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釘子戶”這一年
他們稱自己是“防疫釘子戶”，在中國疫情全麵解封後整一年，依然虔心恪守著全方位的防疫措施：
每天佩戴N95口罩或防毒麵具；
堅持測抗原，幾乎不聚餐、不堂食；
每天清洗當天衣物，或用紫外線燈消殺；
還有人在進門處搭起隔離棚，進行“半汙染區”管理。
在孤獨防疫的2023年，他們承受著非同尋常的壓力。有人和朋友從爭吵到斷交，有人終日蟄伏人群中，時時有如“驚弓之鳥”，更有甚者，離群索居，成了“當代隱士”。
事到如今，他們為何執著防疫？那就要進入他們各自的故事裏——
何飛的防毒麵具，從去年12月一直戴到今年夏天。那是一款售價超過1000元的頭戴式防毒麵具，類似一個低配版的鋼鐵俠頭盔——它自帶揚聲器振膜，不需要扯著嗓子說話。直到天氣熱得不行，他才勉強換成“輕便”的N95口罩。
這一年來，何飛幾乎戴過市麵上所有主流品牌的口罩，像個“口罩專家”。他還用霧化糖精鈉的方法，為小臉的母親測試了15款口罩和2種防護麵具的氣密性，終於找到她的真命口罩。
他並不限製自己出行，不過但凡踏出家門，他絕不摘口罩，哪怕周圍空無一人——為此，他以卓絕的意誌杜絕非必要的飲食喝水——摘口罩要消毒，麻煩。
回到家，他立即執行嚴格的消毒SOP流程：開門，進入玄關“半汙染區”。以酒精消毒雙手、頭發和口罩邊緣。再消毒隨身物品，清洗衣物，洗澡。
在那套約90平米的房子裏，4台空氣淨化器24小時不間斷工作。有的空氣淨化器品牌會在宣傳中加上“工業級”，何飛就擁有這樣的一台。如果可以，他也許想把自家空氣淨化到醫院手術的無菌級。
武漢疫情爆發時，何飛在陝西念高三，得了普通肺炎。高燒13天，能用的藥都用了一遍。同學在家上網課、備考，他整日吃藥、打吊針。睡眠被發熱拆成碎片，情緒像黑筆在紙上亂作一團，快兩個月才恢複健康。
半年後，他複查拍肺部CT，醫生看完交待他，你少抽點煙吧。可他從不抽煙。
“在病床上那樣的時間，你活著和死了好像也沒有什麽區別。”他說。
疾病帶來的最直觀的感受是失去，失去身體的完整性和對生活的掌控。
何飛再也不想生病了。這是他成為防疫釘子戶的核心內驅：“我隻想健健康康的。”
他囤了300多個新冠抗原，今年2月起，他每天起床睜眼，先測一遍。他的防護細致到了指甲縫——指甲剪得“很禿”，絕不藏汙納垢。
在硬核防疫的路上，何飛並不孤單。他加了足足11個“防疫釘子戶”微信群。第一個群是去年12月建的，直到現在還有近300人。
他們在群裏探討防疫方法和物資。比如，除了酒精，群友們還會如化學巫師一般推薦各類消毒液——次氯酸、次氯酸鈉、二氧化氯以及雙鏈季銨鹽等等。
何飛的群友藍鯨，一位B站視頻博主，也在家建了“半汙染區”。這個北京小夥精準地指出，超市購物小票、塑料袋、雨傘等物品，也應正確處理或消毒。
過去三年間，藍鯨收藏了264條防疫相關的視頻。他發來其中一條，是另一個“山外有山”的釘子戶，在玄關處，用白色塑料水管和三通轉接口建了一個立方體，蒙上防塵隔離膜，內置髒衣簍，再配上空氣淨化器和紫外線燈——“有點像電影《生化危機》”。
群裏還有個理工科女博士叫高高，每搬一次家，就自費為房東改造一次房屋：在中央空調出風口加靜電過濾棉，換更嚴密的地漏和帶U型彎的下水管道，並確保存水彎高低差5公分。
她自製過一台CR Box，一種四麵搭載過濾網和頂部風扇的空氣淨化裝置。這是兩位美國環境工程專家發明的促進空氣流通、淨化的設備。購置元件她隻花了200多元，低本高效。
外出時，高高會佩戴一種“神器”：一種能測量周邊二氧化碳和pm2.5濃度的傳感器。釘子戶調侃它叫“電子羅盤”，可預測附近空氣質量的“吉凶”。
至於終極防線——口罩，高高用的是“移動肺保”。這種口罩自帶送風機，一根軟管從口罩裏伸出，連接著充電寶大小的淨化器。為此，鄰居小孩友好地稱她，“外星人”。
去年12月底，眾人皆陽時，高高也中招了。她的恢複期很漫長，2月連著3月，渾渾噩噩地過去了。一個晚上，她認真地準備次日會議的PPT。第二天上午，正拖地呢，接到電話：“師姐，你怎麽還不來開會？”
——她全然忘了。
“整個人’傻’了。”高高說，她的記憶力、反應力出現了明顯的退化。
像是潛到海下的一瞬間，安靜得令人發指。她老公貼心地安慰：“歡迎來到普通人的世界。”
高高的人生是以“神童”敘事開始的。她複述了一件母親總在複述的往事：在她兩歲尚不識字時，有天倒拿一本書，幾乎一字不差地念出來了——不是念，而是大人前兩天給她讀過那個故事，她記住了。
如果這個證據過於遙遠，這位理工科博士還有一個“密不外傳”的思維訓練法：心算兩位數乘以兩位數。過去，她總是算得又快又準，可年初那幾個月，她“完全算不出來”，或者，“我剛隨口出的是哪個數來著？”
——若有幸參觀部分釘子戶的房間，會看到他們的桌子上擺著紅紅綠綠的保健品罐子，那裏有複合維生素、輔酶q10和葡萄糖酸鋅等。在他們描述中，這通常和免疫力的鞏固緊密相關。
在將近4個月的調養後，一個普通的春日，高高閑來無事，隨口算了一道乘法題。和計算器上的答案一對，全世界都明媚了。
前後反差撲麵而來，高高夯實了防疫決心：“我要是再陽了，我這個博士就不用讀了。” 在那以後，她的自我防護和社交隔離成為巨大的生活慣性，持續至今。她的態度很強硬：人不能等危險來了，才吆喝“安全第一”。
為此，第一次和博士生導師見麵時，她大方表達：我會一直佩戴口罩。理由是，自己一陽的恢複期很長，不良反應比旁人強烈得多。
導師就此和她展開了一場激烈辯論，最後誰也沒說服誰。但老師和同學，秉持著“不理解，卻尊重”的態度，接納了這個“外星人”。
高高感到幸運。畢竟，她的一個釘子戶群友抱怨過，領導讓他“明天不要戴口罩來了”。還有的群友，雖擁有頂配的“麵罩”，可日常通勤，隻敢戴上平平無奇的N95。
劉小寒就是這樣一個糾結的KN95佩戴者——戴的還是國產雜牌。她小心翼翼拿醫用膠帶為口罩封了邊，以使它完美貼緊皮膚。
她真心佩服那些無懼他人眼光的釘子戶，勇於“焊”口罩在臉上。而她隻在一百多人的大課時才戴KN95，其餘時間則換成更為普通的外科口罩。
劉小寒在南方讀大學，醫藥專業，月生活費1200元，有時接傳單和家教補貼。她有點不好意思地說，自己是一個“半躺的釘子戶”。
“半躺”的原因之一，是指她欲防還休，隔離並不徹底。經濟條件不到別人一半，上不了好裝備，勇氣也隻有別人的一半。
不同於高高式的“醜話說在前頭”，劉小寒的防疫是“靜水流深”的那種。
每次，她步入寢室大廳，會像電子掃描儀一樣，先勘察周圍有沒有身體不適的人，然後，憋氣，73步，58秒，鑽進位於一樓的宿舍。就像一隻人群裏的“驚弓之鳥”。
她建了三四個小號，潛伏到大學城鄰校的微信群裏，打聽“最近感冒的多嗎”；
又在本校的“表白牆”匿名“開炮”：“生病了就別來自習室，不戴口罩你還咳嗽。”
“有時候覺得自己也挺好笑的。”劉小寒說道。她選了周六晚9點，在校園空無一人的小湖邊接受電話采訪。
她是一個關注健康的醫學生。食品配料表上，但凡出現長長的添加劑名稱，一概不吃。這位20歲出頭的姑娘，幸運地從未經曆過生離死別——“所以，就會更害怕這種事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不過，她也是鳳凰網采訪的7位防疫釘子戶裏，僅有的二陽者。這是她自視“半躺”的原因之二。她用“打擊”這個詞匯形容當時的感受。
那是今年5月又一波新冠來襲時，她班裏出現了一例陽性病例。第二天，劉小寒找了個蹩腳的理由——最近壓力大——搬出了宿舍。
劉小寒坦白，她是為了防疫才搬出來的。她和一位考研的學姐合租，住進兩室一廳，每人月租500元。
他人即地獄，煩惱就此開始了：她想勸學姐注意防護，又擔心人家就此拒絕合租，隻好弱弱旁敲側擊，“學姐戴好口罩”，“學姐多注意身體”。還特意提過一嘴，如果你感冒、發燒一定告訴我。
前半個月，二人平安無事。某天，學姐有事返校，劉小寒遞給她兩個KN95口罩和兩個薄薄的外科口罩，學姐隻接過了後者。
劉小寒說她瞬間內心“警鈴大作”，又隻好裝出無所謂的樣子。
幾天後的下午，她瞥見學姐在吃布洛芬。接著劉小寒測了抗原，她也陽了。
劉小寒當即質問，為什麽不及時告訴我病情？學姐的表情混進了一點“鄙夷”，說：“你不要太大驚小怪了。”
剩下的半個月，劉小寒在出租屋頹著，等待康複。她無法接受自己嚴防死守還是二陽的事實。
那首先是一種挫敗感——“我為防疫投入了將近1000元”，就像是一個奮鬥三年的學習標兵，高考那天睡過頭了。
然後，人和人之間的信任蕩然無存——“我向她表明了態度以後，她依然向我隱瞞”。
租約到期後，劉小寒搬回宿舍，刪掉了學姐微信。
無論出於何種動力成為高處不勝寒的防疫釘子戶，但人，終究是社會的人。
劉小寒常感到割裂，以前她喜歡KTV、酒吧、演唱會，如今的愛好主要是釣魚。她自嘲變得“清心寡欲”。
和許多大學生一樣，她渴望融入群體。她研究過重返宿舍幾種隔離方案的可行性：
比如戴口罩睡覺。確實有校園釘子戶這麽做，暫不論其安全性，僅是操作起來就有極大風險——早晨起床口罩多是歪的，毫無用處。
另一種方法是建一座正壓床——類似醫用層流床，用塑料膜包裹整個床鋪，再外置一個空氣淨化器，但這樣麻煩且顯眼。
礙於室友的姐妹情麵，回到宿舍後，“半躺”的劉小寒不再采取任何防護。
而那些100%滿格的釘子戶們，從不吝嗇拒絕。像高高就幾乎推掉了95%的聚餐邀請。她親自認證的“待客之所”，是一家帶包廂的火鍋店。少有的會餐裏，她提前10分鍾到，拎一台便攜式空氣淨化器，將6人規格包廂的空氣“翻新”一遍。
何飛也是如此。難得的老同學相見，他戴口罩，隻聊天，不吃飯，多少像個異類。他經常善意提醒身邊人注意防護，偶爾得到回懟：你又想封在宿舍裏嗎？
——疫情伊始，何飛正值高三，高考為此延期一個月。接下來大學生涯的前兩年，不是停留在網課上，就是圈在校園裏。
何飛自然理解那種渴望享受青春的心情。隻是——他頓了頓，說：“沒有人希望得病。但是在如何不得病這件事情上，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選擇。”
視頻博主藍鯨的答案則呈現了某種公共道德觀。他認為，佩戴口罩，“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事情”，是選擇一種更負責任的生活態度。與此同時，他希望淡化這種責任心的負累感——“防護已經融入我的生活，成為日常的一部分，並不會有多不方便”。
唯有一次，何飛和身邊人達成了高度共識。那是今年11月初，他和幾位釘子戶群友線下會麵。餐前，他們重拾了疫情時代特有的“儀式”：
每個人測了一遍抗原，自證安全。
年輕母親朱儀敏也難得出席了那次聚餐。從5月起，她幾乎謝絕了所有聚餐和婚禮邀約，也再沒去過電影院。
“我不是不想見，而是我願意見安全的人。”朱儀敏說話時，總有種斬釘截鐵的氣質。
春天，朱儀敏一家去家族聚會，全染了流感。當她安撫懷裏發燙的嬰兒時，恨不得讓整個地球跟著降溫。她建議先生，下次家庭見麵，先做抗原、戴口罩。
“那還是不要去見了，”朱先生對她說，“做這些措施，隻會讓家裏的嘰嘰歪歪更多。”
朱儀敏有點無奈：“我不知道為什麽戴口罩變成了這麽棘手的事情。”
朱儀敏是辭掉互聯網大廠工作後，全職帶娃的。去年底，他們全家就陽過一次。兒子當時4個月，拉肚子、咳嗽，半夜高燒，最高時接近40℃。同樣發燒的朱儀敏費了千辛萬苦，從朋友那兒獲得一瓶嬰兒退燒藥。
正是兒子哭鬧又說不出難受時，朱儀敏堅定了做釘子戶的決心——“這麽小的孩子，他這樣的痛苦誰來替他承擔？”
在病毒肆虐的季節，她把一位寶媽的責任心發揮到極致：
她和先生親自動手，為嬰兒車安裝了一台車載空氣淨化器；
她放棄社區醫院免費的體檢項目，轉而去1800元3次兒童體檢的私立診所——那裏的每間診室都有一台空氣淨化器。
他們一家目前是租房，房子格局也是挑選再三：最適合防疫的獨棟太貴，綜合下來，她定下一個物業優秀的大平層，位於二層，方便走樓梯，還有兩個衛生間，其中一個在主臥，便於居家隔離。
——這個精心考量沒有浪費，今年5月，朱儀敏請了一位育兒嫂。一上崗，阿姨先在主臥隔離，朱儀敏送飯菜到門口，監督測抗原。第三天，阿姨真的陽了。
但她先生的想法是——“病毒沒那麽可怕”，“我們感染的概率很小”，“同事朋友沒有一個人這麽做”。溝通的過程長久又耗人，在此隻好概括為：爭吵，爭吵，講理，鼓勵。
雖說朱先生沒有100分地明白朱太太，好在，這對夫妻達成了平衡——她不限製他投身公共生活，條件是戴口罩，必要時去其他住所隔離。日子久了，她敏銳地覺察到，先生也自然地實踐著釘子戶的防疫理念。“我很感激了，他是我見過這種情況的家庭裏，非常配合的了，都在互相理解。”
盡管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著同樣的空氣，可尋求共識，總是艱難。
劉小寒另辟蹊徑。她深諳說服父母戴口罩的方法，不是曉之以理，而是適宜地“製造緊張”。於是時常反向科普，發去一堆充滿驚歎號的文章如：《戴口罩！已疊加感染！》。
何飛的父親是90年代的大學生，他不明白兒子的“執著”。暑假在家，何父外出工作不戴口罩，何飛躲進房間，空氣淨化器開到最大檔。他故意買很多抗原，告訴勤儉的母親：再不測就過期了。
河北人吳伯嫻4歲的兒子至今沒有感染過新冠病毒，靠的是全家人的集體自覺。
去年12月起，她公婆帶著孩子，像守衛城堡一樣捍衛家中。孩子3個月沒出門。
那段日子，吳伯嫻和丈夫白天上班，下班後把菜放到家門口，再去別的住所過夜。地漏是封著的，馬桶是蓋著的，窗戶隻在清晨5、6點——別人家還沒有醒的時候開一會兒。
今年9月，吳伯嫻送兒子進了一所私立幼兒園。因為疫情，兒子愣是遲了一年才入學。
“該防還是得防，該過正常的生活還是得過。”吳伯嫻好像想通了，語氣裏又滿是無奈。
促使這位釘子戶送兒子入“虎穴”的根本原因是，這孩子太孤單了。之前，每天下午5點，她兒子在樓下，乖乖地等著別的小朋友放學，一起玩耍一會兒。要是哪天人家孩子沒來，小男孩一定很沮喪：“媽媽，今天真糟糕啊。”
這位小朋友天性乖巧，在電梯裏遇到陌生長輩打招呼，不敢對視。雖說有性格成分，但吳伯嫻心裏清楚，這孩子缺少同齡人社交。她咬咬牙，“畢竟生活除了病毒，還有許多美好的事物”。
然而，入園兩個月，他已經高燒三次。過去的頻率是一年一次。
吳伯嫻不是沒想過，給班裏捐兩台空氣淨化器。但上課要換教室，而園裏的新風係統也隻在空氣糟透的時候才啟動。
10月份她參加全園的親子活動，目力所及，隻有他們一家人戴口罩。
她詢問老師，班裏有沒有發燒的孩子，老師會說，沒有。可傳來的視頻裏，入冬後上課的孩子日漸減少——據國家衛健委消息，近期呼吸道疾病已經進入高發期。此外，多地相繼發文，要求教師、學生不帶病上班、上課。在公共場合，越來越多的人重新戴上了口罩。
上幼兒園、當釘子戶，像是二選一的人生難題。這位堅持佩戴N95，被同事說“好久沒見過你的麵容”的母親感覺這道題很殘酷。
回到年初躲在家的三個月。有天，吳伯嫻的兒子坐在飄窗往樓下看，忽然說：“媽媽，那個人不戴口罩，他肯定陽過了。”
自這孩子懂事起，口罩就像一件衣服，穿在臉上。他和他的同齡人，在一場盛大的全球性瘟疫中開始了漫長人生。許多事情，家長也沒有刻意教過，卻自然地生長出來——比如，他今年第一次出遠門，一下車，就捂住了口鼻。
在他小小的身體記憶中，疫情是生活的一部分。他所看到的世界變成了二元對立：陰和陽，潔淨和危險，戴口罩和不戴口罩的。他不曾呼吸過那個籠罩著昂揚、樂觀氣息的疫情前的空氣。
劉小寒偶然想起在KTV唱J-pop的時刻，誠實地說，“自己是孤獨的那一類”；
高高倒是通透，“又不得病，又可以繼續上班上學”，挺好；
“我也想回到之前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我沒有辦法，”何飛說，“錯的是病毒。”
11月初，幼兒園陸續有孩子生病，吳伯嫻的兒子又沒躲過去，咳嗽、嘔吐、高燒。
她終於憋不住了，一口氣跟老師請了四個月的假——春節後再見吧。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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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5歲失去左手左腿，重生後穿短裙出街，假肢是我的時尚單品
這是《自拍》第420個口述故事
25歲那年，廣西女孩翁忻怡（抖音號：@翁忻怡）因為一場嚴重的車禍失去了左手和左腿。有人在評論區說“你養我，我來照顧你”，而她覺得，“我殘障了也不是你能追得上的。”
命運跟她開了個巨大的玩笑，但翁忻怡認為，“打不死我的隻會讓我更強大”。如果沒有出事，她可能是一個普通的打工人，按部就班地結婚生子。車禍讓她重生，截肢之後，她把假肢裝扮得美美的出街，自己創業當老板，希望能為殘障人群做更多的實事。
翁忻怡在抖音記錄自己的重生日常，也希望她的努力能讓8500多萬殘障人士不再“隱形”。她說，殘障隻是一種狀態，而不是一種缺失或疾病。
以下是翁忻怡的自述。
劫後餘生，成為“右邊形戰士”
我是翁忻怡，今年28歲，是一個正在創業的“右邊形戰士”。網友們更熟悉我的另一個名字“小翁右右”，因為我在三年前的一場車禍中失去了左手和左腿，所以我給重生的自己起名叫“右右”。
我出生在廣西南寧，爸媽給我起的名字是“忻怡”。我是家裏的獨生女，出生的時候我爸已經46歲，我媽也有28歲，他們很寵我。不過，我爸是高中老師，我媽是公務員，所以對我的要求也挺嚴格，犯了錯還是會教訓。但總的來說，我小時候過得比較一帆風順，從小到大，父母感情也很好，我就是那種沐浴在愛與陽光下成長的孩子，沒太經曆過什麽挫折。
我三歲生日那年，和媽媽一起過生日。
我爸其實是北京知青。18歲那年，他上山下鄉到雲南插隊十年，恢複高考後又考了大學，畢業後就來了南寧教書。雖然他是北京人，但他會說很多地方的方言，我可能有一點遺傳到他的語言天賦，讀書的時候就很喜歡學語言，大學就選擇了商務英語專業，去了北京讀書。
讀大學時，我沒想過自己將來做什麽，畢業後還是回到了南方，三四年裏換了好幾份很不一樣的工作，想多嚐試一些行業，希望能到處跑一跑。我最早的一份工作是在香港的一家國際郵輪公司做活動策劃，會跟著遊輪出海，策劃一些明星演唱會、VIP晚宴之類的船上活動。我跟過最長的一個航線是十幾天，從香港到韓國和日本，每到一個地方乘客可以下船去玩，然後再返回。
我還在遊輪工作時的日常照片。
我當時隻有21歲，真的是特別開心，覺得開了眼界，同事們也來自全世界，工作氛圍很輕鬆融洽。後來我回到南寧，覺得朝九晚五坐辦公室的工作非常沒勁，所以還去過麥當勞做餐廳經理，我當時想，它既然是世界五百強企業，就一定有東西可以學習。再後來，我又去做了K12的教師培訓。
我之前確實沒什麽事業上的野心，也有點戀愛腦，工作穩定、工資夠花，剩下的時間就是去談談戀愛、陪陪父母，沒有太考慮過事業上的目標。如果我沒有出事，我可能到現在也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打工人，可能已經結婚生子帶娃了。
改變我命運的這場車禍發生在2020年的10月。我和朋友去三亞旅遊，在當地租了車，最後一天時，我們準備去還車，然後坐飛機回家。當天下著濛濛細雨，這是我出事前最後的記憶，坐上副駕駛之後我就睡著了。
我醒來時就躺在醫院的重症監護室病床上了，身上插滿了管子，左邊胳膊也沒了。那時候我才知道，我已經昏迷了十三天，心髒驟停過兩次。當天我們趕著去還車，車在高速上開得很快，在經過一灘積水時打滑撞到了路邊護欄，護欄貫穿了整個車身和我的左半邊身體，當場我的左手就斷了。我的右手骨折，左腿也受傷嚴重，保腿保了一個半月還是沒保住，隻能截肢了。我隻剩下了右手和右腿，但我的命還在，那天，我重生了。
我醒來時左胳膊已經沒了，治療一個半月後，左腿還是沒保住，也截肢了。
我在三亞的醫院裏躺了四個多月。在那期間，我開始思考我以後的人生。說實話，我從來沒想過放棄自己，我覺得既然我能活下來，多活一天就是賺到一天。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讓我的父母擔心我。我知道在我出事之後，最痛苦的人其實是我的父母，他們本來已經退休了，可以安享晚年，但因為我出了事，他們可能到走的那一天都沒有辦法完全放心。尤其是我媽，最初情緒非常崩潰，在我左腿保不住的時候完全不能接受，還是我勸了她好幾個小時。
為了父母，我特別焦慮地考慮我未來的生活，想找到一個未來。我當時最大的擔心就是自己以後無法自理，因為我在床上躺了太久，全身肌肉都萎縮了，整個人是動不了了。我當時還問過醫生，我以後要怎麽上廁所，因為最怕的就是自己不能獨立生活了。以前的工作也做不了了，打工也不太可能打工了，那我怎樣才能經濟獨立、養活自己，最大程度為自己以後的生活提供便利呢？我想到了自媒體。
千萬網友圍觀“重生記錄”
在我出事前，我連抖音都沒有下載，是在醫院時有個護士推薦給我的。她就隨口提了一句，說你以後也可以去做抖音，她刷到過和我情況類似的博主。
那時候，我下載了抖音和其他幾個社交媒體，主要想看看和我情況相同的殘障人士是怎麽生活的，因為我最大的擔心就是不能自理。與此同時，我也想把自己的整個恢複過程記錄下來，從進醫院到坐輪椅，再到裝假肢和重新學走路，重新回到社會。
2021年年底時，我的腿終於徹底恢複了，我才開始正式裝上假肢。
這些博主讓我意識到，原來社會中有這麽多殘障人士，在出事之前，我好像真的沒有看到過他們。但我當時也很迷茫，因為大多數人的情況都沒我嚴重，可能隻是手部或者腿部截肢，同時失去手和腿的還是很少。
整個康複的過程是很漫長和痛苦的。我二月份出院回到南寧，到2021年的年底才正式裝上假肢，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現在說起來雲淡風輕，但當時真的非常艱難，我媽這兩年也肉眼可見地老了很多，一夜白頭，身體大不如前，沒人知道我們一家是怎麽熬過來的。
回到南寧後，我本來以為可以裝假肢了，但我的腿開始一輪又一輪地發炎，換藥、住院、清創、換藥、又發炎，反反複複了半年多，我的生活裏隻有一件事，那就是“等待裝假肢”，除了偶爾跟朋友出去玩，我都是在醫院和假肢公司之間反複來回跑，醫院成了我最熟悉的地方。
複健的過程非常漫長，要治腿，去假肢公司，還要重新開始練習平衡和學走路。
這期間，我隻能坐著輪椅出行，所以我和我媽基本上是24小時都待在一起的狀態，我們倆的情緒都非常糟。到七月份的時候，我們因為一件小事吵了起來。
當時我特別想養一隻狗，我就跟我父母提了一下，他們當即就表示反對。我就有一點崩潰。我突然就覺得，好像我的人生有很多事都做不了了，我連養一隻狗都不可以，那我活著還有什麽意思？我突然就爆發出了這個念頭。我說出這句話後，我媽的情緒也崩潰了，兩個人彼此情緒升級，情況還是很危險的。
雖然隻是一時衝動，但我真的心情跌到了穀底。總感覺就快要好起來了，但好像又被拽了回去，看不到希望。這次爆發之後，我就去看了醫生，確診了雙向情感障礙，開始吃藥和接受心理疏導，每周要去的醫院又多了一個。
腿的情況反反複複讓我陷入了抑鬱，確診了雙向情感障礙，每周都要去醫院治療。
現在想想，那段時間是最磨我心態的。又過了兩三個月，我的腿傷終於逐漸好了，沒有再反複了，心情也慢慢好了起來。那時候，因為受傷而脫落的頭發也慢慢長了回來，我就想去染頭發。
我之前經常會染發，紅的黃的綠的，各種顏色。那天我坐著輪椅去染發，還是我之前熟悉的發型師，他也特別唏噓，我們聊了很久。像很多人一樣，他也會替我惋惜，但我告訴他，能活下來就是賺到，還是要多考慮未來怎樣才能過得好。那天，我染了一頭灰色的頭發。
出車禍後，第一次去染頭發，我坐著輪椅去的。
那時候我也開始在抖音上記錄我裝假肢的過程。我最早的那條視頻，就是染了灰頭發之後拍的。染發後沒多久，我的腿也算徹底好了，正式裝上了假肢，開始適應和慢慢學走路。除了發一些假肢使用者的日常，我也會發唱歌的視頻，還有殘障相關的公益活動。但我沒有任何做自媒體的經驗，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什麽水花，直到今年八月那條爆火的“重生記錄”視頻。
我當時其實沒想到它會火，隻是想給兩年多的曆程做一個總結。我選了四十張照片，從出車禍前到住院治療、漫長複健，從被分手到裝好假肢、開始自媒體創業，視頻發出後，幾個小時就有了幾千萬的瀏覽量，上了當天的抖音熱榜。後來，還有當天事故現場的消防員和交警來評論區鼓勵我。
我的置頂視頻評論區。
最開始，網友們都在誇我和鼓勵我，但後來也吸引了一些罵我和嘲諷我的人，他們看了之前車禍的不實報道，以為我們是因為飆車出的車禍。我當天晚上很難過，有點失眠，就在想為什麽會有這種人？但我第二天就豁然開朗，互聯網就是會有形形色色的人，我生死大事都經曆過了，別人輕飄飄的一句話又有什麽。我想讓自己做的事被看到，就要成為有影響力的人。
裝假肢，大大方方地亮出來
我今年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可以自己穿上假肢了。穿假肢之前，要先套上一個矽膠套，因為我隻有一個手，之前都需要父母幫我穿。但今年我突然開竅了，發現可以用腿壓著矽膠套，把它慢慢穿上來。這意味著我可以獨立了，就算沒有人在身邊，也可以自己生活。
我之所以執著於一定要裝上假肢，一方麵是為了最大程度上方便我自己。我也是出事之後才發現，原來我人生的前25年幾乎都沒有在街上看到過殘障人士，但中國有8500萬殘障人士，他們全部都“隱形”了。
我覺得有他們自己心理障礙的原因，但主要還是來自社會環境的障礙。不得不說，我們很多地方的無障礙設施做得仍然不夠好，影響了殘障人士的出行。要是坐輪椅，這種限製就會更多。穿假肢走路的話，能去的範圍還是廣一些。
另一方麵，我希望我的存在讓大家真正看見殘障人士，隻有開始看到了，才能習以為常。
我決定不給假肢打包裝，既方便自己的行動，也讓別人看到殘障群體的存在，沒什麽好大驚小怪的。
我去假肢公司做假肢時，遇到了很多和我一樣截肢的人，有小孩子，也有上了年紀的。我發現大家都會選擇給假肢打上厚厚的包裝，就是在假肢外麵包上一圈海綿，再套上一層肉色的絲襪，看上去更接近健側腿。但打了這個包裝之後，你就永遠不能再去穿短褲或者短裙了。雖然別人看不出來你是截肢的，但假肢在包裝後沒那麽靈活，走起路來會更費勁。
裝假肢對他們來說，是件需要隱藏的事，但我不是這樣的。從住院開始，我就在想要把我的假肢打扮得很好看，我要讓它成為我獨一無二的時尚單品。
我的賽博朋克變裝。
裝上假肢之後，我發現它是一個很有科技感的東西，就突發奇想，做了一個賽博朋克風的變裝，發在抖音上。之前有人叫我鐵腿女孩，在這條視頻下，有人說我是未來的女戰士。這個風格的反饋很好，但我也不想被一種風格定義，隻要是好看的東西我會去嚐試，可以是可愛的、有女人味的，也可以是科技風的。
我當時唯一的擔心，就是裝上假肢後走路還是走不好，因為這需要重新練習身體的平衡感。結果，我從一開始扶杆走的時候就學得很快。我比較大膽，走起來不擔心摔跤。有些人怕摔跤，就會選擇沒有關節的假肢，但我不怕摔，摔倒了就再爬起來，很快就可以穿假肢獨立走路了。截肢一年後，我穿著假肢走了一萬步。
穿上假肢的半年多後，我已經走得比較自如了，有一天我走了超過一萬步。
現在，我出門一般都穿短裙和短褲，把假肢大大方方地亮出來。反正自從我出事後，出門回頭率都很高。我覺得大家更多的是好奇，因為少見才會多怪。我也已經習慣了，可能大家都沒見過美女吧。我大方地走出去，也希望能鼓勵更多殘障人士大膽地走出家門。
裝上假肢的兩三個月後，我就迫不及待地和朋友出去玩了，我們去了趟廣西北海。我特別開心，因為我開始不去想我不能做什麽，而是想我還能做什麽。雖然不能跑和跳，坐下來也不是很方便，但我還能穿著假肢去我想去的地方，可以出去旅遊。
人生啊，本來就是一個體驗過程而已，所有人的終點都是一樣的，我既然有幸撿回了這條命，還能有機會去體驗我之前沒機會體驗的東西，我覺得就挺好的。
我現在經常獨立出遠門。
在我看來，殘障人士並不是患了某種疾病，隻是生活中會有一些障礙，而我們所有人在一生中都會麵臨某些障礙。即使是健全人，假如你骨折了，或者摔傷了，你也會麵臨一種暫時存在障礙的狀態。甚至於說近視，其實也是很多人會麵臨的一種障礙，不戴眼鏡的話就會看不清。殘障隻是一種狀態，是可以克服和解決的，並不是像別人說的“殘廢”。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從我這裏獲得一點力量。在我開始拍抖音之後，經常有人在評論區或者私信問我生活的體驗或經驗，我也會盡量去分享、開導和鼓勵。其實我隻是打打字，但也許就能幫到那些像我當初一樣迷茫的人。雖然我們隻在虛擬世界聯係，但大家都是“姐妹”，這讓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
做老板，也為殘障群體發聲
除了裝假肢，我本來還做了一隻美容手，但它沒那麽實用，戴著比較重，還會悶汗，我就不戴了。好在我的慣用手本來就是右手，百分之八九十的事情我還是可以單手做的，比如單手化妝，我甚至學會了一隻手慢慢洗碗；但還有些事我做不了，比如係鞋帶，沒辦法扛太重的東西，或者開車。但我覺得絕大多數問題都能夠想辦法解決，重要的是經濟獨立。
出事之前，我兼職開過瑜伽服網店，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健身，就從一個工廠老板那裏進貨，然後拿去網上賣。出事之後，他也來問我未來什麽打算。我這種情況，要麽就做自媒體，要麽自己當老板，索性就這兩個一起做。我和他一拍即合，在廣州開了一家做瑜伽服的小工廠。現在的同事基本都叫我“右右”，隻有在以前的同學和朋友麵前，我還是“忻怡”。
現在，我除了睡覺幾乎都在公司，基本上是兩點一線。工廠目前主要做To B的批發，我們也想嚐試To C，比如說在抖音開一間小店，直播賣瑜伽服，但目前還沒招到合適的主播。我平時也會發一些我在工廠的視頻，但還是想去做更多的事，而不是全職主播。現在我和合夥人除了睡覺，都在想著怎麽把內容做好。
現在我的生活就是兩點一線，一心撲在事業上。
當然，我也會自己給瑜伽服做模特，就是想告訴大家，各種不同形態的身材都值得穿上漂亮衣服。前段時間，我嚐試練習普拉提，確實很多動作是做不了了，但還是可以通過輔助器具來鍛煉。我的普拉提老師說，稍微練一下對激活肌肉有好處，我打算之後定期練習瑜伽和普拉提，也會分享在抖音上，給其他人參考。
前段時間，我在截肢後第一次去練了普拉提，重新感受身體的平衡感。
目前我主要在廣州，也一直在參與殘聯的公益活動，有空時會回南寧，唱歌、主持或者分享自己的經曆。
在南寧和廣州之間往返，我現在都是獨自出行。高鐵的路程不到三小時，但我會盡量留出更充足的時間到高鐵站，雖然我走路挺快的，然而走久了還是會累。其實大城市的高鐵站和景區、商場這種地方，按道理來說是無障礙建設相對較好的，但我也經常遇到困難。
比如上次，高鐵站檢票口的扶梯在檢修，所有人都是扛著行李下樓，我就去告訴檢票員說我不太方便，有沒有工作人員幫我扛一下行李。他沒有思考就拒絕了，說自己也要忙。幸好我看到對麵的檢票口有無障礙電梯，問了他，他才找人幫我打開。
假如高鐵站作為全國重要的交通樞紐，它的無障礙設施都沒辦法滿足殘障人士的出行需求，那其他地方就更糟糕了。而且這種事之前就發生過，所以我就決定投訴了。我希望能通過工作人員意識的提升，減輕殘障人士出行的阻礙，不然他們可能一出門就打退堂鼓了。
還有一次，一個住在南寧老小區的姐妹私信我說小區的無障礙做得不好，我就去找她體驗，拍了視頻發在抖音上。那天，我們從快遞站出來，門口隻有十多級台階，還沒有扶手。我走下去沒問題，但她的假肢沒那麽方便，不敢自己下台階。我又一步步地走上台階，牽著她的手，和她一起走下來。
我牽著抖音上的姐妹下樓。無障礙設施建設是我最經常發的內容之一。
我不指望自己能夠改變這個世界，但是我希望能夠從自己做起，去影響、改變我身邊的人，哪怕隻有一個人。未來，我也希望在自己更有能力的時候，做更多實事。除了發聲讓別人看到殘障群體，我想等以後工廠有一定規模了，給殘障人士提供一些就業崗位。
*本文由翁忻怡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本人授權提供。
*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翁忻怡 | 口述
高 柵 | 撰文
貓 基 | 編輯
-THE END-
這是我們講述的第420個口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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