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航
編輯 | 王珊瑚
當文科女講脫口秀
“學術圈跟娛樂圈一樣。”
對複旦大學中文係研三學生劉曉雲來說，脫口秀就是她抵抗現實最好的武器。這天在地鐵上，當她在手機備忘錄裏寫下這個開頭，最近的壓力就成了創作素材。
她正在投自己學術生涯的第一篇論文。沒有回音，她大概知道問題出在哪，應該是自己咖位不夠，需要找個學術大咖當第一作者才行，“學術圈生態就是這樣”。
麵對學術期刊編輯，劉曉雲回郵件時標點符號都得檢查一遍。但打開脫口秀文檔，另一個更犀利更自由的劉曉雲上線了。一連串對比從她腦海裏冒了出來，花了一個小時，她寫下八百來字，正好夠一次表演。
“導師團隊就像經紀公司，大公司拿到好資源。”“發論文和參加學術會議，就像演員們拍戲、參加綜藝，都是為了提高曝光度。”“作品有沒有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去背靠大樹好乘涼。”“一作和二作就像電視劇的一番和二番……”
脫口秀文本技巧裏，這叫混合類比。劉曉雲擅長這個。前段時間，她的一段脫口秀上了微博熱搜，其中一段也跟論文有關：
“每次我導師跟我說，你快發篇C刊（核心期刊）吧，沒有一作，二作也行。你們覺不覺得就像皇後在跟安陵容說，快給皇上添個子嗣吧，沒有皇子，公主也好。”
一個留給觀眾笑的停頓——舞台上的劉曉雲有一種高冷範，幾乎沒有肢體動作，連笑容都是收著的——她接著吐槽：
“老師就像老公，雖然他不能幫你生，但是他會告訴你，寶貝，我們爭取三年抱倆，要是拚個三胎、四胎的，那就更好了，響應學校政策。”
●劉曉雲在比賽現場 講述者供圖
上熱搜的這段是劉曉雲在“旦口喜劇大賽”複賽上的演出。比賽模仿脫口秀大會，由上海大學生自製，除了複旦學生，也邀請了上海其他高校學生“踢館”。今年10月，節目片段被一個博主推薦，意外上了熱搜。
劉曉雲的段子被截屏傳播最多。舞台上不到十分鍾，她火力全開，從原生家庭到專業再到求職，挨個吐槽了遍。
她在舞台上評價中文專業，“文學跟男人一樣，最大的魅力來自於你的想象力”；也吐槽被催婚，“我爸說，你怎麽還沒有男朋友，我說，可能是因為我命好？”
“尖銳”“犀利”，其他選手這樣評價劉曉雲。劉曉雲自己不覺得出格，甚至有時候，現實可能比她說的還糟心，比如找工作遇到的種種。
過去一年，她麵試了很多企業、事業單位，基本都會問到，有沒有男朋友？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劉曉雲本能地說有，覺得這樣顯得自己穩定。沒想到HR繼續追問，談了幾年？有沒有生孩子打算？她一下沒答上來。
更坦率的HR直接在麵試現場說，其實不想招女生，“生孩子之前保胎要保半年，然後生一年，哺乳期半年，相當於這兩年工作要空下來”。還有一次，劉曉雲遠程麵試一家國企，麵試官問，“你願意接受加班麽？”她回了句，“加班是效率低的體現”，下一秒就直接被閉麥，趕出了會議室。
“這個過程中你的情緒是需要一個出口的。”劉曉雲說。脫口秀正是她找到的出口。求職季碰上的糟心事，此刻都化作了舞台上的段子：“我一個文科女、單身、未育，這幾個標簽加在一起，在HR看來可能跟留過案底差不多。”
45度人生
劉曉雲完全是脫口秀的外行，上熱搜那次演出，是她人生第二次講脫口秀，第一次是初賽。在整個大學校園，脫口秀也是新鮮事物，劉曉雲加入時，複旦脫口秀社團才走入第二年。
最初，複旦法學生戴桁宇隻是想創辦一個社團，選擇脫口秀是因為“有群眾基礎”。那是2021年9月，戴桁宇剛上大三，社團正式成立，取名“旦口喜劇”，“單口喜劇”的諧音，他們在食堂門口發傳單，花60塊錢上表白牆，最終吸引了600多人報名。
看起來人們有很多東西想吐槽。戴桁宇總結：“一是家庭，吐槽爸媽，二是感情，吐槽男女朋友的，三是生活，吐槽室友、課程或者導師的，就是安全而又可以吐槽的那些”。
所有話題裏，最熱門的是“卷還是躺”，後來，“45度人生”也成了比賽一個主題，“形容一種卷不動又躺不下的狀態”。
相比以往，更多人湧入了考（保）研的賽道。三年前，劉曉雲還在一所普通211高校，為了保研“卷績點”，期末她幹脆把被子帶到自修室，“醒了就學，困了就睡一會兒。”
競爭一年比一年激烈。2019年，全國考研人數不到300萬，而 2021、2022、2023年，分別為377萬、457萬、474萬。
讀了研究生也要麵臨畢業。經曆了不順利的求職季後，最近劉曉雲就在準備中學教師編製的考試，好像又回到了本科爭取保研時分秒必爭的狀態。她對抗壓力的辦法就是“摸魚”，刷段子或者自己寫段子，但其實並沒有減壓，“一邊焦慮一邊摸魚其實很難受”。
和劉曉雲所在的文科專業相比，醫學專業還要更“卷”。臨床醫學大四學生呂盛典說，學醫本科不夠用，所有人都在爭奪保研名額。一門課程最多30%的人能拿A或者A-，大家每門課都在爭奪成績。
他對卷的定義是，“多做的那些部分沒有意義，對你做醫生，對你的學術，都沒有意義。”比如實驗課，很多同學會求購過往拿A的實驗報告，“知道老師喜歡什麽樣的報告，然後我就照著去寫。”
他多少有點清高，沒有這樣做，“不想幹一些很無聊很蠢的事情”。競爭激烈，學習又那麽枯燥，有的人已經“躺平”了。呂盛典說，他的一個室友什麽課都不去上，考試都不參加，今年留級了。
和很多人一樣，呂盛典做不到所有時間花在學習上，但也沒躺平，每天在圖書館自習到晚上10點，把成績維持在一個中間水平。在“分給的好”和“課上的好”的老師之間，他會選擇前者。大一他選過一門自己感興趣的，數學概論，結果隻拿了B，“後麵我就沒有怎麽再因為興趣選過課。”
臨床醫學本科五年製，明年就麵臨保研，但至少現在，脫口秀還是他生活的調劑品。
11月一個周六，脫口秀社團在學校工會禮堂辦首次公開演出，大概有200個同學申請了票到場。上台兩個小時前，呂盛典噴了噴香水，提醒自己進入表演狀態。這天，卷實驗報告的現實成了他的一個段子：
“大家都知道每門課得A是有上限的，所以你照抄前任的報告是一定拿不到A的。他們就卷出了一個新的流派，叫反思流，是什麽意思呢？就故意在實驗中出現一些失誤，讓這個結果出現一些偏差，然後他們的實驗反思寫出特別多的內容，像一種懺悔錄交給老師。”
舞台下很多人都笑出了聲。舞台上，呂盛典來回踱步，要抓回台下的注意力，段子就不能停：
“但是你要是能設計出特別精妙的錯誤，我也就認了。上次我室友做實驗，實驗中的那隻兔子直接給宰了，我說你這樣子實驗報告分數比我高，都不能叫劣幣驅逐良幣，應該叫冥幣驅逐人民幣。”
●2023年11月，旦口喜劇這學期第一次演出，左為呂盛典。周航攝
“禁區”
11月的這場校園演出，除了自己表演，呂盛典還要負責所有內容，主要是修改內容，讓它們變得更好笑，另外他要保證，它們都是安全的。“要保證社團能活著。”他說。
脫口秀行業裏經常說，這是門“冒犯的藝術”。現實中，這也是門不能脫韁的藝術。大學校園裏同樣如此。呂盛典事先跟同學們講了規則，跟市場上的商業演出一樣，政治、宗教不能談論，另外，“批判學校得有一個度，可以吐槽，但是不能特別嚴肅去批評”。
每個人都很自覺，最終，呂盛典沒有因為尺度原因拿掉任何文本。一個大二學生說，大家都知道邊界在哪，“多上網就知道了”。稿子也送給過場地方老師過目，沒有提出修改意見。
也不是每一次都這麽順利。2023年的寒假，戴桁宇跟社團元老們決定把校內比賽從複賽開始拍成綜藝，一開始，戴桁宇想推動跟學校團委合辦比賽型綜藝，但發現要求太多了，或許是擔心視頻上傳到網上引起輿情，他說團委一個管理的學生甚至提出，吐槽外校食堂難吃可以，“講複旦的食堂隻能講好吃”。後來他和夥伴們幹脆自己成立公司，在校外獨立辦了這個比賽型綜藝。
自己把握尺度，戴桁宇和團隊小心避開所有可能的雷區。劉曉雲複賽收尾的一個段子就被學生導演刪了，段子裏她說生活比一場“SM遊戲”還過分，遊戲裏說了安全詞就一定能停下來，生活卻不是這樣，哪怕要卷死了，“你說我想停，它都會覺得，女人，你又在欲擒故縱”。後來在劉曉雲的爭取下，這個段子重新剪了進去，但做了小小的修改，“SM遊戲”替換成了“五十度灰”。
十多個選手裏，劉曉雲也許是最犀利的那個。舞台上，劉曉雲是給導師編排段子最多的人。其實私底下，她跟導師的關係讓其他學生羨慕。另一個專業的同學用驚歎口吻說，她居然可以直接跟導師說，“今天感冒了，不想去上課。”“想吃烤肉”。
劉曉雲說，她導師也是個“有梗”的人，上熱搜後，他逢人就介紹她是“網紅”，還開玩笑讓她可別說自己名字，“被我妖魔化了”。當然，這份犀利也是限量的，另一個學生說，知道他講脫口秀，輔導員善意提醒過，“小心禍從口出”，但他的段子其實都是自嘲。
劉曉雲也跟其他專業的研究生交流過，他們對導師的依附要強得多，或許也是因此，他們沒敢寫這方麵的段子，又或者，“溫水煮青蛙，他們已經習慣了”。
有時候，聽起來很清新的段子也可能冒犯到人。上海師範大學藝術管理學生減減最關注女性權益，她在比賽舞台上講了一個關於奶茶的段子，說是自己喜歡喝奶茶，但不理解一些奶茶的名字：
想讓一杯奶茶料混在一起顯得特別好喝，商家會給這杯奶茶起名叫奶茶三兄弟，料再多一點的話可能叫奶茶葫蘆娃，“但我們從來不會聽到有一款奶茶叫奶茶三閨蜜”，“如果叫奶茶三閨蜜的話，你就感覺珍珠啊椰果啊，在杯子裏互撕，在上演《小時代》，椰果對珍珠說，咱們做配料的，最重要的是得到吸管的愛，沒有了吸管你什麽都不是，怎麽，你還想靠著自己往上爬嗎？”
第一次在讀稿會聽到這個段子，大二女生何馨覺得特別妙，渾身起了雞皮疙瘩。但下一刻何馨就收到了主持人的私信，叮囑下一個登場的她，關於性別段子收著點，“老板臉都綠了。”
這天讀稿會，團隊請了一個潛在投資人到場，頭發有些白的中年男性，帶著夫人，還有另外兩個女性朋友，按照主持人說法，中年老板的臉色掛不住了。等自己上台，何馨做了小小的妥協，她的段子講述的是自己怎麽勸導戀愛腦的閨蜜，她臨場把“這男人不行”改成了“這人不行”。
如果連性別段子都不能講，減減覺得那就“太可悲了”。她信奉的觀點是，脫口秀就是“要講自己真正覺得值得講的東西”。其實，減減也不僅僅關注女性議題，她也很樂意關注其他人群，比如LGBT。但她說，任何一個開放麥場合，它都是不能談論的禁區，她也沒嚐試寫過段子。
最近一次校外公開演出把她氣哭了。因為最新版本的稿子沒來得及報批，她覺得沒有呈現最好，“對不起觀眾”。花了很久平複心情後，她也理解，畢竟上半年脫口秀行業有過一些風波，現在整個行業都怕惹事。
這樣的遭遇其實並不算什麽。複旦大學博一學生邵帥在外麵商演時甚至遇到過當場斷電要求停止演出的情況。在他看來，校園裏環境已經寬鬆太多，外麵商業連很多名字都不能提起，那次就因為提問觀眾最喜歡的明星，有觀眾回答說“吳亦凡”，演出直接被叫停了。
“校園裏還是自由的”。他說。
●旦口喜劇大賽現場合照 講述者提供
舞台上下
朱逸駿當然也知道脫口秀行業裏麵發生了什麽。他是複旦大學團委校園文化中心主任，社團活動的管理者。他說，校方會辯證地看待脫口秀。
知道學生們喜歡脫口秀，在脫口秀社團成立之前，朱逸駿就組織過校園脫口秀綜藝，後來戴桁宇在校外辦比賽，朱逸駿作為評委出現在比賽現場。
讀書時，朱逸駿曾經做過複旦劇社的社長，後來留校工作。他非常多次提起“有趣”這個詞，表示校方提倡的校園文化口號是“卓越而有趣”，脫口秀現在也成了其中一部分。
與此同時，這份有趣也不能脫軌。“我們希望它能夠成為一個健康地幫助年輕人交流的方式，不是走到後麵變形了，包含了一些我們不能控製的負麵情緒和負麵能量。”
“我們和市場保持一致，市場有監督機製，我們也有監督機製。”朱逸駿說，“內容審核保證了同學的創作不會產生他們沒有考慮到的負麵影響。”
在他看來，校園不會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跟社會聯通的。在他觀察裏，現在學生們的主流是“卷”——這也部分來自社會提出的新挑戰，“就業情況沒有原來想的那麽好的時候，會有很多學想要考（保）研。”但同時，學生們其實也羨慕那些不卷的人，“那些不卷的同學，往往有自己獨立的精神世界”。
朱逸駿希望挖掘一些有趣的人，“讓大家看到生活不同的可能性”，戴桁宇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戴桁宇確實認真考慮過把脫口秀當成自己的事業。今年，決定把校園裏的脫口秀比賽拍成綜藝時，他聚攏了很多上海高校的脫口秀愛好者，注冊了公司，成立了廠牌“高笑喜劇”。
●2023年11月，戴桁宇正在上海中心演出。講述者供圖
辦節目要花錢，他用“學習開公司”作為理由，說服做法律工作的父親掏了6萬，“如果說要做脫口秀肯定是不同意的”。
但現實比拍一個綜藝難得多，節目上線，遠遠沒達到預期。他說，原本還跟B站的人談了合作，對方說掛生活區頭條，“最後也就5000播放”。
這份成績，難以說服家人繼續支持，他自己其實也看不到太多未來。好在他還有保底出國的選擇，明年1月，他會啟程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讀管理學碩士。
理想和現實經常是遙遠的。如果有可能，計算機學院研三學生妖妖想成為金庸武俠裏黃蓉、趙敏那樣精靈古怪的女主角，所以給自己取了這個藝名。現實裏，她正在江蘇南部的家裏準備考公。
她報的那個崗位，報名了兩三百人。妖妖也沒有全心投在備考上，說該刷手機還是刷。舞台上，她有一個段子是“越不努力越幸運”，她確實是這麽想的，“我覺得如果我現在付出投入太多心血，我將來工作時候會非常難受，我想我為了找這麽個破工作，費勁了這麽久。”
同樣麵臨碩士畢業的劉曉雲做不到妖妖那麽“佛係”，從研二開始，她簡直要被焦慮淹沒了。
上熱搜後，劉曉雲漲了一千多粉絲，不少女生給她發私信，“小姐姐很颯”，“講出了我想說的”。但她自己說，舞台隻是一種演繹，或者說，“那是我想成為的樣子”，不那麽“東亞乖乖女”。
舞台上，她顯得很灑脫，其實離開舞台，她也很“卷”。她已經拿到上海一所知名中學的offer，還繼續奔波，倒幾趟地鐵，去麵下一個學校，後者年薪高了一兩萬。
頻繁麵試，她現在已經可以輕鬆應對“有沒有男朋友”這樣的問題了。“出門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給的”，發揮多年寫言情小說的本事，她還給虛擬的男朋友寫了人物小像，男友學計算機，上海人，剛直博，所以未來三年不考慮結婚生孩子。內心深處，她也不想畢業就跨入體製，最近她染了一頭紅發，心想也許工作後，就沒有機會再染了。
簡曆裏脫口秀的經曆也經常被提起，用人單位總委婉地說，本職工作已經很累了。一開始劉曉雲會回答，還是希望下班後有一些時間做自己的事情，現在她也放棄這樣的回答了，“一步步被容錯率極低的社會教做人”。她幹脆把這段經曆全部刪去了——“不是說把它從我的生命中刪掉了，隻是從一張別人能看到的紙上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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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呂煦宬
編輯 | 陶若穀
每年9月至10月，是劉洋最頭疼的日子。身為北方一所二本院校的輔導員，他要在這個時段完成一年一度的助學金評選。班上，每年都有二十多名學生遞交申請，角逐六個助學金名額。
助學金落到誰家，關鍵在民主評議。按照學校下發的助學金評議文件規定，劉洋要在班裏挑選學生，組成評議小組，讓學生根據申請者遞交的材料投票，選出他們心目中認定的，最需要助學金的同學。
但文件沒有告訴劉洋的是，要怎麽組織民主評議，才能盡可能避免人情世故的幹擾，保障公平。
2021年，工作第一年的劉洋選定了班幹部和各宿舍長，組成評議小組。傍晚，把他們叫到辦公室，發評議材料。匿名助學金申請者的家庭年收入、家裏是否有重大疾病患者等信息，都在裏麵。看完資料，大家在紙上寫下三位申請者的名字，匿名投票。最後，劉洋統計票數。依照票數排名，決定助學金的歸屬。
上大學時，劉洋當過班長，自認能客觀投票給最需要助學金的學生。換位思考，他相信現在的學生也能。獲選學生名單公示後，沒人提出異議，他長舒一口氣。
第二年，劉洋沿用班委做評議小組成員，情況卻發生了改變。評議過程變得草率，不到十分鍾，就結束了投票。結果令他感到訝異：三個班委占了助學金名額的一半。
追究原因，劉洋想，或許是一年相處下來，同學之間產生了更多聯結，很難像第一年那樣，刨除私情，根據材料，公正投票。劉洋不是沒有想過，人情往來會影響評議，“但沒想到會這麽誇張”。
設立民主評議之初，是為了保障助學金公平發放。自2007年開始，我國財務部、教育部發布多個助學文件，規定大學生家庭經濟是否困難、是否有獲得助學金的資格，須經學校成立評議小組評定。一些研究助學金資助流程的論文指出，政策初衷，是希望通過同學日常和申請者的接觸，了解其生活、消費的真實情況，也是為了評議在學生監督下推進，避免出現輔導員一言堂。
但在實踐中，由於沒有清晰的細則，多位大學輔導員稱，他們隻能在實操中一點點摸索、試錯，民主評議很容易演變成一種“拚人緣”的競技，失去了最初的意義。
天津助學金事件後，一名河北學生發帖稱，判定貧困等級由班長一人說了算，評議小組被架空。在他的班級裏，一位出身貧困戶家庭的女孩理應拿到一檔助學金，班長卻因為和女孩的私人恩怨，把她判定為“一般貧困”，女孩隻拿到了二檔助學金。
在四川，大四女生鄭薇薇也在不透明的民主評議中，錯失了助學金。公示後，鄭薇薇沒能找到自己的名字。她找輔導員提出異議，想補充提交一份家裏的低保證明。輔導員嘴上答應了，會再組織一次民主評議。
等了一兩天，沒有動靜。鄭薇薇給負責小組評議的生活委員發消息、打電話，沒有回音。再找輔導員，輔導員沒了耐心，在電話那頭直接罵了鄭薇薇，說她給自己找麻煩，“老是搞特殊”。
輔導員的態度打消了鄭薇薇繼續爭取的念頭。她猜測，大四這一年，班委們都在忙著考研、求職，平時開班級例會都見不著人影，更別談費心思為一個同學重新組織評議，輔導員手下也有幾百號學生要管，不會特意為自己爭取。
鄭薇薇家在農村，父親在建築工地打零工，工資不穩定，常年在討薪。母親在超市工作，月入2000元。家裏除了她和正在上高中的妹妹，還有一個癱瘓在床的奶奶，五口人全靠父母打工養活。
身為長女，鄭薇薇上大學後，很難開口問家裏要生活費。助學金是她的指望：3000元足夠覆蓋三個多月的生活開銷。今年沒拿到，她隻好在上課之餘，在校外輔導機構當美術老師，拿一節課100元的工資，賺生活費。
失去助學金後，鄭薇薇才意識到，從大一開始，她從來都不知道班裏民主評議是誰在參加，評議流程是什麽，評分標準又是什麽……這些本該透明的規則成了少數人才掌握的內幕。站在模糊規則的外圍，像鄭薇薇一樣的助學金申請者們處境被動。
而在規則內部，輔導員劉洋在嚐試做出改變，把民主評議的細則描摹得盡量清晰一些。
擔心班委占一半名額會招來不滿，劉洋撤銷了那次評議結果。他不再任用班委，而是隨機抽10位同學重新評議。
再次投票前，劉洋囑咐，要降低人情因素，盡量基於平時對申請者的消費和生活了解投票。最後，一名經濟情況更窘迫的學生代替了最初入選的班委，得到助學金。在那之後，劉洋沿用了隨機抽選的方法，也會公示小組成員名單，以便監督。評議結束後，劉洋會專門拿出票數居高者的助學金申請信，比對評議結果和學生家境是否吻合。
不過，無論如何優化流程，仍會參雜不可控的人情影響。閑談中，一位同事和劉洋提起，班裏有一位家境貧寒的學生，過冬的衣服都買不起，但他性格內向，不太和班裏的人來往。或許出於自卑，他也從未向別人吐露過自己遇到的困難。
這樣的同學在民主評議中往往不占優勢。出身農村，和城市裏的孩子沒什麽共同話題的貧困生不在少數，互聯網上不難找到他們的發帖。“況且，交朋友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一位在遼寧讀書的農村學生留言稱，出門逛街、吃飯，她的錢包禁不起這樣的折騰。
劉洋總結出民主評議的規律：在客觀材料相差不大的情況下，民主評議成員通常會傾向熟悉的同學一邊。最後，學校裏那位性格內向的貧困生沒拿到助學金，他的同事看不下去，自掏腰包給學生買了一件棉衣。
低保證、殘疾證等材料在助學金申請中擁有沉甸甸的分量。通常，輔導員們沒有機會親自調查學生的家庭情況，因此，經過認定的客觀材料被看作是衡量貧困程度的重要指標。
2021年大學畢業後，劉洋來到這所北方二本院校做輔導員。有不少來自農村的學生，光是在劉洋當班主任的50人班級裏，就有13個符合國家七類貧困生標準的學生，有的來自低保家庭，有的是孤兒。
劉洋把這類學生稱為“有身份的貧困生”——他們經過相關部門層層審核，確認過家境，學校會保障這類學生隻要申請、不必經過民主評議就能獲得3300元一年的二等助學金。除了這部分學生，其他人都要通過遞交申請信，陳述家庭狀況，以此為依據，申請助學金。
劉洋發現，表達能力強的學生，能把申請信寫得很動人，“讓人看了就覺得可憐”。而那些僅僅在申請信裏客觀羅列家裏幾口人、收入有多少的學生，會很吃虧。
學校沒有硬性規定，要求學生上交佐證家境的材料。因此，劉洋也沒法核實學生們的情況孰真孰假。為了剔除人為因素幹擾，他會把申請信裏的關鍵詞，“單親家庭”“家人重病”等信息手動摘出來，匯總在一張紙上，供投票學生參考。
劉洋羨慕南方一些高校有更明確的量化標準和體係。他聽說，廣東一些高校有評議助學金專用的平台。上傳學生資料後，係統能自動評判學生的貧困等級，略過人為評判的過程。
還有一些學校把學生日常的消費習慣也納入考量標準。《澎湃新聞》報道，2016年，南京理工大學通過追蹤學生在食堂的消費次數，將那些每月在食堂吃飯超過60頓，總消費不超過420元的學生，列為助學金的資助對象。
在西北一所公辦院校擔任輔導員的郭曉琪，為了“量化貧困”費了不少心思。他在知網瀏覽有關困難認定的論文，搜集了一些學術上用來評定困難等級的指標，如是否來自農村，是否是獨生子女，家裏是否遭遇突發困難等。
他把這些指標羅列成一張“貧困量化表”，打印出來，根據情況打分。如果學生來自農村家庭，又有兄弟姐妹，他的得分就會比來自城鎮的獨生子女要高，拿到助學金機率更大。
但現實遠比“量化表”來得複雜。郭曉琪發現，有學生家裏雖然沒有經曆突發事故打擊，但家人患慢性病，長期服藥，開支積少成多。很難比較他與家裏突發變故的學生，誰更需要幫助。
錯綜複雜的家境，也並非一兩張紙質材料能夠說明。在江西學生白菁的家庭，做紗窗生意失敗後，白菁父親去工地打工，工資一年才結一次。母親到附近的服裝廠上班，清晨五六點出門，淩晨回到宿舍，周而複始，一個月最多掙3000塊。
白菁和弟弟的學費、治療外婆心髒病的醫藥費……一筆筆開支讓家裏陷入經濟無法周轉的泥沼。大一時，因為一時半會兒掏不出6000元，白菁的學費是父親借網貸付的。但這一切，白菁都開不出像樣的證明。按照老家習俗，為外婆治病的醫藥費單是要被燒掉的。白菁問班長，能否提交日常的流水賬單佐證，班長擺了擺手，說不行。
在白菁的班裏，能用來申請助學金的材料都是低保證、殘疾證這樣具像化的材料。今年9月底，沒有任何有效證明的白菁沒有拿到助學金，但在公示名單上，她發現了班長的名字。
按白菁的描述，一次晚自習，她翻看自己的微信消費記錄，班長在旁邊瞥到了，感慨她生活節儉，還打開自己的消費記錄，月支出都有四、五千元，“班長還補充說，在支付寶還有流水。”白菁回憶，用著價值上萬的蘋果筆記本和手機，以班長的情況，怎麽能評上助學金呢？
她提出異議。班主任沒多說話，拿出了班長提交的申請材料。三張殘疾證擺在眼前：他爺爺奶奶、媽媽都是殘疾人，家裏隻有父親一個勞動力。白菁不再申辯，嘴好像被堵住了一樣，離開了辦公室。
參與助學金評議工作兩年，對27歲的年輕老師郭曉琪來說，是一個不斷打補丁的過程。他講述自己所在的學校，管理不規範，紀律鬆散，班主任對助學金評議並不上心，總敷衍了事。
之前，學校按班級貧困生“入庫”比例分配助學金。所謂入庫，指的是申請助學金的學生遞交材料後被納入到統一的數據庫裏，庫裏的學生才有資格申請。入庫的學生越多，一個班能分到的助學金數目也就越多。
第一年參與評定，郭曉琪在審核中發現，有一個班幾乎全班都申請入庫，令他印象深刻。“怎麽可能一個班四十多人，都是貧困生呢？”他把申請打回去，讓班長重新核查。結果，那位班長跑到辦公室質問，為什麽沒有全體入庫？郭曉琪問他，你們一個班的同學都是貧困生嗎？男生回答，不是啊，但以前不是都能全班入庫，拿到更多助學金嗎？
這是郭曉琪第一次意識到，之前助學金評議如此不規範。郭曉琪沒有責怪學生，“畢竟他也是在為班級利益著想。”他和男孩講道理：如果都全班入庫，“入庫”就失去了篩選的意義。
事後，郭曉琪找到校領導，提議直接按照班級人數比例分配助學金，不要再盲目提高入庫人數，擠占助學金份額。意見得到采納，郭曉琪成了學院裏負責助學金評議的輔導員。在他的講述中，鑽空子的學生時不時就會出現。
今年，同事班上一名學生在申請書裏稱家人有慢性病，還附了一張桌麵上堆滿藥物的照片。同事放大圖片，看到藥盒上注明的疾病，和學生聲稱的慢性病根本沒有關聯。同事找學生談話，學生才坦言，圖片是在網上下載的，家裏沒有人生病，他隻是想試試看，這樣能不能申請到助學金。
針對助學金製度做出的改良，令郭曉琪沒少聽到，學生在背地裏埋怨他太嚴格的話。最初，這樣的評價令他難過。他不明白，為什麽自己做了這麽多努力，保證公平，換來的卻是責怪？內耗的情緒影響到了工作。那時，他每做一項決策、每發布一個通知，腦子裏冒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會不會有學生罵我？
但他漸漸發現，每個人都隻是站在自己的利益出發點去看，很少能做到從事實出發評價他人。去年助學金評議，自己班上的班長也申請了。小組評議，班長參與了全過程，也看到了其他同學比她更困難，但她仍因為沒能評上助學金，給郭曉琪打電話，抱怨到半夜。
郭曉琪意識到，就算按規則辦事，也總會有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損的人，自己不可能討來所有人的認可。
最近，郭曉琪又發現了新漏洞。按規定，隻要符合國家七大類評困生類型的學生，就一定能拿到助學金。但在這些學生中，又有成績不好、品行有問題的學生。郭曉琪班上就有一位，是孤兒，每年都能評上。但這個同學作業完成得糟糕，頻繁掛科，在退學邊緣徘徊。
“助學金不是爛慈善，錢還是要給到認真學習的。”郭曉琪說，但不把助學金發給這些“有身份的貧困生”，上麵就會派人調查，作為輔導員，自己也會經曆一個漫長繁瑣的、被調查的過程，郭曉琪稱之為“劫難”。
為了讓助學金落到真正需要幫助的學生手裏，郭曉琪提出新的規則：如果“有身份的貧困生”日常表現糟糕，班主任提交說明後，可以不把助學金給這些學生。但落實起來，這項工作又存在困難。
提交說明需要班主任收集繁複的證明資料，包括學生成績單、曠課記錄或是處分單。除此之外，班主任還要提交一份申請書。有些老師嫌麻煩，索性還是把名額分給了這些同學。
找到了漏洞，打上補丁，但執行的人不配合，郭曉琪也沒有辦法。助學金評議的工作複雜，好像有補不完的漏洞，郭曉琪有時會希望，幹脆取消助學金，推廣勤工儉學製度。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輔導員發出和郭曉琪一樣的感慨，每年助學金評議後，自己都會被學生追著問，不斷回答一個個“憑什麽？為什麽？”
做了兩年輔導員，劉洋總結的經驗是，要製定規則，但不參與其中，做旁觀者。他從不在小組評議時投票或發表意見，隻在一旁充當主持者的角色。
領導對助學金評議工作抓得緊，如果過程中出現任何問題，對輔導員的職業生涯都可能造成輕則處分，重則開除的影響。學校開會時，領導也會強調，讓老師們保護好自己，不要過分幹涉，更多的還是交給學生評議。
至於誰來維護真正的公平，劉洋心裏沒有答案，“這種事肯定保證不了絕對的公平，也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
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生們能夠最直接參與的反擊就是舉報。湖北女生何田逸，在去年11月，為自己討回了公道。
按何田逸的說法，當時她評上了二等助學金，一天中午，她突然接到輔導員電話，說要去操場單獨聊。何田逸感覺奇怪，告訴了比她大兩歲的男友，他囑咐何田逸，全程錄音。
在操場上，輔導員帶來了一個壞消息——由於操作失誤，自己在上報助學金名單時，漏掉了何田逸的名字，隻報了班上其他四個人，害她沒能拿到助學金。何田逸心裏冒出失望，但看著老師愧疚的樣子，又心軟了。兩人分開前，輔導員囑咐，不要聲張此事，“明年我會重點考慮你”。
晚上，何田逸和男友複盤，男友覺察到“操作失誤”中的一些不對勁。第二天，他登陸何田逸學校官網，發現已經公布獲選名單，顯示有5名學生拿到了助學金，不像輔導員說的，漏報了一個名額。原本屬於何田逸的位置，被一個姓鍾的同學占據。
鍾同學是班裏的紀律委員，平時和輔導員關係緊密，常幫老師跑腿。申請助學金時，也沒有看到鍾同學的名字。何田逸和男友哭訴，男友也很不滿，他想到了舉報。
用了一天時間，他們收集了錄音、公示截圖等證據，寫了實名舉報信，分別發到市級、省級教育局和學校的舉報郵箱。不久就收到反饋，學院院長告訴何田逸，校方會把助學金名額歸還給她，也承諾給輔導員處分，取消評優、評先資格。何田逸的名字重新出現在公示名單上，結束了這場風波。
很多人都知道，舉報這條監督通道是好用的。媒體報道，近日，中山大學一名獲得助學金的學生，因使用價值兩萬的“蘋果全家桶”、花上千元買演唱會門票而被舉報。調查後學校發聲明稱，該生助學金認定過程沒有問題，但因其過度消費，決定終止其助學金發放。
但在實際操作中，這條通道也會被人惡意擠占。輔導員郭曉琪去年處理過一次，勵誌獎學金結果公示後，學院郵箱收到一封實名舉報信。舉報的同學給獲選班長扣了許多帽子，最主要的一條，“品行不端”。郭曉琪被委任處理，向當事班的班主任了解情況。與此同時，學院還開展了一次民意調查，讓班上除兩位當事人以外的人投票表決，舉報信中的內容是否屬實。
郭曉琪說，調查結果顯示，獎學金評議沒有問題。班裏也沒有同學認為，班長的品行如舉報信所說。老師們把調查結果整理成冊，拿給舉報的學生看。但二十多頁的反饋報告沒有說服這位學生，她在此之後又分別向校方、教育廳舉報了兩次。
郭曉琪後來從女生的班主任處得知，舉報女生和班長有私怨——按照郭曉琪的說法，女孩的男友曾是班長，後來換成了被舉報的那位，加上班長有一次給她曠課記過，最後，舉報成了她報複的方式。
利益的混戰有時會造成誤傷。社交平台上，有輔導員發帖稱，自己屢次被沒有拿到助學金、懷有不滿的學生投訴到省教育廳，一輪又一輪經受校方核查，因而萌生了辭職的念頭。
郭曉琪從今年開始，不再擔任原先班級的班主任了，原本在路上和自己熱情打招呼的學生，再也沒有主動打過招呼，“說得不好聽的，現在利益不相關了，他沒有必要討好了。”
相較客觀指標，郭曉琪覺得，貧困更像是一種內在的感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更需要這筆助學金”。去年，班上一位女同學因為沒評上助學金，半夜打電話給他，哭訴到淩晨四點。
女生告訴郭曉琪，母親失業，家裏隻有父親一個人賺錢。為什麽以自己的情況，評不上助學金。郭曉琪先是一陣安撫，接著又告訴她，拿到助學金的學生，來自西北農牧家庭，家裏還有患重病的老人。相比之下，這位家在安徽、家庭年收入有七八萬的學生，家境不算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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