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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潔是我之前所在轄區某單位的領導，我一早便聽過她的名字，但從沒跟這位“楊主任”打過任何交道。2012年6月的一天，朋友找我說楊主任有事想請我“幫幫忙”，我本想推辭，但朋友是楊潔的直管下屬，隻得礙於情麵答應。
見麵後，楊潔便開門見山，說她的前妹夫張文武引誘她妹妹楊麗吸毒，讓我去把張文武“抓起來”。楊麗和張文武的情況我是知道的，兩人都是在冊涉毒人員，幾年前在一起毒品案件中被抓。楊麗因吸毒成癮被強製隔離戒毒，張文武則因非法持有毒品被判刑，剛釋放不久。
楊潔說楊麗結束強戒後一直住在自己家，前段時間，她發現妹妹經常半夜偷偷出門，於是跟蹤了一次，發現楊麗去的正是前夫張文武所住小區。我問楊潔，會不會是楊麗和張文武舊情複燃？楊潔否認，說兩人早沒了感情，攪在一起肯定是為了吸毒。她還推測說，張文武出獄後沒有收入，不引誘楊麗吸毒，他自己就搞不到毒資。
張文武屬於回歸社會的“重點人口”，我打給他戶籍所在地社區民警詢問情況。但社區民警告訴我例行檢查中沒發現張文武涉毒，而且他出獄後已搬離了原住所，楊麗半夜出門應該不是去找他。
我把這些情況告訴楊潔，楊潔卻說張文武很狡猾，一定是用什麽辦法騙過了社區民警，“把他抓來查一下，肯定有問題”。我說抓人得有證據，楊潔依舊不聽，說張文武“一定有問題”——當初就是他帶壞了妹妹。這幾年她把楊麗看得很嚴，除了張文武，別人是不可能半夜把她約出去的。
雖然她說的這些都算不上證據，但張文武畢竟曾是涉毒人員，斟酌後，我還是聯係了張文武，叫他來河西派出所“配合調查”，他也很快和我約好了見麵時間。
不成想，第二天中午，楊潔忽然打電話給我，說自己在冬青社區的四川餐館裏被張文武打傷了。我一邊讓她打110報警，一邊去喊同事。但由於距離很遠，我們緊趕慢趕，還是晚了一步。到現場時，隻看到楊潔和她妹妹楊麗，張文武已不知去向。
“你們怎麽才到？不是城區出警限時5分鍾嗎？”楊潔一見麵便把矛頭指向我們。聽她這麽說，加上在現場沒看到屬地派出所的110民警，同事很不高興，說冬青社區本不屬於我們的出警範圍，她應該打“110”報警而非民警的私人電話。楊潔立刻惱了，說同事“講話不負責任”、“做錯事找借口”。同事見她一副領導教訓下屬的口吻，也不甘示弱，讓她“不滿意就去投訴”。眼見雙方話不投機，我趕緊打圓場，說是我先前讓楊主任直接聯係我的。兩人這才作罷。
我問楊潔事情經過，她說當天中午自己跟蹤妹妹楊麗來到四川餐館，果然見到了前妹夫張文武。她立刻上前想抓住張文武送到派出所，但糾纏一番後，張文武逃走了，自己也被推倒受了傷。
“她竟然還護著那家夥！”楊潔邊說邊瞪了妹妹一眼。
我看楊潔傷到了胳膊，便建議先帶她去醫院。楊潔不同意，讓我立刻帶她去抓張文武。見我猶豫，還直接給派出所領導打了個電話。一番交涉後，或許也是因為同樣沒有得到所領導的同意，楊潔這才勉強答應跟我去醫院處理傷情，楊麗則被同事帶回了派出所做例行尿檢。
楊潔一路黑著臉，直到從醫院出來才開口質問我，不是答應抓張文武嗎？為什麽不僅帶來了其他民警，還要她打110把事情鬧大。
我跟她解釋，冬青社區是南關派出所轄區，他們離得近，出警要快些。楊潔卻說這事兒是她私下找我“幫忙”，如果要“通知公家”，她直接去找我領導即可，何苦“麻煩”我？我很尷尬，說即便自己“幫忙”也屬於“執法行為”，既然是執法行為，就得照章辦事，不然鬧出執法事故，我可擔待不起。
“你把事情說得蠻大，借口找得也蠻快，可結果就是人跑了唄……”楊潔的語氣很不友善，我暫時不想跟她翻臉，隻好假裝沒聽到。
2
回到派出所，同事告訴我們楊麗的尿檢結果呈陽性。楊潔的臉色更陰沉了。
不久，分管副所長把我叫去辦公室談話，我才知道楊潔去找領導告了我的狀。副所長勸我別跟楊主任計較，盡快把張文武找來核實情況就好。楊麗也承認自己前一天吸食了毒品，但拒不交代毒品來源。我跟楊潔提及此事，她卻話裏帶刺：“給她毒品的不是張文武嗎？你中午早到一會兒，就抓到了。”
楊潔要求跟妹妹聊幾句，同事權衡一番後把她和楊麗帶去了二樓辦公室。同事原本希望楊潔做一下妹妹的思想工作，讓她交待毒源。但沒多久，楊潔便怒氣衝衝地回了值班大廳，又一言不發地走了。
楊潔走後，同事一臉鬱悶，說楊潔在辦公室裏一直逼楊麗承認毒品是張文武給她的。楊麗起初堅持否認，後來幹脆沉默了。楊潔被楊麗的態度激怒，徑直上前扇了楊麗一耳光。同事見勢不妙，趕緊結束了這次“親屬勸誡”。
“張文武是不是得罪過楊潔？”同事問我。
我說此話怎講？他說剛才楊潔向楊麗提問的角度和內容都給他一種明顯要把張文武拉下水的感覺，尤其是楊潔在暴怒之下打楊麗的那記耳光，讓他覺得出發點似乎不是楊麗不肯交代毒源，而是不肯承認毒源是張文武。
我說我也有這樣的感覺，但這一切隻有張文武能給出答案。剛才同事給楊麗做筆錄的時候，我已經聯係張文武了，他說自己就在派出所附近，等楊潔走了他再進來。
果然，楊潔前腳走，張文武後腳便出現在值班大廳。
張文武長得高高瘦瘦，是一名汽修工。由於他同樣是在冊涉毒人員，所以同事先拉他去做了尿檢。看到陰性的檢測結果後，我問張文武中午是怎麽回事。他說當時自己正跟前妻楊麗在餐館吃飯，楊潔突然衝進餐館撕扯他，非說他引誘楊麗吸毒。他不願在公共場所跟楊潔拉扯，就跑掉了。不久後就接到餐館老板的電話，說警察來過了。
張文武思量再三，覺得自己身份特殊，警察肯定會找他，與其那樣不如主動說明情況，於是下午便來了派出所。看楊潔也在值班大廳，他不想再起衝突，便一直在外麵等。
張文武說自己出獄後沒再碰過毒品，我不太相信，問他知不知道楊麗吸毒。張文武說知道。我說既然你不吸毒，又知道楊麗吸毒，為什麽還跟她打交道？張文武猶豫了一下，說：“畢竟兩人夫妻一場。”
我試探著問張文武知不知道楊麗的毒品來源，張文武說是一個姓劉的人。他又告訴我楊麗找劉某拿貨時多次遭到性侵，但又擔心失去貨源不敢反抗或報警，所以來找自己商量辦法。
根據張文武提供的線索，我們連夜將劉某抓獲。經審訊，劉某對自己販毒和性侵楊麗的行為供認不諱。劉某被刑拘後我給楊潔打電話，本想告訴她劉某患有性病，建議她帶楊麗去醫院做檢查。但楊潔關注的卻始終是張文武，她一直追問我張文武和劉某有沒有關係。我幾次否認後她又說：“不可能，他一定有問題，是你們沒查出來。”
之後，我和楊潔在電話裏嗆了起來，以至於連給楊麗體檢一事都忘了說。事後我隻好補發信息給楊潔，她沒有回複。
3
劉某入獄並沒能阻斷楊麗與毒品間的聯係，兩周後，我在抓捕另外一夥吸毒人員時把躲在衣櫃裏的楊麗拽了出來。流程與以往一樣，尿檢、做材料、送拘留，但這一次過程中卻出了事故——在做筆錄的過程中，同事和楊麗發生了口角，原本已經平息，但同事在遞送筆錄讓楊麗簽字時卻被她狠狠地咬了一口。
事情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領導讓我聯係楊麗家屬來派出所協助處理。我打給楊潔，她撂下一句“在開會，沒時間”後便掛了電話。警綜平台上沒有楊麗其他親屬的聯係方式，我隻好向轄區居委會求助。沒過多久，張文武就出現在派出所大廳。
我說他不算楊麗親屬，既沒義務也沒權利處理她的事。張文武讓我“通融一下”，我說沒法通融，讓他繼續聯係楊麗的親屬，張文武隻好照辦。
等待處理過程中，我和張文武閑聊。想起上次同事提出的問題，便問張文武：“你是哪裏得罪過楊潔嗎，怎麽感覺她總是針對你？”
沒想到這個問題一下打開了張文武的話匣子。
17年前，張文武還是市汽車運輸公司的一名貨車司機，在一次去往河南開封送貨的途中，他偶遇了楊麗。當時楊麗自稱旅行丟了行李，又認出張文武駕駛的是本市車輛，故懇請他帶自己回家。出於同情，加上旅途的無聊，張文武同意了。路上兩人相處得不錯，分別時互留了聯係方式。
1995年春節後，張文武每周跑省城送貨，楊麗也常去省城看望男友，便一直搭他的順風車。楊麗的男友是她的大學同學，在省城一所中學當美術老師。後來三人成了朋友，張文武喊他“王老師”。之後王老師來找楊麗，也常搭張文武的便車。
“這應該是我得罪楊家的第一件事。”張文武說。
運輸公司的領導曾找張文武，問他是不是在送貨途中“捎人”。張文武沒否認，因為那時車隊司機送貨途中捎帶親友的情況很普遍，領導本人去省城探親都搭公司便車。但得知張文武“捎”的人是楊麗時，領導竟責怪張文武“公車私用”，還扣了他獎金。
張文武很懵，後來他把這事兒講給楊麗聽，楊麗先是驚訝，之後很是愧疚。她告訴張文武，家裏人一直逼她和王老師分手，為了不讓她去省城，還跟客運站“打了招呼”，以至於楊麗買不到去省城的車票，才一直搭張文武的便車。楊麗說，肯定是有人看到自己坐張文武的貨車去省城，告訴了她父母，她父母又給運輸公司的領導施壓，張文武才被扣了獎金。
那時張文武才知道，楊麗的家庭背景非同一般。楊父在本市官場深耕多年，枝繁葉茂。王老師雖是大學生，但仍入不了楊家人的眼。父母對楊麗的婚事另有打算，楊麗也因著自己的婚事跟他們鬧得很僵。
楊麗對張文武之前的幫助表達了感謝，又說為了不給他惹麻煩，以後不再搭他的便車。或許是性格使然，又或許是跟運輸公司領導賭氣，張文武拒絕了楊麗的提議，表示以後再去省城，讓她還是找自己。
大概是被張文武的話打動，楊麗又向他透露了一個秘密——由於自覺婚事難逃家人幹涉，她已和男友商定一同出走。兩人聯係了南方某省的一所學校，如果真到了那一天，還請張文武送她去省城與男友會合。
張文武答應了，此後又給楊麗做了兩個月的“地下交通員”。期間偶有問起楊麗的婚事，見她臉色不好，張文武便不再發問。
1995年7月的一天，楊麗深夜到訪運輸公司，張文武看到她臉上的傷痕和拖拽的行李，明白兩人約定的時間到了。之後他撬開車場調度室的房門，拿走貨車鑰匙，帶楊麗去了省城。
那次，楊麗的出走並沒有成功。張文武陪她在火車站廣場邊等了一整夜，都沒有等到本已和她約好一同“遠走高飛”的王老師。男友的爽約給楊麗的愛情劃上了句號，張文武也為自己這個決定付出了慘痛代價——被運輸公司除名。
講到這裏，張文武歎了口氣，說事後公司一位平時待他不錯的領導悄悄透露，其實公司的處罰可輕可重，隻是楊麗家人得知內情後不斷給公司施壓，最終導致他被開除。
4
至於後來和楊麗結婚，張文武說，這事得“感謝”楊潔。我不太理解，張文武解釋說，如果不是楊潔幹涉妹妹婚事，楊麗或許不會賭氣嫁給自己。
那時，楊潔一直撮合楊麗和一個叫韓某的人交往。韓某是楊潔的中學同學，家庭條件很不錯。他在部隊讀了大專，後來轉業到B市機關工作。韓某的父親時任B市領導，與楊父相識多年，而楊潔的丈夫喬某當時又是韓父的秘書。
在外人看來，韓、楊兩家可謂門當戶對。韓家也很中意楊麗，希望能結成這門親事。楊麗本人則堅決反對，一來她當時有男朋友王老師，二來韓某比她大7歲，且離異帶著孩子。至於楊麗的父母，他們雖看不上“王老師”，但也不太讚成小女兒和韓某交往。隻是礙於楊父與韓父同僚間的麵子而沒有明講，隻說聽楊麗的意見。然而就是父母這句“聽女兒意見”的托詞，讓楊潔堅定了要把妹妹嫁給韓某的信心。
“楊潔一直認為妹妹的脾氣好，沒主見，從小到大幾乎所有事隻要自己堅持，楊麗肯定就範。”
多年後，張文武在與連襟喬某聊起往事時，才知曉了另外一件事。當年楊潔與韓某間有個約定——楊潔幫韓某追求妹妹楊麗，韓某就幫喬某搞定工作調動。當時韓父升遷即將調往省城，是否帶走自己的秘書，隻需他一句話。“楊潔是個權力欲望很強的人，也深諳官場規則。她覺得自己父親的位置‘到頂了’，楊家想再往上走，必須抱住韓家的大腿，而其中的關鍵就是把妹妹嫁給韓某。”
我說既然這樣，楊潔自己當初為何不嫁給同學韓某？張文武說此言差矣，正因為兩人是同學，楊潔知道自己駕馭不了韓某——她要的是“主導權”，但當韓家的兒媳肯定拿不到。楊潔的丈夫喬某，農村出身，原煉油廠工人，有上進心但缺乏機遇。與楊潔結婚後，他靠楊父提攜，從普通職工成為機關幹部，繼而當上領導秘書。這樣的出身和履曆使得喬某一直對楊家感恩戴德，在楊潔麵前更是謹小慎微。
1995年國慶，在楊麗明確反對的情況下，楊潔組織韓、楊兩家長輩坐在一起，商討韓某與楊麗的婚事。我問：“楊麗父母不是不讚成楊麗和韓某的婚事嗎？”張文武說，其實楊麗父母並不絕對反對和韓家結親，最大的心結其實是擔心把未婚的女兒嫁給離異的韓某，會被人看做在靠嫁女兒“巴結”韓家。而楊潔隻用一招便解決了這個問題——她把妹妹曾經墮胎的消息放了出去。
“就是我在開封遇到楊麗那次，她其實是去王老師家‘攤牌’的……”張文武說，當時楊麗懷孕這件事隻有男友王老師和她姐姐楊潔知道。突然傳開，隻會是楊潔說的。況且事後楊麗質問楊潔時，楊潔也沒有否認。
但無論楊潔如何努力，在婚姻這件事上，妹妹楊麗最終還是“忤逆”了她。
“1995年底吧，楊麗突然問我願不願意和她結婚，把我問懵了。我確實喜歡她，但也知道自己和她不是一路人，所以從沒往這方麵想過。當時有些猶豫，楊麗就說我不願意的話她就去跳河，死也不嫁給韓某。我想了想，覺得自己好像也沒啥可猶豫的，便答應了。”
於是1996年初，冬青社區的四川餐館開業當天，張文武和楊麗在那裏辦了一場“婚禮”。說是“婚禮”，其實隻是夫妻二人在餐館小包間裏擺了一桌簡單的酒席。前來賀喜的隻有幾位朋友，楊麗的親屬無一到場。
“這是我和楊潔的第二個‘過節’。”張文武說，他和楊麗的婚事把楊潔氣得幾近癲狂。婚後兩人在楊麗單位院內租了一間筒子樓宿舍作新房，楊潔屢次上門，威脅張文武：“你進楊家門，咱倆必須死一個。”又指責妹妹楊麗“沒良心”、“不知好歹”。
筒子樓的住戶多是楊麗同事，楊潔的吵鬧給楊麗在單位造成了不良影響。最終楊麗單位領導出麵協調才把事態平息下來。此後楊潔雖未再登門鬧事，但雙方的齟齬就此徹底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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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楊麗結婚十幾年，楊潔在他爸媽麵前沒說過我幾句好話……”
婚後前兩年，張文武和楊家人的關係一直很緊張，幾次登門都被拒之門外。直到1999年楊母患病時，他任勞任怨地操持照顧，楊麗父母對他的態度才有所轉變。後來楊父在市客運站給張文武重新找了一份工作，逢年過節楊母也會喊他來家吃飯。張文武一度認為楊家接受了自己，更加盡心盡力地孝敬嶽父母。但蹊蹺的是，每當雙方走近些時，總會發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破壞大家的關係。
張文武舉了一些例子，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是楊父退休前被人誣告了，紀委調查後雖還了楊父清白，但事後楊麗父母卻把矛頭指向了張文武。因為他們覺得“舉報信”裏的某些內容隻有自家人才知道，而楊潔又跟父母說，親眼看到張文武和“舉報者”關係密切且給過他“一些東西”。
楊潔父母因此徹底疏遠了張文武，並強迫楊麗與張文武離了婚，這也直接導致楊麗情緒崩潰，染上了毒品。多年後，楊麗父母得知真正的誣告者另有其人時後悔不已，但為時已晚，那時楊麗已經身處戒毒所了。
“楊潔的工作能力很強，但性格有問題。”楊文武說。他曾經聽楊父說過，自己的下屬若是能有大女兒對待工作一半的態度和能力，他就敢趾高氣揚地去跟市領導匯報工作。但楊潔的丈夫喬某卻也曾多次在酒後向他抱怨，自己在家深受妻子壓迫，“沒有任何話語權”。
楊潔在家中一言不合就對喬某拳打腳踢，或者“關禁閉”、一天不準吃飯。楊父也曾教育女兒“不要把單位的那套帶進家裏”，但沒有效果。喬某在婚後第9年有了外遇，又因收受賄賂養“小三”落馬進了監獄，而楊潔甚至把這筆賬也算到了張文武頭上。
我聽得有些糊塗。
張文武解釋說，一來喬某受賄一事剛曝光時，楊父就去省城求助韓父，韓父沒露麵，但韓母言語中卻透露出對當年結親失敗的惋惜，說：“如果當年‘兩家成一家’，老韓絕不會坐視曾經的‘大秘’誤入歧途的。”二來，楊父把張文武安排在市客運站上班，而喬某的“小三”也是客運站職工，於是楊潔認定是張文武給二人牽線搭橋的。
事後，無論張文武和楊麗如何向楊潔解釋，楊潔都不接受。這兩件事徹底斷絕了楊潔與張文武和解的可能，也成為兩人之間最大的“過節”。
“楊潔這人看重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對錯，而是別人有沒有服從她的‘指揮’。一旦出了錯，她又會把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從不覺得自己有問題。”而楊潔最厭惡張文武的地方也在於此。楊潔曾親口說過，曾經對她言聽計從的妹妹和丈夫都是在認識張文武之後發生的變化，所以一切都是張文武的錯，他就是楊家的“喪門星”。
我很唏噓，但一時也不好對張文武的敘述做出評價。談話間，楊麗吸毒的案子已經處理完畢，上級裁定楊麗第二次送強製隔離戒毒。同事問我要不要通知楊潔，我給她打電話，她沒有接。張文武說他想跟我們一起去送楊麗去戒毒所，我想了想，同意了。
6
2013年5月份，張文武在轄區創新路上開了一家很小的修車檔。租門麵時房東顧忌張文武的兩勞釋放人員身份，不肯租給他。我幫他跟房東說了些好話，張文武很感激。
張文武性格不錯，也挺講義氣。他的修車檔雖然小，但客人不少，很多是他的朋友。我巡邏路過修車檔時常見門口支著一張方桌，桌上擺著幾碟小菜，張文武和朋友坐在那兒喝酒聊天。但張文武隻聊天不喝酒，他說以前當司機時養成了習慣，除非大事，否則平時基本不動酒。
2014年初，楊麗戒毒成功提前釋放，之後在張文武店裏幫工。可能是因為被我抓過的緣故，楊麗一直和我保持距離。每次我去張文武店裏，她都找借口躲去一邊。有時張文武留我在店裏吃飯，她雖坐在一旁，但總是一言不發。
“俗話說一家人吃不出兩家飯，但她跟她姐的性格咋就正好相反呢？”張文武感慨道，但他又立即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她得虧跟她姐不一樣，不然可要了血命。”
有次我問張文武，他和楊麗眼下是什麽情況？他笑著說：“就是你想的那種情況。”
我問：“她家人同意了？”
張文武說：“不同意又能咋樣呢？”
之後的一段時間，楊麗每次來派出所做不定期尿檢時都有張文武陪同。張文武開著一輛卸去後座的白色二手微麵，車身上貼著“流動補貼”的廣告，車廂裏裝滿各種車輛配件和修車工具。有時副駕駛也堆滿東西，楊麗便拉開車廂門，坐在裏麵的小馬紮上，兩人已經儼然是一對開修車檔的夫妻。
大概十幾次尿檢結果為陰性後，我逐漸降低了對楊麗臨檢的頻率，直到把她的名字從臨控名單上撤下來。
楊麗去戒毒的一年多時間裏，我跟楊潔也打過幾次交道，她似乎對我很有看法。路上相遇時我跟她打招呼，她隻是“嗯”一聲，並不拿正眼瞧我。工作上有事找她協調，別人一個電話就能解決，我往往要往返兩家單位好多趟才能搞定，因此耽誤了不少工作。
我不知自己哪裏得罪了楊潔，顧及常有工作要與她協調，不想把關係搞僵，便總想跟她私下溝通一下。但每次“溝通”到最後都會互嗆起來，關係就變得更差了。我向同事抱怨，他們讓我別跟楊潔一般見識，“楊主任又不是你主任，你理她作甚！她要是好相處，所裏這麽多民警，她當初為啥偏去找你幫忙？”既然這樣，我也隻好作罷。後來楊潔升官去了省城，我索性也不再想這事兒了。
2014年夏天，楊麗和張文武重新領了結婚證，複婚時還是在冬青社區的四川餐館擺酒。我參加了兩人的“複婚宴”，那天到場賀喜的依舊隻有張文武和楊麗的幾位朋友。但張文武說，這次結婚他通知了楊麗的父母，老兩口雖沒有來，但給他轉了5萬塊錢，讓他以後跟楊麗好好過日子。我問張文武有沒有把複婚的事告訴楊潔，他笑了笑，說出於禮貌給她發了信息，但楊潔沒有回複。
酒席上，有一位戴眼鏡的中年男子與張文武相談甚歡，其中不少話題是關於楊潔的。我蠻好奇他的身份，但當時沒多問。和楊麗複婚後不久，張文武又租下了洗車房旁邊的一間門頭，添了些設備，擴大了規模。有段時間我常在他店裏遇到那位戴眼鏡的中年男子，問及身份，張文武才介紹說他就是楊潔的前夫喬某。店麵的擴張有他一多半的投資，現在兩人是“合夥”關係。
我非常詫異，還開了張文武玩笑：“看來楊潔當年的話沒有說錯，能把前妻和前姐夫搞在一起做生意，你真就是個‘攪局的’。”
張文武笑了笑，很無所謂地說：“現在她走她的陽關路，我過我的獨木橋，我攪啥子局了嘛！”
7
平靜的日子又過了一年。2015年7月，張文武在店裏請我吃牛骨頭，那天楊麗和喬某也在。張文武依舊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樣子，喬某卻滿是擔憂地對我說：“楊潔回來了”。
那時，我已經聽說了楊潔重新調回本市任職的消息。看喬某滿臉愁容，我調侃他擔心啥？喬某說，楊潔這次怕是衝張文武來的。我看了眼張文武，他正一臉無所謂地啃骨頭。我讓喬某別杞人憂天了，但他卻信誓旦旦地說自己的擔憂不是空穴來風。喬某說上調省城是楊潔多年的夢想，這次去而複回，他覺得不同尋常，就找熟人打聽，那人說楊潔是主動要求調回的，而且跟人說她“回去有些事要處理”。
我和張文武都覺得喬某有些神經敏感，張文武半開玩笑地跟我說喬某“被楊潔嚇破了膽”。我詢問楊麗的看法。她沉默半晌，說自己沒有想法。
沒想到，很快我就有了不尋常的感覺。所裏有關張文武的警情突然增多，有時甚至每隔兩三天就會出現一起。雖然多是些“擾民”、“隱患”和“糾紛”之類的小事，但次數多了，我開始不厭其煩，遇到手頭忙時便想直接打電話讓張文武“注意些”，好在有經驗的同事每次都拉我去現場處置。
那時，我還沒意識到太多問題，直到後來連張文武的房東都跑來問我：“他是不是犯了什麽事了？”因為有“公家人”勸他給張文武退租，卻又不說原因。 我把情況告訴張文武，他改變了之前無所謂的樣子，承認近期自己的確遇到了麻煩。
“工商、稅務、城管經常來搞‘突擊檢查’……”張文武說，雖然各類檢查並不針對他，卻讓創新路上的其他同行遭了殃。商戶們為了逐利多少有些違規操作，監管部門以往並不苛責，但近期突然“觀點關注”。很多商戶被查出問題，輕則警告罰款，重則關停店麵，街麵上一時人心惶惶。
而又不知從何處，坊間又傳出聲音，說一切都是張文武在搞鬼——“他‘上麵’有人，想用這種辦法擠走‘競爭對手’”。張文武一時成了眾矢之的，脾氣好的商戶老板見麵繞行，脾氣不好的開始上門找茬。
張文武問我是不是楊潔在“搞他”？我隻好打哈哈。他問我怎麽辦，我也隻能囑咐他經營過程中一定小心謹慎，千萬不要給人抓住把柄。
2015年底，我去社區開聯席工作會時，社區幹事給了我一張名單，說是居民反映的“擾民因素”，打算聯係相關單位搞一次聯合執法。我一眼看到了張文武汽修廠的名字，備注是“噪音、汙水、垃圾”，處理建議是“勸誡關停”。
張文武的汽修廠開在國道邊，背靠荒地，附近沒有住宅區，且開在他旁邊的另外幾家汽修廠都不在這份擾民名單上。我向幹事提出疑問，她說隻有張文武的店被舉報。我問她有沒有去實地了解過情況？幹事猶豫了一下，說暫時沒有。
我說我去看過，他的店不存在這些問題。幹事有些尷尬，岔開了話題，但會後悄悄對我說名單是上級給的，“點名要處理（張文武）那家店”。我問她是哪位“上級”點的名？幹事扭捏了半天，不肯告訴我。
2016年春節前，張文武說他想年後把汽修廠挪到相鄰的B市，問我能否幫忙跟房東協調，把之前五年期的租房合同撤掉。時值招租淡季，我原以為房東不會同意，但電話打過去，房東立刻答應了。原來周邊幾家汽修廠也都是租的他家房產，房東說張文武再不搬走，別人就都搬走了。
那次搬遷讓張文武損失了大約10萬塊錢，“兩半肩”喬某也撤了股份。喬某說事情肯定是楊潔搞出來的，他很了解前妻的脾氣，這事肯定還有後續，自己不想再惹麻煩。張文武給他退了股，但這回沒再嘲笑他“被楊潔嚇破了膽”。
張文武搬店後和我的聯係逐漸少了，隻是偶爾聽他說新店開業後依舊麻煩不斷，常被搞得焦頭爛額。我也幫不上他什麽，就隻能聽聽而已。一次張文武喝醉了酒，半夜給我打電話，說“弄清楚了，就是楊潔在搞我”。我勸張文武跟楊潔好好談談，畢竟已經是一家人。張文武說談不了，楊潔連嶽父母的麵子都不給，鐵了心要整他。無論他說什麽，楊潔始終是那句話——“你進了楊家，咱倆必須死一個”。
我突然有些莫名的緊張，問張文武打算怎麽辦。電話那端安靜了許久，最後張文武說他和楊麗商量過了，兩人打算去外地生活，“惹不起但躲得起”。
我鬆了口氣，因為真怕他說出“要跟楊潔你死我活”之類的話。
春節後不久，張文武在微信朋友圈裏曬出了甩賣維修和汽車配件的信息。有不知情的共同好友留言問他“不是剛搬家嗎，怎麽又要甩賣？”張文武統一回複，說自己在外地找到了新的賺錢項目，打算改行。
清明前後我又見過張文武一次，他說店子裏的東西賣得差不多了，隻等5月房東把押金退了就走。我問張文武打算去哪兒，他說以前認識一位河北保定的汽修廠老板，生意做得蠻大，給他開的工資也很高，準備去保定。
聊到楊麗，張文武說他和妻子還在做嶽父母的思想工作。二老不想讓楊麗去外地，表示他們去跟大女兒談，但似乎沒有什麽作用。前幾天，張文武半夜接到楊潔的電話，楊潔說隻要張文武和妹妹楊麗離婚“滾出楊家”，以後“大家就都安生了”。
“這怎麽可能呢？什麽都得按她的想法做？她就這麽想當別人的家、做別人的主嗎？呸，我偏不讓她得逞！”最後，張文武啐了一口。
8
2016年5月的一天，楊麗突然找我，說張文武被抓了，求我幫忙。我問她怎麽回事，她說前一天上午幾名B市警察突然到訪，詢問張文武一番後便將他帶走了。
楊麗從幾人簡短的對話中隱約聽到了“收贓”、“汽車配件”等詞語和一個叫“李濤”的人名。臨走時警察跟楊麗說帶張文武回去“配合調查”，但她直到現在也聯係不上張文武。楊麗去過B市刑警大隊，對方隻讓她“回家等通知”。楊麗很擔心，想托我打聽一下張文武究竟犯了什麽事。
我聯係了B市刑警，得知張文武因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已被刑事拘留。我問具體案情，對方簡單講了幾句，大概是他們挖出一樁積案涉及到了張文武，但具體案情不方便向我透露。
我隻好把情況如實告知楊麗，她聽完後轉身就走，但當天夜裏派出所便接到了楊潔鄰居的報警，說隔壁楊潔家傳出叫罵和呼救聲，好像“出事了”。我們趕到現場時，姊妹倆的父母先到一步，但家裏隻有楊麗和父母三人，楊潔不知去向。
屋裏一片狼藉，似乎有人在屋裏打過架。同事聯係楊潔問情況，楊潔氣呼呼說了句“誰報的警你去問誰”便掛了。我去詢問楊潔父母，他們不願多說，表示事態已經平息，不想驚動警察。
但楊麗堅持跟我們回了派出所，我也因此了解了當晚事情的經過。
張文武在創新路開汽修檔時有個關係很好的朋友，名叫李某。兩人以前是客運站同事，李某早幾年出來做汽修，張文武開店之初李某幫過他不少，算是他在這個行當的領路人。
2013年，李某從一夥四川人手裏收了一批價格極低的卡車配件，本想賺一筆，但不料次年卻查出了惡疾。李某為治病賣掉了汽修廠，那批卡車配件轉讓給了張文武。2016年3月，B市警方在打擊一個盜竊團夥時挖出了2013年的隱案，也因此確定李某當年低價購買的那批卡車配件係被盜財物。且根據團夥成員交代，當年李某其實是他們的團夥成員之一。
李某已於2014年底病故，但警方追查到了那批被盜的卡車配件，也據此依法傳喚了張文武。在B市刑警大隊，張文武辯解稱自己不知道那批卡車配件是贓物，且當初為了幫李某湊錢治病，他給出了遠高於市場的收購價格。
但警方並不相信張文武的說法，因為有人舉報張文武當年不僅知情，而且是李某的“同夥”。
楊麗堅決不相信張文武會參與盜竊銷贓，又去找了喬某，想著喬某曾是張文武的“合夥人”，或許知道些情況。在喬某家，喬某推說自己不知情，但臨走時他的妻子拉住了楊麗，悄悄對她說：“大家都不想惹麻煩，回去跟姐姐溝通一下。”這句話立刻引起了楊麗的警覺，但喬某的妻子卻不願再透露什麽。於是楊麗立即去找了楊潔，然而姐妹倆很快話不投機吵了起來，之後又從口角發展成了撕打。
楊麗說，是楊潔指使前夫喬某誣告了張文武。李某已死，被抓的盜竊犯又沒有指證張文武“收贓”，隻有喬某的舉報最有可能被警方采信。我問她有沒有證據，楊麗說吵架時楊潔曾親口承認她要“收拾”張文武，吵架的過程被楊麗偷偷用手機錄了音。
我聽了那段錄音，但這依舊算不上“證據”。加上張文武的案子不歸我們單位管轄，思來想去我隻能建議楊麗一方麵趕緊請個律師，另一方麵把錄音交給B市的辦案民警和自己的父母，看有沒有作用。
或許那段錄音沒有起到太多作用，後來我還是收到了張文武被判刑的消息。
同事說如果張文武真是被冤枉的，那我讓楊麗把錄音交給她父母的建議就是一記昏招。我也確實有些後悔。因為即便楊潔真的做過什麽，讓兩位老人在大女兒和二女婿之間做選擇，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此後我就再沒見過楊麗。
最後一次遇到楊潔時，許久不理我的楊潔突然主動提起了張文武：“聽說他又被抓了，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看來還是B市警察做事靠譜一些啊。”我感受到了楊潔話語中的誌得意滿和似有似無的挑釁之意，沒有接茬。
但她又用貌似詢問口氣說了一句，“他是在你（管片）那兒開店的時候犯的事吧？”我瞪了她一眼，沒有理她。
2017年8月，已經離開工作崗位的我從前同事口中得知了楊麗的死訊。
幾個月前，楊麗淹死在長白河裏。法醫屍檢後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但發現楊麗死前曾大量吸食毒品，警方最終以楊麗吸毒後失足溺亡結了案。我很吃驚，說楊麗已經戒毒，我和她接觸的最後幾年裏她沒再碰過毒品。同事說張文武入獄後楊麗很快就複吸了，而且比之前吸得還厲害。最明顯的就是出現了幻覺和暴力傾向，所裏接過幾次楊潔的報警，都是楊麗吸毒後找她“尋仇”。
而楊麗死前最後去的也是楊潔家。那天警方同樣接到了楊潔的報警，稱楊麗帶著一瓶黃色液體上門，揚言和自己“同歸於盡”。警方以為楊麗帶的是汽油，急忙出警並通知了消防部門。警方趕到現場時楊麗已不見蹤影，楊潔則被潑了一身尿，站在家門口質問出警民警為何“遲到”，而同事說那天他們從接警到抵達現場總共用了不到8分鍾。
“路上一直讓她不開門不開門，非要開門……”同事歎了口氣，“親姊妹啊，鬧到這般田地……”他又感慨道。
當晚民警沒有找到楊麗，本想第二天再去找她，卻收到了她的死訊。
張文武於2019年2月份刑滿釋放，之後便走上了申訴和信訪之路。他大概忙活了一年有餘，我最後一次見他是2020年6月，那時疫情剛解封不久，他來省城某單位遞申訴材料。我請他吃了頓飯，問他當年的案子到底怎麽回事。原以為他會像以前那樣原原本本地把整個事情經過告訴我，但那次張文武卻沒有跟我聊案子，隻是一直打聽妻子楊麗去世時的情境。他說自己出獄後隻跟老丈人見過一麵，之後再沒進過楊家。
我很無奈，但也隻能告訴他那時我已經離開工作崗位，並不清楚具體情況。
後記
2022年8月的一次飯局上，一位前同事驚訝地說，不久前去省城精神病院辦事時竟遇到了楊潔。當時的楊潔頭發花白，目光呆滯，坐在輪椅上，由護工推著。如果不是旁人提醒，她壓根沒認出眼前這位“老人”竟然是“楊主任”。
這個消息立刻引起了大家的討論，有人說楊潔是因為仕途不順，在競聘單位一把手時落敗想不開，畢竟一輩子短婚未育，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遭此打擊一蹶不振；有人則分析楊潔過往的行為，說她早就有心理疾病，隻是自己不承認，別人也不敢跟她提，久而久之便成了這副樣子。甚至有人猜測是張文武“搞的鬼”，說楊潔病退前的那段日子，幾乎天天報警求助，說自己被張文武威脅。
張文武也確實每天都出現在楊潔家樓下，他手裏捧著一張他和楊麗複婚時拍的結婚照。警察到場也無法處理張文武，畢竟公共場所，誰都可以行走或者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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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半爛尾工地的業主們
自2021年地產爆雷後，大大小小的房企逐漸崩塌，買了期房的準業主們整天憂心忡忡，似乎每天都在默默祈禱“菩薩保佑”，但凡自己買的房子有一點好消息，便會再次“阿彌陀佛”。他們誰也料想不到，自己真金白銀買的房子卻遲遲住不進去，整天在維權的道路上爭執、吵架、生氣、擔心……就算住進來後，又要麵對諸多的不便，困擾心頭的事兒更多，似乎自從買了房子，這些負麵的情緒就充斥著整個生活。
2023年9月底，媒體報道，某知名房企的高層人員因涉嫌違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強製措施，也意味著這個地產集團的前景舉步維艱，那些因此牽扯的準業主們又該何去何從呢？
1
2022年7月底，我入職了一家物業公司，被安排在一個正在交付的小區工作。
正式入職之前，我去該小區麵試過兩次。那個時候，小區正在集中交付階段，門口有五六名保安嚴防死守，沒有預約的業主及無關人員，一律被拒之門外，包括我這樣與交付毫無相關的應聘者。我給物業領導打過電話後，一個保安的對講機裏傳來指令，才允許我進入。
從大門口到小區交付中心，小區內到處懸掛和張貼著“歡迎回家”的溫馨標語。每條通往單元的道路都鋪了紅地毯，兩側間隔均勻地擺放著裝飾花籃，將道路明確指引開來，非道路的公共區域則鋪著綠色的假草，稍顯遜色。我注意到，在地毯和假草皮的下麵，並不是達到入住標準的石板路或者瀝青路麵，而是用混凝土澆築後再粗略找平的毛麵。
不過，目之所及，倒也喜慶一片。
入職後不久，我便了解了小區的大概情況——所交付的房子都是精裝房，按照合同約定，開發商應於2021年6月交房，但是由於疫情或者政策的影響，一直延遲到2022年7月才開始交付。
為了避免業主們聚集維權，開發商按照計劃，從7月1日開始一直到8月15日，每天隻邀約10戶業主前來辦理收房手續。這樣做也許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為排在後邊交付的房子的室內裝修再爭取一些施工的時間。那個時候，很多房子基本處在邊施工、邊交付的階段，可能業主們今天剛收的房子，昨天才完成戶內最後一道裝修工序。
沒幾天，我和保安隊長熟悉起來。他告訴我說，在我來之前，小區門口每天都聚集很多業主，警察來了又走，走了又來，“人最多的時候，門口得聚了200多人呐喊維權”。所以，那段時間，門口的保安和業主們幾乎每天都產生衝突。
雖然延期交付1年，但是並不是所有業主都會乖乖地聽從開發商的安排，說哪天讓收房就哪天來收房，他們的訴求很簡單——討要延期交付的賠償。針對此，開發商也不是沒有表示，政策上，隻要業主按時來收房，就會減免半年的物業費，如果不在交付期內來收房，就沒有任何補償。
也有另一部分業主認為，在房地產行業受到衝擊的形勢之下，沒有爛尾，能夠交房就算不錯了，所以他們乖乖地收了房，之前的任何責任都既往不咎——也無門可咎——隻要拿到新房的鑰匙住進來，就萬事大吉，況且還有一星半點的物業費補償。
後來我和一位當教師的業主秦老師熟了，他和我聊起了當時維權的情況：“沒有人係統組織，你一句我一句，亂七八糟，談一次崩一次，後來我就不願意參加了，能交房，收了得了，省得每天折騰，沒甚意思。”他邊擺手邊搖頭，表示無奈。
8月初，集中交付接近尾聲，我統計了大概的數據，隻有41%的業主收了房。
有一天，淅淅瀝瀝下著小雨，門口又有吵鬧聲，保安們向我通報情況，說門口又有10多名業主聚集在一起，被拒絕進入。
按照開發商的規定，任何物業的員工都不允許出麵接待維權的業主，因為對於開發商和物業來說，這種情況叫“鬧事”，如果現場有打砸、打人的情況，報警即可。
我剛入職，不認可這種做法，覺得不能這樣對待業主。延期交付是既成事實，就應坦然麵對，禮貌地接待業主們，積極想辦法溝通，在雙方相互理解的基礎上盡量達成共識。況且他們將來要與物業長期相處，也是物業的衣食父母。
那次，我鬥膽出去和業主們交流。我跟他們表明了自己是物業的工作人員，但是對於業主們來說，物業和開發商通常都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所以他們情緒很激動，我的解釋和說辭根本安撫不了他們。見我也給不了實質性的回答，有業主開始在人群中說：“你做不了主，說半天廢話有啥用？叫你們領導出來！”
最後，大多數業主見我不是主事的，又見不到真正的領導，在雨中淋了一陣，稀稀拉拉都走了，隻剩下了3名女業主還願意聽我無關痛癢的解說。溝通氛圍稍微緩和後，我很想邀請她們進屋裏聊一聊，但是迫於工作規定，我隻能邀請她們坐在保安的簡易遮陽傘下暫時避雨。
她們仨開始向我吐苦水。其中青姐因為房子延期交付，落不了戶，孩子去年升學受到影響，現在房子即使能交，也為時已晚，所以她選擇拒絕收房，以示抗議，和大家一起維權討要說法。她情緒激動：“你們這開發商真缺德，我孩子的終身大事都被耽誤了，誰給我們負責呢？想拿半年物業費來哄人，那才幾個錢兒啊！”
另兩名大姐是老鄉，同在省城打工，2019年房價最高的時候買了這裏的房子，每月還著房貸，如今還在外邊租房，每月租房的費用2000多，她們本意想收房，但是又擔心收了房子後，開發商就不給補償了，處於尷尬的兩難境地。
和我傾吐完，她們都加了我的微信。臨走時，青姐還特地神秘地囑咐我：“小老弟，有什麽好消息記得告訴我們。”
2
我不知道什麽消息對青姐她們來說算是好消息。但是我知道，接下來的消息，一定是壞消息。
8月13日，距離集中交付日期還有2天的時間，開發商突然通知：停止辦理所有的交房手續——也就是不再向業主交付房子。這個消息對於那些在“收與不收”之間猶豫的業主們來說，無疑是一個壞消息。
當日來收房的業主被毫無理由地拒之門外，他們情緒激動，指著自己收房通知書的日期懟在保安的臉上：“認識字嗎？為什麽不讓我們進？”但這卻得不到保安的任何回答，也沒有任何人接待。
有兩位據說是從東北大老遠跑來的業主，按照自己“交房通知書”的日期來收房，沒想到吃了閉門羹，中午又喝了酒，就在小區門口和保安幹了起來。保安們經過一個多月來的“磨礪”，早已學會了隱忍和克製，任憑業主們如何瘋狂，始終保持“不說話，辦硬事”的職業精神。後來我看了現場拍攝的視頻，那兩位業主踢翻門口貼有“歡迎回家”的導引牌後，憤然離去。
停止交房後，隔三岔五，就有三三兩兩的業主來物業服務中心鬧，對工作人員怒目相視，拍桌子喊叫。但這也無濟於事，我們隻是打工的，上邊通知怎麽辦，我們隻能乖乖地怎麽辦。後來業主們妥協，說隻看看房子，不辦理收房手續總可以吧？得到上邊批準後，業主們也隻能乖乖地由工作人員領著去自己的房子裏看看，鑰匙卻拿不到。
我也很納悶，為啥突然停止交房呢？況且，按照正常交付程序，集中交付階段結束後，還有零散交付（也就是為了那些未能按時來收房的業主另行安排辦理時間）。消息很快就傳開了，原來，在門口大規模聚集維權的業主們並沒有放棄，而是選擇去開發商的辦公地點找開發商談判，但是都沒有談判成功。隨後，業主們找政府監管部門投訴、反映情況，本地媒體也時有相關的負麵報道。迫於各方壓力，開發商在小區未完工的情況下強行交房就被叫停了。
對於房子的質量問題以及小區內道路、園區綠化、地下停車場、供暖配套等未完工的現狀，早已被業主們拍成視頻和照片發在業主群內傳播，所以，後來業主們維權不隻因為“延期交付”，還有“未完工就交房”的事實。
有一天，青姐給我發了她的房號，讓我拍一下她房子的裝修進度，我到她的房子時，工人正在安裝櫥櫃，目之所及，還有門套和踢腳線沒有安裝，其他都基本完工了。當時開發商要求員工們嚴禁外傳小區的任何照片和視頻，因為當時在本地媒體報道中，出現過小區現場的視頻和照片，讓人觸目驚心。我擔心青姐別有用心，沒敢給她發視頻，隻打電話告訴她戶內的裝修進度。
隔天，青姐自己親自來了，我帶著她去看房子，她一再問我什麽時候能交付：“為啥突然就不交了？”
我隻能回答“不清楚”，雖然我作為物業工作人員，但不是對所有的內部消息都了解。
當時，業主們和開發商的關係劍拔弩張，所有對策及消息僅限“上邊”圈層，知情的業主們在相互傳說，並沒有確切的官方消息，包括我們現場的工作人員也一樣，什麽時候能再次啟動“交付”，誰也說不清楚，也許遙遙無期。
業主們最後一次聚集維權發生在11月中旬，省城馬上迎來寒冬的時候。
天剛剛黑下來，10多名業主們穿著厚厚的羽絨服，蜷縮著脖子零零散散聚集在小區門口，門口4名物業保安守著門，拒絕他們進入。人群中還有2名不知道什麽媒體的記者，也被拒之門外。
得知門口有業主聚集，還有媒體要找負責人，我出去落實情況，還沒等我開口說話，一名記者就舉著話筒，湊到我臉上問我是不是這裏的負責人。
我有些尷尬地說：“不好意思，我不是負責人，你不用采訪我。”
隨後，在眾業主的凝視中我走出了門外，把保安隊長叫到一旁了解情況，那名記者又湊過來，試圖再問點什麽有用的消息，我隻能三緘其口。
聚集的業主們有人說：“就是這個態度，問甚都不說，啞巴一樣。”
僵持了一陣之後，業主們在記者的帶領下，又去到了離小區不遠處的臨建售樓部，門外有幾個業主沒有進去，他們相互之間也不交流，隻是靜靜地站著，看上去對這種集體維權的活動並不積極，也不抱任何希望，能來隻是湊個人數而已。
我湊過去和其中一位滿臉愁容的阿姨攀談了起來。她唉聲歎氣地告訴我說，她已經62歲了，集中交付的時候，沒有通知她來收房，後來去看了房子，才知道自己那一層都還沒裝修，戶內還是一個毛坯房。前幾天她又來看了一次，基本裝修完了，卻不給交房。阿姨越說越激動：“實在不行我就跳樓呀，死給你們看，也活夠了。”
我寬慰了阿姨一陣，她又告訴我她的苦衷——她兒子馬上要結婚，等著用這套房子，之前因為疫情，兒子的婚禮已經推了好幾次，現在準兒媳那邊催促，還鬧意見。阿姨用近乎祈求的語氣說：“你們給想想辦法，向上邊反映反映，能不能通融一下我這種情況？”
這個時候，記者和一群業主們從售樓部裏出來了，大家看上去都灰心喪氣，有人說：“沒用，根本不管用，還是上政府吧。”
天已經完全黑了下來，業主們四散都消失在夜幕之中。我加了那位阿姨的微信，她的昵稱為“幸福之家”，她告訴我說，她叫邱莉芬，如果有消息，讓我第一時間通知她。
3
收了房的業主們，很快置辦家具住了進來。也許他們心裏在慶幸，好歹拿到了鑰匙，住進了新房。
但是，他們“住進來”也並非一帆風順。
業主們首先麵臨冬季供暖的問題。省城的冬季夜間最冷的時候達到零下20度左右，由於開發商當時未完善小區的配套供暖設施，所以整個小區並未接通市政的供暖係統，這意味著住進來的業主們很有可能在這裏度過一個沒有暖氣的冬天。
本地每年冬季供暖從11月1日開始。早在9月份，就有業主們不斷通過物業詢問開發商如何保證冬季供暖的問題，但是遲遲得不到有效的答複。那些家裏有老人和小孩的業主們開始著急了起來，已經住進來的秦老師也和其他業主們一樣，因為這個問題多次來物業找過我，他告訴我說，如果實在供不上暖氣，他要搬回老房子住。
大概10月底的時候，終於有了消息：由於接駁市政供暖需要大筆經費，開發商選擇“自建鍋爐”應對這個冬季，隻是需要一段時間來建設，至於多長時間，沒有準確答複，因為疫情反複，施工進度可能受到影響。
那個時候已經進入初冬季節，整個省城的市政供暖工作已經進入準備階段，早一點的片區已經在10月20日左右開始預熱啟動，不久整個城市的千家萬戶就能暖和起來。小區裏的業主們也在期盼著自己的小家能盡快暖和起來。不料，進入11月疫情開始嚴重，月底的時候徹底封城，所有社會活動基本停止，業主們停止了維權活動，開發商也停止了現場施工，鍋爐房的建設工作也不例外。
疫情期間，被封控在小區的業主們，除了每天下樓做核酸，就是在樓下曬太陽，再後來連家門也不讓出，隻能待著沒有暖氣的家中。提前裝了空調的業主們家中24小時開著空調，室溫還可以，但是電費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還沒有來得及裝空調的業主們隻能托我們物業外出采買小太陽、電暖風等取暖設備。即使這樣，屋內居住環境仍然不盡如人意。
封控後，我帶著幾個保安常住物業中心，提供基礎的物業服務，每天配合社區組織業主們下樓做核酸。秦老師幾乎每天做完核酸都會和業主們一起來物業中心詢問暖氣的問題，大家有的義憤填膺，有的心平氣和，帶頭的秦老師坐在我對麵，作為代表發言：“因為疫情，我們也沒有召集太多業主們聚集，隻選出我們幾個代表跟領導們反映一下這個暖氣的問題，請你們聽聽廣大業主們的心聲……究竟啥時候能供暖？”
按照開發商給的說辭，我如是向業主們解釋：材料已經陸續進場了，因為疫情，工人們來不了，所以才耽擱了施工進度。
“那為什麽不早準備呢？”這個時候業主們開始有人躁動起來，“難道我們就這樣一直挨著凍？你們開發商總得想辦法解決，暖氣費我們可是一分錢都沒少地交給了你們。”
秦老師這個時候出麵安撫大家，並讓我務必當天向“上邊”反映業主們的訴求，盡快給答複。
我覺得，業主們住進新房的第一年冬季就如此艱難，難免心生不滿，再加上疫情的肆虐對大家生活和工作的影響，所有的情緒都堆積在一起，能坐下來好好談話已經很克製了。不論什麽原因，如果供暖的事情再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業主們肯定會爆發。我唯恐“上邊”感受不到業主們的難處，經過多次溝通和反映，總算逼開發商做出承諾：解封後15天內鍋爐施工完畢，並正式供暖，並承諾業主們從11月1日到供暖前所使用的電費全部由開發商承擔。
秦老師等業主代表們表示理解。可是我在想，在疫情麵前大家都艱難的時候，開發商可以被理解，受煎熬的卻總是業主們。
12月初，疫情全麵放開，所有生活生產有序恢複，隆冬也悄然而至。可是令業主們失望的是，直至月底，鍋爐施工還未完成，供暖還是遙遙無期。
一天早上，物業工作人員還未上班，物業服務中心的地上堆放了一大片被凍死的花卉。管家告訴我說，7號樓的裘先生解封後從外地回來，開門進家後，發現家裏的花全被凍成了這樣，要求給個說法。我看著一地被凍蔫的花卉，不知所措，有發財樹、綠蘿、蘆薈、富貴竹，還有一些我不認識的品種。
鍋爐房那邊的施工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有零星的業主們在施工現場詢問進度。對業主們來說，隻要有人在幹活，今年的供暖就有希望，他們心裏也能踏實一點。詢問工人們啥時候能建好？工人們說“半個月左右”，我盤算了一下日期，和“上邊”給的日期差不多，能在新年前點火啟動。然而，有懂行的業主們看完現場的進度，搖搖頭對我說：“懸，至少還得一個月。”
一天中午，天氣不錯，太陽曬得暖烘烘的，但是室外氣溫零下16度。我去鍋爐房的路上遇見了11號樓的申阿姨。
早在夏天收房的時候，我接觸過他們老兩口。申阿姨正陪著行走不便的老伴兒顫顫巍巍地向鍋爐房的方向走，我問他們這是要去幹啥。申阿姨停下腳步，摘下口罩透了一口氣，哈氣氤氳彌漫在她的臉上，告訴我說：“有人說，沒事就往鍋爐房去看看，能讓你們快點幹活。”
我瞬間就慚愧起來，卻無能為力。業主們花上百萬買的房子，住進來後卻如此心酸。我不知道“上邊”究竟能否體察到業主們住在這裏的難處，他們又是怎麽考慮的？如果開發商真的有難處，那為何沒有人能出麵向業主們解釋一下呢？哪怕是麵子話，對業主們也是一種寬慰，如果沒有難處，那為什麽不提前考慮供暖問題呢？究竟是哪裏出了問題？
我勸說申阿姨不要進去施工現場，比較危險。陪著他們往回走的路上，申阿姨的老伴兒挪動著腳步，神情木然，眼神呆滯，自始至終沒有說話。申阿姨一路和我聊著家常，隨後指著老伴兒的左手說：“你看他的手，都開始有凍瘡了，再沒有暖氣，就得凍死在這兒了。”
申阿姨的老伴兒好像不願意讓別人看到他手背的凍瘡，故意扭轉手腕，把手背藏到一側，但我還是看見了他紅一片黑一片的手背。
把申阿姨和老伴兒送回家時，我才真的感受到屋內的溫度——他們家沒有安裝空調，隻靠一個電暖風扇取暖，根本抵禦不了室外的嚴寒。申阿姨說：“白天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在樓下曬太陽取暖，晚上冷得根本待不住。”
從申阿姨家出來後，我特意拿了一塊溫度表，找了一間和申阿姨同樓層的空置房，待了10分鍾便堅持不住了——溫度表攀升至6度就停止了，晚上肯定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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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如那位懂行的業主所說，鍋爐房直至新年還未完工，施工也斷斷續續。秦老師和幾位業主代表後來又找到物業中心施加壓力，我當著他們的麵撥通了開發商項目部經理的電話，得到的答案是“再有半個月左右差不多了”。
業主們隻能妥協，但是大家共同的要求是：馬上春節了，能不能供上暖氣給一個準確答複，如果供不上，業主們要另做打算。
“該搬走的搬走，該回老家的老家，該租房的租房，暖氣費的事日後找你們算賬！”秦老師代表大家如是說。
沒有暖氣帶來的麻煩遠不僅於此。由於土建部分區域未完工，樓棟的主排水管道並未回填，而是裸露在外，也沒有保暖措施，氣溫驟降之後開始結冰，直至完全凍住。樓上用水排不走，都返回到了一層戶內，戶內沒有暖氣，返進來的汙水開始結冰，再排下來的水開始向二層返水，逐層上升。
其實入冬前，物業中心就此問題向開發商項目部預警過多次，但是迫於當時疫情，遲遲拿不出解決措施。解封後，土層上凍，施工難度成倍增加，回填排水主管道的工程一再延後，後來即使把排水主管道填埋，也為時已晚。
接到“上邊”通知後，物業組織全員開始逐戶清理戶內的汙水，打開門的那一瞬間，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職業價值——一層至五層每戶都不能幸免，黃色的汙水冰層溢滿每一個房間，最厚的冰層有10公分。青姐的房子也被汙水浸泡了，我特意去看了她家，同樣不堪入目，沒有得到指示，我也不敢貿然告訴她這個消息。
每清理一戶，我自嘲般地在冰麵上滑一個“出溜滑”，凍得夠結實。大家都學我開始在冰麵上熱身，之後便挽起袖子破冰清汙，我們都比較慶幸地說：“幸虧是冰，要化了以後那不得熏死人。”
其實，最值得我們物業慶幸的是，這些一層至五層的房子還未交房，沒有家具，否則損失和後果不堪設想。我想“上邊”的心裏應該有另一個“慶幸”——那些買了一至五層的業主們並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已經成了“水泡房”，並且還是汙水。但是我想，紙包不住火，很快業主們就會知道這事的。
有的入戶門向裏開啟時，因為被冰層凍住卡死，我們得從門縫處澆熱水化冰，那種眾人皆知的味道便撲麵而來，令人作嘔又回味。
那時，小區被凍住的不止汙水管道，還有凍裂的暖氣管道、自來水管道、公區水表等設備。
再有10天就是春節，業主們期盼已久的鍋爐終於在2023年1月12日正式點火啟動。隨後開始逐層逐戶為室內管道排氣注水，業主們早已等在樓道內，迎接那股暖流淌入家中。
我能想象到他們沐浴在溫暖之中的幸福模樣，然後迎接普天同慶的春節。秦老師應該不再想著搬家了，申阿姨老伴兒的凍瘡應該很快就能好了，裘先生應該不會再因為凍死的花和我們計較了。我還想到那些被汙水浸泡過的房屋，應該會充斥著尿酸的味道，向自己的主人們傳遞著不堪遭遇的信息。
我們總想著煎熬之後是希望，卻忽略了煎熬之後可能還有失望。
春節後不久，自建鍋爐燒了幾天後便偃旗息鼓了——主管道沒來得及做保溫措施，熱量運輸過程中流失嚴重，到了戶內基本冰涼。終歸結底，燒鍋爐所消耗的燃氣和燒錢沒啥區別，一個開發商充燃氣的負責人向我透露說：“收了業主們供暖費64萬，現如今已經燒掉了40多萬。”
那個時候離供暖結束的3月31日還有2個月，而正式供暖才不足半個月。
還好，氣溫逐漸回升，不再惡冷，業主們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中撂下狠話：“你們就是一個騙子，供不供暖由你們吧，供暖費必須全額退！”
我想這必將又是一場紛爭。
5
2023年後，戶內精裝修基本完工，在業主們多渠道的呼聲之下，交房程序逐漸重啟。但是開發商要求辦理收房手續之前，業主們必須簽訂一份承諾書，承諾書最後一條明確規定：在《商品房買賣合同》履行期間，因疫情或政府政策等原因發生不可抗力的因素導致雙方不能按約履行的，雙方對此均表示互相理解和體諒，均不因此追究雙方的任何責任。
一開始，收房的業主們對此條“承諾”表示不認可，但是如果不簽此承諾書，就不能辦理收房手續，也拿不到鑰匙。開發商的售後客服對此解釋說：“隻要收房，就必須簽承諾書，但你也可以不收房，這並非強製交付。”
接到可以收房的消息後，我第一時間通知了青姐和邱莉芬阿姨。
邱莉芬阿姨來辦理收房手續時，義憤填膺地說：“這純粹是霸王條款，要不是我兒子結婚，著急住新房，我一定和你們鬧到底！”
而青姐收房的時候已經得知自己家的房子在冬天被汙水浸泡過了，她和丈夫簽完收房手續後，要求開發商重新裝修自己的房子，雙方再次進入漫長的談判之中。
大多數業主們為了收房，不再在意那份“承諾書”，也許他們擔心開發商再有變故，也許他們清楚已無力再追究什麽責任，但是至於承諾書所言的“理解和體諒”，我想沒有哪個業主能做到。
春暖花開之時，經過3年疫情的肆虐，人們像是從一場災難中解脫一樣，過去的欣然接受，日子還得微笑麵對。
2023年4月份，維權的業主們越來越少，收房的業主們越來越多，入住的家庭也隨之多了起來。我想大部分業主們已經釋懷了，即便供暖問題還未徹底解決，園區綠化還未完善，地庫停車位還未開始建設，公區的道路還是泥濘不堪，但是這都不影響住進來。而在當時，省城內有很多小區已經徹底爛尾，無法交付，交付後沒有水電、沒有電梯的也不在少數，相較這樣的小區，也許我這裏的業主們已經很滿足了。
不過，住進來後，業主們還是要麵對很多生活不便利的問題，與我們物業的矛盾也日漸凸顯。
最主要是停車問題——它困擾業主們的同時，也困擾著物業。小區的地庫停車位一直處於爛尾狀態，而進入小區的臨時區域（前期的交付現場）不足1000平米，在物業的多次精心規劃下，既要留出人行道，還要考慮非機動車停放，已經擁擠不堪，汽車隻能停放區區的十幾輛，也隻為業主們搬家和送貨的車輛臨時停放。
裘先生之前因為全家的花被凍死已經與物業鬧過不愉快。有一天，他開車搬了幾件家具要進到小區，保安以“停不下”為由拒絕他進入。裘先生一氣之下將車堵在門口，之後又在物業服務中心大聲謾罵。我出麵溝通解釋，換來一句：“你們物業和地產是一丘之貉，別給我扯那些沒用的！”
後來我了解到，裘先生買房的時候就一並買了2個車位，早已過了約定的交付日期，前幾天車停在小區外邊的便道上，被交警貼了“違停單”，遂將所有怨氣都一吐為快。
最終，我和幾個保安一起幫助裘先生把家具抬上去，才算緩和了關係。
這樣的爭吵每天都會在物業服務中心的門口發生，不論業主們是否買了車位，都會因為停車不便與物業產生衝突。我也經常因為“一丘之貉”的說辭耿耿於懷——物業又何嚐不想讓小區的建設完善起來呢？
除了汽車，非機動車充電問題也經常招致業主們的投訴。本來小區規劃有非機動車停放區域，並配套相應的充電設備，但是目前並沒有建設，那片區域還是一片泥土。
《高層民用建築消防安全管理規定》中明確規定，電動車嚴禁上樓及充電，雖然物業在臨時區域規劃出了彈丸之地停放電動車，但是充電問題解決不了。業主們也沒有辦法，隻能無視電梯內的“提示”，將電動車推上樓，然後保安們一遍一遍地將電動車又推下來，為此紛爭不斷。
後來經過一番較量，物業在一間空置的商鋪中安置了電動車充電樁，但是遠遠滿足不了業主們的需求——因為沒有汽車停車位，大部分業主們選擇電動車出行，數量越來越多。
一天中午外出吃飯時，我遠遠看見馬路對麵有一位業主正推著電動車往回走，等我吃飯回來後，物業服務中心門口拉著一個很長的插線板在給一輛電動車充電。管家告訴我說，業主每天回來晚，占不到充電樁，中午下班半路電動車沒電了，推了回來。業主在物業撒氣一番後，管家隻能給他臨時拉一個插線板先充電。我默默地向管家豎起了大拇指。
再後來，我向“上邊”多次說明和申請，終於在室外的非機動停車區域增加了充電樁，由於沒有遮雨棚，為了安全考慮，隻能在不下雨的天氣充電。那間空置商鋪的充電區域在一次“上邊”領導們巡視後以“存在安全隱患”為由被永久性地關閉了，業主們的電動車全被清理了出來。小區規劃的正式非機動車停放區域久久未見動工，被雨水淹了一次又一次。
6
居住的業主們越來越多，居民用水和用電也頻頻出現問題。
由於當時建設施工工期緊張，小區的主備供電係統並未正式與供電站接駁線路，所以小區臨時用電為“單線路輸送”，沒有應急備用線路。而開發商和施工單位在不斷完善小區的過程中，又需要經常停掉全小區的電，業主們為此叫苦不迭。
5月2日，物業接到開發商通知，說上午10點整要停電更換分區電表，停電時間為30分鍾。物業服務中心第一時間啟動應急預案，通知業主們後，提前將電梯停到一層關閉。業主們隻能錯開停電時間段上下樓，或提前或推後，否則就需要走樓梯——低層的還好，高層的業主們就沒那麽容易了。
可是到10點5分的時候，還沒有停電。正值五一假期，來來回回的業主們都聚集在電梯口等待電梯開放。又過了大概10分鍾，業主們開始焦急起來，我催促物業工程部向施工方詢問情況，對方卻說：“暫時不停電了，出去買電表的人還沒有回來，停電時間另行通知。”業主們在一旁開始抱怨起來：“沒有一次是靠譜的。”
得知不停電的消息，電梯管理員將電梯逐台開放，恢複正常。沒想到中午12點多，正值中午飯點的時候，突然整個小區停電了。瞬間，物業服務中心的電話和管家電話就熱鬧了起來。業主們罵聲一片，我們手忙腳亂，正在吃飯的電梯管理員扔下碗筷，趕緊去查看各個電梯內是否困了人，小區大門口的道閘係統癱瘓，進出車輛都堵在了門口，門禁係統癱瘓，生活水泵停運，公區照明黑了下來……業主們有的正在做午飯（沒有燃氣，用電做飯），菜炒了一半兒，有的在上廁所，停了水……
物業工程部給施工方打電話責問，卻被懟了回來：“上午不是已經通知你們（物業）要停電嗎？”隨後對方還在電話中埋怨了起來：“本來我們也不想幹，欠著錢一年了不結算……”
聽到此處，我憤怒地搶過電話：“你以為這是鬧著玩呢？你愛幹不幹，不幹抓緊時間給我送電……”
隨後我和對方在電話裏吵了起來，後來因為這事，開發商項目部找我們“上邊”指控我的態度。
10分鍾後，施工方送上了電，說更換電表推遲到淩晨1點。
由於臨時用電，電壓運行不穩定，因此電梯也經常出現問題。電梯困人的情況也會偶爾出現，一開始業主們很不滿地投訴物業，再後來都習慣了。秦老師被困了一次後向管家說：“我每次坐電梯的時候都膽戰心驚，被困住還好，就是總擔心突然來個過山車，我這老心髒可受不了。”
今年6月的一天，11號樓的業主劉先生和初三的兒子被困在電梯裏，當時電梯裏沒有信號，電話打不出去，五方對講（電梯求救通訊係統）還未完善，業主通過電梯裏的求救按鈕聯係到了電梯廠家的客服，反饋到物業中心後才得救。
劉先生和兒子被困了19分鍾，從電梯裏出來後便著急地奔赴學校——當天是孩子拍畢業照的日期。爺倆趕到學校時，還是錯過了拍照時間，因此留下了遺憾。劉先生回來後徑直來物業服務中心投訴說：“我當時讓電梯廠家幫我給老師打個電話，告訴老師一聲，但是老師說根本沒有人給她打電話。”
我表示歉意地向劉先生遞過去一瓶水，不知道該怎麽彌補他兒子的這個遺憾，沒想到劉先生卻說：“我知道這跟你們物業沒有關係，我生氣那個廠家的客服，再三交代她給老師打個電話說明一下，電話號碼和她確認了好幾遍，沒想到還是沒有打。”
我無言以對，我真想告訴劉先生，其實這跟物業有關係。
因為電梯問題頻出，業主們膽戰心驚，我也經常擔心出現安全事故，後來再三與開發商商量，終於調整了臨時用電的電壓，將施工期間過載使用電梯磨損零件都進行了更換，才得以消除了大家心頭的隱患。
隨著住進來的業主們越來越多，生活用水的問題也開始成了業主們的心頭病。小區生活用水同樣是臨時配套，最初住進來的業主們比較少，用水基本能夠正常供應。從今年7月份開始，業主們經常反映水用到一半時就停了，等20分左右又來了，斷斷續續。
我們在臨時的生活水泵房研究原因，得出結論：從市政自來水接進來的管道規格不達標，過水量偏小，進去水泵房後，主管道又被分支成“高區”和“低區”，低區供水還好，有水箱儲水能持續供應，而分支的高區用水直接上樓，導致水箱補水的時候，高區供水欠壓，就出現斷水的情況。
我向老同事們谘詢這種情況該怎麽處理，老同事們說：“垃圾設計，少見這種施工配置，一看就是為了省錢省事臨時糊弄的。”
他們告訴我說，沒法處理，除非改管道。為此，我多次溝通開發商項目部盡快完善正式水泵房，可對方兩手一攤，表示無奈地說：“沒有錢啊，真沒辦法。”
到現在這個問題也沒有解決。業主們總是被不定時斷水，洗澡的時候突然停水，就得赤裸地杵在浴室等水來，做飯到一半突然停水，就得熄了火等著，最尷尬的是正上廁所，斷水後沒法衝馬桶。
有一位業主和兒媳同一個屋簷下，跑來物業叫苦：“為了避免尷尬，停水後我就不敢上廁所，就一直憋著，白天還好，下樓來你們物業或者外邊商場方便一下，可晚上遇到停水，連去的地方都沒有……真是買了你們這房子，買下了心病。”
斷斷續續停水的問題久久得不到解決，業主們隻能自己準備大桶，家裏經常備著水，也隻能解決一部分問題，諸多的不便，隻能隱忍其中。
7
7月份進入雨季，雨水隔三差五傾瀉而至，13號樓業主們回家的道路經常泥濘不堪。
本來這段路規劃是綠化區域，現在為臨時人行道路，本來在5月中旬的時候計劃綠化施工，可是做完防水工程後卻又停工了，因此，但凡下雨，此處必然積水，還久久無法下滲。
每次下雨前，物業得將預製好的門板橋搭在這條路上，業主們隻能踩著門板出入，有時候一不小心就摔倒滑倒。最開始業主們還投訴，後來都習慣了。
7月29日一場暴雨後，一位業主發了一條抖音，記錄了這條艱難的回家路，標題為“現實版貧民窟還得看**”。這條抖音很快火了起來，評論區議論紛紛，大家都在抱怨：交房一年多了，車庫沒有，正式大門沒有，綠化沒有，連條正經不積水的路都沒有，這就是我們住的半爛尾工地。
評論越來越多，大家似乎把住進來之後遇到的所有問題和不滿的心聲都傾吐了出來。
還有評論說：
“這小區就算不錯了，我們小區連門都沒有。”
“最起碼交房了，能拿到鑰匙就謝天謝地吧，我們兩年了，連家門都找不見。”
“這都住進去了？我還以為是工地呢？”
還有人慶幸地說：“當初幸虧沒買，不然得少活10年。”
……
我認真翻閱了300多條評論，真切感受到了業主們背後的種種心酸。
其實小區的配套建設，從年後一直斷斷續續地幹著，之所以進度緩慢，還是因為錢的事。經常聽開發商項目部的人說，小區內未完工的每一項工程動輒還得百萬，大工程還得千萬以上。而負責房屋戶內維修的施工方經常來物業抱怨：“開發商尾款結算不了，大家誰也不願意墊錢幹活，我們也沒法配合物業來維修啊。”
我唏噓感歎，曾經輝煌的房地產行業，如今卻如此艱難。
今年國慶後，冬季即將來臨，為了供暖問題，業主們又開始大規模聚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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