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不平的千禧一代
前言
美國的“千禧一代”（出生於1981-1996年間），在“美國夢”的神話中長大，曾經對人生抱有遠大期望。然而當他們參加工作時，正值美國自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經濟衰退期，千禧一代成為美國現代史上第一代生活水平不如自己父母的人。僅僅為了維持生計，他們就需要耗盡全力。
《躺不平的千禧一代》考察了美國千禧一代中普遍倦怠的生存狀況。一路為升入大學做準備的成長經曆、將好工作等同於過度工作的病態職場文化、被工作不斷擠壓侵占休閑時間，以及令人心力交瘁的育兒競爭等等，千禧一代在工作和生活上承受著方方麵麵的重壓。本文選自第4章，做自己熱愛的事，竟然也是倦怠的陷阱。
1
當許多千禧一代進入就業市場時，這市場或是一片狼藉，或是處於極為緩慢的複蘇過程。從2007年12月到2009年10月，美國的失業率翻了一番，從5%飆升到10%，總就業人數減少了860萬。雖然這種全國範圍的大衰退幾乎影響到每個人，但它會以某種方式格外影響到那些初次踏入就業市場的人。
當千百萬有經驗的勞動者失去工作時，他們會退而求其次，去尋覓那些自己尚且還能找到的工作：包括那些低薪的入門級工作，而這類工作曾經是職場新人通常在就業市場上找尋的立足點。對於16至24歲的千禧一代而言，他們麵臨的失業率從2007年11月的10.8%，上升到2010年4月創曆史新高的19.5%。
安妮·勞裏在《大西洋月刊》上寫道：“千禧一代在經濟衰退中被打垮了。他們一畢業就進入八十年以來最糟糕的就業市場。這不僅僅意味著持續幾年的高失業率和生活在父母地下室裏的黯然時光，還意味著整整十年的工資損失。”
這一特定時間節點的影響，至今才逐漸被關注：例如，美聯儲2018年發布的一份報告表明，“千禧一代比前幾代人年輕時的情況要差，主要體現在：收入更低，資產更少，而財富自然也更少”。
沒有工作意味著沒有能力為房子或為退休儲蓄，也沒有能力投資。一些千禧一代重返學校以抵禦風暴，但兩年或六年後出現了數萬美元之巨的學生債務，並且工作前景幾乎沒什麽改善。那些被迫搬回家的人，同樣得忍受永遠無法逃離的來自親生父母和媒體的焦慮言論：那是懶惰和沒有方向的人的咎由自取，而並非是因為經曆了一場完全不受我們控製的經濟災難。
這是慘淡的現實，過去如此，現在也一樣。
然而，千禧一代，即使是那些搬回父母家自己童年臥室裏的人，並不是要被培養成向市場力量俯首稱臣的人。我們被教育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期找到許諾給我們的完美工作。我們渴望從事凱瑟琳·庫恩所謂的“寄予希望的勞動”：“沒有報酬或報酬低微的工作，通常是為了換取經驗值與曝光度，寄希望於未來的工作會隨之而來。”
換言之，也就是實習、“夥伴計劃”這樣的“準工作”，其中許多價值存疑，但對於大多數工作崗位來說，特別是那些德光所謂的“可愛的”工作，感覺又是必須的。
2
2003年，當我從大學畢業時，朋友中隻有極個別人從事過實習工作，我們甚至都不知道應該去實習。而10年後，身為一名教授，我需要應付的來自學生的問題，絕大多數都是關於如何找到實習機會，而不是解釋他們關於拉康精神分析理論的課程作業。盡管拉康的理論概念既艱深晦澀也難以理解，但對大多數學生來說，這仍然比找到一份實習工作要容易一些。
要搞懂一個理論，你隻需要多讀點書就可以了，隻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所有不理解之事最終會自然消解。而實習則關乎人脈，最重要的是要有為幾近於無的報酬而工作的意願和能力。如果你沒有相關履曆就無法找到工作，而你不去實習就無法創建這段履曆，你也沒有寬裕到能為了搶到實習機會就將自己作為免費勞動力。
那麽，從理論上講，隻有某種特定類型的人（你懂的：不差錢的人；有來自大學的私人資助的人；可以在上學期間借到更多貸款來承擔實習期生活費用的人），才有財力提供那種“寄予希望的勞動”。
我們中的某些人正是因為住在家中，省去了房租，才能接受實習工作；而其他人，為了維持生計，或是依靠父母，或是靠學生貸款和副業。雖說許多人已經完全放棄了在自己期望的領域找到理想工作的夢想，但這並不意味著“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去做自己熱愛的事”這種壓倒一切的想法已經消失了。
索菲婭是一位在特權中長大的白人女性，在從一所小型文理學院畢業並獲得藝術史學位之前，曾在小型博物館和蘇富比拍賣行從事過一連串的無償實習。那年恰好是2009年，蘇富比承諾的一份工作突然說沒就沒了。她隻好又在紐約和芝加哥申請了數百份有償或無償的實習機會，最終得到了一個戲劇公司的麵試機會，並欣然接受了這份實習，因為她知道父母能給自己幫助與支持，而畢竟這份實習是無報酬的。
她還試圖找一份服務生的兼職工作，在紐約皇後區的阿斯托裏亞挨門挨戶地把自己的簡曆分發給每家餐館。然而，卻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回複消息，最終隻是在某個朋友工作的餐廳裏有職位空缺時才得到一份工作。“如果說我在那次找工作的過程中學到了什麽，那就是人脈關係、裙帶關係和內部關係基本上是獲得工作的唯一途徑，”她說，“即便如此，那份工作也隻不過是一份無報酬的實習而已。”
然而，那份實習幫她找到了一份帶薪實習，並最終使她能參加某個博士學位的項目。但在她走到這一步之前，索菲婭曾在一家博物館做協調員工作，並獲得了“如何無動於衷地剝削實習生（以低薪或無薪的形式）的第一手資料，因為大家都知道實習機會的競爭有多激烈”。
每個實習機會都能吸引成千上萬的申請人，在某種程度上，獲得實習機會比進入常春藤盟校還要難。“提供實習的機構都心知肚明，因為自己擁有一個聲名顯赫的品牌，所以一旦涉及報酬時，他們完全可以為所欲為，”索菲婭說，“反正也不會有人是為了錢而進入藝術界，對吧？你必須對其充滿熱愛才能追求這一事業！而大家居然還搞不明白為什麽博物館在招聘多元化方麵如此臭名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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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本科或研究生期間，有三種選擇來支撐無報酬或薪水微薄的工作：拿出學生貸款來應付；再多打一份工來補貼；或是依靠父母的支持，以吃住在父母家或由父母來支付生活費用的形式。
埃琳·帕尼查功在2019年寫了一篇博客文章，作為家族裏首位大學生，她在文中講述了自己整個本科生涯都在不停貸款的故事：用途上，不僅僅是用於支付學費，還包括房租、雜貨及日用品、水電等公用事業費和書籍的費用；地點上，先是在聖莫尼卡社區學院，然後是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最後是在法學院。當聯合國出現無償實習的機會時，她知道自己必須接受，即便是這意味著得申請學生貸款來做零收入的工作。
帕尼查功在一篇題為“無償實習將我這樣的女性關在法律界門外”的文章中寫道：“空有曝光度並不能支付賬單，僅靠經驗值也解決不了房租。就連我去實習的交通費用都不負擔，這份實習不可能養活我。然而，我深信這段經曆是如此重要，以至於為之貸款都是值得的。”
這是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通過實習獲得的、體現在簡曆上的經驗積累，對於在任何一家公司找到工作都至關重要。因此，這條“不成文的規定”就變成：為了日後獲得一份工作，你必須參加實習，無論報酬多低。“通過工作獲得報酬不應成為一種奢侈的念頭，”帕尼查功繼續寫道，“當我是一名就讀法律專業的學生時，總是對這些無償實習的機會感恩戴德，直到現在我才對這種做法提出質疑。”
當人們追隨某種“使命感”時，金錢和報酬就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使命感”的概念源於新教的早期教規，具體是指這樣一種觀念：每個人都能夠且應該找到一份工作，並通過這份工作來盡己所能地侍奉上帝。而美國的加爾文教徒則將一個人為這份使命感而奉獻，以及隨之而來的財富和成功，解釋為上帝選民地位的證據。文化理論家馬克斯·韋伯認為，這種解讀對資本主義有利，因其鼓勵每位勞動者認為，自身的勞動不僅是寬泛說來具有意義，而且還具有價值，甚至是神聖的。
在一項關於動物園管理員的開創性研究中，J.斯圖爾特·邦德森和傑弗裏·A.湯普森研究了那些把同動物打交道的工作視為某種“使命召喚”的人所忍受的苦難。動物園管理員教育程度很高，但工資很低，2002年的平均年薪僅為24640美元，大多數人不得不從事第二份工作以維持生計。他們的晉升空間很小，每天要花不少時間來清理廢棄物、做其他“髒活”。但他們卻也明確表示不願意考慮辭職，也沒打算去尋找新的工作。正如邦德森與湯普森所指出的：“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生來就該從事特定的工作，甚至認為這是命運的安排，那麽拒絕這種使命感就不僅是某種職業選擇而已。拒絕它，將是某種道德敗壞之舉，是對那些有求於自己的天賦、才能和努力的人的忽視和拋棄。”
亞曆克斯是白人，成長於中下階層家庭，2007年大學畢業後開始尋找教會牧師的工作。而自初次找工作以來的整整12年裏，他已經申請了百餘份工作。有時，他同時從事多份工作；而另外一些日子裏，他甚至連一份工作都找不到。
目前，亞曆克斯在一家教會工作，但合同即將在這個夏天到期。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庭下一步該怎麽辦。他和家人為了維持生計，在去年搬到父母家中一起住。眼下，他正在尋找任何有穩定時間表、合理的通勤時間，以及明確的任務或工作重點的工作。他說：“若這份工作能有醫療保障，將會是一個極大的優勢。”
可是，在遍尋不著一份牧師的工作時，他發現自己不停地在焦慮、羞愧和抑鬱之間循環，而所有這些感受讓他產生了一種“使命感”。“我有這樣一種想法，我們正在被引導至比我們自身更宏大的事物：上帝、宇宙，或者無論什麽，”他對我說，“於是，當我們倦怠時，或者當我們給自己設置界限時，你會感覺，我們若不能每分每秒都熱愛這種使命感，將不啻為一種背叛。”
換句話說，“使命感”往往成為一份歡迎剝削的邀請函，無論你是動物園管理員、教師還是牧師。埃倫·拉佩爾·謝爾在《工作：巨變時代的現狀、挑戰與未來》一書中指出，雇主們甚至創造出了某種算法來檢索求職申請，以便將有“使命感”的應聘者，從那些僅僅是“發送求職申請”的應聘者中遴選出來，因為他們知道“前者會很高興地處理任何任務，且不會爭論或提要求”。
無論有多少人承認無報酬或低報酬的實習兼具排他性和剝削性，都無所謂，因為新畢業生們仍然對其趨之若鶩。BuzzFeed的一個“夥伴計劃”吸引了數千名申請者，而一個為各種深夜電視節目招聘的人告訴我，2019年夏天，她僅僅為兩個節目的50個職位，就足足應付了近萬名申請者。
所謂“寄予希望的勞動”的承諾是：隻要你能順利踏進這個大門，你或其他滿懷希望的勞動者能得到何種待遇並不重要；重要的隻是，你有機會最終得以從事自己熱愛的工作，無論報酬有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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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琳是一個中東裔白種人，在加利福尼亞的一個農村地區長大。她在一所州立學校就讀，並獲得了“全球研究”專業的學位。她渴望在教育領域或非營利組織找到一份工作，“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或者能夠在做好工作的同時赴海外旅行和生活”。畢業前夕，她和其他許多人一樣，耗費大量時間在職業指導中心參加研討會；瀏覽中心的網站；除了在大學學位一欄之外，在那些她認為會使自己獲得一份穩定工作的路徑上打鉤。
在大學畢業後的第一輪求職過程中，埃琳申請工作的數量多得自己都記不清，但隻有兩份申請得到了回應：一個是某環保非營利組織的低薪推銷員職位；而另一個職位則是初級金融分析師，但她完全不符合相關任職條件。她痛恨搬回父母家同住的想法，但最終意識到自己並沒有其他選擇。她告訴我：“沒有工作，我根本無力負擔搬出去一個人住的費用。”
起初，她還會覺得很羞愧，2008年，至少在她居住的城市，經濟衰退的廣泛影響還尚未顯現出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大學同班同學裏幾乎所有未進入STEM（泛指理工類相關）行業工作或是沒能讀研的人，也都搬回老家了。她花了幾個月時間尋找工作，與日益增長的焦慮感和羞恥感作鬥爭，最終在當地基督教青年會的課後項目中，找到了一份兼職工作，一份“零收入”的工作。
某天，埃琳遇見了她讀一年級時的老師，老師拿出一個文件夾，夾子裏是老師珍藏的埃琳兒時全部的舊作業，還有埃琳一年級至八年級的優秀作品集。老師本想通過這份禮物向埃琳展示，自己一直以來都在埃琳身上看到巨大的潛力。可遺憾的是，埃琳自己卻把此事內化為深深的失望。
“我一直就是個機靈鬼，在我們家鄉，我被視作前途光明的孩子之一，”她說，“所以說，搬回家對我而言是非常沉重的打擊。我本應去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可卻淪落至此，灰溜溜地回到小鎮故地。”
無論實際成功的機會有多小，培育希望現已悄然成為一種商業策略。實習生和“夥伴”創建內容並提供勞動，其身價卻隻是受薪雇員的零頭，而他們恰恰是最明顯的“寄予希望的勞工”的典型案例。自由撰稿人是“寄予希望的勞工”，臨時工也是，他們希望獲得夢寐以求的“轉為全職”的機會。正是依靠大量甘願低要價、高負荷的勞動者，許多行業才欣欣向榮地發展起來，隻要這些勞動者們能自欺欺人地認為，那是一份自己“熱愛”的工作。
尤以學術界為例，該領域事實上已然成為某種“寄予希望的勞動”的產業綜合體。在這一體係中，終身教授——該職位是一種名義上的鐵證，表明你餘生都可以花在對自己所選學科的思考上，同時還有工作保障，隻要你足夠努力鼓勵自己最努力上進的學生申請讀研。而研究生院依靠的是全額繳費學生的錢，以及這些學生們的廉價勞動力，所以學校接受的碩士生數量遠多於博士生，而博士生數量又遠超終身教職的數量。
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研究生們獲知的信息是：工作能從根本上拯救他們。如果他們能發表更多文章，能去更多的會議展現自己的工作成果，或是能在畢業前得到一份圖書出版合同的話，在就業市場上的機會就會增加。對於數量有限的少數人而言，上述說法被證明的確成立。
然而，那絕非某種萬無一失的保證書。隨著公立大學經費被不斷削減，許多學生得自行承擔參加會議的差旅費（通常是通過學生貸款），要在暑期拚命打工以維持生計，同時還得申請業已稀缺的學術類職位，其中不少還是在偏遠地區，且幾乎沒有長期工作穩定性的承諾。
某些高校教師或研究人員，在其研究生階段就耗盡了自己“寄予希望的勞動”的輸出。而對於其他人來說，則需要在就業市場上經年累月地打拚，往往是在喪失尊嚴和極為苛刻的工作條件下兼職賺取極低的報酬，然後才發現自己的夢想開始四分五裂。但是，這個體係本身就是為了最大限度維係自身運轉而設置的。
大多數人文學科的博士課程依舊極少提供或壓根沒有提供學術領域以外的工作培訓，這就形成了某種從研究生院走向終身教職候選人的強製性通道。尤其是在人文學科，獲得博士學位，成為你的那一個特定知識領域的博士，基本就等同於說：“我不具備任何市場需要的技能”。因此，許多研究人員別無選擇，隻得繼續教書，這是他們覺得自己唯一能力可及之事，即便沒有合理的報酬或工作保障。
學術機構有動力讓兼職人員來“做他們熱愛的事”。但除此之外，還有來自同行和導師的額外壓力，這些人已經對自己所在機構的持續生存能力進行了深度投資。許多對目前就業市場的現實情況缺乏經驗的資深學者，直言不諱地建議或暗示自己的學生：唯一的好工作是一份終身教職的學術工作。2011年，當我未能得到一份學術研究工作，而是選擇了一份高中教職來維持生計時，我感受到了各位教授溫和亦直白的錯愕與沮喪。
除此之外，我別無選擇，而這倒無關緊要。關鍵在於我已經脫離了唯一被認可的路線：無論如何都要留在學術界。“我們理應接受現狀，因為我們做的是高尚的事，”埃琳回憶道，“而當我辭去教職去科技領域工作時，因為當時真的是揭不開鍋了，能深刻感受到前同事們對我指手畫腳。”如果你離開教學崗位，人們的想法是你“要打退堂鼓”，或忽視了“以學生為中心”的工作。她覺得自己像個叛徒似的，因為沒能“堅持下去”。
倘若教學、研究人員發現自己對這種體係的幻想破滅，那時候，這種破滅往往還會伴隨著某種延綿不絕、揮之不去的羞恥感。他們是否遵從了關於如何將自己塑造成理想求職者的每一條建議？這個體係是否正是依靠這些人看似無限的理想和勞力儲備才能茁壯成長？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花了十年甚至更久的時間為自己熱愛的事而努力，卻未能走到終點線。這就是當我們並非就事論事地談論工作，而是視其為追求某種“熱愛”時會發生的情況。這也使得辭去一份無情剝削你的工作感覺像是自暴自棄似的，而實際上，這隻是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你第一次為自己的需要辯護。
希巴是一位巴基斯坦女性，也是第一代美國移民。於她而言，從事這種“寄予希望的勞動”卻根本得不到認可，這樣的現實是無法承受的。在本科階段，她經常為校報和當地的穆斯林報紙寫稿。而待到畢業時，教授們紛紛告訴希巴，她很快就能在當地報社找到一份工作，並最終一步一個腳印地踏上更大且更具影響力的舞台。然而，當她真的開始申請工作時，卻一無所獲。她有時甚至在一天之內發出30多份求職申請，工作地點遍布全美各地。
最終，希巴在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了一份研究分析員的工作。工資還算不錯，年薪38000美元，但工作內容卻讓人感到乏味。她坐在一個格子間裏，輸入數據並撥打陌生拜訪電話。她發現自己“極其無聊和沮喪”。後來又有一天，她發現在自己畢業典禮上的演講者，某個她確信會在新聞界取得輝煌成就的人，就坐在離自己不遠處的另一個格子間裏。
但是，希巴依然不懈努力，指望在新聞界找些事情做：她不斷發送求職申請，並終於得到一份在某份科學雜誌社擔任編輯助理的工作，但年薪隻有26000美元，這可著實有點低了，根本無法靠此生活。與此同時，她開始參加“女性研究”的夜校課程。用她的話說，她“非常中意”這個課程，並最終完成碩士學位的學習。這一係列過程，使得她終於得以在紐約一家“光鮮的自由派新聞雜誌”覓得自己渴望已久的酷工作。盡管這隻是一份兼職，時薪僅為8美元，而且她還不得不住在朋友家的沙發上，但她還是迫不及待地抓住了這個機會。
“在我心底，總有一種非常渴望被人們視為一名作家的想法，”她說，“我想加入這樣一種新聞雜誌，就是那種由各路知識分子來解讀事情的雜誌。我以為自己能提供一個有趣的角度，撰寫身為一名穆斯林女性的感受。況且我已花了整整三年時間為研究生學位來學習和研究這些主題。然而，事與願違，我精疲力竭，收入微薄，沮喪至極。”在辦公室裏，幾乎沒有人和她說話。
希巴在一份不酷的工作中待得夠久了，而當她終於得到一份很酷的工作時，她能夠察覺到工作條件有多差。這份酷工作可能算不上無聊，但遠非她曾經所以為的那麽美好。“我本以為堅持下去是值得的，”她說，“可到頭來，這種經曆是如此令人沮喪，我隻能抽身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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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可愛的”工作的迷戀，意味著普通的工作，那些不像忍者或絕地武士般的工作那樣“酷”，但卻能提供“穩定”和“福利”等神奇力量的工作，會變得不受歡迎。在這種邏輯下，郵遞員和電工似乎是屬於我們祖父母和父母那輩的工作，是那種上下班時間均有明確界定的工作，是那種不會讓我們勞動者喪失個人身份的工作。比如說，也許你並不熱愛安裝空調這份工作，但你並不討厭它，因為工作時間挺合理，收入尚屬體麵，還有培訓機會。然而，起碼在受過教育的中產階層眼中，這類工作往往被打上不受歡迎的標簽。
在康涅狄格州中上階層家庭長大的薩曼莎，在完成自己的大學學位之前就輟學了，她正麵臨著上文所述的那種掙紮。在離開學校之後，她告訴所有認識的人，自己想去教書，眼下隻是在等待時機成熟。但實際上，她真正想要的工作，是成為自己目前打工的那家小超市的經理。
時至今日，她仍在那家超市工作，有著挺高的時薪，日程安排也相對靈活。“然而，我仍然覺得這些都還不夠好，因為這並非自己兒時夢想要從事的工作，”她如是解釋道，“但這是否意味著它不是份好工作呢？我祖父的夢想是當三十年的郵遞員嗎？可能未必，我打賭沒有人會嫉妒他的這份好工作。”
千禧一代對“做自己熱愛的事”的這種時代風潮越來越不抱幻想，再加上社會對所有那些既不炫酷也不性感的服務有著持續而穩定的需求，這就為其增添了某種新的光彩。在同齡人中，我注意到一種在職位要求和職業追求方麵的普遍頓悟：他們不再渴望自己夢想中的工作，而隻想要一份報酬不至於太低、不會太過勞累、不會由於為自己主張權益而心生愧疚的工作。畢竟，做自己熱愛的事已經把他們掏空。而現如今，他們隻是在打一份工而已，同時也從根本上開始重新定位個人與工作的關係。
我們不妨來考慮一下埃琳在科技領域的新工作：這份工作是穩定的，她可以負擔得起諸如雜貨日用品的費用；而且與做兼職不同，她能夠在工作和非工作的生活之間維持清晰的界限。曾經，在埃琳的成長過程中，她認為一份好工作能讓自己賺很多錢、熱愛這份事業並且做善事；而現在，她對好工作的定義是：“開價最高，且允許我在下午五點後與其斷開聯係”。這是某種在千禧一代中間變得日益普遍的軌跡：設法去做自己喜歡的事就好。
千百萬的千禧一代，無論身處哪個階層，都是在崇高、浪漫、中產階層的工作理念中長大的。而若要回避這樣的工作理念，也就意味著要去擁抱許多工人階層雇員一直秉持的想法：一份好工作就是不剝削你，而你也不討厭的工作。
傑絲是個黑人混血兒，她生長於“赤貧人家”，且父母均不在身邊。當她從大學畢業並獲得“非洲裔美國文學”的學位時，她想從事營銷方麵的相關工作。然而，在2009年經濟衰退的高峰期，她對一份工作的急切需求意味著，她隻能在星巴克工作。
傑絲本來也想搬回家和父母住，後來才發現這個選項並不存在。她隻好從事無收入的自由職業工作，試圖為日後求職積累經驗。起初，她覺得畢業還不錯，在咖啡館工作也挺開心，但不久便開始感到焦慮，因為比自己還年輕的朋友們一畢業就直接進入了正式工作崗位。如今，她確實很喜歡自己的工作，在一個非營利性組織，為寄養兒童服務，部分是因為她從未覺得必須要找到一份完美的工作，即使周圍的朋友都在為明顯更有追求的職位而激烈角逐。“我有一種更為現實的觀點，”她說，“因為我和媽媽一起長大，而她壓根談不上擁有所謂的職業生涯。她幹了許多份毫無前途的工作，以獨自撫養四個孩子。”
索菲婭曾涉獵過各式各樣的藝術類實習，最近剛在一所常春藤盟校完成了博士學位。“我認為一份好工作，應該是在頗具聲望的知名機構裏，做一些自我感覺在創造和學習更多藝術知識的工作，”她承認，“而對於聲望的執念很久很久都揮之不去。直到我在尋找博士後工作時，才意識到聲望與工作滿意度並無關係。幸運的是，通過七年的研究生生涯，再加上這些林林總總的實習經曆，我終於意識到工作中究竟哪些方麵會讓我感到快樂和滿足。”
在進入就業市場後，她終於找到了第一份有福利的固定工作。本質上來說，這算不上是一份學術界的工作，隻不過是向中學生講授曆史。“我對此非常高興，不僅工資很高，而且自己每天都能感受挑戰和成就感，”她說，“這工作當然談不上什麽聲名顯赫，但也是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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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熱愛的事”的一個有害的假設是：每個在美國成功的人都在做自己熱愛的事，而且反過來說，每個在做自己熱愛的事的人都已經獲得了成功。如果未能成功，就代表你做錯了。“這種‘工作即熱愛’謬論的核心是這樣一種觀念，即美德和金錢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麵，”德光闡述道，“哪裏有財富，哪裏就有艱苦工作，就有勤奮精神，就有創造出財富的那一份個人的聰明才智。”
該邏輯亦表明，哪裏沒有財富，哪裏也就少了艱苦工作，或者少了勤奮精神，或者少了那一份個人的聰明才智。盡管這種相關性已經被無數次推翻，但它在文化製約環境中的持續存在，是人們更努力地工作、為更少的錢工作、在糟糕條件下工作的原因。
當那份很酷、很可愛的工作並未出現，或者雖然出現了，但這份工作對於本不富裕的人來說難以維持時，我們不難看到羞恥感的不斷積累。在過去十年裏，身為白人的埃瑪一直試圖打入她所謂的“信息科學領域”，也就是我們眾人所熟知的圖書管理員。當她碩士畢業時，得到了一份全職的臨時工作，但埃瑪的理解是：“如果自己足夠努力”，這份工作就會變成長期、固定的。
“這是我夢寐以求的工作，”埃瑪解釋說，“我認為自己是地球上最幸運的人。”然而好景不長，她所在的機構經曆了一次“領導層更迭”。於是，她被一份又一份臨時工合同牽著鼻子走，自己身心俱疲，已至臨界點。“在工作中，我不斷超越自我、追求卓越，每一絲精力都投入其中，我讓自己成為最熱情、最投入的員工，”她說，“但新領導們不喜歡我，自己再怎麽努力也是徒勞。”
在反複尋找工作的過程中，她經曆了抑鬱、低自我價值感、對自己在教育上投入的強烈遺憾，以及一種全麵的自尊匱乏感。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質疑自己身上的方方麵麵、角角落落，難道是我說話的方式不對嗎？還是我的頭發、衣著，或體重？”
問題部分是源於不一致的期望值。當她獲得碩士學位時，教授表示，畢業後她就能找到一份全職工作，起碼能有45000美元的年薪及相應福利，並能立即參加“公共服務貸款減免計劃”。而現實中，經過無數次求職之後，她從事的僅僅是一份她所受的過度教育的專業領域之外的工作，年薪不過32000美元而已。即便如此，她每天都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自己是同專業中極個別的找到全職工作的人之一。
（編者注：公共服務貸款減免計劃，是美國聯邦政府2007年推出的，根據該計劃，背負學生貸款的人，可以通過全職從事公共服務來享受學生貸款減免。）
當埃瑪回顧過去這十年時，她雖感到憤世嫉俗，卻又心存感激。“人們總是暗示，若你未能成功，就是因為不夠熱愛，”她說，“但我已不願再對工作進行情感上的投入，這實在是不值得。據我所知，任何人都是可以被棄之不顧的。這一切既不公平，也不是基於熱愛或功績來回饋。我不具備足夠的情緒帶寬來玩這場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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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聽到類似埃瑪這種故事時，我覺得這與其他成千上萬的千禧一代是何其相似，不禁再度意識到：我們中的許多人曾經是多麽積極進取、不知疲倦地朝著夢想中的工作努力奮進啊。這就是為什麽千禧一代很難理解對自己這代人經久不衰的批評：被寵壞的一代，懶惰，且自以為是。“可愛的工作”即理想工作這一想法，並不是由千禧一代萌生或培育的，但我們確實不得不麵對這樣的現實：一旦暴露於現實世界中，這種想法就會變得多麽脆弱不堪。
當有人批評千禧一代懶惰時，我很想提出質疑：究竟是指哪些千禧一代？當有人說我們自以為是時，我也確實會問：究竟是誰教導我們應該從事自己熱愛的工作的？我們被灌輸，大學將是獲得中產階層工作的途徑，可這並不是真的；我們也得知，熱愛終將帶來利益，或者至少是一份讓我們被器重的、可持續的工作，而這也不是真的。
在通往成人期的路上，人們都一直在調整期望值，關於工作是什麽、能提供什麽的期望值。而千禧一代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已經花了5至20年的時間來調整這種所謂的期望值。我們將父母及大學輔導員關於就業市場令人寬慰的理解，重新調整成自身對於就業市場的現實體驗，同時也形成了一種完全功利的願景，關於工作可以是什麽、應該是什麽的願景。對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要經過數年爛工作的洗禮，才終於理解：我們是勞動者，是工人，我們渴望著團結。
幾十年來，千禧一代一直被告知：我們很特別，每一個都充滿潛力。而我們要做的僅僅是努力工作，將這種潛力轉化為完美的生活，告別經濟憂慮，而恰是這些憂慮限製了我們的父母。可是，當嬰兒潮一代盡善盡美地培養和教育他們的子女以適應工作時，他們也進一步瓦解了原本可以讓那種生活成為可能的社會、經濟和職場等方麵的保護措施。與其說他們寵壞了我們，不如說他們破壞了這樣一種可能性：隻要辛苦工作，我們就能得到那些他們所承諾的東西。
在進入就業市場之際，鮮有千禧一代具備足夠的智慧來理解這一點。相反，我們認為，如果機會沒有出現，那就是個人的問題。一方麵，我們承認市場競爭趨於白熱化，也意識到自己已經把標準定得多低；而另一方麵，我們也確信，隻要足夠努力，我們定會取得勝利，至少能尋獲穩定與幸福，或者是達到其他某些模糊的目標，即便我們越來越不清楚自己緣何要尋求這些目標。
這場注定失敗的戰鬥，我們已廝打多年。對許多人來說，包括我自己在內，很難不為此感到難堪。鮮少安於現狀，是因為我確信：隻要足夠努力拚搏，局麵就會不同。但是，你隻能作為一個“獨立承包人”，在一份沒有福利且僅有最低工資的職位上工作，同時承擔每月400美元的貸款，即便是在你“熱愛”的領域，而多年以後你才會意識到有些事情其實大錯特錯。
我們中的許多人，都隻是在飽經風霜、精疲力竭之後，才意識到這一點。無論如何，“讓熱愛見鬼去吧，給我錢就對了”這句千禧一代的新口號，其說服和打動人心的力量，與日俱增。
（本文選自格致出版社《躺不平的千禧一代》，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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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烤店主，在淄博過冬
文 | 徐巧麗
圖、視頻 | 呂萌
剪輯 | 沙子涵
編輯 | 陶若穀
淄博王舍汽配城的工人們得到消息：一位32歲的大哥幹不下去燒烤，出來賣盒飯了。
那開三輪敞篷車的就是他。11點半過後，日頭已經升得很高。他裹緊五層衣服，車上放兩個泡沫箱，每逢一家汽修店門口，就探頭問一句：哥，吃飯了不？
大哥自稱小鄭。兩公裏之外就是他的店，“原始人燒烤”——他塊頭大，身板粗，毛發旺盛，因此得名。頭兩天，他就來考察過，這裏少說上百家汽修店，工人多，選擇少，午餐平均消費10塊，有巨大的盒飯市場。
賣盒飯是閑出來的主意。國慶一過，時常一天盼不到一桌客人，眼看11月底了，營業額還沒過萬，店裏的煙灰缸兩天就滿了。閑著也是閑著，妻子勸他，去幹個跑腿吧，送個外賣吧，他尋思沒意義。賣盒飯既能忙活起來，又能給燒烤店打廣告，“說不準能拯救這家店”，小鄭想。
設想得美好，一行動就狀況頻發。塑料盒買少了，菜剩下不少。泡沫箱買小了，最後一個碗差點塞不進去。匆匆忙忙過去，已經過了飯點，吃了不少閉門羹。“吃過咯，明天早點兒！”工人們這樣回複，說完不再理他。
買盒飯的不多，看熱鬧的不少，大多疑惑為啥到這兒來賣？小鄭開始訴苦，“燒烤店沒生意，你嚐嚐好不好吃，下回來店裏吃。”
教訓也聽了一大堆。中年婦女說他，買錯了盒子，量顯少，“這地方都是幹活的，你整這麽小碗，這顯得不夠吃。”好心的工人提醒他，已經有兩個送餐的，“11點就有人賣了。”
●賣盒飯途中
“就是這麽難！”小鄭縮著頭自嘲，將近兩個小時，圓潤的寬臉始終堆著笑。他自詡被生活磨出了樂觀，開燒烤店以前，做了三四年的大料銷售，在農貿市場一家一家推銷調味品，求人是最正常的狀態。
沒成想，這一趟跑了近百家汽修店，隻撿著四家沒吃午飯的，賣出11盒，不到60塊錢，剩下30多碗隻好帶回去。
這天是11月24日，寒潮降臨淄博的第二天。梧桐樹葉開始泛黃，環衛工不再為創建“淄博文明之城”種喇叭花和小雛菊，開始清掃厚厚的落葉。早高峰的“燒烤公交專線”，除司機外空無一人，許多店麵隻剩下一張轉讓告示。
方圓兩公裏內，小鄭的店是為數不多還開著的。說是燒烤店，實則是個鐵皮棚子。之前用作批發超市，地方大，價格便宜，隻是密封性差，無人時尤其寒冷。夏天的棚子如今收了起來，桌子也砍了對半，隻剩20桌。
五六個朋友來了，店裏才稍微熱了點。朋友是他打電話張羅來的，來吃賣盒飯的剩菜。他跟朋友分析起失敗原因，第一、送的時間太晚，第二、開車速度太慢，第三、盒子太小。吸取了足夠教訓，他又覺得沒這麽失敗了，起碼“混了個臉熟”。
他對自己炒菜很有信心，估計著，等到一天賺個一兩百，汽配城的工人就算認可他的口味了。到那時，“原始人”燒烤店的招牌也就推廣出去了，小鄭一如既往地樂觀，“不能上來就說啥都好弄，慢慢來。”
吃剩菜的時候，他才發現，辣子雞炒辣了。因為這麽個失誤，第二天，他沒再去送盒飯，“不敢去了，去了人家要來揍我。”
至於如何拯救燒烤店，店裏僅剩的三個員工——小鄭、他妻子和唯一的燒烤師傅小薛，有過不少爭論。小薛提議開通外賣服務，多賺點錢，小鄭給否了，“如果想做長久生意，前期不能搞外賣。”他擔心用錫紙包過的燒烤，味道和店裏不一樣，砸了招牌。妻子建議他，人家都弄抖音直播，咱也試試？小鄭也否了，“不喜歡拋頭露麵，咋咋呼呼的。”
他有一套自己的營銷套路。8月份那時候，一天一二十桌客人，比現在強但也犯愁，晚上忙完了，小鄭和朋友坐車找地方喝酒。一上車他就開始說，“這家店太好吃了，羊肉太正了，以後還得上這來！”他假扮顧客，就是為了營銷。常年跑銷售的經驗告訴他，要揣摩每個人心理，他覺得出租車司機很管用，會把店鋪宣傳出去。這次賣盒飯的方式，也是他琢磨出來的。
妻子有些擔心，汽修城好多門店開了挺久，可能早就有自己的鍋碗瓢盆了。小薛也不讚同，人家要麽二樓做飯，要麽走出不遠就有十幾個小推車，賣羊湯的、賣炒麵的，誰吃他的盒飯？
●小鄭炒菜
妻子覺得他獨斷，吐槽他是“不以掙錢為目的的老實人”。她的主意和小薛能說到一塊兒，但說服不了丈夫。譬如兩人都覺得，燒烤店的價格要適當漲一漲，念叨了半年，小鄭隻在國慶漲了五毛錢，國慶一過，又降回去了。翻翻每天的賬單，她也犯愁，和丈夫吵架拌嘴都多了。好在她不是全職，正經工作是護士，隻是下了班來店裏幫把手。
三人都記得，國慶那幾天，最好的一天有100多桌，晚上八九點，食材就賣完了。等到10月6號，隻剩20桌不到，街上也沒了人，“瞬間感覺不行了”。
燒烤的時令就是如此，從開春到初秋是旺季，之後都是淡季。在淄博，許多燒烤店會選擇隻幹一個夏天，冬天關門，做別的營生。今年更是。小鄭的一位老鄉，開了家燒烤店，“目的很明確，就幹一個暑假。”房租費早掙回來了，員工費也省下來了，越過冬天，明年暑假再開。
“原始人”是不能關門的，三人在這件事上倒是達成了一致。理由各自不同，小鄭想要堅持，他把它當事業；妻子覺得能讓丈夫忙起來，有個事兒做；小薛則認為，現在競爭小了，開個門還能接一兩桌客人。
小薛是店裏最有經驗的人。他9年前就和朋友合夥開過燒烤店，又在網紅店“牧羊村”做了兩年燒烤師傅，今年3月因私人原因離開。“29歲，已經是老師傅了。”小鄭評價他。作為唯一的工人，除了燒烤師傅，他也是上菜員、串肉工，兼心理疏導——小鄭著急時他得負責安慰，夫妻倆吵架了，還要兩頭勸架。
淄博人都知道，一個燒烤師傅，最後免不了要開一家自己的燒烤店。小薛也不是沒想過。但抖音同城上，他刷到過很多正在裝修的、隻有一塊牌子的新店，覺得風險太大，“一個碗裏就那麽多東西，一人一筷子就沒了。”
那是今年三四月份，淄博燒烤最火的時候。小鄭此前找了好幾個月店麵，找著找著，朋友都急了，“趕緊弄。”4月10號，他匆忙開業，開在了網紅店“張一家”斜對麵，第一天就有30多桌客人。
很多人等不及，衝到廚房裏拿烤串，壓都壓不住。工人找不著，二舅、表弟和同學都過來幫忙，最高峰時，有20多個工人。妻子下了夜班也過來，小鄭店裏店外跑腿，每天要走將近3萬步。小薛在6月份加入，那時候他們還不知道提前備貨，客人點了青菜，都臨時串，浪費不少功夫。
三人事後看，一切都沒有經驗。五一最後兩天，淄博下雨，小鄭心想，歇一歇吧，下雨了沒人吃燒烤。結果兩天後，就被隔壁燒烤店壓著打。隔壁店原本賣醫療器械，為蹭熱度改成了燒烤店，每天請一幫人坐著，充人氣，有時還搶客。二舅脾氣暴，站在門口跟對方吵急了眼，回到店裏又批評小鄭，“人家店都坐滿了，你還在這抽煙唱歌，唱錘子歌！”
●小鄭坐在店裏發愁
通過這個教訓，小鄭明白了人氣的重要性。到飯點了，沒人進來的時候，他就難受——是不是還不夠吸引人？他開始用微信群積累本地客，發紅包，搶到最大紅包的免費吃100串五花肉。人來了，自帶酒水，隻吃五花肉。他安慰自己，這是積攢人氣。
隔壁店9月份關門了。聽到消息，小鄭第一反應是“好！”隔壁不幹了，我生意肯定就好了，他心裏設想。過了一段日子，店裏還和以前一樣，半死不活。
燒烤師傅小薛安慰他，別著急，都有淡旺季，11月是淡季，要交暖氣費、交保險費，本就慘淡些，等熬過這個月，到了年底，還會忙個10來天。小薛沒說出口的是，新店本就比老店吃虧，淡季時，這個位置成了劣勢，遠離市中心，有錢人不多，再怎麽挨著網紅店，也不會成為客人的第一選擇。
小薛和小鄭是老鄉，知道他上有老下有小，壓力挺大。之前在牧羊村（今年3月離職），小薛說他的工資有8000，到了這兒7000，如今淡季，他又主動提，“哥，你給我個抽煙喝酒的工資就行，兩千也行，三千也行。”就這麽著，他留到了現在。
如今的每一天，隻要營業額不過千，小鄭的店都在賠錢。多一個工人也多一個成本。10月開始，眼看不忙了，二舅、表弟都走了。一個長期工也來道別，“店裏最近也不是特別忙，在這挺不好意思的，我就不過來了。”小鄭也回複仗義話，“行，到時忙的時候叫你可得過來。”
睡上下鋪的老同學之前被他叫過來管後廚，結果總是玩手機，國慶一過，再也不見人影。小薛是員工裏最能幹的一個。
沒生意的時候，早上6點，小鄭帶著麵包，坐上小薛的車去水庫釣魚。他著迷“中魚”的瞬間，特別刺激，為這刺激，能一直坐到下午3點。“賣盒飯跟中魚是一回事。”小鄭說，一旦有了第一單，就開張了；那些熱鬧看完還不買的人，就是小魚鬧窩，“鬧了一通，你還釣不起來。”
起初開這家燒烤店，他想要賭一把，賭這家店能拯救自己的生活，能養活一家老小。2016年父親去世，小鄭第一次覺得頭頂的天不見了，開始為生活奔波攢錢。去年，母親得了血霧病，搶救回來成了植物人，他站在ICU門口，生怕下一個叫到的是他。
搶救讓他負債20萬，請了護工每個月5000。他和妻子開始省錢，買衣服，路邊100塊錢兩件搞定。父親酗酒，母親忍了一輩子，總是去廟裏捐香火錢。小鄭覺得，這個病不該掉到她頭上。壓力大時，他就去天台頂樓待一會兒。喝了酒，他開始絮絮叨叨，“這幾年感覺跟做夢一樣，活的一點都不那個啥，不是自己想活的。”
●小鄭的燒烤店
小鄭的老家曾是淄博最窮的縣。結婚時，老丈人嫌那地方窮，不同意，他跟老丈人保證，將來開一家店，照顧好一家溫飽。老丈人如今不在了，這個念頭還時不時冒出來。去年要開燒烤店，妻子起初怕萬一賠了，壓力更大。直到他拉來了合夥人，由對方出了大部分原始資金。
在他的設想中，一家新店，少說也要累積兩三年口碑，才能步入正軌。得益於淄博的熱度，小鄭一開業就賺錢了，確實爽，但也沒有了循序漸進的節奏。“也不知道火了是好事還是壞事。”小鄭說，在這股浪潮裏，他想做小白龍，能有翻湧的本領，“結果是浪了，但沒潮起來。”
開業前，他找人算了黃道吉日，定在4月29日早晨7點至9點放炮。他相信這些運道。小時候家裏種韭菜，每到冬天，割完捆成一捆，放到市場上賣。頭茬韭菜最好吃，但常常第二茬反而賣得貴。他總和母親打趣，跟炒股似的，“品質不行的韭菜，說不準還能賣到好價錢，哪一天你弄的特別好了，反而不值錢了。”
這個冬天的淄博，許多關了門的店鋪，還留著“好客淄博”的橫幅。用20天建起的海悅龍宮燒烤城，隻剩一家水產店還開著。小鄭的店裏，小薛打打遊戲，出門逛個街，小鄭自己收拾桌子，老板變得像個員工。
過去大半年，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在這裏。賬單一算，4月到11月，刨去成本、房租，還有10多萬貸款沒還。如果關了門，他也不知道做啥，隻有守著。妻子在醫院上夜班的時候，小薛也下班了，小鄭會在店裏獨自再待一會兒，待到淩晨一兩點。
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麽，天一亮，他照舊嘻嘻哈哈地開店了。朋友又來喝酒唱歌，說他真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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