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袋裏的百萬珍珠
圖、視頻 | 呂萌
文 | 魏榮歡 呂萌
編輯 | 陶若穀
“今天有阿飄嗎?”
說起今年5月的好日子,諸暨人能興奮地說上半天。100萬一條的項鏈不會引起圍觀,很多家貨架上都有。珠子隨手碼在地上,任意一小堆,就價值上百萬。幾平米的小檔口,每天銷售額在十幾二十萬,隻拿一部手機的代購,在攤位上晃一圈直播選貨,也能掙這麽多。
每月賺四五十萬隻算得上普通主播。惠子的直播間日銷售額在百萬元,開播第一款產品就賣到700多單,曾創下珠寶城第一。入冬了,她仍穿一件單薄的V領毛衫,方便展示飾品。室內不開空調,為了不讓珍珠流失水分影響光澤。團隊助理都穿上了羽絨服。
入行前,惠子曾是第一批快手的護膚品主播,輔佐當時千萬粉絲的主播陳小碩。直播日銷售額近百萬,讓她有信心轉行做珍珠,不到一個月,粉絲就漲到七八千。
●直播鏡頭前,惠子展示手中的珍珠項鏈。
頭部主播美莉的銷售額,八個月內已累計突破一億。她非常懂得巧妙銷售。顏色偏粉的白珠子,在冷白是高品的賽道裏顯出瑕疵,美莉幹脆把它們挑出來,命名為“櫻花粉”。一開始擔心挑膚色,項鏈不好賣,改成了手鏈。結果直播間來了400條要項鏈的訂單,一下成為爆款。
5月份,直播間每日銷售額都在大幾百萬,在她的描述中,一款項鏈賣出了2千條,不夠賣,她跟同伴去市場掃貨到半夜,用麻袋運回240公斤珠子。
美莉原先做服裝直播,入行快三年了。剛開始,她一點不懂珍珠,聽到同事問“今天有阿飄嗎?”她以為是人名,就答“阿飄今天沒上班”,不知道這是巴洛克珍珠的別稱。後來跟一家大公司合作,簽下一年三千萬的銷售額,對方直接給她備了氧氣罐,以防連續直播缺氧。
珍珠的非標特性,在價格上也同樣非標。有代購20萬買的珠子,轉手賣了80萬,“隻要能賣出去就是你的本事。”九零後店主李曉菲說。
囤積居奇是幾乎所有店家都會做的事。李曉菲曾遇到過,外麵來的上市企業,投幾千萬買斷某一類貨品,推著一大筐珠子到鑒定中心。她也跟著學,讓姐姐去香港珠寶展,根據那邊的行情囤貨,等諸暨的市場出現反應,重新核價上市。
今年九月的香港珠寶展上,單顆螺紋珠賣二三十美金,而那時諸暨珠寶城裏隻要三四美金。可能要漲價,李曉菲判斷,她立刻在諸暨收來三萬顆珠子做成近千條項鏈,一條二千塊,不到一周售空。
●諸暨山下湖華東國際珠寶城,在店裏挑選珍珠的老板。
●篩選後的珍珠按不同品質定位被區分放置。
市場好的時候,買珍珠的客人也會不斷提高預算。今年7月,有人原本想花2萬買一條澳白項鏈,猶豫了一陣,就漲到5萬了。當時,影響市場價格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直播和代購的助推;二是《消失的她》收視率攀高,倪妮帶著各種珍珠項鏈的照片,引起“珍珠女孩”的時尚風潮。在惠子的直播間,倪妮同款白色全珠鏈,每場都賣出五六百條,賣到爆倉。她開始不斷囤貨,每次囤一兩百萬。
還有直播開蚌,開一個蚌35塊,商戶們介紹,一晚上花幾萬甚至十幾萬的買家並不少見。珠子多到家裏放不下,顧客索性買來打孔機和線,自己穿珠子做成涼席和拖鞋。
蚌供不過來了,大多數養蚌人在年初就把蚌賣光了。周斌後悔囤貨賣早了,2021年10月,他養了四年的蚌終於成熟,連開三天,產出200多公斤珠子。疫情結束,價格翻了一番,周斌趕緊出手了。但半年後,珍珠價格幾次攀升,又翻了一番。“(當時)還沒領悟到這個行情,早知道等下半年再賣,對不對?”周斌說。
●清晨,諸暨山下湖鎮山下湖村開蚌場裏工人開蚌。兩人一組,一個負責剝開蚌殼,一個負責挖出蚌肉和珍珠。開蚌場散發著魚腥味。
珠寶城內和周圍的鋪位也開始漲價,9平米的檔口最高漲到69萬一年租金。甚至村民的老宅子裏,也擠滿客人。但5月過後,市場突然在6月回歸冷清。“難道就火一下就沒了?”商戶們開始懷疑當初的判斷,但7月份又喧囂起來。倪妮在社交平台每發一張照片,搭配的飾品就迅速出現在各個直播間。商戶們說不上原因,“反正倪妮一個人救活了整個珍珠行業。”
緊接著8月份,日本排海事件引發輿論風波,很多人擔心水質汙染影響珍珠質量,導致市場上還沒受到排海影響的珍珠價格不斷上漲。一些日本高端品牌二次提價,讓很多顧客把目光轉到更為平價的諸暨珍珠上,作為替代。
在這些無法預知的外力下,諸暨珍珠的價格一次次挑高。開了新店的李曉菲開始發虛,“這麽高的價格會不會明天就崩了?”
●諸暨山下湖華東國際珠寶城內,主播拿著倪妮的照片展示飾品效果。
追風口的人
淩晨3點,惠子醒來,輕手輕腳洗漱、化妝、做飯,再把飯溫在保溫盒裏留給兩個孩子和公婆。5點45分,她坐進直播間。深吸一口氣,脫下羽絨服,點開直播按鈕。“與其倉皇地追求日落,不如靜待滿天繁星。”這是介紹一款叫滿天星項鏈的話術,惠子下了很多功夫,如何讓人感到親切,再加一些女性愛聽的雞湯,還不能冗長讓人生厭。
助手反複開關燈,展示不同光源下的珍珠光澤。鏡頭前的惠子麵帶笑容,聲音懇切,但直播間隻有百餘人,看看就走了。這是今年的“雙十一”。
其實在“雙十一”前半個月,惠子已經感受到流量波動。七八十萬的銷售額一下子跌到二三十,“同樣的產品,同樣的話術,同樣都是我,但是成交明顯很吃力”,惠子不知道從哪裏突破,前一天賣得很好,第二天突然就不行了。
“雙十一”官方活動,惠子不敢輕易參加。她賣的飾品利薄,滿減優惠幾乎由商家承擔,有同行參與過中秋節的滿減活動,好幾個產品成了爆款,但算下來根本沒賺錢。
●最近,直播間的銷售額在下降,惠子也迎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做夢都在推銷珍珠。
惠子今年32歲,以前做護膚品線上銷售,把麵膜放入滴有碘伏的水裏,水色轉白,證明麵膜有美白功能。她從朋友那兒和網上學來“實驗”方法,吸引粉絲。有公司主動來談合作,希望她輔佐娛樂主播,做流量變現。
惠子老公是諸暨本地人,公婆早年養蚌,後來搬到鎮上開了個檔口賣珍珠。老公不參與,常年在寧波做肉類外貿。
前幾年趕上豬瘟,囤貨賣不掉,老公也加入了惠子的直播生意。然而2020年,她輔佐的主播簽約辛巴家族。惠子開始自己播,無論怎麽努力,數據就是上不去,月收入從十幾萬減少到一兩萬。老公提議,不如轉做珍珠,搶占先機。
●11月14日下午珠寶城,鍾沛東開始了一天的直播。設備很簡單,一台手機、一台操作後台的電腦。他介紹珍珠,妻子上架商品。
湧向諸暨的淘金者,或多或少都吃過互聯網的紅利。來自安徽農村的鍾沛東夫婦,之前在杭州做醫美銷售和直播。大概十年前,醫美行業剛興起,他們跟美容院合作,每年掙幾十萬不成問題。
後來開始直播,夫妻倆掙了些錢,搞起了公司,還在杭州附近的諸暨買了房。然而疫情期間,和客戶見不上麵,出小區都困難,業務全部中斷。每月家庭開支要3萬,他們看準了珍珠。
第一次直播,鍾沛東沒有任何準備,就拿著手機在各檔口轉悠,有客人看上,就即時上個鏈接。當晚下播的時候,直播間已經聚集了三百人。“一個時代成就一個行業,(對)行業的選擇大於(自身)努力。”鍾沛東始終這麽覺得。
●在鏡頭前,助手們用各種方式展示珍珠。
在諸暨山下湖華東國際珠寶城,能看到從各個行業起伏中轉身,想繼續尋找出路的人。
代購趙江月介紹自己,曾在一家知名地產公司擔任主管,年薪近百萬。地產紅火的那幾年,每天接到二三十家銀行和信托公司的電話,向她爭取項目。對接企業高管是她的工作之一,每周平均出差四次,一周去六個城市,簽下近百億的項目。
入行第五個年頭,她在新一線城市擁有了130多平的房子。談過一個外表帥氣的男朋友,又分了,她意識到自己更渴望能帶來實際支持的強大伴侶。
2021年,工作突然閑了,不需要出差,不用熬夜看資料,趙江月說自己連走路都變慢了。她不習慣這種節奏,沒了獎金,每個月掙三四萬基本工資,最重要的是看不到行業的未來,同事紛紛坐不住了,開始轉行。
理工科出身的趙江月不喜歡奢侈品,卻對珠寶感興趣。日本、澳洲出產的珍珠她都買過。去年,她跟一個朋友合夥,在諸暨做起了代購,今年10月中旬開播,最好的一天掙了4萬6。
年輕的大學畢業生也加入這個市場,他們不願打工,直接來這裏創業。90後女孩李曉菲在陸家嘴一家金融企業上了四個月班,就決定辭職。那時她去外地參加朋友婚禮,返途買不到火車票,隻好買半夜中轉的車次。深夜列車上,李曉菲覺得好心酸,六千一個月的工資,除掉房租,剩不了多少,“老一輩一天賺個百十塊錢都覺得很知足,但是年輕人覺得一天要賺很多的錢(才行)”。
頭兩年入行,李曉菲試過做直播開蚌,每天一股腥味,也賺不了多錢,因為珠子的品質很難控,大多不是好貨。後來做款式加工,她每天回家躺在床上就刷發布會和紅毯明星同款,第一時間在店裏上架。國際貿易專業碩士畢業,李曉菲早早買進一批海水珠,火起來的時候,周圍商家都找她拿貨。“她家有貨”,慢慢積攢了名氣。
入行一年她買了車,三年買了房,最近給農村老家的父母蓋了套新房,成了家族的能人。在李曉菲的回憶中,最累的時候,她一個人一天工作16小時,直播三場,中間幾個小時找貨。“不舍得休息,休息一會就覺得幾百塊錢沒有賺到”。不過,仍有同學覺得她碩士畢業賣珍珠,相當於放棄了讀了這麽多年的書。
●李曉菲在店裏。
山下湖
山下湖鎮位於浙江諸暨市中部,是世界最大的淡水珍珠產銷中心,周圍村民大多以養蚌和批發珍珠為生。
37歲的周斌,祖上就是養蚌人,在村子裏有幾十畝蚌塘。在湖裏抓蝦摸魚,劃著小船到小夥伴家串門,周斌就是在這片湖邊長大的。小時候,家裏不僅養蚌,還搞批發,做珍珠成品。
工人就是七大姑八大姨,有功夫的,就到家裏來幫忙三天。幫工完,拿一隻鴨或兩條魚當感謝。周斌記得,那時還沒有珠寶城,大家自發聚集到路邊擺攤。後來政府出資,蓋了一個簡單遮風的市場。現在所說的華東國際珠寶城,已經是第三代。不過,越熟悉的越想逃離,大學畢業後,周斌跟著姐夫做室內裝修,一點不願沾手家裏的珍珠生意。
●周斌在蚌塘裏檢查河蚌的生長情況。
那些年,山下湖人帶著豐富的養殖經驗到外省開拓市場,然而雞糞鴨糞喂蚌,隨意丟棄的蚌肉蚌殼招得蒼蠅滿天飛,粗放的養殖方式令養蚌與水域汙染劃上等號。2017年,諸暨市發布珠蚌“禁養令”,域內開放性河流均實行退養。山下湖全鎮珍珠養殖總麵積從2.5萬餘畝驟減至9000餘畝。附近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多地,也前後出台限製養蚌的規定。
那一年,周斌的父親患上喉癌,要做手術,小女兒也剛出生,母親顧不過來了。妻子在一家企業擔任辦公室主任,也分擔不了。周斌決定回鄉。
他接手家裏生意時,跟兒時家庭作坊式的模式已經不同,珍珠產業細分化了,周斌家專管養殖,成熟後把珍珠取出來賣給批發戶,半成品的處理由他們來做,再分銷給客戶,做成品銷售。
養殖方式也升級了,規範化生態養殖,蚌肉也有了集中處理點。蚌塘則由政府統一管理,村民競標租賃,4-5年為一期。去年十月,周斌競標成功240畝蚌塘,租期4年。
●背對著蚌塘直播,在周斌看來是一種優勢,網友可以看出自己是山下湖的養蚌人,更能取得網友的信賴。
“這行有天然屏障,經驗要求非常高,”周斌說。他舉例如何通過看蚌的吐水活力度和閉合速度,判斷水質合格與否——“噴水的力度很需要經驗,新手可能沒辦法直觀分析,或者就此忽略。”如果不及時處理水質,要不了一周,蚌都會死。養蚌的周期通常三四年,前幾年幾乎全是投入,伴隨著高風險。
珍珠產業的繁榮帶動了整個山下湖其他產業。周斌印象裏,幾年前這裏幾乎沒有滴滴打車,現在車很多,“可能比大城市響應還快。”小鎮上有了夜宵一條街,其中就有周斌姐夫一家開的鮮牛肉火鍋店。村子裏二十六七歲的年輕人,大學畢業後基本上都留下做珍珠了。政府給大學生提供減免房租和無息貸款的優惠,鼓勵他們創業。
今年七月,周斌外甥大學畢業,放棄了去上海的念頭,加入周斌的公司。托親戚朋友說情,今年找來給孩子安排工作的就有幾十個。周斌說,這是從沒出現過的情況。還有在公立醫院做醫生的同學主動聯係他,想加入直播。
●從南京趕來山下湖鎮的顧客,一顆一顆挑選珍珠。
入行珍珠,第一關就是鑒別。為了提高專業素質和顧客的信任度,大量湧入的外地人做代購和直播前後,都會考取專業鑒定師。實際上,據周斌介紹,珍珠是非標品,視覺和觸感上的細微差別,很難量化。
“讓我講怎麽去分辨也很難說,但就是一種直覺。像電飯煲燒飯放多少水,我媽能輕輕鬆鬆一倒下去就能比較準確,就這種感覺。”周斌說。
在媒體報道中,消費者關於珍珠的投訴問題以材質為主,比如產品信息故意沒寫材質;或直播間說是天然珍珠,到貨發現是人工貝珠。“大部分消費者可能分辨不出來,當天然珍珠了,懂一點的就發現問題了,說這個直播間是騙人的。”周斌解釋,很多主播對珍珠也一知半解,比如自己觀察一條項鏈,認為不是染色珍珠,在介紹時肯定傾向於說,“是天然珍珠無染色”,實際可能是微染色。
無限不循環
11月24日,惠子又是一天直播流量不佳。下播後的複盤會,大家都沉默。似乎該討論和改進的都做過了,根據流量的變化調整貨品,送禮物,精細話術,他們最近剛把直播背景更新了,中式雕花家具和歐式華麗台燈,用惠子的話說,“顯得更高端”,都不見效。
她沒有像大主播美莉一樣,花錢做付費直播,獲取更精準的客流量,仍然依靠自然生長。買流量至少十萬,對她來說也是不小的壓力。為了避免與付費直播間競爭,她選擇早上5:45、晚上9:45,兩個不討喜的時段直播。下播後還有複盤會,夜裏那一場,結束通常就到早上了,惠子緊接著要去送孩子上學,回來後躺下已是早晨9點。有一天睡了兩個小時,11點醒來,她使勁想了想,現在是早上11點還是晚上11點?
●惠子在直播間化妝。
銷售額的壓力來自很多方麵,惠子最擔心的是抖音考核——根據平均銷售額,抖音會對商家的日均單量做考核,為完成日均2000單,惠子一開始放了些低價產品,9.9元,29.9元,99元。但這麽一來,每天隻能賣出幾百塊。
流量積累不容易。惠子剛開始做時,播兩個月直播間才過百人。而累積到幾千上萬人觀看的時候,她又開始擔心不播會掉數據。八月底,她曾因為聲帶手術無法直播,但舍不得流量,就讓老公和二姐幫忙。倆人連播了三天,銷售額驟降,惠子趕快叫停,隻休息了一周就重新開播,隻能發出很小的聲音,數據總歸是回來了。
這些壓力讓惠子既害怕直播,怕接不住流量,又不能停止直播,“不播就沒收入”。她曾在開播前緊張到拉肚子、嘔吐,害怕,“接不住就廢了,號也廢了”。
●惠子隨便吃一口快餐,準備直播。
除了流量,退貨率高是珍珠類直播的另一困境。80%退貨率是普遍現象。顧客多家挑選,無法接受瑕疵,都是退貨的理由,還有隻是在某個正式場合帶一下,趕在退貨期內退掉。
高退貨率帶來的壓貨現象,對商家來說,是一個可能被卷入的無盡漩渦。被倪妮帶火的長款項鏈,惠子曾賣出八百條,發貨後,又有新的幾百單成交。中間15天周期,第一批訂單的退貨還沒產生,需要再進第二批貨。一來一去,囤下幾百萬的貨。
日本排海事件帶火的“海水珠”,她也是這樣囤了500多萬,現在又賣不動了。惠子隻有等待時機,期待像去年賣不動的一款手鐲那樣,今年突然重新掛上鏈接後,兩天就賣完了。
爆單產品帶來的反作用力不光是囤貨風險,還有團隊被迫擴容——要增加人手打包發貨,還需要有人處理退貨,他們的團隊目前已增長到四五十人。這些對惠子來說都是壓力,但其他的出路她還沒想過,“目前掙錢速度最快的還是互聯網”。
美莉也不願意再換行業,她目前直播一個月,按她的說法,能有幾十萬元的收入,上班族的工作已經看不上了,“當了主播以後,相當於失去了一條腿,失去了再次踏入社會的能力。”
在惠子的直播間,有回五千人突然掉到三千,她心裏難受,覺得是對自己的否定。粉絲說,賣的東西不好,都是騙人的。惠子淚水在眼睛裏打轉,又有粉絲說她在演戲。惠子忍不住回懟,人數繼續下降,掉到了三位數。她繃不住放聲大哭,粉絲又說她,情緒控製差。
一旁的老公早就想關掉直播了,不想讓她這麽難堪。但惠子舍不得流量,一直沒關。生意人眼中,黑粉也是“黑寶寶”,她始終相信,最終能把他們都轉化為粉絲。惠子的錢現在全投進去了,她在家門口掛了一塊木牌——“進門前請脫掉煩惱”,提醒自己,下了播,整理好心情再麵對孩子和家人。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鍾沛東、趙江月、惠子、美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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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生最遺憾的事:沒能讓母親體麵離世
專門針對認知症老人的公寓。
在這裏,老人可以按照喜好布置自己的臥室,甚至把喜歡的家具、照片都放進來
老人可以隨時參與到家庭勞動裏
護工也沒有統一製服。
隻是得了一個小小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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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60後,在國內做了6年多內科醫生。後來之所以開始針對認知症的研究,並且在2017年開辦中國第一家“認知症老年公寓”,主要是因為我的母親。
我母親患認知症特別早,是在她64歲的時候,那時候是1999年,我才剛過30歲。所以對我來說,實在很難接受。
她一開始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或者忙活一早上隻能做出一道菜,然後反反複複地問同一個問題……一開始我不喜歡往“那個方向”去想,畢竟她年紀還不大,但幾個月以後,母親就確診了阿爾茲海默症。
我母親身材很嬌小,是個知識分子,平時幹幹淨淨的,特別優雅。我總是覺得她特別能幹,印象裏她做飯很好吃,還會給我做好看的裙子……但得了病以後,她弄得到處是大小便,也非常暴躁,出現暴力傾向,會打保姆,焦慮的時候也會打我父親,保姆經常向我投訴。
我們最初也覺得親情的陪伴很重要,所以我當時經常從日本飛回來看她。每次回來都能感覺到,她的認知能力又下降了一些,速度很快。
後來實在沒辦法,我們還將母親送到精神病院,因為症狀不緩解,醫院裏用了大量的精神類藥物,沒想到她認知能力下降得更快了,我們又把她接回家。如此反反複複,我們一家人生活質量都非常差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不是一個好的照護者。母親做飯慢,我總會忍不住催促,我好像沒有那麽大耐心和她完成一件事,她總是誠惶誠恐地看著我。現在想想,我知道我的表情是不對的,我希望她好,又控製不了自己。每次我要走,看到她站在門口送我,我真的會痛哭流涕。
我母親的病情是按照“教科書”般的方式進展的,不會說話、不會走路……2006年,在患病7年後,母親去世了。
2007年,金恩京在哈佛大學和同事的合影
後來一直到2008年,我有機會去日本當地專門針對認知症的養老機構考察。當年的日本,已經有270萬的認知症老人,社會也麵臨巨大的照護壓力。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個周六的早晨,那家機構裏有一個小小的咖啡廳,陽光灑進來,那些老人戴著首飾,喝著咖啡,女性都化了妝,穿著漂亮的裙子,會主動和我打招呼。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認知症患者也可以這樣體麵,有尊嚴地走完一生。
2007年,金恩京和認知症公寓裏的老人
80年代,瑞典最早建成了世界上專門針對認知症老人的機構,那也是“group home”的雛形。當地政府建了一棟二層的小樓,裏麵有客廳、餐廳、臥室,和尋常的家沒有區別,認知症老人在裏麵生活,裏麵的護工也不會穿統一的製服,穿平常的衣服。
老人依然有正常的生活節奏,可以做家務、做飯、喝點紅酒、正常過節日……就是以人為中心,注重老人生活的延續,重視老人殘存的生理功能。
老人和護工一起包餃子
2017年,我在北京創立了中國第一家“認知症老年公寓”。
這棟小樓沿襲了瑞典認知症機構的主要形態,每一層是一個Unit(單元),一共有4層樓,就是4個Unit,裏麵大致的布局都一樣。有臥室、客廳、餐廳、還有圖書角、活動室,老人們可以自由活動,沒有任何限製。
在這裏,老人可以按照喜好布置自己的臥室
在老人臥室,除了床和衣櫃,他們可以把任何自己想帶的東西放進來,比如喜歡的家具,老照片,還有布娃娃……他們可以把臥室布置成任何他們喜歡的樣子,還有些老人把自己家裏的風扇、冰箱都搬過來了,和他們家裏一樣。
現在,這家公寓已經住了近90位老人。每個老人都被家人照護過一段時間,最後是實在照顧不了或者受不了才送到這裏。
我記得一個40多歲的男性,他照顧母親很多年,後來實在沒辦法,將母親送到這裏。他坐著和我講母親的情況,還沒開口說話,先開始掉眼淚。一邊說話,手一邊抖,而且因為照顧母親,他那時候是重度焦慮,每天必須吃藥。他甚至已經不敢看自己母親,特別害怕她,到了這麽地步。
護工每天都要記錄老人的具體情況,具體到洗澡時間,早午餐吃了多少
對我們來說,照護壓力也是很大的。
曾經有一個90歲的老人,家人給他請了4個保姆,有白班、夜班,還有負責做飯的、陪著散步的,但老人脾氣暴躁,晚上不睡覺、白天亂跑,4個人還是照顧不過來。
到了公寓裏,也是整晚在走廊裏大喊大叫,我和團隊開了好幾次會,每晚都記錄老人的情況。因為他曾是大學教授,就給他營造了一個他喜歡的讀書環境,不強行幹預他的行為,幾個月以後,情況才緩和。
公共空間
窗簾和壁紙都采用的相對飽和的顏色,並且每個空間都有區分,幫助老人記住自己的所在位置
所以在建築細節上,我們花了很多心思。
因為認知症老人的視覺空間也會出現問題,所以在公寓裏,客廳、餐廳、臥室的窗簾顏色都不一樣,這是為了方便老人識別空間,老人可以通過色彩的不通,知道自己現在具體在哪裏。這樣並不是很刻意,“因為你記憶不好,我特意為你做什麽”,我覺得這樣反而對他們是負擔。
但臥室的門幾乎都是一樣的,有些老人已經不太認得門上自己的名字,為了讓老人記住自己的臥室在哪裏,起初也想過給每個老人門口放置了一個“記憶盒子”,讓老人在裏麵放置自己喜歡的東西。但是後來發現,因為這些老人都經曆了5、60年代,喜歡的東西也非常雷同。比如軍綠色的書包、帶著標語的白色水缸。
後來我們就在走廊兩側貼上了不同顏色的壁紙,至少老人可以判斷自己的“家”到底在左側還是右側。
在走廊裏,兩側也沒有扶手。在傳統的養老機構,為了防止老人跌倒,扶手是“標配”。但我覺得,扶手延伸到房間門口,總會出現斷開的部分,老人如果習慣了依賴扶手,就會對斷端產生恐懼和焦慮感,不敢再往前邁步。而且在我們自己家裏,也不可能設置扶手,那種感覺太像一個機構或者醫院了。
家屬和老人在一起
老人一旦患了認知症,我們就特別容易把他當病人,就盯著他的病了,其實他們的情感非常豐富,依然有情感需求的。
林芳的父親今年70歲了,得阿爾茲海默症後,一直是林芳的母親照顧,不久前,林芳的母親也去世了。家人沒辦法,隻能將他送進來。
最近一段時間,他有些暴躁,經常在公寓門外徘徊,也試圖拉動大門出去。他也不願意親近任何人。
因為以前當過兵,他步子邁得很大很穩健,護工也拿他沒辦法,但也不會過分幹涉他,看到他焦急地往門口走,就像鄰居一樣和他隨意地打招呼:林叔,你要去哪兒啊?他會一直說想去望京。
王奶奶和魯爺爺
為了照顧患病的老伴,有些健康的老人也會選擇住進來。比如王奶奶和魯爺爺,魯叔已經91歲,精力體力跟不上,3年前,他們從重慶來到北京,女兒照顧。王奶奶住進來以後,魯爺爺也搬了進來。
王奶奶喜歡靜坐,不喜歡集體活動,魯爺爺就在一旁陪著。兩個人無論去哪裏,做什麽都是手牽手。他會向別人驕傲地介紹自己的老伴:曾經是優秀的運動員,還在報紙上發表了很多文章。
他佩服她,也替老伴覺得委屈,一個有過那麽多貢獻的人,現在怎麽就生病了?他挺難過的。但魯爺爺也知道老伴還有感情,因為她認得自己,也依賴自己。
老人在“海馬記憶工作坊”做手工
我清楚,無論這裏的照料多麽專業細致,也代替不了親人的愛。所以這裏很開放,不需要預約,不需要打招呼,任何人任何時候都能輕鬆地走進這裏,家屬就像是回娘家,很隨意的。
但就算家屬把老人送進來,他們依然很焦慮,比如很多問題可能稀鬆平常,老人的睡眠不太好,他們會覺得出了大問題,是不是要配更好的藥。
這種焦慮也會變成一種愧疚。他們覺得他們的父母是世界上最難弄的,完全沒轍,同時又很掛念,把自己困在傳統的思維裏,覺得自己是不孝順的。
後來,我和家屬一起創建了“海馬記憶工作坊”,每周3次,隻要家屬有空,就可以來這裏陪老人一起做手工、刺繡、寫書法……這樣父母被陪伴了,孩子也可以比較安心地去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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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房山老年公寓,設有咖啡廳和酒吧吧台,空間和社會融合在一起
21點遊戲裏麵,我們不會問具體的加減法,而是發牌就會問,你看看你的牌,想想離21點還差幾?誘導他計算,他算得慢一些也沒關係,我們等他。而且因為這是個遊戲,不是考試,算錯了也沒關係,老人是特別放鬆的。
老人們坐在一起玩撥音琴
此外,為了讓認知症老人獲得成就感,我也引入了音樂療法。
那是一種類似吉他、但是琴弦簡化了的琴。我們用不同的顏色把樂譜標注出來,老人跟著撥動不同的弦,就能奏出不同的音樂,這些都是“工具”,就算他完全不會樂器也能很快彈起來,他會覺得自己還可以,會有信心。
今年,我還在北京房山開始運營另一家老年公寓。特意選擇了一個金融園區,旁邊就是年輕人的辦公空間,在大廳一樓開設了咖啡廳和一個酒吧吧台。希望整個空間能和社會融在一起。
年輕人能不經意就走進老人生活的空間裏,老人也可以參與到咖啡廳和酒吧的運營當中,他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工作,收錢、當服務員,甚至把美式和卡布奇諾端錯了……這些都沒關係。
每個月都會開一次跳蚤市場,老人可以購物
老人可以用代金券購物
在“海馬記憶工作坊”,老人手工製作了很多環保包,我們會捐贈給了希望小學,收到包的孩子會寫信給老人,老人也會覺得,自己還能夠幫助別人,90歲還可以是納稅人,不光是被照顧者,他們還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有時候老人也會問我,做了那麽多環保包,都跑去哪裏了?為什麽沒有錢?後來我決定給老人們“開工資”,也就是“代金券”。每個月會在公寓大廳裏辦超市或者“跳蚤市場”,賣一些香皂、牙刷、小食品。
老人都非常投入,他們會拉著自己的孩子驕傲地說:“你想要什麽,我來給你買。”有時候也會和工作人員討價還價,“你看最後剩不多了,能不能給我便宜一些?”其實這也是我想要為老人營造的氛圍,因為這就是他們曾經的日常生活,這也是在延續他們社會化的一部分。
我們不可否認認知症是一種疾病,但麵對疾病,我們首先要看到它背後“大大的人”,他們隻是得了一個小小的病。他們不會的有很多,也會忘記很多,但我們也不是什麽都會,我們也會忘記。但我們可以幫助他,尊重他,成為他記憶的一部分,這樣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