞鞋。
想安樂死的被告
最初兩天，朱梅說不出話，也吃不下東西。她變得很恍惚，覺得那就是一場夢，“就像我們很久沒見麵了”。
但她又要配合調查，反複回憶當晚的情況。每次的複述都會帶來新的痛苦，“把我拉回現實，一邊覺得是做夢，一邊知道真切地發生過。”即便如此，朱梅認為這是她的責任，“對後續會有幫助，（而且）我最後接觸她，轉述這些給她的家人，才算對得起她。”
事發後，朱梅和婁青的家人一起走訪現場，尋找目擊的攤販、當晚的120急救員、以及醫院的主治大夫。多次拋物和相關傷者的信息逐漸匯集起來，“很不可思議，扔了那麽多次，後來去的人什麽都不知道，沒有任何提示。”
但關於拋物者的具體信息，所知有限，直到11月27日，這起高空拋物致人死亡案在長春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
被告席上的人叫周恒，今年23歲，江西人。從6月17日到22日，六天時間裏，在萬達公寓的高樓上，他連續14次拋物，包括8塊磚頭、3罐未開封的可樂、2桶5升的桶裝水，以及半杯奶茶。
周恒自述，“（我）覺得社會不公，活著沒意思，就想跳樓，我又一直害怕不敢跳。”於是，他做了一個決定，“從樓上扔東西砸人，如果把人砸死了，公安局就能把我抓了，判我死刑。”
6月14日，周恒從上海坐飛機前往長春。出發前，他在電子支付上透支了現金。在長春，周恒輾轉過多家酒店，還去吃過海底撈，沒有錢了，他幹脆賣掉手機。
6月17日，他住進萬達2號公寓的一家民宿裏。房間在33樓，在那裏，周恒第一次往地麵投擲了物品。6月22日，在萬達廣場吃完飯，周恒掏光身上最後的幾十元。盡管當時已經搬到500米外的一家假日賓館，他還是選擇爬上萬達1號公寓的天台。
那一晚，他先扔了半杯奶茶和兩塊磚頭，沒砸到人，其間還坐電梯到一樓，確認物品拋落的位置。監控顯示，當天23時02分，他一口氣搬了四塊磚頭到天台，連續丟往地麵。兩分鍾後，他又走到32樓，從樓道的窗口再次扔下兩塊磚頭。
●萬達1號公寓1樓入口處，案發後貼上了小心高空拋物的告示語。蔡家欣 攝
在法庭上，回憶整個作案過程，周恒的表現“平靜冷漠”，“承認自己做的所有事情”。
至於他為什麽想死，法庭披露的信息有限，“因不能自食其力，生活窘迫，產生厭世、仇視社會的情緒。”今年四月，周恒曾被診斷為急性而短暫的精神病障礙。他的母親回憶，當時在上海的一家酒店，周恒曾因為無法溝通，被民警送至救助站，其後又因言行異常被送至醫院。
事發後，這份精神疾病病曆由周恒家屬提供給警方，並要求做精神病鑒定。法醫經眼動測定分析和病曆，綜合分析認定，周恒雖然有些偏離正常的思想、情感反應或行為，但不符合精神障礙的診斷標準，故周恒作案時無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庭審現場，周恒的辯護律師認為，眼動測定分析數值存在異常，鑒定方法不完善，申請重新鑒定，使用精神病人刑事責任能力量表。但這個訴求被法庭駁回了。
作為受害方，被可樂罐砸中的宋迅也出席了這次庭審。法庭播放的相關證據錄像中，周恒戴著一副眼鏡，有點瘦，“很正常，完全看不出來心理極端”。庭審現場的周恒，摘掉了眼鏡，高中畢業後，他一直沒有工作掙錢。看到這位年齡僅相差一歲的年輕人，宋迅有點想哭，“我感覺他特別可恨。”
那次被可樂罐砸到以後，出門走在高樓下，頭往上抬，宋迅總會產生有東西砸向她的錯覺，長達半個月的時間她都睡不好覺。回顧被砸的過程，宋迅意識到，分毫的時間與距離裏，自己曾與死神擦肩而過。那罐可樂先是砸在桌子上，而後彈起崩飛她的眼鏡，削去部分衝擊力，最後再撞上她的額頭。那個時候，宋迅正好往後伸了個懶腰，“（如果還在埋頭吃東西），有可能會砸到我的脖子。”
宋迅反複強調自己的幸運，同樣被砸，她幾乎能夠感受到婁青當時的痛苦，“她那一刻應該很難過。”事後，她一直跟婁青的家人保持聯係。決定出庭，不僅是對凶手和案件的好奇，她也希望自己的到場，給夠給婁青的家人帶來安慰。
宋迅回憶，庭審現場，周恒沒有任何愧疚和悔恨的表現，他在法庭上請求安樂死，嘴角也會時不時勾起冷笑。隻有提到錢才會撥動他的情緒，“（他會）變得很敏感，突然間不回答問題，或者想很久。”
監控顯示，事發當晚23時05分，連續扔完六塊磚頭以後，周恒坐電梯到一樓。在他的回憶裏，1號公寓門口的空地上躺著一個小姑娘，“一動不動，地上有血，地上都是碎磚頭渣，我認為那個女孩被我砸死了。”
約莫20分鍾後，周恒出現在紅旗街派出所，“我的目的是砸死人，現在目的達到了。”
●被告人周恒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不被聲張的監控和標語
被告人周恒被判處死刑後，12月14日，婁青的姐姐婁茜帶著鮮花和燒紙到萬達公寓的樓前祭奠妹妹。寒風中，人們目光停留，腳步匆匆。年輕的女孩路過調侃，“追憶先烈呢！”一個了解內情的男子邊走邊說，“這是那個女孩的家人吧？”
提起高空拋物，這裏的人已經沒有太多起伏了。一位在樓裏工作的美容師滿不在乎地說，多少年才一回的事啊！開便利店的老板說，“這就是一個概率事件”，在他看來，擔心高空拋物，倒不如關注雪後房簷上倒掛的冰棱來得實在。
這起悲劇就像水中短暫的漣漪，散開又消失，仿佛沒有發生過。事發那天晚上，一個攤主發了相關的朋友圈，被管理員要求刪掉，其他攤販在群裏表示，“維護夜市整體影響，一起掙點錢，領導全力以赴處理好這件事情。”
萬達公寓的天台曾經是長春的網紅打卡地，上麵盡是“愛情”、“表白”、“自由”之類的塗鴉。年輕人聚在這裏喝酒、拍照、在這裏俯瞰城市，觀賞日出與日落。保安看到會來驅逐，但也不會嚴格製止。
如今天台牆上的鮮豔彩繪，多了幾行紅色標語，“嚴禁高空拋物”。類似的標語同樣出現在樓道和一樓入口。通往天台的兩個門，一個被鎖住了，另一個是消防通道，24小時有保安值守。
●萬達1號公寓通往天台的入口，張貼著嚴禁拋物的告示。蔡家欣 攝
事發後半個月，萬達樓體的四周都裝上了監控。一位攤販回憶，七月中旬的一個晚上，一條鏈子從20多層飛下，砸中一個冰櫃，很快鎖定肇事者——一對吵架的年輕夫妻。
作為家人，姐姐婁茜想不明白，此前這裏出現多次高空拋物，為什麽沒有任何人采取措施，哪怕一個簡單的圍欄或者一句提示——或許那樣，她的妹妹婁青就能幸免於難。
她和妹妹婁青相差十歲，從小到大，妹妹婁青就像一個小尾巴，跟在她的後麵。後來，姐妹倆的角色輪換過來，婁青成為家裏有主見的那個人。姐姐生二胎，她專門請假陪護。父母年紀大了，她關注他們的健康和體檢問題。她的人生似乎很快就要進入新的階段，今年五一假期，她第一次帶男朋友回山東老家。
這場意外中斷了一切。
沒人能回應婁茜的質疑。《民法典》規定，物業服務企業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而導致高空拋物行為造成被害方遭受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在論文《高空拋物入刑後的司法認定問題研究》裏提到，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包括，定期進行安全隱患排查，開展相關宣傳講座，安裝監控設施等。
此前，關於高空拋物就有物業擔責的相關判例。2015年，一男子在小區中被高空中飛來的物體砸中死亡。由於找不到拋物者，2023年當地人民法院對該案作出判決，小區中的 36名居民承擔每戶1萬元的補償責任，物業承擔8萬元賠償責任。
即便已有先例，相關案件中物業的民事侵權責任還是存在爭議。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韓旭長期關注高空拋物案件。他認為，此案中物業方沒有責任。在韓旭看來，隻有存在過錯才要承擔責任。比如，保安沒有履行安全保衛的義務，導致有人進到小區偷東西殺人。
但高空拋物不一樣，物業管不了每家每戶的的情況，“責任不應該擴大化，還是要由行為人來承擔。”考慮到多次連續拋物和致人傷害等情節，法庭判處被告人死刑，已經從量刑上體現了“從重考慮”。
在韓旭看來，高空拋物主要靠預防，比如在城建規劃中，要求三層以上的臨街窗戶加裝隔離裝置，讓東西扔不出去。國外已有一些相關措施，2021年新加坡環境局用高清攝像機和動態數據處理軟件監控高樓拋物者，處罰了一大批肇事者。
●2019年11月25日，浙江寧波，一小區監控室內可以看到高空拋物監控攝像頭拍攝的畫麵十分清晰。
凶手雖然已經被判死刑，但處在漩渦裏的人並沒有得到解脫。
在法庭聽到判決結果後，朱梅沒有獲得想象中的安慰，“（被判死刑）又能怎麽樣？”婁青被車拉走火化的那一天，朱梅在後麵跟著跑，“好像能追回來一樣”。當天晚上，朱梅跟隨婁青的骨灰一起回到山東。
在老家休整了一個月，朱梅想過退學，“我回來再繼續讀書，但她沒有了，意義是什麽？”最終她選擇繼續完成學業，重到長春，路過兩人相見的路口，婁青的笑會浮現在她的眼前，做實驗的時候，她也會恍惚，突然停下動作。
朱梅想過無數種可能性，“我很後悔，不該來這裏（長春）”，“我為什麽答應讓她來（長春）？”甚至要是從來都不認識婁青就好了。
而在山東萊州，失去婁青的家也幾乎垮掉了。她的父母年近七旬，多次住院。母親總是夢見婁青一個人站在家門口，滿臉是淚，“她明白自己再也融不進這個家了。”
沒有改變的，或許隻有長春紅旗街萬達廣場的喧鬧。從盛夏到寒冬，推著行李箱的遊客，一批輪著一批。
（除韓旭、周恒外，應講述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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